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繁榮的國度 · 第三章 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

一 國界 對自由黨人來說，內政與外交不是對立的，外交考慮是否應優先於內政考慮或者內政優先於外交這一經常被提出來並深入討論的問題，在自由黨人的眼裡是多餘的。這是因為自由主義在其政治藍圖中從一開始就涵蓋了整個世界。而且它認為，它努力在最小範圍內實現的思想，同樣也適用於宏大的世界政治。如果說自由黨人把外交和內政區別開來，那他也只是為把巨大的政治任務的領域加以適當劃分，而絕不是因為他認為在外交政策中應該有個與國內政策不同的原則。 自由主義國內政策的目標亦是其外交政策的目標——和平。如同在國家內部一樣，自由主義在國家間的交往中也力求和平合作。自由主義思想的出發點是，認清人類合作的價值和重要性。自由主義所計劃並欲付諸實施的一切均是為了維持人類在相互合作方面今天業已達到的水平並使其進一步提高。而其最終理想則始終是想實現一種和平的、沒有摩擦的全人類的全面合作。自由黨人的思想里永遠裝著全人類而不是一部分人。它不依附於狹隘的團體，不終止於某個村莊、地區、國家和地球某個部分的邊界。它是一種世界主義的、一種全球性的思想，一種包容了全人類和全世界的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主義是人道主義、自由的世界公民主義和世界主義。 在反對自由主義的思想統治著世界的今天，世界主義在大眾眼裡是受譴責的。德國有些過分熱心的愛國者，不能原諒德國一些偉大的詩人，特別是歌德，因為這些詩人的思想感情不囿於民族主義，而是世界主義的。有人以為，在民族利益和人類利益之間有不可克服的矛盾，那些將其心血用於為全人類謀福利的人，必定漠視本民族的利益。沒有什麼比這種觀點更顛倒黑白的了。如果說，那些為全體德國人民謀福利的人不會損害他自己狹小的家鄉的利益的話，那麼一個為全人類造福的德國人，同樣也不會損害其同胞的特殊利益，這就是說，不會損害周圍與他在語言、居所，特別是出身、思想方面都親近的人們的利益。因為，一個人如果有志於使他所處的比較狹小的集體繁榮昌盛的話，那麼他也同樣會有志於全世界的繁榮。 信奉國家主義的沙文主義者聲稱，在各個國家的利益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他們想推行一種旨在使本國人民高居其他國家人民之上的政策，甚至可以為此不惜動用武力，他們常常大肆渲染一個國家和民族內部團結的必要和好處。他們越是強烈地強調對外鬥爭的必要，就越是強烈地要求人民內部的一致。自由黨人絕不反對這種在內部實行的和平，而且，這樣一項政治上的對於和平的基本要求正是從自由主義中萌生出來的；這種要求也正是依靠自由主義思想在18世紀設法獲得的力量才成為一種居統治地位的要求的。在自由主義及其將和平作為絕對最高要求的思想被提上議事日程之前，各國都肆無忌憚地與別國打仗。即使在各國內部，也經常不斷地發生衝突、爭吵和流血的鬥爭。早在18世紀，卡洛頓發生了不列顛人的鬥爭；早在19世紀，德國發生了普魯士反對奧地利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各方都有其他德意志國家參戰。當時在普魯士看來，站在義大利一邊反對德意志的奧地利並不是什麼壞事。而在1870年，只是由於事態的迅速發展，才阻止了奧地利去站在法國人一邊參與反對普魯士及其盟國的鬥爭。普魯士軍隊引以為豪的許多勝仗，都是他們在同其他德意志國家的軍隊打仗中取得的。只有自由主義曾教育各國人民，在國內和好相處，它同樣教育他們，對外也要維護和平。 自由主義從國際分工這一事實中提出了反對戰爭的關鍵的、不可辯駁的理由。分工早已超越了政治聯盟體的界限。今天，沒有一個文明國家直接通過本國的生產自給自足地滿足了自己的需求。所有的國家都指望從國外進口商品，並用出口本國商品來支付進口。禁止國際商品交流會對人類文明造成嚴重損害，將葬送成千成百萬人的福利，甚至其賴以生存的基礎。在一個各國相互依賴外國產品的時代，戰爭有可能不再發生。因為一場由一個參與國際分工的國家進行的戰爭，可以通過禁運來決定勝負，所以一個國家若要考慮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則其政策必定是使國民經濟能自給自足，就是說，它必須在和平時期就努力做到使國際分工停留在本國國界之外。如果德國想退出國際分工並努力使自己的一切需求均直接由本國的生產來滿足，那麼它就將減少德國每年的勞動生產總值，這樣就會使德國人民的福利、生活水準和文明程度大大下降。 二 自決權 前面已說明了，只有當一部民主的國家憲法提供保證，使現行體制能毫無摩擦地充分順應國民的意願時，一國內部的和平才能實現。要使國家間的和平也得到保障，就需要合乎邏輯地實行同樣的原則，舍此無他。 較早的自由黨人的想法是各國人民生來都溫和，只是那些君主們想要戰爭，想通過占領地域來擴大其權力和財富。所以他們認為，只要用依附於人民的政府來取代君主統治，就足以保證長久的和平了。如果在人民國家出現了下述情況，即歷史上形成的、在向自由主義過渡時的國界不再符合國民們的意願，那就必須根據體現公民意願的全民表決的結果來和平地改變國界。如果某一部分國土上的居民明確表明，要加入不是他們眼下所居住的另一個國家，就必須使人們有可能改變國界。俄國沙皇在17世紀和18世紀將大片領土納入自己的帝國，而這些領土上的人民從未有過從屬俄羅斯國家的願望。即使這個俄羅斯帝國真的實施一部完全民主的憲法，這些領土上的居民們的願望也不會得到滿足，因為他們根本不願與俄國人一起同屬一個共同體性質的國家聯盟。他們的民主要求乃是：脫離俄羅斯帝國，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國、芬蘭國、拉脫維亞國、立陶宛國，等等。這樣除了通過戰爭以外，便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滿足這種要求以及其他國家人民（如義大利人、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的德國人、斯拉夫人和哈布斯堡帝國內的馬札爾人）的類似願望。這就是歐洲自維也納會議以來所發生的一切戰爭最重要的根源。 所以，在屬於哪個國家這個問題上，自決權便意味著：假如一方領土——不管是一個村莊、一片國土或幾片相連的國土——上的居民通過沒有偏見的表決表明，他們不希望留在自己目前所屬的那個國家聯盟內，而想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或希望屬於另一個國家，人們應對這種願望加以考慮。唯如此，方能有效地阻止內戰、革命和國家間的戰爭。 有人把這稱為「民族自決權」，那是對這個自決權的曲解：這裡涉及的不是一個單一民族的自決權，而是指任何一片領土上的居民都可以就自己想屬於哪個國家聯盟作出決定。有人甚至這樣把自決權當作「民族自決權」來理解：給一個民族國家以權利，使它將本民族的，但屬於另一國土的部分人民違背其意願地從他們的國家聯盟中分離出來併入自己的國家，這是更具惡意的曲解。義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從民族自決權引申出將契諾州以及其他州的部分領土從瑞士分離出來與義大利合併的要求，而不管這些州的居民根本不願意這樣做。有一部分泛德意志人對德意志瑞士和對荷蘭的態度與此相似。 我們所說的自決權並非民族自決權，而是任何一塊大到足以構成一個獨立行政區的領土上的居民的自決權。本來，只要有可能，就應給任何個人以這種自決權。只是這一點行不通，因為出於強制性的管理技術上的考慮，國家對一片地區的管轄必須是統一規劃的，所以，把自決權限制在地區居民多數人的意願上是必要的，而這個地區應大到足以在地區行政管理方面構成一個統一的地區。 自決權——在其起作用的時候以及在那些人們本想讓其起作用的所有地方——在19世紀和20世紀導致了或本來會導致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多民族國家的崩潰，這皆是出於有資格參與公民投票表決的人們的自由意志。建立把一個民族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內的國家是自決權的結果，而不是它的目的。若是有部分國民覺得國家式的獨立或與其他國家的人民組成國家聯盟比單一民族的國家更好，對此，人們當然可以通過宣傳單一民族的思想來爭取這部分人，使他們改變自己的政治意願。但如果違背部分人的意願而引用民族具有更高權利的說法來決定他們的政治命運的話，那就無異於用某種變相的壓制損害了自決權。如果由德國、法國和義大利來瓜分瑞士，即使這種瓜分可以精確地以語言為界來進行，那也同樣是一種如當年瓜分波蘭一樣是對自決權的粗暴侵犯。 三 和平的政治基礎 在經歷了世界大戰以後，對長久和平的必要性的認識很可能已成為越來越多的人們的共識。然而，有一點還一直未被人們重視，即只有通過不懈地、普遍地推行自由主義的綱領才能獲得永久的和平。世界大戰完全是過去數十年反自由主義政策產生的自然而又必然的結果。 把戰爭爆發的責任推在資本主義身上純系無稽之談。有人清楚地看到了關稅保護政策與戰爭爆發之間的聯繫，因而相信——當然是出於對事物糟糕的無知——可以把保護性關稅與資本主義直接等同起來。這些人在這裡忘記了，他們不久以前還在譴責資本主義（「金融資本」「黃金國際」和「貿易資本」），說它是無祖國的，是與必要的保護性關稅相對抗的；他們忘記了，人們不久以前還可以在所有的民族主義的文章中讀到對國際資本的激烈攻擊，這些文章指責國際資本畏懼戰爭和親善和平。最愚蠢的是把戰爭爆發的責任推給軍火工業，軍火工業之所以產生並急劇膨脹起來，是因為好戰的政府和國家需要武器。若是認為，國家出於對大炮工廠的喜愛而轉向帝國主義政治，那真是太荒謬了。軍火工業同其他任何工業一樣，是為了滿足需要而建立起來的。要是國家更喜歡其他產品而不是大炮和炸藥，工廠主們就會去生產前者而不是後者。 可以相信，今天要求和平是人們的普遍願望。但人們並不清楚，為了保護和平，需要哪些條件。 為使和平不受干擾，就必須消除人們對戰爭的愛好。必須建立一種制度，為國家和人民創造它們感到滿意的生活環境，從而使它們不去採用戰爭這種極端手段。 自由黨人不想用倫理道德和說教來排除戰爭，而是尋求在社會中創造消除戰爭根源的條件。 這種做法的首要前提是建立私有制。如果這種私有制即使在戰爭中也必須得到維護，如果勝利者不能將他人的私有財產攫為己有，如果攫取公共財產意義不大，因為到處都是生產資料私有制，這樣就已經消除了發動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為了確保和平，這樣做還遠遠不夠。為了使自決權不致成為裝模作樣的東西，必須採取政治措施，使得一塊土地由一個國家主權到另一個國家主權的過渡儘可能地成為無足輕重之事，並使這種過渡不會給任何人帶來損害或好處。有人想像不出，為此需要做些什麼，因而有必要舉一些例子來加以說明。 試拿一幅中歐、東歐的語言和民族地圖在手，就可以看到在北部和西部的波希米亞，民族邊界如何頻繁地與鐵路線相交。這裡，在干預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裡，人們無法使國界和民族邊界一致。捷克國家的國家鐵路通過德國的領土，這是不合適的。但更不合適的是，若是在一條鐵路線上，每隔幾公里都要換一個管理運行的機構。同樣無法想像的是，每行駛幾分鐘或幾十分鐘後都要在形形色色的關卡停下來。這樣就很容易理解國家社會主義者和干預主義者得出的結論了：不許破壞這些地區「地理上」或「經濟上」的統一性，因而必須把這個地區交給「一個主人」（不言而喻，每個民族都試圖證明，唯獨它自己有權利和資格充當這種主人的角色）。對自由主義來說，這裡根本不存在什麼問題。私人鐵路可以不受任何當局干預地在許多國家的領土上通行無阻。如果對人、畜和商品均沒有關稅邊界和交通阻礙，那麼一列火車在幾個小時的行駛中要穿越多少國界，就無關緊要了。 從語言地圖上，我們還可以看到民族飛地。一些人聚居在語言孤島上的封閉的移民區內，與同民族的國家（指該國主要民族）的領土不連在一起。在當今的國家關係中，人們無法在政治上把他們歸入他們的故國。而今天的國家就像一個關稅經濟區，它需要國土直接連成一片。一塊小小的「外來移民區」，由於經濟政策和關稅政策的作用，處於一種同它直接毗鄰的地區相隔絕的狀態，因而它的經濟不能振興。但如果經濟流通自由，且國家的責任僅限於維護私有財產，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語言孤島上的移民可以不必僅僅因為沒有大陸橋與本民族連在一起而遭受民族壓迫。 聲名狼藉的「走廊問題」也只有在帝國主義、國家主義和干預主義的制度下才會產生。一個內陸國家被周圍鄰國的領土與海洋隔開，為使自己的對外貿易不受周圍鄰國的干預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政策的影響，它相信自己需要一條通向海洋的「走廊」。如果實現了貿易自由，對內陸國家來說，擁有一條走廊就顯得不那麼值得嚮往了。 從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意義上的經濟區過渡到另一種經濟區，會深刻地影響物質生活。比如上阿爾薩斯的棉花工業區，它已曾兩度轉手，又比如上西里西亞、波蘭的紡織工業區，等等。當一個地區的國籍變更給其居民帶來好處或壞處時，這些居民決定自己希望歸屬哪個國家的自由度就大大受到限制。只有當每一個人作決定時是出於自由的意願而不是出於患得患失的心理，才談得上真正的自決。在以自由主義方式組織起來的資本主義世界裡，不存在互相隔離的「經濟區」，在它那裡，全球組成一個單一的經濟區。 自決權只對那些形成多數的人有好處。為了使居少數的人也得到保護，就需要採取內政措施。我們先來看看教學政治措施。 今天在大多數國家存在著強制教育或至少是強制性授課制度。父母有責任將子女在一定的年度內送到學校或不將他們送到學校而在家裡讓人給他們上同等程度的課程。探究當年贊成和反對這種強制性學校和授課教育的理由已沒有什麼意義，今天人們絲毫不去注意這些理由了。在評論這個問題時，人們只考慮到一個理由，即保持強制性學校和授課教育與努力創造持久的和平是水火不相容的。 倫敦、巴黎和柏林的居民們在這裡會不相信地搖頭。這個強制性學校和授課教育在全世界同戰爭與和平能有什麼關係呢？人們對這個問題與對許多其他問題一樣，就是不能單單從歐洲西部人的觀點來評判。在倫敦、巴黎和柏林，教育問題當然很容易解決。在這些城市中不會存在用什麼語言來上課的疑問。從民族立場來說，居住在這些城市並將其子女送到學校的居民，總體上可以被看作是一致的。即使居住在倫敦的非英國人，也把用英語而不是用其他語言授課看成是理所當然，而且是有利於自己的子女的。巴黎和柏林的情況與此毫無二致。然而，在其他混居和比鄰相居著操不同語言民族的地區，這個學校教育和授課問題就不可同日而語了。這裡，應該用什麼語言作為講課基本語言的問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可以決定民族的未來。人們可以通過學校教育使孩子們同他們的父母所屬的民族疏遠開來，人們可利用學校來實行民族壓制。誰把持了學校，誰就有了權力來侵害外來民族而保護本民族。 有人建議，將每個孩子送到教授其父母所說語言的學校。這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首先——完全撇開混血兒不談——要決定父母說的哪種語言並非總是輕而易舉之事。在語言混雜的地區，職業需要許多人運用境內所用的各種語言。而另一方面——也是出於職業方面的考慮——對個人來說不可能公開表態支持這一個或另一個民族。在干預主義統治之下，這樣做可能使他失去另一個民族的主顧或者在一個屬於另一個民族的老闆那裡丟掉飯碗。此外，還有許多家長恰恰願意把自己的子女送進其他民族的學校，因為他們更看重的是雙重語言的優點或與其他民族相聯繫的優點，而不是對本民族的忠誠。若讓家長們去選擇將其子女送到哪所學校，那就是讓他們處在各種可以想像得到的敲詐勒索之下。在所有民族混居的地區，學校是一種高度重要的政治機構，如果人們把它保留為一種官方的、強制性的機構，就無法使它非政治化。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國家、政府和法律無論如何不許過問學校和授課的情況，不許把公共資金用於這方面，教育和教學必須完全讓家長和私人團體及機構去辦。 讓一些無賴不上學長大起來，要比讓他們上學，卻是為了在他們長大成人以後被人打死或弄成殘廢強。 為了消除語言混雜地區民族之間的摩擦，必須取消通過義務教育和義務授課實行的強制性智力教育。然而長時間來，人們並沒有竭盡全力去這樣做。學校是實行民族壓制的一個工具，就我們的感覺而言，它也許是最危險的工具，但它肯定不是唯一的工具。政府對經濟生活的任何干預都可以成為一種民族的手段。從這個角度來看，則人們必須為以維護和平而將國家行動限制在按其嚴格界定的詞義所必不可少的領域內。國家機器要保護和維護個人的自由、生命、健康以及私有財產，這一點是不能放棄的。然而，在那些存在著某種辦事不公的因素的地方，為達到上述目的而採取的司法行動和警察行動就可能產生危險。只有在沒有特別的因由導致不公正的地方，人們通常才不用擔心某位法官在運用保護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的法律時處事不公的問題。但是，要是在居民的各個團體之間，由於宗教的、民族的或類似原因而存在著很深的隔閡，而且這種隔閡不屬於任何一種正當的感情衝動或人性的衝動而純粹是一種仇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這時，有意識地，更經常是無意識地不公正行事的法官，如果是為自己的團體服務幹這份差使的，就要考慮去履行一種更高的職責。只要國家機器所關心的只是保護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而不是其他什麼東西，那麼，人們就總還可以制定出精確的規定讓行政當局和法官遵循，使官員或法官只有在很狹窄的，甚至根本沒有活動餘地的條件下去自行其是甚或專橫跋扈。但若將一部分經營生產的活動交給國家機器，使它擁有動用高級物資的權力，那就不可能使行使政府職能的管理者遵守規定、保障公民一定的權益了。一項給殺人犯量刑的法律可以在謀殺和非謀殺之間大致劃出一條界線，這條界線對法官的自行其是作了一定限制。然而任何律師都最清楚不過地知道，在實踐過程中，最好的法律也可能在解釋、說明和運用時被濫用。當然，對於管理交通、礦山或國有土地的機構，即使它出於第二章中業已陳述的理由擁有自由支配的權利，人們也還是能加之以很大的約束，使它幾乎無法作出一些極一般性的、因而毫無意義的指示，避免在民族發生爭論的問題上出現不公正現象。但在許多事情上，人們賦予這種機構以自由活動的餘地，因為人們不可能預先斷定，它將在什麼情況下處理事情。這樣就為專橫、不公正和濫用職權開了方便之門。 不同民族的人居住在一起的地區，也必須建立一套統一的管理系統。人們不可能在每個街角設一名德國警察、一名捷克警察，讓他們各自只管本民族的人。即使真能做到這一點，也馬上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如果兩個民族的人都肇了事，誰有資格採取行動。在這些地區，因管理劃一而出現的弊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將國家活動擴大到其他領域，即那些因國家活動的天性而會給專橫跋扈以更大活動餘地的領域，勢必大大加重在保護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領域內業已存在的困難。 在世界廣大地區，都不是單一民族、單一人種、單一宗教信仰的人住在一起的，而是各種各樣的民族雜居在一起。由生產地點的轉移而必然產生的人員流動不斷地給新的地區帶來民族雜居的問題。如果不想人為地擴大因這種雜居而造成的摩擦，就必須把國家的職能局限在國家的權限的範圍之內。 四 民族主義 長期以來，在專制君主統治人民的時期，關於國家邊界按民族來界定的思想是沒有容身之地的。當統治者想把一個省份併到自己王國里來時，他很少會過問，那裡的居民——臣民——是否同意更換王朝。唯一被想到的是，現有的軍事力量是否足以用來占領並且保住這塊新的領地。他多多少少地對外編造出一些裝模作樣的合法要求，為自己的行動辯護，而對有關地區的居民的民族問題根本不去過問。 國家的邊界應如何去向，這個問題對自由主義來說，是一個與軍事考慮和歷史上的法律考慮不相干的問題。自由主義把國家建構在一塊土地上大多數居民的意願之上，摒棄一切過去對劃定邊界起決定性作用的軍事念頭。它摒棄占領權，它無法理解，有人怎麼能說出戰略邊界的話來。它更不能理解，有人為了占有一片開闊地，就提出將一片領土併入自己國家的要求。自由主義不承認一個君王有繼承一個省份的歷史權利。在自由主義的思想中，一個王國只是一個管理和統治人的王國，而不是管理某一片領土的王國，更不能把生活在這片領土上的人視為土地的附屬品。由上帝恩賜的君王帶著國土的稱號，例如「法蘭西國王」。自由主義推出的國王不以國土相稱，而以他作為立憲國王所統治的人民的名字相稱。就如路易斯·菲力普的稱號是「法國人王」，類似的有「比利時人王」，過去還有過一個「海倫人王」。 自由主義創造了一種法律形式，人民願意或不願意屬於某一個國家，均可通過它來表達：公民投票表決。通過表決來決定某一領土上的居民希望屬於哪個國家。然而，即使一切政治條件都得到了滿足，以便不至於讓公民投票表決成為裝模作樣的鬧劇，即使此後可以讓人在每一個鄉鎮就國籍問題直接進行表決，而且如果情況發生變化還可重新進行表決，仍然還會有一些解決不了的問題遺留下來。這種遺留問題可能導致不同民族之間的爭執。如果有人通過表決的結果陷入不得不屬於他不想屬於的國家那種境地，這種情況的糟糕程度不亞於有人不得不去忍受一種軍事占領的結果。而對那些因語言與自己的大多數夥伴分離的人，情況就更為嚴重。 作一個少數民族的人，總意味著是當二等公民。關於政治問題的爭端必然要以口頭和文字的形式，通過講演、報紙文章和書籍進行，但是，這些手段對說外語的少數民族的人來說，與對那些其母語和口語就是政治辯論所用語言的人來說是不同等的。一個民族的政治觀點是其政治文化思想的反映。對說外語的人來說，以法律形式反映這種觀點有直接的意義，因為他必須遵循法律。但他有一種感覺，即他沒有真正能參與立法者意願的形成過程，或者沒有能夠像多數民族的人一樣同等地參與這種意志的形成。要是他到法官或行政官員那裡要求就涉及他的事情作出具體的決定，他所面對的人的政治思想與他完全不同，因為這些人是在另一種意識形態的氛圍中長大的。 即使撇開所有這些不談，單從少數民族的人在法庭上和在行政機構里不得不使用他所陌生的語言這一情況看，他就要在許多方面吃大虧。一位被告能否在法庭上直接與他的法官對話，庭訊是否必須通過翻譯來進行，這裡有天壤之別。少數民族的人處處感到他生活在陌生人中間，他只是一個二等公民，儘管法律條文中也許否認這一點。 所有這些弊端在其政府活動僅限於保護國家公民生命和財產的自由主義法制國家裡已經顯得十分嚴重了，而在干預主義甚至社會主義統治的國家裡，這些弊端就變得令人完全不能忍受。如果行政機構到處都要去干預經濟生活，如果法官和官員們作決定的活動餘地大到可以為政治偏見留下一席之地，那麼，少數民族的人們就只能聽任多數民族的國家官員的專橫跋扈和壓迫。要是學校和教會也不能自由行事，而是屈從於政府的安排，這將意味著什麼，對此前面已經詳述過了。 從這裡可以探尋侵略性的民族主義的根源。我們今天看到，這種民族主義還在活動。如果有人試圖把今天存在於民族之間的對立歸結到天然的而不是政治的根源上，那就錯了。民族之間老早就出現了互相厭惡的各種徵兆。有人喜歡將此作為證據提出來，但這種徵兆同樣也存在於各個民族內部。巴伐利亞人憎恨普魯士人，普魯士人憎恨巴伐利亞人。在法國人和波蘭人那裡，各個民族團體之間的互相憎恨毫不遜色。然而德國人、波蘭人和法國人在他們的國家裡卻都和平相處。使波蘭人對德國人、德國人對波蘭人的憎恨顯得具有特別政治意義的，是兩個民族的每一方都想把德國人和波蘭人比鄰相居的邊境地區的政治統治權攫為己有，並利用這種統治權對另一個民族實行民族壓制。有人想通過學校使孩子們淡忘他們父輩的語言，有人通過法院和行政機構，通過經濟、政治措施，通過沒收財產來迫害說外語的人。這些均把民族間的仇恨煽發成熊熊大火。有人想通過武力手段為本民族將來的政治前途創造有利條件，因此在語言混雜的地區建立起一種壓迫制度，這種制度已經成為對世界和平的威脅。 只要自由主義在民族混居的地區不能得到完全的貫徹，民族仇恨就必然變得越來越強烈，從而一再引起新的戰爭和暴動。 五 帝國主義 過去幾個世紀中，具有占領欲的極權君主政權努力擴大勢力範圍和增加財富。但沒有一個君王可以說已足夠強大，因為他只有通過武力去對付內部和外部的敵人才能保住自己的統治；沒有一個君王可以說已經足夠富裕，因為他需要金錢來養活他的武士和酬勞他的隨從。 對自由主義國家來說，國家領土的邊界是否向外擴展這個問題無關緊要。靠吞併新的地區不能贏得財富，因為維持管理所需的費用必定會抵消從一塊領土上獲得的「收入」。對無意攻擊別人的自由主義國家來說，加強軍事力量並不重要。這就是為什麼自由主義議會過去反對增加國家軍事預算的企圖、反對侵略政策、反對吞併欲望的原因。 19世紀60年代初，自由主義取得一個又一個成就。當時人們認為，自由主義的和平政策至少在歐洲已經是確定了。但這種和平政策是以各民族的自決權到處都得到貫徹為前提的。然而，專制主義政權不會自動下台。因此為了做到這一點，一開始需要進行一些重大的戰爭和起義。推翻在義大利的外族統治，保護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的德國人不受非民族化的威脅，解放波蘭人和巴爾幹斯拉夫人，所有這一切都只能通過武力來謀取。在這許多情況中，只有一種可以通過和平方式解決，這就是在自決權與現存政治制度陷於對立的情況下：自由主義的英國就曾解除了對約尼島的統治。除此之外，到處都發生了戰爭和起義。從爭奪德意志國家的鬥爭中衍生出無法止息的當代德法衝突；波蘭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因為沙皇再度鎮壓了一次起義；巴爾幹問題只解決了一部分；而由於無法解決哈布斯堡國家反對王朝意志的問題，乃是最終萌生出世界大戰的直接動因。 現代帝國主義與專制君主王朝的擴張主義的區別在於，帝國主義的載體不是統治者及其王室，也不是貴族、官僚和士兵。這些人都指望通過掠奪來致富，用被占領的資金來裝備自己。而帝國主義則被人民大眾看作維護民族獨立的最合適的工具。反自由主義的政治將國家的任務擴大到如此程度，以致人們的生活領域幾乎沒有一處不受國家的干預，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中，人們必然對那些許多民族生活在一起的地區能否哪怕稍微令人滿意地解決政治問題也喪失信心。如果這些地區的管理不是完全自由主義式的，那就連近似的各民族平等也談不上了。那裡就只能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不當鐵錘便當鐵砧，別無他擇。這樣，力求成為一個儘可能強大的民族國家，將自己的統治擴大到所有民族混居的地區，就成為民族自保的不容拒絕的要求。 然而，語言混雜地區的問題並不限於發生在老的移民區土地上。資本主義為文明開闢了新的領地。這些新領地為生產提供了比大部分老居住區更為有利的條件。資本和勞動轉向有利的地方，遷移運動於是開始了，它遠遠超過過去所有的民族大遷移。只有少數幾個民族能讓移民進入其政治權力掌握在民族同胞之手的地區，而在那些不具備這種條件的地方，就因遷移運動而產生了新的衝突。這種衝突是由一個地區的語言混雜引起的。單個說來——這裡對此不作進一步探討——海外移民區的情況與歐洲老移民區的情況不一樣。但衝突皆由少數民族對處境不滿而起，這一點歸根結底都是一樣的。出於保護同胞免遭這種厄運的願望，人們一方面努力獲取適合歐洲人移民的殖民地，另一方面則推行關稅保護政策，保護在較差條件下生產的國內產品，以對付國外具有優勢的競爭，從而使工人不致外流。為了儘可能擴大受保護的市場，人們還努力把不想用來移植歐洲人的地區也拿過來。隨著19世紀70年代末以來貿易政治的興起，隨著歐洲工業國為取得非洲和亞洲的「銷售地」而展開的競爭，現代帝國主義開始出現。 帝國主義這一名稱一開始是用來表示與英國有關的現代擴張政治的，但英國的帝國主義一開始並不十分專志於吞併新的地區，而更多地致力於把臣服於英國國王的領地的各個部分建成一個統一的貿易政治體。這種情況是因英國——世界上擁有最多殖民地的宗主國——所處的特殊地位而產生的。但英帝國主義想通過建立自治領和本土的關稅聯盟來達到的目標，當然與德國、義大利、法國、比利時及其他歐洲國家獲取殖民地的目標是一樣的：為出口商品開闢受保護的銷售市場。 帝國主義貿易政治的遠大目標沒有在任何地方達到過。全英關稅聯盟的思想一直沒有實現。歐洲國家在過去幾十年里吞併的地區，還有它們在其中獲得了「租界」的地區，在向世界市場輸送原料和半成品方面以及在相應地吸收工業品方面所起的作用均那麼無足輕重，以致它們的貿易政治紐帶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現狀。為達到帝國主義所追求的目標，這些國家無法滿足於只占領沒有抵抗能力的野蠻人居住的地區，它們不得不向那些被具備足夠打仗能力保衛自己的民族控制在手的地區伸手。然而帝國主義政治到處碰壁，或者今後將要碰壁。在阿比西尼亞、墨西哥、高加索、波斯、中國，我們看到帝國主義侵略者到處都在撤退，或至少已經陷於巨大的困難之中。 六 殖民政治 處在發現新大陸時代以來主導歐洲列強殖民政治的思想和觀念，與一切自由主義的原則格格不入。殖民政治的主導觀念是，充分利用白種人對其他種族的人的優勢。歐洲人在各種武器以及歐洲文明為他們提供的各種輔助手段的武裝之下向外出擊，征服較弱小的民族，掠奪他們的財富並奴役他們。有人企圖找藉口來美化和掩飾殖民政治的真正動機，說他們無非是希望讓野蠻民族分享歐洲文明的好處。就算這是那些遠在地球另一部分的占領政府的真正意圖，但自由黨人從中卻看不到任何可充分說明這種殖民帶來好處和益處的證據。如果歐洲文明如我們所相信的那樣果真高於非洲的原始部落，高於其風格得到高度評價的亞洲文明，那麼歐洲文明就必須首先讓那些民族自願接受它，這才能證明自己的優越。人們除了用火與劍，別無他法來傳播歐洲文明，這是否更糟糕地證明了歐洲文明的貧困呢？ 歷史上沒有哪一篇章比殖民政治史更浸透鮮血了。血白白地、毫無意義地流淌，繁華的地區荒蕪了，民族被蹂躪、被殺絕。顯而易見，所有這一切都是無論如何也美化不了、辯解不了的。歐洲人在非洲和亞洲一些重要地區的統治是專制統治，它與自由主義以及民主的一切原則格格不入。毫無疑問，人們必須努力工作來推翻這種統治。這裡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用引起最小損失的方式來消除這種亟待改變的狀況。 最簡單和最徹底的解決辦法當是，歐洲人將其官員、軍隊和警察從這些地區撤走，讓居民們自己去管理自己。至於他們是否有這種明確要求，抑或是否需要在放棄殖民地之前由土著人舉行一次沒有偏見的表決，則並不重要。因為，一項真正沒有偏見的表決會是什麼結果，幾乎是明擺著的。歐洲人在海外殖民地的政權，不能指望會得到被征服者的讚許。 這種徹底的解決方案一開始也許會產生這樣的結果，那些歐洲人撤出的地區會陷入無政府狀態，至少是不斷爭鬥的狀態。人們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土著人迄今從歐洲人那裡學來的只有壞事而沒有一點好事。這樣說完全不是貶低土著人，而只是貶低歐洲人。他們教給當地人的除了壞事以外別無他物。他們把各種各樣的武器和殺人工具帶進殖民地，他們把最惡劣、最殘暴的傢伙派出去當官員和軍官，他們在殖民地建立起一種黷武警察統治，這種統治在嗜殺成性和殘酷無情方面毫不比布爾什維克的統治制度遜色。如果歐洲人自己在殖民地乾的這種壞事將來會結出惡果，歐洲人不應對此感到驚奇。他們無論如何沒有權利道貌岸然地指責土著人公共道德水平低下。他們想說，土著人還不成熟，不懂自由，為了使他們成熟起來，至少還需要用外族統治者的皮鞭繼續對他們進行長年的教育。這種說法同樣沒有道理。因為這種「教育」絕對對今天存在於殖民地的惡劣狀況負有一部分罪責，其影響也許要在歐洲的軍隊和官員撤走之後才會充分體現出來。 有人也許會說，撤銷殖民地後，可以預料那裡會出現無政府主義，歐洲人作為一個高等種族有責任阻止這種無政府主義，因而有責任為了土著人的利益和幸福保留自己的殖民統治。有人為了使這種理由更加有力，喜歡用陰暗的色調來描繪非洲內部和亞洲某些地區在建立歐洲人統治之前的狀況，他們喜歡回顧過去阿拉伯人在非洲內部逐獵奴隸的情景，回顧某些印度專制君主幹下的野蠻行為。在這些論證裡面，肯定包含著許多虛假的成分。舉例來說，人們不會忘記，非洲的奴隸貿易之所興盛，是因為歐洲人的後裔跑到美洲殖民地去購買奴隸。但我們完全不必去深究這種論證的是非。要是他們除了假想的土著人的利益之外，拿不出什麼別的東西來為保留歐洲在殖民地的統治辯護，那麼人們就要說，這種統治應完全取消，越早越好。任何人均無權利為了增進別人的幸福而去干涉此人的事情，任何人都不應該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卻藉口自己無私地只為他人謀利益。 還有一種論調為保持歐洲對殖民地地區的局勢施加影響辯護，說是如果歐洲人從未把熱帶的殖民地置於自己管轄之下，如果歐洲人沒有把自己的經濟體系的相當一部分與熱帶原料的海外農產品建立起聯繫，用工業品來購買這些原料農產品，那麼今天人們大概會冷靜地討論這樣的問題：把這些地區拉進世界經濟圈來是否合適？然而情況並非如此。因為，所有這些地區本來就已經因殖民地化而被推進世界經濟共同體的範疇了。今天歐洲的經濟相當一部分建立在下述基礎上，即非洲和亞洲的廣大地區作為各種原料供應國已被吸收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這些原料不是從這些地區的土著人那兒強行取走的，也不是作為貢品從他們那兒運走的，而是以自由交換的方式為換取歐洲的工業品交出去的。所以，這種關係不是建立在單方面受益的基礎上，而更多的是互相受惠。殖民地居民從中得到與英國或瑞士的居民同樣多的好處。若阻斷這種交換關係，則不僅會給歐洲，也會給殖民地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使廣大群眾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如果說，這種緩慢地向全球擴展的經濟關係以及世界經濟的逐步發展是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日益增長的財富最重要的源泉之一，那麼，這種關係的加速萎縮就會意味著一場規模空前的世界經濟災難。這種災難的程度和影響都將遠遠超過那次導致世界大戰的經濟危機。難道為了給土著人一種政治自決的可能，就應該讓歐洲的，同時還有殖民地的福利大大降下來嗎？更何況這種自決可能不會導致土著人獲得自由，而只是更換一個統治者而已。 下面的觀點在詳論殖民政治問題時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歐洲的官員、軍隊和警察必須留在這些地區，只要為維護那裡的法律和政治條件需要他們在那裡待著。這些法律和政治條件是為了保障殖民地地區參與國際商品交流所必需的。必須做到使殖民地能從事貿易、手工業和農業活動，能開採礦山，能夠通過鐵路和河流將農產品運送到沿海地區、運到歐洲和美洲。而做到這一點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不僅符合歐洲、美洲和澳大利亞居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亞洲和非洲當地人本身的利益。只要殖民地的殖民政權除此以外不做其他事情，那麼人們今天即使從自由主義的立場來看對它在殖民地的行動也沒有什麼可指責的了。 然而每個人都知道，所有的殖民政權都在何等嚴重地觸犯這個原則，人們根本不用非指出那些由可信的英國報告人報告的在剛果發生的駭人聽聞的暴行不可。我們願意這樣認為，即這些暴行不是由比利時政府所策劃的，而只應歸因於被派到剛果的官員濫用職權以及他們惡劣的品性。但是，幾乎所有殖民國家都在殖民地建立了一種貿易政體，給本國的商品以優惠，單單這一事實就表明了今天在殖民政治中居支配地位的想法與應有的想法是大相徑庭的。 為了在一切經濟管理問題上把歐洲人和白種人的利益同殖民地有色人種的利益和諧地協調一致，必須把對所有沒有議會政體的海外地區的最高管理領導權交給國際聯盟。國際聯盟要做好督促工作，使今天尚沒有自治權的每一個地區儘快得到這種權利，並使殖民國本土的影響僅限於保障外國人的財產、個人權利以及貿易關係。如果殖民國某些措施越軌，則不僅土著人而且其他國家的人都應該有權直接向國際聯盟申訴，以從根本上保證貿易、交通和經濟行為的安全。國際聯盟必須有權切實處理這種申訴。 貫徹這些原則一開始會使歐洲國家所有的海外地區都變成國際聯盟的託管地，但這也只能被看作一個過渡階段，最終目標必須是把殖民地從其今天所處並被牢牢把持著的專制政權下徹底解放出來。 用這種方法來解決困難的，而且變得越來越困難的問題，必定不僅會使沒有參與殖民占領的歐洲和美洲的民族，而且也會使其他兩方——殖民者和土著人感到滿意。殖民大國必須認清，從長遠看，它們沒有能力保持自己在殖民地的統治地位。土著人由於資本主義的入侵而變得獨立起來。他們中的上層人士與以殖民國名義負責管理的軍官和官員們之間文化上的差距在消失，而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權力分配今天與上一代人相比已完全不一樣了。歐洲列強、美國和日本想把中國當作一個殖民地那樣來對待的企圖已經失敗；在埃及，英國人正在撤退，他們在印度已處於守勢；至於荷蘭人在一次重大進攻面前沒有能守住英薩林，已是盡人皆知之事；法國在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的情況也沒有什麼兩樣；美國人對菲律賓人也不感到愉快，如果有合適的機會，他們就會放棄菲律賓。把殖民地轉交給國際聯盟保護，可以為殖民大國完整地擁有自己的投資提供擔保，並且可以使它們在制止暴動時免於作出犧牲，而土著人如果在和平的進程中分享到獨立，並同時得到保證，今後不會有占領欲很強的鄰國來威脅自己的政治自主了，也一定會以感激之情歡迎這種做法的。 七 自由貿易 古典國民經濟學的核心是關於關稅保護以及自由貿易作用的學說。這一學說是如此明白，如此清楚，如此無可辯駁，以至反對者無法提出什麼不馬上被體無完膚地駁回的理由來反對它。 儘管如此，我們今天在全世界到處看到關稅保護，特別是多種多樣的赤裸裸的禁止進口現象。即使在英國這個自由貿易政策的制定國，關稅保護在今天也是一張王牌。民族自給自足的原則一天天贏得越來越多的追隨者。甚至只有區區幾百萬居民的國家如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也在試圖通過高保護關稅政策和禁止進口使自己不依賴國外進口。在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思想基礎是，對所有在外國用低成本生產的商品通過進口稅來補足這種差額。在這裡，荒誕的是，所有國家雖然減少進口，卻同時想增加出口。這種政策的結果便是阻礙了國際分工，從而使勞動生產率普遍降低。這種勞動生產率的降低之所以還不十分明顯，僅僅是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進步總是大到能足以抵消這種降低。但顯而易見，要是沒有關稅保護政策人為地將生產從有利的當地生產條件推入不太有利的條件的話，那麼今天所有的人會更加富裕。 在貿易交往完全自由的情況下，資本和勞動會被投放到能提供最佳生產條件的地方。只要能有地方在更有利的條件下生產，人們便不會去利用不太好的生產條件。通過交通工具的擴大，通過技術改進，通過對新開發地區的比較深入的研究，人們看到，有些地方的生產條件比現有生產地點強，於是生產地點便發生轉移，資本和勞動努力從生產條件不太好的地區轉向生產條件較好的地區。 但資本和勞動的流動有一個前提，即不僅要有完全的貿易自由，而且資本和勞動在從一個地區到另一個地區的流動過程中不會遇到障礙。在古典自由貿易學說盛行的時代，提出這種前提是不切實際的。那時不僅對資本的自由流動，而且對工人的自由流動都存在一系列的障礙。資本家們因不了解情況，因得不到普遍的法律保障以及一系列類似原因而不敢將自己的資金投放到外國。對工人們來說，則由於語言不通，加上法律、宗教和其他方面的困難而無法離開祖國。19世紀初，人們固然可以籠統地說，任何一個國家內部的資本和勞動都是自由流動的，但在國家間的交流方面，資本和勞動的流動卻受到了阻礙。資本和勞動自由流動的條件僅適用於國內交流，卻並不適用於國與國之間的交流，僅從這裡就可以找到為何在國民經濟理論中把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分開的原因。因此，古典理論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如果國與國之間資本和勞動的流動受到阻礙，國與國之間的商品自由交流有什麼作用？李嘉圖的學說對這個問題作了解答：生產部門以下述方式分布在各國，即每個國家生產它對其他國家具有最大優勢的產品。重商主義者們曾經害怕，一個生產條件不太好的國家進口大於出口，乃至最後會不名一文。他們於是提出了實行保護關稅和禁止進口的要求，以便及時制止這種令人擔心的糟糕情況。古典學說指出，重商主義者的擔心是沒有根據的，因為一個國家即使每個生產部門的生產條件都劣於其他國家，也不必擔心出口會少於進口。古典學說以出色的、不可辯駁的、無人能否定的方式提出了論據，說明即使生產條件較好的國家也不得不看到，從生產條件不太好的國家進口某些產品是有好處的，它們固然具有優勢去生產這些產品，但其優勢程度不如它們在專門生產的其他產品方面。 古典自由貿易學說告訴政治家以下一番話：有的國家具有較好的自然生產條件，而有的國家的自然生產條件不太好。國際分工即使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也將導致每個國家在國際勞動聯合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管其生產條件比較好或不太好，當然，那些具有較好生產條件的國家會富裕一些，而其他國家則貧窮一些，但對這種情況即使用政策也是改變不了的。這正是自然生產因素差異的結果。 這就是較早的自由主義面臨的形勢，它用古典自由貿易學說對這種形勢作了回答。但自李嘉圖時代以來，世界上的情況已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在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最近60年中，自由貿易學說所面臨的形勢同它在18世紀剛開始時以及在19世紀初估計的那種情況完全不一樣。因為在19世紀，一部分在世紀初反對資本和勞動自由流通的阻力已被排除。對資本家來說，將資本投放到外國在19世紀後半期要比在李嘉圖時代容易得多。法律保障已明顯地大大提高，人們對外國及其風俗習慣的認識越來越深入，股份制提供了將遠方企業的風險分攤到許多人頭上，從而減少了這種風險的可能性。但如果有人說，20世紀初國與國之間的資本流動與國家內部的流動一樣方便，那也肯定是誇大其詞。這裡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儘管如此，已不可能有人認為，資本只到國界為止了。勞動力的情況亦同樣如此。19世紀下半葉數百萬歐洲人離開了歐洲，以便在海外可以比較容易地找到工作。 在資本和勞動不能自由流動的條件下，產生了古典自由貿易理論。隨著這一條件的消失，那種把國內交流中的自由貿易作用和國外交流中的自由貿易作用相區別的做法也失去其正確性，因為現在對外交流合適的東西同樣適用於國內交流：自由貿易導致只有較好的生產條件得到充分利用，而不太好的生產條件則無人利用，於是，資本和勞動從生產條件不太好的國家湧向生產條件比較好的國家，更明確地說，便是資本和勞動從老的人口密集的歐洲國家湧向美洲和澳洲這些生產條件較有利的地區。對那些除了在歐洲的老移民區外，還在海外擁有適於歐洲人移民的地區的民族來說，這就無非意味著，把一部分自己的人口移到海外。例如對英國來說，就有一部分子民在加拿大、澳大利亞或南非居住。離開英國的移民可以在其新的居住地保留英國公民和英國民族的身份。德國的情況有些不一樣。一個流亡的德國人來到國外，生活在外國民族之中，並成為外國的公民，可以認為，在一代人、兩代人至多三代人以後他就會失去自己的德意志民族特性，他將融入外國民族之中。德國面臨的問題是，它是否袖手旁觀自己的一部分資金和子民流向外國。 人們不應錯誤地認為，英國和德國在19世紀後半葉面臨的貿易政治問題是同一個問題。對英國來說，問題是是否應容忍它的一些子民移居到自治領去，實際上沒有理由對這種移民製造任何障礙。而對德國來說，問題則在於，是否應冷靜地許可德國人移民到英國的殖民地、南非和其他國家。可以相信，這些移民在那裡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放棄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國籍，猶如過去移民到國外的成千上萬，甚至上百萬德國人所做的那樣。由於德國不願意出現這種情況，因此，這個在60年代和70年代已經越來越傾向自由貿易的德意志帝國到70年代末重又轉向用保護關稅來保護德國的農業和德國的工業，同外國的競爭對抗。在這種關稅保護之下，德國的農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經受得起來自在比較肥沃的土地上經營的東歐和海外的農產品的競爭，德國的工業則可組成卡特爾，將國內的物價保持在高於世界市場的水平，通過由此獲得的利潤使德國工業能夠在國外以世界市場的價格，有時甚至以低於世界市場的價格出售自己的產品。 然而，德國推行的返回關稅保護的貿易政策達不到它的最終目標。正是由於保護性關稅，德國的生活和生產成本越來越高。於是，貿易政策的環境也必然隨之越來越困難。確實德國在新貿易政策的頭30年內在工業上取得了蓬勃發展，但這種蓬勃發展本來即使不採取關稅保護也是能取得的，因為它主要是在鋼鐵工業和化學工業中引進了新的工藝的結果，這種新工藝使德國工業能更好地充分利用德國豐富的地下資源。 今天的貿易政策環境的特點表現為，反自由主義的政策取消了國際交流中工人的自由遷徙，並且不無明顯地限制了資本的流動。它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消除了19世紀初和19世紀末之間存在的國際交流條件的差別。資本，特別是勞動力的流動又受到了阻礙。在這種情況下，不受阻礙的商品交流無法引起資本和人員的流動，於是它又導致各個民族轉向自己擁有相對最佳條件的生產活動。 但是，不管國家間的貿易交往條件如何，關稅保護永遠只能達到一個目的：生產不是在那些自然和社會條件最佳的地方進行，而是在另外的地方，即在條件較差的地方進行。由此可見，關稅保護政策的結果是使人類勞動的成果越來越少。國家用保護主義政策所反對的是一種壞東西，對此自由貿易者不想爭辯，他只是斷言，帝國主義者和關稅保護者們所主張的手段並不能消除這種壞東西。所以他提議走另一條道路，有些民族，如德意志民族或義大利民族在對世界進行分配時被認為像繼母一樣，使它們的子民不得不遷移他處，在非自由主義國家政體的條件下被非民族化。這正是自由主義要改變的當今國家關係的一種狀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為和平不受干擾創造條件。 八 自由遷徙 有人不時責備自由主義，說它的綱領絕大部分是消極的。自由的本質已經決定了這一點。因為自由只能被設想為是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由，而對自由的要求則存在於對任何要求的拒絕之中。與此相反，有人認為，權威政黨的綱領是積極的。消極與積極這兩種表達方式中通常含有一種完全確定的價值取向，有人正是企圖用這種表達方式來誹謗自由主義的政治綱領。 這裡還需再重複說一遍，自由主義——一個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綱領，其積極性不比任何其他最理想的政治綱領差。自由主義綱領中消極的東西只是在於它否定、拒絕和反對所有那些與這個積極的綱領相對立的狀況。而自由主義綱領的這種抗爭行為——順便提一下，這和任何黨派的綱領一樣——取決於反對派對綱領的態度。哪裡反對派的阻力最大，哪裡的自由主義的反擊也就一定最激烈；哪裡的阻力比較小甚或根本沒有，哪裡的自由主義綱領視情況只需短短一句話就夠了。在歷史的進程中，自由主義面對的阻力是變化不定的，因此，自由主義綱領中的抗爭部分也有一些變化。 這種情況在自由遷徙問題上表現得最清楚。自由主義主張每一個人有願留在哪裡就留在哪裡的權利。這當然不是「消極的」要求。每個人可以在他認為最好的地方工作和生活，這屬於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社會的根本品質。這個要求只是在那些限制勞動力自由遷徙的地方，才變得消極了。隨著時間的流逝，自由遷徙權的這種消極成分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自由主義在18世紀和19世紀興起時，它要為移民的移出自由而鬥爭，今天則是為了移入自由而鬥爭。當初的法律阻止住在城外的居民遷入城內，並且規定，要對想離開自己祖國到國外營建一種更好的命運的人施以嚴厲懲罰。自由主義當時不得不反對這種法律，而在那時移民從外移入還通常是自由的，不受阻礙的。 眾所周知，今天的情況已不同了。數十年前，開始有法律反對種植園工人和中國人移民進來。今天世界上所有對移民具有誘惑力的國家，都有程度或輕或重的嚴厲的法律，或者完全禁止移民移入，或者對此加以非常嚴格的限制。 可以從雙重角度來看限制移民移入的政策：一種是工會的政策，另一種是民族的保護政策。 工會——如果我們這裡撇開各種工人的強制性組織採取暴力手段、義務性的罷工以及對工人意願實行武力壓制不談的話——只有通過下述手段才能按自己意圖去影響勞工市場，即限制勞動力的供給。然而由於今天工會無法減少活在世界上的工人的數量，因此它們只有一種辦法，即通過制止工人流入，以損害在其他工業部門工作或在其他國家生活的工人為代價來減少某一工業部門或某國的工人數量。出於實際的政治原因，制止國內其他工人進入某一工業部門的做法只能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奏效。與此相反，對外國實行這種禁止辦法在政治上就沒有什麼困難了。 在美國，天然生產條件和與此相關的勞動生產率以及工資要比歐洲大部分地區好。要是可以自由遷徙的話，歐洲的工人會大批移民到美國去，到那裡去尋找工作。但這一點因美國的移民法而極難做到，所以在美國的工資就保持在高於它如若實行移民完全自由所能接受的工資的水平，而在歐洲的工資則低於這個水平。一方面是美國工人得益，另一方面是歐洲工人受損。 但如果只從對工資的直接作用來看限制自由遷徙的影響，那是錯誤的。這種影響要大得多。因為在生產條件不太好的地區勞動力的供給相對過剩，而在生產條件比較好的地區工人數相對不足，於是，彼處的生產進一步發展，而此處的生產更加萎縮。若在充分自由遷徙的條件下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可見，限制自由流動的影響與保護關稅的影響是完全一樣的，它導致世界上部分地區較好的生產條件得不到充分利用，而世界上其他部分地區不太好的生產條件卻被竭盡利用。從人類的立場來看，它降低了人類勞動的效益，減少了供人類使用的物質財富。 因此，想從經濟角度為限制移民移入的政策辯護歷來是徒勞的。限制移民移入降低了人類勞動的效益，對此不容有絲毫疑問。當美國或澳大利亞的工會限制移民移入的時候，它們反對的不僅是地球上其他國家工人們的利益，而且也是在反對所有其他為自己謀取特殊好處的人們的利益。這裡有一點還不能完全肯定，即通過實行完全自由遷徙提高人類勞動的一般效益，是否能大到使美國和澳大利亞工會的會員們因外國工人流入而遭受的損失得到完全補償的程度。 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工人們如果還找不到另外一個理由為自己的行為作出解釋，他們就限制不了移民的移入。某些自由主義的原則和思想直至今天還一直有很大的力量，使得有些人無法反對它們，如果這些人不能在獲取生產最高效益的利益之上提不出所謂更高、更重要的利益的話。我們已經看到，有人如何利用民族動機來為保護關稅辯護。那種為限制移民移入而提出的利益也是一種民族利益。 如果對從國外來的移民完全開放，移民們就會從歐洲人口過於密集的地區一大批一大批地湧向澳洲和美洲，其數量之大將使人不再能指望對他們實行民族同化。從前，從國外遷入美國的移民不久就接受了英語和美國的風俗習慣，其部分原因要歸結到他們不是一下子以如此眾多的人數過去的。小股的移民分布在廣袤的國土上，很快就在巨大的美國民族中解散了。當後來的移民踏上美國的土地時，先前到來的移民已一個個都被半同化了。民族同化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是，外來民族的移民人數不過於龐大。有人認為，這種情況現在會發生變化，而且存在著一種危險，即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占優勢的統治地位，或更正確地說是單獨統治地位，將會崩潰。有人特別擔心這種崩潰將源自亞洲——蒙古種族的強勁的移民。 這種擔心對美國來說也許是過分誇張了，但對澳大利亞來說肯定不是誇張。澳大利亞的居民人數與奧地利差不多，但其面積卻是奧地利的100倍，且其自然資源肯定比奧地利豐富。要是放開向澳大利亞移民，那就可以設想，短短几年後，澳大利亞居民的大多數人極有可能是日本人、中國人、馬來西亞人和中南美洲的種植園工人。 今天世界上大多數人對外來民族，特別是對外來人種的人的厭惡感是如此強烈，以致人們完全可以理解他們反對用和平方法來解決這種矛盾的想法。幾乎無法設想，澳大利亞人會自願同意英國民族的歐洲人移民進來，他們也絕不可能會允許亞洲人在他們這塊土地上尋找工作和安身之所。英格蘭籍的澳大利亞人的立場是，英國人最早移居這個國家，這一情況賦予英格蘭民族永遠有單獨擁有這整塊大陸的優先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絲毫不想對澳大利亞人在澳大利亞擁有的一切東西提出異議，他們只是認為，澳大利亞人不許他人充分利用在澳大利亞未被開發的比較好的生產條件，而迫使他們在自己家鄉不太好的生產條件下工作，這是不合適的。 這個對世界命運最重要的爭論問題能否得到滿意的解決，關係到文明的存在與否，這一問題的現狀是：一方面成千上億的歐洲人和亞洲人被迫在不太好的生產條件下勞動，而不能到那些生產條件較好的封閉起來的地區工作。他們要求打開這個禁止入內的伊甸園的邊界，因為他們從中看到自己勞動效益可以得到提高和由此而來的更多的福利；另一方面則是那些幸運的人，他們已經把具有較好生產條件的國家稱為自己的國家，他們——只要他們是工人而不是生產資料的擁有者——的地位保證了他們有較高的工資，他們不願放棄這較高的工資。整個民族都一致地害怕外國人泛濫成災，他們害怕自己有朝一日可能在自己的國家被擠成少數，從而不得不忍受各種各樣可怕的民族迫害，就像今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在義大利、在波蘭的德國人所遭遇的那樣。 這種擔心是有道理的，對此人們無可爭辯。在今天國家擁有充分權力的情況下，少數民族不得不擔心處於多數的另一個民族干出最壞的事情來。只要國家機器擁有充分的權力——這種權力在今天已經有了並且得到了今天的公眾輿論的認可——對人們來說，一想到不得不在一個其政府掌握在另一個民族的國家中生活，便會不寒而慄。在一個到處都遇到居統治地位的多數民族迫害——在虛假的公正掩蓋之下——的國家裡生活，那是十分可怕的。同樣可怕的是，早在學校時就因為民族籍貫而受到歧視，並且因為不屬於居統治地位的民族而在任何司法機關、任何行政機關都受到不公正待遇。 如果從這種角度來考察衝突，便會使人感到，除通過戰爭來武力解決以外，別無他法解決這種衝突了。可以認為，這時數量上處於弱勢的民族會遭到失敗，因此，數以億計的亞洲民族就會成功地把白種人的後裔從澳大利亞逐出去。但我們絕不願意去作這種猜測，因為可以肯定，這種戰爭——我們倒是完全可以相信，一個波及面如此廣的世界性問題不可能一下子通過一場戰爭來解決——必將導致人類文明最可怕的災難。 同樣清楚的是，如果人們執著於多事之國的理想，對每個人的生活方式進行干預，甚至完全執著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理想，這個遷徙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實行自由主義則可以使今天看來不可能解決的遷徙問題消失。在一個自由主義執政的澳大利亞，如果這塊大陸上的一部分地區是日本人占優勢，而另一部分地區是德國人占優勢，由此還會產生什麼困難呢？ 九 歐洲合眾國 美利堅合眾國是世界上最強大和最富有的國家。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地方的資本主義能夠通過政府來更自由、更少阻力地得到發展。因此，美國的居民遠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國家的居民富裕。六十多年來，他們的領土沒有遭受過戰爭。要是他們沒有發動過對土著人的滅絕性戰爭，要是他們在1898年並非毫無必要地同西班牙打了一仗，要是他們沒有參與世界大戰，那麼，今天在這個國家的公民中，幾乎就不會有一些白髮蒼蒼的老人能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敘說戰爭為何物。人們可能懷疑，美國人自己是否明白，他們應將一切歸功於美國在其政治中比其他任何國家更多地實現了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外國人也不明白，是什麼使這個被許多人羨慕的共和國變得富裕和強大起來的。但有一點大家都是一致的——撇開那些滿腹嫉恨者不談，這些人聲稱對美國文明的「唯物主義」高度蔑視——即他們除了希望自己的國家像美國那樣富裕和強大外別無所求。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今天各個方面都提出，最簡單的途徑是建立「歐洲合眾國」。歐洲大陸單個國家人口太少，土地不足，無法去參與爭奪霸權的國家鬥爭，無力反對越來越強大的美國聯盟，反對俄國、英帝國、中國以及其他還在形成的——比方說在南美——類似大小的實體。因此它們必須團結成一個軍事和政治的統一體，組成一個保衛和防禦性的聯盟，這個聯盟將完全有能力在未來幾百年中確保歐洲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一如歐洲在過去幾百年中所曾有過的那種地位。泛歐聯盟的思想得到了極大的推動，這種推動源自每一個人都日益明顯的認識，沒有比歐洲國家的關稅保護政策更荒謬的東西了。只有國際分工的進一步發展，才能增進福利，生產出我們所需的豐富物質，從而提高大眾的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然而，所有歐洲國家，特別是較小的國家的經濟政策恰恰都在考慮要完全阻止國際分工。北美的工業擁有一個不受任何關稅和類似障礙限制的市場，有1.2億多富有的消費者。比較一下北美工人的生活條件與德國的，甚至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的工人的生活條件，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種想建立小塊的、閉關自守的經濟區的企圖是何等荒謬。 歐洲合眾國思想的先驅者們所反對的弊病無疑是存在的，人們必須儘早革除這些弊端，越早越好。但為達到這一目標，建立歐洲合眾國卻未必是一條合適的道路。 國家間關係的任何改革，目的均是要革除個別國家一心損害他國利益、擴大自己領土的現象。今天具有無限重要性的國界問題必須失去其重要性。各國務需認清，對外政策最重要的問題是創造永久的和平。它們必須明白，只有把國家活動限制在最狹小的範圍內，從而使國家及其空間邊界對每個人的生活來說不再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世界和平才能得到保障。國家及其空間邊界的那種突出的重要性使得人們可以理解，為什麼過去和現在各國為了劃定邊界而血流成河。思想上的狹隘使人只著眼於本國和本民族的一切，而不懂得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對此必須用世界主義的思想取而代之。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採用建立國家聯合體、建立國際性的超國家機構的方法，即使得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任何個人因為其民族性和民族的特色而受到壓制。 民族政治的狹隘性表現在，它總盼著鄰國敗壞，而最終導致所有國家敗壞。為了把各民族從這種狹隘的民族政治引導到真正的世界政治的軌道，第一要義是需要認清，各民族的利益並不互相衝突。如果每個民族都為促進所有民族的發展著想，不敢有任何壓制其他民族或其他一部分民族的企圖，那麼，每個民族就能最好地維護自身的利益。但這並不是要各民族用一種更大範圍的沙文主義來代替著眼於本民族的沙文主義，而是要各民族認識到，任何形式的沙文主義都是錯誤的，而且必須讓新的和平的手段來取代國際政治中老的軍事手段，這種新的和平的手段的目的是共同工作而不是互相打仗。 但泛歐洲與歐洲合眾國思想的先驅們追求另外的目標。他們所計劃的不是一種新形式的、在政治上與迄今為止的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國家有本質不同的國家政體，而是一種對老的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思想加以改頭換面的東西。泛歐洲應比在它當中發展的各個國家大，應比它們強大，因而在軍事上更有能力、更適合於同英國、美國和俄國等大國對抗。歐洲的沙文主義應取代法國的、德國的和馬札爾的沙文主義，其矛頭應針對「外國人」，針對不列顛人、美國人、俄國人、中國人、日本人。對內它則應是一個把所有歐洲民族團結在一起的實體。 這樣，人們大約就可以在民族的基礎上，但不是在地理的基礎上來培植沙文主義的國家感情和沙文主義的國家政策和戰爭政策了。一方面是共同的語言把民族同胞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另一方面則是不同的語言在民族之間造成一條鴻溝。要是沒有這種事實的存在——與各種意識形態無關——沙文主義思想是絕不可能發展的。注視著地圖的地理學家智慧的眼睛可以（不是必須）把歐洲大陸（除俄國以外）看成一個整體，但這並不能在這個區域的居民之間創造出一種政治家可以為其基礎設計藍圖的共同性。人們可以使一個萊茵蘭人懂得，如果他為了東普魯士的德國人參戰的話，他是在捍衛他自己的事業，人們也許還能使他懂得，世界上全人類的事業也是他自己的事業。但他將永遠也不會理解：他應該去捍衛葡萄牙人的事業，因為他們也是歐洲人，而英國的事則是一個敵人的事或至多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外國人的事。人們無法從人類生活中勾銷長時期的歷史的發展（順便提一下，自由主義也不想勾銷它），這種歷史發展使得一個德國人在談到德國風格、德國民族和德國的時候，心就會激烈地跳動起來。早在政治家們想在這種民族感情的基礎上培植德意志國家思想、德意志政治，還有德意志沙文主義之前，這種民族感情就已經存在了。「歐洲」或「泛歐洲」，「歐洲的」或「泛歐洲的」，所有這些詞彙都喚不起那種心的跳動，它們激發不起「德國」或「德國的」這種字眼兒所能激發的感情。所有那些想讓聯盟國家來取代民族國家的好心的設計，其基本錯誤就是沒有注意到這一情況，不管這裡涉及的是中歐、泛歐、泛美或其他一種類似的實體。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在所有這些規劃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貿易政策方面的情況，事情就再清楚不過了。就像今天現實中的情況一樣，從前可以使一個巴伐利亞人承認，為了保護德國的生產——例如在薩克森——他購買某樣東西要因稅收而付出更多的錢是正確的。但願有朝一日能使他轉而認識到，一切貿易政策上閉關自守的做法以及與此相關的所有關稅保護都是不適當的，不合理的，因而是應該取消的。但人們卻永遠無法使一個波蘭人或一個馬札爾人認可，自己應該為某種商品付出比市場價格高的錢，以便法國、德國或義大利能在這些國家內生產這種商品。人們固然可以把民族共同感以及關於各民族的利益互相對立的理論作為關稅保護政策的依據，但卻找不到類似的思想基礎，能使一種聯盟國家的保護政策構築其上。把越來越趨向統一的世界經濟體系切割成小塊的、儘可能閉關自守的民族經濟區顯然是荒謬的。但人們不能用下述辦法來克服民族主義的封鎖政策，即將各種民族集合成一個政治上統一的更大國家集團，然後用這個更大的國家集團的封鎖政策來取代民族主義的封鎖政策。唯一能克服關稅保護政策和閉關自守做法的辦法是，認清它們的危害性和懂得把所有民族的利益結合起來。 在證明了將統一的世界經濟體系分裂成小塊的、閉關自守的經濟區是有害的之後，就能由此得出必要的結論：必須轉向自由貿易。若想證明應該建立一個泛歐關稅保護區以達到泛歐的閉關自守，就必須首先拿出證據來證明：葡萄牙人和羅馬尼亞人的利益固然是一致的，但這兩國人的利益同巴西和俄國的利益卻相牴觸；還必須拿出證據來證明：為了德國的、法國的和比利時紡織工業的利益應該放棄馬札爾紡織工業，說明這對馬札爾人有好處，而英國的或美國的紡織品輸入馬札爾卻會使馬札爾人的利益受到損害。 建立聯盟國家的運動來自對一切沙文主義民族政策都不能持久的正確認識。然而這一運動想用以取而代之的東西卻是行不通的，因為它在各民族的意識中缺少有生命力的基礎。即使泛歐主義運動的目的能夠達到，世界上的情況也不會有絲毫改善。統一的歐洲大陸同其本土之外的世界大國爭鬥，其危害性不亞於歐洲國家相互之間的鬥爭。 十 國際聯盟 正如國家在自由黨人的眼裡不是至高無上的一樣，國家對自由黨人來說也不是最好的強制性組織。形上學的國家學說迎合君主們愛好虛榮與自高自大的心理說，任何單一的國家都是獨立自主的，這就是說，它是最高的和最終的主管機構。但正如對自由黨人來說世界並不是到國家邊界終止一樣，正如世界對他來說根本只具有次要的和無足輕重的意義一樣，正如自由黨人的政治思想包容了整個人類一樣，正如他的所有的政治學說的出發點都是深信國際分工是國際性的，而不僅僅是民族性的那樣，正如自由黨人從一開始就懂得，僅僅在國家內部創造和平是不夠的，更為必要的是所有國家都要相互和平相處那樣，自由黨人還要求，所有國家像國家一樣地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國家，而國家組織便在這聯合過程中延續和終止。所以，在自由黨人看來，國際法要高於國家法，他也因此而要求設立凌駕於國家之上的法院和行政機關，如同國家的行政機關和法院是為了維護或至少是應該維護國家內部的和平一樣，這些超國家的法院和行政機關要以同樣方式保障國家之間的和平。 長期以來，建立這樣一個超國家世界組織的要求是由少數幾位思想家提出的、幾乎不為人們重視的烏托邦。雖然自拿破崙戰爭爆發以來，世界上的人們看到，最重要國家的國家領導人一再為了作出一致的決議而圍聚在會議桌旁，雖然從19世紀中期以來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超國家實體，其中「紅十字會」和萬國郵政聯盟是最有名的，然而所有這些距形成一個真正的超國家組織尚有十萬八千里之遙。即使海牙的和平會議在這裡也幾乎算不上是一種進步。只是世界大戰的浩劫才使建立一個能夠防止將來發生戰爭的世界組織的想法得到了廣泛的認可。戰爭結束後，戰勝國朝著建立一個實體的方向邁出了步伐，它們稱這個實體為國際聯盟，而世界上的人們更多地把它看作是將來建立一個真正有用的超國家組織的起點。 但是，毫無疑問，今天以國際聯盟名義存在的這個實體根本實現不了自由主義所要求的一個超國家組織的那種理想。首先，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和最大的國家根本不屬於這個國際聯盟。特別是美國——且不算較小的國家——站在國際聯盟之外。國際聯盟的憲法一開始就遇到把國家分為兩大類的難題。一類國家享有充分權力，另一類則是沒有充分權力的成員國，因為它們在世界大戰中站在輸掉了戰爭的那一邊。很顯然，這樣一種把國家聯合體劃分等級的做法猶如在一國內部各種劃分等級的做法一樣孕育著戰爭的因素。總而言之，所有這些皆導致了國際聯盟在一切問題上暴露出令人惋惜的軟弱和無能。對此，人們只要想一想國際聯盟在義大利和希臘之間發生衝突時的態度，想一想它在摩蘇爾問題上的態度，特別是在那些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的命運取決於國際聯盟的決定的事件中國際聯盟的態度就足夠了。在所有國家，特別是在英國和德國，都有一部分人認為，為了將這個虛有其表的國際聯盟建設成一個真正的國際聯盟，一個真正的國家之上的國家，人們在評論它的弱點和缺點時應儘可能抱著充分愛護的態度。然而這種樂觀主義從來沒有在任何問題上正確過。假如國際聯盟是一個不健全的實體——當然，要把國際聯盟機構中一般的官員和職員除外——根本不能滿足人們向一個世界超國家組織提出的要求，那麼，人們就必須一而再，再而三把這種情況提出來，以便說明哪些東西必須徹底改變，從而使這個虛有其表的國際聯盟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聯盟。人們有時相信，真誠和正直的自由黨人所提出的一切或至少一大部分要求已經由日內瓦國際聯盟實現。沒有比由此而產生的糊塗思想更為嚴重地損害關於世界超國家組織思想的了。人們無法做到在維護歷史延續下來的各國邊界的原則基礎上建設一個真正能保障持久和平的國際聯盟。國際聯盟保留著迄今為止的所有國際法的基本缺點。在各國間發生爭端時，它只是處理程序問題，它一點也不去考慮為解決這些爭端制定另外的規則，而只是維護現有的法律狀況和業已簽署的條約。在這種情況下，和平是得不到保障的，因為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陷入完全僵化的狀態了。 誠然，國際聯盟——儘管是非常謹慎和克制地——提出，今後要依照各國人民以及一部分人民的願望移動邊界。它還對少數民族——也是非常謹慎和克制地——許諾要保護它們。這使我們希望，剛剛建立的極不完善的國際聯盟有朝一日能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性超國家，並給各國帶來它們需要的和平。然而有關這些問題的決策既不會是在國際聯盟的會議上，也不會是在各國的議會中作出的，因為這裡牽涉的根本不是一個組織問題或僅僅只是國際管理的技術問題，而是牽涉一個人類有史以來需要解決的最大的意識形態問題。它牽涉是否能成功地在世界上樹立一種信念，倘若沒有這種信念，則一切關於和平的協議以及仲裁的程序在關鍵時刻都將永遠是一紙空文。這種信念只能是對自由主義無限的、毫無保留的信仰，而不是別的什麼。必須對各個國家灌輸自由主義的思想，必須將自由主義的原則貫徹到一切國家的機構中去，這樣就能為和平創造條件並消除戰爭的根源。只要存在著關稅保護、禁止人員遷徙、強制性學校教育和強制性授課、干涉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就會不斷產生導致戰爭糾紛的衝突。 十一 俄國 依靠自己的勞動融入到社會中並為自身和他人服務的和平公民受到了強盜的威脅。這個強盜不是志在勞動，而是要用武力來奪取他人的勞動果實。幾千年來，這個世界不得不忍受占領者和封建君主的桎梏。這些占領者和封建君主認為，他們來到世上就是為了享受別人辛勤勞動的果實，這是天經地義的。人類文明的發展以及社會關係的增加首先表現在，遏制想統治世界的武士階層和統治階層的思想影響和物質影響，用公民理想來代替統治理想。現在還遠遠做不到完全排除只有戰爭販子才有的鄙視勞動的黷武思想。在每個國家的人民中，總還是有一些人滿腦子是黷武時代的思想。在有的國家，人們認為早已克服的搶掠和動武的本能有時一再爆發出來並控制了人們。但大體上可以說，在今天居住在中歐和西歐以及美洲的白種人那裡，赫伯特·斯賓塞所稱的工業思想方式業已取代了他所稱的黷武主義思想方式。今天只有一個大國仍毫不動搖地堅持軍國主義的理想——俄國。 當然，在俄國人民中也有人憎惡這種在其國家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方式。遺憾的只是，他們不知道如何在自己的同胞中實現自己的想法。自俄國有能力對歐洲政治施加某種影響起，它對歐洲來說就經常居於一種強盜的地位。它躍躍欲試，窺測時機，以求掠取錢財。除了以情勢相逼指令給俄國沙皇們的邊界以外，俄國沙皇從來不承認另外有一種對其蠶食自己鄰國的限制。布爾什維克在擴張俄羅斯統治空間問題上的立場與此毫無二致。他們也只知道，可以而且必須儘自己的力量占領土地。幸運的是，歐洲國家已強大到足以成功地擋住一幫俄國野蠻人的攻擊，從而挽救了文明，使其免於被俄國人所毀。俄國人在拿破崙戰爭、克里米亞戰爭以及在1877—1878年的土耳其遠征中獲得的經驗告訴他們，他們的軍隊儘管數量眾多，但沒有能力對歐洲發動進攻，世界大戰已證明了這一點。 比刺刀和大炮更危險的是思想武器。確實，俄國思想在歐洲引起了反響，這主要應歸因於，在這種思想進入歐洲之前，歐洲已經充滿這種思想了。也許，更為確切地說當是：雖然這種俄國思想符合俄國人的本性，但它們原本不是俄國的，而是由俄國人從歐洲吸收過來的。俄羅斯人民的思想是如此貧乏，以致它從來不能夠自己去抓住表達自己本性的思想並把它們表達出來。 自由主義完全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它的政策就是應用科學的成果，舍此無他。它必須防止自己運用不科學的論斷。脫離科學的論斷永遠是純主觀的。因此，人們不能按自己的價值觀把民族劃分等級，提出高等和劣等民族之說。所以，俄國人是否劣等的問題，完全不在我們考察範圍之內。我們一點也不認為，他們是劣等的。我們要聲明的唯一一點是，他們不願意加入到人類的社會合作中來，他們在人類社會和國家社會面前像一個只想享受他人積聚的東西，除此以外什麼也不想的民族。一個在其中活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列寧的思想的民族無法喚起社會的責任，它永遠無法與世界和平相處，它必然要回到最野蠻和最粗魯的狀態中去。從自然條件講，俄國以其肥沃的土地和各種各樣的地下資源遠比美國富有。要是俄國人同美國人一樣實行資本主義政治，他們今天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民族。專制主義、帝國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弄得他們成為最貧窮的民族。今天他們在全世界尋求資金和貸款。 認識到這一點，就可從中得出清晰的結論：讓俄國人去當俄國人，讓他們在自己國家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但不要讓他們超出自己的國界去毀壞歐洲的文明吧。這個結論必須被視為文明國家對俄政策的準則。當然，這並不是說，應該去禁止引進和翻譯俄國的作品，讓那些神經衰弱者們去愛好它們吧，只要他們喜歡。反正健康人是會避開它們的；這也不是說，應該禁止俄國人在世界上做宣傳和用錢賄賂，就像當年沙皇用滾滾盧布所做的那樣。如果現代文明不能夠抵擋住被收買了的傢伙們的攻擊，那麼它本來就不應存在下去；這也不是說，假如俄國吸引歐洲人或美國人到俄國去的話，歐洲人或美國人應拒絕到俄國旅行。但願他們好好看一下這個殺害大眾和大眾貧困的國家，出了危險則自己負責。這也不是說，應該阻止資本家向俄國人提供貸款，或在俄國投資。如果他們愚蠢到如此地步，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從中撈回些什麼，他們就盡可這樣做去。 但是，歐洲和美洲的政府們必須停止通過下述方式去為蘇聯的破壞狂推波助瀾，即為本國對蘇俄的出口商品支付出口補貼，也就是說，用金錢資助來慫恿俄國的蘇維埃主義。它們應該停止人員流向蘇俄和向那邊輸出資本做宣傳。 是否俄國人民這樣就會摒棄蘇維埃主義，這要由它自己來決定。今天威脅世界的危險不再來自這個皮鞭和牢獄的國家。儘管俄國人有種種戰爭和破壞欲，但他們已不能真正地威脅歐洲的和平。所以，人們可以聽其自便。人們必須要反對的只是，由我們自己去支持和鼓勵蘇聯人的破壞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