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組織 · 第五章　貴族

「上帝保佑我的靈魂，先生！」5月的一個晴朗的早晨，福利奧特博士就這麼嚷嚷著走進了克羅切特島的早餐室，「我對發展心智這套東西已經完全沒有耐心了，看看這裡的房子，都快被我的廚師燒了，她想要發展心智，用一本廉價的小冊子來研究流體力學，這本書是蒸汽知識學會出版的，一位博學人士所寫，這位朋友想把他的生意做到全世界，並且好像他完全有資格談論人類的每一門學問。」 ——托馬斯·洛夫·皮科克 上篇　社會背景 19世紀上半葉的英格蘭具有特殊的歷史重要性，當時，它已經走上了工業化發展道路，而其他地方還沒有動靜。工業化引發了某種思維習慣，並催生了某種政治經濟體系，這些特點在當時的英格蘭與新的生產方法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儘管困難重重，現代化理念還是勉力拓展自己的道路，與陳舊的思想和行為方式相抗衡。起初，現代化理念只出現在英格蘭少數地區的工廠和礦業，對於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包括所有掌握政治權力的人的思想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因此，要理解當時的新思想，就必須考察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去了解統治階級對於工業問題的無知，這源於他們所受的傳統教育以及頗為自得的先入之見。 拿破崙戰爭結束時，英國社會突然出現了不同的階級和職業。對於工業社會的生活，無論是僱主的，還是僱傭勞動者的，其他群體事實上並不了解。在英國存在著三個階級：地主、農民和勞工，小地主屬於鄉紳，大地主則屬於貴族。1688年光榮革命以來，政治權力幾乎完全集中於貴族之手，他們通過腐敗的選區制度控制了下議院和上議院。大約在1760年之後，貴族們無恥地利用議會的權力大幅降低僱傭勞動者的生活水準，同時還阻礙作為中間階級的製造商的發展。這樣做部分是因為無知，部分是出於對社會新生力量的嫉妒，還有就是想獲得高額地租。上述情況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的議員普遍過著一種半夢半醒甚至醉生夢死的生活，而不是恪盡職責。然而，隨著屬於我們的時代的到來，勤奮努力成為一種風尚，18世紀那種得過且過的精神面貌逐漸讓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誠摯態度與美好德行。 第五章　貴族 英國貴族分為輝格黨人和托利黨人，最初，他們分別代表著斯圖亞特王朝的敵人和朋友。詹姆斯二世垮台後，輝格黨連續執政近一個世紀。但在喬治三世的庇護下，托利黨慢慢地回歸權力中心，並通過反對法國大革命來鞏固自己的統治，直到1830年，托利黨和輝格黨都是反對黨與在野黨的關係。這兩黨之間的隔閡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社會方面的，比如輝格黨人有自己的圈子和聚會，托利黨人亦是如此；而且他們奉行的是輝格黨人只與輝格黨人結婚，托利黨人只與托利黨人結婚。這兩黨都是貴族，他們最大的區別在於彼此有著不同的傳統，對待新興中間階級的態度也相異。 19世紀早期，托利黨人整體而言不如輝格黨人明智。托利黨奉行的首要原則是反對法國及其一切主張，這樣的原則既不需要也不會激發出任何明智的思想。托利黨人認為，在雅各賓派荼毒民眾之前，一切原本都好端端的，現下拿破崙已被拘禁在聖赫勒拿島，現在唯一要做的就是遏制一切可能使國內外的革命死灰復燃的苗頭。儘管托利黨人明白喬治四世只是代表著一種血統，但他們仍然忠於教會和國王。他們相信社會等級制度是天意，相信尊重下層服從上層的制度的是極為重要的。他們看中農業收益，迫切希望英格蘭在食品方面能實現自給自足。當然，他們反對普及教育、出版自由和煽動性演說。此外，他們忠於英國早年的盟友葡萄牙，隨後為履行這所謂的愛國義務而自食其果。自皮特(1)死後，托利黨的政客們都是些庸碌之輩。唯有一位威靈頓公爵(2)是個人物，但眾所周知，他在戰場上要比隨後在治國理政上的表現更為出色。對於這位威靈頓公爵，1827年，托馬斯·穆爾在其作品中如此評價： 偉大的舵手承受著如此痛苦 只為證明全體一心。 平庸之輩唯唯諾諾 各路英豪絞盡腦汁。 托利黨內真正杰出的政治家是坎寧，但他並不受黨內人士歡迎。有一次坎寧剛剛走出某位托利黨人的辦公室，便聽到有人在感謝上帝，說「他們不會再有這樣令人討厭的天才了」。 相比之下，輝格黨人更有趣，也更複雜。他們因發動反對君主專權的革命而成功取得政治地位，所以永遠也不會像托利黨人那樣懷著無可置疑的忠誠。輝格黨吸納了一些漢諾威人，某種程度上他們對這些人就像對僕人一樣，稍有不滿便予以解僱。維多利亞女王曾問約翰·羅素勳爵，在某些情況下他是否會反對君主的合法性，勳爵回答：「女王陛下，如果這個君主是漢諾威王室的話，我想也許會反對。」法國大革命期間，雖然大多數輝格黨人跟著伯克（Burke）一起譴責革命時，輝格黨黨首福克斯卻以反對恐怖統治為由，竭力支持法國的革命。在1793年至1815年的漫長歲月中，所有對法國思潮懷有好感的行為都會被視為犯罪，疑似雅各賓派信徒之人則會被判處長期監禁。一些傑出的輝格黨人繼續自由地表達意見，比如主張自由的信念，倡導激進的議會改革，而地位卑微的民眾若是如此則會被送進監獄。輝格黨人支持對拿破崙宣戰，認為拿破崙是個暴君。但是他們對於戰爭本身卻不像托利黨人那樣狂熱，1815年當拿破崙從厄爾巴島回來時，很多輝格黨人認為應該再給拿破崙一次機會。甚至在滑鐵盧戰役之後，約翰·羅素勳爵還在下議院對這一策略沒被採納表示遺憾。 輝格黨相信君主政體是維護國家秩序的一種有效手段，但他們絕不會假裝對王室顯貴懷有任何尊敬，1829年，格雷維爾評論道： 「好人國王、睿智的國王是有過，但不太多。這些人一個接替一個登上王座，卻個性低劣，而這個（喬治四世）我認為是其中最糟的一位。」 在描述威廉四世統治時期的白金漢宮時，克里維這樣寫道： 「從沒見過如此邪惡的建築，到處充斥著粗俗。建造它，花費了100萬英鎊，可是所有你能想到的錯誤都能在這裡看到。樹莓色的柱子綿延無盡，看得人頭暈。而女王本人房間裡牆紙的醜陋和粗俗程度遠超（原文如此）其他地方……如果人們因目睹王室如此這般揮霍財富而激進地反對君主政權，又有什麼好驚訝的呢？王室在這方面的所作所為令人無言以對。」(3) 相比之下，貴族的遭遇卻引發了克里維的同情。威廉四世登基時，克里維（他稱威廉四世為「比利」）取笑他視力不好。但是當他發現霍蘭德男爵（福克斯的侄子）經濟拮据時，為此感到心情沉重。 「昨天我在霍蘭德男爵那裡……他們看起來病得很重，並顯然已經嚴重地入不敷出——霍蘭德靠他的土地，霍蘭德夫人仍仰仗糖和朗姆酒為收入來源。(4)當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繼續這樣，紙幣勢必會貶值或因其他方式再次喪失效力（英格蘭沒多久就回歸金本位）；她回答說她祈禱上帝能讓黃金重回生活，如若不然他們就沒救了。男爵說他從不同意紙幣的回歸，不過他認為換算標準該改改：也就是說，法律要規定1枚沙弗林金幣(5)應該值1英鎊20先令或2英鎊20先令，甚至3英鎊20先令。」 霍蘭德男爵夫婦是輝格黨人社交圈的中心人物。如果一個人有頭腦並堅持正確的原則，他不必是貴族也可應邀參加他們的晚宴，希德尼·史密斯和（稍後）麥考利（Macaulay）是他們的座上常客。格雷維爾（1832年2月6日）描述了他第一次在霍蘭德公館(6)見到麥考利時的情形： 2月6日——昨與霍蘭德男爵共進晚餐。我去得非常晚，發現喬治·羅賓遜爵士和一個身著黑衣、相貌平平的人之間有個空位，便坐下了。我抽空打量了一下鄰座，開始猜測（人們通常會如此）此人是誰，當時他只顧吃飯並沒有說話，我以為他是個無名的文人或者醫生，也許是治療霍亂的醫生。不一會兒，話題轉到早受教育和晚受教育上，霍蘭德男爵說他認為自學成才的人尤為自負傲慢，他們對別人所知的一無所知，因而總是輕視大多數人，其實他們並沒有在公立學校待過，也不了解通識教育的課程。我的鄰座說，他認為最典型的自學成才的例子是艾爾菲耶里（Alfieri），到30歲時，他除了尚有進取之心外一無所成，由於語言能力的缺乏，艾爾菲不得不像小孩一樣從初級教材學起。霍蘭德男爵則以尤利烏斯·凱撒·斯卡利傑為例來說明晚受教育的問題，說斯卡利傑結婚之日才開始學習希臘語。我的鄰座評論道：「斯卡利傑認為自己學習希臘語之舉如同結婚一樣，並非心血來潮。」他這番話和他的說話方式讓我覺得他是個遲鈍的傢伙，因為他的舉止近乎可笑，像是為了逗大家樂。我有些吃驚地聽他繼續侃侃而談（從斯卡利傑受傷）一直談到羅耀拉（Loyola）在龐珀洛訥受傷的事。我很奇怪他怎麼會知道這個的，便說出了自己的疑惑，並繼續享用晚餐。坐在我對面的奧克蘭招呼我的鄰座道：「麥考利先生，想來杯酒嗎？」一聽這話，我差點從椅子上跌下來，他居然就是麥考利，很久以來我一直好奇這個人，想見到他，聽他說話，他的天賦、雄辯、驚人的知識和多才多藝令我驚嘆和欽佩了如此之久，而我現在就坐在他的旁邊，聽他說話，並視他為遲鈍的傢伙。我覺得如果他能讀懂我此時的想法，看到我臉上每個毛孔湧出的汗水，不可能不被這個想法逗樂。直到麥考利站了起來，我才意識到他的外表是那麼粗俗和醜陋，臉上沒有一絲智慧的跡象，但是一塊普通的黏土是包不住健全的心智和活躍的想像力的。他感冒了，喉嚨有些痛，引得他胸部的肌肉不斷收縮，看起來他好像在適應隨時可能到來的危險。他的態度讓我不愉快，但它沒有假設；說不上尷尬，但並不太輕鬆；沒有經過修飾，但也不能說是粗野。沒有任何被篡改過的談話，也沒有執著於什麼意見或事實；沒有假設擁有高人一等的權威，但他的信息很快就顯現出了多樣性和廣泛性。無論談及什麼話題，他都顯得非常熟悉，能引經據典，有理有據，趣聞軼事他似乎都能信手拈來。當晚我們的主要話題是我國和其他國家，尤其是古羅馬的長子繼承權問題。但是，我覺得麥考利並不確定羅馬的法律對此是如何規定的，只知道如果死者沒有遺囑，其子女都可以分得財產。晚餐後，塔列朗和蒂諾夫人(7)來了，人們將麥考利介紹給塔列朗，塔列朗說周二他要去下議院，希望麥考利在那裡發表演講，「聽過所有大演說家的演講，這次想聽聽麥考利先生的」。 梅爾本也是霍蘭德男爵家的常客，他的談吐據格雷維爾說非常有教養。以格雷維爾1834年9月7日的一段話為例，他說：「艾倫談到了早期的改革者，即清潔派教徒及早期的基督徒是如何相互迫害的。梅爾本引用維吉蘭提寫給聖哲羅姆的信，然後向艾倫詢問亨利四世的第11號法案，一項獲下議院通過的反對教會的法案，還提到莎士比亞《亨利五世》的開頭部分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伊利（Ely）主教之間的對話，霍蘭德男爵曾將這本書拿給梅爾本讀，梅爾本已熟記於心並時刻激勵自己。」 克里維有激進主義傾向，有時他會轉而反對霍蘭德。有一次，他們為福克斯的墓志銘發生爭執，克里維寫道：「霍蘭德公館是個既骯髒又卑鄙的地方，讓我十分噁心（1820年7月24日）。」但在另一個時刻他的印象又截然不同：「從不知道霍蘭德男爵是如此令人愉快，我想在世的英國人中沒有誰能像他那樣涉獵這麼多的領域——傳記、歷史和軼事（1833年11月23日）」。情感交流是他造訪霍蘭德公館的又一個理由：「某次我與馬達加斯加（霍蘭德夫人的暱稱）一起用餐，那是一個小型聚會，而讓我高興的是，有如此充足的活動空間……雖說這裡同我所知道的其他公館一樣舒適，但有時候這裡特別廢話連篇，此次聚會也不例外（1836年4月23日）」。霍蘭德公館的晚宴又因過於擁擠嘈雜而聲名狼籍。我的祖母跟我說過這種情形，有一次她去霍蘭德公館赴宴，因為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霍蘭德夫人便為他安排座位，她說「再挪挪，親愛的」，而霍蘭德男爵應道：「我是得騰出點空，不然沒地方坐了。」 霍蘭德夫人有時會顯露出貴婦人特有的傲慢，克里維（1833年7月6日）舉了個例子： 周四，我在塞夫頓（Sefton）勳爵家裡又見到了霍蘭德夫人。她抱怨庭院裡的路太滑，這可能會讓她的馬摔倒。塞夫頓回應道，如果下次她賞光參加晚宴，他會鋪上礫石。她聞言一臉鄙視，並把目光轉向盆栽的美麗玫瑰和各種鮮花說：「塞夫頓勳爵，請你將這些花搬到屋外吧，氣味實在太沖了。」——於是塞夫頓和他的男僕保利將擺放鮮花的桌子連同上面的花一起搬出了房間。莉·塞夫頓平時打扮好之後總要在胸前戴一束花，可憐的她此時只能無比謙卑地取下來，說：「也許這束小花對您霍蘭德夫人來說氣味也太沖了。」——但有些時候卻樂於允許莉繼續佩戴，儘管語氣不是那麼親切。在晚餐結束點燃蠟燭時，霍蘭德夫人要求熄滅其中3根，理由是蠟燭太多而且離她太近了。真是這樣嗎？ 她去世時，格雷維爾順便對霍蘭德公館的重要性做了總結（1845年11月24日）： 儘管沒人喜歡她這樣的女人，她的去世也不會引起大家的悲傷，但是很多人還是感到惋惜，有些人是出於仁慈，更多人則是出於利己之心，所有習慣了霍蘭德公館的生活，想繼續成為霍蘭德夫人的常客的人，都為這齣長劇的落幕，為照亮和裝點了英格蘭甚至歐洲半個世紀的一縷社交之光的最終熄滅而哀嘆。世人從沒見過、也永遠不會再看到霍蘭德公館這樣的地方，當然我指的絕不是霍蘭德男爵的生活場景，而是霍蘭德夫人在她周圍營造出的最後一個大社交圈，幾乎吸引了所有耀眼的、非凡的、討喜的人。 雖然我們不能認為輝格黨的社交圈都像霍蘭德公館的宴會那樣滿是知識分子，但總體而言，輝格黨的領袖們都是些相當有教養的人，重視文化，併兼具18世紀的道德自由。霍蘭德夫人在嫁給男爵前有過婚姻，在離婚前，其前夫與男爵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眾所周知，梅爾本的妻子瘋狂地愛上了拜倫，而她追求愛情的方式就連拜倫也接受不了。奧克斯福特夫人也愛著拜倫，但她的愛得到了回報。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8)也是奧克斯福特夫人的情人，所以她的孩子也被稱為「奧克斯福特的雜燴」（Oxford Miscellany）。 輝格黨的社交圈對於激進的離經叛道者較為寬容，假如這些人同時還有才智、學識，或者出身和財富兼具。拜倫起初輕而易舉就加入了這個圈子。後來他在上議院發表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演說時，為因實施暴行而受到嚴懲的「勒德分子」辯護。沒有人從壞處想他，當然，部分原因在於大家知道這次演講產生不了什麼影響。但後來拜倫走得太遠，不是政治方面，而是私德方面。其實拜倫並沒有多少過錯值得譴責，問題在於他總喜歡炫耀這些過錯。最後就連老梅爾本夫人也離他而去，她的孩子已經從政，她本人曾是拜倫的知己。在那個時代，18世紀的自由已經發展到了良好教養所能允許的極限。 彬彬有禮的懷疑態度在輝格黨人中極為常見。但支持他們的中間階層大多是虔誠的新教徒，因此異教徒思想只能通過公開發言來交流：要用粗俗的方式陳述，以便下層群眾理解。因為這個原因，原本完全可以憑藉才華側身其中的雪萊，從一開始就被排斥在外。雪萊採用的方式，如同一個大學生要讓他所在學院的院長轉化為無神論者，雖然這件事本身不能說是壞事，但無疑這樣的方式非常糟糕。此外，雪萊還拋棄了自己的妻子，更糟的是，他和那個被稱為老惡棍的戈德溫的女兒一起離家出走。戈德溫是雅各賓黨人，曾因出版自己的著作而獲罪並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後來他逃脫了懲罰。這位年輕的戈德溫女士，其父是個頭髮斑白的革命分子，其母提倡女權，並在巴黎公開過著一種不道德的生活，這樣做的目的不僅是出於好玩，還為了遵從一種理論，這可不像是鬧著玩的。往事歷歷在目，尤其是自由派貴族被羅伯斯庇爾砍頭的事，所以輝格黨人始終明白不能過界，並且恪守界限，特別是在雪萊的問題上。人們告訴我，偏見一直延續到今天這個時代，並且還會以這種方式繼續。我16歲時就對雪萊產生了興趣，人們告訴我，拜倫是可以原諒的，因為儘管他身負罪孽，但那是他年輕時不幸的環境引他誤入歧途，而且多年來他的心頭一直縈繞著悔恨。但是，對於雪萊的人品就沒什麼好分辯的了，因為他是按他的原則行事，他的作品也因而不值一讀。 * * * (1)　即小威廉·皮特，查塔姆伯爵老威廉·皮特之子。兩次出任英國首相。其任內是英國工業革命迅速發展時期。——譯註 (2)　即阿瑟·韋爾斯利，第一代威靈頓公爵，英國第21位首相，參加過滑鐵盧戰役，授英國陸軍元帥銜，沙皇亞歷山大稱其為「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譯註 (3)　《克里維文集》（Creevey Papers），1903年，第二版，第307—308頁。 (4)　霍蘭德夫人是牙買加種植園主的女兒和繼承人。 (5)　舊時面值1英鎊的金幣。——譯註 (6)　一座位於倫敦肯辛頓的大型宅邸，19世紀輝格黨人的重要聚會地點。——譯註 (7)　即蒂諾公爵夫人，是塔列朗的侄女。——譯註 (8)　18世紀英國政治家，熱衷改革。——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