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憲章 · 後記：我為什麼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

自古以來，自由的忠實的朋友總是罕見的，它的成功總得力於少數人。他們憑藉與那些目標和自己不同的援軍聯合而獲勝；而這種總是很危險的聯盟，由於給予對手以正當的反對理由，有時候是災難性的。[1] ——阿克頓爵士 1.當大多數被認為是進步性的運動都擁護對個人自由的進一步侵犯的時候，[2]那些珍惜自由的人可能會不遺餘力地投身於反抗運動之中。在這裡他們發現自己很多時候和那些習慣於反抗變化的人站在一邊。在現實政治方面他們除了支持保守的政黨之外通常別無選擇。然而，我試圖界定的立場經常也被說成是「保守主義的」，但它和傳統的保守主義差別很大。在這種含混不清的關係中存在著危險；也正是這種含混不清的關係把自由鬥士和真正的保守主義都帶到一起來共同反抗發展，因為發展同樣地威脅到它們不同的理想。鑒於此，把我們在這裡所持的立場和歷來（也許更恰當地）被當作保守主義的立場，進行清楚地區分是有重要意義的。 嚴格意義上的保守主義是對劇烈變化的一種合理的、可能是必要的、並且理所當然廣為流傳的反對態度。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的一百五十年時間裡，它在歐洲政治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在社會主義興起之前，它的對立面一直是自由主義。在美國歷史上沒有任何和這對矛盾相對應的東西，因為在歐洲被稱作「自由主義」的東西在這裡是美國政體所賴以建立的共同傳統：因而美國傳統的捍衛者便是歐洲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3]這種業已存在的混亂被最近向美國移植歐洲類型的保守主義的企圖弄得更加糟糕；歐洲類型的保守主義由於和美國傳統相距甚遠，具有某些奇怪的特徵。在這之前一些時候，美國的激進分子和社會主義者已開始稱自己為「自由主義者」。但是現在，在我論述我所堅持並且相信與真正的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樣區別很大的立場時，我仍將繼續稱它為自由主義的。然而，請允許我馬上說一句，我這樣作的時候心中滿是顧慮，在以後的篇幅里我不得不考慮什麼是自由黨的最合適的稱謂。其原因不僅是因為在美國「自由主義的」一詞是今天經常發生的誤解的原因，而且因為在歐洲占主導地位的理性主義的自由主義，很久以來一直是社會主義的開路先鋒之一。 請讓我現在說明，反對據我認為任何有資格被如此稱呼的保守主義的最有決定性的理由。這就是它天生不能為我們正在前進的方向提供另外一種選擇的可能。它可以做到通過對當時趨勢的反抗成功地使不期望的發展緩慢下來，但是，因為它不提示另一個發展方向，所以它不能制止這種不期望的發展持續下去。因為這個原因，保守主義的命運永遠是被拖在一個不是由自己選擇的道路上。在保守主義者和進步論者之間的拔河比賽只能影響到當時發展的速度，而不是方向。然而，雖然有「在前進的車輪上安裝一個剎車」[4]的需要，但我個人不滿足於僅僅有助於使用一個剎車。自由主義者要問的問題，首先不是我們應該行駛多快或多遠，而是我們應該駛向哪兒。事實上，它與今天的集體主義激進分子之間的差別比他與保守主義者之間的差別更大。後者一般只是持有一種對時代偏見的溫和、中庸的解釋，而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則必須更堅定地反對大多數保守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共同堅持的一些基本概念。 2.通常用來展現這三黨相對位置的圖示未能說明它們之間的真正關係，相反更使其模糊不清。它們通常被認為是在一條線上，而具有不同的位置，社會主義者在左，保守主義者在右，自由主義者在中間的某個地方。沒有什麼東西比這更容易誤導了。如果我們需要一個圖示，把它們安置在一個三角形內會更加合適，保守分子占領一角，社會主義者拉向第二個角，自由主義者則拉向第三個。但是，因為社會主義者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能夠更賣力地，向自己的那個方向拉，所以保守分子傾向於跟從社會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的方向，並且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接受了那些由激進的宣傳而備受重視的觀念。和社會主義妥協並搶先實踐其理想的人一般都是保守主義者。保守主義者是中間路線[5]的倡導者，他們沒有自己的目標，由一個信念引導，那就是，真理必定位於兩個極端之間的某個地方——結果是，每次任何一邊出現一個更加激進的變動，他們都改變其位置。 所以，能夠正確無誤地被描述為保守的立場在任何時候都取決於現存趨勢的方向。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發展大體上是沿著社會主義的方向的，因此保守分子和自由主義者都主要熱衷於阻止那個發展。但是自由主義的主要之點是要走向另外的地方，而不是靜止不動。雖然今天正好相反的印象可能有時候由以下事實引起，那就是曾有一段時間自由主義更加廣泛地為人接受，它的一些目標接近於被實現，但是它從來不是一個朝後看的學說。從來沒有一個時候自由主義的理想被完全實現，也從來沒有一個時候自由主義不盼望制度的進一步改善。自由主義者不反對進化和變遷；在自發的變化被政府控制所遏止的地方，它要求大幅度改變政府政策。就當代的許多政府的行為而言，現今的世界上沒有理由讓自由主義者保持事物現狀。事實上，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世界上大多數地區最迫切需要的是徹底掃除自由成長的障礙。 在美國，通過維護由來已久的制度而維護個人自由仍然是可能的，但絕不能由於這個事實而模糊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的區別。對自由主義者來說，這些制度值得珍惜主要不是因為它們由來已久，或者因為它們是美國的，而是因為它們符合他所珍愛的理想。 3.在一些主要論點上，自由主義的看法和保守主義尖銳對立。在闡述這些之前，我應該強調一下，自由主義者可能利用優勢已經從一些保守主義的思想家著作中汲取了營養。他們對自發成長出來的制度的價值情有獨鍾，並很虔誠地進行研究，我們由此得到（至少在經濟學領域之外的）一些深刻見解，而這些實在有助於我們理解一個自由社會。下面這些人，比如柯爾律治、波拿得（Bonald）、梅斯特（De Maistre）、繆澤爾（Justus），或者柯特（Donoso Cortès），不管在政治中如何反動，但他們的確顯不出了對自發成長的制度的意義的理解，比如語言、法律、道德和規範，這些東西是現代科學方法的先行者，並且自由主義者也從它們中獲益不淺。但是保守主義者對自由成長的景仰通常只適用於過去。對於人類奮鬥的新工具將從中出現的、同樣未經事先安排的變化，他們特別缺少歡迎的勇氣。 這就把我帶到了保守和自由兩種傾向明顯相異的第一點上來。正如保守主義的作家經常承認的一樣，保守觀點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對變化的恐懼，對新事物懷有憂心忡忡式的不信任；[6]而自由主義的立場建立在勇氣和信心的基礎之上，基於有充分準備讓變化沿著自己的道路發展，即使我們不能預見它將導向哪裡。如果保守主義者僅只是不喜歡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太快的變化，那也就沒有太多可反對的了；在這裡贊成謹慎行事和緩慢的過程的理由實在是很充分的。但是保守主義者傾向於使用政府的權力來阻止變化或限制它的發展速度，以迎合更加膽小怕事者的那一套。在展望未來時，他們缺乏對自發調節力量的信心；然而正是這種力量使自由主義者毫不猶豫地接受變化，即使他不知道怎樣促成這種調節。的確，尤其是在經濟領域，假定市場的調節力量將會通過某種方式導致必要的調整，這恰恰是自由主義觀點的一部分，雖然沒有人能預言在具體條件下這種力量將會怎麼做到這一點。人們沒有能力想像某些必要的平衡，比如供給與需求、出口與進口等，是怎樣在沒有有意的管理控制的情況下實現的。這種情況比任何單個因素都更能促使他們經常地不情願讓市場自行運作。保守主義者只有在他確信有某種更高的智慧在觀察和監視變化時，只有在他知道有某種權威負責使變化「有秩序」時，才感到安全和滿足。 這種對信任不受控制之社會力量的恐懼和保守主義的其他兩個特徵緊密相連：偏愛權威和缺乏對經濟力量的理解。因為它不信任抽象的理論和普遍的原理，[7]所以它既不理解那些自由政策建立於其上的自發力量，也不擁有一個基礎以闡述政策的原則。在保守主義者看來，秩序是權威經常照管的結果，為這個目的，權威必須被允許做特定情況所要求的一切，而不受生硬的規則所約束。遵守原則以理解那種使社會中的各種努力互相協調的一般性力量為前提，但是保守主義者卻明顯缺少這樣一個社會理論，尤其是經濟機制的理論。保守主義在創造一個關於社會秩序是怎樣保持的總的概念方面如此無能為力，以至於它的現代信徒們在嘗試構建一個理論基礎時，總發現自己過分求助於那些把自己當作自由主義者的作家。麥考利、托克維爾、阿克頓勳爵和萊基不用說都認為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並且這也是公正的；即使伯克，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仍是一個老輝格派，如想到被人當作一名托利黨，大概會感到毛骨悚然。 還是讓我們回到主要論點上來，這就是保守主義分子所特有的對現有權威行為的滿意，並且他們主要關注於這種權威不應受削弱，而不是對這種權威要加以限制。這和維護自由是難以一致的。大體上可以說，只要強制和專斷權力用於保守主義者認為是正確的目的，保守主義者不會去反對。他相信如果政府掌握在正人君子的手中，它便不應該被太多僵死的規則所約束。因為他本質上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沒有原則，所以其主要希望必然是智者和好人進行統治——不僅僅像我們都希望的一樣，通過他們的榜樣，而是通過授予他們且由他們強制實施的權力來統治。[8]像社會主義者一樣，保守主義者對怎樣限制政府權力問題較少關心，更多考慮的是誰去行使它；另外，像社會主義者一樣，保守主義者認為自己有權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於人。 當我說保守主義者缺乏原則的時候，我不是指他們缺乏道德信念。典型的保守主義者通常實際上是道德觀念很強的人。我的意思是他沒有一種政治原則，使他能夠和道德價值與自己迥異的人一起為一個政治秩序工作；並且在這種秩序中，他們都能遵循自己的信念。正是對這種允許不同價值體系和平共處的原則的認識，使得建立一個最小限度地使用武力的和平社會成為可能。接受這些原則意味著我們同意容忍許多我們不喜歡的東西。保守主義有許多價值觀念比社會主義更引起我的興趣；然而對一個自由主義者來說，他個人賦予特殊目的的重要性不是強迫他人服務於那些目的的充分理由。我幾乎不懷疑，我的一些保守主義的朋友們將會被在他們看來我在本書的第三部分對某些現代觀點所作的「妥協」而震驚。但是，雖然我可能和他們一樣不喜歡一些有關的具體措施，並可能會反對它們，然而我不知道有任何一個能夠援引的普遍原則，來勸說那些觀點不同的人相信，那些措施在我們雙方都想往的這種類型的社會裡是不允許的。和他人在一起成功地生活和工作需要的不僅是對自己的具體目標的忠實。它要求理性地信奉一種秩序，在這種秩序里，即使在那些對某一個人來說是根本性的問題上，其他人也應該被允許去追求不同的目標。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對自由主義者來說，道德和宗教的理想都不是強制的適當對象，然而保守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未認識到這種限制。有時候我感覺到，把自由主義同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區別開來的最明顯特徵是這個看法：有關並不直接冒犯他人受保護之領域的行為的道德信條不能為強制提供合理根據。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那些改過自新的社會主義者在保守主義的群體比在自由主義的群體中找到精神的家園要容易得多。 最後，保守主義立場建立在下列信念上：在任何社會裡總有一些明顯優秀的人，他們與生俱來的標準、價值和地位應該得到保護，他們比其他人在公共事務方面應該有更大的影響。自由主義者當然不否認有一些較他人優秀者存在——他不是一個主張人人平等的人——但他否定任何人有權威決定誰是這些優秀的人。保守主義者傾向於捍衛一種特殊的、現存的等級制度，並且希望權威去保護那些他所重視的人的身份，而自由主義者卻認為，任何對現存價值的尊重都不能為出於庇護這些人不受經濟變化力量的影響的目的而訴諸特權、壟斷權以及任何其他國家強制力量提供正當理由。雖然自由主義者充分認識到文化和精神方面的精英人物在文明進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同時又相信，這些精英分子必須通過在應用於所有其他人的相同規則之下保持自己的位置的能力來證明自己。 和這緊密相連的是保守主義對民主的一般觀點。在這之前，我已經很清楚地闡明，我不把多數決定原則當作一個目的，而僅看作是手段，或者甚至看作是我們不得不從中選擇的許多政府形式中危害最輕的一個。但是我相信，當保守主義者把我們時代的罪惡歸責於民主的時候，他們在自己欺騙自己。最大的罪惡是未受到限制的政府，並且任何人都沒有資格行使無限的權力。[9]現代民主所擁有的權力在一小撮精英人物手中會變得更加不可容忍。 人們普遍公認，只有當權力由多數人決定的時候，對政府權力的進一步限制才認為沒有必要。在這個意義上，民主和未受限制的政府是相連的。但是，要反對的是未受限制的政府，而不是民主。我不明白為什麼人們不應該去學會限制多數人統治的範圍，像對其他任何政府形式一樣。不管怎樣，民主作為一種和平變革和政治教育方法，其優勢和其他任何政治體制相比起來都顯得如此明顯，以至於我對保守主義反民主的傾向毫不同情。在我看來根本問題不在於誰統治，而是政府有權去做什麼。 保守主義者反對太多的政府控制不是一個原則問題。而涉及的是政府的特殊目的，這一點在經濟領域被清楚地顯示出來。在工業領域，保守主義者通常都反對集體主義和行政指令方法，這點上自由主義者在他們中間經常能找到盟友。但是同時，保守主義者通常是保護主義者，在農業方面總是支持社會主義者的方法。實際上，雖然今天仍然存在於工業和商業上的限制主要是社會主義者觀點的結果，但農業上同等重要的限制通常是由保守主義者在更早的年代引入的。另外，許多保守主義的領導人在設法使自由企業喪失信譽方面，和社會主義者是爭先恐後的。[10] 4.我已經指出了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在純粹思想領域內的區別所在，但是我必須再回到這些點上，因為這裡獨特的保守態度不僅是保守主義的一個嚴重弱點，並且會給和它結盟的任何事業造成傷害。保守主義者本能地感到新思想比任何其他東西更能引起變化。但是，正是根據這種觀點保守主義害怕新思想，因為它沒有自己特有的原則去反對它們；另外，由於對理論的不信任和對除了經驗已經證明的東西之外的一切缺乏想像力，它使自己失去了在思想鬥爭中不可或缺的武器。和自由主義十分相信思想的長期性的力量不同，保守主義受到從某個時候承繼下來的思想的束縛。並且，因為它並不真正相信爭論的力量，它最後的一招通常是採取聲稱自己有超常智慧，而這種智慧是根據其超常的特性自認為能夠獲得的。 這種區別在兩種傳統對待知識發展的不同態度上表現最明顯。雖然自由主義者當然不認為所有變化都是進步，但是他把知識發展看作為是人類奮鬥的主要目標之一，期望從中能得到逐步解決我們希望能解決的那些問題和困難的方法。自由主義者偏愛新事物不僅因為它是新的，他認識到人類新的創造物是其成就的本質；他有準備容忍新知識，不管他是否喜歡其立即可見的後果。 我個人認為，保守觀點最不能接受的特徵是它喜歡反對業已論證詳實的新知識，因為它不喜歡似乎是隨之而來的一些後果——或者不客氣地說，就是它的反啟蒙主義。我不否認，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也會追求時尚和時髦，我們有很多理由要在接受他們從最新的理論中抽取的結論時做到小心謹慎。但是，我們克制行動的理由本身應該是理性的，必須和我們惋惜新理論干擾我們所珍惜的信念的情感分開。有一些人比如說，之所以反對進化論或者所謂對生命現象的「機械」的解釋，僅僅因為某些道德後果一開始就好像會隨之而來，對這些人我不會費神去評論；對那些認為提出某些問題就是不敬和不虔誠的人，我更加缺少耐心。保守主義者拒絕面對事實，這只會削弱他自己的立場。通常，理性主義觀點能從新科學認識中得出的結論，是保守主義觀點從中得不出來的。只有積極地參與對新發現的後果的研究，我們才能清楚它們是否適合於我們的世界圖像；如果適合，又是怎樣適合的。如果我們的道德信念確實是建立在被證明為不正確的事實假設之上，那麼以拒絕承認事實的方法捍衛它們很難認為是符合道德的。 和保守主義對新奇事物的不信任相連的是它對國際主義的仇視和對嚴格的民族主義的好感，這是它在思想鬥爭中另一弱點的來源。它不能改變這個事實，即正在改變我們文明的思想是沒有邊界的。但是，拒絕使自己熟悉新思想只是剝奪了自己在必要時有效地反擊這些思想的力量。思想的成長是一個國際性的過程，只有那些充分參加討論的人才能夠施加有意義的影響。說某個觀念不是美國的、不是英國的，或者不是德國的，這並不是有意義的爭論，一個錯誤的或者是謬誤的理想也不因為由我們的一個愛國者想出來而變得更好。 關於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密切聯繫有很多其他的東西可說，但是我將不再去討論這一點，因為有人可能會覺得，我個人的立場使我不能同情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我想補充說，正是這種民族主義的偏見經常提供保守主義轉變成集體主義的途徑：根據「我們的」工業或資源這樣的措辭來思考問題，這與要求國有財產根據國家利益進行調派只偏離一小步。但是在這方面，源於法國大革命的歐洲大陸的自由主義比保守主義好不了多少。幾乎用不著我說，這種類型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非常不同，對民族主義的厭惡和對民族傳統的遵循完全可以相容。我更喜愛並尊敬我們社會的某些傳統，但這一事實不應該成為對新奇和相異的東西懷有仇恨的理由。 保守主義的反國際主義經常同帝國主義發生聯繫，這一點只有在初看起來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一個人越不喜歡新奇事物，越認為自己的方式優越於他人，越容易趨向於把「開化」其他人當作自己的使命[11]——不是通過自由主義者所支持的、自願的、沒有妨害的交往，而是通過帶給他們以高效率政府的許諾。有意義的是，這兒我們再次發現保守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聯合反對自由主義者。在英格蘭，有韋伯夫婦和他們的費邊社成員是公開的帝國主義者，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和殖民擴張主義同流合污，在同一些「講壇社會主義者」中找到支持。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者在這方面的聯合不僅發生在這兩個國家，而且也發生在美國，在那兒，就是在老羅斯福時也能看到：「極端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改革派湊在一起；他們組成了一個政治黨派，威脅要控制政府，用它實施建立凱撒式專制政治的綱領。這種危險在現在看來只有其他政黨通過一種在較輕程度上用較溫和的形式採納它們的綱領的方式才得以避免。」[12] 5.然而，在某個方面可以說，自由主義者取得了社會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中間的一個位置：他和試圖按照個人理性所規定的樣式來重建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者的粗俗的理性主義保持一定距離，他跟保守主義者經常求助的神秘主義也保持一樣遠的距離。被我描述為自由主義的立場和保守主義一起對理智都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以至自由主義者清楚地認識到，我們並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一個自由主義者不能肯定他現有的答案是否當然正確，甚至不能肯定我們能否找到所有這些答案。一個自由主義者也不輕視從非理性的制度或習慣已證明了其價值的事物中尋求幫助。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不同，他願意正視這種無知，並且承認我們知道的是多麼少，在理智不及的地方不去要求承認一個超自然的知識來源的權威性。必須承認，在某些方面，自由主義者本質上是一個懷疑主義者[13]——但是，這種懷疑主義似乎是要求一定程序的不自信以便讓他人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並且始終堅持那種作為自由主義者的一個基本特徵的寬容。 沒有理由說明為什麼這種需要意味著自由主義者摒棄宗教信仰。和法國革命時期的唯理主義不同，真正的自由主義和宗教沒有爭執，我能哀嘆的只是那種尚武和本質上不容異己的反宗教主義，它曾使19世紀歐洲大陸的自由主義如此活躍。這不是自由主義的本質，自由主義的英國祖先老輝格黨人已經清楚地表明這一點。如果說對老輝格黨人有什麼可挑剔的話，那就是他們和一種特定的宗教信仰聯繫過緊了。這裡把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區別開來的是，不管他自己的精神信仰多麼奧妙，他決不會認為自己有權把它強加於人，並且對他來說，神的世界和世俗世界是不同的領域，不應該被混淆。 6.以上所說已足以說明為什麼不把自己當作一個保守主義者。然而許多人會覺得，由此形成的立場很難認為是他們經常稱謂的「自由主義的」。因此我現在必須回答這個問題：今天這個名稱是不是自由黨的恰當的名稱。我已經指出過，雖然我終生都把自己說成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最近一段時間我這樣做的時候，內心中帶有越來越多的疑慮——不僅因為這個稱謂在美國不時引起誤解，而且因為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我的立場和理性主義的大陸自由主義，甚至英國功利主義者的自由主義之間的巨大差別。 1827年，一位英國歷史學家能夠把1688年的革命說成是「用今天的話要叫做自由和憲政的那些原則的勝利」。[14]如果自由主義的含義仍然與這位英國歷史學家的意思一樣的話；或者如果有誰仍然可以和阿克頓勳爵一起，把伯克、麥考利和格萊德斯通說成是三個最偉大的自由主義者的話；或者如果有誰仍然可以和哈羅德·拉斯基一起，把托克維爾和阿克頓勳爵認為是「19世紀最重要的自由主義者」[15]的話，那麼我的確只應該為用那個名字稱謂自己而感到十分自豪。但是，我多想把他們的自由主義叫作真正的自由主義，我必須認識到大陸自由主義者中的大多數贊成的是這些人強烈反對的思想，引導歐洲大陸上的自由主義者的是一種去給世界強加一個預想的理性模式的想往，而不是提供一個自由成長機會的願望。至少從勞合·喬治時代起，稱自己為自由主義的那種東西在英國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因而，有必要認識到，我所稱的「自由主義」和今天在那個名義之下的任何政治運動幾乎沒有任何關係。那個名字今天所包含的歷史聯繫是否有助於任何運動的成功也是值得懷疑的。在這些情況下，是否應該去努力把這個術語從人們感到的對它的濫用中拯救出來，這是一個分歧很大的問題。我自己越來越覺得，在未對它進行充分解釋之前使用它，會引起太多的混亂，它作為一個標籤已更多地成為一個負擔，而不是力量的來源。 在美國，按我已經使用過的意義來使用「自由主義者」一詞已經幾乎成為不可能了，「自由意志論者」一詞已取代了它。它可能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是我認為它非常不具魅力。在我看來，它帶有太多的生造詞語和替代品的味道。我想要的是一個表述有生命的、贊成自由成長和自發進化的政黨的術語。但是我絞盡腦汁，未能找到一個令我滿意的描述性詞語。 7.然而，我們應該記住，當我一直試圖重新闡明的理想開始傳遍西方世界的時候，代表它們的政黨已經有了被一個廣泛接受的名字。正是英國輝格黨人的理想鼓舞了後來作為自由運動在整個歐洲聞名的那種運動，[16]並且提供了一種念，被美國殖民地開拓者帶到美洲，這種觀念指導他們為爭取獨立而鬥爭，指導他們制定了憲法。[17]法國大革命以隨之而來的極權民主制和社會主義學說曾給這個傳統添加了一些內容，這些添加物改變了這一傳統的性質，實際上在此之前「輝格」一直是自由政黨眾所周知的名稱。 這個名字在其誕生的國家死亡了，部分是因為它所倡導的原則不再是某個具體政黨的特點，部分是因為倡導這個名字的人不再忠實於那些原則。在19世紀的英、美兩國，輝格黨人最終在激進派中間使這個名字名譽掃地。但是，因為只是在自由運動吸收了法國革命的粗糙好戰的理性主義之後，自由主義才取代輝格主義的位置；因為我們的任務主要是把這種傳統從滲入其中的過分理性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影響中解放出來，所以從歷史角度看，輝格主義是我信奉的觀念的正確的名字。隨著我對思想進化進程了解得越來越多，我也更加意識到我只是一個不悔悟的老輝格黨人——我要強調一下「老」字。 當然，某人承認自己是輝格黨徒並不意味著他要回到17世紀末我們所在的地方。這本書的一個目的是要揭示出，那時最初被闡明的學說直到70或80年前，都一直在成長和發展，即使它們不再作為某個具體的政黨的主要指導思想。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知道了很多能使我們以一種更令人滿意、更行之有效的形式來重新闡明它們的途徑。雖然它們要求根據現在的知識進行重述，但基本原則仍然是老輝格黨的。的確產生這個名字的政黨後來的歷史已經使得一些歷史學家懷疑，哪裡有什麼獨特的輝格黨的原則；但是我只能同意阿克頓勳爵所說的觀點，他認為，雖然一些「這個學說的創始人是最不名譽的人，但作為輝格主義出發點的、法律高於市政條例的概念，是英國人的最高成就和他們的留給民族的遺產。」[18]——我可以補充說，是給予全世界的遺產。這個學說構成了盎格魯-薩克遜國家的共同傳統之基礎。大陸自由主義也從中吸取了珍貴的東西。美國政府體制也建立在這個學說基礎上。純粹的輝格主義在美國不是由傑斐遜的激進主義，也不是由漢密爾頓甚至約翰·亞當斯的保守主義，而是通過詹姆斯·麥迪遜這個「憲法之父」[19]的理想而被體現出來的。 我不知道去使那個老名字復活是否真的可行的辦法。無論對盎格魯-薩克遜世界還是對其他地方的民眾來說，今天它可能都是一個沒有確定聯繫的概念。這與其說是不利，不如說是優勢。對那些熟悉思想史的人來說，它可能是惟一一個充分表達了傳統意義的詞語。對那些真正的保守主義者來說，輝格主義一詞就是他們最討厭之物的代名詞，對於那些轉向保守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來說就更是如此。這顯示出這些人有一種健全的本能。輝格主義曾經是一貫反對所有專斷權力惟一思想體系的名稱。 8.有人很可能會問，這個名稱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像美國這樣一個國家，從總體上來說，這裡仍然存在自由制度，因而維護現存制度經常就是維護自由，在一個這樣的國度里，如果自由的戰士把他們自己稱為保守主義者可能影響不大，雖然甚至在這裡同保守主義本性聯繫起來也是很麻煩的。甚至，當不同的人同意同樣的安排時，也必須問一下，他們同意是因為它們是既成事實呢，還是因為它們本身就是他們所期望的。對集體主義浪潮的共同反抗不應掩蓋這一事實，即對整體自由的信念是建立在本質上朝前看的觀點之上的，而不是基於任何懷舊情緒或者對曾有的東西的浪漫的推崇。 正如歐洲許多地方的情形一樣，保守主義者已經接受了集體主義相當大一部分信條——這些信條指導政策時間很長，以其為依據的許多制度已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並被創造它們的「保守的」政黨引以為自豪。[20]在這種情形下，劃清界限就絕對必要了。在這些地方，信奉自由的人只能和保守主義發生衝突，採取根本性的激進立場，矛頭直指世俗偏見、受到保護的地位和業已確立的特權。荒唐和惡習一旦被確定為政策的指導原則，他們不可能得到好轉。 有些時候，「無為而治」可能是政治家聰明的格言，但它不可能使政治哲學家滿足。他可能希望政治要小心謹慎地發展，並且事先取得公眾輿論的支持；但他不能僅僅因為當時輿論支持某些安排，就接受它們。在19世紀之初最大的需要就是把自發成長過程從人類愚蠢地設置的那些桎梏和障礙中解放出來。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他的希望必定依賴於規勸和取得好些傾向於進步主義的人的支持，也就是那些雖然現在可能在錯誤的方向追求變革，但至少願意批判性地審視現實，並願意在必要的地方改變現實的人的支持。 當一群維護某種思想和道德原則的人在我腦海中出現的時候，我偶爾管他們叫「政黨」。我希望我這樣做沒有誤導讀者。任何國家的黨派政治都不是本書關心的內容。我把傳統的碎片拼湊在一塊企圖予以重建的原則，怎樣才能轉化成有大眾感召力的綱領？這個問題，政治哲學家必定會留給「那個陰險狡猾，被通俗地稱為政治家或政客的動物，而政治家的決定都是受當下情況的起伏變化所左右的」。[21]政治哲學家的任務只能是去影響公眾意見，而不是組織人們去行動。他只有不注重現實政治的可能性，而堅持不懈地去維護「總是相同的普遍原則」，[22]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這一任務。在這個意義上，我懷疑是否曾有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這個東西。保守主義可能經常會是一個有益、實用的準則，但它不可能給予我們任何會影響長時段發展的指導原則。 * * * [1] 章首的語錄引自阿克頓爵士的《自由的歷史和其它論文》（Lord Acton，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Londen，1907]）。 [2] 這種情況已經存在了不止一個世紀的時間，早在1855年穆勒就說過：「那時候幾乎社會改革家的所有計劃實際上都是扼殺自由的。」見拙著《穆勒和泰勒》（John Stuart Mill and Harriet Taylor[London and Chicago，1951]）第216頁。 [3] 克里科在「對美國保守主義的奇特探索」（B.Crick，「The Strange Quest for an American Conservatism」，Review of Politics，XVII[1965]，365）一文中很正確地指出：「稱自己為『一個保守主義者』的一般美國人，實際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好像這些保守主義者不願意以那個更恰當的名字稱呼自己，這只是自從那個名稱在新政年代被人們濫用後才開始的。 [4] 這是科林伍德的用語。見科林伍德的《新利維坦》第209頁。 [5] 現任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的綱領性著作《中間道路》（Harold Macmillan，The Middle Way[London，1938]）特地選擇了這個書名。 [6] 參閱塞西爾的「保守主義」（Lord Hugh Cecil，Conservatism，「Home University Library」[London，1912]）第9頁：「自然保守主義是一種厭惡變化的傾向；它部分來源於對未知事物的不信任。」 [7] 參閱法伊林的《19世紀人物傳記小品》（K.Feiling Sketch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Biography[London，1930]）一書第174頁，一個保守主義者的自我描述很有啟發意義：「根據大量考察，右翼對思想有一種恐懼，因為，用迪斯累利的話說，難道不是實幹家『重複著祖先的錯誤嗎』？自其存在以來，他們經常不加分別地反對改進，口口聲聲尊敬祖先，卻把祖先的意見貶為陳腐的個人偏見。如果我們補充說，右翼正在不斷地接管左翼的地盤；它靠不時地吸收自由主義思想而生存著，因而也由於那種永無完美可能的妥協狀態而遭受著痛苦，那麼他們的地位會變得更安全，但卻更複雜了。」 [8] 先前，我曾用下面這些話表述過一個重要觀點，現在又在這重複，我相信讀者會對此給予諒解。「亞當·斯密和他的同時代人倡導的個人主義的主要優點在於，它是一個體制，在這個體制之下壞人所能造成的禍害最小。這個社會體制的運行不依賴於發現好人來管理，也不依賴於所有的人會變得比現在更好，但是它會利用各種各樣具有複雜性的人們，他們有時好，有時壞，有時聰明，更多的時候是愚蠢的。」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第11頁。 [9] 阿克頓爵士在《致瑪麗·格萊德斯通書信集》（Letters of Lord Acton to Mary Gladstone，ed.H.Paul[London，1913]）第13頁中說過：「危險不在於某個特定的階級不適於統治。每個階級都不適於統治。自由的法律將會消滅種族對種族的統治、信仰對信仰的統治、階級對階級的統治。」 [10] 在這方面希克斯曾正確地談到「同樣地由青年迪斯累利（the young Disraeli），馬克思和戈培爾所畫的諷刺漫畫」。見他的「追求經濟自由」，載雅各布編《我們在捍衛什麼》（J.R.Hicks，「The Pursuit of Economic Freedon」，in What We Defend，ed.E.F.Jacob[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第96頁。關於保守主義者在這方面的角色，也可參閱我給《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5]）一書寫的序言。 [11] 參見穆勒的《論自由》第83頁：「我未認識到任何團體有強迫其他團體接受開化的權利。」 [12] 見伯吉斯的《政府與自由的和解》（J.W.Burgess，The Reconciliation of Government With Liberty[New York，1915]）第380頁。 [13] 參見漢德的《自由的精神》（Learned Hand，The Spirit of Liberty，ed.I.Dilliard[New York，1952]）第190頁：「自由的精神是對正確性不過分確信的精神。」也可參見奧利弗·克倫威爾在其《給蘇格蘭教會大會的信》（Oliver Cronwell，Letter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August 3，1650）中經常被引用的話：「為了我主基督仁慈的緣故，我懇求你們，去相信你們也可能會有錯。」很有意義的是，這應該是英國歷史上這位惟一的「獨裁者」的最可能為人記頌的名言。 [14] 見哈勒姆的《憲法史》（H.Hallam，Constitutional History[1827][「Everyman」ed.]）第3卷，第90頁。通常認為，「自由的」一詞來源於19世紀早期的西班牙自由黨。我更傾向於相信它源於亞當·斯密的《國富論》W.o.N.第2卷第41頁和第216頁那些話中的用語：「自由進出口的自由體制」和「允許個人以自己的方式，按照平等、自由和正義的自由計劃追求他自己的利益。」 [15] 見阿克頓爵士的《致瑪麗·格萊德斯通書信集》第44頁。也參閱他在《法國革命演講錄》（Lord Acton，Lectur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London，1910]）第357頁對托克維爾（Tocqueville）的評價：「托克維爾是一個最純種的自由主義者——一個自由主義者而決非其他，他對民主及其同類物、平等、集權和功利主義有著程度很深的懷疑。」在《十九世紀》（Nineteenth Century，XXXIII[1893]）第885頁中也有類似的話。拉斯基的說明出現在《托克維爾和民主》，載《維多利亞時代一些代表性思想家的社會和政治思想》一書第100頁（H.J.Laski，「Alexis de Tocqueville and Democracy」，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s of Some Representative Thinkers of the Victorian Age，ed.F.J.C.Hearnshaw[London，1933]）。他在這裡指出：「有無可辯駁的理由可以證明，他（指托克維爾）和阿克頓勳爵是19世紀最重要的自由主義者。」 [16] 早在18世紀之初，一位英國觀察家就說過他「很少知道有哪個在英國定居的外國人在經過同我們相處一小段時間之後，而不變成一個輝格黨人，無論他是來自荷蘭、德國、法國、義大利還是土耳其。」引用自格特里奇的《英國輝格主義和美國革命》（G.H.Guttridge，English Whigg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2]）第3頁。 [17] 在美國，「輝格」這個詞在19世紀被人們使用，不幸的是這使人忘記了這個事實，即在18世紀它代表了一種引導革命、贏得獨立和形成憲法的原則。正是在輝格人圈子中，青年詹姆斯·麥迪遜（the young James Madison）和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發展出他們的政治理想。參見伯恩斯的《詹姆斯·麥迪遜》（E.M.Burns，James Madison[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3]）第4頁；正如傑斐遜告訴我們的，正是輝格原則指導了構成獨立宣言的簽名者和制憲會議成員的大多數的法學家們。見《傑斐遜作品集》（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Memorial ed.」[Washington，1905]）第16章第156頁。對輝格原則的信奉發展到了這種地步，甚至華盛頓的士兵們都著上了輝格黨傳統的「藍黃」色服裝，英國議會裡的福克斯黨人（the Foxites）也如此，並一直被保留至今，出現在《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封頁上。如果社會主義者的一代人把輝格主義作為他們攻擊得最多的目標，這便成為今天社會主義的對手們為這個名字辯護的最重要理由。它是今天正確地描述格拉德斯通自由主義者（Gladstonian）的信仰、梅特蘭、阿克頓和布里斯那代人的信仰、把自由看作是比平等和民主更重要的目標的最後一代人的信仰的惟一名字。 [18] 見阿克頓爵士的《近代史講演錄》（Lord Acton，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London，1906]）第218頁（我已把阿克頓的句子略作變動，以簡單明了地再現其所言的意思）。 [19] 參見帕多弗為其《完整的麥迪遜》（S.K.Padover，The Complete Madison[NewYork，1953]）寫的序言：「如果用現代術語，麥迪遜可能會被貼上半個自由主義者的標籤，而傑斐遜則會被當成是一個激進的自由主義者。」這是真實的和重要的，雖然我們應該記住麥迪遜後來的表現，它被科溫稱作是「對傑斐遜的強烈影響的投降。」見科溫的「詹姆斯·麥迪遜：普通人、政論家和評論家」，載《紐約大學法學評論》（E.S.Corwin，「James Madison：Layman，Publicist，and Exegete」，in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第27期[1952年]。 [20] 參閱英國保守黨的政策說明，見《英國的正確道路》（The Right Road for Britain[London，1950]）第41—42頁。這項說明十分有根據地斷言：「（社會服務）這種新概念是（由）那個保守黨大臣在其中占多數，並且取得了下院保守黨多數的充分支持的聯合政府提出來的……（我們）公布下列計劃的原則：養老金、疾病和失業救濟、工傷補助、全民健康計劃。」 [21] 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第1卷第432頁。 [2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