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組織 · 第七章　工業化生活

鄉村社會中存在三個階層，但在工業化社會中只有兩個階層。通常，地主不會選擇在充滿煙塵和骯髒的廠區或礦區居住。即便如此，他們偶爾也會到那附近逗留一會兒，在他們父輩的年代那裡還是鄉村；偶爾還會接觸一下那些被他們認為粗俗而缺乏教養的新興的工廠主階層。地主階層與工廠主階層之間的關係多半是政治意義上的而非社會意義上的。雖然在鎮壓騷亂時他們有著共同利益，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工廠主對原棉的進口關稅怨聲載道。而糧食稅導致了麵包價格的上漲，也使得勞動者的生活成本增加，於是工廠主不得不多支付工資，最終這些以土地租金的形式流進了地主的口袋。工廠主期盼自由貿易，地主則相信貿易保護；工廠主往往是新教教徒，地主則總是信奉英國國教；工廠主盡其所能接受最好的教育，通過節儉和勤勉擺脫貧困境遇，地主則在公立學校上學，然後順理成章地子承父業。 冷靜下來思考一番之後，上層階級意識到了北方的工業化新面貌所具有的重要性，明白了製造業將幫助他們打敗拿破崙。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對詹姆斯·瓦特有所耳聞，並隱約覺得在有些工業生產流程中蒸汽機是有用的。但這對他們而言是新鮮事物，所以頗有些不適。而且，如果工業進一步擴張的話，也許就會危及狐狸和山鶉的生存。我的祖父說，他上學時的導師卡特萊特博士發明了動力織布機，由此使得機械和工廠制生產進入了紡織業。作為他的學生，祖父在若干年後感慨道：「從這位博學廣聞、在機械方面獨出心裁的卡特萊特博士那裡，我感受到了拉丁詩歌的魅力，並且從那以後再也離不開拉丁詩歌了。」回憶往事時，我的祖父還舉了些例子來說明這位老師在機械方面如何「別出心裁」，聽上去卻與動力織布機毫不相干，顯然他從沒聽說過動力織布機，儘管這位發明者給他寫了「大量信件，大談論述道德的十四行詩和其他一些有趣的話題」。英格蘭以其機械揚名海外，但英格蘭的上層階級對此頗有怨言，因為他們看中的是英格蘭的農業。甚至到了1844年，金萊克(1)還在《伊奧瑟恩》中虛構了一位英國旅行者和土耳其帕夏之間的對話，以令人捧腹的方式描述了這種情緒： 帕夏：……呼呼！呼呼！輪子帶著轉！——颼颼！颼颼！蒸汽推著轉！ 旅行者（對嚮導說）：帕夏說的颼颼地轉是什麼意思？他不是在說我們的政府會背棄對蘇丹的承諾吧，是嗎？ 嚮導：不，閣下，他的意思是英國人說話快，就像有輪子和蒸汽帶動一樣。 旅行者：此話有些誇大其詞。但是英國人的確將機械的效用發揮到了極致。請告訴帕夏（他聽了會震驚的），無論何時，但凡有暴亂要平復，即使距倫敦兩三百英里之遙，我們的大軍也能在數小時內趕到。 嚮導（恢復了神色侃侃而談）：莫德肯貝勳爵閣下要對殿下您說的是，無論愛爾蘭人、法國人或印度人何時想反抗英國人，埋伏在尤斯頓廣場的所有步兵和炮兵就會荷槍實彈地出現在曼徹斯特、都柏林、巴黎或德里，徹底消滅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的英格蘭的敵人。 帕夏：這些我知道——我都知道。有人已將詳情據實稟報於我，我對蒸汽機車有所了解。英國軍隊駕乘著鍋爐上冒出的蒸汽，那燃燒的煤就是他們的馬匹！——嗡嗡！嗡嗡！輪子帶著一切轉！——颼颼！颼颼！蒸汽推著輪子轉！ 旅行者（對嚮導說）：我希望這位奧斯曼帝國來的先生對我們英國的商業和製造業的前景沒有偏見，請你問一下帕夏對此的看法。 帕夏（在嚮導與之溝通後）：英國人的艦船如蒼蠅般成群結隊，他們生產的印花布能覆蓋整個地球，大馬士革的刀與他們的劍相比一如小草的葉片。整個印度不過是商人賬目上的一項，商人的儲藏室里好像滿是古代王座！——呼呼！呼呼！輪子帶著一切轉！——颼颼！颼颼！蒸汽推著輪子轉！ 嚮導：帕夏稱讚英國刀具，也稱讚東印度公司。 旅行者：關於刀具，帕夏說的很對。我用我的彎刀去試我朋友的劍，馬耳他的普通小吏用的那種，結果我的彎刀像紙一樣不堪一擊。好（對嚮導說），告訴帕夏我很高興他對我們的製造能力有如此高的評價。但我想讓他知道，除此之外我們英格蘭還有別的東西，而外國人通常以為我們除了輪船、鐵路和東印度公司之外別無所長。告訴帕夏，我們的鄉村也值得關注，在過去200年間甚至我們的蕪菁栽培技術也有顯著提升。如果他對此不感興趣，那麼請你無論如何要向他解釋我們這個國家的長處——我們是說真話的民族，像奧斯曼人民一樣，我們會忠於自己的諾言。哦！順便說一下，在說完這些之後你可以告訴他，感謝上帝！英國的自耕農仍在英國自耕自足。 正如我們所知，英國的自耕農已經無法自耕自足了。金萊克書中的旅行者和他的朋友們已將自耕農變成了一群飢餓而驚恐的貧民。然而，如果說英國的鄉村是罪惡的，那麼英國工業化的罪惡更甚。那時，工廠、礦山裡的卑劣行徑已是老生常談，如今一切照舊，並且仍然不堪忍受。我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多少研究，但有些話不得不說。 拿破崙是被俄國的冰天雪地和英國的兒童打敗的。俄國的天氣所起的作用已獲公認，在人們看來那是天意。但英國兒童所發揮的作用卻被悄無聲息地忽略了，因為這對英國人而言是件可恥的事。米什萊(2)在他的歷史著作中，虛構了皮特和僱主們之間的對話，以此形式第一次恰如其分地凸顯了英國兒童的作用。當僱主們抱怨戰爭稅時，皮特答道：「用童工吧。」在戰爭結束前，他們已經讓兒童去工作了，但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了很久，兒童們仍在工作。 童工制有兩種，早年的貧民學徒制，後來的「自由」兒童。學徒制形成的過程是這樣的：當時在倫敦和其他地區，如果有人得到了貧困救濟，那麼其子女21歲之前何去何從將由教區全權安排。在1767年之前，這些兒童幾乎都已撒手人寰，所以政府當局沒有遇到什麼麻煩。1767年那年，一位名叫漢韋的慈善家提出的法案獲得通過，根據該法案，兒童年滿6歲就不能再繼續待在濟貧院了。其結果是，大量兒童生存狀況堪憂，如何安置這些兒童成為擺在倫敦當局眼前的難題。恰巧此時蘭開夏郡的工廠有童工需求，於是這些兒童成了工廠老闆們的學徒，這意味著在他們長到21歲前都是老闆的私有財產。如果一家工廠不分日夜地運轉，童工就會分為兩班，每12小時輪一班，白班童工和晚班童工共用一個床鋪。這還算幸運的，如果工廠晚上不開工生產，就只有一班，童工們每天可能要工作15或16小時。 如果工廠主破產了，童工們就會被車帶到一個偏僻的地方自謀出路。除此之外，如果不算星期日孩子們趁機器設備定期清潔時去教堂的話，他們是永遠也走不出工廠的。擔心這些兒童可能缺乏宗教方面的教育，幾乎是當時唯一觸動人們普遍良知的地方，不過，後來傳染病多發而導致大量兒童死亡的問題，也多少引起了公眾的注意。 儘管羅伯特·皮爾爵士（「政治家之父」）本身還遠遠稱不上模範僱主，但他的一項提案在1802年獲得議會通過。這一提案旨在「更好地確保學徒以及在紡織廠和其他工廠工作的人們的健康與品德」。事實上，它只適用於學徒，並僅限於紡織廠。羅伯特·皮爾爵士認為，該提案「將使紡織業變得更符合公正原則和道德要求，從而與這一行業在貿易上的重要地位相匹配」。它規定，學徒晚上不得工作，每天工作不得超過12小時，每天都要留一段時間接受教育，每年要得到一套新衣服，男孩和女孩應分開住宿，每人一張床。每周日要學習基督教教義，每年由牧師考查一次。品行端正的孩子們還能再要求什麼呢？ 僱主們抗議這一法案會毀了他們的生意。但事實證明，沒人強迫他們照章執行，而且實際上也收效甚微。後來，僱傭學徒逐漸被所謂「自由」的兒童所取代，也就是說，這些孩子是應父母的要求去工作的，儘管在法律上他們有權餓死而不工作。出現如此變化乃是因為蒸汽機替代了水動力，於是工廠紛紛搬至城鎮，因為那裡有可供役使的兒童。如果父母拒絕送孩子去工廠，政府當局也有權不按《濟貧法》對其進行救助。新機器的強勢已經使許多織工處於飢餓邊緣，由此導致大量兒童被迫在六七歲時開始謀生，有時甚至更早。哈蒙德夫婦在《城鎮勞動力》（The Town Labourer）中對僱傭勞動者的生活做了如下描述： 兒童一旦成為僱傭勞動者，他們的生活就與上面描述的學徒生活所差無幾了。他們早上五六點進入工廠，（最早）晚上七八點離開，星期六亦如此。在整個工作期間，他們都待在華氏75度至85度的封閉環境中。十四五個小時內，只有吃飯時間才得以喘息，早餐最多半小時，晚餐最多1小時。然而，固定的吃飯時間只是成人的特權，對兒童而言，每周有三四天時間，吃飯只是換種方式工作。吃飯時，他們雖不必照看運轉中的機器，卻要清潔關停的機器。此時，孩子們只能抓緊時間拿些食物，在煙塵中狼吞虎咽。在這樣的環境下吃飯，孩子們不久便會覺得食物味同嚼蠟，煙氣嗆得他們喘不過氣來，一旦連痰都吐不出來時，只能用工廠免費提供的催吐劑。 兒童從事的工作常常被描述為輕而易舉就能完成，甚至近乎消遣，所以人們只需稍稍關注，但不必干預。當時，四分之三的童工都是「接頭工」，即將各種不固定的和旋轉的機器上的斷線接起來。其餘童工則負責清掃廢棄的棉花，或者拆卸和替換繞線筒。菲爾登（Fielden，1784—1849）是一位開明而仁慈的僱主，與科貝特(3)一起代表奧德海姆市議員獲得了紀念沙夫茨伯里伯爵(4)和薩德勒(5)的一項榮譽。菲爾登曾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來測定孩子們體力上的極限。當時一些工廠代表的報告裡提到了孩子們為了緊跟旋轉的機器每天所要走的距離。受此啟發，菲爾登也提交了一份報告，據他在自己工廠實測，他驚愕地發現，童工12小時內走過的距離不少於20英里。其間確實有短暫的空閒時間，但沒有凳子可坐，因為坐下是違反規定的。塔夫內爾先生是工廠委員會的代表之一，也是「接頭工的工作真的很輕鬆」這一觀點最有力的支持者。他說，四分之三的孩子在走錠紡紗機旁做接頭工，當機器後退時，接頭工就無事可做，即一分鐘內有四分之三的時間是空閒的。由此他得出結論，如果一個孩子名義上每天工作12小時，「那麼實際上有9小時他並未勞動」，或者一般情況下，如果一個孩子負責兩台機器，「那麼他空閒的時間就是6小時，而不是9小時」。 「常規」的工作時間是每周6天，每天待在工廠14或15小時。生產繁忙時，工作時間視情況而定，有時會延長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在瓦利先生的工廠，從凌晨3點一直工作到晚上10點的情況也是有的，整個夏天，工作時間甚至從凌晨3:30到晚上9:30。這個工廠被人們形象地稱為「地獄灣」，因為有時在連續兩個月的時間裡，工人們不僅要常規地從上午5點工作到晚上9點，而且每周還有兩天要通宵工作。在繁忙時只要工人一天工作16小時（上午5點到晚上9點）的僱主則自認為是仁慈之輩，並為此自得。 除非採取暴力強制，否則童工的體力根本不可能適應這樣的勞動制度。工廠監工在薩德勒委員會作證時並未否認他們採取了殘酷手段。他們說，不強迫童工完成指標，就只能解僱他們，在那樣的情形下同情是一種奢侈，作為要養家餬口的人，他們不能允許自己這樣做。對於早上遲到者的懲罰是相當嚴酷的，這足以使疲憊的孩子們自我克制，不敢讓睡覺時間超過三四個小時。在薩德勒委員會，一位證人說他認識一個孩子，每天晚上11點回到家，次日凌晨2點就在慌亂中起床，跌跌撞撞地步行去工廠。在有些工廠，一天中的每個小時都能聽到毒打的聲音和痛苦的喊叫。做父親的揍孩子為的是讓他們吸取教訓，以免他們犯錯後遭到監工更狠的毆打。下午的工作往往強度極大，監工們便會用一種叫紡機筒的大鐵棍打人。即使如此，仍常有小童工在打瞌睡時倒在了身邊的機器上，隨即喪命。如果他還算幸運，沒被碾壓的話，倒可以趁機忘卻一切，儘可能睡久一點。在戈特先生的工廠，懲戒童工只允許用戒尺，為了讓從早上5點工作到晚上9點的孩子們保持清醒，便鼓勵他們唱讚美詩。傍晚時分，孩子們既痛苦又疲憊，神經緊張到難以承受，他們會乞求任何走近的人告訴他們還剩多少小時。一位目擊者告訴薩德勒委員會，他那6歲的兒子有次問他：「『爸爸，現在幾點？』我說，可能7點了。『啊，離9點還有2個小時，我已經受不了了。』」(6) 這些情況被公之於眾後，有人鼓動出台法案制止如此嚴重的濫用法律行為，對此我將於下文中論及。在此，我只考察1819年通過的一個法案，事實證明它毫無效果，而且居然將監察工作交由地方法官和牧師負責。實際上，它倒是讓僱主鬆了口氣，因為如果他們的違法行為不過是為了給孩子們點「教訓」，那麼地方法官和牧師對此是決無異議的。 境遇悲慘的童工不僅紡織廠有，煤礦也有。比如在礦井下看守風門開關的孩子，一般5到8歲不等，他們「坐在門邊的小洞裡，手上連續12小時抓著一根繩子。按規定，他們要待在黑暗中，偶爾會有好心的礦工給他們一小截蠟燭」。在兒童就業委員會1842年的報告中，一個8歲的女孩說：「我得在一片漆黑中開關門，我很害怕。我早上4點就下礦井了，有時甚至3點半，然後（下午）5點半才出來。我從不打瞌睡，有亮光的時候我偶爾會唱唱歌，但黑漆漆的我就不唱了，也不敢唱。」 正是靠著孩子們在如此條件下的勞作，墨爾本勳爵才腰纏萬貫，並因此變得知書達理、風度翩翩。而卡斯爾雷，我們的倫敦德里勳爵，同時也是赫赫有名的大礦主。礦山和紡織廠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英國兩黨的許多大貴族都直接擁有礦產，他們的鐵石心腸跟那些最令人髮指的工廠主是一樣的，只不過後者大多白手起家。可以想見，霍蘭德公館的優雅交談中也低語著孩子們飽受折磨的故事。 我之所以提起這些孩子，乃是因為那是100年前的工業化時代中最可怕的一面。除非孩子們的父母已經絕望，否則不可能讓他們承受這樣的苦難。至於成年人，他們的工作時間也同樣長得令人難以置信，而工資仍然很低，住房條件依舊惡劣。許多產業工人不久前還住在鄉村，如今日益集中於新興的城鎮，那裡弊端叢生、霧靄瀰漫，衛生狀況堪憂，有些人甚至住在地窖里，霍亂和傷寒肆虐。新機器使熟練的手工業者陷入貧困，曾經富裕的織工現在每周只能掙到6先令6便士。直到1824年，僱傭勞動者的任何聯合行動都被視為非法，儘管成立了工會，但只能秘密地存在，所以規模小，也起不了什麼作用。政府僱傭了一些密探，目的是刺探窮人中的革命情緒。密探們大費周章地謀劃了一些小規模行動，受騙上當者或被絞死或被流放。 實施如此暴行的也是人，與你我一樣有人的天性。設想一下，在某種情況下，或許你我的所作所為與他們的並無二致。多年以後，當蘇維埃俄國上演類似一幕時，這些人的孫輩以人道主義的名義奮起反對；而當人們企圖阻撓昔日的罪惡在剛剛開始工業化的印度重現時，這些人的孫輩又同樣以人道主義的名義對他們施以酷刑。 * * * (1)　19世紀英國旅行家。他在鼠疫流行期間到達開羅，感到面對鼠疫，東方人比歐洲人更加堅韌。《伊奧瑟恩》的副標題便是「從東方歸來的旅程」，表現了許多經久不衰的歐洲關於他者的假想。——譯註 (2)　法國歷史學家，被譽為「法國史學之父」。——譯註 (3)　英國記者、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激進派的著名代表，曾為英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鬥爭。——譯註 (4)　富於人道主義精神的托利黨人，被譽為英國下議院工人階級事業的領導人。——譯註 (5)　托利黨議員，英國激進政治家，工廠改革運動的領袖。——譯註 (6)　《城鎮勞動力》，1932年版，第157—1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