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人 · 4.追思林語堂先生

（徐先生書面意見） 一 語堂先生八十歲的時候，蔣復璁、張其昀兩先生為他編印紀念論文集，請語堂先生自己開列一個作家的名單，由他們來約稿。但是先是我沒有收到徵稿信，語堂先生問我的時候，我說沒有收到。他說大概是地址弄錯了，那時候正是他要回台灣，他說他去查查看。他到台灣後馬上有徵稿信寄來，但離截稿的日期已經很近。我去信問語堂先生，是不是什麼樣論文就可以，或者用一篇小說或劇本好不好？這因為我想到在紀念蔡元培壽辰時，丁西林是把他的《妙峰山》劇本來作紀念的文章的，也許可以援例一下。但是語堂先生回信，說希望我談談我所了解的他。這實在是一個難題。第一是生活忙，第二是當時心情不好，第三也是下意識的怕，怕寫得不好。其次我知道寫紀念文章的人士中，要人很多，我正可以免湊熱鬧。我想可以偷懶就偷懶，好在限期匆促，正可以作為一個好的理由。所以我就寫了一封信給語堂先生，我說，因為時間匆促，而我又抽不出工夫，怕寫得不好，所以還是等你九十歲的時候我再來動筆吧。 語堂先生應該可以活到九十歲的，而竟於八十二歲就去世。我現在寫這篇文章，心情自然完全不同了。 好像許多人知道我認識語堂先生很久，應該可以寫出許多別人所不知道的種種，特別是幾個有名的雜誌編輯，如《傳記文學》劉紹唐、《大成月刊》沈惠蒼都函電交作的催促，這使我非常窘迫。我自然要寫一篇文章紀念語堂先生，但如果只是平平常常寫些掌故雜碎，我覺得太沒有意思，要深入一點又怕寫不好。 我常覺得小說里寫人物是創造「事件」，使人物在事件中產生反應而出現個性的刻畫。在傳記里寫人物，則是在許多發生過的事件中，從人物在這些事件中的反應而尋求他的個性。如果這篇紀念文章不流於掌故雜碎的記述，就必須可以寫出語堂先生這個人，這個活的存在於歷史上，存在於認識他的記憶中人的人。 我很知道自己不可能寫「成功」，但即使不能夠寫成一個活現紙上的人物，也應該對他的性格有某種介紹與分析，而不是一篇空泛的往來流水賬。 二 我自知自己的短處，而且短處甚多，一般批評我的人大可以不必多說了。在中國有許多很為厲害的義務監察的批評家，這是虛誇的宋儒之遺裔而穿上現代衣服的。他們之批評人不是以人之所同然為標準，而卻以一個完善的聖人為標準。至少至少，我不是懶惰而向以忠誠處身立世的。 這是語堂先生自傳里的自白，語堂的可愛處也在這裡，我大概太受現代心理學的影響，總覺得人不是神，絕對不是十全十美全知萬能的，而中國總是要把偉人或英雄描寫成至聖全能。我後來想到這正是落後社會的一種現象，也還是酋長有神權的一種遺留。語堂先生知道自己有短處，自然不會怪我在這篇紀念文章里談到他的短處。因為一個人如果沒有短處，在我想來，那就不成一個人。莫洛亞說得好： ……就在這高貴的個性中，須有些可愛的短處，這樣就更可以維持我們對他的喜愛，我們決不會去愛一個我們對他連一笑都不敢的人物。 因為有短處才是有人性。 人原是一個矛盾很多的動物，而語堂先生知道自己是最多矛盾的一個作家。他曾經寫過一捆矛盾的自白，但沒有包括他的最矛盾的兩句話，那是： 文章可幽默， 做事須認真。 這兩句話表面上好像很能自圓其說，實際上則是無法統一的。這因為「做事」往往包括處世與「待人接物」，而文章所包括的人生，也就是處世與「待人接物」的表現。因此這是無法調和的矛盾。 讀語堂先生的文章，往往誤會他是一個不拘形骸、瀟灑放浪隨便自然任性的人，其實他的生活是非常有規律、拘謹嚴肅、井井有條的。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我們同在上海的時候，我知道他每天上午到中央研究院辦公，他的名義是英文總編輯，事實也是蔡孑民先生的英文秘書，下午他就閉門著作。後來他主編《論語》《人間世》，我與陶亢德是執行編輯，我們談編務總是在電話里聯絡，如果要見面總是在六七點鐘，不是亢德就是我到他的府上去談談，接洽完了就走，編完全稿，他一定會非常認真地閱讀，有些譯作，他核對英文原稿，往往有許多改正，他鐵定星期四下午是《中國評論》（China Critic）的會集，而每星期六或星期日的下午一定同太太帶著孩子去看電影。他對於電影似乎專為消遣，選擇不苛，而他對於音樂幾乎是一點都沒有興趣，那時上海的工部局管弦樂隊還不錯，我從來沒有碰見他去聽過。 在宴會的時間，他很高興接待朋友，大家聚在一起閒談一陣，平常他是絕不喜同朋友隨便來往聊天。他文章中有下面這樣的話： 點卯下班之餘，飯後無聊之際，揖讓既畢，長夜漫漫，何以遣此。忽逢舊友不約而來，排闥而入，不衫不履，亦不揖讓亦不寒暄，由是飯茶敘舊，隨興所以，所謂汝明言一室之內，或因寄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言無法度，談無題目，所言必自己的話，所發必自己衷情。夜半各回家去，明晨齒頰猶香。 但在他實際生活上可說是絕無僅有之事。 突然的不速之客，在中國好像是普通的事情，我想這是農村社會很自然的情形，我記得幼年時在農村中，鄰居「串門」是極普通的事情，而鄰村友好往還，因為路程不便，來必留飯，這也是自然之事。可是在工業社會，生活緊張，誰也沒有工夫隨時接待客人，所以事先必先約定，而除了約定請客，絕無留飯之事。好在現在電話普遍，即使臨時有事，也可先用電話訂定時間。這在西方已成一定的手續，語堂先生的生活全部是歐化的，自然不會有這種東方過去的情趣，而他文章上偏偏要歌頌這種趣味，也許只是一種補償式的滿足而已。 我們很容易被一個藝術家與詩人的浪漫生活與作品裡的某種趣味所迷糊，而忽略他們的嚴肅方面。我們大家知道德國詩人歌德浪漫的一生，他在八十歲時候還同一個十六歲的女孩戀愛，應該是很輕鬆的人了。事實並不是如此，他最討厭事先未曾訂約而駕訪的朋友，他認為這是對他一種太大的打擾。他一定用嚴峻的面孔對這樣的來客，而往往不同他談話，即使對有地位的客人，他也只是敷衍幾句而馬上結束談話。畢加索也是這樣一個人。語堂之生活態度也近於此類。在紐約時，除了約定的宴敘以外，他從不過訪朋友。譬如他同胡適之交往，好像胡適之有時候得便去看看他，而他則從不採訪適之，也沒有兩人無事相約在外面吃一個便飯之事。在這方面講，語堂之不近人情也正如以前許多人之批評歌德一樣的。 語堂是很欣賞蘇東坡的風趣的人。他記東坡貪飲偷牛，犯夜逾城。又記元祐時東坡任主考時情形： 那時闈考考官看卷子，留在禁中，與外間隔絕二三十天。東坡是主考，覺得無聊，秦少游諸人在忙著看卷，東坡卻跑來跑去，放浪形骸，玩（頑）皮作謔，弄得諸人無法凝神看卷子。 這裡也可以見到所謂「放浪形骸」的人，做事往往認真不了的。語堂稱「東坡詼諧百出」，可以見諸東坡文章，也可以見諸其做事。在一篇談釣魚文章中，語堂談到孟郊，有下面這樣的話： 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後》，講唐詩人孟郊廢弛職務，日與自然接近，寫得最有意思：「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南五里有投金瀨，草木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抱……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後小吏，經驀投金渚一往，至，得蔭大櫟……吟到日西還。」後來因此丟了差使，此孟東野所以成為詩人。 這裡可以看出語堂對作書不認真的人是非常稱讚的，而語堂自己則決不如此。所以他的「文章可幽默，做事須認真」的話。實是一種很幽默的矛盾。 三 我讀書極少，不過我相信我讀一本書得益比別人讀十本的為多，如果那特別的著者與我有相近的觀念，由是我用心吸收其著作，不久便似潛生根蒂於我內心了。…… 這是語堂關於他自己讀書的話。「讀書極少」，這句話原是相對而言，對古今中外汗牛充棟的著作，一個人一生能讀多少書？自稱讀書很少，原是對的，但在我的了解中，語堂所讀的關於文學、文化思想的書實在可以說無所不窺，正統的學院的哲學著作他似乎沒有系統地閱讀，嚴密的邏輯與煩瑣的概念分析他沒有興趣，但對於希臘的思想家的學說他讀起來可脈絡清楚。他讀書決不是「好讀書，不求甚解」，而是的確下苦工夫，對於《莊子》《老子》《墨子》以及佛經這一類書，他都下過「譯成英文」的工夫。這也就是說，從翻譯中去追究其確切意義，在朋友中，有一位比利時李克曼君，他的中文極好，他把全部《史記》譯成法文，我問他為什麼要譯《史記》，他說這是學「中國古文」的最好方法。語堂之努力，想也正是如此。他所說的「不久便似潛生根蒂於我內心了」，這也就是消化後變成自己內心的東西。我們讀書原如飲食一樣，牛奶、青菜、豆腐、牛肉，吃了消化了就成為我們肉體的一部分，而經史子集，讀過，消化，也就成我們智慧的一部分。這原是自然的事情，但也有人有博聞強記的能力，而缺少融會貫通的能力。讀過的書，像是存放在冰箱裡的食物，隨時隨地可以端出來給你看，而始終未曾消化而成為自己的智慧。所以，對於讀書大概正有兩種人，一種是強於「融會貫通」，一種是強於「博聞強記」。語堂先生自然屬於前者，而他的「融會貫通」的能力，又比一般人都強。 但，奇怪的，他也就因此，對於不能消化的東西，就一點不願接受，甚至不願去嘗試，他對於社會科學的知識就很弱。一九三〇年代，正是馬克思主義風行之時，他對於這一派的思想哲學一點也不想知道，而對於當時所謂左派思想界的種種非常隔膜，因此他對於這些朋友的批評也很膚淺。 在三十年代，語堂先生也許是初初接觸到中國明末的性靈派文學。因為誠如他所說「與我有相近的觀念」，所以引為至好。而他所認為幽默有趣的話，如「……但願有X X X X以及短命妾數人而已」一類的，在完全受中國文化教養的人聽來，實在並沒有什麼新鮮，稱為幽默，也只是低級的幽默而已。所以他的感覺，還是初接觸中國文化的西洋人感覺。 但是，他當時對於語錄體的提倡以及他在中文散文的主張，因為他在深厚淵博語言學上的根基，實在有他了不起的見地。 我記得當時有一位作家叫「麗尼」的，常到《人間世》來投稿，這是一種用歐化的筆調抒寫生活與際遇的情趣與感懷種種。我每次編進去，語堂先生總是把它抽出來。我當時就說，《人間世》既然是小品文的刊物，不同的風格的作品應當可以同時並存。他就說，這種中文根本就不是中文。所以《人間世》一直沒有用過麗尼的作品，後來他在巴金的文化生活社出版不少散文集。 語堂先生晚年由「中央社」寄發的《無所不談》文章中，有許多篇都談國語與中文字句的問題，他的主張始終是一貫的，他極力反對的是洋白話，他說： 大概立論的人，說國語不夠精確，所以要學西洋文法，但是這樣下去，必有比這三不像的白話還怪的白話出現，弄到國語不成國語，洋話不成洋話，這是弱小民族自卑自侮者之行為，不是大國之風。 他這話，我認為是非常有見地的。最近法國政府及法國學院力求法文的純粹，排斥英、美文的影響，也就是同樣的看法。但是，我覺得事實上是先有「弱小民族自卑自侮」的意識，才有「洋白話」的出現，而不是先有「洋白話」，才見得「弱小民族自卑自侮」之行為。 而文字文學正是直接反映社會的東西。文字風格的時髦往往同衣著的時髦一樣，有時候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台灣文壇上的詩歌與散文，流行的稱為「現代」也好，「新潮」也好，都是把中文歪曲壓擠成為一種新的姿態，其中不能說沒有新鮮的氣息，但新鮮的只在字面，內容非常貧弱與纖小，多看了深深地感到畸形與萎弱，正是一種「殖民地」氣。 語堂《無所不談》的散文，在台灣發表的時候，很多作家對它並不重視，有一次我到台灣，就聽到許多人對他的批評，一種是說「中央社」寄發這類文章，太沒有意義……有的則說語堂的文章總是那一套，沒有什麼新鮮的東西。我記得陳香梅女士就同我說，語堂先生似乎是關在太狹小的圈子裡。外國的作家同社會與世界時時有多方面的接觸，所以不會像他那樣偏狹。這些話，似都有他們的看法。我因為常在香港，很少讀到他的《無所不談》，偶爾讀到一二篇，覺得語堂先生這類文章，興筆寫來，都有風采。只是如果拿出他以前的作品，如在China Critic Weekly所寫的Little Critic以及《論語》上發表的《我的話》來說，則趣味與境界，變化確實不大。現在《無所不談》已經出全書了，我有機會整個來看，覺得實在也足稱是燦爛繽紛，琳琅滿目，這正如我們走進美麗的山野，其中雖有纖弱的小草，但正多豐碩美麗的花木。 我記得以前讀到一個英國文學批評家談到拜倫的詩，好像是說，拜倫的詩，現在讀起來，每首都不見得有什麼好，但如果綜合來讀他的全集，則就可以發現他的磅礴的氣魄與活躍的生命。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我想現在我正好用來談語堂先生的《無所不談》，在那本集子中，儘管有許多篇我覺得平庸無奇，甚至有故作幽默之處，但整個來看，那裡正閃耀著語堂先生獨特的風采與色澤。那裡有成熟的思想家的思想，有洞悉人情世態的智慧，有他的天真與固執，坦率與誠懇，以及潛伏在他生命里的熱與光，更不必說他的博學與深思，在許多課題前，他始終用他獨特的風格來表達他深厚的、有根據的見解，及確切與健全的主張。 四 真正要談語堂先生的著作，我並不夠格，因為說實話我沒有讀過他全部的著作，就我讀過的翻閱過的來說，則我覺得他的《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確實是把中國介紹給西方最好的著作，也可以說是空前的。特別是《生活的藝術》，本身也就是一本作者對中西文化人生探討的思想性的藝術作品。但是他的《京華煙雲》，我並不十分欣賞，他也許太存著一種介紹中國人的思想與人生態度給西洋讀者看的心理，沒有小說的魅力，細讀起來，倒像是一個外國人在詮釋中國一樣，而且人物都缺少生命。他以後的著作我就讀得少了，偶爾翻閱，覺得雖然處處都可見到他的散文的風采，而接觸到中國的現實社會與政治，覺得他實在是隔膜。當時我就想，如果他生活在中國社會之中，也許就不同了。他的其他小說如《風聲鶴唳》與《朱門》，我沒有讀過。最後一本小說，是《逃向自由城》，則實在是不應發表的作品，很多在大陸待過的年輕人都笑這本書，他們甚至同我說：「林語堂寫這樣的東西，怎麼會享這樣大名？」語堂在散文方面知道寫他所感受到融會在他心靈里的思致與想像，在小說方面，因為他對於現實世界與客觀社會的隔膜，他就無法通過形象來表現他的世界。小說如果要通過現實世界來表現你的主題，你就必須要了解甚至深深地接觸過這個現實世界，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作家只能描寫他最熟悉最接近的社會與世情。語堂先生對他想寫的現實世界的隔膜，使他的小說無法同他的小品文比擬。這也許是他的氣質上正是一個思想家、散文家，而不是一個小說家的緣故。 他的《中國與印度之智慧》，是通過他的學力與睿智之作，儘管有人說，其中有詮釋錯誤之處，但這也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語堂所見的有許多正是他自己的智慧。他自己似乎很喜歡他的《蘇東坡傳》，我沒有細讀，但粗率地翻閱，覺得他對於宋代的社會與當時的政治不夠了解，對於王荊公的看法，則是非常輕率。他重寫的《唐代傳奇》與《聊齋故事》，使這些故事為西洋讀者所接受，這當然是有功的。但對於研究中國小說的西洋學生，就覺得這些故事太無時代的面目了。 上面所說只是我個人粗淺的看法，不敢說是評論。語堂先生的著作，在世界風行，但在美國也常為半瓶醋的漢學家所妒嫉，我認識一個美國學生，他研究中國文化和文學，說他的老師就叫他們不要看語堂先生的著作。如果這個學生有資格讀中國古籍的原著，尚有可說，而偏偏他連極普通的報紙消息都看不懂。 真正說起來，也還是要回到上面的說法，就是拿語堂先生一本一本書來談他是不夠的，只有看他全部的著作，才可看到他的宏闊的規模與燦爛的生命。 語堂先生一直要求他的英文著作要合乎理想的翻譯。他的《生活的藝術》是黃嘉德分章翻譯了在《西風》月刊上發表的，在出書的時候，語堂很想仔細地把它改正一下，但是在還沒有做的時候，不知是盜版書還是另外的譯本已經出版，這當然會使《西風》蒙受很大的損失，因此黃嘉德很有怨言，後來大概仍是沒有經過語堂親自訂正就出版了。他的《京華煙雲》，他很希望郁達夫肯擔任翻譯，當時好像先付了一筆不算少的翻譯費給達夫。大概是希望他靠這筆錢可以靜下來工作的。交給達夫那本原本，我是看到過的，所有語堂認為英文成語與習慣用語應該怎麼譯的相對的中文成語詞彙，他都密密麻麻地為他注了出來。郁達夫當時接受了這個任務，但始終沒有去動手，這絕不是郁達夫存心騙取語堂那筆錢，而實在是達夫的生活是一個真正「放浪形骸」的生活，他是在生活上沒有任何計劃，也不想計劃的人。達夫對這件事始終覺得有歉意，一直到他到了新加坡後，還同人說起他對不起語堂，這是很接近達夫的人後來同我講的。而如果不是達夫告訴他，他也絕對不會知道有語堂請達夫翻譯《京華煙雲》的事。語堂對誰都談到過該書交給郁達夫翻譯的事，但從未提到他先有一筆錢支付給郁達夫。這種地方足見語堂為人的敦厚。 在語堂同輩的朋友之中，我聽到過許多人對語堂有貶抑輕率的評語，譬如胡適之先生，他就在許多北大同學集會中，說他某本書完全拾英國人的牙慧等等。但語堂對胡適之從未有輕侮的評語。有人稱他的英文高於適之，他也從不承認。有一次，我對他說，他把各民族的特性分為不同成分的感情，如幽默感什麼感之類，似乎缺一種「神秘感」。他頓悟似的對我大為稱讚。我說有許多思想家大作家似乎都少這「神秘感」，譬如魯迅、周作人、胡適之，都少這種神秘感。西洋思想家我覺得如羅素，也就缺乏神秘感，巴斯格、柏格遜就具有神秘感。作家中如托爾斯泰、契訶夫、莫泊桑以及紀德，都具有神秘感。他很欣賞我的話，笑著說，所以適之碰到了宗教思想的問題，往往就一點沒有辦法。這是唯一談到胡適之缺點的話，可是完全不含輕侮的語氣的。 五 在當年《現代評論》與《語絲》對壘時，以語堂的為人，實在應該屬於「現代評論派」的，但是他是屬於「語絲派」的。「語絲派」的人似乎多有反叛的精神，否定權威、不滿現狀的傾向。而作為文章，語堂當時也正是屬於這一類的，他對於魯迅、周作人一直是喜愛而敬佩的。他的這種反叛精神以後就萎退，這在魯迅看起來，就是爬上去了，想維持既得的利益。當時記得有人寫過一篇林語堂論，就是說他這種轉變。前些時讀到《大成》月刊中趙世洵所記林語堂種種，說他在廈門大學時與魯迅鬧得不好，這完全是不確的。魯迅進廈大是語堂聘請去的，他們的關係始終很好，以後魯迅離廈大到中山大學，語堂也離開廈大，魯迅離中山大學回到上海，魯迅與創造社一批人論戰，以後逐漸「左」傾，他與語堂始終是很好的朋友，就在語堂辦《論語》時，他們還有來往。最後魯迅有一封信勸語堂多從事翻譯。語堂回他信，說等他老年時再做翻譯工作。魯迅看了沒有再說什麼，但給曹聚仁的信中，說到林語堂是他的朋友，所以希望他可以真正做點為文化界有貢獻的事，如果語堂好好從事翻譯，對於現在以及將來社會，都是有用的。但語堂以為他的意見是老朽的意見，那還有什麼可說。以後他們的關係就疏遠，後來語堂好像寫過一篇關於「西崽」的文章，魯迅也寫了一篇談「西崽」。這是針對語堂的挖苦，魯迅筆下在這種地方向來是不饒人的。以後他們就沒有來往了。 在當時作家中，與語堂往還最好的還是郁達夫。郁達夫是一個處世最聰明的人，他同魯迅也往還很好。魯迅因為與創造社的人有長期的論戰，所以不喜歡創造社的人，以後成立「左聯」，與創造社的人如馮乃超等打成一片。但仍是說，創造社的人，不管以後轉變如何，在創造社時總有一個創造面孔——除了郁達夫。魯迅的話實在有偏見的，郁達夫只是沒有參加與魯迅論戰的場合。讀過創造社初期的刊物的人，都可看出郁達夫正是一個具有很顯著的創造面孔的人。但不管怎樣，郁達夫後來同魯迅相處很好，他們還一同編過《萌芽》月刊。郁達夫到上海，總帶著王映霞去拜訪魯迅，魯迅也寫過屏條送給映霞，很幽默地以「映霞大姊」題款。郁達夫與語堂交往也很相投。談到郁達夫與王映霞結婚後，郁達夫曾經偷偷地回到他的老家前妻那裡住了一個月的事，語堂非常欣賞，覺得達夫這種地方實在可愛。可是在郁、王婚變時，王映霞提到這個，說當時這實在是太傷她心了，而成了達夫的一件對不起她的罪案。可見一件事，不同的立場，可以產生完全相反的是非。 對於女性，語堂下意識里似乎總偏愛浪漫的有風趣的俏皮的女性。他喜愛《紅樓夢》里的晴雯，他喜歡《浮生六記》里的芸娘。像芸娘喬裝男子去看戲，為丈夫物色姨太太等，他讚嘆有加。這也許因為林太太太端莊方正之故。說一句笑話，林太太是大家閨秀、賢妻良母、循規蹈矩型的薛寶釵，語堂下意識始終傾慕林黛玉一類的女性。這也可以說是文章可幽默，做事要認真的矛盾。 在上海，時代書局一批朋友也與語堂去舞場，有一個舞女，語堂很喜歡。那批朋友也湊過慫恿撮合之熱鬧，但語堂迄未進一步去求接近。至於那些打扮得整整齊齊，像煞時髦毫無風趣的美女，語堂始終很輕視。他曾經告訴我，在紐約時，有一個朋友請客，主要是請林黛，把他請去了，等了很久林黛不來，他實在想走了，因為覺得不好意思，勉強等著。後來林黛到了，他覺得她非常俗氣，只會silly smile。他對於中國電影明星知道得很少。談到西洋電影明星，我們都喜歡素菲亞·羅蘭。在香港，我同語堂也去過一次舞場，在他只是想看看香港的舞場而已。我帶他去的是杜老志，我好久沒有進舞場，可是湊巧有一個舞女大班認識我，他介紹我們一個年輕美貌的小姐，可是一點沒有靈性，語堂稱讚她漂亮她都聽不懂，以為有意取笑她，有點生氣。後來我就請她去跳舞。舞女大班又另外找了一個小姐來。語堂喜愛體驗各種生活，如釣魚，他在文章里談得津津有味，其實他只是在預定的假期中偶一為之，並沒有廢寢忘食這種濃興。在蒙特卡洛，他也去賭博，但我相信他沒有像我在上海孤島時代那樣沉湎過。我們也曾經談到一同去澳門一次，但是始終沒有實現過。現在想起來這也是一種遺憾。郁達夫稱語堂為英美式的紳士，這話也許很有道理。有一次，不知怎麼說起，我說：「我非常敬佩你與胡適之那樣對太太的忠誠。」這句話，是出於我衷心的，因為舉目數當代文人學士，很少是這樣「從一而終」的。可是，出我意外的，語堂聽了並不高興，好像是我輕視他似的。我也就扯到別的去了。 六 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語堂先生在上海的收入很高，主要的是開明書店英文教科書的版稅，這也就是魯迅挖苦語堂的「以教科書起家」的話。我沒有直接受教於語堂，但是中學畢業時，讀《開明英文文法》，始悟過去自己所受的英語教育之錯誤，深以未能有像語堂先生這樣的老師教我英文為可惜。開明應付語堂的版稅，因為數字太大，常有爭議，最後大概是議定每月付七百元，當時七百元銀洋是一個很大的數目。那時語堂先生在中央研究院也有薪金，《天下》月刊也有報酬，《論語》《人間世》也有編輯費，合起來當不會少過七八百元，當時一個普通銀行職員不過六七十元的月薪，他的收入在一千四五百元，以一個作家來說，當然是很不平常的。 那時候，黃嘉德、黃嘉音計劃辦一個譯文雜誌，定名「西風」，由他們兩兄弟及語堂、亢德合資創辦。當時約我參加，我沒有錢，因當時又有出國計劃，所以沒有參加。《西風》創辦後，成績很好，但亢德隨即退出，與語堂合辦《宇宙風》。 西風社後來逐漸發達，嘉德因為在聖約翰大學教書，由嘉音一個人經營。嘉音做事很認真，但賬目不一定合乎會計制度，如以營利發展事業，紅利大概也沒有發過，後來抗戰軍興，西風社搬到桂林，以後想也就無賬可查了。語堂先生有一度曾經叫他的侄子林國榮去了解，自然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宇宙風》辦起後，語堂要加聘他的弟弟林憾廬。陶亢德是很有個性的人。他第一覺得《宇宙風》是初辦的一個小機構，怎麼可以安插閒人；第二覺得語堂也許對他不信任。所以沒有多久，亢德的《宇宙風》就拆夥獨立出來。《人間世》與良友合約滿後，語堂曾經問我是否有興趣繼續自己來辦，他可以同我合作，像《西風》同《宇宙風》一樣。我自己覺得沒有經商的才能與興趣，所以沒有接受語堂的好意。 大概在中央研究院有什麼變動，《天下》月刊（那是孫科支持的一個英文月刊）停辦後，語堂很想到北平定居，專心從事著作，他到過北平一趟，但考察一下，改變了初衷，回到上海後沒有好久。那時《吾國與吾民》在美國出版後很成功，他有全家搬到美國的打算。 要結束上海這樣一個家，搬到美國去，這當然是很大一件事。像這樣的事情，語堂都是依靠林太太，由林太太全權處理的。他們把家具標價賣去，都是十元八元一件，亢德好像也買了一把沙發，語堂的兄弟也買了幾件。當時儕輩都奇怪這個做法，幾件舊家具對自己兄弟還要收錢，就未免太沒有人情味了。 我不記得語堂去美國是搭什麼船，但搭的是二等艙，我們都去送行。這就是語堂三十年僑居的開始。 後來我去法國，同語堂也通過幾封信。兩年後，我回到孤島的上海，好像缺少聯絡。一直到抗戰時期，語堂回國到重慶才再見面，他住在熊式輝的家裡。我去看過他幾次，那時他已經名振海外，在重慶往還的都是黨國要人，我自然只在他有空閒的時候去拜訪他。有一次，我們談到中午的時候，他留我多坐一會，回頭一同去外面吃飯。就在那時候，門外進來一個人。他告訴我那是黃仁霖，說找他也許有什麼事，我自然知道他有暗示我可告辭的意思，我也就起身走了，以後我沒有再去拜訪他。 這一次回國，他的目的至少有想搜集一些資料去寫書的意思，但是他對當時的抗戰情勢，後方與前線種種他都不想了解，他同文藝界、出版界也沒有特別的聯繫與交往，我想當時與他比較有來往的是孫伏園、老舍與我。但我相信他也並沒有向我們談到現實生活上的種種。以我來說，我是於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後，從上海淪陷區奔向後方的，輾轉曲折，經過了八九省的路程才到重慶，當時許多西洋的記者都要我同他們談談淪陷區的情形與路上的見聞，而語堂則從不與我談到這些。他當時往還的還多是黨國要人，談的也許是國民外交一類的大題目吧，這似乎離他小品文的意境是很遠的。 一九四四年我去美國，我又看到語堂，他與他太太都以老友待我，時常招我到他家吃飯，那時候正是抗戰時期，他的著作為國家盡一定的宣傳的力量，當時日本輿論界覺得他們沒有一個林語堂這樣的作家可以在世界上爭取同情為憾事。但是在我與他私人談話中，或發覺他對於中國現實的種種，實在很隔膜。 這也許是氣質關係，語堂對於社會的現實始終是不想接近與了解。他不喜愛賓客，也從不同來客談現實的種種。這與胡適之是完全不一樣。胡適之那時也在美國，他的客廳往往有許多訪客，遇到中國有人出去，他喜愛人家去拜訪他，聽人對於中國的報導並同他討論中國的問題。在某一方面，語堂的主觀非常強，他對於是非真偽的看法，也往往不願意根據客觀的事實。 大概就因為這些關係，他回國一趟後，並沒有寫成什麼出色的著作。以後似乎只有回到寫《蘇東坡傳》及《中國與印度之智慧》等書了。因為這是只要靠書本的資料與他的智慧就可以寫得出色的。 每個作家都有他的特殊的才能與偏向，我們並不能要求一個作家有多方面的才能。 但社會的現實是現實，我們無法完全否認。一個社會有一個社會的傳統，它所形成的風俗人情也正是一種現實，而我們不得不面對這個現實。語堂是一再強調「我行我素」的話。一個作家可以寫你愛寫的東西，但只有寫你所懂得的東西。碰到客觀的事實，你就不能再說「我『寫』我素」了，這也就是語堂後期的小說流於貧血與幼稚的原因。而實際生活上，語堂後來之被誤會而失敗也許正是因這一點。這也可說中國人老話，所謂書生不懂人情世故的缺點。 七 ……世界上只有兩種動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屬於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後者屬於肉食者，如鷹、虎及行動的人是。其一是處置觀念的，其他是處置別人的。我常常欽羨我的同事們有行政和執行的奇才，他們會管別人的事，而以管別人的事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總不感到那有什麼興趣。是故，我永不能成為一個行動的人…… 這是語堂自己的自白。可是，說這樣聰明的話的作者，竟接受了去擔任一個大學校長的職位了，而且是要他去創辦一個「大學」。這也正是要原來吃植物的人去吃獸肉，因而引起無法消化，以致病倒，而病倒以後，還一直不能了解這致病的原因。 關於南洋大學校長曇花一現的事件，我知道得不多，我想趙世洵的報導是很可靠的。一九六〇年，莊竹林任南大校長時，我去教一年書，我聽到不少關於語堂在新加坡時的種種，許多人對他諸多的侮蔑與抨擊，我實在為語堂抱不平與可惜。 我想，如果胡適之與梅貽琦都不接受這個校長的邀請時，語堂在接受前，實在大可與胡、梅兩位談一談，我相信他們不接受的理由，至少一部分是因為南洋環境的複雜。語堂如果想去新加坡，先要了解新加坡的現實環境是最要緊的，而且在接受後，貿貿然先發表離題的談話，這實在是很不智的。 其實語堂在新加坡，同南洋大學執行委員會——或者說董事會——是賓主的關係。這種關係應該是合則留不合則去。這裡林語堂所謂「文章可幽默，做事須認真」的話，很值得我們作深一步的探討，我上面已經談到「做事」是不得不包括「處世」的，越是處在高級的位子，「處世」的成分也越複雜。語堂先生深得老莊人生態度的旨趣，他實在應該了解「處世的幽默」與「做事的認真」很需要一種融會的。 儘管語堂到新加坡前，有維護個人權益的合約的，但到賓主不相融的時候，語堂應有視合約如廢紙的幽默才對。他雖然有責任為他所聘請的教職員爭取權益，但他自己應該分文不取，潔身引退。也根本無須同陳六使這樣的朋友計較是非。 在語堂初到南大時，號召華僑踴躍捐款，當時聽到的最令我感到「煞風景」者，是要三輪車夫義賣捐款。我覺得這是很出格的事情，即使發動者不是校長，而校長也應該加以阻止才對。 如果語堂已經贊同了這樣的募捐，接受了三輪車夫的義賣，現在校長辭職，要根據合約拿一筆很大數目的賠償而走，這不是老莊也當然不是孔孟之道。 語堂如果稍稍了解當時南洋的社會，老實說，要到那面去做校長，最好先接洽一筆洛克菲勒或福特基金的捐贈才好。這正如做人家媳婦，帶一筆嫁妝才可以使人看得起。語堂熟讀《紅樓夢》，應知鳳姐在大觀園中之地位，也是有「嫁妝」的關係。語堂既然白手而去，自然更應當了解這些僑領對於「大學」，也還是有「投資」的想法。老實說，像陳六使這樣，怎麼會知道什麼是「大學」，什麼是第一流大學——這是語堂當時口口聲聲談到的。而且，他們在捐錢的時候，已經有「利潤」的眼光。 譬如，南洋大學的校址，設到裕廊還要下去的地方，據人說，他們已經看到大學建立起來時，附近的地皮都會大大起價，而他們正是擁有大幅地皮的人，所以他們捐了些錢，已經獲得了更大的補償。 語堂在建校的計劃中，本來擬約請一位曾經建造鄉間大學的建築師來設計的，可是一到新加坡，學校已經在那裡動工了。據說校董中本來是擁有建築公司的，像這樣大的工程，怎麼自己不包而要讓給別人呢！ 當陳六使對語堂的預算不同意時，陳六使如果不先公開批評，私下先同語堂商談，應該可有商討的餘地；現在陳六使先公開發表談話，顯然後面已經有別種原因。語堂不知是否平易地問過陳六使？當時馬上對陳六使發脾氣，實在是非常天真的態度。倘若三目不發，對陳六使笑笑，不同他爭利爭是非，悄然引退，那就是最超脫的幽默態度。 語堂後來聽說，是老華僑陳嘉庚自大陸寫信給其女婿李光前種種，這當然是有所根據，但李光前也不是一個小孩子，也沒有理由一定要聽其老丈人的話。後來語堂對我說，李光前一直沒有參加過任何歡迎他或關於南大的集會。我當時就想，語堂到新加坡後有沒有去拜訪過李光前呢？ 在南洋的習俗上，在中國傳統上，南洋大學既然是要靠僑領支持，而李光前又是富甲南洋的大戶，語堂要做南洋大學校長，為大學先去拜訪這些富豪的僑領是有一百萬分的理由的。請李光前捐款，總比號召三輪車夫捐錢合於情理。 且不說那件事情有什麼政治背景。如果沒有，語堂要擔任校長下去，也是絕不會愉快的。以前做地方官的人，都要找一個熟識當地情形的紹興師爺，才能上任，也就是這個道理。當時語堂以其婿黎明為大學秘書，以其女太乙為校長秘書，這也是當地人士無法諒解的事，黎明、太乙都是才學兼備的人才，當然不是能力問題。但聘為教授，不會有人說話，插在人事圈子，自極不合中國傳統之情，亦有違於現實環境之理。語堂自己說： 且凡天下之事，莫不有其理，莫不有其情，於情有未達則其理不可通，理是固定的，情是流動的。所以我在《吾國與吾民》中說：西人斷事之是非，以理為是，中國人必加上情字，而言情理，入情入理，始為妥當。因為我們知道，理是死的，推演的；情是活的，須體會出來的。近情合理始是真知，去情言理，不足以為道。 說如此通情達理的話的人，而對於自己處世立身，無法使情理貫通融合，殊可惋惜。以語堂文章之飄逸，而拘泥於意氣微利之爭，不知是否所謂「做事須認真」這句話害了他，我想當時如有一個高明的「師爺」予以指點，或仍可使其頓然返悟。甚至把已爭得之錢，於臨行時捐贈南洋大學，也正可使陳六使之流愕然自慚的。 在語堂離開新加坡之時，陳六使仍親自到機場相送，這種雖是表面之事，但也正是有涵養懂幽默的人之行為。我們也可以想到，這也正是背後有「師爺」在指點的。 以後我聽到紐約的《聯合日報》對語堂的攻擊，這事情毛樹清兄似乎知之甚詳，與陳六使當然是有關係的。 我不知道當時語堂爭得的賠償費占總數三十五萬二百另三元之幾分之幾，比之於以後的語堂在「共同基金」（Mutual Fund）上之損失，恐怕還是很微的數目吧。 我在這裡，並不想論語堂與當時南大那一幕的是非，我只是想在這件事變中，分析語堂對於客觀現實之不願了解所引起之誤會與得失。我們站在比較了解他的地位，覺得實在是很可惜的事。 現在，這裡所談的都已過去，李光前、陳六使都已作古，語堂也已仙逝。現代的大學，似乎也只有政府有力量可以辦。當年紛爭不過是浪潮中的一個泡沫而已。 八 關於語堂的兄弟們，在趙世洵的《悼念林語堂先生》的文中，介紹得很詳細，他是根據語堂的胞侄惠瀛所告訴他的，當然再準確沒有了。我則除了惠瀛的父親孟溫先生外，語堂的其他幾兄弟，每一位都認識的。 玉霖一直在教育界，我不但認識他，還認識他的二位公子，一位就是上次提及的國榮，他是一個很實在很誠篤的人，我在重慶認識他，那時候他還沒有結婚。我還認識他當時還是未婚妻的太太。一位是林疑今，我是在上海認識他，後來在重慶也有往還。疑今也是很聰明的人，但是「目空一切」，比方說談到胡適之，他會說「算不了什麼」，談到「徐志摩」，他也會說「沒有什麼」，語堂不喜歡他這種態度。我同他雖沒有成知交，但並不妨礙同他來往，我認識這類朋友很多，一直到現在，我碰見許多比我年輕的作家及所謂詩人都有這類態度，我始終可以幽默態度同他們來往，有時候覺得他們有些地方的可愛與可笑。疑今後來到美國，曾經把茅盾的《子夜》譯成英文，尋求出版，但沒有人要。他於勝利回上海後，在什麼大學教書，我於一九五〇年來香港前還去看過他…… 林憾廬也是一位很忠厚和藹的人，我最後看見他是在桂林。他相信無政府主義，後來與巴金很接近。疑今常笑他們，「無政府主義還辦什麼書店！」 林幽在上海時常常有碰到，他好像在《中國評論周報》任編輯，後來去菲律賓。 我自然還認識語堂的三位小姐，都是學有專長，賢淑可愛的女孩子。大小姐如斯，未能壽終，一直為認識她的人惋惜。我讀過謝冰瑩寫的一篇發自內心的哀悼的文章，當時我很想寫一篇，但我怕會觸語堂先生的心，所以未敢動筆。 一九六六年，我到美國出席筆會，在紐約，國榮伉儷請我在他們家裡吃飯，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如斯，在她的溫婉的笑容中，我發現她內心的孤寂。那時候語堂先生與夫人初定居在陽明山，我寫了一封信給他們，覺得他們應該邀如斯住在他們一起，彼此都可有依慰。後來我從美國到日本又到台灣，到陽明山去拜訪語堂先生，林太太對我提到我的信，說他們自然歡迎如斯來台灣，只要她自己願意。後來如斯真的回到了台灣，我想她以後一定較會快樂。但我第二年到台灣時，語堂先生已經遷入新居。如斯則並不住在一起，因為她當時任蔣復璁先生的秘書，住在「故宮博物院」附近。我那次在台灣也住了幾個星期，竟沒有去拜訪如斯，以致以後再無機會，可說是一種遺憾。 我覺得人與人來往是一種機緣。我與語堂先生認識是始於我在《論語》投稿，但能夠繼續保持往還，一直到大家都住在香港，還常常見面，可說是非常難得的。在為他慶祝八十歲壽辰時，他精神還很好，當時他同我談起，還想把他那本英漢詞典重編一本袖珍本。以後他似乎日趨衰萎，很怕與人應酬，我自不便去叨擾。去年我在台北，後來知道他也回到台北，蘭熙想去看看他，我告訴她，他大概沒有精神同客人談話。他雖曾為文談赤足之美，但他絕不赤足穿拖鞋或穿睡衣來接見客人的。而他當時要做這樣的振作，也已經是一種很大的負擔了。蘭熙後來說她打過電話，說是出去了，她知道那是一種託辭。 我自從慶祝他八十歲壽辰後，就沒有見過他；一直到在報上見到他病逝的消息，才打電話去問，以後在殯儀館裡對他致最後的敬禮，我心中除了悲傷以外，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觸。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思想融會的時代中，中國出現好幾種的看法，最初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後來是中國文化是精神的，西洋的文化是物質的；再後來有談中國文化是道德的，西洋文化是科學的。這種劃分，引經據典，似乎都可以說出一番道理，可是事實上總是反對者有理。原因物質的文明後面一定有精神，科學的發達一定產生道德。語堂對西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比較，是從生活的態度與趣味出發，不作死板的劃分。他從對零星事件的觀察與思索中，發現中西的不同，他不用抽象的理論來作論理的辯證。在體念上講，是藝術家的態度，在表現上講，是小品文的境界。這是他與以前以及同時代談中西文化者不同的地方。理論的爭執，往往在說服他人，而別人不一定被說服。語堂只說自己的體念，他不想說服人，而讀他的文章者，自然同情他。 他是一個基督教徒，他雖然一度中途背離了基督教，但他的靈魂還是屬於基督教的，所以他最後又回到基督教的信仰，是自然不過的事。我沒有讀過他的《皈依耶教》（From Pagan To Christian）那本書，但我想，信仰不是理論的問題。當他酖讀老莊與孔孟的著作之時，老莊與孔孟的思想在他或只是新鮮而可愛的朋友。他一直沒有改變他的基督教的人生態度。在語堂淵博的中西文學修養中，他最讀得精熟的還是《聖經》。這似乎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這一點。他的心靈是貫穿著基督教的精神，因此儘管有許多種不同的思想與趣味，無論是老莊或孔孟，蘇東坡或沈三白對他的吸引，他只是讚美與欣賞而已。他一直沒有違離他基督教教育所給他的道德世界。 他的「做事須認真」可以說是對神負責的話。而「文章可幽默」則是對人挑戰的話。 我相信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他在文學史中也許是最不容易寫的一章。 在我與語堂文字往還之中，有他寫過一幅屏條送我的，留在大陸，現在大概不會有了。 在我詩集裡，有一首一九四一年寫的《寄友》的詩，是寄給他的，當時他在美國，我在孤島的上海，怎麼會寫這樣的詩我也忘了，是不是寄過給他，我也記不起來了。在我出詩集時，因為怕有「我的朋友胡適之」之嫌，所以只以「寄友」為題。現在他已經棄世，我覺這首詩，現在寄給他在天之靈，也還是有新的意義，只是其中「我年已三十」，應改為「我年已六十」了。因謹抄在這裡作為此文的結尾。 寄友 月如畫中舟，夢偕君子游， 游于山之東，游于海之南， 游於雲之西，游於星之北。 山東多宿獸，宿獸呼寂寞， 春來無新花，秋盡皆枯木； 海南有沉魚，沉魚嘆海闊， 白晝萬里浪，夜來一片黑； 雲西多飛鳥，飛鳥歌寂寥， 歌中皆怨聲，聲聲嘆無聊； 星北無人跡，但見霧飄緲， 霧中有故事，故事皆荒謬。 愛遊人間世，人間正囂囂， 強者喝人血，弱者賣苦笑； 有男皆如鬼，有女都若妖， 肥者腰十圍，瘦者骨峭峭； 求煤擠如鯽，買米列長蛇。 忽聞有低曲，曲聲太糊塗， 如愁亦如苦，如呼亦如訴， 君淚忽如雨，我心更淒楚， 曲聲漸嘹亮，飛躍與抑揚， 恰如群雀戲，又見群鹿跳， 君轉悲為喜，我易愁為笑， 我問誰家笛，君謂隱士簫。 我年已三十，常聽人間曲， 世上簫聲多，未聞有此調， 為愛此曲奇，乃求隱士簫。 披蓑又披裟，為漁復為樵， 為漁飄海間，為樵入山深， 海間水縹緲，山深路蹊蹺， 縹緲蛟龍居，蹊蹺虎豹生， 龍吞千載雲，虎吼萬里風， 雲行帶怒意，風奔有恨聲。 泛舟槳已折，駕車牛已崩， 乃棄舟與車，步行尋簫聲； 日行千里路，夜走萬里程， 人跡漸稀疏，簫聲亦糊塗。 有鳥在樹上，問我往何處？ 我謂尋簫聲，現在已迷途。 鳥乃哈哈笑，笑我太無聊， 何處是簫聲，是它對窗叫。 醒來是一夢，明月在畫中， 再尋同遊人，破窗進清風。 （一九四一，一二，二七，夜。上海） 《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