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人 · 5.關於郁達夫之死

（劉心皇） ◎傳聞紛紜 關於郁達夫的死，在抗戰勝利之後，作家從各地漸漸返回上海，只有郁達夫，最初沒有消息，後來便傳聞紛紜了。經過不少人查考，也有不少人發表文章，綜合起來，有三個說法：一是給日本人秘密殺害；一是為日本憲兵殺害；一是死於「王任叔的告密」。當時，在上海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總之，郁達夫處在那種亂局下，以他文人氣質特別濃厚的為人，自然沒有應變的謀略。當日本憲兵隊胡作非為、淫殺擄掠之時，他曾被迫做過「通譯」。當日本天皇廣播無條件投降之時，一般民眾當然歡欣鼓舞，鞭炮連天，而像郁達夫這種曾知曉日軍暴行的名人，不知馬上躲藏起來，以避免被殺滅口，竟而亦歡欣鼓舞地計劃如何幫助接收受降，這不是自尋死路嗎？具有詩人情操的郁達夫，哪裡會想到這些？因而不明不白地犧牲了，但亦因而得到較高的評價。 ◎郁達夫被出賣的事實 關於郁達夫之死，勞榮在《緬懷王任叔同志》中說王任叔告訴他關於郁達夫的消息：「……還講了郁達夫先生在南洋的流亡生活，在日本侵略軍投降以後慘遭謀殺的遭遇。他說郁達夫先生的日本話，說得比一般日本人還好，這就招來了禍根。日寇憲兵隊強迫他替他們當翻譯，雖然他利用這個職業救了不少華僑和印尼人的生命，日寇並沒有識破改名為趙廉的華僑富商是中國當代大作家郁達夫先生。後來，終於由於叛徒的出賣，被已經向盟軍投降了的日本侵略軍謀殺了。」 王任叔所說的「叛徒的出賣」，顯然並不是他自己，而是另有其人的。這個出賣郁達夫的人是洪根培。胡愈之說： 憲兵總部內有一個福建籍的工作人員，名洪根培，是在昭南島興亞煉成所受過訓練的，對新加坡文化界情形一向十分熟悉，一九四三年到了武吉丁宜以後，就知道趙廉是郁達夫的化名。但最初不敢告發，到了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間，他才向憲兵總部告發達夫是聯軍間諜，並且由巴爺公務中華學校前任某校長作證。這位校長因為性情乖張，被校董會解職，他要達夫替他幫忙保全校長的位置。達夫沒有答應他，他懷恨在心，所以和洪根培勾通了去告密。 …… 大概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間，關於趙廉這件案子，完全偵查完畢了。有一天，一個常到達夫家中去的憲兵，又去他家中，一見了達夫，突然改變了平時的稱呼，不再稱「趙先生」而稱之為「郁先生」。那憲兵說：「郁先生，你害我們好苦。為了你的案子，我們工作了有大半年，到上海、東京都去調查了。」達夫神色異常鎮定，就回答說：「你們為什麼不問我？你們早問了我，我早就告訴你們了，費這麼多的時間去調查幹麼？哈哈，現在請你喝一杯罷。」後來，憲兵又說，他為了調查這件案子，用去不少錢，達夫就送了他一千盾軍票。這事情過後，達夫照常住在巴爺公務，沒有發生別的事故。 關於洪某告密的事，了娜也有說明，他說：「洪根培告密的事，達夫先生早就得了『情報』的。武吉丁宜憲兵隊收集了達夫先生的據說是全部著作，當然是洪某的力量的表現。憲兵隊長叫了達夫先生去，指著堆在那裡的書問他：『這些書是誰作的？』達夫先生一見是自己的作品，便鎮靜下來從容地說：『是我作的。』『怎麼又是趙廉呢？』『趙廉是本名，這是筆名。——中國作家不少這樣的，例如魯迅即周樹人，茅盾即沈雁冰，所以郁達夫即趙廉，哈哈哈……』這憲兵隊長見他態度自若，便並未申斥，只說：『我們找你，找得好苦啊！』『啊啊，是嗎？怎麼你們不先問問我呢？如先問問我，我早同你們說了。』」接著，是憲兵隊長向他要了錢，喝酒盡興為止。同時，了娜又說郁達夫為洪某告密的事，還打了洪某的耳光。他說：「……達夫先生到巴東，我才將這事問他，他說：『不錯，他離開武吉丁宜去別處，路巴爺公務，在汽車上，汽車停在路旁，我開了車門，抓他下來打了他兩個耳光，我說：『你再去告我的密！』他當時道歉，說：『以後不敢再妄動了。』」這些話，便證明告密的真是洪根培了！ ◎郁達夫失蹤的真相 關於郁達夫被出賣的事實，已如上述。至於郁達夫失蹤的情形，是這樣的： 在八月二十九日晚間，郁先生和三四位客人……八點以後，有一個人在叩門，達夫走到門口，和那人講了幾句話，達夫回到客廳里，向大家說，有些事情，要出去一會就回來，他和那人出了門，從此達夫就不回來了。 喊達夫出去的人，是一個二三十歲的青年，像一個台灣人，也像印尼人，和達夫說的是印尼話。達夫出門時，身上穿著睡衣和拖鞋，可見並不預備到別地方去。朋友等到午夜過後，還不見他回來，便各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清晨，達夫的妻子要分娩，鄰居們便來幫忙，因為郁達夫還未回家。生下的這個女兒，取名為美蘭。這時他們雖然很焦急，但不能確定是失蹤，因為平時郁達夫經常一聲不說，就在朋友家過夜，甚至幾天不回家，也是常事。後來四處打聽一下，從當晚步出門口之後的現象看來，似乎有點不妙： ……據附近一家咖啡店的夥計說，當晚達夫從家中出來，和一個不相識的青年進了咖啡店，兩人用馬來話交談。那人似乎托達夫幫忙一件事，達夫表示不答應，不久兩人就出去了。在離咖啡店不遠是一條小路，十分荒涼，只有一家印尼農民的茅舍屋，那印尼農民曾看見當天晚上九點前後，有一輛小汽車駛到那路上，裡面有兩個日本人。汽車停了許久，又有兩人過來，上了汽車，就駛走了。那條小路晚間見不到光，所以不能分辨車上乘客的面貌。 根據這種情形，巴爺公務的華人首先肯定帶走郁達夫的人，一定是日本人，因為當地只有他們才有汽車。 郁達夫失蹤的第二天，一名在武吉丁宜憲兵隊警務班的憲兵（C氏），到巴爺公務做例常巡察，因為他與郁達夫來往了一年，便照常去拜訪他，他說： 「我想是在戰後的幾天，日期已記不清楚，我因巡察任務到巴爺公務，照常去趙先生家拜訪，我感到奇怪，大門是關著的，當我進去，發現趙太太在哭，我問了她才回答：『前天晚上有兩位印尼人來找他，他說有事要出去，到今天還沒回來，我很擔心，可否請你代為尋找一下？』我答應她去搜查，回部隊後，我就報告長官，部隊開始調查，幾天後並沒找到他的蹤跡，當時邦人和軍人等，離隊逃亡、殺害等事件，相繼發生，加上印尼獨立運動展開活動，人心混亂，搜查工作變得困難，在此情況下，我們沒有完成尋找趙先生的工作，就離開蘇門答臘，進入收容所，在收容所聽說，聯軍方面也在探索趙先生的下落。」 另一名日本憲兵（A氏）也記得曾奉命搜查過郁達夫： 戰後趙廉失蹤這件事是真實的。當時我移駐到巴爺公務憲兵隊，任務是維持當地治安和保護日本軍隊等。我記得很清楚，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前，長官要求我們合作，搜查趙廉私人住宅。我親自協助檢查趙廉屋子有二三次。由開始搜查到四月中我離開巴爺公務為止，只是查出趙廉離開家的情況而已。 還有第三名憲兵（D氏）也曾幫忙搜查郁達夫之下落： 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間，我被調到棉蘭司令部，曾接到通知，要我們打聽趙廉消息。我的老戰友們說，他們也去調查這事，因為賞金很高。 中國資料方面也有敘述憲兵出動人馬來打聽追查郁達夫下落之事。不過正如胡愈之所說的，他們不相信日本憲兵真的不知真相，而是故作貓哭老鼠之狀，實際上是他們所謀殺。很多中日人士都同意，由於日本投降到盟軍派兵接管蘇島期間，社會秩序非常混亂，尤其再加上印尼獨立運動積極乘機而起，在這段無政府之真空狀態中，造成很多無法無天之事情發生。 第一次肯定郁達夫死亡的消息，是來自駐紮棉蘭的盟軍總部，那時已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不過這聲明很簡單，只說是被日本憲兵所殺害，而且是由被審訊的日本戰犯所透露出來的。除了這種說明，沒有其他的證據，沒有日本憲兵因為牽涉殺害郁達夫而被判死刑。至於郁達夫被殺害的理由，中國人士都解釋說，因為郁達夫擔任過日本憲兵隊通譯，親眼目睹憲兵殘害被征服的人民，再加上他本身是一位知名作家，擔心戰後將成為一位強有力的控訴日本憲兵的證人。因此先下手為強，將他殺害，消滅一個必將控訴他們的證人。 鈴木正夫開始研究這問題時，根本不相信郁達夫是被日本憲兵殺害，他比較相信被印尼人殺害的說法。可是當他繼續訪談了很多當年與郁達夫有來往的日軍時，出乎他意料之外，有關人士供證說，郁達夫是憲兵所殺，而且證據確實可靠。鈴木正夫說：「到了後來隨著調查的進展，意外而且非常遺憾，達夫被日本憲兵所殺害變成了確定性的事實。」由於顧慮證人的安全問題，鈴木認為時機還不成熟，因此不願將證人及詳細殺害郁達夫的經過事實提供出來。他只透露殺害事件是由幾位來自武吉丁宜憲兵隊的憲兵所策劃。有一位憲兵私下秘密決定，瞞過上司，叫幾個部下把郁達夫處決。他們用一個印尼人把達夫從家裡引出來，然後帶到別處將他處死。後來那印尼人也失蹤了。事情發生後，參與其事的幾位憲兵因畏罪而離隊，全部失蹤了。其中一位參與者，在事情發生後，離開部隊，改名換姓，混入軍隊，後來與普通日本士兵一起被遣送回國。至於殺害郁達夫的動機，正如中國人士所說，是要消滅有資格在審訊戰犯時的證人。 這位日本學者鈴木正夫，曾花了數年工夫調查郁達夫遇害真相，他訪問了不下一百個曾在南洋服役的日本人，並曾親到星馬查詢，最後是承認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了。鈴木正夫以學術研究的立場，將郁達夫被殺害的事實調查清楚了。對於郁達夫的失蹤和死亡，總算有了正確的答案。 《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