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組織 · 第二章　維也納會議

亞歷山大、腓特烈·威廉、梅特涅和卡斯爾雷聚在一起共商歐洲版圖，並為歐洲大陸的幾個國家和其他國家選擇政權形式。當然，一些條約限制了他們的自由。1813年，首先是俄國，接著是英國、奧地利，紛紛贊同普魯士重整旗鼓，恢復到1806年被拿破崙打敗前的狀態。根據《巴黎條約》（1814年5月30日）的規定：法國保留1792年的疆界，放棄革命時期和拿破崙時代占領的土地，這些領土的歸屬問題交由維也納會議解決，但法國被排除在決定者之外。22年戰爭期間，幾乎每個歐洲大陸國家都遭到了法國的入侵，所以戰後法國只能完全任同盟國擺布，有鑒於此，《巴黎條約》算是出奇地溫和，這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結為亞歷山大的寬宏大量。他率軍進入巴黎時就宣布拿破崙是敵人，法國不是，並且允准法國臨時政府半推半就地恢復了波旁王朝，以及據此提出的不要剝奪法國王室所擁有的領土的請求。 亞歷山大的寬容遭到諸如普魯士這樣最親密的盟友的強烈反對，也引起了英國的擔憂。1814年1月30日，卡斯爾雷在給首相利物浦勳爵的信中寫道： 我們目前最大的危險在於沙皇亞歷山大在戰爭進程中表現出的騎士精神。他對巴黎懷有一種個人情感，這完全不是出於政治的考慮，也不是出於軍事的考慮，而是尋找一種時機，當他率領著浩浩蕩蕩的衛隊進入敵國首都時，似乎在有意展示一種仁慈和寬容，一改往日生靈塗炭之舉給人們留下的印象。 讓亞歷山大大為欣慰的是，巴黎人民對他表現得異常熱情，也許這正是他想要的。其他盟友認為，假定法國被迫割讓更多的領土，俄國也不會接受，而亞歷山大對於近鄰（比如波蘭）絕不會如此慷慨。但是這些念頭只在一開始有過，並不影響各國的普遍立場。 維也納會議要解決的領土問題繁多且複雜，當時與會者覺得也許訂立某種原則會有助於做出大致還算公正的裁決。梅特涅的同事根茨因在會議期間工作賣力而備受稱譽，在1815年2月12日的備忘錄中他記述了自己的印象： 那些集聚在此參加維也納會議的人，完全明白此次大會的性質和目的，無論他們對最後結果作何評價，都不可能弄錯會議進程。諸如「重建社會秩序」「恢復歐洲政治體系」「基於公平的勢力劃分的永久和平」之類的頭等大事會被頻繁提及，一方面他們想通過這些議題來安定人心，另一方面也給這次莊嚴的大會製造高尚而偉大的氛圍。其實，會議的真正目的不過是征服者瓜分從被征服者那裡擄來的戰利品。 但這是不能公開承認的。此外，在大多數問題上某些強國的利益並沒有被考慮進去，要說服這些國家也許只能通過一個既定原則。在此情況下，正是塔列朗發現唯一可以仰仗的就是道德的力量，因為他知道對於道德的訴求與會者是不能置若罔聞的。為此，他想出了「正統原則（principle of legitimacy）」，這一原則對整個歐洲的支配延續到1830年。塔列朗在向路易十八做決策建議的時候對此做了說明。於法國而言，在經歷了軍事上的失利後，也只有道德力量才能依靠。無疑，塔列朗提出這一原則有他自己的小算盤。 寬泛地說，「正統原則」聲稱，領土應該屬於擁有它的世襲君主，除非後者自願分割以換取某種補償。基於此，如果法國由波旁王朝統治，那麼後者就可以擁有路易十六時期領土的所有權。但這一原則的制定必須謹慎，否則就會行不通。例如，根據這一原則，英國應該恢復斯圖亞特王朝時期的領土。還有熱那亞，被法國侵占之前它曾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現在屬於撒丁王國。熱那亞人本可引用正統原則，但不幸的是，他們沒有，反而同意領土歸屬交由稍後舉行的維也納會議來裁決，美其名曰民族自決權。更糟糕的是，他們支持制定民主憲法，這很危險。塔列朗說： 熱那亞人提出的憲法計劃，因其中存在的民主意涵而未獲通過。但是，鑒於熱那亞人對這種屈辱表現出的萬分不情願，鑒於這些條約有助於最大程度地消除歐洲各國的痛苦和分歧的根源——在比利時人與荷蘭人、撒克遜人與普魯士人、義大利人與奧地利人各自聯盟之際，所有方面的分歧都在加劇——所以，一系列條約的簽訂就顯得尤為必要。 因此，正統原則不可能被大眾用來對抗王侯。另外也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說明這一原則永遠不可能為一些共和制國家接受：比如瑞士，因為亞歷山大對拉阿爾普的感情；比如波蘭，因為波蘭不再有合法的國王，而且波蘭領土的四分五裂並不是法國造成的。大致來說，當時對於領土的處置一如今日我們對地產的處置，我們不會因為一個租戶個人的一廂情願就允許他獲得自己所居住的土地的所有權，今天的大多數人都會認為這是荒謬的；在維也納會議上，談判者也同樣認為政府提出的所謂民族自決原則是荒謬的。如果一位國王對一塊領地擁有世襲權利，那麼他可以主張他的權利，會議必會予以關注；如若不然，大國可以通過協商進行分配。 正如我們在熱那亞一例中所看到的，會議對於任何推崇民主的做法都表示出了極大的反感。英國的憲法得以存在的原因在於它是因襲的，而法國憲法的誕生出於多種原因。亞歷山大只是在俄國之外的事務上扮演自由主義者。英國認為，一部憲法不僅可以調解法國的各種矛盾，而且可以恢復波旁王朝並給其帶來穩定。奧地利和普魯士在猶豫一陣之後終被說服，開始相信憲法有其天生的致命之處，可以削弱法國，並且防止路易十四和拿破崙所引發的那種災難的再次發生。不過，它們並不鼓勵在其他地方也推行憲法。在這個問題上，英國的輝格黨與托利黨政府意見相左。在義大利，威廉·本廷克勳爵因為鼓勵熱那亞人的做法和抗議西西里島國王的暴行，給政府製造了許多麻煩，但是這位鬥志昂揚的輝格黨人身居高位，不能立即解職。1814年5月7日，卡斯爾雷在給西西里國王的信中寫道： 我們不可能意識不到歐洲將要面臨道德巨變，自由原則將會席捲歐洲。問題是，這種轉變或許太突然了，來不及深入各個可能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或更快樂的領域。法國、西班牙、荷蘭和西西里相繼頒布了新憲法，在鼓勵其他國家嘗試之前，讓我們先靜觀其變。或許不妨先試試，但必須密切關注其結果。我確信，這一輸入歐洲各國的最危險的原則，加速實施不如延遲實施。 於義大利而言，現在更要避免冒進，如果我們希望與奧地利和撒丁王國一起行動的話。既然我們不得不將法國人逐出義大利，我們理應承擔一切風險，但歐洲目前的局勢不需要這樣的權宜之計，而且出於對總體和平與穩定的考慮，我更希望看到義大利稍安勿躁，看看憲法在其他地方產生了哪些不易覺察的影響，而不是此刻讓這種蠢蠢欲動毀了義大利國內的平靜。 順便說一下，西班牙和西西里島的憲法旋即被壓制了。 與西方列強的小家子氣截然不同，亞歷山大決定贊成波蘭或者說波蘭的部分地區推行憲法，並最終獲得維也納會議的批准。然而，這部憲法的命運表明，亞歷山大的自由主義不過是說說而已。立法機構由兩院組成，眾議院由擁有封地的貴族的71名代表和51名市鎮代表組成，上議院由皇室成員、主教、官員組成。議會每兩年召集一次，每次會期30天，它不負責提案，而是負責通過或否決政府的提案。1818年，議會舉行首次會議，一切進行得都很順利，除了一個離婚提案外，兩院通過了亞歷山大的全部提案，為此他彬彬有禮地致謝，說他尊重議會的原則，並樂見議會有其獨立性。然而到了1820年，兩院否決了亞歷山大的所有議案。他暴跳如雷，把憲法拋諸腦後，下令在1825年前不再召集議會。此後，議會只在1829年召集過一次。1830年，波蘭人民起義，從那時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波蘭一直在沙皇俄國的獨裁統治之下。儘管如此，亞歷山大還是在維也納大大炫耀了他對波蘭採取的自由主義政策以及波蘭在其統治下團結統一的大好局面。 塔列朗提出的正統原則，與梅特涅可謂不謀而合。但在處理那不勒斯問題上犯了難，不過，後來那不勒斯國王接受勸導放棄了與妻舅拿破崙的條約。在該條約中，奧地利承諾保住繆拉特的王位，而事實上，隨著拿破崙的大勢已去，這個條約已毫無意義，同時塔列朗也力挺波旁王朝的斐迪南國王對那不勒斯有合法統治權。幸好，繆拉特的一次輕率之舉使這個小問題迎刃而解：拿破崙從厄爾巴島(1)逃回法國後，繆拉特向其懺悔了之前的背叛行為，因此既然拿破崙倒台了，他也該下台。那不勒斯問題的解決讓梅特涅毫無顧慮地接受了正統原則。 英國對這一原則的態度是仁慈的，只要它不與英國的利益有任何衝突。當然，這一原則不可適用於其殖民地：英國強調其對某些重要的荷蘭殖民地擁有永久合法統治權，這些殖民地因為荷蘭當年被迫與法國結盟而落入英國囊中。奧蘭治親王(2)對於得到比利時作為補償很是感激，可惜在1830年又弄丟了。在歐洲以外以及外海，英國的態度由英國的利益決定，而在歐洲大陸，正統原則極為適用，因為所有對英國殊為重要的問題都在維也納會議開始前得到了解決。 普魯士和俄國頗多異議。俄國之所以反對，一方面是由於亞歷山大曖昧不清的自由主義思想，但最主要是他的領土野心與普魯士有著複雜的關聯。他向普魯士國王承諾過給予其1806年以前普魯士所擁有的疆域。但在1806年前，普魯士擁有部分波蘭領土，如今亞歷山大想將這些地方占為己有，因此他要求普魯士接受他地作為補償。最簡便的辦法是將薩克森劃給普魯士，因為薩克森國王沒有適時遠離拿破崙。但薩克森國王畢竟是合法君主，路易十八和塔列朗對此想法表示了強烈憤慨。奧地利既怕俄國又怕普魯士，因而站在了法國一邊。英國想壯大普魯士，同時削弱俄國，所以卡斯爾雷先是支持普魯士對薩克森的訴求，然後又反對俄國將整個波蘭實際納入囊中。當他發現事情並不能如他所願時，便決定也不讓普魯士和俄國得逞，同時投向了奧地利和法國一邊。這個問題耗去了會議的大部分時間。 10月1日，就在會議開幕之際，塔列朗會見了亞歷山大，他強調了正統原則的倫理重要性，以此反對他所謂的沙皇的狂妄。亞歷山大不喜歡塔列朗，毫無疑問，原因之一是他認為塔列朗太過憤世嫉俗，但更主要是因為當年俄國政府抗議拿破崙殺害昂基安公爵，而塔列朗的反應卻向大家暗示這並不比弒父更糟。(3)此時如同當年一樣，面對一個有著虔誠宗教信仰的皇帝，塔列朗已然站上了道德制高點，這一定讓他很得意，只是這種得意是不可在他關於10月1日會見的回憶錄中流露的： 亞：現在來談談我們之間的事吧，我們必須在此做個了結。 塔：這取決於陛下您，如果您像對待法國一樣，同樣地賦予您偉大而高貴的心力，那麼事情就會迅速而愉快地解決。 亞：但是解決方案必須符合各方利益（傳統權益）。 塔：還有各方自己的權利。 亞：我已占有的應該繼續歸我。 塔：陛下只是想保留您合法擁有的。 亞：我與各大國之間有協議。 塔：我不知道陛下是否將法國算在大國之列。 亞：當然。但是，如果你不想讓各方都得償所願，你打算怎麼做？ 塔：我將正義放在首位，利益放在其次。 亞：歐洲的利益就是正義。 塔：陛下口不對心，聽起來如此陌生，您內心不是這麼想的。 亞：不，我再說一遍，歐洲的利益就是正義。 此刻塔列朗痛心疾首，他大叫：「歐洲，歐洲，不幸的歐洲！或者應該說你已經毀了歐洲？」亞歷山大回答：「如果叫我放棄，那寧願開戰。」塔列朗的回憶錄繼續寫道： 我不再做任何努力，像一個內心痛苦但心意已決的人，暗暗告訴自己「這不是我們的錯」。我一言不發。皇帝也沒有立即打破沉默，片刻之後重複了一句：「是的，寧願開戰。」我不為所動。這時皇帝揮舞著他的手，我從未見過他這個樣子，這讓我想到書中描述的終止馬可·奧勒留(4)演說的情景，與其說他在講話，不如說是在叫喊：「該去劇院了，我得走了，我答應了（奧地利）皇帝，他們正等著我。」走了之後，復又折回，雙手按壓著我的身體，用一種不同以往的嗓音說：「再見，再見，我們以後再見。」 儘管出現了這樣的動人場景，但兩人在會議期間始終處於對立狀態，爭議的焦點最後以折中方式獲得解決。亞歷山大得到的波蘭領土比他想要的少，普魯士只得到薩克森一半的領土，另一半留給其合法的國王。這一解決方案，直到拿破崙從厄爾巴島出逃，歐洲列強才不得不調和彼此之間的分歧，事情總算塵埃落定。但是各國對於這一方案的爭論也許至今還沒消停。 普魯士表面上認同其他大國，其實卻不然。首相哈登貝格與奧地利交好，國王則完全聽從亞歷山大。然而，普魯士有著強大的民族主義運動，這一運動更確切說是德國的，而不純粹是普魯士的，所以德國其他地區的很多人對其抱有同情。1806年之後，普魯士著手推行改革，只要拿破崙許可。愛國的首相施泰因因為改革而惹惱了拿破崙，被迫遠走他鄉，在維也納會議期間效命於亞歷山大。普魯士的軍隊對德國有感情，對法國卻充滿仇恨。從路易十四時代起，德國西部由一些弱小公國組成，它們只能任由法國擺布。普魯士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曾經成功地對抗過路易十五，後來卻沒能抵擋住拿破崙。因此，所有愛國的德國人內心都非常清楚，要在未來防範法國的入侵，德國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統一，但是頑固的太子黨一再對統一計劃設置障礙。 至此，愛國主義情緒和對法國的仇恨結合在一起遍布德國整個知識階層，尤其在年輕人中間形成一種支持普魯士的情緒，形成了德國對抗法國的強大堡壘。當然，這種情緒與正統原則是不相容的，並會導致弱小公國一直孱弱下去，最終削弱德國的實力。因此，德國的愛國主義者不得不推行某種程度的變革。德國政府對這種愛國主義抱有一定的懷疑態度，普魯士政府亦是如此，當然，普魯士還是鼓勵這種愛國主義的，只要它有利於普魯士。反對小國君主的鬥爭給日耳曼人的民族主義運動增添了民主色彩，使得普魯士國王在1813年運動高潮期間答應制定憲法，作為民眾鬥爭勝利的回報。而腓特烈·威廉必須使民眾對於這一承諾的兌現始終保持樂觀，直至他靠著自己窮兵黷武的政策在這場戰爭中撈得盆滿缽滿。但他必須謹慎處置，以免驚擾其他獨裁者。當然，在滑鐵盧戰役之後，憲法一事已鮮有人提及。 德國的新愛國主義者對於塔列朗出現在維也納感到驚訝。塔列朗承認，當年法國的所作所為就像個傲慢無禮的征服者，以盛氣凌人的姿態要求被征服者有所進獻（這是拿破崙的作風，讓被征服者為他的戰爭買單）。所以現在大家對《巴黎條約》的溫和感到憤慨，正如塔列朗所說，「大家已極為厭倦從慷慨中獲得的樂趣」。德國的民族主義在塔列朗看來就是雅各賓主義。他說，雅各賓主義的信徒不是中下階層人民，而是最上層、最富有的貴族，他們的同謀還有大學人士以及被他們的理論蒙蔽的年輕人，他們強烈譴責德國分裂成一干小國。「德國統一就是他們的口號，他們的宗旨，他們的信仰，最終發展為一種狂熱，這種狂熱在那些小國君主們執政時其實就已存在。」他認為，德國的統一在法國擁有萊茵河的左岸和比利時時對法國構不成威脅，但現在形勢對法國非常嚴峻。因此他的任務就是反對一切統一德國的企圖，而在這方面，正統原則恰好有用武之地。出於對普魯士的恐懼，梅特涅與塔列朗站到了一起。 普魯士對於這個民族主義新原則的擁護有些三心二意，在久經沙場的外交家看來，這個原則令國家充滿了爆發革命的危險，當然我們不能說這些外交家是錯的。塔列朗形容為「雅各賓主義者」的德國愛國者通過一場運動直接把這個國家拖進了一戰，事後回想起來，這場運動有著一種虛假的必然性。維也納會議期間，德國愛國者走在了時代前列，但是從1848年起，他們的觀點日益影響了整個世界。 德國民族主義的新學說中包含著各種截然不同的元素，其中有純粹的德國元素，即堅信德意志民族具有崇高的美德和陽剛之氣。這個新學說主張國家的邊界就是民族的邊界；信仰民主，即人民有權選擇自己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所有這些都是1815年的正統原則所不容的。 在1814年拿破崙倒台之際，沙皇在法國問題上曾經支持其國民對本國政府組織形式的選擇權。根茨闡述了奧地利政府的觀點，他說，如果允許法國任命世襲君主之外的人來統治，就意味著「認可了一個原則，即人民將決定是否接納目前當政的君主，這一原則在我們這個時代是很難理直氣壯地宣之於口的，這種人民主權原則是所有革命制度的支柱」。 國家的邊界就是民族的邊界，這一主張必將遭到奧地利的抵制。如果這個原則最終獲勝，弗蘭茨皇帝的一小部分領土將被併入統一的德國，加利西亞將成為再度統一的波蘭的一部分，波希米亞和特蘭西瓦尼亞則會獨立。民族主義將導致上述一切在一戰開始後陸續發生，當然，對德國有利的領土除外。因此，奧地利政府反對德國的民族主義就不足為奇了。 認為德意志民族具有崇高的美德和陽剛之氣，這一信念來自德國與拿破崙作戰期間，尤其是1813年的戰爭。這場戰役在德國史上的地位，一如西班牙無敵艦隊在英國史中的分量，亦相當於解放戰爭在美國史中的影響。1813年時，德國年輕一代以及被他們視為引路人的老一代，都與世界大同的思想無關，並且從各個方面反對18世紀的古典主義。德國的浪漫主義運動(5)不同於英國的，它與現實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繫，並且提出了可以實現的理想，事實上這些理想已在俾斯麥手中成真。在浪漫主義運動期間，德國人滿懷激情地讚美它，甚而超出了理性的範圍。雪萊讚美希臘人對土耳其人的反抗，西班牙人對波旁王朝的反抗，但德國浪漫主義者讚美布呂歇爾，一個神一樣的堅毅的人，這位傳奇人物在德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恰如德雷克之於英國人。 既然布呂歇爾是德國的民族英雄，那就值得我們花點時間來分析一下他的性格。他是個偉大的戰士，狂熱的愛國者，國王忠實的僕人，他的宗教信仰真誠而深邃。他對法國的態度遭到了道德上的責難，當滑鐵盧戰役還在進行，這個態度是對是錯仍不明朗時，他寫道：「我希望這場戰爭這樣結束，即在未來法國將不再對德國構成威脅，阿爾薩斯和洛林必須交還我們。」對此，19世紀德國著名歷史學家特賴奇克稱布呂歇爾為「最高尚的世界主義者」，說他擁有「不顧一切的忘我精神，這種精神只存在於德國的理想主義之中」。 1815年，布呂歇爾軍隊里的薩克森人發生譁變，他對這件事的處理很好地反映出了他的性格。當時，薩克森的領土部分歸還了薩克森國王，部分劃給了普魯士，如此一來一部分薩克森軍人就要加入普魯士軍隊。出於對自己的國王和國家的忠誠，一些薩克森軍人拒絕聽命於布呂歇爾。最終，布呂歇爾以極端手段鎮壓了叛軍，然後在給薩克森國王腓特烈·奧古斯特的信中這樣寫道： 陛下， 您早先的行為已經對您統治區域造成了極為深重的災難，它是德國極為重要的一塊領土。 您隨後的行為可能導致您治下的這個地區蒙受莫大的恥辱。 在腓特烈和普萊斯堡地區組織的兵變已經爆發，而這一時刻全德上下正在抗擊共同的敵人。這些罪犯公開宣稱拿破崙是他們的保護人，導致我這樣一個在軍中服役55年雙手沾滿敵人鮮血的人，不得不第一次在自己的軍隊中大開殺戒。 從附件中，陛下可以看到迄今我為保住薩克森的榮譽所做的一切，但我的努力到此為止。 如果您無視我的意見，我將不得不以武力恢復秩序，雖然這樣做我不無痛苦，但我將聽從我的良心和使命感，如果有必要的話，即便剿滅整個薩克森軍隊也在所不惜。 終有一天，在上帝的審判席上，已經拋灑的鮮血會面對對此負有責任的人：在萬能的主面前，我所下的命令與上帝准許我下的命令完全一致。 陛下想必清楚，一個73歲的老人在塵世間已別無他求，唯願真理的聲音被人聞知，人間正道得以暢行。 為此，必須將此信呈送陛下。 布呂歇爾 寫於列日的司令部 1815年5月6日 布呂歇爾表達情感的方式也頗為奇特。在他的妻子過世時，他看了看遺體說：「是啊，如果蟾蜍的美可以用鬼來形容，那她給人的感覺就像一千個鬼。」類似的表達他在評價梅特涅時也用過。那是滑鐵盧戰役後，他和他的騎兵占領了拿破崙在聖克勞德的宮殿，在長廊上他說：「這個人所做的一切足以證明他是個十足的傻瓜，只會跟著莫斯科跑。」這個「十足的傻瓜」令布呂歇爾大失所望，不僅聽任拿破崙被輕輕鬆鬆放逐到聖赫勒拿島，還試圖將他置於死地。威靈頓與這個計劃毫無關係，6月28日，當拿破崙仍然逍遙法外時，威靈頓在一封信中寫道： 巴黎人認為雅各賓派會將他（拿破崙）交給我，相信我會救他一命。布呂歇爾寫信要我處死他，但我告訴他我反對這麼做，並且強調對拿破崙的處置應由各方協商。而且出於私交，我勸他不要介入任何愚蠢的處置行動——由於他與我在此事中的角色太過重要，並不是合適的執行者人選——我的態度非常明確，如果各國君主想置他於死地，最好另請高明，恕我難以從命。 如果人們還記得在一戰結束時商議絞死威廉二世的事，還記得當時民眾的情緒和那些政治要人的演講，就一定會意識到1815年的普魯士在世界上是多麼強大，同時也意識到像普魯士公爵這樣的顧慮重重似乎傳給了下一代。 無論人們對19世紀初與德國文藝復興運動相關的政治思想作何評價，都必須承認，以個體對文化的貢獻而言，當時的德國領先於全世界。康德和黑格爾，歌德和席勒，都是同時代的非德國人難望項背的。事實上，康德和歌德的偉大某種程度上應歸功於源於德國民族主義的自由精神，但他們身上的一些最可貴的品格卻讓後世的德國民族主義者感到遺憾。康德敬仰盧梭，推崇法國大革命。他寫過一篇論文，鼓吹一種被特賴奇克稱為「溫和的永久和平的理想」。至於歌德，耶拿戰役的槍聲激起了他的哲學熱情而不是愛國情懷或個人情感，後來他偕同法國人親臨戰地，良心並無不安。康德和歌德是一代偉人，但他們不喜歡為德國民族主義所用，而在他們之後的大多數德國偉人都充滿了愛國主義情懷，這也並非毫無理由的。從拿破崙倒台到一戰爆發，這段期間德國在科學乃至幾乎所有的學術領域都雄踞霸主地位。1815年的德國不僅在科學領域，而且在許多其他方面，都領先其他任何一個國家一百年的光景。正如特賴奇克所言： 這是馬丁·路德時代以來的第一次，德國的想法再次塑造了世界，當時的人們比以前更願意接受改革思想。唯有德國徹底超越了18世紀的世界秩序觀。啟蒙運動的感覺論讓位於唯心主義哲學；理性世界被濃重的宗教情感占據；世界主義被民族問題先行所替代；自然權利為各國的生存發展意識所替代；以前公認的藝術規則被自由的詩歌所取代，後者像源於靈魂深處的自然力量一樣鼓舞人心；精確科學的優勢被新的歷史美學文化所替代。通過三代人，尤其是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詩人的努力，新思想在全世界已漸臻成熟，但各鄰國一直以來只是獨自享用這些思想，直到今天才終於遍布世界各地。 特賴奇克又指出，恰在同一時期，教皇再次引入宗教裁判所和禁書目錄，並宣布各《聖經》公會所從事的是魔鬼的工作，與此同時，在王政復辟的法國南部，「天主教暴徒襲擊新教教徒的住所，殺害異教徒，叫囂著『要用加爾文的血做黑布丁！』」。 政治家們齊聚維也納會議，這些開明的有教養的人對於那些野蠻行徑毫無作為，反倒被德國的新思潮嚇壞了。尤其是梅特涅，他竭力把德國困在18世紀的秩序中，在1848年之前成功地壓制了這個國家的自由主義思潮。 維也納會議是18世紀的基調，而憑空出現的德國以民主國家的身份奉行民族主義似乎是屬於後世的東西。至於會上討論的另一個問題，即奴隸貿易，也同樣沒有下文。這一由英國提出的議案使19世紀的慈善事業應運而生，但其他大國以徹頭徹尾的犬儒主義觀點來看待它。在英國，廢除奴隸貿易的輿情勢不可擋，無論卡斯爾雷自己作何感想，都不能無視廢奴運動支持者威爾伯福斯和克拉克森的存在，對窗外事充耳不聞。英國廢除了本國的奴隸貿易，並極力勸導其他大國承諾在5年內取消自己的奴隸貿易。令塔列朗之流感到驚訝的是，英國政府願意提供領土或現金這類可靠的抵償物以保證各國實現承諾，而對拒絕取消的國家可能會進行不太友好的貿易制裁。下面這封卡斯爾雷寫給英國駐馬德里大使的信，非常典型地表達了這一意圖： 聖詹姆斯廣場，1814年8月1日 尊敬的閣下： ……你必須對西班牙政府施壓，以便助我們廢除奴隸貿易，舍此我們別無他法。不過，我們願意相信西班牙會為此全力以赴。我相信，沒有哪個村莊不遇到奴隸貿易問題，不希望廢除之。議會兩院應該承諾施壓於奴隸貿易，大臣們在制定政策時必須由此出發。尤其重要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不應該在此問題上與整個歐洲離心離德，如若不然我們可能會下令禁止進口它們殖民地的產品。因此在敦促法國承諾5年取消的同時，也請大家勸說拉布拉多（西班牙出席維也納會議的代表）這樣做。 至於在北線立即取消的問題，如果你不能將奴隸貿易限制在洛佩斯角或洛佩貢薩爾維斯以南地區，請限制於福莫蘇角，或者這三個點向西移一點到海岸角堡一帶；但限制在洛佩斯角以南最為理想，裝載貨物的輪船一旦從那裡出發，沿岸地區會立即享有自由。 你也許會想到在我們主張取締之前，西班牙本身並無奴隸貿易，現在看來，它引進奴隸，很少是真為了應其殖民地之需。它們販運的奴隸絕大部分先是運往古巴和波多黎各，然後轉運美洲各地，最後無視美國法律走私到美國，主要目的地是密西西比。可見，共享搜尋權對於監督是否濫用法律是非常重要的。 英國對奴隸貿易的態度反映出一種古怪的心理，因為那些竭力主張取締的人似乎反對任何減輕英國工業化恐懼的嘗試。威爾伯福斯之流準備在童工問題所作的唯一讓步是，孩子們應該有時間在星期日學習基督教教義。對英國兒童他們沒有憐憫之心，對黑人卻滿腔同情，對此我不在乎人們怎麼解釋，因為在我看來他們不過是懷有一種令人討厭的憤世嫉俗。但這一事實是值得注意的，這是人類情感複雜性的明證。 直到1919年，人們才普遍認為維也納會議是失敗的，當然，如今的世界已經創下了失敗的新高。維也納會議儘管有其缺憾，但在兩個重要方面的決定是值得歐洲感激的。首先是對法國的寬容。確實，百日之後，大家感到有必要再嚴厲些，所以要求強制賠款，並讓盟軍在法國占據重要崗位。但沒過幾年，賠款付清了，軍隊撤離了，法國就再也不會感受到面對勝利者的漫長痛苦了。 歐洲從維也納會議得到的第二個益處是建立了一個國際性政府以維護和平。事實上，這一政府是臨時性的，所施行的措施也很糟糕。然而，在23年的戰爭之後，它給了歐洲一個喘息的空間。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和英國——後來法國也加入——同意不時會面以處理國際事務。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由於這樣的安排，之後39年里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 * * * (1)　下台後的拿破崙被送到厄爾巴島軟禁。1815年2月，有親信來報說巴黎有人準備以政變推翻波旁王朝。拿破崙覺得時機已到，趁看守休息，率領千餘名官兵逃離該島。——譯註 (2)　一度被法國驅逐，後成為荷蘭國王。——譯註 (3)　人們懷疑亞歷山大參與了弒父，其父為保羅一世。——譯註 (4)　有以希臘文寫成的《沉思錄》傳世，被稱為「帝王哲學家」。——譯註 (5)　18世紀末及19世紀初西歐掀起的文藝運動。——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