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繁榮的國度 · 第二章 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

一 國民經濟的組織 在實行勞動分工的社會裡，人們對勞動的分工與協作方式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設想。我們可以將這些設想區分為五種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其一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人們可以將發達的私有制形式稱為資本主義制度；其二是在私有制前提下，定期地沒收私有者的財產並對其實行再會分配的社會制度；其三是工聯主義制度；其四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這種制度以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名稱聞名於世；其五是干預主義制度。 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歷史悠久，它貫穿於人類從動物狀態向現代文明的高級階段的全部歷史發展過程之中。私有制的反對者力圖證明，人類社會的最初階段並不存在著完整的私有制，因為一部分可利用的耕地被周期性地再分配。他們企圖從私有制「僅僅只是一個歷史範疇」這一論斷中推導出消滅私有制無害的結論。他們這種論證的邏輯錯誤太明顯了，以至於我們無法就此問題與他們作進一步探討。在遠古時期的社會合作中儘管還沒有財產的私有制度，但這一事實絲毫不能說明人類在進入較高級的文明階段後仍然沒有財產的私有制。如果歷史能夠在這個問題上證明什麼的話，那麼它僅僅說明：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可能在沒有私有制的前提下從嚴重的貧困從及半動物的蠻荒狀況下崛起。 早期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反對者們所反對的並不是私有制本身，而是反對財富分配不公現象。為了消除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公，他們建議定期對財產實行重新分配，或至少對他們所處的時代最引人注目的生產資料——土地進行重新分配。至今在那些以從事原始農業生產為主，經濟、文化尚不發達的國家裡，平均分配、平均主義的思想依然十分盛行。人們習慣地將這種主張稱為農業社會主義，實際上這種稱呼並不確切，因為這種思想和主張與社會主義毫無關聯。首開社會主義先河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並沒有在農村實行將土地變成公有財產的社會主義，而是實行了把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的農業社會主義。在其他大部分東歐國家，借土地改革的名義將大農場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一些政黨追求的理想。詳細地分析和研究這樣的制度顯得有些多餘。幾乎沒有人否認，實行這種改革的唯一成就就是減少了農業收成。只有在那些農業生產方式尚處在原始狀態的地方，這種改革所導致的生產率下降的現象才不至於發生。人們承認，摧毀一個擁有現代化設施的農場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行為。在工業和交通領域照此方法實行平均分配則更是不可思議，因為一條鐵路、一座鋼廠和一個機器製造廠不可能被拆卸開來。只有在人們要把建立在不限制私有財產基礎上，並且實行勞動分工的國民經濟摧毀，使之倒退為自給自足的農莊經濟時，才能向定期實行財產分配的方向邁進。 工聯主義者企圖將平均分配財產的主張引入現代化的工業社會中來。工聯主義者既不想把生產資料平均分配給個人，也不願將它交給社會，而是要將它分配給在有關企業或生產部門中就業的工人。[1]由於不同的生產部門情況差異很大，人與物的生產要素的結合情況各不相同，採用這種方法絕對不可能實現財產分配的公正化。假如按照工聯主義的主張分配生產資料，那麼從一開始某些生產部門的工人就會比其他部門的工人分得更多的財產。我們不妨分析一下實行這一方案必然導致的問題和困難。在經濟生活中，常常有必要將資本和勞動力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進行轉移。按工聯主義的辦法，我們怎麼能夠將某一生產部門的資金抽調到另一個生產部門，以使後者得到更多的資金配置呢？或者還可以把工人抽調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從而使後者的人均資金占有量變少嗎？資金和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根本無法進行轉移，這一事實證明工聯主義的主張荒謬到了極點，而且毫無任何社會意義。我們假定，在某一社會團體上建立一個有權實行這種轉移的最高權力機構，那麼，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再也不是工聯主義，而是社會主義。事實上，工聯主義的主張如此荒謬，以至於只有那些看不清事物本質、頭腦混亂的人才會贊同他們的原則。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在這個社會組織內，一切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都屬於社會共有，由一個類似強制機器的國家來支配它們。至於是否按照平均主義原則或其他的什麼方法分配紅利的問題，對我們評價社會主義是無關緊要的。此外，社會主義國家機器是否占有一切生產資料和財富，並由國家分配給各個企業管理，或將財產交給名義上的所有者管理？或者按照社會化的原則，一切「所有者」只有權按照國家下達的指令使用他占有的生產資料？諸如此類的問題，對於分析社會主義也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假如由政府決定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向誰出售？以什麼價格出售？那麼，在這個社會裡只剩下了一個名義上的私有財產，事實上一切財產都已經社會化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生活的驅動力再也不是企業家或財產所有者的贏利動機，而變成了被迫履行自己的義務和被動地服從上級的命令了。 最後，我們再來談談干預主義。現在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觀點，即干預主義觀點。干預主義認為，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者之間還存在著社會組織的第三種可能形式：即通過來自上級的垂直命令（即干預）手段，對私有制實行調整、控制和領導。 有關對財產實行周期性再分配的學說以及工聯主義的主張，我們在下文不再提及。無須對這兩種體系進行進一步分析，現實生活中也不會有任何有分量的人物支持它們。我們只打算研究社會主義、干預主義和資本主義等問題。 二 私有制及其批判者 人的生活並非充滿了幸福，地球並非天堂。社會組織對此並沒有罪過，但是人們卻習慣於將責任歸咎於它，我們的文明以及一切文明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私有財產制度。那些想批判現代文明的人，都是從批判私有財產制度入手。一切使批評家不滿意的東西，全都是因為私有製造成的，特別是那些恰恰從根本上是因為人們人為限制和壓制財產的私有制，導致它無法發揮全部的社會影響的惡劣現象，也被說成是私有制的過錯。 批判家慣用的手段是給人們勾畫出一幅圖景：如果按他們的設想去做，一切都會變得美輪美奐。他們把自己裝扮成世界上無所不能的主宰者，把別人的願望說成這恰恰是他們自己也追求的願望，藉此從思想上抹掉一切與其他人的不同之處。每個為強者鼓吹權益的人，也覺得自己是強者；每個贊同奴隸制的人，他從來也不曾想到，他自己本人也可能會變成奴隸；每個迫使他人做違心事的人，都是為了針對別人而不是他自己；那些鼓吹寡頭政治的人，他本身也屬於寡頭政治家；誰熱衷於開明專制或獨裁統治，他就會毫無自知之明地幻想著自己扮演一個開明專制君主或獨裁者的角色，或者幻想自己能夠成為專制君主的君主，獨裁者的獨裁者。就像沒有任何人願意將他自己置於弱者、被壓迫者、被強姦者、無任何特權，甚至是沒有任何權力的僕人的位置一樣。同樣，那些主張社會主義的人是想要擔任社會主義里的總經理或總經理的上司這一角色，而不是社會主義本身或別的什麼。社會主義的夢想告訴人們：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比生活在這種制度下更美好了。 一些文獻為了證明這些白日夢想家的夢想合情合理，創造出一個對利潤率和生產率進行比較的固定格式。這些文獻的作者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與理想的社會主義制度截然不同，一切背離社會主義理想的事物都是落後的、非建設性的。私有制經濟不能適應國民經濟中高度發達的生產力。這個論點長期以來是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嚴厲的抨擊要點。直到最近幾年人們才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在我們所論證的大部分情況中，社會主義公共團體與資本主義公共團體的處事方法別無二致。即使在那些事實上存在著兩種社會制度的矛盾和衝突的地方，社會主義制度也必須毫不遲疑地實行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已被證明是正確的原則，現實生活告訴我們，一些人背離這些正確的原則，導致了失敗，但他們依然把這些失敗變成批判、控訴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理由。生產率的概念逐漸變成了主觀意識，它永遠也不能成為客觀批判的出發點。 那麼，這些白日夢想家的冥思苦想究竟是什麼？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沒有什麼價值。總之，在他們夢想的世界裡，所有的人都充滿了工作熱情，具有服從感和獻身精神，準時、準確無誤地執行他的命令。但問題是，怎樣才能讓這個夢想在活生生的人類社會中實現呢？那種簡單統計及計算得出的假設——一旦將資本主義多年來創造的經濟成果進行平均分配，就可以滿足全社會所有成員的需求，並可以保證足夠每個人生存的需要——是完全錯誤的。社會主義不可能通過這種途徑來達到明顯提高廣大居民生活水平的目標。他們向所有人許諾的財富和優裕的生活，只能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勞動比資本主義具有更高效率，而且社會主義制度能夠節省大量的多餘和非生產性開支的前提條件下才能實現。 首先，我們來思考後一個問題，即取消一切生產和推銷商品所需的花費，也就是由於競爭以及做商品廣告造成的開支。很明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存在這方面的開支。但是，人們不要忘記，即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它的分配機構所需的開支也不小，也許比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競爭和廣告推銷費用更大。然而，對此類支出的意義的評價並非決定性的。社會主義者毫不猶豫並理所當然地假定：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勞動生產率至少與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相同。他們試圖證明，前者比後者更高。然而，事情卻並非社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理所當然。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產量與生產的類型密切相關。對各種生產的單個分析表明：工人的切身利益與他正從事的那部分工作的產量有著最密切的內在聯繫，其意義是決定性的。只有當每個工人最大限度地使出他的力量，因為其勞動成果決定了工資收入的高低，而且每個企業家都竭力提高生產效益，即用比他的競爭對手更少的資本和勞動消費來進行生產，資本主義經濟才能創造出如此之多的物質財富。那種把資本主義商品推銷機構的高額開支當作攻擊對象的錯誤做法，可以看作一種目光短淺的行為。有人指責資本主義浪費，因為在繁華的商業街上有許多領帶商店，還有更多的菸草商店，他們恰恰沒有看到，這些銷售組織僅僅是具有極高生產效率的生產組織的最後一個環節。由於這個生產機器是私有財產，所以它取得了生產的一切進步，並且會不斷取得進步。企業家唯有堅持不懈地參與競爭，假如他不能用最有效的方式生產，那麼他就會被別人毫不留情地吞併或消化掉。因此，他們必須不斷地改進生產方法和擴大生產規模。失去了這種刺激，生產不會進步，實施新的生產方法也不再具有其經濟性。如果提出取消商品廣告可以節省多少費用這一問題，那就大錯特錯了。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提出取消了生產廠家的商品廣告，那麼究竟應該生產多少產品？這個問題是那些主張取消商品廣告的人所無法回答的。 只有先工作，先生產，才能談到消費。消費的多寡取決於工作量和生產量的大小。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最典型特徵。因為這種制度將這一動因傳遞到該社會的每一個人身上，促使每個人創造出最高的生產效益，取得最多的勞動成果。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中，每個人的勞動與他所得到的利益兩者之間缺乏直接的聯繫。工作的動因不是他自己勞動所得，而是來自上級的命令，工人生產量的多寡取決於他們自己的責任感和義務感。關於這種生產組織為什麼沒有可行性的一個明顯的證據，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提出。 資本主義制度不斷受到譴責的另一問題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享有優先權問題，即這些人可以不勞而獲。如果我們從個人主義的立場來觀察資本主義制度，那麼，不難看出這一制度的嚴重缺陷。為什麼某些人應當比別人過得更好？但是，如果我們不從個人角度，而是站在全社會的立場上來看待這一問題，就會發現，財產所有者只有在他對社會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貢獻的條件下才能保住其舒適的地位。財產所有者只有在以下情況下才能獲得的優越的地位，即他必須將生產資料投放到社會最需要的生產領域中去。假如他不這麼做——或將財富儲存起來——那麼他就會蒙受損失。倘若他還不及時糾正或改變其做法，那麼他就會毫不留情地被人從優越地位上擠下來，就再也不是財產所有者了，另外一些比他更適合這一位置的人就會取而代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有那些最稱職的人才能永遠擁有生產資料。不管他們願意與否，都必須不停地致力於將他們的生產資料使用到能夠獲得最大利益的地方去。 三 私有財產和政府 所有的政治權勢者、所有的政府、所有的國王和一切共和國的國家機構都不斷地從私有財產中獲得財富。所有的政治權力都具有一種內在的趨勢，即力圖毫無節制地發揮其影響，儘可能更多地擴張其影響範圍，從而統治一切。不允許他人和事物在沒有統治者干預的情況下自由發展，這是每個統治者秘而不宣的目標。這種傾向與私有制完全背道而馳。私有制為個人創造了一個不受國家控制的領域，它對政府的意志加以限制，除了反對政治權力的擴張之外，它允許出現其他政治力量。因此，私有製成為所有不受國家和強權控制的生活基礎，成為自由、個人自治賴以植根和獲取養料的土壤，它對人類的一切精神和物質的巨大進步產生了深遠影響。人們在這個意義上將私有財產稱為個人發展的基本條件。然而，對這樣的表述我們只能有保留地加以認同，因為個人與整體、個人主義思想與集體主義思想及其目標，甚至個人主義哲學與包羅萬象的科學等之間的一般比較僅僅是一個空洞的標語而已。 迄今為止，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自願放棄對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及其自由和影響力加以限制的政治強權。政府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容忍私有財產，但它從不主動承認這樣做的必要性。即使是那些自由主義的政治家，一旦他們掌握了權力，也都會或多或少地背離自由主義的原則。壓制私有財產，濫用政治權力，藐視一切國家權限之外的範疇。以上種種傾向深深地植根於統治者的心裡之中，以至於使他們不願對任何事情袖手旁觀。一個自由主義的政府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矛盾綜合體。看來，人們不能指望通過人民共同一致的信念以及他們的說服力量迫使政府接受自由主義或使之成為自由主義政府。 人們很容易理解：在一個由一些同樣富裕的農民組成的社會裡，這些農民會逼迫其政治統治者承認臣民的私有財產權。每一個減少私有財產權的企圖，都將在這裡立即遭到所有臣民結成的統一戰線的反擊，從而導致政府的垮台。在一個不僅具有農業，而且具有小手工業，特別是有大企業、大工業主、礦山主和交通業所有者的社會裡，事情就明顯不同了。在這樣的社會裡，統治者完全有可能對私有財產實行干預。可以斷定，沒有別的任何東西比對私有財產進行鬥爭在政治上對政府更有好處了。這是因為廣大群眾很容易被煽動起來反對私有財產。因此，很久以來，一切專制君主、獨裁者和暴君的思想是：與「人民」結成同盟來反對業主階層。不僅拿破崙二世的皇權專制以愷撒主義作為統治基礎，而且普魯士的霍亨索倫王朝在普魯士關於德國政策和憲法之爭中也接受了拉薩爾的思想，即通過實行財政預算和干預主義政策，展開反對自由資產階級的鬥爭，藉此贏得工人群眾的支持。這正是施莫勒和他的學說鼓吹的「社會君主專制」的基本思想。 但是，儘管有種種敵視和攻擊，私有財產制度仍然被保存下來了。政治統治者的敵意，文學家、道德學家、教會和宗教人士的反對，群眾中根深蒂固的嫉恨和敵對情緒都沒有能夠達到取消私有財產這一目標。那些想以其他的生產和分配方法取代私有財產的每次嘗試，都總是很快就被證明是荒謬的。人們不得不承認，沒有私有財產是不行的。儘管這違背了他們的本意，但還是不得不承認私有制這一事實。人們從不願承認這一事實，即反過來重新實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的原因就在於：人類有意義的經濟秩序、人類社會的共同生活如果背離了這一基礎就會完全進行不下去。他們還沒有決心同那些可愛的意識形態決裂，仍然認為私有財產是萬惡之源，遺憾的只是目前還不能放棄它，因為人們的道德水平還沒有高到這種程度。儘管這一事實不但違背了他們的意圖，而且與每個權力組織的內在衝動相悖，但出於無奈，這些人只有向政府建議：順應私有財產，但不要公開承認這一點，內心深處仍然堅持敵視私有財產的意識形態，與此同時，還要記住，這是因為政府本身還很虛弱，而且還因為考慮到強有力的富裕社會階層的利益才不得不偏離反對財產私有制的這一正確原則。 四 社會主義的不可實行性 關於社會主義的不可實行性問題，人們常常習慣於用以下理由加以解釋，即人類不具有社會主義制度下所需要的道德品質。他們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絕大多數人不會像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那樣竭盡全力地完成每天賦予他的工作任務。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每個人都懂得，他的勞動報酬取決於他的工作，收入的增加或減少取決於他勞動產量的大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每個人都會想到，他的收入並不取決於其貢獻，因為他的全部工作量僅僅是全社會工作總量的一個被除數，全社會的工作總量不會因為某一個人的懶散和懈怠而受到明顯的影響。如果這種令人擔憂的想法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的話，那麼，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產量就會非常明顯地降低。 以上針對社會主義的種種異議是完全有根據的。但是，它們還沒有涉及事物的本質。我們可以假設，如果我們有可能採用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核算方法，並用同樣嚴格的尺度，來測量社會主義制度下每一個同志的勞動量的話，那麼，社會主義的可行性就再也不取決於該制度下的每一個同志的願望是否良好了；那麼，社會就有可能計算每個同志對全社會經濟活動的參與量，按其實際貢獻的大小，在一定的範圍內劃分檔次。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不可能對經濟進行核算，這一點使任何社會主義都變得不可實行。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利潤的核算有一個準繩，它告訴每一個人，他經營的企業是否可以在現有環境下有效運轉，他的經營方式是否最合理，也就是說，各種生產資料的消耗是不是最低。當企業不贏利時，需要採取相應行動，將原材料、半成品和勞動力投到消費者比較急需、比較重要的生產領域中去。或為達到同樣的目的採取更節約的方法進行生產（即最大限度地減少資金和勞動力的消耗）。譬如，當確信採取手工生產的方法不贏利時，這就意味著，採用機器生產的方法可以使投入的資金和勞動力產生更高的效益。在資金和勞動力的消費帶來較低產出的地方，堅持採用老一套生產方法，是一種不經濟、不講效益的行為。 如果人們計劃建造一家新的企業，那麼，事先必須進行分析核算，這個企業是否贏利或採用什麼樣的方法才能有利可圖。例如，若想修建一條鐵路，就必須估算該鐵路將達到的最大運量和它的運輸能力，從而計算出是否值得把資本和勞動力投入這項工程。如果計算結果說明這項鐵路工程不贏利，那麼，就意味著要把本來用於修建鐵路的資金和勞動力投放到其他更加需要資金和勞動力的工程中去；世界還沒有富裕到能夠修建這條鐵路的程度。當某一項工程是否必須開始進行這一問題出現時，價格核算和利潤收益的核算不但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它還監督並控制著企業家的每一步行動。 唯一使我們有可能進行合理化生產的資本主義經濟核算原則是建立在資金核算基礎之上的。由於市場上所有的商品和服務都具有其相應的、用貨幣表示的價格，所以，各種不同的商品和勞務都可以使用一個統一的計算方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這種制度不了解商品和勞務在市場上的交換規律，同樣也不認識較高級別的商品和勞務的價格。因此，這種制度缺乏合理的企業經營手段和合理的經濟核算手段。所有不同的商品和勞務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分母的話，經濟核算就無從談起。 有人列舉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在進行一條鐵路工程建設時，有多種方案可供選擇。譬如說，在A和B之間有一座山，人們可以將鐵路修在山上，也可以繞山而建，還可以挖一條隧道。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計算出怎樣的修建方法最有利可圖。首先了解三種不同線路各需的建築費用以及每條運輸線路必需的生產成本和經營成本以及它們之間的差額。從這些量的比較中可以毫不困難地確定，修建哪一條線路最贏利。類似的核算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則不可能進行，因為它不可能將所涉及的各種不同的商品和勞務的質量和數量簡化成一個統一的衡量尺度。社會主義制度對經濟生活中通常或每天遇到的問題束手無策，因為它不具備計算、核算的手段和能力。 正如我們所了解的那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考驗。僅就物質福利和人們的富裕程度而言，它使得今天的地球能夠養活比資本主義早期多得多的人口。這種制度需要社會主義制度所不理解的貨幣核算。鼓吹社會主義的作家們的一切努力，即人們如何在沒有貨幣核算和價格核算的情況下也能生活的論調，證明都是徒勞的。他們在這一方面的一切嘗試均以失敗而告終。 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者面臨著一個他們無法完成的任務。他們沒有能力選擇並決定，在無數可能採用的生產方法中，究竟哪一個是最贏利的。這樣一來，社會主義經濟就會走向混亂。在這個混亂中，很快會出現不可制止的普遍貧困化現象，從而不得不倒退到我們的祖先曾經歷過的原始狀態中去。 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們按照他們的邏輯賜給了我們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圖景。在這個社會裡，一切生產資料都屬於人民的公有財產，生產管理權全部在政府——全社會的中央權力機構——手中，政府獨自決定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採用什麼方式分配已生產好的產品，我們無法想像這個未來的社會主義理想王國是民主政體呢還是其他組織形式，再說這個問題也是次要的。即使是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必須具有一個組織嚴密的行政官僚機構，在這個機構里，除了最高首腦之外，每個人都是行政官員和執行者，儘管從另一方面看，他也許以任何一種方式參與了中央意志的形成。我們不能把這種社會主義國家機構同過去幾十年在歐洲，特別是德國和俄國出現的那種大型國家企業進行比較。所有這樣的國家企業里的生產資料都不是私有財產，它們與眾多的私營企業進行商品交換，而且從這些企業獲得各種各樣的激勵，並用這些激勵來促進其企業生產。例如，國營鐵路接受其供應商和工廠提供的火車頭、車廂、信號設備和經營工具以及其他設施等，這些設備和設施在其他的資本主義的鐵路企業被證明是適用而且可靠的。從那裡得到了更新設備的推動力，以適應身邊和周圍所發生的技術和科學的進步。 眾所周知，國營企業和市政企業基本上都是失敗的。由於這些企業的生產費用高昂，需要從稅收金中領取補貼，以維持其生存和經營。當然，這些公共企業大都具有壟斷地位，譬如，絕大多數此類企業的經營項目是生產城市交通設施和照明設備；它們沒有必要總是將其經營上的失敗反映在眾目睽睽的財政資助方面。在一定的情況下，這些企業可以利用它們手中的壟斷地位將產品的價格和向用戶提供的服務價格提高到仍然可以贏利的程度，從而掩蓋其經營狀況不良的事實。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低產出、低效益的表現形式雖然與此不盡相同，而且也不能這麼容易地被人覺察，但事情的本質卻完全相同。 然而，所有這些社會主義企業的經營嘗試都沒有給予我們進行評判的依據，即生產資料社會化的理想一旦實現，它究竟意味著什麼？在未來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除了社會主義企業之外，還應該有私有財產的擁有者們所從事的自由職業；社會主義經濟的領導者缺少一個為市場提供一切經濟活動的市場價格的標準尺度。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標準尺度的形成過程是，在市場上對所有的商品和勞務進行交換，由此確定每種商品的交換比例，並用貨幣的形式表現出來。在以財產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中，人們可以將所有經濟活動的結果用核算的方式加以控制。通過會計核算和利潤核算的方法，審核每一種經濟活動利潤。事實表明，對大部分國營企業進行的利潤核算都不能採用同私營企業的利潤核算相同的方法進行。當然，貨幣核算的方法也為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判斷其經營的成敗提供了一定的依據。但是，在一個完完全全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利用這種依據的可能性也不復存在了，因為這種經濟制度里不存在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不存在生產資料在市場上的交換，所以既不能標出商品的貨幣價格，也不能實行貨幣核算。在一個純粹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裡，由於實行了集中統一的領導，主管部門沒有辦法為生產每一個產品所需的費用找到一個共同的分母。僅僅對生產各種不同的產品自然支出和自然節省進行比較，不可能達到計算出真實價格的目的。如果不可能為各種不同專業技能的工時費用，企業建築和經營必需的鋼鐵、煤礦、各種建材、機器及其他物資費用找到一個共同的價值尺度，那麼核算就不可能進行。只有將所有的商品用貨幣的方式進行表述，核算才能進行。當然，貨幣核算也有其不完善之處，甚至有嚴重的缺陷，但我們實在找不出一個比它更好的方法來取代之。對實際生活來說，一個健康的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核算已經足夠了。如果我們放棄它，那麼任何一種經濟核算都不可能進行。 以上是國民經濟學家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可能性問題而提出的最重要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異議，在這裡，這一制度必須以放棄那種體現在所有企業家、資本家、農場主以及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工人對市場價格的形成的共同作用的腦力勞動的分工為代價。沒有它，理性，即經濟的可預見性，是難以想像的。 五 干預主義 社會主義的理想模式已經開始越來越多地失去其支持者。國民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社會主義問題進行的富有說服力的研究表明，社會主義的理想模式是不可行的。這些研究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與此同時，許多地方進行的社會主義試驗均以失敗告終。這一切使那些社會主義的狂熱鼓吹者也感到迷惘。人們逐漸認識到，一個健康的社會離不開財產的私有制。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敵視卻留下了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這就是，儘管人們已經認識到社會主義的缺陷及其不可實行性，但他們仍然不想公開承認他們願意重新贊成自由主義關於私有財產的觀點。雖然人們承認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社會主義均不可行或至少在當今行不通，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宣稱，對生產資料實行毫無限制的私有制也同樣是有害的。因此，他們試圖在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之間找到一條中間道路。他們願意讓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繼續存在下去，但他們主張同時對其所有者——企業家、資本家和地主——的行為通過國家或上級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調節、控制和領導。他們繪製了一幅具有調控功能的藍圖，希望通過國家的行政命令對資本主義和財產私有制加以限制，也就是說，通過國家的干預來避免資本主義和財產私有制帶來的不良現象。 如果我們來分析國家干預的幾個例子，分析它帶來的影響和後果，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干預主義的性質和影響。國家對經濟生活最重大的干預是決定商品和勞務的價格，而不是讓自由的市場形成這些價格。 在國家允許價格自由形成的情況下，市場是不受干預的，由市場決定價格的高低。在這種情況下，售出商品所獲得的收入抵償生產成本。如果國家指定了一個較低的價格，那麼成本就會高於收入，因此商人和生產者就會將那些除了因庫存而導致很快的價值下降之外的商品儲存起來，拒不出售，以便待價而沽，或者，他們等待國家收回成命。如果國家不願意這種商品在交換中消失，那麼國家就不能對此類商品實行限價。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必須立即發布命令，將庫存的這種商品按規定的價格售出。 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決問題。只有在供求相互平衡的情況下才會產生理想的市場價格。其原因在於：當國家規定的價格較低時，需求就會增長，而供給卻保持不變。此時，庫存就無法完全滿足要求按這種價格購貨的買方的需求。通過改變價格來調節供求的市場機制此時再也不起作用了。那麼，一部分按照國家定價購買商品的買主在沒有得到滿足的情況下離開了市場。那些較早進入市場，並且懂得利用與賣方之間的關係的人，獲得了庫存的全部商品，其他人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他人交易。國家若要避免這種違背其本意的干預結果，就必須增加一些規定商品公價或強制購買以及限量配給等措施，並且規定，每個購買者可以按規定價格購買一定數量的商品。 在國家實施干預時，庫存的這種商品卻已告售罄，這樣一來，下面的問題就更困難了。由於國家定價太低，生產和銷售這種商品不能贏利。於是，製造商要對該商品實行限產或乾脆停產。若國家要求繼續生產該商品，就必須讓製造商承擔責任。為此，國家必須規定原材料和半成品價格，規定工資標準。由於人們認為這一產品特別重要，國家的指令此時就不能僅僅只約束一個或少數幾個生產部門，而是要包括所有的生產部門。因此，需要對所有貨物的價格，勞動工資，對所有的企業家、資本家、地主和工人的行為作出規定，進行調控。倘若有幾個生產部門沒有被囊括進來，那麼，資本和勞動力就會湧入這些部門，國家想通過干預而達到的預期目標就無法實現。國家希望那些它認為重要的，並按其指令生產指定產品的生產部門占有更多的資金和勞力，然而事與願違。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恰恰在於國家干預本身。這一點，卻被人忽視了。 上述例子明確告訴我們：國家在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體制中對企業的干預達不到預期的目的。這種干預不但沒有意義，而且恰恰事與願違，因為它不僅沒有消除它想消除的「禍害」，反而讓這些「禍害」得到了繁殖。商品定價的指令頒發之前，政府認為商品的價格太貴，而現在商品卻從市場上消失了。這一點是本想向消費者提供廉價商品的政府萬萬沒有想到的。在它看來，短缺、購買不到商品本來是一個比價格昂貴更大，而且大得多的禍害。從這個意義上看，人們可以對政府說：它的干預毫無意義，與其本意南轅北轍，這種經濟干預政策既不可行又不可思議，因為它違反了經濟邏輯。 如果政府不就此改弦更張，讓事情重新進入正軌，不是放棄其干預政策，而是再次舉起它規定的價單，那麼它必須在此之後繼續幹下去，發布指令，不允許提高價格；接著還要發布指令，售出全部庫存商品，並且實行限量配給，制定相關產品的價目表和工資標準，最終還要對企業家和工人實行強制勞動。這些規定不能僅限於一個或少數幾個生產部門，而且要包括所有生產部門。要麼放棄對市場的干預；要麼由政府全面接管生產領導權和分配領導權，舍此之外，別無選擇。要麼是資本主義，要麼是社會主義，不存在著中間道路。 凡是經歷了戰爭和通貨膨脹的人，對上述過程及其運行機制都不陌生。在戰爭和通貨膨脹期間，政府總是試圖親自規定價格。今天，每個人都知道，政府規定物價的最大成績是導致這些被定了價的商品從市場上消失。甚至凡是實行了行政機構定價的地方，結果都與此相同。例如，當政府對房租利息實行限制時，馬上就出現住房緊張狀況，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實際上取消了房租利息。其結果是，以維也納為例，儘管戰爭開始以來居民總數明顯減少，儘管其間各區鎮造了數千幢新住宅，仍有數千人無家可歸。 再舉第二個例子，即限定最低工資或工資單。 如果企業家和工人之間的關係沒有受到立法措施或工會的高壓手段影響，那麼企業家為每個工種規定的工資相當於工人將原材料加工成產品的增值部分。工資不能定得太高，否則企業家無法進行成本核算，從而被迫停止這種不划算的生產活動。同樣，工資也不能定得過低，否則工人將會轉移到其他收入較高的工業部門，從而迫使企業因缺乏勞動力而停產。 在國民經濟中有一個對所有工人從事的工作進行核算的工資率，每個企業家都根據這個工資率從事贏利較高的生產項目，同時據此招收工人。國民經濟學習慣於將工資率稱為統計工資或自然工資。在同等條件下，當工人的數量減少時，工資率上升。當用於生產的可擁有資金量減少時，工資率就會下降。這裡必須注意的是，簡單地談「工資」和「勞動」是不完全準確的。勞動效率在質量和數量方面（以每單位時間計算）有很大差別，勞動工資的情況也是如此。 假如國民經濟的狀況是靜止不變的，那麼，在沒有政府干預、沒有工會施加壓力的勞動力市場上就不存在著失業工人。這個假設的靜態社會僅僅是國民經濟學理論分析思考問題的輔助手段，它為我們的思維提供了一個參考係數，便於我們將真實生活中的經濟發展過程及其反差進行直觀的比較。我們可以幸運地說，生活從來都不是靜止的。國民經濟從來都沒有靜止，而總是在不斷變化和運動，新事物和從未有過的事物層出不窮。總是有一些生產部門停產或受到限制，因為這些部門生產的產品沒有市場需求。而另一些生產部門被擴大或者甚至還要重建和新建一些生產部門。如果我們僅僅回頭看看過去的幾十年，我們就可以立即列舉出一系列新興工業，例如汽車工業、飛機製造業、電影業和人造纖維工業、罐頭食品工業、渦輪機製造業和無線電製造業，等等。這些新的工業部門吸收了數百萬工人，其中僅僅只有一部分人是人口自然增長產生的新的勞動力，其餘都是從技術較為精良的生產部門中分離出來的勞動力。 涉及單個生產部門，這種變化可能會小一些，工人沒有必要被迫轉行或被迫從事一項新的職業。只有那些進入謀職就業年齡的青年人才會以較大的規模加入新的或是被擴大了的生產部門。但從普遍意義上講，資本主義制度加快了人類進步的步伐，增加了人們的物質福利。其進步速度之快，超出了人們的想像，以至於人們不斷地產生一種需要適應它的緊迫感。在二百年前或更早的時候，如果一個年輕小伙子學習一門手藝，那麼他會想到，他一輩子就會按照所學的方法從事這門手藝，無論他怎樣保守，怎樣故步自封都不會給他帶來危害。而今天卻完全不同了，即使普通工人也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條件，他必須不斷學習和補充新東西或改學其他的技能。他也許要離開原先就業的生產部門，因為這個部門不需要過去那麼多的工人了，到另外一個新建的或需要增加工人的生產部門去謀生。即使他繼續留在老企業里，如果情況需要的話，他也必須學習新東西。 這一切都直接關係到工人工資的變化。如果一個企業雇用的工人太多，那麼就必須解僱一些工人，這些被解僱的工人很難在同樣的生產部門找到新的工作。勞動力市場上解僱和失業的壓力又壓低了這一生產部門的工資。這種壓力促使工人考慮是否轉入那些需要雇用新的勞動力，而且願意支付較高工資的生產部門。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明了地看出，怎樣才能滿足工人尋找新的就業機會以及獲得較高工資的願望。在通常情況下，如果政府和其他社會團體或組織對市場不加干預，勞動工資的水平是不能任意提高的，否則會引起工人不歡迎的副作用。在禁止其他生產部門和其他國家的工人移入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提高某一生產部門或某一個國家的工資。這種工資的提高是以犧牲那些被禁止遷入的工人為代價的。如果工人的自由遷移沒有受到阻礙，那麼他們得到的工資就會高於允許他們自由遷入之前可以得到的那份工資。一部分工人的工資改善是以犧牲另一部分工人的工資利益為代價的。這種禁止遷入的政策僅僅只對那些缺乏勞動力的國家或生產部門的工人有利。凡不屬此類情況的生產部門和國家，其工人的工資只能在以下情況下才能得到提高，即通過增加投資或通過改進生產技術的途徑，使勞動生產率得到普遍提高。 如果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一個高於統計工資或自然工資的最低工資標準，企業家們就會認為，他們無法維持那些在低工資水平的情況下才能贏利的企業。因此，他們就會實行限產措施，解僱工人。那種人為的、由外力強加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增加工資的舉措只能導致一個後果，即失業率的增加。 在一般情況下，今天人們還沒有在很大範圍內要求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一個最低工資標準。然而，工會的強硬態度使確定最低工資的要求有滿足的可能。為了與企業主進行談判，工人們團結起來，並且組織了各種團體和工會，但這些組織不應當干擾市場，否則於己於人都不利。至於說，工人卓有成效地捍衛了他們的權力，毫無顧慮地中斷已生效的合同或停止生產，都遠遠不會造成干擾勞動力市場的後果。造成勞動力市場新形勢的主要原因是當今在絕大部分歐洲工業國家盛行的罷工壓力和結盟的約束。由工會組織起來的工人不允許未參加工會的工人就業，尤其在罷工的時候，前者更是公然採用武力阻止後者取代罷工工人。在這種情況下，工會向企業主提出的工資要求的影響和作用恰恰與政府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的作用相同。如果企業主不想讓他的企業停產，他就不得不滿足工會提出的工資要求，支付工人工資，同時還必須採取限產措施，因為成本提高之後，以原有的規模進行生產已不可能找到同樣大的銷售市場了。那麼，工會強迫提高工資就成為失業的原因。 由於上述原因造成的失業範圍以及延續的時間與不斷出現的因勞動力需求的轉移而造成的失業完全不同，因工業的發展和進步的原因而造成的失業，其影響範圍不廣，持續時間亦不長。某一生產部門過剩的勞動力很快就可以在一個新的企業或一個被擴大了的企業中找到就業機會。假如工人有自由遷移的權力，從一個企業轉入另一個企業不受法律或其他類似的障礙阻撓的話，那麼他們對新環境的適應過程一般並不困難，而且適應期相當短。此外，通過擴大職業介紹機構的方法，還可以有助於人們更有效地減少此類失業問題。 然而，由於強權因素介入勞動力市場所造成的失業，並不是一種暫時的或在短期內就能消失的現象。只要造成它的原因繼續存在，那麼它就無法治癒。換句話說，只有法律或工會放棄干預，使工資在尋找就業機會的失業工人的壓力之下重新下降到政府和工會沒有干預之前的水平，達到一個每位尋找職業的人都能找到工作的標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此類失業問題。 如果失業工人得到政府和勞工聯合組織的幫助救濟，災難可能會變得更大。假如失業是因為國民經濟的動態變化造成的，那麼這種失業救濟只能推遲失業者對新環境的適應速度。若失業人員老是找不到工作，在此期間仍得到救濟，那麼他就會覺得沒有必要尋找一份新的職業。至少他會拖延向新的職業過渡的時間，或者優先考慮變換工作地點。此外，他不會考慮新的工作地點的工資是否符合他的要求，等等。如果失業救濟金普遍定得不是很低的話，可以斷定：只要失業救濟金有保障，失業問題就不會消失。 由於政府或政府容忍的工會組織施加壓力而引起的人為提高工資水平造成的失業問題，其解決辦法就涉及誰來承擔這個負擔，是企業主還是工人？國家、政府以及公共機關從來是不會承擔這個負擔的。它們將這些負擔不是加在企業主身上，就是加在工人身上，或者讓兩者共同承擔。若工人必須承擔這個負擔，那麼他們就會喪失因人為提高工資帶來的部分或全部收益；而且其損失還有可能大於人為提高工資所帶來的收益。企業主可以用以下方法解除支付失業救濟金所帶來的負擔，即把用於失業救濟金目的的開支計入他的工資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失業救濟金實際上提高了勞動力費用，正如再次將工資提高到高於靜態工資水平：使用勞動力的利潤率受到了限制。因此，雇用那些本來可以獲得更大收益的工人數量隨之減少。失業率繼續上升，並且沒完沒了。為了籌集失業救濟金，政府還要向企業主徵收稅金，根據後者所獲的利潤以及根據其財產徵收稅金，根本不考慮企業主雇用工人的數量。這種情況加劇了失業率的增長。這是因為，當資金被用盡或者至少資本重新形成的速度被迫減慢時，勞動力就業的條件就變得更為不利了[2]。 由於人們不能挪用國家行政費用和公共事業的開支與失業作鬥爭，剩下的辦法就可想而知了。為此，必須從稅款中或從其他資金來源中抽出專款來解決失業救濟金問題。這種方法只能緩解某一生產部門的失業問題，與此同時，另一生產部門的失業率卻增加了。 無論我們從哪個角度來觀察干預主義，其結果都是相同的。它帶來的後果是其倡導者和追隨者不願看到的。從干預主義本身的觀點來看，它是自相矛盾、毫無意義的。所以說，干預主義政策是一種沒有意義的政策。 六 資本主義是一切社會關係中唯一可行的制度 在我們這個實行勞動分工的社會裡，究竟哪一種社會制度最為適宜？對此，人們提出了種種不同社會制度的設想，並對其可行性進行了詳細的考察，但每次考察都得出了一個相同結果：選擇的可能性只有一個，即不是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就是實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二者必居其一。任何介於兩者之間的中間形式都是荒謬的，或在實踐中被證明是不適當的。如果人們認識了社會主義的不可行性，那麼就無法否認資本主義是實行了勞動分工的人類社會裡唯一可行的社會關係的形式這一事實。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對這些考察的結果並不感到驚訝。儘管在群眾和政府中存在著許多反對資本主義的人，但它始終沒有垮台，沒有被迫讓位於那些深得某些理論家和實踐家歡心的其他社會制度。究其原因只有一條，那就是世界上還沒有其他任何一種可行的社會制度可以取代它。 重新退回到中世紀的社會經濟形態中去是不可能的，這一點非常清楚，無須解釋。中世紀在歐洲各民族居住的土地上只養活了相當於今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人口總量的一小部分，它為每個居民提供的滿足其生活需要的物質要遠遠少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提供給現代居民的物質財富。假如有人要把現代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現有水平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並且在生活水平大為降低的情況下要求每個人必須有滿足感，還要讓每個現代人把這種滿足感視為自己的義務，人們肯定會回答：這是不可能的和不可思議的事情。那麼我們可以說：倒退到中世紀也同樣是不可思議的。那些主張退回中世紀的作者聲稱：回到一個「新」的中世紀是人們唯一值得追求的社會理想，他們譴責資本主義時代，譴責資本主義的物慾的思維方式。許多此類作家認為：人們返回中世紀的經濟和社會形態之後，可以繼續保留資本主義創造的一切生產技術。這樣一來，也就保持了資本主義時代人類創造的高級生產力。沒有任何東西比此類作家的論點更「物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造的生產力是資本主義思維方式的結果，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也是現代科技的結果。而現代科技正是資本主義——必須發展科技——的精神指導的產物。幾乎沒有什麼東西比卡爾·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某些主張更荒謬了。馬克思認為：「手工磨產生了封建領主社會，蒸汽磨產生了工業資本家社會。」蒸汽磨的設想之所以能出現，是因為有了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前提條件。事實上是資本主義創造了技術，而不是技術創造了資本主義。那種可以將我們經濟生活中的技術設備和物質財富保留下來，而將其賴以立足的思想基礎清除掉的想法也同樣是荒謬的。事實上，當人們將其思維方式重新改變成傳統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時候，就不可能繼續合理地從事經濟活動。企業家既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活躍分子，同時也是推動現代科技發展的積極因素。人們不能想當然地將他們視為僅僅只考慮自己過舒適安寧生活的一群人。 假如人們認識到，除了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之外，其他的任何社會制度都是不可行的。那麼，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地得出這種作為人類社會的聯合與協作的基礎的私有制必須受到保護的結論，並且必須同任何消滅這個基礎的企圖作堅決的鬥爭。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由主義捍衛財產的私有制，反對任何企圖消亡它的行為。如果人們因此將自由主義者稱為私有制的辯護士，那麼這個稱號是恰如其分的，因為希臘語中辯護士這個詞彙的含義與捍衛者的含義完全相同。當然，應當儘量避免使用外來詞彙，最好使用簡單的德語表達方式。這是因為許多人容易將辯護士「Apologet」和辯護書「Apologie」這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混淆在一起，從而產生一種印象，好像只有為不正義的東西辯護時才用辯護這一字眼。 比澄清因詞彙使用不當而產生的下意識的誤解更為重要的是要人們確信：財產私有制的結構根本用不著捍衛、辯護、論證以及宣傳解釋。一個社會要想繼續存在下去，就離不開財產的私有制。由於人們離不開社會，所以他們必須堅持私有制，以使他們的自身利益和所有人的利益不受損害。可以說，只有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社會才能繼續存在。那些主張私有制的人，同時也是在主張保護人類社會的聯合，保護人類文化和人類的文明。他們是社會、文化和文明的辯護士和捍衛者。由於他們要實現這個目標，所以他們各盡所能，利用他們所有的一切手段來追求和捍衛私有制。 主張生產資料私有制的人從不宣稱，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是完美無缺的。世界上沒有盡善盡美的東西。資本主義制度也不例外，它也有這樣或那樣，部分甚至是完全不合理的地方。但它同樣又是唯一可行的社會制度。人們可以在不改變其性質，不損害其社會制度的基礎——私有制的前提下，對這個社會的某個或某些機構加以改革。但從大體上應當順應這種社會制度，因為人們別無選擇。 從「自然本性」講，我們也許並不喜歡資本主義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們不可能改變自然進程的性質。譬如說：假如某人認為（事實上有這樣看問題的人），有些人進食的方式是生吞活剝，整塊消化，令人厭惡，對此，人們沒有必要與他爭吵。但也許必須告訴他：只有這個方式，否則就會餓死，舍此之外，別無他途。財產問題也與此相同，不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就是所有人都挨餓受窮。 自由主義的反對者習慣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稱為樂觀主義。他們想藉此譴責自由主義，或藉此對自由主義思維方式的特徵進行挖苦。 把自由主義理論特點稱為樂觀主義，藉此使人們產生一種自由主義宣稱資本主義世界是宇宙中最完美的社會制度的錯覺，這純粹是廢話。對自由主義這個完全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而言，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好壞與否，人們看法的好壞與否，或者人們是否從一種哲學的或形上學的立場來拒絕它、採納它，這些問題是不需解釋的。自由主義來源於國民經濟學和社會學等純粹科學，這些科學體系本身並不認識孰好孰壞的評價標準，而僅僅只判斷客觀事物是什麼？它是怎樣的？如果這些科學告訴我們：在人們可以想像的一切社會組織中，只有一個，即以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具有生命力和生存能力，而其他一些想像中的社會制度都行不通，那麼這完全不是樂觀主義的稱號所能概括的。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有生命力、有影響力的論斷與樂觀主義毫無干係。 如果反對自由主義的人硬要堅持其立場，繼續斷言資本主義制度是一個很壞的社會制度，只要這個斷言包含著價值評判的因素，那麼它就是極為主觀、極不科學的，其出發點就是錯誤的。然而，只要它是有根據的，哪怕它對資本主義制度內的某些問題理解錯了，國民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也能予以糾正。姑且不談別的，儘管他們還沒能成功地證明其他社會制度是否更有成效，僅就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許多缺陷這一點而言，對我們研究社會政策就具有重大的意義。但科學卻成功地證明：人們設想的那些種種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形態的設計方案，都是矛盾百出、荒謬不經的，因此，它們並不能發揮其支持者想要它們發揮的效力。 奢談樂觀主義，特別是將樂觀主義的稱號強加在自由主義頭上，以營造一個不利於自由主義的氛圍，在這裡顯得多麼不公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人們同樣有權利將那些設計社會主義或干預主義社會制度並且認為這種制度行得通的人稱為樂觀主義者。 大多數從事經濟、政治問題研究的作者都從不放棄任何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毫無意義，而且幼稚可笑的進攻機會。他們不是鼓吹社會主義就是讚揚干預主義，甚至將農業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當作光芒四射的社會制度，用近乎狂熱的詞句大加褒揚。另一方面，極少數作家也採用相當溫和的語言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讚揚加以認同。如果人們願意的話，也許會將資本主義的樂觀派的桂冠戴在這些作者頭上。但是，如果有人果真這麼做了，那麼他們更有千倍的理由將社會主義、干預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的誇張樂觀派的桂冠帶到自由主義的反對者頭上。事實上這種事情並沒有發生，僅僅有那些自由主義的作者，譬如巴斯蒂亞特等人被戴上了樂觀主義者的帽子。它說明，這件事所涉及的完全不是一場科學分類之爭，而恰恰說明了政黨政治的扭曲。 再說一遍：自由主義所主張的並不是要人們從片面的角度觀察資本主義制度並且說這個制度好，自由主義想要說明的僅僅是：只有資本主義制度才是人們要達到其追求目標的合適制度。社會主義、干預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等社會制度的種種構思都是行不通的。那些不能承受這一真理的神經衰弱者因此將國民經濟學稱為一門不幸的科學。而國民經濟學和社會學所要告訴人們的恰恰是世界的真相。同樣多災多難的還有其他一些科學，譬如機械學，因為它教導人們，永動機是不可能成功的；還有生物學，因為它講授的是生物的進化和消亡。 七 卡特爾、壟斷與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反對者宣稱：自由政策的前提條件目前已經不存在了。如果在一個單一的生產部門裡，許多中等規模的企業展開激烈的競爭，在這種條件下，自由主義也許能行得通。且看，如今到處都是托拉斯、卡特爾和其他的壟斷企業統治著市場，反正自由主義已經過時了，不是政治消滅了自由主義，而是自由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趨勢消滅了自由主義。 勞動分工使經濟專業化。只要經濟在繼續發展，這個過程就不會停止。不久前還有生產所有類型機械的機器製造廠，如今機器製造廠如不將其生產限制在特定的機器品種上，它就會失去競爭能力。隨著專業化分工的發展和進步，與單個企業進行協作並提供產品的圈子就會越來越大。一個僅生產少數幾個布匹品種的紡織廠，其顧客範圍可能要遠遠大於一個生產所有布匹品種的大紡織廠。毫無疑問，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隨著生產專業化的發展，會出現某些只生產單一品種，但其產品的銷售市場遍及全世界的企業。如果沒有關稅政策和其他的反資本主義措施來遏制這一發展趨勢，那麼就會出現每個生產部門只剩下相當少的，甚至只剩下一個唯一的企業，它以極高的專業化程度進行生產，並向全世界提供其產品的情況。 然而，我們今天面臨的實際卻與上述情況相差甚遠。這是因為，所有的國家都推行旨在保護本國經濟的政策，採取保護關稅和其他諸如此類的措施來保護國內市場，將那些在世界市場上失去競爭力的企業人為地保存下來，而且有時甚至新建一些類似的企業。這種政策不是從商業的角度出發，它反對企業的集中趨勢，其目的是使消費者免受生產商和壟斷組織的剝削。為了檢驗這種論點是否有根據，我們假定：全世界的生產分工已經發展到每一種類的商品生產已經集中到一個企業手中了，以至於消費者作為買方，始終只與一個唯一的賣方打交道。在這種情況下，有一種憑空想像的經濟學理論認為：生產者就有可能任意抬高價格，以獲取超額利潤，因此會導致消費者生活狀況的明顯惡化。人們可以毫不費力地看出，這種想像是錯誤的。壟斷價格——如果它不是由於國家干預而形成的話——只有在擁有特殊的地下資源的前提下才能形成。一個獲得比別人更高利潤的單個加工工業產品的價格壟斷，只會引起其他企業爭相效尤，造成這一行業的競爭。壟斷在這個競爭過程中被打破，其利潤也隨之被拉回到平均水平。在通常情況下，加工工業不可能產生壟斷。這是因為，在每種經營資金水平一定的情況下，生產進程中的資金總量，擁有勞動力的總量以及社會產品的總量是有限的，如果減少某一個或若干個生產部門的資金和勞動力，減少其產量，以保持壟斷企業的單位產品的較高價格，增加壟斷企業的總利潤，由此而釋放出來的資金和勞動力就會湧入其他的生產部門。假如所有的企業都為了達到提高產品價格的目的而實行限產措施，那麼就會有更多的工人和資金被釋放出來，接踵而來的是，市場上資金充裕，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刺激人們投資新建企業，導致有關企業的壟斷地位被再次打破。所以說，在加工工業領域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卡特爾或萬能壟斷機構的設想是完全行不通的。 只有占有地下資源和地下能源才能形成真正的壟斷。關於把全世界的農業可耕地集中到一個國際壟斷者手裡的設想，不屬於我們研究的範圍。本書只考察因對已發現並且可以利用的礦產資源的占有而造成的壟斷現象。目前有人對一些不重要的礦山實行了壟斷，而且還有可能對其他一些礦山實行類似的壟斷，他們有可能獲得成功。這將意味著，這些礦山或礦井的擁有者將獲得較高的地租，消費者將限制其消費量並尋找替代品來取代這些變得越來越昂貴的原材料。世界性的石油壟斷會引起對水電、煤炭等諸如此類產品的需求增長。從世界經濟的角度以及區域經濟的角度來看，這將意味著我們要更加節約地使用開採出來的這些不可替代的昂貴材料，為後人留下更多的資源。在沒有實行這種壟斷的經濟中，情況則與此完全不同。 人們談到自由經濟的發展時，總會想起令人恐怖的「幽靈」——壟斷這一字眼。其實，我們沒有必要對此感到恐慌。因為真正能夠實行世界性壟斷的只有為數極少的初級產品，它給我們帶來的影響有利還是有弊，我們還不能立即作出回答。在那些觀察這個國民經濟問題時帶有濃厚偏見的國民經濟學家看來，這種壟斷是一種墮落行為，因為它給占有者帶來了高額利潤。但對於那些從不先入為主、客觀地看待此問題的人而言，這種壟斷會促使人們更加節省地使用人類擁有的數量有限的地下資源。如果人們妒忌壟斷資本家的利潤，完全可以採用提高礦山地租的方法，使其利潤流入國庫。這種方法既無危險，也不會給國民經濟帶來任何不良的後果。 如今，具有實際意義的國家壟斷和國際壟斷這兩類壟斷與世界壟斷的原則區別在於：國家壟斷和國際壟斷都不是在自由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它們是反自由經濟政策的產物。幾乎所有用壟斷的方法對一定商品的市場施加影響的嘗試，只有在關稅把國際市場分解成小小的國內市場時才有可能成功。此外，擁有特定地下資源的所有者會建立卡特爾組織，他們在其資源所在地的一個狹小的範圍內通過提高運輸費用的方法，建立旨在排擠其他地方的資本家參與競爭的保護區域。 人們在評價托拉斯、卡特爾以及獨家占領某種商品市場的企業時，犯了一個原則性的錯誤。他們認為「統治市場」「壟斷價格」都是壟斷資本家所作所為的結果。事實上，壟斷資本家既不能統治市場，也沒有能力去規定價格。從最真實、最嚴格的意義上講，只有對那些人們維持生存必需的、須臾不可離開的，並且是不能替代的商品，才能實行市場統治和價格壟斷。眾所周知，目前還沒有一種商品符合這一前提條件。還沒有任何原材料，能給消費者造成必不可少的依賴。壟斷價格的形成和競爭價格的形成條件不同，兩者之間的區別是：壟斷資本家在特定的前提條件下，以較高的價格（我們稱之為壟斷價格）出售較少量的商品，其價格高於市場上多個銷售商競爭出售該種商品時的價格（我們稱之為競爭價格），因此獲得了較高的利潤。實現壟斷價格和超額利潤的前提條件是，消費者在物價升高時不立即作出限制消費、減少購買量的反應。反之，在商品價格過高而導致銷售量減少的情況下，則不可能取得高額利潤。如果某一工業部門在市場上獲得了壟斷地位，並利用其壟斷地位將其產品的價格變成壟斷價格，那麼這個工業部門的利潤就會高於平均利潤。事實上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在這種情況下，其他一些企業家不願意投資新建生產此類產品的企業，因為他們擔心，如果建立新的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與其競爭將會把壟斷價格壓低到競爭價格的水平，這樣做不但得不到相應的利潤，反而得不償失。但是我們必須估計到，那些生產與壟斷企業同類產品的企業會以更低的成本來生產此類商品，它們完全有能力以競爭者的身份加入角逐。與此同時，那些生產同類替代產品的企業必然也要投入競爭，他們將利用其有利條件擴大生產替代產品的規模，從而打破壟斷局面。所有這一切均證明：凡是那些沒有占有特定原材料的壟斷企業，即加工工業中壟斷企業是非常罕見的。即使在加工工業中出現了壟斷企業，也是由於特殊的外部環境，即擁有特定的法律優惠、專利權、關稅和稅收的特權以及政府的特許制度等原因促成的。早在一二十年前人們曾經討論過鐵路運輸的壟斷問題。當時人們曾經提出對鐵路運輸實行壟斷的特許制到底要延續多長時間的問題，至今也沒有廢除鐵路運輸壟斷制的跡象。如今載重汽車和飛機已成為鐵路最危險的競爭對手。但是，早在它們出現之前就已經有了水路運輸，但其競爭力有限。除水運之外，在為數眾多的交通工具的比較和競爭中，鐵路運輸的價格標準仍然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 今天人們經常談到，自由主義理想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重要前提已經被壟斷的形成消除掉了，這種說法不僅是一種嚴重的誇大其詞，而且是對事實的歪曲。無論人們怎樣翻來覆去地談論壟斷問題，但他們總是要回到問題的基本點上，即只有在占有特定地下資源和地下能源的前提下，或者在立法和行政等措施干預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形成壟斷價格。經濟發展的事實表明：除了礦山及其相關的工業部門之外，根本還談不上排除競爭的趨勢。如果人們對自由主義提出抗議說，古典國民經濟學和自由主義理想的創始人曾經堅持的競爭條件目前已經不復存在了，那麼這種說法是毫無理由的。為了重新創造這些競爭條件，需要人們接受並採納自由主義的主張，這就是：在國內市場上實行貿易自由化以及在國際市場上也實行貿易自由化。做到這幾點就足夠了。 八 官僚主義化 在另一方面，人們也很習慣說自由主義社會理想的前提條件如今已不復存在了。他們認為：在一些大企業中，由於勞動分工的發展與進步，人員越來越龐雜，機構越來越多，其管理方式與國營企業的管理方式越來越相似，自由主義最反對的官僚主義現象也越來越嚴重。官僚主義化導致了大企業的管理機構日趨臃腫沉重，革新越來越困難。企業領導人的選擇和提拔再也不是根據他在經營活動中的精明幹練和實際能力，而是按工作年限的長短來論資排輩，常常要憑藉人事關係之類的不客觀方式。這一切使私人企業對國營企業的優勢喪失殆盡。他們認為：自由主義思想家反對與工作熱情、首創精神無緣的國營企業，他們的主張曾經是有道理的，但今天的情況較之以前大不相同。如今私人企業與國營企業相比較，簡直是別無二致，前者變得同樣官僚化、吹毛求疵和形式主義化。 為了證實這些異議是否言之有據，我們必須弄清官僚主義化和官僚主義的經營方式究竟是什麼？它與商人以及商業經營之間的區別在哪裡？商業精神與官僚主義精神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之間的矛盾在精神領域的體現。那些擁有生產資料的人，不論這個生產資料是屬於他的私有財產，還是他從財產的所有者手中有償轉借而來，他們都必須不斷地注意精心使用這些生產資料，使其滿足現有條件下最迫切、最急需的社會需求。如果他們不這麼做，他們就會虧損，其財產所有者和企業家的地位先會因此動搖，最終被擠出場外。他們再也不是財產的擁有者和企業家，而是出賣勞動力的勞動者，從此再也不承擔——從消費者的角度看——將生產引入正確道路的領導任務。資金核算和利潤率核算是商業和企業經營活動的最重要手段。通過這些核算，企業家和資本家擁有一個高度精確地控制著商業行為的操作方法，他們可以據此判斷每一步驟——即每一個商業行為進展的情況，以及這些步驟將對整體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和後果。資金的簿記和核算制是資本主義企業家最重要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精神武裝。歌德曾恰如其分地講道：複式簿記法是「人類智慧的最完美的發明之一」。歌德有權這麼講，因為他沒有那些蹩腳作家常常對商人懷有的偏見。這些小文人的合唱詞里不斷重複道：資金核算和聚斂金錢是世界上最可恥的東西。 預算、簿記、核算和企業統計使那些即使是最大、最複雜的企業可以準確地考核每個部門的成績。因此，也可以對每個部門領導人的行為在整個企業中的作用進行評價；企業的領導就掌握了評判每個部門領導行為的準繩：他知道，這些部門負責人的價值如何，應該給他們多高的報酬。若想被提拔到更高、責任更重大的崗位，他們必須以其在本部門的毋庸置疑的工作實績來證明他們是勝任的。用企業核算的手段來控制部門領導的活動，這一方法，同樣的可用來考核各個部門工作的總和——企業的整體工作，企業中的組織措施和其他類似措施的影響。 當然，這種精確控制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在一個部門之內對每個人工作成績或失誤的掌握就不能採取企業對部門領導評估的相同方法。此外，還有一些部門，其工作對整個企業的貢獻不能用核算的方法加以評估，例如設計室、法律事務辦公室、秘書室、統計室以及諸如此類的部門工作，是不能採用與銷售部門以及生產部門同樣的方法進行核算的。對上述部門工作成績的評估，必須通過其主管領導，進而通過全企業的整體成績加以評估。因為全局的工作好壞與否具有相當的透明度。評判者（部門領導和企業領導）可以據此作出正確的判斷，並將交付他們管轄部門的實績體現在其工資收入上。 國家管理機構與這種事事必須實行利潤核算監督的企業恰恰相反。儘管每位國家機構中的管理人員都以同一方式受到監督——是否較好地履行了他的職責。但是，他們工作得好壞與否卻不能以核算的方法表示出來。某一地區或某一轄區的工作好壞與否，其管理費用的高低是否適中，人們無法憑藉一個客觀標準加以確定。因此，在評判國家管理機構中官員的工作時，常常由於缺乏客觀標準而出現了憑主觀、想當然的推測，甚至為獨斷專行、為所欲為的做法敞開了大門。同樣，對於某一個局的設置是否必要，該局的雇員人數是多還是少，該局的內部機構設置是否合理諸如此類問題的解決，都夾雜著上級的一些不客觀、不實事求是的觀點。在國家管理的範疇內，只有唯一的一個領域可以採用一個無可爭議的標準來判斷其工作的成敗：戰爭的指導工作。但是，即使在這一方面，至多也僅僅只能判斷是否打贏了。因為人們無法嚴格而準確地解答以下問題，即在戰爭開始之前，雙方的力量對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已經決定了戰爭的勝負？領袖的才能或無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戰爭？有關機構的效率和實用性能究竟如何？統帥們已經以勝利者的姿態接受人們的歡呼，為了戰勝對手，勝利者做到了一切，他們犯的錯誤不重要，重要的是贏得了戰爭。失敗者受到了詛咒，儘管他們很有天才，儘管他們盡了一切努力來避免不可逆轉的失敗。 私有經濟企業的領導給予其雇員們一個唯一的任務是：爭取創造最高的利潤。這個任務包含著資本家對雇員所要求的一切。企業的會計制度使企業家輕而易舉地判斷雇員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這一任務。而一個官僚機構中的領導人卻面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情況。他或許也向下屬交代了他們應該完成的任務，但是，下級為實現這一目標所採用的方法是否正確，他卻無法進行檢驗。如果他不能無時不在地陪著下級官員和下級機構，那麼他勢必不能判斷：利用更少的勞動消耗和物資消耗是否可以取得同樣的成績。其中，我們尚未談及這些成績本身並不能用數字表示，僅僅只能大概估計而已。因為我們還沒有從管理技術及其對外界的影響的角度來觀察事物，僅僅只考察了官僚機構自身的運行情況。從這個意義上講，僅僅只是研究了成績與取得這個成績所付出的消耗之間的關係。由於商業會計的方法不可能用來計算並且確定這種比例，官僚機構的領導人必須要他的指示下達到其下級的手中，並且使下級把服從二字視為責任和義務。這些指示中有簡括預防措施，以保證順利地按慣例和規則完成某項具體的任務。每當遇到特殊情況時，下級在考慮替代措施之前，必須向上級單位請示，這個程序既拖延時間又欠妥當，而且每次僅僅只能解決一個問題。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假如這位領導人給每個下級機關、每位部門領導和分支機構授權，允許他們在必要的情況下自行決定替代計劃，那麼他就必須將管理費用提到極高的地步。這種體制弊端極大，而且不能滿足人們的要求。對此，人人有目共睹。許多不必要的開支得到批准，相反，許多急需的開支都不能如數撥發。這是因為官僚機構不是私有財產，它不能像商人那樣適應環境，隨機應變。 官僚主義的影響首先體現在它的載體——官僚身上。在私有制企業中，雇用一個勞動力不是恩賜，而是一種交易。在這個交易中，僱主和雇員雙方都各有一本賬。僱主必須按其勞動量的大小支付給雇員相應的工資。如果他不這麼做，就意味著他將冒著工人要跑到支付更多一些工資的競爭對手那裡去工作的風險。而雇員卻要考慮到自己必須付出與工資同等代價的勞動力，完成崗位職責，以免喪失工作崗位。由於這種僱傭關係是一種交易而不是恩惠，雇員也不必擔心他會因為別人的嫉妒而被解僱。因為，企業主若出於個人的惡感而解僱一名可用的，而且工資與其能力相當的雇員，只會有損於企業主自己，而無損於能在別處找到相應工作的工人。企業主可以省心省力地將聘用和解僱工人的權力交給部門領導。因為每個部門領導人都處在被控制的壓力之下。他通過自己的工作來行使會計、核算的權力，使他管轄的部門獲得最大的利潤。出於這一切身利益，他不得不密切注視著在本部門內保持最佳的勞動力的問題。如果他出於個人惡感解僱了一個本來不應解僱的工人，如果他的行為是出於個人原因而不是出於客觀需要，那麼他本人就不能不為此事受到懲罰。如果他領導的部門的成績受到了損害，最終的損失就是他本人的損失。在生產過程中，人的因素和生產的安排因此變得相當順利。而官僚企業里的情況卻完全不同。在那裡，每個部門、每個勞動力甚至每個處在領導崗位上的人，都無法了解他們之間在生產中的相互作用，也無法了解他們的工作對企業的影響。這樣就為在僱請員工以及工資報酬方面的恩惠或惡感大開了方便之門。公務機關中的官員擢升和人事安排問題，常常受地位顯赫、具有影響的人物左右。究其原因，主要還不是左右這一局勢的要人的人品低劣所致，而是他從一開始就對擔任這一職務的人缺乏起碼的客觀的評判標準。毫無疑問，任用官員一定要挑選最能幹的人。但是，問題恰恰在於：誰最能幹？如果判斷這個問題就像確定車工或排字工對一個企業有用那樣簡單的話，那麼事情就再也妥當不過了。但是，事實卻不然，此時主觀臆斷、任人唯親、獨斷專行就開始作祟。為了盡最大可能地克服這一弊端，人們尋找一種方法，即提出任用和提拔公職人員的形式和條件，把提拔一定的職務與其受教育的程度、與考試的優良成績、與此人在其他職位上從事工作的年限結合起來，即職務的高低取決於工作年限。這一切當然在最低限度上填補了公職機關人員選拔錄用方面的空白。因為公職機關不可能根據利潤核算的手段發現最優秀的人才，並將他們安排到適當的崗位上去。公職機關官員的這種選擇方法，可以稱為去撞一扇已經打開了的門，純屬多此一舉。要想滿足選拔條件，必須具有學歷、通過選拔考試和具有服務年限，等等。但這些條件絲毫不能保證選擇的正確性。恰恰相反，這種體制從一開始就阻礙了那些極有能力、精明強幹的人走向符合其能力和才幹的位置，反而把他們排斥在選拔圈外。從來還沒有一位寶貴的人才按照上述規定的學歷加上工齡的途徑走上部門的最高領導崗位。即使在德國這樣一個尊重官員的國家裡，人們也常常使用「一位真正的官員」這樣的表述方式來形容一個沒有特點、沒有能力的人物，儘管其中也包含著此人誠實正派的褒意。 一個官僚化企業的最顯著特點是，該企業缺乏評判企業經營成績與取得這些成績所付出的代價的尺度，即缺乏利潤率這根準繩。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儘管這些彌補措施遠遠不夠，企業不得不用規章制度的形式來約束其經營活動和人事調整。人們談到關於官僚企業一切弊端都集中在它的僵化、缺乏發明創造力以及它在問題面前束手無策方面，而這些問題在商業生活中是很容易解決的。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於官僚化企業沒有利潤率這個判斷標準。只要國家機器的活動局限在自由主義指定的狹窄範圍內，那麼官僚主義的弊端當然就不會如此明顯地被人覺察到。只有當國家，同樣也包括鄉鎮以及地方政府機構開始將生產資料社會化，與此同時，積極參與生產或商業貿易的時候，官僚主義的弊端才會對整個經濟生活產生嚴重的危害。 國營企業若要達到最佳經營效果，就必須滿足以下幾個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即經濟生活中的私人企業要占絕對多數；商品交換必須通過市場進行，並由市場來決定商品的價格；以貨幣為單位進行利潤核算。阻礙國營企業發展以及限制它們發揮其應有作用的唯一原因是：它的領導機關——國家機構並不像私人企業的領導那樣，對其經營的好壞與否具有同樣的興趣，承擔同樣的責任。國家沒有賦予國營企業領導人獨立的決策權，同時，這些企業的領導也不承擔他們因執行國家工商政策而產生的虧損後果。因此，他們非常容易去冒虧損的風險，而這樣的風險是一個具有責任感，同時也必須承擔風險損失的企業領導人所極力避免的。為此，國家不得不採取各種方法限制國營企業領導人的權力，其中包括提出僵化的工作準繩；由督促委員會作出各種決定；或規定國營企業的經營決策必須經過一個上級機關批准。在這種情況下，國營企業的運作步履維艱、沉重而缺乏應變能力。這一切，導致了幾乎所有的國營企業不斷地從失敗走向失敗的後果。 在一般情況下，國營企業不顧及其他任何因素，一味追逐高利潤的現象極為罕見。但是，要求國營企業的經營活動滿足某個特定的「國民經濟」要求或其他特殊需求則是一個普遍規律。國家要求優先購買國內產品，排斥進口商品的情況就是一例。又例如，在規定鐵路運輸費用時，讓一定的商業政策因素髮揮作用，鼓勵人們修造和經營新的鐵路線，以發展某個特定地區的經濟；或出於戰略上的原因以及其他原因來經營鐵路運輸；等等。以上各種因素一旦滲入經營範疇之內，那麼任何試圖通過利潤核算的手段來控制國營企業的經濟活動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假如國營鐵路的經理提交一份虧損年度報告並聲明：「由我負責管理的鐵路，從私有制經濟的利潤率角度來看，經營狀況不好，是虧損的。但是，請不要忘記，如果從國民經濟、國家政治、軍事政策以及其他諸多的角度來看，它卻作出了許多貢獻，這是用任何利潤率的觀點都不能衡量的。」顯而易見，在這種情況下，利潤核算的方法在評判經營成效方面失去了任何價值。再加上其他種種類似的原因，國營企業在必要的時候實行如同管理監獄或管理稅務局相似的官僚式的管理方法。 一個完全遵照私有制經濟的原則，即以追求最高利潤為目的的私人企業，不論其規模有多大，都永遠不會官僚主義化。嚴格地遵守利潤原則，使私人企業，也包括大型私人企業，有可能極為精確地判斷每個經營環節、每個生產部門的生產在整個企業活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只要企業關注它的贏利，它就能避免官僚主義的一切危害。今天到處可見的私人企業的官僚主義化現象，其原因完全是由於干預主義把它的觀點強加在企業領導工作中造成的。只要企業能夠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它就能擺脫官僚主義的危害。如果企業在經營活動中不得不慮及多種多樣的政治偏見，擔心國家機關的種種惡意刁難，那麼，它很快就會失去其進行利潤核算的堅實土壤。例如，美國有一些公用事業公司管理的企業，它們為了避免與公眾輿論的衝突，以及為了避免與受公眾輿論影響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官方機構的衝突，基本上不雇用天主教徒、猶太人、無神論者、達爾文主義者、黑人、愛爾蘭人、法國人、義大利人以及所有的新移民。在具有干預主義特徵的國家裡，每個企業都必須順從國家權力機構的旨意，以避免給本身造成嚴重的不利。這樣或那樣的外部因素對企業以盈利為目的的經營管理正在施加越來越多的影響。因此，嚴格意義上的企業核算和會計制度消失了，企業越來越多地接受了國營企業的那種不實事求是的、形式主義的處事方法，它們變得官僚主義化了。 大型企業經營管理的官僚主義化絕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必然結果，它僅僅只是干預主義政策導致的後果的一種表現。假如國家機關和其他社會權力機構不對企業進行干預的話，那麼最大型的企業也可以像小型企業一樣從事經營活動。 * * * [1] 有些人將工聯主義視為社會理想和奮鬥目標，但法國工聯主義者「直接行動派」組織卻把工聯主義當作他們在統一工人聯合會中的鬥爭策略。這兩者之間有很大區別，不能混淆。將工聯主義作為鬥爭策略的人既可用來為實現工聯主義的社會理想服務，也可以藉此達到與工聯主義的理想毫無關係的其他目的。例如，法國工聯主義者當中的一部分人就在利用工聯主義策略去爭取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 [2] 即使全世界或所有的生產部門通過政府或工會的干預及強制命令同時人為地提高工資，其結果也只會是資金被耗盡，接踵而至的便是降低工資。這個問題筆者在附錄的註解中已詳細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