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繁榮的國度 · 第一章 自由主義政策的基礎
一 所有制
人類社會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中，為了共同進行生產活動而結合起來的共同體。與每個人孤立的行為相比較，按照勞動分工的原則進行共同的生產活動可以大大提高生產效率。在相同的條件下，實行了勞動分工的生產活動不僅能夠創造與同等數量的個人孤立的生產活動同樣多的財富，而且比後者明顯要多得多。整個人類的文明就建立在這種勞動分工所帶來的很高的生產效率的基礎之上。勞動分工把人和動物區別開來，與絕大多數動物的體力相比，勞動分工使相對弱小的人類成為地球的主宰和技術奇蹟的創造者。假如沒有勞動分工，今天的我們就會像數千年或數萬年之前的祖先一樣彼此之間毫無關係。
人類僅僅為自己的生存而從事的單個生產活動不可能增加我們的物質財富。為了增產增收，人類的生產活動必須利用大自然賜予的地球上的土地、物質和能源。地球擁有並承載著人們生產活動所需的一切物質和能源。人類的生產活動由兩個要素組成，從這兩大要素之間有效的相互作用過程中生產出一切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也就是說，在生產活動中人必須付出勞動，還必須擁有物化生產要素。物化生產要素是指人們在生產活動中不僅要利用大自然賜予我們的、絕大部分與土地密切相關的物質和能源，而且還要利用人類在以往的生產活動中從原始的自然生產要素里創造出來的那些中間產品。根據國民經濟學的說法，我們可以將生產要素區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別，即：人的勞動、土地和資本。我們將土地這一生產要素理解為自然界提供給我們的一切地上地下、水中和空中的物質材料和能源。將資本財產理解為為再生產服務的、通過人類的勞動所生產出來的一切中間產品，例如機器、生產工具以及一切形形色色的半成品，等等。
首先，讓我們來觀察分析人類生產分工以及合作的兩種不同的制度：其中一種以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為基礎，而另一種是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基礎。後者被稱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前者則被稱為自由主義，由於它自19世紀以來創造了囊括世界範圍的勞動分工組織，所以人們也將其稱為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斷言：在實行勞動分工的社會裡，人類相互合作的唯一可行的制度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自由主義斷言：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包括全部生產資料的社會制度是行不通的，儘管這種制度在只占有部分生產資料的情況下並非完全行不通，但它會導致生產率的下降，以至於使其非但不能夠創造更多的財富，反而會起到減少財富的作用。
用一個唯一的詞彙就能概括自由主義的綱領，這就是：私有制，即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人們生活中的那些直接消費品是私有財產，這是理所當然，不言而喻的，即使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對此都不持異議）。自由主義的一切其他主張都是根據這一根本性的主張而提出的。
但是，如果人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除私有制以外，自由主義綱領還將「自由」與「和平」這兩個詞提到重要位置。這樣做並非因為早期的自由主義綱領大都將這兩個概念與私有制相提並論。我們曾經講過，今天的自由主義綱領是在早期的自由主義綱領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由於自由主義吸收了過去幾十年來科學進步的成果，今天的自由主義綱領在闡述這幾個概念的相互關係時，其理解的基礎更加深刻，其視野更加廣闊，因此，今天的自由主義綱領超過和發展了早期的自由主義綱領。許多老資格的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與「和平」不僅僅是生產資料私有制這一基本思想的延伸與發展，而且同樣是自由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之所以在自由主義的綱領中被提到重要位置，其主要原因還在於它們遭到自由主義敵人特別激烈的攻擊。如果我們對這種攻擊視而不見，聽任下去，就等於是對他們採取某種程度上的默認態度。
二 自由
自由的思想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我們在很長的時間裡簡直不敢懷疑人們對它的最崇高敬意和認可僅僅停留在口頭上這一事實。列寧是對自由表示保留意見的第一個人，他把自由稱為「資產階級的偏見」。人們把自由的真髓要義忘得一乾二淨，或抱著口惠而不實的態度，揭露這事實，是自由主義的一大成就。自由主義的名稱就來源於自由一詞。反自由主義的政黨的名稱最初叫作「SERVILEN」。這兩個名稱都是在19世紀最初十年的西班牙憲法戰爭中出現的。
在自由主義出現之前，甚至連高尚的哲學家、宗教事業的捐助者、牧師這些懷有最良好願望的人以及真正熱愛人民的國家領袖都認為奴隸制是正義的，是一種有益於社會的、仁慈的制度。他們認為，人的自然本性決定了一部分人應該是自由的，而另一部分人是不自由的。不但統治者這樣想，而且一大部分奴隸也持這種看法。他們忍受奴隸制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不得不順從奴隸主強大的武力，而且他們也認為這種制度給他們帶來了好處：奴隸無須為每天充飢的麵包發愁，因為主人支付他們每天所必需的東西。當自由主義在18世紀和19世紀上半葉開始在歐洲和海外大陸的黑人奴隸中呼籲廢除農奴制和奴隸制時，不少所謂正直的朋友還對此加以反擊。他們認為：不自由的勞動者習慣了這種不自由的生活，並不感到這是不舒服的負擔，他們不懂什麼是自由，也不知道他們將從自由里得到什麼。離開了主人的關心只會有損於他們自己，他們沒有能力經營和生產自己必需的東西，因而會陷入貧困。假如奴隸獲得了解放，一方面他們不會實現自身的價值，另一方面他們會在物質生活上受到嚴重的損害。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觀點在人們詢問的許多奴隸中也得到了認同。為了達到廢除奴隸制的目的，許多自由主義者不得不將那些農奴和奴隸受到殘酷虐待的非常特殊的例子加以誇大，並指出這些都是普遍現象。事實上，奴隸制中類似的越軌行為只是偶爾發生，並非具有普遍意義。儘管如此，這些越軌行為的存在仍然是廢除這種制度的理由。從總體上看，當時奴隸主對其奴僕的待遇還是人道和溫和的。
在一般情況下，一些人贊成廢除奴隸制完全是出於慈善的原因。如果有人反駁他們並指出，保存奴隸制同樣也是為了奴隸自身的利益，那麼，這些好心的慈善家也就無言以對了。唯一能夠戰勝，並且已經戰勝奴隸制及其辯護士的論據是：自由勞動可以創造遠遠高於奴隸勞動的生產率。在奴隸制條件下，勞動者沒有興趣發揮他們的最大勞動能力，他們的工作熱情和勞動量僅限於能夠避免遭到懲罰的程度，而這種懲罰只有在沒有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量時才會發生。自由的勞動者懂得，若要得到更多的報酬，就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因此，他們全力以赴地工作，以便能夠增加自己的收入。我們只需將一名操作一台現代蒸汽犁田機的工人所具備的高素質與兩代人之前的俄國農奴在耕作時付出的智力、體力和勤勞作一比較，就足以說明這個問題。只有具備現代化工業所需技能的自由勞動者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創造效益。
只有頭腦不太正常的人才會喋喋不休地說：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應該自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經成熟到能夠享受自由的程度？他們也許還會聲稱：有些種族和民族天生就是做奴隸的料。主宰民族有義務維持奴隸不自由的狀況。自由主義者並不想去駁斥這些人的觀點，因為自由主義在爭取自由的問題上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自由主義提出的有利於自由的證據與這些人的觀點毫無共同之處。我們自由主義者從不認為上帝或自然界早已決定了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我們不僅不願傳播上帝的意旨，而且還要從根本上避免將上帝和自然牽扯到圍繞著塵世間事物的爭吵中去。我們的唯一主張是：保障一切勞動者的自由，保障使人類創造出最高勞動效率的勞動制度。自由主義的這一主張符合地球上所有居民的利益。我們之所以反對奴隸制，並不是因為這種制度對「奴隸主」有利，而是因為我們堅信這個制度對社會的每一個階層，首先對「奴隸主」會帶來危害。假如人類繼續保持一部分勞動者或全體勞動者的不自由狀況，那麼，過去一百五十年中人類經濟的巨大發展就不會出現。我們將沒有鐵路、沒有汽車、沒有飛機、沒有蒸汽機、沒有電動機和照明設施，也沒有大規模的化學工業，正如儘管擁有眾多天才的古希臘和古羅馬沒有創造出這些財富一樣。這一切證據足以使每個人，甚至包括過去的奴隸主和農奴主認識到廢除奴隸制這一事物的發展進程是令人滿意的。如今，一位歐洲普通工人的生活條件比古埃及法老的生活條件還要舒適，儘管後者擁有成千上萬的奴隸，而且每個奴隸都毫不例外地用他的力量和雙手的技能為法老的幸福服務。假如我們將一名公元前的富豪置於今天的一位普通人的生活環境中，他也會毫不躊躇地說，他當年的生活比我們這個時代普通公民的生活還要貧困得多。
三 和平
有一些高尚的人，他們憎恨戰爭，因為他們認為戰爭帶來了死亡和創傷。我們對他們這些充滿仁愛的觀點並不感到驚訝。但是，當我們聽到戰爭的支持者和附和者觀點時，這些仁慈的論據似乎便失去了其部分或全部說服力。戰爭的支持者和附和者毫不否認戰爭給人類帶來痛苦和災難，但他們認為：戰爭，只有戰爭才能促進人類的進步。一位希臘哲學家說：戰爭是萬物之父。於是，成千上萬的人附和他的觀點，他們認為，處在和平中的人類如同乾枯的植物，只有戰爭才能喚起潛藏在人們身上的才幹和能力，並把他們引到至高無上的境地。假如消滅了戰爭，人類就會在軟弱無力和蕭條的狀態中墮落。
如果人們只知道戰爭會帶來死亡，而不懂戰爭的其他含義的話，就很難，甚至無法駁斥戰爭狂的上述論點。因為支持戰爭的人也懂得這一點，並且認為戰爭造成的犧牲並不是無謂的，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如果戰爭真是萬物之父的話，那麼，人類為此作出犧牲就是必要的。因為它是為了促進人類的進步和普遍的幸福。人們可以控訴戰爭帶來的死亡，也可以減少其死亡人數，但不能廢除戰爭，以謀求永久的和平。
自由主義者對戰爭的抨擊與慈善家對戰爭的批評有本質的區別，其出發點是：和平是萬物之父，戰爭則不然。只有和平才能給人類帶來進步。人類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人類可以進行社會合作。只有勞動才能創造財富和豐裕，它為人類的內在繁榮奠定了外在基礎。戰爭帶來的僅僅是毀壞，而不是建設。戰爭、謀殺、毀壞和滅絕把人變得與森林中的猛獸毫無區別。而建設性的勞動是我們人類獨有的特點。自由主義者憎恨戰爭與慈善家對戰爭的憎恨不同，慈善家認為戰爭也可以帶來一些有用的後果，而自由主義者認為戰爭只會產生有害的結果。
慈善家之類的和平主義者走向強權者，並對他說：「別發動戰爭，儘管你有可能贏得勝利，增加你的財富，高尚一些，大度一些吧！放棄正在向你招手的勝利吧，儘管這意味著你失去一個祭品，失去一些利益。」而自由主義者的想法卻與慈善家不同，他們堅信，即使是勝利的戰爭對於勝利者而言，也是一個罪惡，和平要比勝利好得多。自由主義者要求強者懂得其真正利益所在，要求他們學會並明白：和平的優越性和好處，無論對於強者還是弱者，都是等同的。
當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遭到喜歡戰爭的對手進攻的時候，他們必須進行抵抗，竭盡全力地打退敵人。當人們為了自由和生存而戰，創造了英雄業績的時候，他們是值得讚揚的，人們有理由稱讚這些戰士的堅韌和勇敢。這時，他們的英勇果敢、不屈不撓、不怕犧牲的精神值得歌頌，因為他們的目標是正義的。但是，如果人們把這種良好的戰士品德視為一種絕對的品德，視為一種普遍認同的優點，而無視其戰爭目的話，那麼，人們就犯了錯誤。這樣一來，強盜的那種大膽、不怕死也會被認為是一種高尚的品德。實際上，並不存在著一種被普遍認同的善與惡。人類行為的善與惡、好與壞總是通過它要達到的目的以及它帶來的後果來評判的。萊翁尼達斯是為了保衛他的家鄉而犧牲的，假如他是一個掠奪和平居民的財富、踐踏人民自由的侵略軍首領，那麼，他就不會得到人民對他的敬仰和尊崇。
對於每個認識勞動分工的益處的人而言，戰爭給人類文明帶來的損害是顯而易見的。人類在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需要進行勞動分工，彼此相互依賴，相互補充，正如亞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勞動分工是人類的社會性特點的表現形式，假如在蠻荒中生活的人類像野獸一樣依靠對其他動物的獵殺維持生存，那麼，他們的一切生命活動都改變不了他們的經濟條件和生存基礎。但是，假如在一個實行了勞動分工的社會裡出現了爭端，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在這樣的社會裡，每個勞動成員都只會各司其職，他不可能獨立生存，因為每個人都離不開彼此間的互相幫助、相互支持。在莊園裡生產他們維持其家庭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產品的那些自給自足的自耕農之間，一旦發生爭鬥，他們仍可維持生存。但是，如果村莊裡發生了鞋匠與鐵匠之間的爭執和敵對行為，那麼敵對的一方就沒有鞋穿，而另一方則會缺乏生產工具和武器。居民之間的戰爭摧毀了勞動分工，因為戰爭的任何一方無疑都在試圖迫使對方因缺乏某種必需品而屈服。當人們看到這種敵對行動可能發生時，他們從一開始就盡力阻止勞動分工的發展，以便在發生戰爭後，減少因勞動分工帶來的物資匱乏。只有在永久的共同和平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勞動分工才能得到發展。保衛和平，也就是保護了人類的勞動分工。離開了這個前提，勞動分工不會超過一個村莊的範圍，甚至不會超出一個家庭的範圍。農民以及城市附近的村民向城市居民提供糧食、牲畜、牛奶、黃油，以換回工業或手工業產品。這種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勞動分工也需要和平的前提條件，至少在那個進行物質交換的地區需要充分的和平保障。如果勞動分工擴大到全國範圍，那麼，這個國家就必須避免內戰。同樣，如果勞動分工在世界範圍內進行，那麼，就必須保障國與國之間的永久和平。
像倫敦、柏林這樣的現代化大都市，如果其城市建築的構思和設計主要是用來對附近平原上的居民進行戰爭，那麼，每個現代人都會覺得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胡鬧。然而，許多世紀以來，歐洲的一些城市都是出於這一目的而興建的，有的城市從一開始就建造得像座堡壘，城牆之內修建了牲畜圈欄和糧食作物種植場，以便在緊急情況下能夠掘壕堅守一段時間。
從19世紀初開始，地球上人類居住的大部分地區都被分成了一系列小塊經濟區。這些經濟區基本上都可以自給自足。甚至在歐洲較為發達的地區，其每個地方的經濟需求大都可以通過該地區的生產予以滿足。超出某一狹窄地區範圍的商業貿易為數甚少，而且基本上都是由於本地區特殊的氣候原因而不能生產的產品才作貿易交換。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地區，都還處在農莊似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下。對於村民而言，戰爭在商業關係中帶來的破壞對其經濟生活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甚至連歐洲發達地區的居民對此似乎也沒有切膚之痛的感覺。當拿破崙一世在歐洲實行大陸封鎖，旨在阻止英國貨或以英國人為中介而輸入的海外商品進入歐洲大陸，不論這種封鎖多麼嚴厲，歐洲大陸上的居民也沒有感到商品的明顯匱乏。儘管他們不得不放棄咖啡、食糖、棉花和棉織品、香料以及一些稀有木材的消費，但是，所有這些物品的消費，對當時大部分居民生活而言，都沒有重要的意義。
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的緊密化是19世紀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產物。正是由於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現代生產不斷向專業化方向發展，科學技術日臻完善。圍繞著一個英國工人在生活中使用什麼、消費什麼的問題，全世界五大洲的所有國家都在發揮作用。日本和暹羅（即泰國）為他提供茶葉；巴西或爪哇提供咖啡；西印度提供食糖；澳大利亞或阿根廷提供肉類；西班牙或法國供給葡萄酒；羊毛來自澳洲；棉花來自美國或埃及；製造皮革專用的生皮來自澳大利亞或俄羅斯；如此等等。為了交換上述產品，英國的商品走向了全世界，以至於遍及最偏遠的鄉村和農舍。這一切之所以能夠發生並進行，是因為自由主義的思想占據了上風，而且人們意識到和平得到了保障。在自由主義最興盛的時期，人們普遍認為，白種人之間的戰爭永遠也不會發生了。
然而，事情卻與人們想像的完全不同，自由主義思想和綱領受到了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帝國主義以及軍國主義的排斥。當康德、洪堡、邊沁和柯布敦向世人公開宣布他們對永久和平的讚詞時，就有一些人樂此不疲地頌揚戰爭和內戰，他們很快就獲得了成功。其結局是世界大戰，這場世界大戰給我們的時代上了一堂世界觀的課程，它告訴我們：戰爭和勞動分工這兩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四 平等
分析舊自由主義綱領與新自由主義綱領之間的區別，最簡單、最直觀的方法是看它們如何理解平等問題。在18世紀，自由主義者深受自然法學說以及啟蒙運動思想的影響，他們積極爭取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的人人平等。這是因為早期的自由主義政治主張的出發點就是人人生而平等。他們認為，上帝造人，賦予人們相同的生命和器官，賦予人們同樣的生命和靈魂的氣息，人與人之間的所有差異都是人為造成的，都是社會的，即後天的產物。人們自身不能改變的差異主要是精神差異。毫無疑問，人與人之間還存在著諸如貧富、高矮、膚色等方面的差異。
沒有任何一種觀點比那種所謂人與人之間除面貌、外表不同外，其他一切都相同的論點更站不住腳的了。事實上，人與人之間完全不同，即使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姐妹之間，也存在著身體上和精神特徵上的巨大差異。大自然的創造絕不是重複創造，它生產的並非系列產品，它也不是標準件的生產廠家。從大自然的工廠中走出來的人帶有明顯的個人標記、明顯的性格特點以及不可重複再生的印記。人與人是不相同的，人們不能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解成平等就是一視同仁、人人相等。
我們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基於兩個不同的原因。其一，我們列舉了反對限制個人自由的種種理由，它們說明：若要使人們的生產活動達到最高的生產效率，就必須實行自由勞動制度。這是因為，只有以工資的形式獲得勞動報酬的自由工人才會在生產中竭盡全力。其二，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為了保障社會的安定與和平。和平與發展的進程必須避免任何干擾，這一點，我們已在前面的有關章節中加以闡述。在一個社會之中，如果各個社會階層的權利和義務都不相同，那麼，社會的持久安定與和平就無法得以維持。那些試圖剝奪一部分居民的權利的人應當知道，如果照他們的設想去做，那些被剝奪權利的居民將團結起來，向那些擁有特權的人發動進攻。因此，為了維護社會的安定與和平，必須消滅社會的等級制度和特權，從而中止圍繞著等級和特權而展開的鬥爭。
有人指責自由主義關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點，他們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不是真正的平等。這種指責是毫無道理的。要想把人變得真正平等起來，這是依靠人的一切力量都辦不到的事情。人與人之間本來就是不平等的，而且還將繼續不平等下去。如前文所述，真正理智、清醒，並且合乎目的的處理方法就是爭取在法律上平等待人。自由主義並不奢望得到比這更多的東西，因為，超出這個範疇以外的東西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是不可能得到的。人們不可能把黑人變成白人，因為它超出了人的能力範圍。但是，人們可以賦予黑人同白人一樣的權利，從而使他們能夠像白人一樣同工同酬，多勞多得。
但是，社會主義者卻宣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還遠遠不夠，必須讓每個人的經濟收入都平等起來，做到這一點，才算得上真正的平等；廢除世襲特權、廢除等級制還不夠，還必須徹底消滅私有財產這個最大的、最重要的特權，只有這樣，才能完全實現自由主義的綱領。這樣一來，他們就把自由主義最終引向了社會主義，引向了消滅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的軌道。
特權是一種有利於某些個人或某個特定的社會階層，同時以犧牲其他個人的利益為代價的特殊安排。特權的存在損害了一部分人，也許是大部分人的利益。除了對那些為了得到好處而設置特權的人有利之外，對其他人沒有任何益處。在中世紀的封建國家裡，一些封建君主設立了世襲的司法機構，他們自己就是法官，其職位是靠世襲繼承的，全然不顧他們是否具有擔任法官的能力和品德。在他們的心目中，法官的職位只是一個獲利頗豐的收入來源。在那時，司法機構是出身高貴的社會階層的一個特權機構。
但是，如果人們從擁有法律知識和司法經驗的專家中選拔法官——現代國家正是這樣做的，那麼，司法人員就不再擁有特權了，司法人員的特殊待遇就不再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國家的興盛和長治久安。因為人們看到，淵博的法律知識是穿上法官長袍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法官的優厚待遇必不可少，而且無可非議。怎樣評斷某個機構是不是特定的社會集團、階層或個人的特權機構，不能只看該機構是否給這個特定的社會集團、階層或個人帶來了多少好處，最主要的是要判斷它是否有益於全體人民。輪船航海離不了船長，與船員相比，船長的地位無疑相當優越。由於他具有指引航船在風浪之中繞過重重暗礁的導航才能，這種才能不僅有利於船長本人，而且有利於全體船員，所以，他的特殊地位並非特權或特權地位。
檢驗某個機構是否為個人或某個社會階層的特權服務，不應只看它是否對這些人有利。檢驗的標準只有一個，即看它是否對全體人民有利。如果我們得出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繁榮與發展這一結論，那麼，我們就可以明確斷定：私有制並非財產擁有者的特權，而是一種有利於全體人民的社會組織形式，儘管一小部分人從這種組織形式中得到了特別多的好處，過得特別舒適。
自由主義並不是為了維護業主的利益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也不是為了保護業主的權利才主張堅持私有制。一旦自由主義者認為取消私有制有利於全體人民的利益時，他們就會贊成取消私有制，而且毫不顧忌這樣做是否會損害業主的利益。然而，保留私有制是全體人民以及各社會階層的共同利益之所在。私有制的存在使得那些即使是一無所有的窮人都生活得比在另外一個被證明是不合格的、其生產量只相當於我們這個社會生產量的極小一部分的社會裡要好得多。
五 收入關係和財產關係的不平等
我們這個社會制度受到最頻繁抨擊的是收入和財產分配的不合理這一事實，它導致了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一方面有一擲千金的富豪，另一方面還有一貧如洗的窮人。為了改變這種現狀，人們想到了一條出路：即實行平均分配。
反對這一主張的人認為，平均分配於事無補，因為同富人相比，窮人的基數非常大。即使將富人的財產分給窮人，平均到每個人頭上，也只能使窮人的福利增加微不足道的一點點。這種看法當然不錯，但是還很不全面。那些主張平均分配的人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即人們可以用來分配的是以年度為單位的社會勞動所創造出來的價值或體現這部分價值的產品，其數量的大小與分配的方式密切相關。如今，每年新創造的價值和商品的數量如此之大，它已不再是與所有社會現象無關的自然現象和技術現象，而是我們社會制度的功能及其效果的體現。這種社會制度承認財產分配的不平等現狀，鼓勵每一個人以最低的資金和原材料消耗生產儘可能更多的產品，因此，人類今天生產的產品數量超過了他們消費所需的數量，形成了年復一年的財富積累。假如人們消除了這種驅動力，生產量就會隨之降低，從而導致在實行平均分配的情況下，人均收入將下降到今天最窮的人的收入水準之下的結局。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還有第二個功能，這一功能具有同上述功能同等重要的意義，即它造成了富人的奢侈行為。
人們常把奢侈視為一種愚蠢的不良行為，有關這方面的評論和著述很多。他們認為：一部分人享受富貴、窮奢極欲，而另一些人卻不得不忍飢挨餓，窮困潦倒，這太不公道了。這種看法表面上有一定的道理，但終歸是表面上的。假如人們發現奢侈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尚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的話，這種反對奢侈的觀點就根本站不住腳了。我們不妨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和論證。
有人談及奢侈的積極意義時說，如果富人不奢侈，窮人就會失去收入來源，就會變得無處掙錢，無錢可掙。這種說法很愚蠢，我們列舉的有關奢侈的證據當然不是人們常常議論的這種觀點，因為它說明不了任何問題。我們認為，如果沒有奢侈，人們照樣可以找到收入來源，那些本來用於生產奢侈品的資金就將被投放到其他的生產領域，例如用來生產大眾化的消費品，人們的生活必需品，等等。
要想正確地認識奢侈的社會意義，人們必須首先認識到奢侈是一個相對概念，它是一種與廣大民眾的生活方式形成鮮明反差的生活方式。何為奢侈？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判斷標準，從這個意義上看，奢侈也是一個歷史範疇。許多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必需品的東西，以前曾經是奢侈品。中世紀有一位嫁給一名威尼斯商人的拜占庭貴婦，她進餐的時候使用一個黃金器皿來代替手指，這個黃金器皿就是我們今天常用的餐具——餐叉的前身。但當時的威尼斯人普遍認為這位貴婦的行為是一種瀆神的奢侈，他們詛咒她得暴病身亡，只有這樣才是罪有應得，才是上帝對她的這種揮霍無度的正義懲罰。在我們之前的兩至三代人中，即使在英國這樣的富裕國家裡，如果誰家裡擁有一間浴室，人們都覺得這簡直是一種奢侈。如今，在那裡，幾乎所有生活條件較好的工人家庭都已有了浴室。三十五年前人們還沒發明汽車，二十年前擁有一台汽車是特別奢侈的生活方式的一種標誌；今天，在美國甚至連一般工人也都擁有了自己的福特汽車。今天的奢侈品就是明天的必需品，這就是經濟歷史的發展規律。人類生活的一切改善和進步都首先以少數富人奢侈的形式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奢侈品就變成了所有人生活的必需品。奢侈鼓勵了消費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工業的發展，促進工業新產品的發明創造並投入大批量生產。它是我們經濟生活的動力源之一。工業的革新與進步、所有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都應當歸功於奢侈。
我們絕大多數人最不喜歡的是那些不勞而獲、遊手好閒、在享樂之中度過一生的闊佬。但是，這些人在整個社會有機體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們的奢侈行為起到了榜樣的作用，在大眾中喚起了新的消費需求，賦予工業以新的動因，並促使工業來滿足大眾的新需求。過去，出國訪問是一種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席勒在他的著名詩篇《退爾》中歌頌的瑞士山脈，他一生都沒有親眼見到過，儘管這些山脈與他的施瓦賓家鄉毗鄰。歌德既沒到過巴黎，也沒去過維也納，更沒能造訪倫敦。而今天卻有成千上萬的人去那裡旅遊。不久的將來，去那些地方旅遊觀光的人數將以百萬計。
六 私有制和道德倫理
我們已經論證了社會的功能、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必然性以及財產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諸問題。現在我們再來論證私有制在道德倫理方面的理由及其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
道德是每個社會成員對社會利益的一種必要的顧及，是每個社會成員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和規範。一個孤立生活著的人無須遵循道德規範，他無須顧及他的行為是否會給其他人造成損害，盡可以去做那些對他本人有利的事情。但是，一個在社會中生活的人，無論他做什麼事情時，不僅要想到他的行為將帶來的直接利益，而且還要充分考慮它是否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由於每個人都生活在社會之中，沒有社會的存在，個人的生活也將無法維持。如果社會生活秩序和生產組織遭到破壞，那麼每個人都會遭到最嚴重的損害。社會要求每個社會成員在從事任何活動時都必須考慮全社會的利益，放棄那些儘管可以給他本人帶來好處但危害社會生活的行為，同時，還必須避免危害他人利益的行為。個人為此所作出的犧牲，是暫時的犧牲。犧牲眼前的直接的微小利益，可以換取一個大得多的間接利益。為了共同的生存和勞作人們才聯合成為一個社會整體，這個整體利益不能受到損害，因為它的存在就是每個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之所在。那些犧牲眼前利益的人，得到的是更大的長遠利益。
對於照顧社會的整體利益及其意義的問題，人們存在著多方面的誤解。他們認為，道德的價值就是犧牲個人利益，放棄享樂。這種看法忽視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即道德的真正價值不是犧牲本身，而是這種犧牲所要達到的目的。也就是說，只有在為一個道德的目的而犧牲個人利益的前提下，這種犧牲才是合乎道德的。有些人為了一件正義的事業敢於捨去自己的一切，直至財產和鮮血；而另一些人卻願作出某些不給社會帶來任何好處的無謂犧牲，這兩者之間有著天壤之別。
一切為維護社會秩序服務的東西，我們均認為是道德的，一切損害社會秩序的行為，都是不道德的。如果人們認識並了解到某一機構是有益於社會的，那麼，他們就沒有理由去反對它或反其道而行之，假如這樣做了，其行為就是不道德的行為。當然，某一機構究竟對社會有利或有害的問題，人們可以在不同的條件下作出各種不同的判斷，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一旦人們確認它是有益於社會的，就不應再去反對它，或出於某種不明不白的原因去譴責它不符合道德。
七 國家與政府
遵守道德準則是每個社會成員的間接利益之所在，所以每個人都應當關心人們的社會合作能否得到保障。如前文所述，要達到這一目的，每個人都要作出一定的犧牲，儘管這種犧牲是暫時的，但它帶來的好處遠遠大於人們為此付出的代價。要想充分認識這一問題，需要人們了解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要想使所有人的認識趨於一致，需要一定的意志力。缺乏這種認識，或者雖然具有了這種認識，但缺乏貫徹這一認識的意志力，就不可能自覺自愿地遵守道德準則。這個道理正如個人為了自己的健康而遵守衛生規則一樣。在現實生活中，有些人荒淫無度，毫不顧及自己的健康。吸毒就是其中一例，也許他們在吸食毒品時沒有認識到它對健康的危害；也許他們認為這種危害無關緊要，因而不願放棄這種一時的享受；也許他們雖然認識到吸毒的嚴重危害，但缺乏戒毒的毅力。有人認為，社會對那些以不理智的行為危害自己健康乃至生命的人採取強制措施，迫使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這種強制措施是必要的、正確的。他們主張採取強制手段戒除酒精癮君子和嗎啡癮君子的惡習，強迫這些人接受健康的生活方式。這樣做是否恰當？我們將在下面的章節中論述，現在讓我們首先討論另一個問題，即是否應當強迫那些危害社會的人改變其行為，使之不再危害社會這一問題。我們不妨從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對此加之闡述。酗酒和吸毒的行為危害的是當事人自己，而那些違反人們共同生活的道德準則的人，其行為不但危害他們自己，而且也危害了整個社會。假如那些主張維護社會的合作與穩定的人放棄了武力和強制手段，容忍他們繼續為非作歹，破壞社會秩序，那麼，任何社會的共同生活都將難以為繼。為數甚少的個人，也就是說，那些不適合，也沒有能力作出社會要求他們付出暫時犧牲的人將毀壞整個社會。如果不採用強制或暴力手段來對付社會公敵，人們就不可能繼續維持社會的共同生活。
使用強制和暴力手段，迫使那些危害社會的人遵守社會共同生活規則的社會機構，我們稱之為國家；人們必須共同遵守的規則，我們稱之為法律；操縱強制機器的機關，我們稱之為政府。
但有些政治派別認為，放棄所有的強制性制度不至於給社會帶來危險的後果，人們完全可以建立一個人人自覺自愿地遵守道德準則的社會。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在一個真正為全體人民而不是僅為特權階層的特殊利益服務的社會裡，國家、法律和政府都是不必要的多餘機構。僅僅是由於目前的社會制度承認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才需要人們用強制和暴力來保護它。一旦消滅了私有制，人們就會自發地遵守社會生活的共同準則。
僅就其對生產資料私有制性質的認識而言，這種觀點就是錯誤的，在其他方面，它也毫無根據。無政府主義者不否認，在實行勞動分工的社會裡人們共同生活的每種形態都必須遵守某種規則，這些規則要求人們不得不作出某種儘管是暫時的，但畢竟是一種眼前利益的犧牲。但無政府主義者錯就錯在他們認為所有的人都會毫無例外地、自覺地遵守這個規則。有些胃病患者明明知道食用某種食品馬上會給他們帶來嚴重的，甚至是無法忍受的痛苦，但他卻沒有能力抵制美味佳肴的誘惑。如果人們還不至於墮入荒謬的境地的話，就無法設想，在無政府主義的社會裡，人人都富有先見之明，人人都具有堅強的意志力。社會生活的相互關聯卻不像預測某種食品會造成何種生理反應那樣簡單和直觀。那些為非作歹的人不可能如此之快，尤其是如此明顯地感到其行為所導致的後果，因此，更談不上他們會主動停止作惡。我們不禁要問，在無政府主義的社會裡不會發生因某人不慎引發的火災事故嗎？不會發生某人因憤怒、嫉妒或為了報復而加害他人的暴力犯罪嗎？無政府主義者無視人的真實天性，他們的理想只能在一個由天使和聖人組成的世界裡得以實現。
自由主義不是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這兩者之間毫無關係。自由主義的觀點十分鮮明，這就是：沒有強制措施，社會就會面臨危險；為了保障人們的和平與合作，必須制定人們共同遵守的規則，必須保留暴力和威懾手段，只有這樣才不至於使任何人破壞社會秩序。人們必須擁有足夠的力量，迫使那些無視他人的生命、健康、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的人遵守社會生活的共同準則，必要時必須使用暴力。自由主義學說賦予國家的任務是：保護私有財產，保護自由，保衛和平。
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斐迪南·拉薩爾曾試圖將國家的上述職能限制在一個滑稽可笑的範圍之內，他把根據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建立的國家稱為「值夜班的國家」。令人費解的是，難道值夜班的國家比那些只能吃醃酸菜，為生產不了褲子上的紐扣而發愁以及為印不出報紙而焦頭爛額的國家更滑稽可笑、更糟糕嗎？要想理解拉薩爾的這個笑話在德國博得的效果，我們必須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在拉薩爾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德國境內還有許多諸侯專制獨裁者統治的君主小國，德國人民也處在黑格爾哲學的統治之下。黑格爾的哲學把國家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境地。他把國家稱為「自覺的道德核心」，他認為，國家「就總體而言，是意志的理性化的體現」。知道了這些，我們就不難理解，拉薩爾的這個笑話可以稱得上是褻瀆神明的言詞了，他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居然敢於提出把國家的職能局限在值夜班的範圍之內的主張。
現在人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當時有人居然譴責自由主義是「敵視國家」和仇恨國家了。如果我認為賦予政府經營鐵路、賓館、餐飲業和礦山等職能是不妥當的，那麼，就憑這一條，不能將我稱為「國家的敵人」。同樣，也不能因為我認為，儘管硫酸的用途很廣，但它既不可飲用又不能用來洗手而把我稱為「硫酸的敵人」。
將自由主義的國家觀界定為自由主義限制國家的職能範圍，自由主義徹頭徹尾地憎恨國家在經濟領域的活動，這種界定是錯誤的。自由主義關於國家職能的主張是它贊成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一根本性主張的延伸。如果我們贊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那麼，我們當然不同意將它改變成公有制的形式。也就是說，政府不應當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基於這一立場，自由主義者關於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要求，明確無誤地界定了政府的職能範圍。
社會主義者總是指責自由主義缺乏邏輯性。他們宣稱：自由主義企圖把國家在經濟領域的活動僅僅限制在保護私有財產這一範圍內，另一方面卻不同意國家始終保持中立的立場，這種觀點不合乎邏輯，自相矛盾，令人不可理解。他們繼而推論道：如果政府的活動超出了保護私有財產的範圍，並且延伸到經濟領域，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者必定會從其原則立場出發，拒絕政府的進一步干預。其實，事實絕非如此。自由主義的觀點是：只有在國家的進一步干預將導致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的情況下，自由主義才會斷然拒絕國家的干預行為，因為自由主義者在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個範疇之內已經發現了合乎目的的社會共同生活的組織原則。
八 民主
自由主義與那些否認國家機器、法律制度和政府機構的必要性的觀點有著天壤之別。那種將自由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想聯繫在一起的看法是一個極大的誤解。自由主義認為，國家作為人民的聯合體，其存在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國家擔負著保護私有財產，保衛和平這些極為重要的任務。僅僅在保護私有財產這一個方面，國家就能夠發揮其重要作用。
接踵而至的問題是，怎樣建立國家機器、建立什麼樣的國家機器才符合自由主義者的理想呢？自由主義者認為，國家不但要有能力保護私有財產，而且還必須保障和平與發展，使這一進程永不受內戰、革命以及暴動的干擾和破壞。
在自由主義誕生之前的時代里，許多人的頭腦中都遊蕩著一個幽靈，一些人認為，履行政府的職責和權力是一種具有特殊優越感和享有特殊尊嚴的工作。直到最近，甚至在今天，國家官吏一直都享有著崇高的聲望。國家公職人員的職業是最受人敬仰的職業。一位年輕的候補官吏或一名少尉的社會地位要遠遠高於一位早已成家立業、兩鬢蒼蒼的商人或律師。在德國人民中享有崇高聲譽的作家、學者或藝術家，他們在其家鄉得到的敬重和禮遇僅相當於政府的官僚等級制度中一位級別不高的官吏。那些在機關的寫字間聽差打雜的官吏被如此高估，實在是沒有什麼明智的理由。這種現象是以往諸侯統治時期遺傳下來的後遺症，或者也可以說是遺傳學中所說的一種隔代返祖現象。在那個時代里，公民畏懼公侯君主和他們的僕人，因為他們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被這些人洗劫一空。從這個意義上看，沒有什麼東西比把這些官吏們從寫字間裡轟出來，改變他們打發案卷、消磨時光的生活，把他們送到機器製造廠的繪圖室去幹活更美好、更高貴、更光榮了。稅務官的職業不應當比那些直接創造財富，並向政府納稅、供其花費的人更高貴。
由於這種政府工作的特殊優越感和特殊榮譽感，在國家機構中滋生了一種假民主的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受制於他人是不名譽的事情。因此，這些人的理想是制定一部由全體人民來行使政府行政管理職權的直接民主的憲法。這種理想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永遠不可能實現，即使在一個非常小的國家裡也不可能實現。有人曾認為，這種直接民主的理想模式曾經在古希臘的城邦共和國和瑞士山區的小邦國里出現過。實際上，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在古希臘，真正參與政府管理的只有一部分自由民，而大量的無業游民和奴隸卻被排除在外。在瑞士的一些州里，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只有一小部分單純的地方性事務以直接民主立法方式處理。超出縣級以上的地區事務均由聯邦負責處理。而聯邦政府的組成與直接民主的理想沒有任何共同點。
對於個人而言，受別人統治絕不是不光彩的事情。政府機關、管理部門、警察制度的執行與管理以及其他類似的權力機構都離不開專家，即那些職業官僚和職業政治家。勞動分工的原則同樣適用於政府職能部門。一個人不能同時身兼機械工人和警察兩個職務。不能因為我本人不是警察而感到自己的尊嚴、幸福和自由受到了損失。反之，由少數人壟斷所有其他人的安全保衛，或由少數人壟斷製鞋行業也不是民主的表現。只要國家機構是按民主的原則組成的，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去反對職業政治家和職業官僚。真正的民主與浪漫主義者想像中的直接民主截然不同。從人數上看，統治者總是少數。因此，管理和操縱政府的也只有極少一部分人。這些人的執政基礎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贊同與支持。被統治的那些人也許覺得政府的行為有小的過錯或有難以避免的過失。但只要他們認為沒有必要改變現狀，政府的統治基礎就不會因其過失而動搖。但是，如果大多數被統治者確信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改變統治方法，要求以新制換舊制，以新人換舊人，那麼這個政府的日子就屈指可數了。大多數人將會行使其權力，甚至不惜違背舊政府的意志，使用暴力來實現他們的目標。如果得不到公眾輿論和大多數被統治者的支持，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長期支撐下去。假如政府使用強制手段迫使反對派屈服，那麼這種強制手段只能在大多數人尚未團結起來共同反對它的這段時期內奏效。
任何一部憲法中都有一些至少最終能使政府依賴於被統治者意志的手段，即內戰、革命和暴動。自由主義恰恰是要避免這些解決問題的出路。自由主義認為，一旦經濟的和平發展進程一再被這種內部鬥爭所打斷，持久的經濟發展和繁榮便無法得以保障。假如英國再次發生玫瑰戰爭，現代化的英國就會在短短几年內跌入最可怕的深淵。內戰不排除，經濟就不可能發展到現代化水平。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消耗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付出了血的代價，現代經濟再也承受不了如此之大的社會震盪。在一場革命運動中，現代化大城市的居民將面臨著斷糧、斷煤、斷電、無煤氣、無自來水的局面，人們無法忍受這種可怕的動亂局面。現在人們就在為此擔驚受怕，一旦發生了類似的動亂，整個大城市的生活就會陷入癱瘓。
現在我們再來談談民主的社會功能。民主是一種國家的憲法形式，即它可以保證在不使用暴力的前提之下使政府符合被統治者的意願。假如一個按照民主的原則組成的政府不遵照大多數人的意願執政，人們不用打內戰就可以將它推翻，並將那些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人推到政府的執政地位。民主的國家體制中的選舉機構和議會就專司此職，它們使政府的更迭得以平穩、無摩擦、不用武力以及不流血地加以完成。
九 暴力論的批判
18世紀民主的先驅者們在宣傳民主思想時曾經援引當時的社會實例，他們指出，諸侯和大臣們的道德墮落敗壞，不可救藥，而人民卻是美好、純潔和高尚的，人民具有智力上的天賦，他們總是能夠識別和貫徹正確的事物。實際上，這種宣傳同宮廷中的諂媚者吹捧諸侯君王具有美好、高尚品德的做法別無二致，毫無意義。人民是單個公民集合而成的整體，每個公民就其個體而言，其聰明才智和品德高尚與否尚且參差不齊，那麼由這些參差不齊的個體組成的整體勢必是有差異的。
人類以過高的期望跨進了民主的時代，自然他們就會很快感受到失望的痛苦。人們不用費多大週摺就發現，原來民主也會犯錯誤，其錯誤至少與君主制和貴族統治的錯誤一樣多。他們將那些通過民主程序選舉的政府最高領導人與皇帝和國王任命的政府首腦加以比較，其結果絲毫不那麼有利於新的當權者。法國人習慣說的一句成語是：嘲笑能殺人。現在，民主以及民主推選的國家首腦四處被人嘲笑。舊政府的首腦人物至少在外表上給人以高尚的印象，而取代他們的新人卻因其行為舉止而遭到人們的蔑視。自從德國和奧地利的皇帝被推翻後，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上台掌權。他們的言談舉止充滿了空洞無物的吹噓以及愚不可及的虛榮，沒有任何人比這些人給民主帶來的危害更大了。
無論在哪裡，凡是在那些民主掌舵的地方，都迅速出現了全盤否定這種制度的理論。這種理論聲稱：多數人的統治是毫無意義的，還是應當由最優秀的人來統治國家，儘管最優秀的人是少數人，但他們最有治國之才。種種跡象越來越清楚地表明，各種不同的反民主流派的追隨者的人數呈有增無減之勢，民主推舉的最高領導人表現得越拙劣，人們對他們的蔑視心理就越強烈，因此，反對民主的人數就越多。
然而，反民主的理論有著嚴重的思維缺陷。究竟什麼是最好的或最好的一批人？沒有評判標準。波蘭共和國的人民把一位鋼琴演奏家推選為國家首腦，因為波蘭人民認為他是當代最優秀的波蘭人。實際上國家領導人必須具備的素質無疑與一位音樂家必須具有的素質大為不同。我們大概可以把反民主人士常常掛在嘴邊的「最好的」這一表達方式理解為：最好的，就是指那些最適合從事政府領導工作的個人或若干人，儘管他們也許不太懂得音樂或對其他事情不那麼在行。但是，同樣的政治問題仍沒能得到解決，即究竟誰最適合？是迪斯雷利最適合？還是格拉斯通最佳？托利黨人看中的是這位，輝格黨推舉的是那位。如果不讓大多數人來選擇，那麼究竟由誰來作最終的決定呢？
這裡，我們觸及所有的反民主理論的一個共同的核心問題，不管這些理論是來自貴族階層的遺老遺少，還是出自世襲諸侯的追隨者，或是來源於工聯主義、布爾什維克和社會主義者，這個核心問題就是暴力論。反民主的理論主張少數人有權使用暴力奪取國家權力，從而達到統治大多數人的目的。他們認為，這種做法有其道義上的理由，因為這些少數派真正理解統治的力量。評價某人是不是最佳人選，主要看他是否具有獨立的統治能力、指揮能力和號召力，看他是否具有敢於違背大多數人的意志奮勇向上，從而出人頭地，成為統治者的膽識和本領，如此等等。在暴力這個問題上，無論是法國工聯主義行動派理論，魯登道夫和希特勒的理論，還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理論，都具有驚人的一致性。
人們可以用不同的理由來駁斥這種理論，也可以根據個人的世界觀、宗教信仰提出有力的論據，作出各種不同的判斷和評價。在這個問題上幾乎無法達成統一的認識。我們也不可能逐一分析和解釋這些不同的觀點，因為這些觀點大都是無關緊要的。研究民主的基本觀點，對於我們分析這個問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少數人認為他們有權使用暴力，藉以成為高居他人之上的統治者。如果這一主張占據上風，就會造成永無休止的內戰。而內戰與我們如今實行的社會勞動分工是水火不相容的。現代的勞動分工經濟需要以持久的和平作為保障。如果我們面對著持續內戰和無休止的內部爭鬥，那麼我們就不得不將勞動分工倒退到至少以地區經濟為單位的水平，甚至倒退到以村鎮為單位的自給自足的經濟水平。也就是說，在商品輸入被切斷的情況下仍可以獨立維持食品供給。它意味著生產力的巨大倒退，也意味著地球只能養活現有總人口的一小部分。反民主的思想體系要使人們退回到中世紀的經濟秩序里去，每座城市、每個村寨，甚至每所獨立的住宅都是設防的堡壘，它們均可在緊急情況下實行自衛防禦。而且每個地區的經濟都必須儘可能地自給自足，以減少對其他地區的依賴。
民主主義者也同樣贊成讓那些最優秀的人來統治國家。但是他們主張：個人或某些人要想證明他們是合適的統治者，最好的方法是說服人民，使人民自覺自愿地把管理政府的任務交給他們，絕不能用武力迫使人民接受他們的要求。如果其能力、品行和諸如此類的條件和理由不足以說服人民，而且不足以贏得人民的信任，那麼他們就沒有理由抱怨人民沒有選舉他們，而是推選了一些其他的候選人。
毋庸諱言，現實生活中，那些背離自由主義的民主原則，依靠欺騙和誘惑上台掌權的現象是有的，而且為數不少。此外，還有一些聰明睿智的人，當發現自己的人民或全世界人民在通往毀滅的道路上徘徊，而他們此時又沒有力量說服人們接受其正確的思想，而允許他們採用的方法又不足以解決問題時，他們就會產生一種採取斷然措施、拯救全體人民非我莫屬的念頭。此時此刻，強人政治、暴力統治以及少數派掌權的獨裁主張就會冒頭，而且可以立即找到其支持者。但自由主義認為，暴力從來就不是解決危機問題的手段。少數人的專制獨裁永遠不會持久，即使他們成功地使大多數人相信了他們統治的必要性，或至少讓人相信他們的統治帶來的好處，其統治也不會持久。為了保住他們的統治地位，最終還是不得不使用暴力。
歷史給我們提供了肆無忌憚地使用武力政策不能長期維持統治的例子。這裡僅列舉一個最近發生的，也許是人們最為熟悉的例子，以便加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當布爾什維克奪取了俄國政權時，他們僅僅是人民中的少數派，其綱領也只得到了極少數俄國人民的贊同，大多數人對他們的土地社會化綱領並不感興趣。那些被布爾什維克稱為「貧農」的農民唯一想幹的事情是瓜分地主的土地。恰恰是這個由農民，而不是由馬克思主義領袖提出的土改綱領得到了貫徹實施。列寧和托洛茨基不但承認了農民的土改綱領，而且還將這一綱領變成了他們自己的綱領，藉以團結一切力量來保衛政權，保衛他們自己，藉以抵抗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干預與進攻。這一舉措使布爾什維克贏得了大多數俄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自實行土改以來，布爾什維克沒有以違背大多數居民的意願的方式，而以贊成和支持他們的方式實行統治。布爾什維克面前只有兩種選擇的可能性：要麼接受農民的土改綱領；要麼放棄政權。他們選擇了前者，因此保住了政權。第三種可能——以武力壓制廣大農民的意志，強行貫徹自己的綱領——是根本不存在的。布爾什維克同那些意志堅定、組織嚴密的少數派一樣，採用暴力成功地奪取了政權，並且已將其統治維持了一段時間。但從長遠觀點看，他們的政權也會與其他少數派掌握的政權一樣，不可能維持得太久。在俄國，形形色色的「白色」行動均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是因為這些行動違背了廣大俄國人民的意願。即使這種「白色」行動有一天終獲成功，其勝利者也必須尊重人民的意願，他不可能改變土改的既成事實，不可能把被剝奪的財產重新還給地主。
只有那些得到被統治者擁護的人才能長期執掌政權。誰要想按照他的意志統治世界，他就必須力求用智慧爭取統治權。那種違背人民的意願，企圖長期維持一個人民拒絕接受的制度的做法是絕對行不通的。那些企圖以戰爭的方式、使用暴力奪取政權的人，最終是註定要失敗的。暴力奪權、挑動戰爭，其後果與人民推舉的壞政府造成的不良後果相比較，前者造成的危害要遠遠大得多。違背人民的意志，同時又要他們感到幸福，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十 法西斯的批判
儘管自由主義思想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得到全面貫徹實施，但它卻在19世紀裡成功地使它的幾個最重要的原則得到了人們無可爭辯的認同。在1914年之前，即使那些最冥頑不化、最尖刻的反對者也不得不允許自由主義的一些原則發揮效力。俄國是自由主義的光芒照耀不到的地方，但沙皇專制政權在迫害它的反對派時，不得不顧忌歐洲自由主義者的輿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交戰國對其國內的反對派無論多麼殘酷無情，但它們在鎮壓對手時也不得不作出某種程度的節制。
但是，當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掌握政權後，他們便認為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於是，他們立刻拋棄了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最後一絲顧忌。這些第三國際的政黨在鬥爭中為達到其目的，無所不用其極。凡是沒有表示無條件贊成他們的觀點，凡是沒有聲明他們唯一正確並敢於同他們爭長論短的人，均要被判處死刑，第三國際毫不遲疑地將他們及其家屬，甚至未成年的孩子統統斬盡殺絕。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第三國際的統治區域之內以及在他們的勢力所能及的地方。
毫無顧忌地滅絕反對派，以執行公務的名義進行謀殺。第三國際的這些所作所為引起了一場抵抗運動。除共產黨以外，自由主義的反對派們如夢初醒，他們直到此時一直相信，即使與一個他們最痛恨的敵人作鬥爭也應當顧忌自由主義的某些原則，不論他們多麼不情願，但也不得不將諸如謀殺之類的手段從他們的戰鬥綱領中刪掉。他們在對撰寫敵對文章以及發表不同言論的人進行迫害和壓制的時候，不得不有所收斂，有所限制。現在他們總算看清楚了，眼前的對手不留情面，無所不用其極。第三國際的敵人——軍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覺得他們自己受了自由主義的欺騙。他們認為：之所以無法對革命黨施加打擊，就是因為自由主義者礙手礙腳。假如沒有自由主義的阻礙，他們早就把革命運動的萌芽淹沒在血泊之中了。他們一再後悔地說，正是由於這種忍讓，這種多餘的顧忌，才使革命的思想得以擴散，得以發展。他們還認為，自由主義的原則削弱了他們的力量，假如幾年前就想到對革命運動的任何企圖均實施無情鎮壓，那麼第三國際就不會取得自1917年以來的這些成功。如果真要打起來，他們自己就是最好的槍手和熟練的刀劍手。與第三國際的殺手相比，他們覺得自己毫不遜色。
這種反對第三國際的運動一般被稱為法西斯主義運動。在眾多的國家之中，義大利的法西斯運動組織最為嚴密，來勢最為兇猛。法西斯運動的基本思想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反對第三國際的鬥爭中，他們要像其對手一樣，採用同樣的手段，無情地消滅對手。第三國際對待它的敵人以及敵對思想所採取的滅絕手段與衛生員消滅細菌一樣。在鬥爭中，任何條約和協議對自己均無絲毫的約束力，可以撒彌天大謊，可以造謠中傷，甚至允許犯罪作惡。法西斯主義者也將照搬並實行這一套鬥爭方法。他們之所以還沒有完全擺脫某些對自由主義觀點的顧忌，之所以尚未完全背離某些傳統的道德準則，那是因為他們的運動是一場群眾運動，他們尚不能將群眾頭腦中對幾個世紀以來文明發展的記憶一下子全部清除殆盡。此外，還因為義大利人與烏拉爾山脈兩邊的野蠻民族的文明程度不同，烏拉爾山脈兩側的民族，就其文明程度而言，無異於森林或沙漠之中的強盜，他們不斷地對文明國家進行搶劫和掠奪，藉以獲取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這些區別使法西斯主義者不能像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分子那樣行事，不可能完全擺脫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只有當蘇維埃的追隨者進行新的謀殺，犯下新的暴行，造成新的刺激時，德國人和義大利人才會擺脫傳統的法律和道德的制約，進而採取針鋒相對的、流血的敵對行動。法西斯分子以及與法西斯相似的政黨所作所為是由於對布爾什維克分子和共產黨行為的憤怒而引起的反應和衝動行為。如果這種憤怒逐漸平息，那麼法西斯的政策就會逐漸進入較溫和的軌道，而且預計還將日趨溫和。
傳統的自由主義觀念深入人心，其影響力是造成這種溫和的事態發展的原因。但是，無論這種溫和的趨勢發展得多快，走得多遠，我們都不能無視這一事實，即右翼政黨向法西斯政黨過渡的策略表明，它們已在反對自由主義的鬥爭中獲益匪淺，而這一事實在不久前人們都還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相當多的人贊同法西斯分子所作所為。究其原因，雖然法西斯政黨的經濟、政治綱領是反自由主義的，其政策是干預主義的，但它還遠沒發展到推行一種毫無意義的、毫無節制的毀滅性政策的地步，它也沒有像共產黨那樣被打上人類文明的最兇惡敵人的標記。有許多人已經清楚地看到了法西斯經濟政策所帶來的種種禍害，但他們都認為，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蘇維埃主義造成的禍害相比，法西斯的禍害至少要小一些。大多數公開或暗地的追隨者以及欽佩者正在為法西斯的迅速崛起而歡呼雀躍。
毋庸置疑，在武力進攻面前，人們必須用武力保衛自己。在使用武器對付布爾什維克的武器時，如果殺戮弱者或無辜，那就大錯特錯了。自由主義者從不贊成這種行為。自由主義的策略與法西斯主義的策略這兩者之間的區別不在使用武器來抵禦武裝進犯方面，而是對暴力在權力鬥爭中的作用的基本估計上。法西斯主義的對內政策即將造成的最大危害是篤信暴力的決定性作用。它認為，要想謀取勝利，必須持久地使用暴力來貫徹其主張，這是他們的最高準則。如果法西斯的對手們也懷著同樣的取勝心理，採用同樣的暴力手段，那麼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呢？那就會導致內戰和戰亂，最終強者稱霸。久而久之，那些少數派——其中也不乏精明幹練、能力很強的人才——將無力抗禦多數派的攻擊。如何將他們的政黨變成多數派？這是一個決定性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純粹的精神、智力問題，這個問題只能用思想的武器去解決，永遠不可能用暴力手段去解決。若想使自己的事業贏得支持者和追隨者，僅靠武力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說，赤裸裸的暴力手段不可能贏得公眾，使用這種手段的人是註定要失敗的。
公眾對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卑劣行徑的普遍憤慨，使法西斯主義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如今，法西斯主義真可謂是凱歌高奏。然而，如果有一天布爾什維克的暴行給人們的新鮮印象逐漸被人淡忘的話，社會主義的綱領仍然會在廣大群眾中產生新的吸引力。到那時，法西斯主義者除了對社會主義思想及其傳播者進行壓制和迫害之外，別無他法。假如法西斯真想同社會主義作鬥爭，那麼它必須使用思想鬥爭這一武器，而與社會主義作鬥爭唯一有效的思想武器就是自由主義。
人們常言，要想促成一個事業，其最好的方法莫過於為它製造幾名烈士或殉道者。這話雖然不錯，但仍不太確切。真正讓受迫害、受壓制的人們強大起來的方法不是讓他們以殉道者為榜樣慷慨赴義，而是使用武力去鎮壓他們。武力鎮壓與運用思想武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其效果恰恰相反。武力鎮壓往往是自身虛弱和無能的表現，因為他們拿不出比對方更好、更富有成果的思想武器。這一根本性的錯誤最終將會導致法西斯主義在一些國家的勝利僅僅是圍繞著私有財產問題的一系列長期鬥爭中的一個偶然事件或一個插曲。下一個插曲將是共產主義的勝利，但是，最終決定鬥爭勝負的不是武器，而是人的思想。正確的思想可以將人們組織起來，告訴他們應該用手中的武器向誰開火，為誰而戰。人的思想是決定鬥爭勝負的唯一武器。
關於法西斯主義對內政策及其方針的論述就到此為止。法西斯主義篤信武力的外交政策將在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引起一系列毫無休止的戰爭，從而將全部現代文明毀於一旦。這一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我們無須對此作進一步闡述。保障當代經濟和文化的持續發展，需要人們維護各國人民之間的和睦與和平。那種篤信武力，企圖採用暴力侵犯別國人民，進而獨霸世界的意識形態一旦統治了人民的頭腦，各國人民之間的和平就會無法實現。
不可否認的是，法西斯主義及其類似的獨裁努力完全是出於一種最良好的願望，它此時介入了歐洲的生活，是為了拯救歐洲的文明。法西斯主義在這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將永遠載入史冊。但是這種政策並非能保證長期取勝的良策。它僅僅是一種符合眼前利益的權宜之計，任何超出這一範圍的過高估價都是極其錯誤的。
十一 政府作用的極限
自由主義認為，國家機器的任務只有一個，這就是保護人身安全和健康；保護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抵禦任何暴力侵犯和侵略。一切超出這一職能範圍的政府行為都是罪惡。一個不履行自己的職責，而去侵犯生命、健康，侵犯自由和私有財產的政府，必然是一個很壞的政府。
然而，雅各布·伯克哈特卻認為，權力本身就是個壞東西，不論誰行使它都不會有好的結果。權力會導致濫用。不但那些獨裁君主和貴族濫用權力，而且黎民百姓也很容易出現越軌行為，他們也會濫用民主政治體制賦予他們的權力。
美國禁止從事酒精飲料的生產和貿易。雖然其他國家還沒有像美國那樣對酒精飲料採取嚴格的限制，但幾乎所有的國家都禁止鴉片、古柯鹼以及一些類似毒品的銷售。人們普遍認為，禁毒緝毒是國家立法和行政部門保護個人的一個重要職責。甚至連那些反對擴大政府職能範圍的人也覺得，國家在這方面採取限制個人自由的措施是完全正確的。只有那些失去理智的教條主義者才會反對這種禁令。國家在這一方面干預個人生活的舉措得到了廣泛認同，甚至連徹底的自由主義反對派也引經據典地論證實行這種禁令的必要性，而且由此推論出個人的全面自由是個罪惡的結論。因此，他們還認為，國家有必要對個人自由實行約束和限制。但是，問題不在於政府是否應當限制個人自由，而在於這種限制究竟要達到什麼程度為止？
所有的毒品都有害於人身健康，這是顯而易見的。關於飲用少量酒精和濫用酒精對人身健康的危害程度的爭論，也不是本書研究的範圍。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酒精、古柯鹼、嗎啡是危害人們生活、健康、工作和消遣的最危險、最可怕的敵人。所以功利主義者把消費毒品稱為罪惡的習慣。但這還遠遠不能證明國家是否必須採用禁止貿易的手段來壓制這種罪惡的習慣，它既未證明國家干預是不是抵制這種罪惡的最適合、最有效的手段，也沒說明假如國家的干預獲得成功，是否還會帶來比酒精和嗎啡更危險、更惡劣的其他後果。
對於那些了解吸食毒品以及過量吸食毒品的嚴重後果的人而言，即使國家不限制毒品的生產和貿易，他們也不會消費毒品，他們仍會過著節制有度的生活。但問題在於，是否應當由國家採取措施，迫使那些不願意或缺乏足夠克制力的人也過上一種節制有度的生活？我們認為，這個問題不應當由那些有理智而且認識到酒精、嗎啡和古柯鹼的危害性的人來回答。這是因為：大多數居民如果擁有規定少數人的生活方式的權利，那麼他們就永遠不可能阻止毒品泛濫。人們難免會問：為什麼不禁止諸如尼古丁之類的毒品呢？為什麼國家不規定食品的消費種類？為什麼國家不明文規定哪種食品可以食用，哪些食品對人體有害，必須禁止食用？同樣，在體育運動方面，也有許多人愛干一些力所不及的事情，為什麼國家不干預？性生活也如此，在現實生活中，只有極少數人的性生活是節制有度的，讓那些年老體衰的人停止性生活，或讓他們至少在這方面節制一些則顯得尤為困難。國家是否在這方面也應採取干預措施呢？許多人還談到，那些不良文章和讀物的危害比所有的毒品都大得多，難道還要繼續聽任那些迎合人們低級下流的本能、毒害人們靈魂的出版物暢行無阻嗎？難道應當讓那些傷風敗俗的圖片繼續泛濫，讓那些骯髒的話劇繼續上演嗎？一言以蔽之，難道還要讓那些誘導人們不道德的東西招搖過市嗎？難道還要允許那些謾罵的話語和誹謗的文章來葬送人們對上帝和教會的敬畏嗎？我們明顯看到，一旦我們放棄了不允許國家機器干涉任何私人生活的原則立場，那麼國家勢必會對個人生活的每個細節制定規則，實行限制。個人自由就會因此被剝奪，個人就會變成集體的奴隸，成為多數人的奴僕。人們不難想像，如此之大的權力，一旦它被居心不良的當權者濫用，會導致多麼惡劣的後果。這種權力即使被那些品德高尚的人掌握，也會使世界變成一個鬼神的墓地。人類的進步大都是通過以下方式實現的：即從一小部分人偏離大多數人的思想和生活習慣開始，直到他們的行為最終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和接受，從而形成了人的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將權力賦予多數人，讓他們規定少數人可以想什麼，可以談什麼，可以做什麼，那麼，人類的一切進步都會就此中止。
人們並不否認，禁止嗎啡一類的毒品與反對「不良書刊」是兩種迥然不同的事物。其區別在於，前者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和擁護，後者則不然。美利堅合眾國的方法論者和基礎論者正是趁開展禁止酒精運動之機開始了他們迫害進化論者的行動，在美國的一些州，他們成功地將達爾文主義者逐出學校的大門。蘇維埃俄國則壓制任何言論自由。一本書能否出版，完全取決於那些既無教養又無文化的狂熱分子的主觀臆斷，這些人充斥了政府領導部門，他們大權在握，說一不二。
當代人有一種唯命是從的傾向，只要某事不合心愿，就指望上級頒布禁令。雖然他們並不完全贊同禁令的全部內容，但也樂於貫徹執行，不敢越雷池半步。這些事實表明，奴性意識根深蒂固。要想將奴僕意識轉變成公民意識，需要人們進行長期的自我教育。一個自由的人應當容忍他人想其之不想，為其之不為。應該克服那種只要是他覺得不妥當事情就打電話報警的習慣。
十二 寬容
自由主義完全是一種關於人類生活以及人類相互合作與交往的學說。宗教王國則是超脫塵世的。自由主義與宗教這兩者可以互不干擾地並存下去。如果兩者之間發生了衝突，責任不在自由主義一方。因為自由主義既未超出自己的領域，又未侵入信仰和世界觀的範疇。但是，自由主義認為教會是一個政治權勢集團，教會不但要調整人與來世之間的關係，而且還力圖按照他們的觀點來安排塵世間的事情。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的衝突在所難免。
自由主義在與教會的衝突中獲得了巨大勝利，教會不得不永遠地放棄了數千年來一直牢牢掌握在其手中的權力。如今，焚燒異教徒的火刑，宗教法庭的迫害以及宗教戰爭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今天的人們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居然曾經有人把那些在空空的四壁之內虔誠地為自己的信仰禱告的人拖上法庭，監禁、拷打，甚至施以火刑將其活活燒死。雖然如今再也沒有人去點燃焚燒異教徒的火刑柴堆，但那些不寬容的現象卻比比皆是。
自由主義毫不妥協地反對任何不寬容的行為。如果人們在人類的和平合作中發現了社會發展的目標，他們就不會容忍牧師和宗教狂破壞和干擾和平。自由主義聲明，它對每一種宗教信仰以及每一種世界觀均持寬容態度。自由主義之所以這樣做，並不是因為它對這些「高級玩意兒」抱著無關緊要、漠然置之的態度，而是因為它堅信：保障社會內部的和平與和諧是高於一切的頭等大事。自由主義主張容忍一切不同的意見，容忍所有的教會與教派，同時，自由主義者也要求這些人約束自己的行為，避免一切不容忍其他人或其他教派的現象和越軌行為。教會甚至提出了由它來包攬青少年的學習和教育的要求，在一個以和平合作為基礎的社會制度里，教會的這一要求是非分的，因此也是不可能滿足的。自由主義認為，在信徒自願的前提之下，教會可以做它想做的一切事情，保留一切它應當擁有的權利。但是，絕不允許教會強迫那些不願與它發生任何關係的人服從它的意旨。
自由主義的這些基本原則在教會及其信徒中引起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仇視心理。實際上，這些原則雖然使教會無法利用自己的力量，或藉助國家機器的力量迫使人們皈依它們，但它在另一方面也保護了教會，使它避免了來自其他教會及教派的強制宣傳和干預。自由主義拿走了教會的一部分權力，但從另一方面卻還給它了另一部分權力。即使那些狂熱的宗教信徒也不得不承認，自由主義並沒有剝奪他們信仰中的任何東西。
那些在某一地區占據上風，並且樂而不疲地迫害異教徒的教派也紛紛要求在其勢力所不及，或仍處在少數派地位的地區多一點寬容。它們的這種要求與自由主義主張的寬容毫無共同之處。自由主義主張寬容是出於原則，而不是為了投機。它要求人們對那些毫無意義的理論、學說，對那些荒唐可笑的假教義以及對那些天真愚笨的迷信持寬容態度，即使對那些它認為有害社會、使人墮落的學說或看法，人們也應予以容忍。自由主義主張寬容，並不是因為它贊成這些學說的內容，而是基於它對寬容的認識。自由主義認為：只有寬容才能創造並保障社會的和平與和諧；沒有和平，人類就會倒退到很久以前的野蠻和貧困時代。
自由主義利用思想武器反對愚昧和無知，反對謬誤和邪惡，而不是採用野蠻的暴力和壓制手段。
十三 國家與反社會的行為
國家是一部強制和鎮壓機器。它的這一功能既適用於「值夜班的國家」，也同樣是其他類型的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特性。一切與國家有關的事物都與強制和暴力密切相關。鎮壓一切危害社會的行為是國家的主要職責。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除上述職能之外，國家還擁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
講求實際、富有邏輯性的羅馬人在一束木棒中插一把大斧作為國家權力的象徵。自命為哲學的晦澀的神秘主義為了掩蓋事情的真相，誇大國家的功能，他們在近現代對國家的吹捧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謝林認為：國家是絕對生活的最直觀、最明晰的圖像，是至高無上的世界靈魂顯示的一個階段，國家為其存在而存在，國家的作用就是為了保護其存在這一核心。黑格爾認為：國家是絕對理性的體現，客觀精神只有在國家中才能得以實現。國家是向有機現實前進的一種合乎道德的精神，是現實和道德思想的一種公開的、明晰的物質意志的體現。在神化和崇拜國家方面，唯心主義哲學的徒子徒孫們比其先師更有過之。他們深受這種學說的誘激，其言論越來越遠地背離了真理。例如，尼采把國家稱之為一切龐然大物中最冷酷的龐然大物。其實，國家既不冷，也不熱，它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在國家這一概念的名義下，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在操縱著國家機器，處理政府事務。一切國家行為都是人的行為，人為的弊端給人造成了痛苦。維護社會的這一目標使國家機關的行為具有合法性，但由此帶來的弊端並不因其合法性而不能稱其為弊端，深受其害的人最能感受到弊端的存在。
與人為惡的人，不但給他人造成不幸，而且也損害了他自己。沒有什麼東西比法律的貧乏給人們造成的損害更大了。黎民百姓心中充滿了恐懼感、奴役感和奉承心態，而統治者和他們的聽差們則充滿了自信、自負和驕傲自大感。這兩種心態都是社會生活的毒素。
自由主義試圖消除國家官員與公民兩者之間的關係中存在的毒素。自由主義者並沒有亦步亦趨地跟在浪漫主義者身後去庇護那些違法亂紀的反社會行為，也不願學他們那樣去控訴法官和警察，控訴社會制度的不公正問題。自由主義者堅信：國家權力和刑事法庭是社會在任何情況下都須臾不可缺少的機構。但是，他們還認為：刑罰的目的只有一個，即盡最大可能地制止和排除危害社會的行為。刑事處罰不應當成為報復和復仇的工具。犯罪作惡的人應該落入法網，受到法律制裁，但他們不應當成為法官、警察以及某些有私刑拷打欲的民眾發泄其仇恨，滿足其虐待欲的對象。
建立在「國家」的合法性基礎之上的強制暴力的最惡劣表現是：為了達到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的目的，持續不斷地壓制那些萌芽之中的新生事物。人類社會離不開國家機構。但是，人類社會的一切進步都不得不在克服了國家以及國家的強制暴力的阻礙之後才能得以實現。毫不奇怪，所有給人類帶來新思想的人都對國家和法律沒有好感。為此，他們受到了那些不可救藥的國家神秘主義者和國家主義的崇拜者的責難和抱怨。儘管自由主義不一定贊同這些人的「新思想」，但它卻能理解他們。如果他們的政治傾向超出了自由主義可以理解的範圍，譬如他們過於誇大個人權利，甚至反對國家、拒絕國家，那麼，自由主義就會反對他們的做法。自由主義認為：暴力反抗是打破少數人壓迫大多數人這一局面的最後手段，藉助其思想獲得政權的少數人必須始終如一地致力於利用思想的力量使自己變成多數。國家在行使其權力時必須保障個人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的充分自由。公民的權利不能被限制在這樣的範圍之內，即當他們的想法與操縱國家機器的那些人的想法不一致時，他們只有一個選擇：要麼服從，要麼摧毀國家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