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組織 · 第九章　邊沁

哲學激進派通常被認為是邊沁學派，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視傑里米·邊沁為自己的領袖。然而令人懷疑的是，要是沒有詹姆斯·密爾，他是否會達到如此地位。無疑，邊沁是歷史上最傑出的人物之一。他出生於1748年，人們或許料想他屬於更早的年代，而不是我們所關注的這個年代。實際上，他的漫長人生（死於1832年）分為3個階段，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階段開始時，他已垂垂老矣，事實上，他在60歲那年轉而信仰民主思想。 邊沁的出身本來不可能使他成為一位改革者。他的家庭雖是詹姆斯二世黨人(1)，但他們都足夠謹慎，沒有參與1715年或1745年的暴動。他的祖父做生意，父親富足一生。父親對傑里米的教育煞費苦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成了以後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教育模板。7歲時，傑里米被送到威斯敏斯特學校學習，12歲時上了牛津，15歲獲得學士學位。他的父親是個徹頭徹尾的勢利小人，希望他結交大學裡的貴族和大人物，而且總是願意向他提供額外的零花錢讓他在社交圈中與這些人一起賭博。但傑里米是個害羞的男孩，更喜歡讀書而不是玩樂。雖然方式不同，但與馬爾薩斯相似，作為兒子的傑里米忤逆了通常的父子關係。當父親鼓勵他輕浮行樂時，傑里米卻堅守勤勞和節制。為了取悅父親，他被要求進入律師界；為了取悅自己，他撰寫關於法律改革的文章而不是投身法律實踐。以後他又墜入愛河，儘管因為女方的不富有導致父親的不滿，進而反對傑里米的選擇，但事實證明這是一段十分幸福的愛情。傑里米被迫放棄她後痛苦萬分，不過他也沒有因此而投身於賺錢的事業。他在給弟弟的一封非常私密的信中說，在那段時期，他陷入了一種漫不經心且憤世嫉俗的狀態。這種精神因素後來以一種學究式的純理論的形式體現在他的哲學中。那些僅了解他晚期生活的人認為，他有一種友善的古怪，難以置信的害羞，完全將自己禁錮在自我約束之中。但我認為，從中可以看出他與父親之間的衝突以及放棄情感上的幸福對他造成了持久的影響。(2) 儘管邊沁討厭會晤陌生人，但羅伯特·歐文還是在1813年結識了邊沁，下面是歐文對初次會面的描述： 「開始時，與我們共同的朋友、也是當時他的兩位主要顧問詹姆斯·密爾和弗朗西斯·普萊斯做了初步的溝通，找到了他和我之間的某些共通之處。最後我終於在一個特定時刻來到他隱士般的居處，我進門後上了樓梯，在中途就遇見了他。我按別人教我的去做，而他見到我時顯得非常誠惶誠恐，握了握我的手，激動得好像整個身子都在顫抖，並急忙說：「好！好！一切都結束了，我們算介紹認識了，進我的書房吧！」 15年後，他見到歐文的兒子，並在分手時說；「上帝保佑你，如果有上帝存在的話，我年輕的朋友，無論發生什麼事，自己保重。」 1814年及其後3年，邊沁的一半時間在德文郡的一個被稱為福特修道院的老房子中度過，在那裡靠著自己的存款生活得美滿而快樂： 對一些人而言，這是個幸福感很高的場所，絕不是什麼微不足道的地方，在那裡從沒有聽到過憤怒的言辭。S太太（女管家）像守護神一樣管理著這個家。鄰居們即使沒有登門造訪，也對那裡滿懷熱誠。儘管我討厭跳舞，但仍感受到那裡的音樂和舞蹈，優雅而單純。一大群人來跳舞，S太太總是領舞者。 不過，弗朗西斯的描述恐怕更接近實情： 我們的日子都很相似，所以對一個人的描述也許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情形。密爾五六點起床，他和約翰核對校樣，約翰讀稿件，他父親核對。威利和克拉拉在7點以前待在大廳，校對完成後，約翰就到離房間較遠的那頭去教他的妹妹們讀書。這些都完成後，或者在做這些事的間隙，約翰學習幾何，直到9點，這時早餐準備好了。 邊沁7點剛過就起床了，大約8點開始工作。我是6點起床，然後就工作，9點在客廳用早餐——一起的有密爾夫人、密爾、我、約翰和考拉斯。 早餐結束後，密爾會聽威利和克拉拉背誦功課，然後輪到約翰。背誦在寬闊的陽台上進行，密爾會邊聽邊來回踱步。陽台的一邊是用早餐的客廳，另一邊有許多花盆，盆里的鮮花競相開放，而這個地方位於整棟房子的前部。上課和朗讀都要求大聲，歷時整整3個小時，大約到午後1點結束。 9點到12點邊沁先生繼續工作，12點到1點他在客廳演奏風琴。 早餐後到1點的時間裡，我學習拉丁文，我的方法也是邊踱步邊大聲朗讀，我攻克了實詞和形容詞的難點。這一時期，有位優秀的男孩名叫考拉斯，他向密爾學習拉丁文，從我那裡學習法語，他是個天賦卓越的孩子。 1點我們三人在小路和田野中散步1小時。2點所有人再次投入工作，直到6點晚餐時間，那時密爾夫人、密爾、邊沁、我、約翰和考拉斯一起進餐。我們有湯或魚，或兩者皆有，還有肉、布丁，水果通常有甜瓜、草莓、醋栗、無核小葡萄乾和葡萄，沒有酒。我第一次到那裡時，桌上放著酒，我沒有取用，以後就再沒有看到酒。晚餐後，我和密爾會輕鬆散步2小時，八點一刻左右，我們兩個輪流陪邊沁先生散步1小時。然後喝茶、讀期刊。11點大家去睡覺。 早餐前半小時，密爾夫人會圍繞屋前那片綠地雄赳赳地走步，晚餐後與所有的孩子一起再次走步，直到回屋睡覺。 對邊沁思想的形成產生主要影響的是法國知識分子。休謨無疑影響了邊沁的哲學，哈特萊以聯想主義學說影響了他的心理學。用邊沁的話說，其倫理學的首要原則幾乎是在哈奇森的《論道德的善與惡》中發現的。根據哈奇森的說法，一個既定行為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稱為道德上的惡，取決於「它所造成的不幸的程度以及遭受不幸的人數；所以，所謂最好的行為就是實現了最大量的人的最大幸福的行為。」(3)不過，正是法國革命前的哲學家促成了邊沁思想基調的形成。邊沁本人崇拜伏爾泰，也是愛爾維修的熱烈追隨者。1769年，他閱讀愛爾維修的著作後，立即決定將一生奉獻給立法原理。「愛爾維修之於道德世界，如同培根之於物理世界，道德世界有了培根式的人物，道德世界的牛頓也會出現。」如果我們就此推測邊沁渴望成為道德世界的牛頓，這並不為過。 當邊沁了解了貝卡利亞的《論犯罪與刑罰》之後，認為貝卡利亞比愛爾維修更高一籌： 「啊，我的大師，」他驚嘆道，「你是第一個理性福音的傳播者，你使義大利遠遠超越了英國，而我要進一步超越法國。愛爾維修沒有論及法律問題，所以他沒有幫到你，沒有對你的基本思想有所助益。你論述了法律的緣由，而法國只是說了些法律的行話，對一句行話追根溯源不過就是與英國的行話相比較而已。你通過許多有益的探索形成了有效的研究路徑，這些都是提供給我們將來之用？——我們永遠不要偏離這一路徑。(4) 1770年，22歲的邊沁開始了巴黎之旅，這證實了法國對他的影響力。事實上終其一生，他在許多方面保持著法國路易十六時代的哲學家風範。另一次對他產生影響的旅行是1785年對俄羅斯的訪問。他的弟弟塞繆爾（後來的將軍塞繆爾·邊沁爵士）受僱於凱瑟琳皇后，嘗試俄羅斯的農業現代化，這一任務被證明不僅在當時是困難的，即使現在依然困難。傑里米曾希望凱瑟琳引入他所制定的科學的刑法典。「在俄羅斯，」他寫道，「為了人們能有思想而承受了如此多的痛苦，同時某些政府機構為了不讓人民思考也苦惱萬分。」(5)然而不幸的是，儘管他的弟弟在宮廷的工作非常成功，但凱瑟琳推測他想與一位宮女結婚，他因此失寵，傑里米及其法典的編纂也隨之受到冷遇。 無論在哪裡，在黑海度假、在自己的房間或在皇后廣場大街，邊沁每天都大量寫作。他將所寫的東西小心地藏在書櫥的分類格內，除非一些好友要檢索，否則就放著不動。結果，他在英國默默無聞，他的著作出版時也未引起多大注意。1788年，他遇到了日內瓦人杜蒙特，後者成了他的熱情信徒。從邊沁那裡獲得手稿後，杜蒙特將其譯成法文，使這些著作在歐洲大陸廣為人知。此外，杜蒙特還為米拉波的演講提供材料，米拉波因忙於愛情和躲避債主，沒空研究問題。杜蒙特在發表米拉波的文稿《地方通信》時大幅引用了邊沁的文字。1789年，邊沁寫信給米拉波： 我贊同並為您的意旨感到驕傲，您的觀點就是我的觀點。在完成這些文字期間，我焦躁地關注著。同時，我的譯者和審稿人又借重米拉波伯爵的榮耀，允許我將自己塑造成與您通信的人。 邊沁在法國的聲望如此之高，以至於議會選他為法國公民。但他仍是一個托利黨人，很快就對法國革命表現出厭惡之情，幾乎同時，革命也將他忘卻了。不過在其他方面，他的聲譽穩步提高。亞歷山大的自由派大臣斯佩蘭斯基非常欽佩他。1814年，亞歷山大還邀請他幫助起草一部法典。在西班牙和整個拉丁美洲，他備受尊敬，西班牙國會還投票贊同使用公款印刷他的作品。《西班牙的聖經》一書中的博羅說，他在加利西亞的一個偏遠地區因銷售《聖經》被捕，但當地方法官發現他是「大人物邊沁」的同鄉時，隨即將他釋放。美國前副總統亞倫·伯爾邀請他來墨西哥，在那裡他們一個可以做皇帝，一個可以成為立法者（墨西哥人的這一計劃未能實現）。而邊沁想去加拉加斯，這樣可以一邊享受那裡的氣候，一邊為委內瑞拉制定一部刑法。在這些遙遠的地方，邊沁的名聲似乎沒有止境，正如黑茲利特所述： 「先知在自己的國家之外贏得了最大的榮耀」，不少人以自己的經歷驗證了這句古老的格言，而邊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聲譽好像居於圓周之中，其學識反射出日漸強烈的光芒，照耀在地球的另一邊。他的名字在英國鮮有人知，在歐洲情況略好，而在智利的平原和墨西哥的礦山達到了頂峰。他為新大陸創立憲法，並為未來制定各種法律。他所居住的威斯敏斯特地區的人們做夢也沒想到會出現這樣的人物。不過他的光芒照到西伯利亞時是那麼蒼白，那裡的未開化的人們只能得到一些無濟於事的安慰，而且可能以凱列班(6)的口吻對邊沁說：「我知道您，您的狗和您的灌木叢！」也許黃褐色皮膚的印度人會跨越浩瀚的太平洋向他伸出友誼之手。我們相信凱瑟琳皇后與他的觀點一致，我們知道亞歷山大皇帝也召見過他，贈了他一個裝有自己微型畫像的金制鼻煙盒作為禮物，一位哲學家得到如此榮耀後回歸故里。相比之下，霍布豪斯先生在競選活動中，羅爾勳爵在普利茅斯港，都取得更大的成就，邊沁先生在巴黎或勃固雖然獲得很大聲譽，但這些似乎顯得有些虛無。原因是我們這位作者的影響力僅僅在知識方面，他一生致力於追求抽象的、普遍的真理，並獻身於這些問題的研究—— 「這是一種從印度河流域飄向波蘭的思想」—— 他從未在自己的思想中混雜個人陰謀或政黨政治。確實有一次，他在張貼傳單時說他（傑里米·邊沁）心智健全，認為塞繆爾·羅米里爵士是代表威斯敏斯特的最恰當人選，但這只是一時的突發奇想。如果說邊沁的推論是正確的，那麼就應該像他關於普遍人性的學說一樣放之四海皆準，而不是局限於數百人的命運或者死亡率的高低。他的研究不僅涉及道德領域，而且涉及現實的物化世界。很少看到與之相近的思想，他的偉大思想以恰當的尺度呈現，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獲得力量，又因為傳播到世界各地而得以提升！ 作為哲學家的邊沁先生與作為詩人的拉封丹有許多相似之處——除了職業取向不同外，他們在一般習性和其他所有方面都相似，都有著孩子般的純真。在最後40年里，他居住在威斯敏斯特的一幢房子內，那裡可以俯瞰公園，如同一位身居斗室的隱士。他將法律簡化為一個體系，同時將人的心靈簡化為一台機器。他幾乎從不出門，也很少見客。即使少數幾位被允許登門造訪的客人，一般也是逐一單獨與他見面，他不喜歡別人見證他的談話。在交談中，他說得很多，聽話只聽事實而不聽觀點。 與此同時，中年的邊沁捲入了一個倒霉的項目，使自己生活陷入痛苦，財務陷入困局。他（或者也許是他弟弟）發明了一種新型監獄，稱為「圓形監獄」。這種監獄呈星形，坐在中央的獄卒可以看到每間牢房的門。不僅如此，通過鏡子和百葉窗組成的系統，獄卒可以看見囚犯，而囚犯無法看到獄卒。他認為這一想法還可以應用於工廠、醫院、精神病院和學校。不過，有人以自由的名義反對將這項計劃推廣至除監獄外的其他地方。但邊沁認為，我們的目標是幸福而不是自由，他不相信自由為幸福所必需。「你可以視這些對象為軍人，視他們為修道士，甚至視他們為機器，這些我都不在乎，但只要他們幸福就行。雖然戰爭和風暴最為引人入勝，但和平與寧靜更適合人們生活。」(7) 不要以為邊沁在任何時間都將自己完全束縛於「圓形監獄」之中，其實他會參與五花八門的活動。例如，1800年他發明了冰箱。但多年來他全神貫注於圓形監獄，並竭力勸說英國政府至少按照他的計劃建一座這樣的監獄。終於，他獲得了一半的許諾，於是為此購買土地，但後來發現政府改變了主意，因此損失了大量的財產。他將自己的失敗歸咎於喬治三世的個人影響，有人認為這也是他後來產生共和思想的原因。不過在其他時間和地點，他的計劃獲得了批准。沙皇亞歷山大在聖彼得堡建了一座圓形監獄，1920年伊利諾伊州也建了一座。然而英國政府仍然固執己見。最後在1813年，因為當初政府曾鼓勵他建監獄，所以給了他2萬英鎊的補償。但在1808年，通過與詹姆斯·密爾的聯盟，他進入了人生的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階段。 當邊沁成為激進主義者時，他在哲學上的一般觀點並無改變，仍然堅持年輕時的思想。邊沁不是一位深刻的哲學家，但他思維清晰，富有邏輯，確信自己的理論正確無誤。他的哲學有兩大基石，一為心理學，二為倫理學。在一份僅供自己參考的筆記中，他簡潔地表述了其哲學基石： 聯想原理：哈特萊，觀念與語言之間的聯結，以及觀念和觀念之間的聯結。最大幸福原理：普里斯特利。詳盡地運用於道德領域的各個分支：邊沁，先前愛爾維修採用了這一方法。 下面有必要對每一種原理加以闡釋。 「聯想原理」，就是大家熟悉的「觀念的聯結」，邊沁將其歸功於哈特萊。比如，在我與厄普頓·辛克萊交談時，「聯想」會讓我說：「我希望劉易斯太太一切都好。」有時這一原理的結果會給人帶來快感，比如看到牛肉時會讓人想起啤酒。(8)眾所周知，聯想為我們提供了抓捕罪犯的一種方法。我們假定你正在盤問一個人，懷疑他用刀割開了他妻子的喉嚨。你說一個詞，他接著說出第一個閃現在他腦子裡的一個詞。比如，你說「貓」，他說「狗」；你說「政客」，他說「賊」；你說「刀」，他會衝動地說出「喉嚨」，但他知道最好不要這樣說，於是在猶豫了很久後說「叉」，猶豫的時間表明他在抗拒自己的念頭。 迄今為止，聯想已經司空見慣。但有些人認為所有的心理過程都可以通過聯想來解釋，又認為心理學僅憑藉這一原理就可以科學化。這一學說是邊沁從哈特萊那裡學來的。休謨比他的任何英國或法國的接班人都偉大，在哈特萊之前，他就在同一研究方向上完成了對他而言所有可能的工作，休謨想到了他的接班人所思考的一切問題，並指出了為什麼他們認為自己是正確的，然後進一步指出，畢竟他們也有不太正確的地方。儘管休謨的接班人想從懷疑論中得出一種義理，但休謨的上述做法惹惱了他們，正因如此，他們對休謨的讚美總是少於他應得的。其實哈特萊發明的不是聯想原理，只是他的理論過度擴張遮蓋了所有的心理現象。 應當注意的是，在此問題上，自邊沁時代以來，心理學的狀況除了用語的變化外並無改變。我們不再提「聯想原理」，而稱之為「條件反射」。我們認為這類經驗主要受到操作的影響，不取決於「觀念」，而在於肌肉、腺體、神經和大腦。巴甫洛夫指出，根據這一原理可以做很多事，而沃森斷言它能做一切事。不過，當沃森不能圓滿地解釋為什麼「胡椒」一詞不會讓你打噴嚏時，人們必定會認為他的體系其實並不完善。 聯想主義學派和行為主義學派之間有一個重要區別。前者關注的是心靈所做的一切，而後者主要關注的是身體做了什麼。聯想學派傾向於強調心理的存在，而否認物質的存在。正如一位詩人所說： 斯圖亞特·密爾對於精神和物質 予以無情的猛烈攻擊， 但密爾對於精神的攻擊程度要遠遠小於對於物質的。行為主義者的情況恰恰相反，他們相信物質，並不認為心理是個必要前提。 條件反射原理與聯想原理的不同之處是，在科學方面，前者有了明確的進步。新法則涵蓋了所有舊法則的內容，而且包含了更多更好的內容。無疑，舊法則在特定領域內是正確的，而新法則在更廣泛領域內被證明是正確的，它覆蓋了舊法則。真正引起爭論的不是正確與否，而是其適用範圍，有人說所有的心理現象都為條件反射原理所涵蓋，也有人堅持認為存在著各不相同的思維法則。現在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基本上還是停留在130年前的情形。 重要的是聯想主義和行為主義有著非常相似的結論。兩者都主張確定性，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我們的所作所為都受制於一定的法則，我們的行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確定的，所以在既定情形下我們的行為可以由優秀的心理學家予以預測。於是，有人設想邊沁會這樣說：「犯罪是環境的產物，如果特定的環境使人變壞，就必定有其他環境使他變好。所以我只需發明合適的監獄，就可以自動地將小偷轉化為誠實的人。」與此相似，行為主義者認為培養德行良好的兒童只要創造出正確的條件反射就可以了。在實驗室中，當狗照你的意圖去做，你就給它食物，反之你就電擊它。同樣的方法也適用於兒童，他們讓大家確信，如果這樣做的話很快就可以讓這些兒童遵循良好的行為模式。我還沒有找到恰當的話來稱讚這一發現，它為沃克福特·斯奎爾斯(9)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最大幸福的原理」是邊沁學派最著名的理論。根據這一原理，所謂善的行為就是促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行為，不然就是惡的行為。根據上面引用的段落，邊沁特別將這一原理歸功於普里斯特利，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做。正如我們所見，很早以前哈奇森就援引邊沁的話準確地表述了這一原理，並以某種形式為大多數英國和法國哲學家所接受。眾所周知，普里斯特利是一位否認三位一體的神學家，也是一位化學家和激進主義者。他構建了一個高度理性化的神學框架，幾乎可以說是他發現了氧氣，並且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他還是站在法國大革命一邊。由於這個原因，伯明罕的暴徒搗毀了他的房子，而他非常明智地流亡美國。他是一位最值得稱道的公民，然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可以聲稱自己是最大幸福原理的發明者。 邊沁的倫理學和心理學之間有所衝突。一個好的行為會促進普遍的幸福，但根據他的心理學定律，每個人都是追求自身幸福的。因為大家都會不由自主地追求自身幸福，對此加以指責無非是徒費口舌，而立法者的任務就是要讓那些出於公共利益的行為也能保障個體幸福。正是這一原理激發了邊沁的所有法律工作。 人們也許會猜測，這樣的話我們就必須頻繁地人為鑑定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一致性。然而根據邊沁的觀點，有眾多的原因可以使這種鑑定工作並不像大家想像的那樣頻繁。正如先前許多作家指出的，因為人有同情心，所以面對別人痛苦的場面自身也會感到痛苦。此外，人們又發現（那個時期的經濟學家都贊同）作為一般規則，一個人可以通過追求自己的幸福來促進普遍的幸福。同時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學說也為自由放任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它像其他一些嚴肅學說一樣，擁有一種機敏有趣的特徵。比如，曼德維爾問世於1723年的《蜜蜂的寓言》經過不斷地修改，已經顯得不太嚴肅了。曼德維爾在書中堅持「個人的惡德是公共的利益」這一主張，認為正是我們的自私才促進了共同體的善。經濟學家和倫理學家對這一學說大加讚賞，同時闡明曼德維爾不應稱之為「個人的惡德」，因為只有沒有把握心理學真正原理的人才會將利己主義視為一種惡。儘管利益的自然和諧之說不能作為一個毫無例外的絕對真理，但作為一個廣泛適用的一般原則逐漸被自由放任的倡導者所採納。當然，以後我們也會看到李嘉圖是如何在不經意間給了這一學說致命一擊，並為階級鬥爭這一與之對立的學說奠定了基礎。 以最大幸福原理為基石的倫理觀，後來被稱為功利主義。如果我們認真地加以思考，那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它是與正統的道德教義對立的。的確，巴特勒主教這樣的傑出神學家也接受了這一學說，其實直到功利主義成為激進分子的口號之前，並沒有人對此反感。一個以行為的結果來判斷行為道德性的理論會認為，即使一個偶然事件也可以只通過其後果來判定善惡，並認為這一思想符合傳統觀念。然而事實上，根據傳統觀念，將某類行為歸為有罪時並不考慮它們產生的後果。無疑，一般來說「不可偷盜」這一規誡是非常合理的，但也很容易想像，在有些情況下，一個竊賊可能會促進普遍的幸福。在功利主義的體系中，所有的一般道德規則都容易導致例外情形。邊沁是一個自由的思想家，他的主要門徒也是，因此人們很自然地會指責他們的學說的不道德性。但事實上，這種指責可能比人們預期的要少很多，部分原因在於這一學派的領導者在提出他們的學說時均持謹慎態度，部分原因在於他們的私生活異常清白。儘管他們的學說從根本上說是顛覆性的，但總體而言，他們還是贏得了尊敬。 邊沁並沒有對快樂和幸福做出區分，也堅決拒絕給所謂「較大」的快樂以定性上的優勢。正如他所說：「快樂是等量的，圖釘與詩同樣是好東西。」儘管如此，在實踐中他的學說幾乎是禁欲主義的。他認為，自我認同是最大的快樂，因為相對於未來的快樂，人們往往更珍視現在的快樂，所以只有聰明人才會審慎和自我節制。總體上說，他和他的弟子們在努力工作中追求幸福，並對所有的快樂漠不關心。無疑，這是性格問題，而不能說是從理論推導出來的原則，所以結果是，他們的道德品質與那些持正統觀念的對手一樣嚴謹。 * * * (1)　指支持斯圖亞特王朝君主詹姆斯二世及其後代奪回英國王位的一個政治軍事團體，多為天主教徒。——譯註 (2)　他在早餐前和晚餐後總是一成不變地繞著花園散步，他稱之為「餐前和餐後繞行」。 (3)　轉引自哈勒維，見《哲學激進主義的成長》（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 Radicalism）第13頁。 (4)　同上書，第21頁。 (5)　埃弗拉德：《邊沁的教育思想》（Everatt，The Education of Bentham），第153頁。 (6)　莎士比亞劇《暴風雨》中的半人半獸形怪物。——譯註 (7)　伊利·哈勒維：《哲學激進主義的成長》，第84頁。 (8)　英語裡牛肉（beef）啤酒（beer）非常相似。——譯註 (9)　狄更斯的小說《尼古拉斯·尼克貝》中的人物，開了一所教育犯罪青少年的學校。——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