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人 · 3.林語堂先生與我

（陳石孚） 北平與武漢 我從認識林語堂先生到他逝世為止，前後計六十年整，因此對他當然應有小小的一點認識。不過在這六十年中，我和林先生的分離時多，而聚會時少。現在回憶起來，自始至終，相處一地的時間至多僅有三四次，而每次的短暫也極不一致。 最早見到林先生，是在北平西郊清華學校的校園裡。當時他剛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即應周詒春（字寄梅，亦從聖約翰出身）校長之聘，擔任英文課程。那時我正在清華念書，林先生所教的雖不是我的那一班，然而同學們仍舊對他敬佩有加。他在清華教書只有三年，即赴美留學。從此一隔八年，至北伐軍克復武漢三鎮後，方第二次聚首。 林先生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以後，即轉往德國萊比錫大學，攻讀語言學，獲博士學位，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返國任教於北京大學。他本來可以安心教書，但因仰慕陳友仁先生英文造詣之深，特地由平南下，到了漢口，出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以便追隨陳先生，從事革命工作。 事有湊巧，那時我也醉心三民主義，放棄在上海教書工作，毅然自滬赴漢，去參加革命的行列。我們在武漢雖為時不過數月，卻常有機會見面。第一，因為當時我有一位好朋友時昭瀛先生也供職外交部，所以我去拜訪我的同班同學的時候，也見到了林先生。第二，北伐時期國民政府在漢口也辦了一張《中央日報》，由前北大教授陳惺農先生（別號豹隱）任總編輯，理財專家楊綿仲先生任總經理，而副刊則由有名的前《北平晨報》副刊主編孫伏園先生擔任。孫老談笑風生，所以許多朋友都經常去拜訪他，其中之一便是林語堂先生。在那裡，林先生會見了後來以「女兵」著稱的謝冰瑩。謝小姐當時僅十幾歲，正在武昌中央軍校分校肄業，她每逢星期日多半渡江到漢口去看望孫老。因此，林先生和她也漸漸地熟識起來，而她所寫的《從軍日記》（現名「女兵自傳」）後來便由林先生的女公子如斯、太乙姐妹譯為英文，並經林先生潤色，傳誦一時。 有一次，我忽然想把孫先生的全部著作英譯，並曾試譯了一篇向林先生請教，他看過後立刻表示贊成。不過幾個月以後，彼此分手，所以我的這個計劃也就擱置起來了。 《中國評論》與《天下》 漢口小聚以後，大家各奔前程，不過大多數都到了南京或上海。次年，當國民革命軍推進至山東的時候，日本圖謀阻撓，乃發生所謂濟南「五三慘案」，我國外交特派員蔡公時慘遭殺害。這時我們一群聚集在上海的朋友，發起創辦一種英文刊物，以表達我們對於時局的意見。這些人之中包括陳欽仁，他是美國密蘇里新聞學系出身的新聞學專家，後來主持漢口英文《前鋒報》，遠在「七七事變」以前，即對於日本的侵華政策和行動，痛加抨擊。其他尚有上海青年會總幹事朱少屏先生、筆鋒犀利兼業律師的桂中樞、名經濟學家且曾任清華教師的劉大鈞先生、廣告學專家陸梅僧和我等人。我們把這個刊物定名為「中國評論周報」（The China Critic），公推桂中樞為總主筆。我們每人每期寫一兩篇文章，包括短評、社論、專文，或書評，由各人自己選擇，完全是義務性質，沒有稿酬。 《中國評論周報》出版不久以後，蒙林先生看得起，自願效勞，每期撰寫專欄一篇，題名為：「The Little Critic」（「小評論」），每篇都是富有風趣的小品文，題材包羅萬象。林先生的大文立刻引起讀者們的廣泛興趣，人人都以先睹為快。從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至廿四年（一九三五）前後六年間，林先生撰寫了幾百篇「小評論」，後來由商務印書館搜集起來，編印為上下兩冊。但此書未經原出版家在台灣重印，殊覺可惜。未知有無任何人存有此書的原本，如有則希公之於世，以供一般人的閱讀和欣賞。 《中國評論周報》在桂中樞主持之下，我們繼續供應稿件，即使這些發起人之中，在其後幾年以內，有些已經離開上海。我也是其中的一個，不過我仍舊偶爾寫一兩篇文章寄去。記得有一次我寫了一篇What Ails The Press of Shanghai（上海報界所犯的毛病），對於上海中西文報紙的缺點，痛加指摘。此文刊出以後，林先生即在次一期寫了一篇專論，響應我的意見，並加以他個人的看法。林先生文章開始第一句便說我的那篇東西頗為「thought-provoking」（「發人深思」）。對於他這個評語，以及對我的意見響應如此之快，我至今感覺非常欣慰。 從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至廿四年（一九三五），林先生除在《中國評論周報》經常寫專欄小品文，以及擔任中央研究院英文秘書而外，還有很多活動。他創辦了並且主編三種中文半月刊。其中之一是《論語》，這個名字大概是意味著林先生在該刊所發表的意見，就好像孔子在他的《論語》中對弟子們所說的話一樣。不過不管林先生最初命名的原意為何，《論語》和其他兩種姊妹刊物《人間世》和《宇宙風》，都成為林先生髮表其有關個人、社會和國家問題的意見的論壇。這三種刊物中的文章，都是對於人生的評論。在它們的篇幅中，讀者可以讀到許多討論各種富於人情味的小品文，每篇都能引人入勝。這些文章有一共同特點，那就是它們都含有若干幽默的成分。因此，林先生成為幽默文學的最活躍的創導人，而且被譽為「幽默大師」。 同時，林先生還寫了兩部劃時代的英文教科書，一部是《開明英文讀本》，一部是《開明英文文法》。《開明英文讀本》，共計三冊，由淺入深，是為初學英文的中學生所寫的。它特別著重指導年輕的男女學生，使其養成說正確英語的良好習慣。從第一冊開始，便介紹日常使用的習慣語法。最近若干年來，坊間雖然出現其他英文課本，但是我仍舊認為沒有一本比《開明英文讀本》更好，更能幫助學生奠定學習英語的堅固基礎。 至於《開明英文文法》，那是一本優良而獨創一格的著作。其中包括很多有價值的觀念，並對英文文法提出一種新的觀點。由於這個原因，它對於具有深厚英文基礎的英語教師，甚有參考價值。不過，我也得指出，如果以這本書作為教材用，則不甚相宜，因為學生的英文根底太淺，不易了解它。林先生以一位語言學專家寫出這兩本書，真是第一等的作品。 在這百忙之中，林先生又參加了一種新創辦的學術刊物的編輯工作。這個刊物於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出版創刊號，取名「天下」，據說是由當時的立法院長孫科（哲生）先生所資助。孫先生本人對於社會科學和中西文學都頗有研究，不過他在政治上的聲譽，掩蓋了他在學術上的造詣。他有遠見來辦這種純學術性的月刊，而且羅致了林先生、吳經熊先生和全增嘏教授為編輯，並以立法委員溫源寧先生為總編輯，故能把這個刊物，辦得有聲有色，博得中外學術界一致的讚揚。可惜到了太平洋大戰發生，被迫停刊。 《吾國與吾民》與《生活的藝術》 在三十年代，林先生開始他的寫作生活，同時雙管齊下，中英文並用，使得全國人士皆欽佩不已。他在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發表第一部震驚全世界的作品——《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由美國John Day公司出版。這部書立刻被認為是描寫中國與中國人最公正客觀的著作，可以永垂不朽，在美國竟成為一本家喻戶曉的暢銷書。在此以前，外國人對於我國和中華民族頗多誤解，因為沒有一個中國作家能把我國的情形作一面面俱到的介紹，也沒有人能把我國的生活習慣描繪得如此生動與如此詳盡，故外國人對於我們無從真正認識與了解。反之，他們對於中國所得的印象，都是從一些所謂「中國通」（Old China Hand）或存有偏見的外國作家那裡所聽見或讀到的。對於「中國通」的為人和日常生活，林先生在《吾國與吾民》第一章裡面，即有幾段極生動的描寫，凡是當時在上海住過的人，都有此感覺，不過沒有其他的人，能夠像林先生那樣把這些「中國通」描繪得如此生動罷了。 林先生絕非世俗所謂「愛國主義者」，他不會與其他一般愛國主義者一樣，高喊愛國口號。相反的，他在原書第一版的序文里，就很驕傲地聲明：「我對於我的國家，並不感覺羞愧。我能夠暴露它處境的困難，因為我對於它沒有失望。中國是比那樣小器的愛國主義者更偉大，它不需要他們的洗刷。好像過去一樣，它將來會糾正它自己。」 賽珍珠女士在《吾國與吾民》序文中曾說：「一本討論中國，而且配得上討論這個問題的書，必須是坦白的，無所羞愧的，因為真正的中國人乃是一個自視甚高的民族。正由於他們自視甚高，所以對於他們本身和他們的生活方式，可以儘量坦白而無所用其羞慚。那樣一本書必須是充滿智慧，並有著深刻的了解，因為中國人是充滿智慧，而且對於人類心靈深刻了解，就這方面而言，中國人遠在其他民族之上。那樣一本書必須富於幽默感，因為中國人生性就非常幽默。中國人的幽默有深度，有親切感，而且和善。中國人有幽默感，因為他們對於人生可悲的一面很了解，而且願意承受它。那樣一本書必須文筆流暢，用字恰當，詞句優美，因為中國人素來重視準確美與優良美。除中國人外，他國人寫不出這樣一部作品。但是我有一個時期已經開始在想，恐怕還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夠寫出這樣一本書，因為當時似乎還找不出一位擅長英文寫作的現代中國作家。一方面他必須對於自己的同胞們能夠充分地保持客觀態度，就好像一個外國人一樣；他方面必須能夠以客觀者的立場，充分了解他們本身的意義，他們所要的時代意義，以及他們青年的意義。」 賽珍珠女士對於中國的了解，遠超過了一般所謂中國通。她繼續說道：「但是，這本書，就好像一切偉大作品一樣，突然出現了，它滿足了各種必須具備的條件。它說的一切都是實話，它對於實情無所羞慚。它的作者的寫作態度，一方面是矜而不驕，富有幽默感，文字優美，另一方面在嚴肅中帶著輕鬆的筆調，而且對於新舊的事物都能欣賞與了解。我認為這本書是關於中國所有著作之中，最忠實、最深刻、最完備和最重要的一本。最好的一點是，作者是中國人，一個現代中國人，他的根穩紮在過去，但是他的開花結果，卻在現在。」 這本書在四十二年以前出版，但是現在仍舊切合實際情形，即使再過幾十年，也可能依舊如此，因為它對於中華民族及其生活方式，描繪得惟妙惟肖，只要中華民族存在一天，這本書就會有人讀，而決不會成為「過時貨」。說到這裡，我不妨順便提及一段插曲。當林先生正在寫這部書的時候，那是民國廿二年（一九三三），他的全家都在江西廬山消夏。湊巧我也在那裡，某天我去拜訪他，他把一部分原稿給我看，我立刻就一口氣讀完了。這件事對於我是值得紀念的，因為在那部劃時代作品還未問世以前，我老早就有機會讀了其中的一部分。這種先睹為快的權利，恐怕只有林先生少數最親密的朋友，方能享受。 《吾國與吾民》出版兩年以後，另外一部重要作品又問世了，那就是《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仍由美國John Day公司出版。林先生自己把這本書描寫為：「一個親身的見證，我對於思想和人生的體驗的見證。」他繼續說道：「這本書不是客觀的，它也不擬建立不易的真理。事實上，如有任何人在哲學上自命絕對客觀，我對於他殊不敢恭維。我所著重的，在於觀點。」這幾句話，泄露了林先生寫作中英文作品的秘密。無論在他的書里或小品文里，他所說的話都是發自內心的，並且都是非常主觀的。換言之，他在文章里所表達的思想，都是他自己的，而決非他人的。即使他引用過去哲學家或思想家著作中的句子，也無非是讓他們替他說話。就我自己的經驗而言，我讀林先生的作品，並非想要在那裡尋找客觀的資料，而無非是想去了解他的觀點。我相信多數研究林先生作品的讀者，都與我有同感。 此後，一直到了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我隨同陳立夫先生到林先生在紐約所住的公寓去拜會他，方才再度見面。關於那次的談話，我只記得我曾經把我所譯的司馬遷《孔子世家贊》英文稿，交給林先生看，請他指教。儘管我的譯文沒有什麼獨到之處，我還是這樣做了，因為我很想向林先生請教，並且讓他知道我對於翻譯工作，仍舊把它視為一種文字上的磨練，而對它繼續感到濃厚興趣。我這樣做，因為他在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出版的《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中也有《孔子世家贊》的譯文。不過那本書我一直到了抗戰勝利還都以後才拜讀到。 《當代漢英詞典》的編纂 以後二十年內，林先生和他的眷屬大都住在紐約，繼續從事文藝寫作。我只記得有一次他曾回到台灣來小作勾留。某天應中國留美同學會的邀請，在台北市中山堂發表演講。但是那天晚上他以貴賓身份，坐在主席台上，四周圍繞著留美同學會職員，所以我只能遠遠地望著他，而沒有上前去和他們招呼。 當他返台定居以後，在一九六八年四月里，有一天我去出席一個會議，恰巧我到達那裡的時候，林先生也到了。我看見他從車子下來，就上前去招呼他，他對我微笑著。我們一同慢慢地走上樓到會議室去，路上沒有談什麼話。當會議完畢以後，他突然迴轉頭來，對我說道：「你當然就是陳X X！」我高興他居然還記得我的英文名字。 在此不久以後，他同我商量，希望我幫他編一部漢英字典。那時他已與香港中文大學簽約，在三年內完成編纂工作。當他與我商量時候，他早已開始那繁重的編輯任務，並邀請四位青年男女助手，幫他選擇中文單字和詞句，加以注釋，寫在單張的稿紙上面，並依國語注音符號的次序排列起來。這一切做好以後，助手們把中文稿交給林先生，由他譯成英文，稿紙的右邊留有適當空白，以備他起草之用。每天早晨，不，整個一天，林先生總坐在書桌前，用手寫出每個字和每個詞句的英文意義。這種工作成年累月地進行著。當他約我參加這種工作的時候，他們已經做了一年多了。換言之，林先生和香港中文大學所約定的三年期限，只剩二十個月了。 當我聆悉了他要我做的事情，是做他的英文助理編輯，我認為這是一種很有趣而且對我是一種考驗的工作，我便欣然答應了。不過當時我還在另一個機關辦公，因此我只能在晚上和周末替林先生做事。此後二十個月內，我做我分內的事，寫好的稿子一批一批地交還給他，由他最後核正。最初，他還得教我如何進行，尤其是關於他所謂的「技術」問題。漸漸地我摸著了門路，他對於我的工作進步，頗加讚揚。這鼓勵著我更加努力，一直到一九七〇年初全部工作完成為止。 初稿完成後，第二步工作是審核全部稿件。林先生很客氣地把他自己所做的一部分稿子，交給我校閱，並讓我提供意見。我總共校閱過一千張左右的打字稿，偶爾也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見。我把稿退還給林先生以後，他又重新再看一次，對於我的建議，十之八九，都蒙他採納。據我的估計，我校閱了林先生親自草擬的稿子的三分之一。這一部分加上我原先自己幫助林先生所編並經他核改過的稿子，兩者相加尚不到全部稿件的一半。倘若和林先生本人所做的工作相比，這真是微不足道的。 一九七二年正式出版的時候，這部書取名為「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Lin Yutang’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Usage）。它包含著一千四百五十一頁正文和三百多頁的說明。說明部分包括「前言」「序」「單字索引」「八個附錄」「羅馬字拼音索引」和「英文索引」。在林先生的序文里，他詳細解釋這部詞典的經過和特點。一般讀者習慣於舊式漢英字典的羅馬字拼音法，亦即所謂Wade System，對於林先生的拼法，最初也許不甚了解。林先生所苦心創造的索引法，也在這部詞典里第一次使用。為幫助讀者易於了解起見，在二十六至三十一頁附有說明一篇，題名為「如何使用這部詞典」。 把這些材料仔細看過以後，再加以若干次的檢閱，稍有耐性的讀者，即不難學得怎樣利用這部詞典。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先生在「前言」里曾說：「沒有一本與此類似的著作，可以自命為十全十美，林先生這部書也不作如此想法。」在「序文」里，林先生自己也說：「這樣一本篇幅龐大的書，難免有遺漏或不經意之處。」林先生做事素來認真，從不苟且，因此他不斷地去尋找書中的缺點，以備將來改正之用。 福建四大翻譯家：嚴復、林紓、辜鴻銘、林語堂 林先生是福建人。他的才華是多方面的，除創造性的寫作而外，他還精通翻譯。說到翻譯，我們不免想起另外三位翻譯大家，而碰巧他們也都是福建人，即嚴復、林紓與辜鴻銘，語堂先生最晚。其他各省未嘗沒有傑出的翻譯人才，但沒有福建之多，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有趣現象。 關於這一點，林先生也曾在他的一部作品裡指點出來過：「前輩中有三位偉大的中國作家是福建人，一個是翻譯亞當·斯密、孟德斯鳩和赫胥黎的嚴復，一個是翻譯司各特和狄更斯的林紓，另一個是辜鴻銘。」嚴復在英國研究海軍，也曾受過良好的中國傳統教育。他具備著中西知識，所以後來翻譯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和赫胥黎的《天演論》能勝任愉快。他是第一位受過西方教育而有系統地介紹西方社會科學給我國讀者的人。 嚴復所譯的名著，除以上三種為一般人所熟知者而外，尚有幾種也是同等的重要。其一為穆勒《名學》，其二為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其三為耶方斯的《名學淺說》，其四為甄克思的《社會通詮》，其五為斯賓塞的《群學肄言》。 說到翻譯，一般人都知道信、達、雅是翻譯家所應注意的事項，而這三個條件，就是嚴復所訂立的。他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他又說道：「《易》曰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要達到這三個標準，實非易事，因此嚴復又說：「一名之立，旬日踟躕。」這是前人審慎之處，後人應當效法。 第二位做同類工作的福建籍學者是林紓。不過他所翻譯的，不是社會科學著作，而是西方文學。他翻譯的方式也與嚴復不同。據語堂先生所說：「林紓一個英文字也不認識，他從事翻譯的時候，完全靠一位魏先生替他把原文的意思用福州話告訴他。然後，這位大文學家就把魏先生所口述的意思用美麗的古典文字寫出來。」這樣翻譯出來的作品，其中包含狄更斯的《雙城記》、司各特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伊索寓言》和小仲馬的《茶花女》等。小仲馬這本動人的故事出版以後，「轟動了中國社會，因為其中的女主人翁很像紅樓夢裡的林黛玉，也是一個生肺病的女子」，語堂先生說。 語堂先生在上文里所提及的魏先生，後來聽說就是現任「中央通訊社」社長魏景蒙先生的老太爺魏易先生。另據本年十月八號《中國時報副刊》所載的一篇文章，題名為「林紓的善妒」，作者劉心皇先生卻說幫忙林紓翻譯《茶花女》的人，是王壽昌。劉先生說：「壽昌精通法文。」從這句話我們可以了解，幫助林紓翻譯外文小說的共有兩人，一位是魏易先生，一位是王壽昌先生，因此語堂先生所說的話，與劉心皇先生的文章所述的，並不衝突。 辜鴻銘與嚴復、林紓兩人相反，他是一位把中國古書譯為英文的大作家。語堂先生說，辜先生曾把《四書》中的三種譯成英文，他當然有所根據。不過就我個人而論，我只見過其中的兩種，即《中庸》和《論語》。至於《大學》和《孟子》，我卻從未見過辜先生的譯本。就是《論語》也還是一九七四年方由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中蘇研究所所長梅谷先生幫忙影印了一份寄來的。語堂先生在世的時候，非常重視辜先生的這個譯本，曾經和台北辜振甫先生商量，振甫先生答應資助此書出版的印刷費。有了這個了解，於是我就遵林先生之囑，前去拜會振甫先生的令弟偉甫先生，把影印本交給他，他立刻答應由他負責出版。但是不知什麼原因，此事拖延至今，尚無下文，我很感覺失望，而且對不起已經作古的語堂先生。 言歸正傳，讓我們繼續討論辜鴻銘先生吧。據林先生看來，辜先生的譯文不僅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富於創造性的詮釋，有一種透過深刻的哲學上的領悟，而顯露出來的曙光，照耀在原文之上。事實上，他是一位貫串中西觀念的人物。在他的英譯《論語》里，他引證了很多西方作者如Goethe, Schiller, Ruskin, Joubert諸人的議論，以資相互發揮。他的譯文好，因為他對於原文徹底了解。 辜先生所譯的《中庸》，題名為The Conduct of Life, or The Universal Order of Confucius，與一般的譯法大不相同。辜先生在序文中說，他本擬把《中庸》和《大學》合併出版，但他當時對於自己的《大學》譯文尚不十分滿意，所以先把《中庸》單獨發表，作為英國Wisdom of the East叢書的一部。譯文雖僅四十幾頁，但其中所用的詞句，精彩絕倫，讀者非與原文兩相對照研讀，仔細推敲，不能得其奧妙。依我個人的淺見，這是一部絕無僅有的譯本。 除翻譯外，辜先生在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寫了一本《春秋大義》（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在這本書里，他痛罵西方各國，並且根據孔子的教訓為中國和中國人辯護。讓我們再引一段林先生的話，來說明辜先生的立場。林先生說：「他熟讀Matthew Arnold, Carlyle, Ruskin, Emerson, Goethe, Schiller諸家的著作，所以自認對於孔子思想的了解，比前人更為深刻。他的中心思想，其關鍵繫於一個問題之上，那就是雅俗之分。所謂雅，亦即儒家的君子觀念，所謂俗，如以愛默生的話來解釋，也就是肉體和靈魂的死亡、強化以及麻木不仁之意。」林先生繼續說道：「辜先生對於雅俗問題的討論，特別指斥西方人行為的矛盾——那就是：一方面有白色帝國主義爭相攫取中國領土，另一方面又有白色帝國主義者的門徒，其中無疑地包括了一些基督教傳教士，大言不慚地指責那些尚未開化的支那人，以及他們對於這些可憐蟲所擔負的教導責任，尤其是在拳匪之亂以後。」 語堂先生是這四位偉大作家、翻譯家的最後一個。他和其他三人的不同之點，不僅在年齡方面（他是最年輕的一位），而且也在其著作所產生的影響方面。嚴復、林紓、辜鴻銘三人各有其影響，不過他們的影響僅及於那一群讀到他們作品的國內讀者，而未超過此種範圍。語堂先生的情形不同，因為他的吸引力是世界性的，而且幾十年來未嘗衰退。他的很多著作，都譯成了若干歐洲文，包括德文、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挪威文、瑞典文和芬蘭文。所有他的暢銷書，都經過了幾十次重印。沒有人能夠確切地知道，他的書究竟銷售了幾百萬本，以供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或一般人閱讀。他的《紅牡丹》（Red Peony）小說在義大利、西德和芬蘭曾經被各該國每月一書讀者俱樂部選為它們的讀物。 我們所討論的這四位作者，可以分為兩組，每組兩人。嚴復和林紓屬於一組，他們把西方的社會科學和文學介紹到中國來。辜鴻銘和語堂先生屬於另一組，他們集中精力使外國人士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獲得更多的了解。但辜、林兩先生之間，也有顯然的不同。前者是一位死硬派的保守主義者，在他眼光里，中國和中國人沒有什麼不對；但是後者卻永遠保持著一種恢廓的心胸，他對於我們自己的弱點，從不隱諱，而且還要加以批評。他們兩位對於那些可憎恨的人或事物，都是同等嚴苛，不過辜先生所憎恨的人或事物，都在外國，而林先生卻不分中外，只要是可憎惡的，他就憎惡。 辜、林兩先生的文體也不相同。前者的口氣總是很嚴肅，在他的文章里從來沒有流露一點輕鬆或幽默意味。我們讀他的《春秋大義》，就會感覺他好像是要和人家打架似的。他偶爾也承認某一西方民族，在某方面，也許比另一西方民族更好，但他卻從來不肯承認整個西方民族或其中之一，比中國民族為優。他是一個十足的愛國主義者。至於林先生，他也熱愛祖國，但是他並不大聲疾呼地宣揚他如何愛國。 家庭生活與食譜專家 這篇關於林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的文章至少應當簡略地提到他的家庭生活，以及在他的著作中所顯示出來的那可愛的人品，否則將不夠完備。就我個人在廬山、上海、紐約和台北到他府上去拜訪時所得的印象而言，他的家庭生活是非常快樂的。林夫人廖翠鳳女士是一位有學問有修養的模範妻子和母親。她照顧著林先生無微不至，使他一切的需要都可以滿足，這樣，他便可以安心工作，而不受任何干擾。做一位職業作家的妻子，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林夫人卻做得盡善盡美。他們兩人相互關切，可從其中任何一人對於另一位所做的細微末節看出。凡參加過前幾年在陽明山林府所舉行的他們金婚紀念晚會的朋友們，都可以為他們自從結婚以後所過的幸福生活作證。他們的三位千金都學有專長。老大如斯小姐不幸逝世以後，兩位老人住在香港的時間為多，因為老二太乙小姐和老三相如小姐都在香港做事。如斯小姐的文學修養，保存在兩本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小冊子裡：一本是《唐詩選譯》，一本是《故宮選介》。太乙小姐主持中文《讀者文摘》的編務，相如小姐是香港大學生物化學教授。 林夫人本身也是一位作家，她和相如小姐合著了一本《中國食譜》（Chinese Gastronomy），一九六九年在美國出版。母女兩人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來寫這部大作。在下筆以前，需要先參考書籍，並作深入的研究。這部分工作，主要是由相如小姐負責。正如她的父親所說，相如小姐是一位「天生的烹飪專家」，她「對於飲食一道具有強大無比的記憶力」。這可以從一件具體事實證明。林先生在《中國食譜》的序文里回憶道：「有一次我們在法國南部某飯店吃了一頓晚餐，許多年以後，她（相如小姐）還能記得那次所吃各道菜所用的材料和它們的味道。」至於林夫人，她對於這部書的貢獻，也是同等重要。她「提供了她的專門知識和指導」。在沒有把各種菜餚的烹法寫出以前，母女兩人必先做幾番實驗工作，也就是把所用的材料仔細地量過，並且把烹調的步驟仔細地做過。林先生親眼看見她們在家裡忙碌的情形，所以他告訴我們說：「差不多有兩年的工夫，我的家裡進行著一種很奇特的研究和實驗工作，而我在無意之中也變成了一個參加者，不過我的工作很輕鬆愉快，那就是品嘗。」這部書便是這樣逐漸地寫了出來。此外，母女兩人還有另外一種作品，名為《中國烹飪的秘密》（The Secret of Chinese Cooking），曾經獲得一九六〇年佛蘭克福德國烹飪學會的獎狀。 林夫人對林先生寫作生涯的貢獻，可從林先生在《當代漢英詞典》序言中所說的幾句話看出。他說：「我也有福分得著妻子廖翠鳳的陪伴和照應，由於她那溫柔的指點和那具有女性特徵的安排，我們家庭充滿了愛和寧靜，因此我可以安心工作。」這幾句話把林府模範夫妻的生活，描寫得淋漓盡致，因此用不著我再詞費了。 語堂先生的為人及對事物的觀察 至於林先生的為人，在他的作品每一頁里都流露了出來。我們讀著他的作品，可以親眼看見一位有修養的儒家君子，懇切地對他的讀者說明他對於各種事物的看法，而且他的態度是那樣的輕鬆有趣。他總是那樣仁慈、和藹、可敬可愛。這一切都是從他的溫和的天性與淵博的學問而來。他對於世間一切事物的了解，不僅來自書本，而且也來自實際觀察，特別是來自與普通一般男女們的閒談。正如他自己在《生活的藝術》序言裡所說：「就技術方面而言，我的方法和訓練都是錯誤的，因為我不研究哲學，而只實際觀察人生。我所採用的這種方法，不是研究哲學的正規途徑——一種錯誤的途徑。我的一部分材料的來源是：我家裡所雇用的黃媽，她對於我國良家婦女應如何教養有著獨特的見解；一個喜歡使用口頭禪的蘇州船娘；一位上海電車售票員；我家廚子的太太；動物園裡一隻小獅子；紐約中央公園裡一隻松鼠；一位輪船甲板上的侍役，他說了一句至理名言，令我十分佩服；一位寫天文問題的專欄作家，可惜他已在十多年前去世了；報紙上加以花邊的新聞；任何一位作家，只要他不把我們對於人生的好奇心扼殺或他自己那種好奇心還未泯滅；以及其他數不盡的人物。」 林先生便是從這一大堆的資料來源，獲得了他對於人類和世事的知識。以上這個名單里，有一點特別令我注意，那就是他所說的「我家廚子的太太」。這句話使我想起他所雇用的詹姓司機（名益修）、詹太太和詹小妹，這三人都住在林家。詹太太替林家燒飯，她的小女兒詹夏玲被林氏夫婦鍾愛得好像自己的骨肉。小孩有時在他們的座位旁邊玩耍，有時偎依在林先生或林夫人的懷裡，形成一幅人間最美麗的圖畫，凡看見過此情此景的人，必然留著極深刻的印象，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不過是我親眼看見過的例子，它顯示林氏夫婦對於任何與他們接近的人，是怎樣的慈祥、關切。 以上是我個人所知道的一個概要。林先生是一位偉大人物與享譽全世界的作家。我所了解的，不過是他的偉大人格的一部分，至於其他方面，尚望對於林先生的為人更有研究的朋友，予以補充。 《傳記文學》第三十一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