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人 · 4.郁達夫遺孀談他的晚年與遇難（選載）
（馬力原著）
關於郁達夫晚年在印尼的生活情況，胡愈之的《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以及了娜（張紫薇）的《郁達夫流亡外紀》兩文，均有詳細介紹。最近，筆者有機會在香港訪問了當年和郁達夫共同生活了兩年的夫人何麗有女士，請她談談她所知道的郁達夫。
◎結婚
何女士是台山人，小時候跟隨她的姨丈去印尼，她的姨丈姓陳，所以去印尼時就改姓陳。一九四三年，郁達夫化名趙廉在武吉丁宜（Boekit Tinggi）的日本憲兵部做翻譯，由於他不願做違背良心的事，而且當時他又向日本人表示他是做生意的人，所以堅持不收受日本憲兵部的薪水，當然，在憲兵部做翻譯可以暗中營救一些人，但是郁達夫始終不忍心眼看許多華僑、印尼人被拉到憲兵部去毒打，所以一直設法要離開。開始時，他裝作害肺病，但是日本憲兵因為找不到日語的翻譯，不准他辭職，後來郁達夫買通了憲兵部的醫生給他開證明，希望藉此脫身，憲兵隊長還是不准。後來，終於找來了個通日語的女的，才請了她代替郁達夫做翻譯，適值憲兵隊長換人，郁達夫也就辭職了，但日本憲兵部仍然要他隨叫隨到當翻譯。
郁達夫離開武吉丁宜的日本憲兵部，就回到巴爺公務（Pajakoemboeh），和朋友合夥，開了趙豫記酒廠，由他做老闆。當時有朋友勸他最好是建立自己的家庭，這樣一方面生活有人照顧，另一方面，結了婚，日本憲兵就不會懷疑他是中國來的。九月，郁達夫去巴東，經友人介紹，和一個年輕的華僑姑娘結婚，她就是何麗有女士。
何麗有並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當時媒人告訴她說，巴爺公務有個姓趙的老闆想娶個新娘，她自己也沒有意見，於是就和趙老闆結婚了。何麗有並不懂得講國語，只會講台山話和馬來話，所以她和趙先生的溝通很少，平時也是用馬來話交談，趙先生的朋友來找趙，說的多是國語，她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結婚前一天，郁達夫擬了個結婚證書的稿如下：
結婚證書
男 趙廉
原籍 福建
年 四十歲
女 何麗有
原籍 廣東
年 二十歲
右二人於昭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在巴東結婚，因在戰時一切從簡。
此證
證婚人 吳順通
介紹人 戚汝昌 吳元湖
昭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結婚時，就將證書一式兩份，每人各持一份，儀式也很簡單。當天晚上，郁達夫還作了四首詩：
無題四首
用《詩紀》中四律原韻
洞房紅燭禮張仙，碧玉風情勝小憐。
惜別文通猶有恨，哀時庾信豈忘年。
催妝何必題中饋，編集還應列外篇。
一自蘇卿羈海上，鸞膠原易續心弦。
玉鏡台邊笑老奴，何年歸去長西湖。
都因世亂飄鸞鳳，豈為行遲泥鷓鴣。
故國三千來滿子，瓜期二八聘羅敷。
從今好斂風雲筆，試寫滕王蛺蝶圖。
贅秦原不為身謀，攬轡猶思定十州。
誰信風流張敞筆，曾鳴悲憤謝翱樓。
彎弓有待山南虎，拔劍寧慚帶上鉤。
何日西施隨范蠡，五湖煙水洗恩仇。
老去看花意尚勤，巴東景物似湖。
酒從雨月莊中貰，香愛觀音殿里熏。
水調歌頭初按拍，摩訶池上卻逢君。
年年記取清秋節，雙槳臨風接紫雲。
在這四首詩里，可以看出郁達夫當時的真實情感，對於故國，他還是十分懷念的。
婚後，郁達夫把新夫人帶回巴爺公務。當地的朋友知道郁達夫新婚，也紛紛來道賀。郁達夫對這位新夫人也很好，雇了幾個傭人供她使用。有些經常來趙家吃喝的日本憲兵，也覺得郁達夫是個很安分守己的生意人。何麗有嫁到趙家，看到郁達夫有許多書，也很奇怪，因為郁達夫雖然是酒廠的老闆，卻不常到酒廠去，一般是每周去一次，其他大部分時間，不是看書就是和朋友打麻雀、閒談，再不就是應酬日本人，應酬日本人之餘又常常替人向那些日本憲兵求情，何麗有也感到趙廉像個讀書人多於商人。就這樣，在對丈夫沒有什麼了解的情況下，和郁達夫共同生活了兩年，生下了一男一女，長子名叫大雅，次女名叫美蘭，還是在郁達夫失蹤的第二天才誕下的。
◎丈夫失蹤
一直到了郁達夫失蹤以後，才有人告訴何麗有，她的丈夫趙廉，在中國是文化界的名人，叫作郁達夫，但由於何本身沒有什麼文化，她也不知道什麼文學家郁達夫，只是大概知道丈夫原來在中國是個有地位的人。
郁達夫是怎樣失蹤的呢？據何麗有的回憶，日本快投降時，郁達夫就常常離開巴爺公務，到別的地方去偷聽盟軍的廣播，回家以後就告訴何麗有說日本人快投降了。有一天他回來說，中國贏了，日本投降了，他很高興，現在日本人再也沒有權抓人打人了，他還說要到武吉丁宜去看看情況。又說，如果中國派人來，他要請他們吃飯慶祝，他也準備回中國。過了幾天，郁達夫又約了幾個中國朋友到家裡開會，商量什麼就不知道了，因為當時何麗有將近臨盆，很不方便。那天晚上，突然有人來找郁達夫，說有朋友要和他談話，郁達夫就跟著那人出去了。出門時，傭人告訴何麗有說：「先生出去了。」何說：「出去就把門關上，你等他回來再開門。」豈料一直等到第二天，也不見趙先生回來。何麗有就叫傭人到街上的露天茶座去找找，看看先生是不是和朋友在打麻將，結果也沒找到。許多朋友本來到趙家幫忙的，知道趙先生不見了，也幫著找，整個巴爺公務都找遍了，也沒找著。當晚，何麗有就生了美蘭。
第二天，日本憲兵還到趙家，問何麗有趙先生哪裡去了。何麗有就問日本憲兵：「先生不見了，是不是你們把他抓去了？」日本憲兵回答說：「不是，趙先生對我們很好，我們不抓他。」何就說：「那麼請你們幫忙找一找吧。」日本憲兵就說：「好！不過我們快回日本了，恐怕找不到。」日本憲兵隊長還親自到趙家，慰問何麗有。有個朋友還到武吉丁宜的日本憲兵部去查，看是不是抓了郁達夫，日本憲兵卻勸他別問了，先顧他自己要緊。憲兵部又派人告訴何麗有說找不到趙廉。
後來，新加坡的報紙說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了，何麗有才知道丈夫被害。當時日本憲兵取道新加坡回國，有人從他們口中得知他們走以前抓到了郁達夫，並殺了頭。新加坡的報紙報導了郁達夫被害的消息，在巴爺公務的人，知道後才告訴何麗有的。許多華僑和印尼人都替何流淚，說她丈夫是個好人，曾經幫助許多人。
大概在一九四四年初，就有人向日本憲兵部告密說趙豫記酒廠的老闆趙廉就是郁達夫了。後來有一個日本憲兵到趙家去吃喝，就稱他為「郁達夫先生」，並向他勒索金錢。郁達夫知道身份已經暴露，也就承認自己是郁達夫。奇怪的是，以後日本憲兵卻沒有把他抓起來，還是照樣到他家來吃喝、賭錢。有時還告訴郁達夫說憲兵部將準備去抓誰。郁達夫也感到自己會有不測，一九四五年元旦，他就立了個遺囑，交給好友蔡清竹保管。遺囑說：
餘年已五十四歲，即今死去，亦享中壽。天有不測風雲，每年歲首，例作遺言，以防萬一。
自改業經商以來，時將八載，所得盈餘，盡施之友人親屬之貧困者，故積貯無多。統計目前現金，約存二萬餘盾；家中財產，約值三萬餘盾。「丹戎寶」有住宅草舍—及地一方，長有二十五米達，寬二十五米達，共一萬四千餘盾。凡此等產業及現款金銀器具等，當統由妻何麗有及子大雅與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紙廠及「齊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算。
國內財產，有杭州官場巷住宅一所，藏書五百萬卷，經此大亂，殊不知其存否。國內尚有三子：飛、雲、均，雖無遺產，料已長大成人。地隔數千里，欲問訊亦未由及也。余以筆名錄之著作，凡十餘種，迄今十餘年來，版稅一文未取，若有人代為向出版該書之上海北新書局交涉，則三子之在國內者，猶可得數萬元。然此乃未知之數，非確定財產，故不必書。
乙酉年元旦
日本憲兵既然早已發現了郁達夫的身份，卻等到日本投降後，才把他綁架殺害，大概是為了要毀滅這個日本憲兵罪行的目擊證人。郁達夫曾在武吉丁宜的憲兵部做過翻譯，許多憲兵又常到他家去吃喝，所以郁達夫掌握很多他們的犯罪資料，為了防止他日後寫文章揭發日本憲兵在印尼的罪行，就找人把他騙出來殺害了。
◎先生是個好人
何麗有雖然對作為郁達夫的郁達夫沒有什麼認識，其後也曾聽別人說郁達夫是個壞人，替日本人做事，她說：「先生其實是個好人，他很恨日本人。」何麗有回憶說，郁達夫雖然和日本憲兵來往，請他們回家吃喝，甚至拿錢給他們使用，但郁達夫卻常對何說，日本兵很壞，對中國人很殘忍，錢財只是身外物，只要他們少點抓中國人、殺中國人，花一點也是值得的。有的日本憲兵和郁達夫熟了，也會告訴郁達夫他們準備去抓誰，或者問郁達夫的看法。有一次他們和郁達夫商量要去抓蔡清竹，說蔡私印鈔票。郁達夫就告訴他們說蔡是好人，不會做這樣的事，他可以人頭擔保。後來郁達夫和他們去查，結果原來是蔡清竹借了錢給人，那個人不知從哪裡得來偽鈔票，買東西時被發現，就說錢是蔡給的，日本憲兵要治那人誣告罪，也是郁達夫說情放了的。還有一次，郁達夫看見憲兵在街上毒打一個中國人，就問憲兵他犯了什麼罪，原來是偷了日本兵的香菸叫賣，那個中國人告訴郁達夫說，是有兩個日本兵向他買吃的，沒有錢，放下香菸代替，他自己不抽菸，所以拿出來賣，不是偷的。郁達夫向憲兵解釋，並給了他們一點錢，憲兵才放人的。由於郁達夫和日本憲兵有來往，又肯幫助人，許多華僑和印尼人有事都來找郁達夫幫忙。
郁達夫遇害後，人們知道郁達夫的身份，許多都送錢給何麗有表示慰問，因為趙先生以前救過他們，也有拿錢來還的，說趙先生在他們困難時接濟過他們。這些何麗有一直不知情，但她卻認為，她雖然不清楚丈夫的行動，如果丈夫是個壞人，肯定不會有那麼多人說他好話，拿錢來送給她了。當地的華僑還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為郁達夫善後，蔡清竹大概也是其中一人，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何麗有離開印尼，蔡清竹還照顧郁美蘭的生活。
◎離開印尼以後
一九四九年，何麗有女士在巴東再結婚。丈夫是做生意的，生活還算不錯，生了兩個女兒。可是好景不長，一九六〇年印尼排華，由於他們沒有入印尼籍，全家從印尼回中國。他們從巴東到棉蘭集中，準備乘船返華，竟然有許多何麗有不認識的人來看她，向她道別，有的送她衣服，有的送她黃金，何麗有感到很奇怪。原來有人在當地的報紙上登了消息，說郁達夫的未亡人將於某月某日坐某號船返國，有的人就趕來棉蘭告別。何麗有說：「事情已隔那麼久了，人們還惦記我以前的先生的好處，肯定是他對人家好，人家才這樣的。」
回到中國，政府安排他們一家到海南島的農場生活，他們夫婦就靠工資維持家計。不久丈夫因病去世，何麗有便只能獨力維持一家五口的生計，當時她的工資只有三十多塊人民幣，也沒有人來幫助她。由於孩子還小，她只有把從印尼帶回去的黃金變賣。那是她生活最困難的時期。後來大兒子工作，大女兒也到北京上大學，生活才鬆一口氣。
一九七六年，何麗有決定申請回印尼，獲准後帶一個小女兒來港，由於印尼不准入境，便滯留香港。其後郁大雅和另一女兒亦先後來港。郁美蘭則和胡愈之的侄兒結了婚，本來在新疆工作，現在調到南京教書。
當年何麗有返國，印尼發給她的護照是姓陳，一九七六年離開中國，公安部門發給她的通行證竟然寫為「陳友蓮」，因為她本人不識字，因而也沒有及時更正，所以現在就成了陳友蓮。
來到香港以後，何麗有一家都到工廠去做工，她在製衣廠做剪線頭的工作，收入僅能餬口，一直住在九龍灣的木屋區。兩年前九龍灣木屋區火燭，他們雖然倖免，卻是什麼東西都被大火燒光了。現在，他們住在新界大埔的魚角安置區，由於郁大雅已成家立室，住到另一個安置區，何麗有和兩個小女兒在魚角安置區只能住一個單位的四分之三，面積約四十平方尺，一張碌架床就占去了全屋的一半，環境雖然不好，生活倒也平靜，鄰居都不知道她過去的事。
今年五月，何麗有女士帶著兩個小女兒回南京探望她的大女兒，又到郁達夫的家鄉浙江富陽去旅行，會見了郁飛（達夫前妻所生長子）等其他親戚。女兒告訴她說，以前人家說她父親是個漢奸，現在中國又重新印她父親的書了，還稱她父親為烈士。在富陽，當地政府為了紀念郁華和郁達夫兄弟，還造了個題為「雙松挺秀」的亭子。富陽就有一條街道名為郁達夫街，也可見家鄉的人對郁達夫的懷念。何麗有看到這些，也感到很安慰。不久以前，郁美蘭還來信說內地一家出版社出版郁達夫文集，寄給她一部分分給郁大雅和她的版稅，這也是意想不到的事。
（編者按：原載香港《廣角鏡》一一九期。文中郁達夫年齡及部分時間似有錯誤，不及詳加考訂。）
《傳記文學》第四十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