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組織 · 第八章　馬爾薩斯

思考不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行為，而是疾病的產物，如同人病了會發燒一樣。在革命爆發前的法國，在19世紀初的英格蘭，政治機體中的疾病導致某些人開始考慮一些重要的思想，由此發展出了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結合邊沁的哲學和詹姆斯·密爾(1)承自哈特利(2)的心理學，產生了哲學激進派，後者支配英國政治達50年之久。哲學激進派是一群奇怪的人，相當無趣，完全沒有所謂的「遠見」。他們謹慎而理性，從前提開始小心論證，而這些前提多半會推導出錯誤的但符合中產階級利益的結論。這個派別的最後一位代表人物約翰·密爾，頭腦不如邊沁、馬爾薩斯或李嘉圖，想像力和同情心卻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致其未能保住學術上的正統地位，甚至還對社會主義暗送秋波。而哲學激進派的創始人們則像《大衛·科波菲爾》中的摩德斯通先生(3)一樣，不能容忍任何軟弱。 隨著1776年《國富論》的出版，英國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超越了他所在的時代。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就在於他承繼了法國的自由主義學說，率先提出了自由貿易理論。與哲學激進派的創始人不同，他敏感而溫和，缺乏系統性思維，總是看到問題的局限性，例如在有關《航海法案》爭論中，他提出了防禦重於致富的著名論斷。這位可愛的老先生，有著18世紀那種令人舒服的個性，在他看來，不值得過分固執己見而失了紳士風度。不過，他相信這樣一種常識，即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從宏觀上說是和諧的，從有見識的利己主義出發的行為和從仁慈博愛出發的行為亦可殊途同歸。這一原理後來被用來證明製造業主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共同體的真正利益是一致的，而社會共同體的利益又必然符合僱傭勞動者的真正利益，由此得出結論，僱傭勞動者如果反對僱主，那他們就是蠢貨。 對我們的時代乃至全世界更為重要的是馬爾薩斯，他的《人口論》（1798年第一版，1803年第二版）對其後所有的理論與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馬爾薩斯雖然出生於1766年，但他似乎並未沾染上1789年之前普遍存在的樂觀主義情緒。一個典型例證是，1783年，當24歲的皮特成為英國首相時，馬爾薩斯對一個如此年輕的人承擔如此重任大為震驚，而其父卻不這樣認為。他的父親是一位完美主義者，盧梭是他的朋友，據說還是他的遺囑執行人，儘管此說顯然不實。馬爾薩斯的父親狂熱地崇拜戈德溫的《政治正義論》和孔多塞的《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他喜歡辯論，總是鼓勵家人設置論題與他爭辯。他相信社會進步，這令馬爾薩斯大為光火，於是發明了一種被白芝浩(4)稱為「摧毀快樂的裝置」的論戰武器。它是如此強大，使得馬爾薩斯可以得心應手地應對一切問題，它就是著名的人口理論。 的確，1797年是個陰雲密布的年份，就在這一年，馬爾薩斯的腦海中第一次閃現出他的理論。當時，在經歷了恐怖統治之後，法國大革命進入了腐敗平庸的督政府統治時期。在英格蘭，自由主義思想幾乎消亡，稅收和貧困你追我趕節節攀升，愛國者們對納爾遜(5)的勝利並不滿意，海軍則處於暴動狀態；儘管激進分子已被小皮特投入監獄，但愛爾蘭1798年的起義已是一觸即發。因此，不難預見一場長期的戰爭在所難免，隨後將是長期的暴政、飢餓乃至周期性的饑荒，從法國大革命看到的所有希望都已破滅。此時，陰鬱的理論可謂順時應勢，馬爾薩斯亦著手準備將其公之於眾。 《人口論》首次發表是在1798年，當時這一著述中幾乎都是推論，並未引起注意。在1803年之前的數年裡，馬爾薩斯走遍歐洲，四處收集實例來支持他的論點。結果在第二版時，這本紮實的大部頭使人們眼前一亮，它通過從世界各國獲得的資料來支撐全書，僅目錄部分就令人肅然起敬，比如「俄國人口」「瑞典人口」「德國人口」，等等。看到這些，讀者便會對接下來的內容相信了一半。 馬爾薩斯的理論精髓可謂簡單明了：如果不控制人口的增長，人口大約每20年會增加一倍，然後會在100年內達到目前的32倍，200年內達到1024倍，300年內達到32768倍，依此類推。顯然，這種情況不會發生，也不可能發生，那麼原因何在呢？ 馬爾薩斯說，有三種情形會導致人口下降，即道德約束、疾病和窮困。他對大規模的道德約束不抱什麼希望，除非全部人口都接受正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教育。至於「疾病」，作為牧師的馬爾薩斯不能多說，否則會惹禍上身。不過，他也承認可能在某些時期，如羅馬帝國時代，疾病會對人口產生重要的抑制作用。儘管他不希望如此，但多數情況下，疾病的作用會非常顯著。他還證實了流行性疾病所造成的人口下降會回升得很快。由此他得出結論，窮困是抑制人口過多的主要因素。既然有人餓死，那麼人口就不該超過應有的水平。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在土地上勞作的人再多一些，就能產出更多食物，這樣的話怎麼還會有人挨餓呢？關於這一點，馬爾薩斯的論據後來被稱為邊際收益遞減原理。也就是說，如果以雙倍的勞動力、雙倍的資本投入某塊土地，其產出將會增加，但不會是雙倍。如果勞動力和資本投入一塊之前荒廢的土地，一般來說，其結果也是一樣的，因為我們可以設想最好的土地會被優先耕種。當然，如果人口非常稀少，上述說法就不對了。一個新生國家的先驅們往往會因為新移民的到來而獲益，但對一個早已安定有序的國家而言，比如歐洲國家，一般來說，如果人口的增長沒有伴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那麼人均食物數量就會減少。最終，這種情況會達到一個平衡點，在這個點上，人口如果繼續增加，一個勞動力產出的食物將無法滿足一個人的需求，而飢餓將抑制人口的增加。 因此，馬爾薩斯提出，社會上最貧困的階層必須窮到僅夠維持生存，否則這類人口還會增加，直至到達這一平衡點。也許其間會出現短暫的特殊時期，例如在黑死病流行後，但這樣的特殊時期不會太久，因為在恢復過去的狀態之前，會有更多的兒童生存下來。所以說，一些人比其他人富有是件好事，否則在一個平等的體系中，所有人都會處於最低的生活水準。有鑒於此，馬爾薩斯排除了戈德溫、歐文和其他改革者的方案。「可以百分百肯定，」他說，「既符合這些道德準則和宗教教義（這兩者勸富人把大部分財產分給窮人），又不至於讓整個社會墮入悲慘境地的唯一辦法，就是窮人對婚姻慎之又慎，無論婚前婚後都要權衡經濟性。」馬爾薩斯審視了所有企圖改善人口問題但最終失敗的方案，認為這個問題必須通過「道德約束」來解決，至於另外一些與他扯上關係的辦法，他都以嫌惡的口吻稱為「藥不對症」。 馬爾薩斯是反對濟貧法的，儘管他不認為可以突然取消。他說不可能阻止貧困的發生，也不可能使貧者變富或讓富者變貧，只要目前的食物人口比繼續存在，有些人就註定受窮。如果貧困率變高，以致不能使每個勞動者分得他的食物份額，那麼由於一個國家的食物量並沒有變化，又沒有足夠的食物分給每個人，於是食品價格就會上漲。 馬爾薩斯不相信歐洲可以從其他大陸獲得大量的食物供應。「這是一種瘋狂的臆測，」他說，「有人建議（當然更多是一種戲謔而不是認真的態度），歐洲應該在美洲種穀物，作為最佳的世界勞動分工，歐洲僅僅致力於製造業和商業。」 工人階級的唯一希望就是教育，教育可以作為反覆灌輸道德約束的一種手段。皮科克在《險峻堂》中借法克斯先生之口介紹了馬爾薩斯，書中的法克斯試圖「教育」那些即將結婚的鄉下佬： 法克斯先生以極大的同情心注視著這對新婚夫婦，他決定搞清楚，現在這對新人如此魯莽地要邁出這一步，他們心中是否對隨之而來的惡果有清醒的認識。於是，他走上前去邊搭訕邊觀察，普特派浦牧師大人那時沒空，但幾分鐘後應該就有空了。「此刻，」他說，「我站在這裡代表普遍理性，想問一下你們是否充分權衡了目前進行的程序將會產生的後果。」 新郎：普遍理性！我可不是什麼亂七八糟的人，普遍什麼應該算上我。我們難道不是按婚姻法結的婚？如果在我和愛人之間冒出個什麼普遍理性，那就搞砸了。 法克斯先生：現在恰好是要大聲疾呼理性介入的時刻。 新郎：如果我或蘇珊讓理性等等，我想它會等待的。 新娘：是的，是的，羅賓。 法克斯先生：我的朋友，我確定普遍理性與婚姻法無關，也與其他強制力無關，它以權威的真理為基礎，仁慈是它的目的，整個宇宙都是它發揮作用的範圍。 新郎（撓撓頭）：這些話太難懂了，但我猜你是說普遍理性是一位講道理的傳教士，但我是一名樸實的教徒，蘇珊也是，是嗎，蘇珊？ 新娘：是的，是的，羅賓。 新郎：我們與普遍理性沒什麼關係，沒什麼關係，是嗎，蘇珊？ 新娘：是的，沒關係，羅賓。 法克斯先生：好，我的朋友，話雖如此，那麼你們打算結婚？ 新郎：哦，我認為是的，讓普遍理性離開吧，是吧，蘇珊？ 新娘：是的，是的，羅賓。 法克斯先生：我誠實的朋友，那麼你是否完全明白婚姻是什麼？ 新郎：蘇珊和我都記住了祈禱本子上的話，是嗎，蘇珊？（此時蘇珊不知道如何恰當回答。）規定那些人是不能得到——（這時蘇珊突然在他手臂上猛地捏了一下，他咆哮著中斷了話語。）噢，要我好看！噢，你那雙臭手！我要報復。（他重重地吻了一下滿臉通紅的新娘的嘴唇，這一切讓法克斯先生深感震驚。） 法克斯先生：你知道，很有可能在以後6年里，你會有很多孩子嗎？ 新郎：越多越快樂，難道不是嗎，蘇珊？（蘇珊再次沉默。） 法克斯先生：我希望如此，我的朋友，恐怕你會發現更多的悲傷，你的職業是什麼？ 新郎：你說什麼？ 法克斯先生：你靠什麼生活？ 新郎：在凡慕布朗斯多幹活，撒種、收割、脫粒，然後裝上穀物趕著牛到市場去，有時也犁犁地、喂喂馬，給馬搞搞清潔，搭搭籬笆挖挖溝，把樹推倒，還到果園去，釀啤酒，喝啤酒，每星期賺14先令解決我生活上的事。蘇珊賺得多，她在凡慕奶酪場做擠奶工，要賺4鎊17先令19便士，奶牛的老胸上可有把鎖，掛鎖什麼的，是嗎，蘇珊？ 新娘：是的，是的，羅賓。 法克斯先生：在我看來，我的朋友，你每星期有14先令，即使加上蘇珊夫人的4鎊17先令19便士，這些並不能維持你未來可能的家庭生活。 新郎：哦，我首先不知道蘇珊對這件事是怎麼想的——噢，見鬼，蘇珊，不要掐我——第二點，我們按你和普遍理性的那個傳教士的話想想，我家裡除了我倆，沒有什麼其他人。 法克斯先生：但是會有的，如果你不能撫養你的孩子，那麼教區必須為你撫養。 新郎：這樣的話，那可糟透了。我為教區作了貢獻，但我不想從那裡獲取更多。 法克斯先生：我敢說現在你不會。但是我的朋友，當照顧家庭的責任落在你身上，你的獨立精神就要屈從於生活的必需。如果你意外地被解僱了，就像現在你的許多老實的夥伴那樣，到那時你怎麼辦？ 新郎：我會賣力幹活的，先生，就像我一直做的那樣，沒人會比我做得更好。 法克斯先生：你假定那時你會像現在一樣盡力而為，你是否認為你這是在與一個可疑的未來結婚呢？你將如何養育你的孩子？ 新郎：噢，現在可是主管著我們的時代，沒有什麼可懷疑的。 法克斯先生：當然，但是你如何撫育你的孩子，使他們生存下去呢？ 新郎：也許以後會有這樣的事，但他們不會餓死的。我想如果他們像他們的父親那樣，生活就會有保證。現在我看出普遍理性是誰了，他是你的一個收稅人，幹著一份閒職，手裡有公家的紙幣，他從窮人嘴裡搶麵包，還不滿足，他將自己的孩子送去當兵，參加海軍，得到勝利榮譽什麼的，他的老婆在買東西時不必討價還價。 法克斯先生：我誠實的朋友，你陷入了激進主義的錯誤之中，我是為你的利益才解釋這些道理的。因為窮人有太多的孩子無法撫養，所以這些孩子就被迫入伍，參加海軍。於是，政治家和征服者就有現成的力量來壓迫和毀滅人類。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人們在他們可以憑藉國內的財力輕鬆撫養孩子前不該結婚—— 新郎：主愛你，那都是一堆廢話，一句話：沒有蘇珊我活不下去，蘇珊沒有我也活不下去，是嗎，蘇珊？ 新娘：活不下去的，是的，羅賓。 通過教育可以使人達到「道德約束」的程度，但這種教育似乎需要馬爾薩斯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結合，其過程可能有些漫長。不過，馬爾薩斯也幾乎贊同所有他那個時代的改革者關於大眾教育為任何激進改良之必不可少這一觀點。有些人反對教育，但馬爾薩斯支持教育的理由是如果教窮人閱讀，他們也會讀懂托馬斯·潘恩，從他的角度講，他同意亞當·斯密的觀點，認為人們受的教育越多，就越不會盲從煽動性著作。 他堅持認為人們沒有獲得救助的權力，即如果一個男人不能靠自己的努力生存，或者如果一個孩子不能靠父母的努力而生存，那麼社會就沒有義務為他們提供生計。 理論和經驗清楚地表明，如果救助的請求得到應允，那麼這種需求很快就會超過滿足它的可能性，再加上在實際的救助中人們又試圖包括人類社會中最悲苦和普遍貧窮的民族。這樣必然可以得出結論，否定救助權要比允諾救助的論點更適合我們的生存狀況。 偉大的造物主顯然已經將智慧蘊藏在自己的作品中，他並沒有泛泛地通過冰冷的和投機性的思考就得出結論。他讓利己的激情比仁慈的心緒更強大，並及時地敦促我們照此行事，因為這一準則是保存人類種族之必需。 馬爾薩斯反覆強調，社會共同體的優越性源於個體的自私，也正因如此，仁慈的上帝將我們所有的人造就為利己主義者。利己主義的行善是一種特例，這種行善是審慎的、算計的和自我克制的，不是一種衝動或輕率之舉。馬爾薩斯在自己婚後的頭四年有了3個孩子，之後就沒有生了，有人推斷這是因為「道德約束」。不過馬爾薩斯夫人對人口論的見解並無記載。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馬爾薩斯的緣故，英國的激進主義哲學不像所有其他時代和其他國家的激進主義那樣，在所有美德中它更看重審慎。審慎是內心的冷淡，是對情感生活的敵視，從各方面看，審慎是浪漫的中世紀精神的對立面。馬爾薩斯當然會遭受嚴厲的抨擊，而這些抨擊都是基於情感或正統的宗教。在反擊神學的批判時，馬爾薩斯占據有利地位，身為牧師的他遠離了作為異端人士的嫌疑。在反擊情感牌時，他訴諸他那個時期英國的一些顯而易見的事實。對他的同時代人而言，似乎沒有什麼合乎邏輯的內容可以用來反駁他的理論，結果所有受他論點影響的人都贊同了他。在《人口論》發表後的80年中，他深刻影響了人們的觀念，此後又影響了出生率，儘管是以他感到難過的方式。隨著他對人們觀念的影響下降，對出生率的影響卻在增加，但後者比前者更為重要。如果一個人的偉大是用他對人類生活的影響來衡量的話，幾乎沒有人比馬爾薩斯更偉大。 現在終於可以評判馬爾薩斯學說中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但在他那個時代這是不可能的。在拿破崙戰爭期間，英國被迫完全在國內生產食品。當時的英國普遍處在水深火熱中，人口卻在迅速增加。由於濟貧法是根據家庭中孩子的數量來發放救濟的，於是看起來好像這種做法直接刺激了不節制的婚姻。直到最近還有人認為當時人口的快速增加(6)是由於出生率的上升，但現在人們普遍認為其主要原因是死亡率的下降。也許你會感到奇怪，在如此的苦難歲月里死亡率還下降，但事實似乎毋庸置疑。克萊普漢姆(7)列舉了其中的原因：「征服了水痘，通過排水系統減少了瘧疾，曾在這塊大陸上流行的壞血病消失，產科學的發展減少了嬰兒死亡和產婦在產褥期的死亡，醫院、藥房和醫學校增多。」1811年的出生率比1790年略低，而濟貧法和工廠里的童工對此均無影響。 無論人口增長的原因是什麼，1811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公諸於世後，人口增加的事實便無法否認。無疑，馬爾薩斯堅持的觀點是正確的，即除非農業技術有所改進，否則在一個限定地區，比如像英國那樣已經有相當多人口的地區，不可能在不降低生活標準的情況下生產出大量人口所需的食物。如果人口繼續增加，因為食物的匱乏，很快就會達到一個不可能繼續增加的臨界點。這一結論最終不僅對英國而言是正確的，對世界而言也是如此。在世界上有些地方——比如中國——事實不僅顯而易見，而且具有悲劇性。 但自從馬爾薩斯寫了《人口論》，關於他的理論的局限性出人意料地變得十分顯著。鐵路和汽船的出現導致了這樣的觀點，即「歐洲應該在美洲種植穀物」。當然，馬爾薩斯認為這不過是個笑話。現在，農業技術的改進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已被證明超出了馬爾薩斯的設想。不僅如此，最值得關注的是，僱傭勞動者財富的增加遠遠沒有導致較高的出生率，反而在迅速下降，而這種下降在一戰期間和以後階段呈現出加速趨勢，同時人們生活的舒適性再度下降。或許上述情況還都不足以反駁馬爾薩斯的觀點，但在白人地區，這些情況還是消解了馬爾薩斯理論的重要性。而在亞洲，他的理論仍然重要。 * * * (1)　19世紀蘇格蘭著名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理論家、哲學家。下文中的約翰·密爾是他的兒子，19世紀英國最負盛名的哲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提出並發展了功利主義理論。——譯註 (2)　18世紀英國哲學家，心理學聯想學派的創始人。——譯註 (3)　主人公大衛·科波菲爾的繼父，性情酷烈殘暴。——譯註 (4)　19世紀英國記者、著名政論家，著有憲政理論經典之作《英國憲法》。——譯註 (5)　英國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著名海軍將領。——譯註 (6)　1801年，英國進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不包括愛爾蘭），前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分別為：1801年，10943000；1811年，12597000；1821年，14392000；1831年，16539000。 (7)　克萊普漢姆：《現代英國經濟史》（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1926年，第一卷，第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