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生 · 歸國雜感

我在美國動身的時候，有許多朋友對我道：「密司忒胡，你和中國別了七個足年了，這七年之中，中國已經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換了幾個了。真箇是一日千里的進步。你回去時，恐怕要不認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國了。」我笑著對他們說道：「列位不用替我擔憂。我們中國正恐怕進步太快，我們留學生回去要不認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幾步，又退回幾步。她在那裡回頭等我們回去認舊相識呢。」 這活並不是戲言，乃是真話。我每每勸人回國時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國時，並不曾懷什麼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橫濱，便聽得張勳復辟的消息。如今在中國已住了四個月了，所見所聞，果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沒見面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到上海的時候，有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戲。我走進去坐了兩點鐘，出來的時候，對我的朋友說道：「這個大舞台真正是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 你看這大舞台三個字豈不很新？外面的房屋豈不是洋房？這裡面的座位和戲台上的布景裝潢豈不是西洋新式？但是作戲的人都不過是趙如泉、沈韻秋、萬盞燈、何家聲、何金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我十三歲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已成了老角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卻還是他們在台上撐場面。這十三年造出來的新角色都到那裡去了呢？你再看那台上做的《舉鼎觀畫》。那祖先堂上的布景，豈不很完備？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頭兒的書信，就此跨馬加鞭，卻忘記了台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進士》。台上布景，明明有了門了，那宋士傑卻還要做手勢去關那沒有的門；上公堂時，還要跨那沒有的門檻！你看這二十年前的舊古董在二十世紀的大舞台上作戲；裝上了二十世紀的新布景，卻偏要在那二十年前的舊手腳！這不是一副絕妙的中國現勢圖嗎？」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內地住了一個月，在北京住了兩個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兩件大進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炮台」的紙菸，居然行到我們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撲克」牌居然比麻雀牌還要時髦了。「三炮頭」紙菸還不算稀奇，只有那「撲克」牌何以會這樣風行呢？有許多老先生向來學a、b、c、d，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撲克」來，也會說「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這些怪不好記的名詞，何以會這樣容易上口呢？他們學這些名詞這樣容易，何以學正經的a、b、c、d，又那樣蠢呢？我想這裡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理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為新思想沒有「三炮台」那樣中吃吧？a、b、c、d，容易教，恐怕是因為教的人不得其法吧？ 我第一次走過四馬路，就看見了三部教「撲克」的書。我心想「撲克」的書已有這許多了，那別種有用的書，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專去調查上海的出版界。我是學哲學的，自然先尋哲學的書。不料這幾年來，中國竟可以算得沒有出過一部哲學書。找來找去，找到一部《中國哲學史》，內中王陽明占了四大頁，《洪範》倒占了八頁！還說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與天地合德」的話。又看見一部《韓非子精華》，刪去了《五蠹》和《顯學》兩篇，竟成了一部《韓非子糟粕》了。文學書內，只有一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 又看見一家書目上有翻譯的蕭士比亞劇本，找來一看，原來把會話體的戲劇，都改作了《聊齋志異》體的敘事古文！又看見一部《婦女文學史》，內中蘇蕙的迴文詩足足占了六十頁！又看見《飲冰室叢著》內有《墨學微》一書，我是喜歡看看墨家的書的人，自然心中很高興。不料抽出來一看，原來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舊作，不曾改了一個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國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書，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這件事還可以使人樂觀。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說，看來看去，實在找不出一部可看的小說。有人對我說，如今最風行的是一部《新華春夢記》，這也可以想見中國小說界的程度了。 王陽明（1472-1529）：明朝時期的哲學家。 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我國近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著有《飲冰室叢著》等。 總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後來我尋來尋去，只尋得一部吳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帶到蕪湖路上去看。）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如今的中國人，肚子餓了，還有些施粥的廠把粥給他們吃。只是那些腦子叫餓的人可真沒有東西吃了。難道可以拿《九尾龜》、「十尾龜」來充飢嗎？ 吳稚暉（1865-1953）：中國近代思想家。 中文書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調查現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書籍。看來看去，都是些什麼莎士比亞的《威匿思商》，《麥克白傳》，阿狄生的《文報選錄》，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師》，歐文的《見聞雜記》，……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書。內中有幾部十九世紀的書，也不過是歐文、迭更司、司各脫、麥考來幾個人的書，都是和現在歐美的新思潮毫無關係的。怪不得我後來問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習，竟連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聽見過，不要說chekhov和andreyev了。我想這都是現在一班教會學堂出身的英文教習的罪過。這些英文教習，只會用他們先生教過的課本。他們的先生又只會用他們先生的先生教過的課本。所以現在中國學堂所用的英文書籍，大概都是教會先生的太老師或太太老師們教過的課本！怪不得和現在的思想潮流絕無關係了。 今譯為：《威尼斯商人》。 今譯為：《麥克白》。 阿狄生（addision. j.， 1672-1719）：美國著名散文家、詩人和政治家。 也即哥爾德斯密斯（o. goldsmith，1730-1774）：美國著名作家。 歐文（w. jrving，1783-1859）：美國著名作家。 也即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英國十九世紀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 也即司各特（w. scott，1771-1832）：英國著名的歷史小說家，歐洲歷史小說的創始者。 麥考來（t. b. macavlay，1800-1859）：英國歷史學家，政治家。 也即蕭伯納（1856-1950）：愛爾蘭現代傑出的現實主義劇作家。 契訶夫：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短篇小說藝術大師。 安德烈耶夫：俄國著名作家。 有人說，思想是一件事，文字又是一件事，學英文的人何必要讀與現代新思潮有關係的書呢？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我們中國學英文，和英國美國的小孩子學英文，是兩樣的。我們學西洋文字，不單是要認得幾個洋字，會說幾句洋話，我們的目的在於輸入西洋的學術思想，所以我以為中國學校教授西洋文字，應該用一種「一箭射雙鵰」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時並教。例如教散文，與其用歐文的《見聞雜記》，或阿狄生的《文報選錄》，不如用赫胥黎的《進化雜論》。又如教戲曲，與其教莎士比亞的《威匿思商》，不如用bernard shaw的androcles and the lion或是galsworthy的strife或justice。又如教長篇的文字，與其教麥考來的《約翰生行述》不如教彌爾的《群己權界論》。……我寫到這裡，忽然想起日本東京丸善書店的英文書目。那書目上，凡是英美兩國一年前出版的新書，大概都有。我把這書目和商務書館與伊文思書館的書目一比較，我幾乎要羞死了。 赫胥黎（t. h. huxley，1825-1895）：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主義的維護者與宣傳者。 蕭伯納劇作：《安德羅克勒斯和獅子》。 高爾斯化綏（1867-1933）：英國小說家、劇作家。曾著有strife與justice兩部劇作，今可分別譯為：《鬥爭》、《正義》。 即穆勒的《論自由》。 我回中國所見的怪現狀，最普通的是「時間不值錢」。中國人吃了飯沒有事做，不是打麻雀（將），便是打「撲克」。有的人走上茶館，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隻鳥兒到處逛逛，也是一天了。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商議，或是有話談論，倒也罷了。其實並沒有可議的事，可說的話。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處有事，忽然來了兩位客，是xx館的人員。我的朋友走出去會客，我因為事沒有完，便在他房裡等他。我以為這兩位客一定是來商議這xx館中什麼要事的。不料我聽得他們開口道：「xx先生，今回是打津浦火車來的，還是坐輪船來的？」我的朋友說是坐輪船來的。這兩位客接著便說輪船怎樣不便，怎樣遲緩。又從輪船上談到鐵路上，從鐵路上又談到現在中交兩銀行的鈔洋跌價。因此又談到梁任公的財政本領，又談到梁士詒的行蹤去跡……談了一點多鐘，沒有談上一句要緊的話。後來我等的沒法了，只好叫聽差去請我的朋友。那兩位客還不知趣，不肯就走。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讓我的朋友去領教他們的「二梁優劣論」吧！ 美國有一位大賢名弗蘭克令（benjamin frank1in）的，曾說道：「時間乃是造成生命的東西。」時間不值錢，生命仍然也不值錢了。上海那些揀茶葉的女工，一天揀到黑，至多不過得二百個錢，少的不過得五六十錢。茶葉店的夥計，一天做十六七點鐘的工，一個月平均只拿得兩三塊錢！還有那些工廠的工人，更不用說了。還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說了。人力那樣不值錢，所以衛生也不講究，醫藥也不講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鋪里和窮人家裡的種種不衛生，真是一個黑暗世界。至於道路的不潔淨，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最可怪的是無論阿貓阿狗都可掛牌醫病，醫死了人，也沒有人怨恨，也沒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錢，真可算得到了極端了。 今譯為：弗蘭克林。 現今的人都說教育可以救種種的弊病。但是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簡直可以亡國。我有十幾年沒到內地去了，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學堂。學堂的課程表，看來何嘗不完備？體操也有，圖畫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國文、修身之類，更不用說了。但是學堂的弊病，卻正在這課程完備上。例如我們家鄉的小學堂，經費自然不充足了，卻也要每年花六十塊錢去請一個中學堂學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塊錢買一架風琴。我心想，這六十塊一年的英文教習，能教什麼英文？教的英文，在我們山裡的小地方，又有什麼用處？至於那音樂一科，更無道理了。請問那種學堂的音樂，還是可以增進「美感」呢？還是可以增進音樂知識呢？若果然要教音樂，為什麼不去村鄉里找一個會吹笛子唱崑腔的人來教。 為什麼一定要用那實在不中聽的二十塊錢的風琴呢？那些窮人的子弟學了音樂回家，能買得起一架風琴來練習他所學的音樂知識嗎？我真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在內地常說：「列位辦學堂，盡不必問教育部規程是什麼，須先問這塊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麼。譬如我們這裡最需要的是農家常識、蠶桑常識、商業常識、衛生常識，列位卻把修身教科書去教他們作聖賢！又把二十塊錢的風琴去教他們學音樂！又請一位六十塊錢一年的教習教他們的英文！列位自己想想看，這樣的教育，造得出怎麼樣的人才？所以我奉勸列位辦學堂，切莫注重課程的完備，須要注意課程的實用。盡不必去巴結視學員，且去巴結那些小百姓。視學員說這個學堂好，是沒有用的。須要小百姓都肯把他們的子弟送來上學，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 以上說的是小學堂。至於那些中學校的成績，更可怕了。我遇見一位省立法政學堂的本科學生，談了一會，他忽然問道：「聽說東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這話可真嗎？」我已經大詫異了。後來他聽我說日本人總有些島國習氣，忽然問道：「原來日本也在海島上嗎？」……這個固然是一個極端的例。但是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遊民。這都由於學校里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所以學校只管多，教育只管興，社會上的工人、夥計、賬房、警察、兵士、農夫……還只是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社會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學堂所造成的是不會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這種教育不是亡國的教育嗎？ 我說我的「歸國雜感」，提起筆來，便寫三四千字。說的都是些很可以悲觀的話。但是我卻並不是悲觀的人。我以為這二十年來中國並不是完全沒有進步，不過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兩步，所以到如今還是這個樣子。我這回回家尋出了一部葉德輝的《翼教叢編》，讀了一遍，才知道這二十年的中國實在已經有了許多大進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們，如葉德輝、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駁康有為，所以這書叫做《翼教叢編》。我們今日也痛罵康有為。但二十年前的中國，罵康有為太新；二十年後的中國卻罵康有為太舊。如今康有為沒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續編》來罵陳獨秀了。這兩部「翼教」的書的不同之處便是中國二十年來的進步了。 1918年1月 「老章又反叛了!」 章士釗君在民國十二年八月間發表了他的《評新文化運動》。那時我在煙霞洞養病。有一天，潘大道君上山來玩，對我說：「行嚴說你許久沒有作文章了，這回他給你出了題目，你總不能不作文章答他了。」我問他出了什麼題目，潘君說是《評新文化運動》一文。當時我對潘君說：「請你轉告行嚴，這個題目我只好交白卷了，因為行嚴那篇文章不值得一駁。」潘君問：「『不值一駁』這四個字可以老實告訴他嗎？」我說：「請務必達到。」 但潘君終不曾把這四個字達到。後來我回到上海，有一個老朋友請章君和陳獨秀君和我吃飯，我才把這句話當面告訴章君。 那一晚客散後，主人汪君說：「行嚴真有點雅量；你那樣說，他居然沒有生氣。」我對主人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行嚴只有小雅量，其實沒有大雅量；他能裝作不生氣，而其實他的文章處處是悻悻然和我們生氣。」汪君不明白我這句話，我解釋道：「行嚴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而卻又雖落伍而不甘落魄，總想在落伍之後謀一個首領做做。所以他就變成了一個反動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領了。梁任公也是不甘心落伍的；但任公這幾年來，頗能努力跟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腳力也許有時蹉跌，但他的興致是可愛的。行嚴卻沒有向前跑的興致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般落伍者之中出點頭地，所以不能不向我們宣戰。他在《評新文化運動》一文里，曾罵一般少年人『以適之為天帝，以績溪為上京，一味於《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其實行嚴自己，卻真是夢想人人『以秋桐為上帝，以長沙為上京，一味於《甲寅》雜誌中求文章義法』！我們試翻開那篇文章看看。他罵我們作白話的人『如飲狂泉』，『智出倫敦小兒女之下』，『以鄙俗妄為之筆，竊高文美藝之名，以就下走壙之狂，隳載道行遠之業……』這不都是悻悻然和我們生氣嗎？這豈是『雅量』的表現嗎？」 汪君和章君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他也說我這個判斷不錯。 我們觀察章士釗君，不可不明白他的心理。他的心理就是，一個時代落伍者對於行伍中人的悻悻然不甘心的心理。他受過英國社會的一點影響，學得一點吳稚暉先生說的「gentleman的臭架子」，所以我當面說他不值一駁，他能全不生氣。但他學的不徹底，他不知道一個真正 gentleman必須有sportsmanship，可譯作豪爽、豪爽的一種表現，就是肯服輸。一個人不肯服輸，就使能隱忍於一時，終不免有悻悻然詬罵的一天的。 我再述一件事，更可以形容章君的心理。今年二月里，我有一天在擷英飯館席上遇著章君，他說他那一天約了一家照相館飯後給他照相，他邀我和他同拍一照。飯後我們同去照了一張相。相片印成之後，他題了一首白話詩給我，全詩如下： 你姓胡我姓章， 你講什麼新文學， 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來我不駁， 雙雙並座，各有各的心腸。 將來三五十年後， 這個相片好做文學紀念看 哈，哈， 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 總算是老章投了降。 這樣豪爽的投降，幾乎使我要信汪君說的「行嚴的雅量」了！他要我題一首文言詩答他，我就寫了這樣的四句： 「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 然而「行嚴的雅量」終是很有限的，他終不免露出他那悻悻然生氣的本色來。他的投降原來只是詐降，他現在又反叛了！ 我手下這員降將雖然還不曾對我直下攻擊，然而他在《甲寅》周刊里，早已屢次對於白話文學下攻擊了。他的廣告裡就說： 文字須求雅馴， 白話恕不刊布。 這真是悻悻然小丈夫的氣度。再看看他攻擊白話文學的話： 白話文字之不通。 陳源……喜作流行惡濫之白話文。文以載道，先哲名言。漱冥之所著錄，不為不精，斷非白話蕪詞所能抒發。近年士氣日非，文詞鄙俚。國家未滅，文字先亡。梁任公獻媚小生，從風而靡，天下病之。不謂漱冥亦復不自檢制，同然一辭。 計自白話文體怪行而後，髦士為俚語為自足，小生求不學而名家，文事之鄙陋乾枯，迥出尋常擬議之外。黃茅白葦，一往無餘；誨盜誨淫，無所不至。此誠國命之大創，而學術之深憂！ 他這些話無一句不是悻悻的怒罵，無一句是平心靜氣研究的結果。有時候，他似乎氣急了，連自己文字里的矛盾都顧不得了。例如他說陳源君「屢有佳文，愚擯弗讀，讀亦弗卒，即嘻嘻嗎呢為之障也」。既「擯弗讀，讀亦弗卒」。章君又何以知是「佳文」呢？有「嘻嘻嗎呢為之障」，而仍可得「佳文」的美稱，章君又何以罵他作「惡濫之白話文」呢？這種地方都可以看出章君全失「雅量」，只鬧意氣，全不講邏輯了。 林紓先生在十年前曾說：「古文之不當廢，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當時我讀了這話，忍不住大笑。現在我們讀章士釗君反對白話的文字，似乎字裡行間都告訴我們道：「白話文之不當作，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苦哉！苦！他只好罵幾句出出氣罷！ 我們要正告章士釗君：白話文學的運動，是一個很嚴重的運動，有歷史的根據，有時代的要求。有他本身文學的美，可以使天下人睜開眼睛的共見共賞。這個運動不是用意氣打得倒的。今日一部分人的漫罵也許趕得跑章士釗君；而章士釗君的漫罵，決不能使陳源、胡適不做白話文，更不能打倒白話文學的大運動。 我們要正告他：「愚擯弗讀，讀亦弗卒。」這八個字代表的態度完全是小丈夫悻悻然鬧意氣的態度。這種態度可以對付一些造謠誣衊的報章，而不能對付今日的白話運動。我雖不希望章君「於《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我卻希望章君至少能於《胡適文存》中求一點白話運動所以能成立的理由。我們提倡白話的人很誠懇地歡迎反對派的批評，但自誇「擯白話弗讀，讀亦弗卒」的人，是萬萬不配反對白話的！ 章君自己不曾說過嗎？「愚所引為學界之大恥者，乃讀書人不言理而言勢。」我們請問章君：「愚擯弗讀，讀亦弗卒」，這是講理的讀書人的態度嗎？ 我的「受降城」是永遠四門大開的。但我現在改定我的受降條件了：凡自誇「擯白話弗讀，讀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牽羊擔酒，銜譬輿櫬，捧著「白話歪詞」來投降，我決不收受了！ 1923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