自由與組織 · 第十二章　邊沁主義學說

馬爾薩斯、邊沁和李嘉圖的理論相互結合，導致了一種學說體系的形成。這一學說為中間階級和工人階級中逐漸增多的進步人士所接受——儘管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與之對立的學派也在工人階級中產生了影響。在某些方面，邊沁主義學說的追隨者所接受的觀點比其領導者的思想更為粗糙，而在另一些方面則相對要好些。我們有必要思考一下，在邊沁主義學說的推廣者心中這一理論有了怎樣的變化，因為正是通過他們，這一學說影響了立法。 哲學激進主義的觀點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支：經濟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其中，經濟思想最為重要。 這一學派的經濟學方面以馬爾薩斯為主導。在引導工人階級接受道德約束之前，人口理論不可避免地會使非熟練勞力的工資只能勉強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計。在婦女和兒童也掙工資的地方，男人的工資只需足以養活他自己。人類歷史上可能有某些時刻，在經歷了毀滅性的戰爭或極為可怕的流行病之後，工資會暫時超過溫飽線，但其結果將是嬰兒死亡率下降，直至人口越來越多，工資再次回到以前的低水平。因此，好心的慈善家的方案沒什麼意義，濟貧法的救濟也沒什麼用。試圖通過罷工和工會來提高工資的工人階級被徹底誤導了。旨在實現經濟平等的共產主義者可能會拖垮富人，但不能改善窮人的地位，因為人口的增長會迅速破壞任何暫時的改善。 工人階級有一個希望，且只有一個，那就是謹慎行事，學會控制自己的生殖本能。中產階級的激進主義者，除了少數人，其他都力勸工人階級應該通過「道德約束」來控制生育。普萊斯是個熱誠的馬爾薩斯主義者，他還記得自己出身工人階級，所以提倡痛苦較少的方法。同時，整個學派因其學說中的人道主義嘗試而得到了諒解，這些嘗試是通過一些看起來浮於表面的做法減輕僱傭勞動者的痛苦。 地主作為社會階層的另一極，也同樣要維持自己的地位。李嘉圖的地租理論表明，《穀物法》產生的整體利益從長遠看歸於地主；農民將被更高的租金剝奪原本可能屬於他們的利益。而僱傭勞動者既沒收益，也沒損失，因為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將處於飢餓的邊緣。但工業企業的僱主是有損失的，因為當麵包漲價，他們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資，以免工人餓死。所以，為工廠主的利益計，應當廢除穀物的進口稅。 利潤是支付租金和工資後的剩餘部分。因此，要提高利潤就得少付租金和工資。而少付工資只能通過讓麵包更便宜來實現，也就是說要實現穀物的自由貿易；同樣，要降低租金就得讓那些最差的土地退耕，並會因此使以利潤為生的階級加倍獲利，而對以租金和工資為生的階級則剛好相反。邊沁主義者正是利潤階級的代表，他們最先接受了工業化和機械化的現代信念。 政治上，邊沁學派的信條包含三個主要內容：自由放任、民主和教育。作為一種原則，自由放任產生於法國大革命前的舊制度時期，消弭於法國大革命期間，拿破崙並沒有採取自由放任。而1815年的英國與路易十六時期的法國一樣，有著產生自由放任的條件：一個充滿活力與智慧的中間階級在政治上受制於一個愚蠢的政府。也許人們可以設想國家控制的一些有益形式，但現存的國家更可能採取有害的形式。新生階級意識到他們掌握著一種新的力量，並且在創造一個新世界，他們所要求的僅僅是不受干擾。 迄今為止，我們有太多的理由可以為自由放任辯護，但它已經成為一種教條並被發揮到極端荒唐的地步。代表邊沁主義者觀點的《經濟學人》雜誌，甚至反對1848年的公共健康法案。當時有一個委員會揭露了大多數大型城鎮的衛生狀況極其駭人聽聞，公共健康法案因此獲得通過。當法案提交下議院時，沒有遭到更有力的反對，《經濟學人》對此感到失望。編輯寫道：「苦難和邪惡是大自然的忠告，是擺脫不了的。慈善家急於通過立法把它們趕出這個世界，但在他們了解他們的目標和結果之前，往往會產生更多的邪惡而不是善良。」(1)因為缺乏排水系統，流行病在離下議院不遠的地方肆虐，所以議會的「仁慈」就是對那些不用建造一個適當的排水系統的觀點的有力駁斥。大多數哲學激進主義者反對工廠立法，儘管當時的情況表明工廠立法是最不容置疑的。1847年，兩院通過法案，禁止兒童在棉紡廠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但《經濟學人》刊出的標題卻是「上議院聯合下議院阻止工業發展」，文章指出，該原則與《穀物法》如出一轍——都是為了某個階級的利益進行的無理干涉。(2) 詹姆斯·密爾和（晚年的）邊沁全心擁護民主，這個學派的大多數人也接受了民主，但帶有一定局限性。在他們心中財產所有權的重要性占有很大的位置，所以並不贊同眾多沒有財產的選民的意見。他們都期望有某種比1832年的改革法案影響更深遠的東西，但幾乎沒人想主張成年男性的普選權，也只有極少數人想為婦女呼籲選舉權。主張成年男性普選權的是憲章派，他們屬於工人階級，不如邊沁主義者受人尊敬。事實上，邊沁主義者總是在現實的政治領域儘可能地促進選舉權的擴大，因此，如果他們的訴求更激進，他們在推進民主的過程中就可能達到他們本應達到的效果。 如果人們接受了足夠的教育，可以追隨某種理念，那麼對民主的信仰將與對超越人的心靈的理性力量的信仰結合在一起。詹姆斯·密爾的兒子說他父親： 對於以下兩件事的效力具有無限信心：代議制政府，完全自由的討論。我的父親完全相信理性可以影響人的心靈，他認為無論何時只要將理性傳遞給民眾，那麼一切都可以實現。如果全體民眾都學會閱讀，如果所有見解都通過語言或書面傳遞給民眾，如果通過男子普選，他們可以選出一個立法機構，這個機構又使得他們贊同的意見發生效力，那麼一切目的都可以達成。他認為，當立法機關不再僅僅代表一個階級的利益時，它就會誠實地並以足夠的智慧謀求普遍利益。因為在這種情形中，人們在受過良好教育的心智的指引下做出通常認為是好的抉擇，選出能夠代表他們的人，然後賦予其自由裁量權。相應地，貴族統治，即任何形式的少數人掌權的政府，在父親眼中是人類與從他們中間選出來管理他們事務的最智慧的人組成的政府之間的唯一障礙，對此他予以嚴厲的斥責。民主選舉是他的主要政治信條，它不是以自由或人權或其他什麼為依據的，它是「確保有一個好政府」的最基本要素。在他那個年代，民主選舉或多或少地占有重要地位，通過選舉，民主通常能得以捍衛。他只堅持他認為必要的東西，相比之下，他對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不太關心——在這方面，他與邊沁相去甚遠。在邊沁看來，國王具有「一般腐敗者」的特質，所以必定極其有害。 「如果所有人學會閱讀，一切都可以達成。」詹姆斯·密爾想像工人晚上回到家裡閱讀休謨、哈特萊或邊沁的著作；但他並沒有預見到，雖然向有閱讀能力的民眾提供了文本，但並沒有教會他們什麼。像密爾所期望的那種工人自然會有，可密爾的確是個異類，而且除了那些比早期邊沁主義者更加克己的傢伙，所有人都覺得密爾向來就是個異類。懷著這樣的期望，自然便產生了普及教育的巨大欲求，所有邊沁主義者在當時開設工人學校的運動中都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雖然直到1870年，英國才普及了義務教育，但如果沒有哲學激進主義，那時還普及不了。 令人驚訝的是，當時大眾教育遭遇了強烈的反對，甚至不希望大家在自己的住處學習。1807年，惠特布萊德提出了一個法案，要在全英國實施初級教育。應埃爾登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要求，該法案被上議院否決。否決是合乎程序的，但奇怪的是這一法案居然遭到了英國皇家學會主席的極力反對。「（他說）讓窮困的勞工階級受教育的提議在理論上看貌似有理，但實際上是有損於他們的道德和幸福的。這種教育會使他們輕視自己生活中的許多東西，使他們不再好好地從事農業和其他耗時費力的工作，而這些勞動是他們的社會地位註定的。不教育他們如何服從，會使他們變得任性且不易管理，這種現象在那些以製造業為主的郡已經顯而易見。另外，教育會使他們閱讀煽動性小冊子、邪惡的書籍以及反基督教的出版物；還會使他們對上級傲慢無禮；其結果是，過不了幾年立法機構就會發現必須使用暴力手段對付他們，並且不得不給行政長官們提供比現行法律更有力的法律手段。」(3) 不信奉英國國教的新教徒們無視這些嚴重警告，繼續找學校學習，而教會因為懼怕對年輕人失去控制而被迫跟風。邊沁主義者在這場運動中表現活躍。 讀者可能還記得在本書第二部分的開篇格言中提到的福利奧特博士，他討厭廉價的流體力學小冊子，討厭蒸汽知識學會和所謂的博學朋友。我懷疑是否有廉價的流體力學小冊子的存在，那位博學的朋友叫布魯厄姆，而蒸汽知識學會是「傳播實用知識的學會」，其主席是布魯厄姆，副主席是約翰·羅素勳爵。布魯厄姆就算不是徹頭徹尾的邊沁主義者，也是邊沁主義者非常親密的同盟。詹姆斯·密爾的兒子說，詹姆斯·密爾「是一位善良的天才，支持布魯厄姆所做的大部分公眾事業，無論是教育、法律改革，還是其他方面」。儘管福利奧特博士和皇家學會主席激烈反對，但該學會還是傳播了很多有用的知識。不過，反對大眾教育的偏見非常頑固。1853年，我的祖父在彼得舍姆村（他住在那裡）建了一所學校，紳士名流們抱怨「他摧毀了那裡延續至今的貴族特質」，這種偏見甚至現在還在。 邊沁主義者的政見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敵視帝國主義。邊沁甚至在他身為托利黨人時期，就認為海外領地沒用。在法國大革命達到高潮時，他寫下了《解放你的殖民地！向1793年法國國民公會喊話，依賴遙遠的歐洲國家是無用而有害的》並贈給塔列朗。這話不是只對法國說的，對英國殖民地他也持同樣的觀點。邊沁使他的朋友蘭斯多恩勳爵轉變了立場，1797年蘭斯多恩在上議院發言稱：「對西班牙所能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不讓西班牙人再受遷往殖民地（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懲罰，並使他們像其鄰國人民一樣勤勞。對英國而言，最大的罪惡無非是讓已經過多的海外領地進一步增加。」總體而言，邊沁後來的追隨者在這個問題上繼承了他的觀點，作為自由貿易的信徒，他們不認為主權統治有什麼經濟利益，或者能給帝國帶來什麼驕傲。18世紀，輝格黨比托利黨更帝國主義化；19世紀，在邊沁主義的影響下，最典型的自由派是英格蘭本土主義者(4)。然而在這方面，國家自豪感在哲學上過於強烈。在邊沁主義全盛時期，帕默斯頓(5)成了自由黨的偶像，部分原因在於他更關心英國的威望而不是世上任何理論。 但也必須承認，在這方面就連邊沁也受到了帕默斯頓的毫不掩飾的世界主義的誘惑。自從詹姆斯·密爾受僱於東印度公司，他和邊沁都感到一個大有可為的領域已經開闢，供他們實驗。邊沁希望能夠啟動一部印度的法典，「我將是英國治下的印度的已故立法者，在我死後20年，我將成為那裡的絕對統治者。」哈勒維在引用這句話後又補充道：「他去世28年後，印度的刑法生效；這部法典是麥考利在邊沁和詹姆斯·密爾的思想影響下起草的。所以，邊沁雖然沒能給英國立法，但他實際上成了英國遼闊的海外領地的已故立法者。」(6) 邊沁主義的道德觀有點奇特。智識上，他們不受束縛；理論上，他們為快樂而活；經濟上，他們認為一個神志正常的人會追求自己金錢上的利益；政治上，他們提倡大變革，但不能激烈，不要狂熱，不要過於放任自己的情緒表達，即使在他們讓自己或自己所在階層的利益處於不利時也不能這樣。他們中的一些人，尤其是邊沁，對自身的金錢利益表現出一種罕見的漠不關心，願意為友情或公共目的犧牲大筆金錢。至於快樂，他們在書上讀到過，並料想它一定是件好事，但他們對自己生活中的快樂一無所知。他們的精神解放從未付諸任何有悖於現有道德規範的行動——也許詹姆斯·密爾謹慎地倡導新馬爾薩斯主義算是個例外，普萊斯較為大膽地宣傳新馬爾薩斯主義也算一個。除了普萊斯，他們都是「書呆子」，他們也有付諸行動的衝動，但宣洩出來的最自然的途徑卻是寫作。他們的生活雜亂無章，在面對一個馬販子或打牌時經常作弊的人甚至一個普通酒鬼時全都不知所措。 詹姆斯·密爾的道德觀是這個學派的典型，對此他兒子曾作如下描述： 在倫理方面，他對一切對人類具有重要意義的東西表現出積極而嚴格的道德情感。而對於所有的所謂普遍道德的學說，他的態度極為冷漠（儘管這種冷漠沒有體現在個人行為上）。他認為普遍道德是沒有基礎的，除非它以禁欲主義和神職人員的教誡為基礎。例如，他期待兩性關係極大地增加自由度，不過他並沒有裝模作樣地去定義這種自由的條件到底是什麼或應當是什麼。他對於兩性自由的觀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與淫蕩好色無關。相反，他預期自由度的增加所產生的一個有益結果是，人們對於兩性的想像將不再停留在肉體關係及其附屬關係之上，而會歸結為人生的最主要目標之一。他認為，想像力和情感的扭曲是人類心靈中最根深蒂固和最普遍的罪惡。 事實上，詹姆斯·密爾對性的看法與我對看足球的看法一樣。我不會想到禁止別人觀看足球比賽，也無法想像有什麼理由要禁止觀看，我希望人們不要過於理智而去設定這種禁忌。如果我生活在一個視足球為邪惡的國家，在那裡足球比賽只能秘密地進行，而且每個人都假裝對此毫不知情，那麼我有可能會為那些受壓制的足球運動員進行抗爭，但我不會投入太多的熱情。而我的這種態度正是那些純粹快樂主義者會對性道德採取的態度。 在實踐中，他們最珍視的美德是謹慎。其原因很多。首先是馬爾薩斯本人，因為他認為太早結婚並擁有一個大家庭是一種基本的罪，只有謹慎才能使男人免犯此罪。另一個原因在於這樣的事實，即對於那些有點資本的人來說，投資賺錢很容易；而對那些一無所有的人來說，生活就顯得非常艱難。再一個籠罩在人們心頭的陰影，就是對法國大革命的恐懼，人們感到只有牢牢控制住情緒和熱情才能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 功利主義者的另一種美德與謹慎密切相關，那就是清醒的理智。他們對手上的每個主題都仔細推演思考，並且從不設想通過靈光一現來了解事物。他們很少受到情感的誤導，雖然他們是講究系統的，但對於系統的偏愛並沒有導致他們在任何課題上出錯。這種清醒的理智大多承自洛克，在洛克的《人類理解論》中有一章很重要，名為《狂熱》，是針對克倫威爾派的。還要提及的是，當時在智識上而不是政治上，衛理公會在功利主義所處時代擁有與之相似的地位。衛理公會教徒知曉另一個世界的一切，認為另一個世界比我們此刻的塵世生活更重要。而邊沁主義者對此一無所知，他們不是無神論者，但後來又被稱為不可知論者。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他們會暫緩做出判斷——這是一個難得的受到讚嘆的做法。 人們猜想功利主義者對事物的判斷是根據其實用性而不是其自身特點，因此，功利主義者過去受到嘲笑，現在也是。「功利主義者會說，夜鶯有什麼用呢？除了烤來吃。玫瑰的芬芳又有什麼益處呢？除非你能提取到10先令一滴的玫瑰油。早晨的雲層透出紅光有什麼用呢，就為了提醒牧羊人，叫他在外出時帶上雨衣？」(7)必須承認，早期功利主義者的性情給這種指責留下了話柄，但我認為，其結果更多是由於語言上的暗示。事實上，這個學派的學說中並沒有什麼必然招致普遍指責的東西。按照其學說，快樂是好事。如果你聽夜鶯唱歌比吃了它能得到更多的快樂，那你就不要烤了它。如果你留著夜鶯唱歌比你吃了它，對於你和夜鶯而言都能得到更大的快樂，那麼立法者將制定法律規定你不應該殺了那隻鳥。這就是功利主義的學說，還有什麼更多的疑問嗎？ 至於功利主義者的性情，現有的觀點雖然具有一定的正確性，但這種正確性又有局限性。邊沁喜歡音樂，詹姆斯·密爾讓約翰讀的詩，比他同齡男孩讀的多。長大後的約翰具有詩人氣質，略多愁善感，他渴望父親給他出難題，並以此為樂。至於這個學派的名稱，邊沁及其門徒是傳統人士，所以他們不能容忍無用的東西，「功利」這個名字也由此產生。狄更斯在《荒涼山莊》中抨擊了大法官法庭(8)的訴訟程序，指出這一程序確實連夜鶯的歌唱都不如，沒什麼內在價值。因此，以實用性檢驗來判斷，這一程序應受譴責。邊沁將實用性檢驗應用於英國法律體系中的所有陳舊內容，發現僅律師的收入還可以保留。他認為整個英國法律的實用性不足，並試圖安排法律改革。在所有這些領域，功利主義的標準是值得稱讚的，基於這一標準的功利主義也是合理的。也許功利主義者沒有夜鶯的魅力，但他們確實具有實用價值。 * * * (1)　克萊普漢姆：《現代英國經濟史》第一卷，第545頁。 (2)　克萊普漢姆：《現代英國經濟史》第一卷，第577頁。 (3)　《城鎮勞動力》，1932年版，第57頁。 (4)　英格蘭本土主義者主張英國不參與國際事務。——譯註 (5)　最初為托利黨人，後轉投輝格黨，多年任英國外交大臣，兩任首相（其中1859年是作為新成立的自由黨的首位首相），是英國民族主義的象徵。——譯註 (6)　哈勒維：《哲學激進主義的成長》，第510頁。 (7)　S.巴林-古爾德：《福音派的復興》（S. Baring-Gould，Evangelical Revival），馬薩諸塞，1920年，第7頁。 (8)　指英國15世紀開始建立的隸屬於大法官的衡平法法院，以向當事人提供某些不能從普通法法院獲得的法律援助。——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