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人 · 3.郁達夫前妻王映霞自白（選載）
（王映霞原著）
——原題《郁達夫與我婚變經過》
◎漫天烽火達夫遠去
一九三六年的二月間，照農曆算來，正是正月十二日，離元宵節還有三天。郁達夫從他杭州場官弄的舊居里出發，到了杭州城站。他是預備啟程去福州的，去擔任福建省政府公報室主任。
郁達夫和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並不認識，因為陳儀的親戚葛敬恩這時住在杭州，在朋友請客的宴會中，郁達夫和他認識了。於是由於葛的介紹，才知道了陳儀，他才知道陳儀是留日的。於是一來一去地通了幾封信，陳儀便邀郁去福建工作。
離家三日是元宵，燈火高樓夜寂寥。
轉眼榕城春欲暮，杜鵑聲里過花朝。
這一首詩，就是郁達夫到福建後數日，寄回杭州來給我的。
這時，我們在杭州建築的新屋尚未完工，郁達夫在到了福建後的第三個月，他又請假回到杭州，由於新屋剛剛落成，所以他就在西湖邊的鏡湖廳里，請過一次客，作為我們新屋落成的慶祝宴會。
八月十三日，我在新屋裡分娩，是第三個男孩，我們把他取名郁荀，又名建春。滿月後我就打算去福州，郁達夫來信叫我不要去，我也只能不去。
次年（一九三七）二月，我徵得了郁達夫的同意，才帶了第二個孩子去到福州，住在城內光祿坊。我去時還帶了一個保姆同行，這是打算在福州久居的意思，光祿坊的房子，是郁的朋友暫時借給我們用，是一所大房子裡的花廳。一共才住了五個月。
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了，我想到杭州有老母，有郁飛和郁荀兩個兒子，和郁達夫商量了一下，他的意思是還是要我先回杭州。戰火若擴大，那麼在杭州也好有個打算。於是我仍舊帶了第二個孩子啟程回上海，再轉杭州。陳儀的女兒陳文瑛，這次也是和我同輪迴上海的。
到上海之後，因為要去北新書局拿版稅，我就在旅館裡住了兩天，然後再回杭州。等我回到杭州以後，眼看戰火就要擴大，若擴大之後，馬上要波及杭州。在杭州的許多親友，有的去金華，有的避上海。我們這一家究竟是走還是留，我沒有人可以商量，當然唯一的辦法，只能寫信去福州徵求郁達夫的意見。大約過了快十天，他的回信才到。照他的看法，說是戰爭不會擴大，如果要移家，第一步就回富陽去，到富陽後，再可以和他的二哥商量商量。
郁達夫的二哥叫郁浩，字養吾，在富陽城裡做醫生，和郁達夫最好。
向當時的杭州市長周企虞借用了汽車，整理了一家簡單的行李，我就偕同老母、三個孩子、一個建春的奶媽，浩浩蕩蕩地回到了富陽，因為我已先有信通知養吾，所以他已經給我們租定了靠富春江邊的兩間房間，總算是我們全家的安身之所。
過了沒有幾天，郁達夫回到富陽。他說，他是因為所乘的輪船在海上遇見航空母艦，輪船無法開行，他便從寧波回到杭州。到場官弄的住所里看，一個人也沒有，知道我們一定是已經回富陽，便馬上回富陽來看我們的。
我在心情煩亂之餘，見郁達夫回來，倒鬆了一口氣，總以為一個家庭里的大小事，可以有人商量了。沒有料到，隔不了幾天，他又單身從金華江山翻仙霞嶺而去了福州。
◎移居麗水接近許紹棣
這時，我唯一可以商量的人，只有養吾，只有郁達夫的二哥了。
我家在富陽住不上兩個月，養吾告訴我，他準備把他的全家（即他的夫人和孩子）全部搬到富陽的南岸環山去住，暫時在他的妹婿家住一個時候再說，並且問我去不去，我們打算怎樣？我聽了之後自然心裡很焦急，想來想去，只有一條路，就是和二哥他們同行止。
於是整理行李，雇了一條小木船，去到了環山葉家。
這葉家原是郁達夫的姊夫家，姊姊自小就嫁給姓葉的，不久病故，但這位忠厚的姊夫還在和郁家來往。他自己造了新房子，也就完全讓我們兩房人家占用了。
我們在環山還只住了兩個多月，已經是木葉蕭蕭的初冬氣候了。外面但聽人說，戰爭擴大，富春江也快要封鎖起來，我想富春江若一封鎖，則我們住處的水上交通就斷，只有到十里外的場口這一條通道了。這個時間如果郁達夫能回富陽來，則我是一定要和他同回福建的，一家同住一處，我那緊張的心情，也可以鬆弛一些。
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我打算單身再到富陽城裡去打聽一下消息，不料在富陽城的街上碰到了程遠帆。
程遠帆是浙江省的財政廳長，也是我們從上海搬來杭州住下後才認識的。這時他剛從杭州到金華去，路過富陽，聽說富陽是郁達夫的家鄉，便下車來找找我們看，不料，就在街上遇見了我。
據他告訴我說，我們現在住的環山，不能久住。若一旦富春江被封，環山到富陽的交通只能依靠十里外的場口鎮，場口又是一個小鎮，容納不了許多人，程遠帆勸我們還是出來，走出這一個圈子，從金華方面走。先到金華，住定之後，然後通知郁達夫，要他馬上來接。
對程遠帆的這一個建議，我是完全同意的。但如今即將封江，富春江若被封，則我們又如何能出來呢？
程遠帆叫我不要著急。他說如果富春江被封，他可以向富陽縣的縣長解釋一下，並向縣政府借用一條木船，把我們一家老小，從環山接回到富陽，再在縣政府借住一夜，第二天車子一到，不就可以走了麼？至於程遠帆自己，今天馬上要回杭州去，第二天，他就會叫一輛卡車，到富陽來把我們全家接往金華的。
我當時聽了他這一番有見解、有安排的話，覺得不論往後如何，在目前，這實在是一個忠厚長者的肺腑之言。
於是，我只能別了程遠帆，馬上再迴環山去。向母親把這一個計劃講了。母親聽後，也認為這計劃不錯。於是把行李整理好後，別了養吾，我們這一家老小，用木船重新又把我們裝回富陽。
第二天，程遠帆的車子從杭州開來富陽，我們這一家，就搭上了他的車子，一直到金華。到金華住下後，馬上去信福州，告訴郁達夫我們已經到了金華了，盼望他能到金華來把我們接走。
誰知到金華不久，大約是要過春節的時候，聽說浙江省政府要搬到麗水來，若從麗水去江山再到福建的浦城，是比較容易。至於我們的家，住在金華和住在麗水，也是相仿。何不就在大家搬家的時候，我們也搬到麗水去住呢？這念頭一轉，索性一搬再搬，在一九三七年的冬日，我們老小六人，租下了麗水燧昌火柴公司的兩個房間，住定了下來。
燧昌火柴公司在麗水是新造的房子，而且相當的大，這次搬到裡面去住的，計有浙江省政府，民、財、建、教四個廳，還有浙江省政府屬下的附屬機構，裡面的房子，是可以論間出租的，我們雖說非廳非局，但也因為有熟人可以通融，居然也住了進去，伙食可以包在裡面的大廚房裡，在這裡面住家的人，既省事，又安全。
教育廳廳長許紹棣，他的妻子於兩年前病故，他帶了三個女兒，也和浙江省主席黃紹竑一樣，住在燧昌公司裡面。和我們住的地方相近，兩家的孩子，也總在一起玩耍。
◎為許做媒對象孫多慈
一九三八年三月間，郁達夫從福建來到麗水，說是將去武昌擔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的設計委員。把我們也一同接了去。我私心自慰，覺得這是再好也沒有的事情。
在我們剛要動身的頭一天，來了一個李立民，他是郁達夫的多年老友。現在在浙江省政府擔任秘書。他來的原因，據說是想托我們把他的大女兒李家應帶到武漢。他說：「我妻子早年亡故，留下了五個女兒，在這戰亂期間，到處轟炸，真連自己也難保，怎麼還能顧及這五個沒有了母親的孩子呢？知道你們將全家遷武漢，真是再好也沒有的機會。達夫！我煩你們把家應帶到武昌，她就能自己去找親友找工作做的。」李立民就這樣地託了郁達夫。
這一位李家應大約有廿六七歲，是在南京中央大學西畫系畢業的，是畫家徐悲鴻的學生。
從麗水到武漢，我在寂寞的長途旅行中，能添上這樣一個人作伴，該是多麼高興。我的年齡雖然比她大不了多少，但畢竟我是比她長一輩，因此她總稱呼我郁伯母。
從麗水到南昌雖說是一段不短的途程，在火車上談談說說，日子也過得很容易。
在火車上的閒談中，李家應告訴我：她有一個同班同學和她感情很好，名叫孫多慈，也是畫家徐悲鴻的學生，她和徐悲鴻因為是師生關係，所以和徐悲鴻比較接近。而徐悲鴻正在追求她，不過李家應並不贊同這一件事。因為徐是有妻子的，又是留法的，孫多慈又不懂法語，若和徐結了婚，日後在生活上的問題正多著呢。況且，孫多慈的母親早年病故，她父親是在浙江麗水工作，因此，她現在還住在麗水。李家應的口氣，很盼望我能夠給孫多慈在麗水介紹一個朋友。這些願望，當然也是人之常情。
火車在向前疾駛，我的心為了想替孫多慈介紹一個適當的朋友而開始了不平靜起來。望了幾眼從我身邊踱來踱去的郁達夫，我想，倘若這件事被郁達夫知道了，他會不會嫌我多事，尤其是拆散了徐悲鴻在進行的這一段姻緣，去找麻煩。又考慮到也許不會吧？君子成人之美，也是應該的。我想郁達夫，他決不該說我多事的。
然後我想到，我們熟人雖多，但要找一個沒有妻子的人，就只有許紹棣。就是這樣吧，就決定給許紹棣介紹試試看。我心裡這樣在打算，也就把這個意思，向李家應講了。
◎達夫猜忌頓生風波
到了武昌，在住定之後，李家應便送來了孫多慈的照片，托我寫封介紹信給許紹棣，這樣來來去去地寫了幾封信，郁達夫便有所猜忌。他的意思是，不喜歡我去做許孫兩人的介紹人。他說：叫我不要去管這閒事。
經郁達夫這樣的向我表示態度以後，我信也沒有再繼續寫，李家應也不好意思再來我們家裡。後來聽說，許紹棣和孫多慈經過我和李家應介紹後，就做了朋友，兩年後他們結了婚。
又據說，我所寫給許紹棣的這幾封介紹孫多慈的信，後來竟被算作了我給許紹棣的「情書」，郁達夫還去影印了許多份，分發給他的朋友。
我和郁達夫在結婚以後的十年之中，夫妻間小小的爭執不是沒有，但吵過爭過也就算了。這一次卻有所不同，情況似乎較為嚴重。
在郁達夫去台兒莊勞軍回來之後，我經常見他眉頭一皺，頭略略一搖，從經驗告訴我，這是他快要發脾氣的先兆。他脾氣發起來，唯一的辦法就是出走。但他出走幾天也就會回來的。不過在這個時候，非尋常可比，飛機日日在亂炸，一家老小要吃要用，無論如何我決不能讓他再走。
母親可以由我帶去，還有三個幼小的兒子呢！這一個重擔，教我去如何挑得起？想到這裡，我只能先開口問他：
「你又打算走麼？要走，可以的，你須把三個兒子也帶了走。否則，就讓我走！」
其實，我所提出的「就讓我走」這四個字，原是一無準備，是打算探一探他的口氣的。卻不料他居然來個「你走就你走」這幾個很堅定的字。這些年來，我從未聽見他對我講過觸犯我自尊心的話，這時，我頓時怒火高燒，站起身來，馬上去我母親房內取了兩件替換衣服，手中提了一個拎包，三步並兩步地，從堂屋走到天井，再從天井裡跨出了大門。假戲已經在真做，郁達夫看了我這一個樣子，也跟在我身後走了出來。
走到大門口，正好看見有一輛空車，我就一邊跨上車去，一邊向車夫說：
「你給我踏到火車站！」
因為心中有氣，所以便不經考慮，就說出了「要走」的話。其實，我到車站去做什麼呢？找什麼人呢？我的親人就只有老母和孩子，不是都在我的身邊麼？不是都在武昌麼？我真的還有什麼人可找？我正在這樣地反問自己的時候，車夫卻已把車子拉了起來，要起步樣子。我的頭腦里，略略地清醒了一些，就又重新對車夫說：
「不，不去車站了！你把我拉到小朝街四十一號！」
原來，小朝街是我們在杭州時候的朋友曹秉哲的住所，曹先生是杭州的名律師。在杭州和富陽，他的熟人最多。現在他住在武昌，是以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的秘書的名義。他是我們在杭州時候極好的一個朋友。
我離開家庭時，應該去到什麼地方最為適當這一個問題，是著實要經過一番縝密地考慮的。就是說，我不能去到單身男子的人家，又不能去到一個只有女子的家庭，要在幾分鐘之內，馬上決定下來，這實在是一件極難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我終於決定了去曹家。
曹秉哲夫婦一看見了我，就知道一定是我們家庭中又在發生口角，就勸我：
「休息休息，慢慢來，你就在我們家住幾天，然後我會去叫達夫來接你回去！」曹先生說。
我一聽說要來接我回去，就著了慌，馬上搖手示意，並對曹先生說：
「曹先生！今天之來，是打算在你們這裡住幾天，你可萬萬不可以去通知我家裡。若你要去通知，我馬上就走。」
曹律師夫婦看到我這副心慌意亂的神情，倒是可憐了我起來，說：
「你不要再走，我不去通知你的家裡！噢！我一定不去通知。」
經過了這樣的一番周折之後，我總算才安定地住了下來。
◎弄假成真刊登啟事
這一夜，曹律師把他們自己的房間讓給了我，讓我可以舒舒服服地住下來。但是人是有靈性的動物，思前想後，這一夜中我心情惡劣，為十多年來所未有。
八月初的天氣，在武昌是相當的炙熱，我心中的鬱悶也與天氣的炎熱成了正比例。好心的曹律師夫婦，總以為我們是一種極平常的夫婦間的爭吵，過上兩三天，氣平靜下來，不就可以平安無事了麼？
這一天，曹律師夫婦把我的住處暗暗地去告訴了郁達夫，這使郁達夫的心境十分安定了下來。
第一，知道我並未與他所想像的那樣，去到浙江許紹棣的地方。第二，既知道了我的下落，則他就要向我出出氣了。首先，去叫了第三廳的他的許多同事，到我家來看我的所謂「情書」。（就是給許紹棣介紹孫多慈的幾封來往信件。）然後，他又寫了兩封給許紹棣的上級的上級的長信去告狀，最後，到大公報館去刊登了一則啟事。
這幾件事情一做，他覺得他的身子是輕鬆了，心裡的氣也已經出了，而我這一個人又仍在武昌，他的心中是極為安定的。
他在寬心之後，馬上就跑到曹律師家裡來看我，要叫我回家。當時我尚未知道他已經登了報寫了信的這一系列事情的。
第二天和第三天，正是一九三八年的七月五日和六日，武漢的《大公報》上，登有：
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攜去之細軟衣飾金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郁達夫謹啟
我看到了這則啟事，一時氣得說不出話來，私心念及這一個含辛茹苦支撐起來的窮家，大約這一次要完蛋了。我想念母親，想念三個兒子，並深深地在考慮今後的打算。次日，郁達夫又若無其事地到曹家來，還是要叫我回家，並問我有什麼條件。
這時候我所想到的是怎樣把事情化小。當然也不可能無條件地言歸於好。於是我要求郁達夫在《大公報》上刊登道歉啟事，等登出後我再回家。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武漢《大公報》上郁達夫的《道歉啟事》刊登出了。原文是：
達夫前以神經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並登報招尋啟事中，誣指與某君關係，及攜去細軟等事。事後尋思，復經朋友解說，始知全出於誤會。茲特登報聲明，並深致歉意。
郁達夫啟
道歉啟事登出來後，郁達夫又來曹家，接我回到家裡。我環顧四周，真是萬感交集。
◎武漢協議立約為證
自從一九三三年春天我家從上海遷到杭州以後，為了應付環境，我們平時所交往的人，幾乎各黨各派都有，浙江的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就是我們在交遊中認識的一個。張三請客有他們夫婦，李四請客自然也少不了他們夫婦。後來許紹棣的夫人病故，大家在請客的時候，自然總也不能沒有許紹棣，再後來，逃避戰亂到麗水，多少朋友都住在燧昌公司里。當然許紹棣也是其中的一個。
如果說，我不應該把孫多慈介紹給許紹棣，這你也可以好好地對我講，我也從未想到，介紹朋友有什麼應該不應該的。況且，李家應是你的朋友的女兒，與我實在無關，又何苦為了這一件小事，把我們這一個家，鬧得支離破碎。
我走進家門，在坐定之後，馬上想到了上列的這些情況，但嘴裡還是不聲不響，一個人倒在床上睡了。
已經到了深秋，敵軍大舉進犯。武漢正在風雨飄搖之中。大約是易君左，他來勸郁達夫暫時還是搬到湘西漢壽去，暫時去避一下戰亂為是。漢壽是易君左的老家，也可以稱得上是魚米之鄉，家用不會太大。郁達夫聽了易君左的勸告，就把一家七口，全都搭上了小輪船，從武漢到漢壽去住了下來。
易君左在漢壽的一個朋友，姓蔡，原也是日本留學生，這時他在經營醋業。聽了易君左的介紹之後，馬上就讓出了兩個房間，作為我們七個人的臨時借住之所。我也就昏昏沉沉地既不知身在何處，心在何方。總時常想到孩子太多，又太小，真正做了我的絆腳石。
在漢壽居住的兩三個月中，從表面上看來，我家是相安無事的，彼此心境也還平靜。我們在武漢臨行之際，還有好心腸的朋友，來勸我和郁達夫寫了一張協議書，書的原文是：
達夫、映霞因過去各有錯誤，因而時時發生衝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獄，旁人得乘虛生事，幾至離異。現經友人之調解與指示，兩人各自之反省與覺悟，擬將從前夫婦間之障礙與原因，一律掃盡，今後絕對不提。兩人各守本分，各盡夫與妻之至善，以期恢復初結合時之圓滿生活。夫妻間即有臨時誤解，亦當以互讓與規勸之態度，開誠布公，勉求諒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錯誤事情，及證據物件，能引起夫妻間感情之劣緒者，概置勿問。誠恐口說無憑，因共同立此協議書兩紙，為日後之證。
民國廿七年七月九日
立協議書人 夫 郁達夫 妻 王映霞
見證友人 周企虞 胡健中
周企虞是杭州市市長周象賢，胡健中是浙江省《東南日報》的主筆。
我當時只淡淡然地簽了字，把協議書收藏好。
氣候已經進入初冬，孩子們的衣服要添要補，使我想到黃仲則當年的詩句：「全家都在秋風裡，九月衣裳未剪裁。」正是我此時此境。
◎查探我是否和許同居
正在這個時候，福建省主席陳儀來電報叫郁達夫回到福州去。他和我商量了一下，我覺得還是讓他走，讓他回福建。不過自從到漢壽以來，我看郁達夫的精神狀態，覺得總有些異乎尋常，我又想到夫婦間的爭吵，是會影響人的精神的。郁達夫的精神異常，大約也是這一個原因。我也就不十分在意了。
誰知郁達夫一離開家，雖然沿途寫了多少封信寄回來，但同時他卻打了許多電報到麗水去，向浙江省政府里我們所認識的人中，詢問我是否已到麗水了，去和許紹棣同居了，等等。而我呢，當時一點也不知道這些事情，心中卻還在想著，等待他到達福建後消息。後來，還是我在浙江工作的兄弟，寫信告訴了我這一件事，我才曉得這些情況。
到了十月中，住在漢壽的認識與不認識的人們，都開始在搬動，因為武漢已經失守，照我一個人的想法，覺得也沒有再留在漢壽的必要，和母親商量，和孩子們商量，自然也都商量不出結果來。這時，正可以說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我只能托平日關心我們的朋友找來了車子，又把我們全家從漢壽運到長沙。
這時的長沙是一個戰爭的要地，有人對我說，長沙早晚要出事，叫我們這一家人馬上搭火車離開。我到火車站一看，連火車頂上都坐滿了人，我從人叢中擠了進去，仍舊沒法上車。只得先把行李上了行李房，我們重新又退了出來，等待第二天的火車。大大小小在車站上等了一夜，總算等到了第二天的午後，把老的小的扶上了火車。好容易等到火車開動了，我的一顆心才放下，總以為可以平安地到達江山，然後翻仙霞嶺而去福建浦城的了。誰知火車行駛不到兩小時，消息傳來，說長沙在大火了，滿城都在燒了，我想這如果是真話，則我家的全部行李，包括六七個人的全部衣著，全焚於火了。
火車一到江山，先得找裁縫做替換衣服，然後再給郁達夫去電報。這時候我的心啊真是又氣又傷悲，想到最要緊的，還是行李中歷年所積下來的照片和信件，這個損失，將永遠也奪不回來。
我們在江山住了四天，總算福建派了車子來接我們。老小上車之後，已經沒有什麼行李可裝。看看也真寒心，車子直駛浦城縣停下，已到福建境界，我首先和早到福州的郁達夫通了電話，只聽見他在電話中說：
「你帶了大的孩子，明天馬上來福州，還有兩個小的，可以暫時交給你的母親帶往雲和縣，暫時由她撫養。」
雲和，是浙江的一個小縣分，當時因我的兄弟在浙江的建設廳工作，建設廳是在麗水，可以遙相照顧母親。所以我的兄弟叫我暫住雲和。這是預先已約好的地點。我只能照他在電話中所囑咐的去做。第二日，我就帶了大的孩子首途去福州。
◎《一封長信的開始》
到福州之後，郁叫了人來接我們，我心中已知有異。後來和郁達夫見了面，他說：
「我已經答應了新加坡《星洲日報》之聘，馬上就要到《星洲日報》去報到，並且，也已經為你們母子二人領好了護照。」
第三天，就跟他上了船。船行三日，先到香港，我昏昏沉沉地上了岸，住進了旅館，又接受了朋友們的招待。隔了三四天，我們三個人，就乘「康得羅蘇號」意郵船離開了香港。
在船上，我想念的是現在還守在浦城縣的老母和兩個孩子，這次和他們一分開，不知什麼時候才能相見。想到將來，也就是這樣的渺渺茫茫。
船抵馬尼拉，我因為暈船，想調換一下空氣，郁達夫陪我去菲律賓大學門口走了一圈，令人混混噩噩，真有如在夢中。
一天過後，郵船漸漸地靠近了新加坡海岸。我的夢才醒，覺得我所處的是另一個環境，我是以另一種心情來迎接這個新的環境的。上岸之後，去到報館裡早已為我們租定了中峇魯的住所時，雖然沿途都是綠樹濃蔭，我還是和木頭人一樣，一任周圍的人擺布。總算，我知道我已經到達了星洲，和中國、和母親、和弟弟等，是已經分離得很遠很遠。
三個月極平凡的生活過去了。香港出版的《大風》雜誌，寄到了我的手中。我最早讀到了郁達夫寫的《毀家詩紀》。我的心在翻騰起來。記得當我們離船上岸在去新居的途中，郁達夫曾對我講過：
「這裡是一個新的所在，你沒有什麼人認識，我要和你在這裡終老。」
原來，這半個月的奔波，是為了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我才恍然。
我關上房門，一個人坐在裡面很久很久，大約從白天坐到黑夜，等電燈亮了，我才提筆寫，寫我心中要說的話、要訴的苦，這就是《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這兩篇文章，兩封未完成的信。
寫好之後，我亦寄給了《大風》的編者，請他發表。這時候天快亮了，我於書信寫完後，才深深地透出了一口氣。
廖內，是距離新加坡八十海里的一個清靜安寧的小島，島上沒有車輛的喧鬧聲，又沒有擠來擠去的人群。在島上有一所學校，一所夫婦兩個人所開辦的學校。男的是校長，女的是教導主任。而這位女的，正是我在杭州讀書時，女子師範里的同學李君。不曉得她怎麼知道我已來星洲，寫信來叫我去教書，叫我到她們的學校里去教書。
自從接到《大風》雜誌以來的心境，的確有些和平常不一樣，終日坐在家中，好像已經失去了知覺的人，只在等待死神的降臨。我打算，還是去廖內，可以和我唯一的這一個同學談談心。
說去就去了。一霎眼，已經一個月過去了。郁達夫寫來了信，要我馬上回星島，他信中對我說，同時亦有信寫給我同學的丈夫，叫他不要妨礙我們的家庭，要勸我回星洲。我沒法，只能重又回到星洲去。
◎無可奈何請求離婚
我眼前的各條道路已經都被郁達夫塞住，只有無可奈何的一條，就是請求他離婚，無條件地協議離婚。我清醒了，我要衝出家庭，各人走各人的路。
在一九四〇年的三月，跨過了重重難關，郁達夫同意了我的要求。彼此都在一張現成印好的協議書上籤了名。但是，郁達夫沒有把進新加坡的護照交我，使我無法申請領回國護照。因為，按照新加坡的規定，若沒有進新加坡的護照是不能領取出口的護照的，而當時我的進新加坡的護照，是被鎖在他的辦公室的保險箱裡，鑰匙是在郁達夫身邊隨身帶著。我沒法，只能等機會。一直等到這年八月，我才得到機會提取了我的進新加坡的護照。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才得到辦出口護照的時機。總算孑然一身，毅然回國。因為我不懂馬來話，所以辦回國護照等一切手續，都是我不認識的一位在星洲中華書局裡工作的，姓黃的先生為我包辦的。而今雖已事隔四十多年，我已經忘記了這一位好心的黃先生的名字，但在我內心裡，還在感謝他對我當年的援手。
回到香港，我請戴望舒先生為我在《星島日報》，請程滄波先生為我在重慶的《中央日報》，請劉湘女先生在浙江的《東南日報》，登載了我單獨一個人登的離婚啟事。啟事原文如下：
《中央日報》一九四〇年六月五日和六日
王映霞離婚啟事：
郁達夫年來思想行動，浪漫腐化，不堪同居。業在星洲無條件協議離婚，脫離夫妻關係。兒子三人，統歸郁君教養。此後生活行動，各不干涉，除各執有協議離婚書外，特此奉告海內外諸親友。恕不一一。
王映霞啟
在《毀家詩紀》中《南天餞別》這兩首詩，本來是沒有的，郁達夫於我離開新加坡後加進去的，我想也好，既然能後來加入，總算還有一份情感存在其中，但我並不要接受這種情感。
◎他的形象依然埋藏在我心底
四十年來我的生活過得很安定。在安定的生活里是不容易使人回憶著過去了的辛酸的。許多朋友都勸我寫點回憶，我只是望著他們笑笑。意思是說，我這數十年的日子過得平凡得很啊，有什麼好回憶，有什麼值得回憶的，即使偶爾有想到，就也像浪花一樣，一瞬即逝。
我好比做了一個夢，做的是一個噩夢，等噩夢醒來，依然是藍天白雲。不過在那藍天白雲中間，偶爾也曾飄過幾點淺淡的烏雲，這也算不了什麼，馬上就又被風吹散的，在上面這一段回憶里，自認為其可貴之處，是在真實，完全是真人真事真地方，任何人對我誹謗，我還是這麼認為，因為我不善於說假話，或者借題發揮，或者攻擊什麼人，我總是平心靜氣地來衡量別人的。
和郁達夫做了十二年夫妻，最後雖至於分手，這正如別人在文章中所提到的，說郁達夫還是在愛著我的，我也並沒有把他忘記。四十多年來，他的形象，他的喜怒哀樂變幻的神情，我依然是存入心底深處。
現在，西德的這一位馬漢茂先生給予了我力量，發表幾封我給郁達夫的舊信給予了我力量，我似乎是應該說一說明白的時候了。我寫完了這一段不成文的東西，我要感謝馬漢茂先生。
一九八二、五、十王映霞於上海
《傳記文學》第四十五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