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組織 · 第十章　詹姆斯·密爾

正是主要藉助於詹姆斯·密爾，邊沁才成為英國政治領域中的一大勢力，而邊沁身上大量的頑固的蘇格蘭人性格，也轉化為英國激進主義性格。密爾出生於1773年，比邊沁晚25年。其父是個小商人，他的教育歸功於其資助人約翰·斯圖爾特爵士，當時斯圖爾特爵士被這個孩子的才能所震驚。本打算讓他成為一名牧師，但密爾在完成教育時已不再信仰基督教。(1)1802年，密爾來到倫敦，但當時他絕非激進分子，因為支持反雅各賓派。他以新聞業為生，閒暇時教自己的兒子並寫一本有關印度歷史的書。歷史書的寫作始於1806年，1818年出版，這本書使他的整個餘生都受僱於東印度公司。從1808到1818年，密爾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邊沁的饋贈。在邊沁居住的皇后廣場的花園裡，有一棟曾經屬於彌爾頓的小房子，有段時間，邊沁出錢租下它給詹姆斯·密爾居住，但後來邊沁又在自己房子的附近另找了房子給密爾住，密爾自己也支付一半的租金。夏天時，如果邊沁離開倫敦，密爾通常陪他同行。 在遇到邊沁之前，密爾就已然是個激進分子。在心理學方面，他是哈特萊的追隨者；在經濟學方面，他接受了馬爾薩斯理論，又是李嘉圖的好友；在政治上，他是極端民主人士和自由放任主義的信徒。他不是一位原創思想家，但他思路清晰，充滿活力，具有天生追隨者應有的堅定不移的信念，因此徹底鄙視任何與先賢學說有偏差的理論。「我太明白可憐的康德在說些什麼了。」在簡要閱讀了這位哲學家的著作後，密爾這樣寫道。由於愛爾維修在各方面與密爾頗為相似，所以密爾非常推崇他，並從他那裡接受了當時流行的教育萬能的觀念。長子約翰·斯圖亞特出生時，密爾正好開始寫作印度史，他找了許多合適的材料來證明愛爾維修理論的正確。受害者的自傳(2)是本極其有趣的書，提到了結果，順帶揭示了詹姆斯·密爾的個性。 密爾的工作能力很驚人。他整天在書桌前寫他的歷史書，兒子約翰也在同一房間學習，這樣一有問題就可以請教父親。約翰的教育全由父親操持。他說他3歲時開始學習希臘文，「要記住父親教的那些詞彙，都是常用的希臘詞彙，還要記住它們的英語含義，父親會將這些含義寫在卡片上」。7歲時，約翰開始學習拉丁語，當年他讀了6篇柏拉圖的對話，但對《泰阿泰德篇》沒有完全理解。同時，他還學習算術，並難以置信地學了歷史。「在美國獨立戰爭的問題上，我站在了所謂英國立場的錯誤一邊，就像我孩童時代常常犯錯那樣（直到我父親指正）。」為了娛樂，約翰閱讀《安森的航行》一書，「我的兒童書要比玩具多得多，我很少有玩具，除了親戚或熟人偶爾送的禮物之外。在這些兒童書中《魯濱孫漂流記》是無與倫比的，它在整個童年時代不斷地給我帶來愉悅。其實，我父親對我的系統教育並不排斥娛樂書籍，儘管他對此的態度非常保守」。 8歲起，約翰不僅要學習，還要教他眾多的弟弟妹妹們。除了《伊利亞特》《奧德賽》以及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這些最好的拉丁文作家，還有大量的歷史著作，對羅馬政府的研究等，所以約翰在指導完弟妹們之後已經沒時間再學別的了。事實上，12歲之前，他似乎也沒學什麼別的，除了代數、幾何、微積分以及部分高等數學。 不要以為約翰在生活中找不到什麼樂趣。「在我童年的這段時期，」他說，「我最大的消遣之一就是科學實驗，但只是在理論上，而不是實際操作；不是嘗試做實驗，甚至連看實驗的機會也沒有，只是在書本上讀到有關內容，後來我常常為沒有親自嘗試感到遺憾。」 12歲時約翰開始學習邏輯，閱讀了亞里士多德在這方面的所有著述，還有一些經院哲學家和霍布斯的著作。閒時他常和父親一起去巴格肖特希思漫步，聽父親教導他不必傻乎乎地用三段論邏輯來思考問題，並教他如何縮減前提以得出恰當的三段論形式。 約翰快14歲時，他的父親開始為東印度公司工作，但對約翰的教育一如既往，就在這一年，父親給他講了所有的政治經濟學理論。 14歲是該去外面看看世界的年紀了，於是約翰被送去海外1年多。離家前，父親就像波洛尼厄斯(3)在類似場合所做的那樣，給了他一些忠告。確切的話並沒有記錄，但大致說了下面這些： 「約翰，此刻我想告訴你，因為意識到高估自己的優點是一種嚴重過失，所以我一向小心地對你隱瞞一個事實，那就是你的知識素養超過了大多數同齡人。現在，為你好，我想讓你去國外遊歷，到了國外，如果不是從我這裡，也一定會從別人那裡發現這個事實。有些人甚至會輕率地讚美你，這會讓你產生錯誤的念頭，以為自己擁有非凡的才能。實際上，不管你比別人知道的多多少，都不能歸功於你自己，只是你遇到了異常優越的條件，有這樣一位父親能夠教你，給你必要的磨難，為你花時間。你比那些沒有如此幸運的孩子懂得多，這沒什麼好得意的，相反，如果你沒有懂得那麼多才叫丟臉呢。」 詹姆斯·密爾熱衷於反基督教，他堅持認為公認的上帝即使存在，也是一種無比殘忍的存在。但是在與兒子的關係中，他似乎不能完全使自己脫離連他本人都否定的上帝的這種秉性。約翰雖不情願，但還是批評了父親，他說父親對他的孩子不夠溫存。隨即又補充說，父親也有柔情，只是藏而不露，他不喜歡情感的流露，不過讀者對此感到懷疑。約翰坦陳自己對父親沒有什麼愛，因為「對他的懼怕使愛的源頭枯竭了」。他又說，這對他的父親來說肯定是件悲哀的事，不過弟妹們是由約翰來教導的，他們也許會溫情脈脈地愛著父親。 在以後的人生中，約翰一直在尋找與父親觀點分歧的原因，但真正走到與父親起爭執那一步時，他又猶豫了。約翰在他的書中寫道，每當感傷的時候，父親的幽靈似乎會出現在頭上，對他說：「約翰，不要軟弱。」詹姆斯·密爾是個好人，他努力工作並致力於公共事業。但他不該在對待孩子的問題上任意所為。 約翰對於父親的人生觀的評價很有意思，他說，詹姆斯·密爾在人生觀方面比其他任何人更能準確地代表整個邊沁學派。 在人生觀方面，他具有斯多葛學派、伊壁鳩魯和犬儒主義的特徵，而且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特徵，是古代意義上的特徵。就其個人品質而言，斯多葛學派的色彩占主導。他的道德標準是伊壁鳩魯式的，是功利主義的，並以此作為評判對錯的唯一標準，也以此來判別某種行為產生快樂或痛苦的趨向。但他對快樂沒有信心（這正是犬儒主義的要素），我可以肯定地說，至少在他晚年的孤獨歲月中確是如此。他對快樂無動於衷，並斷言至少在現在的社會狀況下很少有什麼快樂值得我們去追求和付出。他認為生活中人們遭遇的大量不幸可以歸因於對快樂的高估。正因如此，希臘哲學家在很大程度上提倡節慾——在放縱的過程中要懂得停下來自我節制一下——節慾在密爾那裡，如同在希臘哲學家那裡，幾乎成為教育規誡的中心。在我兒時記憶里，父親向我大量灌輸這種美德。他認為人類的生活至多可以用可憐兩個字來形容，在青春歲月結束後，對人生的好奇心也隨之而去。不過此話題父親不常提起，我們猜測也許是因為年輕人在場的緣故。但是一旦提及，他就會營造一種毋庸置疑的氛圍並展現一種深刻的信念。有時他會說，如果好的政府和好的教育為人們創造了應有的生活，那麼人生還是值得擁有的。但是在說這些話時，他從未表現出極大的熱忱，甚至沒有傳遞出一種實現的可能性。他從未認為精神的享受高於人生的其他方面，甚至也不認為人生的快樂高於一切，人生的快樂可以帶來美好的結果，但在評價快樂的價值時，他並不將此考慮在內。在評價時他將仁慈的情懷置於高位。他也曾經說過，一個老人除非讓自己沉浸在年輕人的快樂之中，否則就不可能感到幸福。對於所有熾熱的情感，所有推崇這種情感的言論和著作，他公然地表現出極大的藐視，視它們為瘋狂。「熱情」這個詞對他而言並不重要，他甚至表現出輕蔑和反對。他認為現代道德標準與古代的相比已經發生偏差，現代人在情感上背負著巨大的壓力。 快樂是唯一的善這一信念，加上人類在經歷快樂時表現出的無能和無助，都反映了功利主義者的思想特徵。如果對快樂和痛苦加以計算的話，情感麻木的人反而有利。功利主義者認為，一個人的快樂可以以其銀行賬戶來衡量，而痛苦也可以以罰款多少或監禁長短來衡量。另外，無私的品格和對社會的奉獻精神又與每個人只追求自身快樂的學說在心理學上形成一種令人好奇的悖論。在列寧及其最真誠的追隨者身上，也許我們可以發現類似這種悖論的東西。顯然，列寧認為所謂的善在於豐富的物質商品，他非常藐視所有利他主義的訴求，並且像邊沁學派那樣堅信，經濟上的自利決定了人們的經濟活動。為了這一信條，他忍受了迫害、流亡和貧困。當他成為一個大國領袖時，卻過著斯巴達式的簡樸生活，又因為對物質繁榮的推崇而使自己的國家陷入多年的極端貧困。邊沁學派並沒有號召人們做出如此英勇的舉動，但它們在精神上卻是非常相似的。 詹姆斯·密爾之所以成為民主主義者，不是因為覺得自己受到了壓迫（誰敢壓迫他這樣的人？），也不是出於泛濫的同情心，更不是天降大任。我們可以這樣判斷，他之所以成為民主人士，是他理性地應用了幸福的計算方法的結果。假定你要把1先令分給12個孩子，在其他條件平等的情況下，給每人1便士就會產生最大的幸福。如果將1先令給其中一人，其餘11人一無所獲，那麼得到錢的那個人可能會因為過多的甜食而生病，其餘11人則妒火中燒。從目前來看，這就是共產主義的論據所在。但所有的邊沁主義者都激烈地反對共產主義，因為他們認為競爭是激勵人們從事各種活動的要素。同時，上述平均的思想也沒有應用於政治權力的分配。不過根據利己主義的一般觀點，沒人可以將自己的利益放心地託付他人，所以某個階層如果缺乏權力就會遭遇不公。此外，如果要激勵人們以競爭的方式參與有益的活動，那麼這種競爭必須向所有人開放，同時應當廢除不公的特權。顯然，邊沁深諳這些觀點，再加上圓形監獄的失敗，使他擯棄托利黨，成為民主主義者。 功利主義者都是異常理性的人，而且也堅信大眾的理性。「每個有理性的人，」詹姆斯·密爾說，「都習慣於權衡證據，什麼有力便依據什麼行事和做決定。當我們以同樣的辦法對各種結論及其證據予以同樣的關注時，就有了一種道德上的確定性，即大多數人的判斷會是正確的，儘管有些人可能被誤導；同時，我們也可以確定，最有力的證據無論來自何方，都將給人留下最深的印象。」這是個幸福而單純的信念，它屬於弗洛伊德和五花八門的宣傳手段出現之前的時代。奇特的是，密爾在生活中也是通過自己的經歷來確立個人信念的。我們知道，邊沁主義者是一些博學之士，也是一些艱深著述的作者，他們的唯一目標是訴諸人的理性，而且他們成功了。直到1874年，英國的政治歷程幾乎在所有重要方面都是按著他們的主張推進的。在維多利亞時代，理性的勝利沒有出乎人們的意外。而在今天這個更為狂亂的年代，它看起來像是黃金時代的神話。 邊沁一旦接受了民主觀念，就變得比他的學派中的任何人都更為民主。他甚至將君主制和上議院都視為不可取的制度，然而，在這一點上，沒人敢冒險公開支持他。他也沒找到任何反對婦女選舉權的理由，相反，還提出了支持婦女選舉權的許多出色論據，當然他最終也沒能形成公開發表的明確結論。據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說，邊沁似乎私下裡更喜歡聽取那些受他影響的年輕人的意見：「賦予所有人選舉權的每個理由，亦要求我們讓婦女享有同樣的權利，這也是剛剛轉變觀念的年輕人的普遍觀點。我們還可以高興地宣布，在此關鍵問題上，邊沁先生完全站在我們這邊。」不過，對邊沁先生而言，上述觀點一直停留在學術層面。後來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將此問題提交議會關注，這才產生了實際意義。 詹姆斯·密爾在邊沁學派運動中具有雙重意義。首先，他像哈米爾卡塑造漢尼拔(4)那樣塑造了自己的兒子約翰。約翰和藹可親、性格親切，並不是天生可以按激進主義哲學那樣的嚴苛教義來塑造的。事實上，後來約翰使激進主義在各方面變得較為和緩。但他仍然相信，父親的學說其主流還是合理的。如果約翰過於自信而完全執著於自己的觀點，那麼也許他的影響力就不會如此巨大。 其次，詹姆斯·密爾具有吸引追隨者的能力，他將一些傑出的個人整合成一個學派，極大增強了這個集體的影響力。大多數激進主義者自然以懷疑的態度看待馬爾薩斯及其理論；但詹姆斯·密爾接受了該理論，並賦予其新的含義。作為激進主義的剪裁師，密爾和他的朋友弗朗西斯·普萊斯並沒有馬爾薩斯身為神職人員的那種顧忌，所以從馬爾薩斯的經濟學說和人為抑制人口的願望推演出一種理論構想，開始時被稱為新馬爾薩斯主義。以後他們又不顧打壓，逐漸傳播這種理論，直至今日，它使大多數文明國家的人口停止了增長。 1812年，在詹姆斯·密爾的幫助下，普萊斯被引薦給邊沁，邊沁也因此接觸了先前他不熟悉的某些社會和政治層面。普萊斯對邊沁充滿敬愛之情，在信中稱他為「親愛的老父親」。格雷厄姆·沃拉斯在《弗朗西斯·普萊斯傳》中引用的邊沁給普萊斯的一封信，便是一個例證。信的內容是關於邊沁採取了預防措施來隱瞞自己對於基督教的敵意及其對新馬爾薩斯主義的信仰（可能是普萊斯說服了他）。信中出現的意指「基督徒」的「神徒」一詞取自「神像」，而「神像」在信中的意思是「基督教」(5)，如此，這些話題就可以在僕人面前提及，而不至於讓流言蜚語有可乘之機。信的內容如下： 皇后廣場大街 1831年4月24日，星期日 親愛的好孩子： 我已經為你約了時間，你可以另約，也可以在這個時間去見見普倫蒂斯，聽他因為稱你為「大膽的壞男人」而向你致歉。（哦，約的是星期二的1點，正好是我開始繞步走的時間。）我告訴他，通過20年的親密接觸我可以斷定你是個大膽的人，但絕不是個壞人。我問他為什麼稱你為壞人，他回答說這是因為你傳播抑制過多人口的理論，我說抑制人口過多只是權宜之計。問題是他是神徒，加爾文派的，承自他那兩位聲名狼籍的當牧師的前輩。我對他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據我觀察每個人都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沒人應為自己的觀點負責。在人口問題上，他與你的分歧並不多於你與他的分歧。如果每個人都要跟與自己有不同觀點的人爭論不休的話，那麼這個世界就會亂成一團。至於你們爭執的問題，我非常小心地沒讓他知道我的立場。看來一場爭吵近在眼前，除非我能成功地說服他，但是我沒有時間。我所能做的是讓他像我那樣從宗教角度加以理解，我對各種觀點都是寬容的，還引用了一兩次《聖經》…… 詹姆斯·密爾匯聚了邊沁、馬爾薩斯、李嘉圖和弗朗西斯·普萊斯的思想。弗朗西斯·普萊斯的中產階級下層激進主義思想，反過來與弗朗西斯·伯德特的上層階級激進主義思想密切相關。哈特萊和愛爾維修的學說加上休謨的部分思想，形成一種正統的教義，從而給威斯敏斯特選舉中的那些激動的烏合之眾提供了一個哲學基礎，讓他們擁有了精神上的體面。其中，詹姆斯·密爾的作用就像砂漿，把單塊磚組合成一座大廈。但這座大廈也很奇怪，沒人希望看到構成這座大廈的材料整合在一起的樣子。大多數激進主義運動，要麼源自對被壓迫者的同情，要麼出於對壓迫者的憎恨，而在詹姆斯·密爾的激進主義中，兩者都不突出。顯然，他認可一種普遍的仁慈，比如他在反對正統神學的殘忍時就表明過。然而，這種情感並不會十分強烈，而且會被任何人身上更強烈的情感冷落在一邊。在詹姆斯·密爾那裡，仁慈是刺激情感的因素，但它處於背景，任何時候都不是壓倒性因素。另外，他還毫不費力地接受了一些觀點，根據這些觀點，許多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這些觀點是合理的，就會變得有力；如果是錯誤的，就會不堪一擊。這種有力和不堪一擊成為邊沁學派發展過程中的特徵。 * * * (1)　愛丁堡的約翰·斯圖爾特爵士和夫人送密爾到愛丁堡大學學習，並提供學費和住宿費，作為回報，詹姆斯·密爾必須準備當牧師。——譯註 (2)　其子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寫了本自傳，講述了父親的嚴教使他過早接觸了同齡人不可能接觸的廣博知識，同時由於沒有玩伴，他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心理扭曲，對後來的人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故稱受害者自傳。——譯註 (3)　莎士比亞悲劇《哈姆雷特》中的人物。——譯註 (4)　迦太基名將，軍事家，是歐洲歷史上最偉大的四大軍事統帥之一。——譯註 (5)　「juggical」（神徒）取自「Juggernaut」（神像），此為暗語。——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