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人 · 談聞一多（梁實秋）

一 聞一多生於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十月二十二日，死於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七月十五日，不足四十八歲。早年寫新詩比較著有成績的，一個是徐志摩，一個是聞一多，不幸兩個人都早逝，徐志摩死時年三十六歲。兩個人都是慘死，徐志摩墮機而亡，聞一多被人槍擊殞命。在台灣，知道徐志摩的人比較多，他的文字也有被選入教科書的，他雖然沒有正式的全集行世，但坊間也翻印了若干散集，也有人寫他的風流韻事；聞一多有全集行世，朱自清、吳晗、郭沫若、葉聖陶編，上海開明書局印行，但是在台灣是幾乎無法看到的。因此，年輕一些的人對於死去不過剛二十年的聞一多往往一無所知。在美國，研究近代文學的人士對於聞一多卻是相當注意的，以我所知，以聞一多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即有好幾起，但是好像還沒有人寫聞一多的生平事跡。 聞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轟動中外，大抵是平靜安定的，他過的是詩人與學者的生活，但是對日抗戰的爆發對於他是一個轉折點，他到了昆明之後似乎是變了一個人，於詩人學者之外又成了當時一般時髦人士所謂的「鬥士」。抗戰軍興之後，一多一直在昆明，我一直在四川，不但未能有一次的晤面，即往返書信也只有一次，那是他寫信給我，要我為他的弟弟家駟謀一教法文的職位。所以，聞一多如何成為「鬥士」，如何斗，和誰斗，斗到何種程度，斗出什麼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聞一多是抗戰前的聞一多，亦即是詩人、學者之聞一多。我現在所要談的，亦以此為限。「聞一多在昆明」那精彩的一段，應該由更有資格的人來寫。 二 聞一多是湖北浠水人，他的老家在浠水的下巴河鎮陳家大嶺。他的家庭是一個典型的鄉紳人家，大家庭人口眾多，子弟們都受的是舊式的教育。一多的初步的國文根柢是在幼時就已經打下了的。 聞一多原名是一個「多」字，「一多」是他的號。他考入清華是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一般的記載是民國二年（一九一三），那是錯誤的。他的同班朋友羅隆基曾開玩笑地自詡說：「九年清華，三趕校長。」清華是八年制，因鬧風潮最後留了一年。一多說：「那算什麼？我在清華前後各留一年，一共十年。」一多在清華頭一年功課不及格，留級一次，所以他編入了一九二一年級，最後因鬧風潮再留一年，所以是十年。很少人有在清華住上十年的經驗。他頭一年留級，是因為他根本沒有讀過英文，否則以他的聰明和用功是不會留級的。 清華學校是一個奇特的學校，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比正規的大學少一兩年，其目的是準備派遣學生往美國遊學。學校隸屬於外交部，校長由外交部遴派。學生是由各省按照庚子賠款攤派數量的比例公開考選而來。那時候風氣未開，大多數人視遊學為畏途，不願看著自己的子弟漂洋過海地去父母之邦，所以各省應考的人並不多，有幾個偏僻省份往往無人應考，其缺額便由各該省的當局者做人情送給別省的親友的子弟了。例如新疆每年可以考送一名，可是從來沒有一個真正的新疆人應考，而每年清華皆有籍貫新疆的學生入學。 聞一多的家鄉相當閉塞，而其家庭居然指導他考入清華讀書，不是一件尋常的事。例如直隸省，首都所在，每年有五個名額，應考者亦不過三四十人而已。我看過一本小冊（史靖：《聞一多》），有這樣的記述，聞一多「隨著許多達官貴人和豪門望族的子弟一道，走進了美帝國主義者用中國人民的血汗錢——庚子賠款堆砌起來的清華留美學校」。清華有多少「達官貴人和豪門望族的子弟」？這真是胡說八道！至於說清華是用中國人民的血汗錢庚子賠款堆砌起來的，可以說是對的，不過有一事實不容否認，八國聯軍只有這麼一個「帝國主義者」退還庚子賠款堆砌這麼一個學校，其餘的「帝國主義者」包括俄國在內都把中國人民血汗錢囊括去了，也不知他們拿去堆砌成什麼東西了。 我進清華是在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在班次上比聞一多晚兩年，所以雖然同處在「水木清華」的校園裡，起初彼此並無往來。他在課業上表現最突出的是圖畫。我記得在Miss Starr的圖畫教室牆上常有T.Wen署名的作品，有炭筆畫，也有水彩畫。我也喜歡塗兩筆，但是看見他的作品之後自愧弗如遠甚。在《清華周刊》里又不時地看到他的文學作品，他喜歡作詩，尤其是長篇的古詩排律之類，他最服膺的是以「硬語盤空」著稱的韓退之。生硬堆砌的毛病，是照例不可免的，但是字裡行間有一股沉鬱頓挫的氣質，他的想像豐富，功力深厚。 清華的學生來自全國各省，到暑假時學校不准學生住校，一小部分學生不願長途跋涉返鄉省親的便在西山臥佛寺組織夏令營，大多數均各自束裝回鄉。一多是年年回家的。他家中的書房顏曰：「二月廬。」暑中讀書札記分別用中英文抄寫，題為《二月廬漫記》，有一年曾在《清華周刊》發表不少。他喜愛讀書，於中國文學之外旁及於西洋文藝批評，而且筆下甚勤，隨時做有筆記。他看過的書常常有密密麻麻的眉批。 我和一多開始熟識是在「五四」以後。五四運動發源在北京城內，但清華立即響應，且立刻成為積極參加的分子。清華學生環境特殊，在團體精神和組織能力方面比較容易有良好的表現。愛國運動是一回事，新文化運動（包括新文學的興起）為又一回事，學生在學校裡面鬧風潮則又為一回事。這三件事差不多同時發生，形成一股龐大的潮流，沒有一個有頭腦有熱情的青年學生能置身事外。一多在這潮流里當然也大露頭角。但是他對於愛國運動，熱心是有的，卻不是公開的領袖。五四運動之際，清華的學生領袖最初是陳長桐，他有清楚的頭腦和天然的領袖的魅力，所謂「charisma」，繼起的是和聞一多同班的羅隆基，他思想敏捷，辯才無礙，而且善於縱橫捭闔。聞一多則埋頭苦幹，撰通電、寫宣言、制標語，做的是文書的工作。他不善演說，因為他易於激動，在情緒緊張的時候滿臉漲得通紅，反倒說不出話。學校里鬧三次趕校長的風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當局的一面，但是他沒有出面做領導人。一多的本性是好靜的，他喜歡寢饋於詩歌藝術之中，根本不喜歡擾攘喧囂的局面。但是情感爆發起來，正義感受了刺激，也會廢寢忘食地去干，不過他不站出來做領導人，而且一旦發泄之後他會很快地又歸於平靜。我看見Geoffrey Grigson編的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Modern Word Literature頁四八一有關於聞一多的這樣的一段： In 1919 he was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vast student movement which swept over China in protest against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On the wall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n Peking, where he graduated, he wrote out the inflammatory words of a famous medieval general： O let all things begin afresh！ Give us back our mountains and our rivers…… From that moment he was a marked man, always ha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admired（when he became a teacher）by his students. 大意是說：「一九一九年發生的抗議《凡爾賽條約》而瀰漫全國的龐大學生運動中，他是領袖之一。在北京清華大學牆上他寫了岳飛的『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之句。從那時候起他成了一個被人注意的人，一直被政府所嫉恨，以後教書又被學生所擁護。」這話似是而非。政府從來沒有嫉恨過他。他心裡未曾不厭惡當時的那個政府，但是他既非學生運動領袖，亦沒有公開的引人注意的言論與行動，誰會嫉恨他呢？至於在牆上寫岳飛的《滿江紅》，則我沒有看見過，也沒有聽說過有那樣的事。 「五四」以後，一多最活躍的是在文學方面，尤其是新詩。在清華園裡，他是大家公認的文藝方面的老大哥。民國九年（一九二〇），我的同班的幾位朋友包括顧一樵、翟毅夫、齊學啟、李滌靜、吳錦銓和我共六個人，組織了一個「小說研究社」，占一間寢室作為會址，還連編帶譯地弄出了一本《短篇小說作法》。後來我們接受了聞一多的建議，擴充為「清華文學社」，增添了聞一多、時昭瀛、吳景超、謝文炳、朱湘、饒孟侃、孫大雨、楊世恩等人為會員。後來我們請周作人教授來講過一次《日本的俳句》，也請徐志摩來講過一次《文學與人生》，那都是一多離校以後一年的事了。 一多對於新詩的愛好幾近於狂熱的地步。《女神》《冬夜》《草兒》《湖畔》《雲朝》……幾乎沒有一部不加以詳細地研究批判。尤其是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到十一年（一九二二），也就是他最後留級的那一年，他不用上課，所有的時間都是可以自由支配的，一多獨占高等科樓上單人房一間，滿屋堆的是中西文學的書，喜歡文學的同學們每天絡繹而來，每人有新的詩作都拿來給他看，他也毫不客氣地批評。很多人都受到他的鼓勵，我想受到鼓勵最多的我應該算是一個。 在清華後這一年是他最愉快的一年。他寫的詩很多，大部分發表在《清華周刊》的文藝增刊上，後來集結為一冊，題名《紅燭》，上海泰東出版。對於新詩，他最佩服的是郭沫若的《女神》，他不能贊同的是胡適之先生以及俞平伯那一套詩的理論。據他看，白話詩必須先是「詩」，至於白話不白話倒是次要的問題。他在臨離開清華的時候寫過一篇長文《冬夜評論》，是專批評俞平伯的詩集《冬夜》的，但也是他對新詩的看法之明白的申述，這一篇文章的底稿交由吳景超抄寫了一遍徑寄孫伏園主編的《晨報副刊》，不料投稿如石沉大海，不但未見披露，而且原稿亦屢經函索而不退回。幸虧留有底稿。我索興又寫了一篇《草兒評論》，《草兒》是康白情的詩集，當時與《冬夜》同樣的有名，二稿合刊為《冬夜草兒評論》，由我私人出資，交琉璃廠公證印書局排印，列為「清華文學社叢書第一種」，於十一年（一九二二）十一月一日出版。一多的這一篇《冬夜評論》可以說是他的學生時代的最有代表性的論文，《聞一多全集》未收，我想大概是編者不知道有此一文。現在抄幾段在下面可見一斑： 胡適之先生自序再版《嘗試集》，因為他的詩由詞曲的音節進而為純粹的「自由詩」的音節，很自鳴得意。其實這是很可笑的事。舊詞曲的音節並不全是詞曲自身的音節。音節之可能性寓於一種方言，有一種方言，自有一種「天賦的」音節。聲與音的本體是文字里內含的質素；這個質素髮於詩歌的藝術，則為節奏、平仄、韻、雙聲、疊韻等表象。尋常的語言差不多沒有表現這種潛伏的可能性底力量，厚載情感的語言才有這種力量。詩是被熱烈的情感蒸發了水氣之凝結，所以能將這種潛伏的美十足的充分的表現出來。所謂「自然音節」最多不過是散文的音節。散文的音節當然沒有詩底音節那樣完美。俞君能鎔鑄詞曲的音節於其詩中，這是一件極合藝術原則的事，也是一件極自然的事。…… ……根據作者底「詩底進化的還原論」底原則，這種限於粗率的詞調底詞曲底音節，或如朱自清所云「易為我們領解採用」，所以就更近於平民的精神；因為這樣，作者或許寧肯犧牲其繁密的思想而不予以自由的表現，以玉成其作品底平民的風格罷。只是，得了平民的風格，而失了詩底藝術，恐怕有些得不償失喲！ …… 我總覺得作者若能擺脫詞曲的記憶，跨在幻想底狂恣的翅膀上遨遊，然後大膽引吭高歌，他一定能拈得更加開擴的藝術。 ……《冬夜》自序里講道：「我只願隨隨便便的，活活潑潑的，借當代的語言，去表現自我，在人類中間的我，為愛而活著的我。至於表現的……是詩不是詩，這都和我的本意無關，我以為如要顧念到這些問題，就可根本上無異於作詩，且亦無所謂詩了。」俞君把作詩看得這樣容易，這樣隨便，難怪他作不出好的詩來……詩本來是個抬高的東西，俞君反拚命地把他往下拉，拉到打鐵的抬轎的一般程度，我並不看輕打鐵的抬轎的底人格，但我確乎相信他們不是作好詩懂好詩的人。不獨他們，便是科學家哲學家也同他們一樣。詩是詩人作的，猶之乎鐵是打鐵的打的，轎是抬轎的抬的。 這一篇文字雖然是一多的少作，可能不代表他的全部的較成熟的思想，但是他早年的文學思想趨勢在這裡顯露無遺。他不佩服胡適之先生的詩及其見解，對於俞平伯及其他一批人所鼓吹的「平民風格」尤其不以為然。他注重的是詩的藝術，詩的想像，詩的情感，而不是詩與平民大眾的關係。他最欣賞的是濟慈的《夜鶯歌》和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所以他推崇《女神》中《蜜桑索羅普之夜歌》的： 啊，我與文學做個淚珠的鮫人， 返向那沉黑的海底流淚偷生， 寧在這縹緲的銀輝之中， 就好像那個墜落了的星辰， 曳著帶幻滅的美光， 向著「無窮」長殞！ 而他不能忍耐《冬夜》的繁碎凡庸。他說：「不幸的詩神啊！他們爭道替你解放，『把從前一切束縛你的自由的枷鎖鐐銬打破』，誰知在打破枷鎖鐐銬時他們竟連你底靈魂也一齊打破了呢！」 在悠閒的生活中忽然面臨一項重大問題——婚姻問題。清華沒有不許學生結婚的明文規定，但是事實上正規入學的學生只有十四歲，八年住校，畢業游美，結婚是不可能的事。學校也不鼓勵學生結婚。同時男女同校之風未開，清華學生能有機會結交異性朋友的乃例外之例外。清華是一個純粹的男性社團。一多的家庭是舊式的，典型的農村中的大家庭，所以父母之命不可違，接到家書要他寒假期間返家完婚，如晴天霹靂一般打在他的頭上。他終於不能不向傳統的勢力低頭。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二月他在家鄉和他的姨妹高孝貞女士結婚了。這位姨妹排行第十一，一多簡稱她為「一妹」。高女士也是舊式大家庭出身，雖所受教育不多，但粗識文字，一直生活在家鄉的那個小環境裡。婚後一個多月，一多立即返回清華園裡過他的詩人的生活。一多對他的婚姻不願多談，但是朋友們都知道那是怎樣的一般經驗。舊式的男女關係是先結婚後戀愛，新式的是先戀愛後結婚。一多處於新時代發軔之初，他的命運使他享受舊時代的待遇。而且舊時代的待遇他也沒能全盤享受，結婚後匆匆返回校內，過了半年又匆匆出國，結婚後的戀愛好像也一時無法進行。一多作詩的時候拚命地作詩，治學的時候拚命地治學，時間根本不夠用，好像沒有餘暇再管其他的事，包括戀愛在內。他有一位已婚的朋友移情別戀，家庭時起勃谿，他就勸說他道：「你何必如此呢？你愛她，你是愛她的美貌，你為什麼不把她當作一幅畫像一座雕像那樣去看待她呢？」可見他自己是全神貫注在藝術里，把人生也當作藝術去處理。我沒有理由說他的婚姻是失敗的，因為什麼才是失敗什麼才是成功，其間的分際是很不易說的。你說盧梭的婚姻是失敗還是成功？別人的看法和當事人自己的看法出入頗大。一多的夫人後來給他生了五個孩子，子立鶴、立雕、立鵬，女聞名、聞翽，皆長大成人，不辱家聲。 一多在離開清華之前，特為我畫了一幅《荷花池畔》，畫的是工字廳後面的荷花池，那是清華園裡唯一的風景區，也是清華園裡的詩人們平夙徘徊嘯傲之所在，是用水彩畫的，畫出了一片蕭瑟的景色。前此他又為我畫了一幅《夢筆生花圖》，是一幅圖案畫的性質，一根毛筆生出了無數繽紛的花朵，頗見奇思。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七月十六日，一多放洋赴美。 三 一多是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到美國去的，他不是不喜歡美國，他是更喜歡中國。看他在出國前夕寫給我的一封信便可以窺見這一個行將遠適異國的學子懷有什麼樣的情緒： 歸家以後，埋首故籍，「著述熱」又大作，以致屢想修書問訊，輒為擱筆。清晨盆蓮初放，因折數枝供之案頭，復聽侄輩誦周茂叔《愛蓮說》，便不由得不聯想及於三千里外之故人。此時縱猶憚煩不肯作一紙寒暄語以慰遠懷，獨不欲藉此以釣來一二首久久渴念之《荷花池畔》之新作乎？（如蒙惠書，請寄滬北四川路青年會） 《李白之死》竟續不成，江郎已嘆才盡矣！歸來已繕畢《紅燭》，賡續《風葉叢譚》（現更名「松麈談玄閣筆記」——放翁詩曰：「折取青松當麈尾，為子試談天地初」），校訂增廣《律詩底研究》，作《義山詩目提要》，又研究放翁，得筆記少許。暇則課弟、妹細君及諸侄以詩，將以「詩化」吾家庭也。附奉拙作《紅荷之魂》一首，此歸家後第一試也。我近主張新詩中用舊典，於此作中可見一斑。尊意以為然乎哉？放翁有一絕云：「六十餘年妄學詩，工夫深處獨心知。夜來一笑寒燈下，始是金丹換骨時！」骨不換固不足言詩也。老杜之稱青蓮曰：「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吾見世人無詩骨而妄學詩者眾矣。南轅北轍，必其無通日，哀哉！ 這一封信是六月廿二日寫的，他滿腦子的是詩，新詩，中國的舊詩，並且「主張新詩中用舊典」。他行前和我商量過好幾次，他想放棄游美的機會，我勸他乘風破浪一擴眼界，他終於成行了。在海上，他又來了一封信，初出國門所遇到的便是掃興失望： 我在這海上飄浮的六國飯店裡籠著，但是我的精神乃在莫大的壓力之下。我初以為渡海的生涯定是很沉寂，幽雅，寥闊的；我在未上船以前時常想著在漢口某客棧看見的一幅八仙飄海底畫，又時時想著郭沫若君底這節詩—— 無邊的天海呀！ 一個水銀的浮漚！ 上有星漢湛波， 下有融晶泛流， 正是有生之倫睡眠時候。 我獨披著件白孔雀的羽衣， 遙遙地，遙遙地， 在一隻象牙舟上翹首。 但是既上船後，大失所望。城市生活不但是陸地的，水上也有城市生活。……這裡竟連一個能與談話的人都找不著，他們不但不能同你講話，並且鬧得你起坐不寧。走到這裡是「麻雀」，走到那裡又是「五百」，散步他攔著你的道路，靜坐他擾亂你的思想。我的詩興被他們戕害到幾等於零。到了日本海峽及神戶之布引瀧等勝地，我竟沒有半句詩底讚嘆歌謳。不是到了勝地一定得作詩，但是勝地若不能引起詩興，商店工廠還能麼？ 到了美國之後，他進了芝加哥的美術學院。芝加哥是一個大都市，其難於邀得詩人的青睞是可以預料到的。那地方人多、擁擠、嘈雜、冷酷，工廠的煙囪多，於是灰塵也多，一言以蔽之是髒而亂。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選中這個地方來上學，也許是因為那個學校相當的有名。這學校是九月二十五日開課，他在二十四日夜寫信說：「不出國不知道思家的滋味，想你……當不致誤會以為我想的是狹義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國的山川，中國的草木，中國的鳥獸，中國的屋宇——中國的人。」本來一個中國人忽然到了外國，舉目一望儘是一些黃髮綠眼之人，寂寞淒涼之感是難免的，人非木石孰能遣此？但是一多的思鄉病是異於尋常的，他是以純粹中國詩人的氣質而一旦投身於物質文明極發達的蠻荒。所以他說：「我看詩的時候可以認定上帝——全人類之父，無論我到何處，總與我同在。但我坐在飯館裡，坐在電車裡，走在大街上的時候，新的形色，新的聲音，新的臭味，總在刺激我的感覺，使之倉皇無措，突兀不安。」十月廿七日他來信說，在病中作《憶菊》一首，這一首可以說是他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插在長頸的蝦青瓷的瓶里， 六方的水晶瓶里的菊花， 攢在紫藤仙姑籃里的菊花； 守著酒壺的菊花， 陪著螯盞的菊花； 未放，將放，半放，盛放的菊花。 鑲著金邊的絳色的雞爪菊； 粉紅色的碎瓣的繡球菊； 懶慵慵的江月臘喲！ 倒掛著一餅蜂窠似的黃心， 仿佛是朵紫的向日葵呢。 長瓣抱心，密瓣平頂的菊花； 可愛的尖瓣攢蕊的白菊， 如同美人底蜷著的手爪， 拳心裡攫著一撮小黃米。 檐前，階下，籬畔，圃心底菊花，—— 藹藹的淡煙籠著的菊花， 絲絲的疏雨洗著的菊花， 金底黃，玉底白，春釀底綠，秋山底紫…… 剪秋蘿似的小紅菊花兒； 從鵝絨到古銅色的黃菊； 帶紫莖的嫩綠的「真菊」 是些小小的玉管兒綴成的， 為的是好讓小花神兒 夜裡偷去當了笙兒吹著。 大似牡丹的菊王到底奢豪些， 他的棗紅色的瓣兒，鎧甲似的， 張張都裝上銀白的里子了； 星星似的小菊花蕾兒 還擁著褐色的萼被睡著覺呢。 啊！自然美底總收成啊！ 我的祖國之秋底傑作啊！ 東方底花，騷人逸士底花呀！ 那東方底詩魂陶元亮 不是你的靈魂底化身嗎？ 那登高作賦的重九 不又是你誕生底吉辰嗎？ 你不像這裡的熱欲的薔薇， 那微賤的紫羅蘭更比不上你。 你是有歷史，有風俗的花。 四千年華胄底名花呀！ 你有高超的歷史，你有逸雅的風俗！ 啊！詩人底花呀！我想起你， 我的心也開成頃刻之花， 燦爛的如同你的一樣； 我想起你同我的家鄉， 我們的莊嚴燦爛的祖國， 我的希望之花又開得同你一樣！ 習習的秋風啊，吹著！吹著！ 我要讚美我的祖國底花！ 我要讚美我如花的祖國！ 請將我的字吹成一簇鮮花， 金底黃，玉底白，春釀底綠，秋山底紫…… 然後又統統吹散，吹得落英繽紛， 瀰漫了高天，鋪滿了大地。 秋風啊！習習的秋風啊！ 我要讚美我的祖國底花！ 我要讚美我如花的祖國！ 在這首詩里他顯然是借了菊花而表達他的熾烈的對祖國的愛。他對於美國有些厭惡，也是事實，但是有一個左派刊物後來發表他的一首《孤雁》說是他在這個時候的作品，據我看頗有問題，不像是他的手筆，詩云： 啊！那裡是蒼鷹底領土—— 那鷙悍的霸王呵！ 他的銳利的指爪， 已撕破了自然底面目， 建築起財力底窩巢。 那裡只有銅筋鐵骨的機械， 喝醉了弱者底鮮血， 吐出些罪惡底黑煙， 塗污我太空，閉熄了日月， 教你飛來不知方向， 息去又沒地藏身啊！ 這不像是聞一多的口吻。上面所錄的《憶菊》才是聞一多的這一時代的代表作品。 一多是學畫的，在美術學院起初也很努力。學畫要從素描起，這是畫的根本功夫。他後來帶了兩大卷炭畫素描給我看，都是大幅的人體寫生，石膏像做模特兒的。在線條上，在濃淡陰影上，我覺得表現都很不錯，至少我覺得有活力。可是一多對於這基本的訓練逐漸不耐煩，畫了一年下來還是石膏素描，他不能忍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對文學的興趣太濃。他不斷地寫信給我，告訴我他如何如何地參加了芝加哥The Arts Club的餐會，見到了女詩人Amy Lowell，後來又如何地晤見了Carl Sandburg。他對於當時美國所謂「意象派」的新詩運動發生興趣，特別喜愛的是擅細膩描寫的Fletcher。他說「他是設色的神手，他的詩充滿濃麗的東方色彩」。在十二年（一九二三）二月十五日寫信說： 我想再在美住一年就回家。我日漸覺得我不應該作一個西方的畫家，無論我有多少的天才！我現在學西方的繪畫是為將來作一個美術批評家。我若有所創作，定不在純粹的西畫裡。 他的這一覺悟與決心，後來真的實現了！ 四 十二年（一九二三）九月三日，我到了美國科羅拉多溫泉（簡稱珂泉），這裡有一個大學，規模很小，只有幾百個學生，但是屬於哈佛大學所承認的西部七個小大學之一。最引人入勝的是此地的風景。地當落基山脈派克斯峰之麓，氣候涼爽，景物宜人。我找好了住處之後立刻寄了一封信給一多，內附十二張珂泉風景片，我在上面寫了一句話：「你看看這個地方，比芝加哥如何？」我的原意只是想逗逗他，因為我知道他在芝加哥極不痛快，我拿珂泉的風景炫耀一下。萬萬想不到，他接到我的信之後，也不復我信，也不和任何人商量，一聲不響地提著一個小皮箱子，悄悄地乘火車到珂泉來了！他就是這樣衝動的一個人。 一多到珂泉不是為遊歷，他實在耐不了芝加哥的孤寂。他落落寡和，除了同學錢宗堡（後來早死）以外他很少有談得來的人。他到珂泉我當然歡迎，我們同住在Wabash St.一個報館排字工人米契爾先生家裡，我住一大間，他住一小間，連房帶飯每人每月五十五元（我們那時的公費是每月八十元）。住妥之後，我們一同到學校去註冊，我是事先接洽好了的，進入英語系四年級，一多臨時請求只能入藝術係為特別生。其實他是可以做正式生的，只消他肯補修數學方面的兩門課程。一多和我在清華時數學方面的課程成績很差，勉強及格，學校一定要我們補修。我就補修了兩門，三角及立體幾何。一多不肯。他覺得性情不近數學，何必勉強學它，凡事皆以興之所至為指歸。我勸他向學術紀律低頭，他執意不肯，故他始終沒有獲得正式大學畢業的資格。但是他在珂泉一年，無論在藝術或文學方面獲益之多，遠超過他在芝加哥或以後在紐約一年之所得。對於英詩，尤其近代詩，他獲得了系統的概念及入門的知識，因為他除了上藝術系的課之外還分出一半時間和我一同選修「丁尼生與勃朗寧」及「現代英美詩」兩門課。教這兩門課的是一位Daeler副教授，這位先生無藉藉名，亦非能說善道之輩，但是他懂得詩，他喜愛詩，我們從他學到不少有關詩的基本常識。我們一同上課，一同準備，一同研討。這對於一多在求學上是一大轉捩點，因為從此他對於文學的興趣愈益加濃，對於圖畫則益發冷淡了。 藝術系是由Leamings姊妹二人主持的，妹妹教畫，姊姊教美術史。我也旁聽美術史一課，和一多一同上課，課本用的是《阿波羅》。兩位老小姐（均在六十歲左右）對於一多極為賞識，認為是她們的生徒中未曾有的最有希望者之一。她們特別欣賞一多的嘴，認為那是她們從未見過的sensuous mouth，——「引起美感的嘴」。說超人的相貌，一多對我講過一段有趣的話，他說他雖然熱愛祖國，但不能不承認白種人的臉像是原版初刻，臉上的五官清清楚楚，條理分明，我們黃種人的臉像是翻版的次數過多，失之於漫漶。如今美國的美術教授也欣賞起我們的版本！有一天，兩位老小姐請我們到她們家裡吃飯，顯然是她們不善烹調，滿屋子油煙瀰漫，忙作一團，可是沒有看到豐盛的菜餚，不過她們的殷勤盛意實在太可感了。我和一多在赴宴之前商量送點小小的禮物，我從箱子裡找出一塊前清官服袍褂上的「黻子」，配上一個金色斑斕的框子，有海波浪，有白鳥，有旭日，居然像是一幅美麗的刺繡畫！她們本來是愛慕中國的，看見這東西高興極了，不知掛在什麼地方好。又有一次她們開著一輛彼時女人專用的那種不用駕駛盤而用兩根柄杆操縱的汽車帶我們去遊仙園（The Garden of Gods），那是我們第一次看到的奇景，平地突起一個個紅岩石的奇峰，詭怪不可名狀，我國桂林有類似景象，不過規模小得多了。 一多對西班牙的畫家Velasquez的作品頗感興趣，他畫的人物差不多全是面如削瓜猙獰可怖，可是氣氛非常厚重而深沉。梵谷的畫，他也有偏愛，他愛他的那份熾盛的情感。有一天一多興至要為我繪半身像，我當然也樂於做免費的模特兒。那張油畫像，真是極怪誕之能事，頭髮是綠色的，背景是紅色的，真是「春風滿須綠鬅鬆」，看起來好嚇人！他的畫就是想走印象主義的路子。他畫過一幅風景，以學校附近一禮拜堂為背景，時值雪後初霽，光線特別鮮明，他把陰影都畫成紫色，並且完全使用碎點法，我認為非常成功，他的老師也很誇獎。一多作畫，不動筆則已，一動筆則全神貫注，不眠不食如中風魔，不完成不輟休。學年快終了時，教授慫恿他參加紐約的一年一度的美展，於是耗用了兩個月的時間趕畫了一二十幅畫，配好了框子裝了滿滿一大木箱，寄到紐約去。趕畫的時間，他幾乎天天鎖起門來（這時期我們住在學校宿舍海格曼大樓），到了吃飯的時候我要去敲門喊他。有一次我敲門不應，我從鑰匙孔里窺見他在畫布上戳戳點點，於是我也就不驚動他，讓他餓一頓。他把公費大部分用在圖畫器材上面，吃飯有時要舉債。不幸他的巨大的努力沒有贏得預期的報酬，十幾幅畫中只有一幅獲得了一顆金星。這一打擊是沉重的，堅定了他的放棄學畫的決心，但是也可說他是因禍得福，因為如果他沒有這次的挫折，作品能有幾張入選，以後在西畫一方面究竟能有多少成就實在是很難說的。畫這種東西，不同於若干其他學科，除了需要天才與苦功之外還需要有深厚的民族歷史的背景所孕育出來的一種氣質。中國人畫西畫，其中總有一點隔閡。 在英詩班上，一多得到很多啟示。例如丁尼孫的細膩描寫法the ornate method和勃朗寧之偏重醜陋the grotesque的手法，以及現代詩人霍斯曼之簡練整潔的形式，吉伯林之雄壯鏗鏘的節奏，都對他的詩作發生很大的影響。例如他以後所寫的《死水》：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 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聲變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 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裡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這一首詩可以推為一多的代表作之一，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整齊的形式，有規律的節奏，是霍斯曼的作風的影響。那醜惡的描寫，是勃朗寧的味道，那細膩的刻畫，是丁尼孫的手段。這首詩的主旨是寫現實的醜惡，當然也有「化腐朽為神奇」的企圖，一多為人有一強烈的矛盾，理想與現實的要求在他心裡永遠在鬥爭，他想在藝術里、詩里求得解脫與協調。我在前面提到的Grigson編的那本書也曾提到這一首詩，他說「『一溝絕望的死水』當然即是中國，聞一多終其生都在希望著破銅爛鐵能變成為翡翠一般的綠。」這完全是附會。一多寫這首詩的時候，正是我們一同讀勃朗寧的長詩《指環與書》的時候。他有愛國思想，但不是表現在這首詩里。有強烈愛國思想的詩可以舉《洗衣歌》為代表： 洗衣歌 洗衣是美國華僑最普通的職業，因此留學生常常被人問道：「你爸爸是洗衣裳的嗎？」許多人忍受不了這侮辱，然而洗衣的職業確乎含著一點神秘的意義，至少我曾經這樣的想過，作洗衣歌。 （一件，兩件，三件，） 洗衣要洗乾淨！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我洗得淨悲哀的濕手帕， 我洗得白罪惡的黑汗衣， 貪心的油膩和慾火的灰，…… 你們家裡一切的髒東西， 交給我洗，交給我洗。 銅是那樣臭，血是那樣腥， 髒了的東西你不能不洗， 洗過了的東西還是得髒， 你忍耐的人們理它不理？ 替他們洗！替他們洗！ 你說洗衣的買賣太下賤， 肯下賤的只有唐人不成？ 你們的牧師他告訴我說： 耶穌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胰子白水耍不出花頭來， 洗衣裳原比不上造兵艦。 我也說這有什麼大出息—— 流一身血汗洗別人的汗？ 你們肯干？你們肯干？ 年去年來一滴思鄉的淚， 半夜三更一盞洗衣的燈…… 下賤不下賤你們不要管， 看那裡不乾淨那裡不平， 問支那人，問支那人。 我洗得淨悲哀的濕手帕， 我洗得白罪惡的黑汗衣， 貪心的油膩和慾火的灰， 你們家裡一切的髒東西， 交給我——洗，交給我——洗。 （一件，兩件，三件） 洗衣要洗乾淨！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這是一首有血有淚的詩。在藝術方面我們可以看出模仿吉伯林甚至Vachel Lindsay的意味，更重要的是詩里的涵義。一多是一個極敏感的人，看到中國人在外國受人歧視便憤不可遏。即以珂泉這小地方而論，當地人士都對我們很好，但是友好的氣氛當中有時不是沒羼著一種令人難堪的「施恩的態度」。洗衣為業的華僑所受的待遇給一多以極大的刺激。他對外國人的優越態度之反抗，是在這種情形下培植起來的。 學校里有學生主辦的周報一種，有一次上面刊出了一首詩，不知是何人的手筆。顯然的是一個美國學生，題目是The Sphinx，內容是說中國人的面孔活像人首獅身謎一般的怪物，整天板著臉，面部無表情，不知心裡想的是一些什麼事。在外國人眼裡，中國人顯著神秘，這是實情。可能大多數美國學生都有這樣的看法。這首詩寫得並不怎麼好，可是沒有侮辱的意味，頂多是挑釁。一多和我都覺得義不容辭應該接受此一挑釁，於是我們分別各作一詩答之。一多寫的一首分量比較重，他歷數我們中國足以睥睨一世的歷代寶藏，我們祖宗的豐功偉績。平心而論，除了這些之外我們還有什麼東西足以傲人呢？兩首詩同時在下一期刊物上發表了，引起全校師生的注意，尤其是一多那首功力雄厚詞藻豐瞻，不能不使美國小子們嘆服。可惜剪報我現時沒有帶在手邊。 一多在珂泉的生活是愉快的，只是窮苦一些。每月公費八十元，足敷生活所需，但是他的開銷較大，除了買顏料、帆布之外還喜購買詩集，而且還經常有一項意外開銷，便是遺失。有時所謂遺失只是忘了放在什麼地方。因此不免有時捉襟見肘。他雖住在外國，但仍不能忘懷中國生活的情趣，在宿舍里用火酒爐煮水沏茶是常事。不喝茶還能成為中國人？有時候乘興煮雞蛋數枚，範圍逐漸擴大，有一回竟煮起水餃。這引起了管理人的不滿，但是水餃煮熟之後送給他一碗嘗嘗，他吃得眉開眼笑，什麼也沒再說。一多曾經打翻過一隻火酒爐，慌張中燒焦了他的一綹頭髮。 一多的房間經常是亂糟糟的，床鋪從來沒有清理過，那件作畫時穿著的披衣除了油彩斑斕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漬痕。最令人驚訝的是他的書桌，有一次我譏笑他的書桌的凌亂，他當時也沒說什麼，第二天他給我一首詩看： 聞一多先生的書桌 忽然一切的靜物都講話了， 忽然間書桌上怨聲騰沸： 墨盒呻吟道：「我渴得要死！」 字典喊雨水漬濕了他的背； 信箋忙叫道彎痛了他的腰； 鋼筆說菸灰閉塞了他的嘴， 毛筆講火柴燒禿了他的須， 鉛筆抱怨牙刷壓了他的腿； 香爐咕嘍著「這些野蠻的書 早晚定規要把你擠倒了！」 大鋼表嘆息快睡銹了骨頭； 「風來了！風來了！」稿紙都叫了； 筆洗說他分明是盛水的， 怎麼吃得慣臭辣的雪茄灰； 桌子怨一年洗不上兩回澡， 墨水壺說「我兩天給你洗一回。」 「什麼主人？誰是我們的主人？」 一切的靜物都同聲罵道， 「生活若果是這般的狼狽， 倒還不如沒有生活的好！」 主人咬著菸斗迷迷的笑， 「一切的眾生應該各安其位。 我何曾有意的糟蹋你們， 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內。」 這首詩很有諧趣，他寫此詩的動機不僅是為他的邋遢解嘲，詩的末行還吐露一切事自己做不得主宰只好任其自然之意。我不知道他寫此詩時是否想起了波斯詩人歐謨的《魯拜集》中之那些會說話的酒罐子，因為他非常喜歡這個古波斯詩人的那種瀟灑神秘的享樂主義。 在珂泉我們沒有忘記游山逛水。那地方有的是名勝可以登臨。仙園我已經提過，此外如曼尼圖山（Mt.Manitou），七折瀑（Seven Falls），風洞（Cave of Winds）都很好玩。曼尼圖山雖不高，但有纜車，升降便利，可以遠眺。七折瀑是名副其實的七折瀑布，拾級而上，中間可停足七次，飛瀑如練，在身邊直瀉。風洞是一巨大山洞，裡面充滿了鐘乳石和石筍，亮晶晶的蔚為奇觀。洞裡有一大堆婦女遺下的頭髮夾子，年久腐銹黏成比人還高一點的大冢一般的堆，據說投一隻髮夾在婚事上可諧良緣雲。 最勝處當然是派克斯峰（Pikes Peak），是落基山脈的一個有名的山峰，海拔一萬四千一百一十尺，我和一多僱車上山，時在盛夏，沿途均見積雪，到達山頂時凍得半僵，在一小木室內觀光簿上簽名留念，買一杯熱咖啡喝，趕緊下山，真所謂「高處不勝寒」也。最難忘的是一次我和一多數人驅車遊仙園，一多的目的是為寫生，我們攜帶著畫具及大西瓜預備玩一整天。我的駕駛不精，車入窮途，退時滑下山坡，只覺耳畔風聲呼呼，急溜而下，勢不可停，忽然車戛然止，原來是車被夾在兩棵巨松之間，探首而視，下臨深淵。我們爬出來，遙見炊煙裊裊，叩門求援，應門者僅能操西班牙語，賴手勢勉強達意。乃攜一圈長繩，一端系車上，另一端掛一樹上，眾力曳之，居然一寸一寸地拉上道路，車亦受損，掃興之餘，怏怏而歸。 珂泉一年很快地結束了，我到哈佛大學去繼續念書，一多要到紐約，臨別不勝依依。一多送了我他所最心愛的《霍斯曼詩集》兩冊及《葉芝詩集》一冊，我送給他一具琺瑯香爐，是北平老楊天利精製的，上面的獅子黃銅紐特別細緻，附帶著一大包檀香木和檀香屑。一多最喜歡「焚香默坐」的境界，認為那是東方人特有的一種妙趣，所以特別欣賞陸放翁的兩句詩：「欲知白日飛升法，盡在焚香聽雨中。」他自己也有一隻黃銅小香爐，大概是東安市場買的，他也有檀香木，但是他沒有檀木屑。焚香一定要有檀木屑，否則煙不濃而易熄。一多就攜帶著我這隻香爐到紐約「白日飛升」去了。 五 我和一多離開珂泉東去，是搭伴同行的，途經芝加哥，停留了約兩星期，這是一個有計劃的行動。 一個人或一個國家，在失掉自由的時候才最能知道自由之可貴，在得不到平等待遇的時候才最能體會到平等之重要。年輕的學生到了美國，除了極少數喪心病狂甘心媚外數典忘祖的以外，大都懷有強烈的愛國心。美國是對中國人民最友善的，對於中國「從來」沒有野心，但是他們有他們的優越感，在民族的偏見上可能比歐洲人還要表現得強烈些。其表現的方式有時是直截了當地侮辱，有時是冷峻地保持距離，有時是高傲地施予憐憫。我們的華僑，儘管有少數赤手起家揚眉吐氣的，大多數人過的是忍氣吞聲的生活。所以聞一多有《洗衣歌》之作。一多到了珂泉之後就和我談起過有關陳長桐在珂泉遭遇過的故事，說的時候還臉紅脖子粗地悲憤激動。陳長桐到珂泉的一家理髮館去理髮，坐在椅子上半天沒有人理，最後一個理髮匠踱了過來告訴他：「我們不伺候中國人。」陳長桐到法院告了一狀，結果是官司贏了，那理髮匠於道歉之餘很誠懇地說：「下回你要理髮請通知一聲，我帶了工具到你府上來，千萬請別再到我店裡來！」因為黃人進入店中理髮，許多白人就裹足不前了。像這樣的小事，隨時到處都有。珂泉大學行畢業禮時，照例是畢業生一男一女地排成一雙一雙的縱隊走向講台領取畢業文憑，這一年我們中國學生畢業的有六個，美國女生沒有一個願意和我們成雙作對地排在一起，結果是學校當局苦心安排讓我們六個黑髮黑眼黃臉的中國人自行排成三對走在行列的前端。我們心裡的滋味當然不好受，但是暗中憤慨的是一多，雖然他不在畢業之列，但是他看到了這個難堪的場面，他的受了傷的心又加上一處創傷。詩人的感受是特別靈敏的，他受不得一點委屈。零星的刺激終有一天會使他爆發起來。 清華畢業留美的學生，一九二一級、二二級、二三級這三級因為飽受了五四運動的震盪，同時在清華園相處的時間也比較長，所以感情特別融洽，交往也比較頻繁一些。一多和我在珂泉一年，對於散處美國各地的同學們經常保持接觸，例如在威斯康辛的羅隆基、何浩若，明尼蘇達的時昭瀛、吳景超，經常魚雁往還，除了私人問訊之外也討論世界國家大勢，大家意氣相投，覺得有見面詳細研討甚而至於組織起來的必要，所以約定在暑假中有芝加哥之會。 芝加哥大學附近有一條街叫Drexel Street，在街的盡頭有一家小旅館Drexel Hotel，房子很陳舊，設備很簡陋，規模很狹小，但是租金很便宜。我們從各處來的朋友十餘人就下榻在這個地方。因為根本沒有別的房客，所以好像是由我們包下來的一樣。連日大家交換意見，歸納下來有幾項共同的看法： 第一，鑒於當時國家的危急的處境，不願侈談世界大同或國際主義的崇高理想，而宜積極提倡國家主義（nationalism）。 第二，鑒於國內軍閥之專橫恣肆，應厲行自由民主之體制，擁護人權。 第三，鑒於國內經濟落後人民貧困，主張由國家倡導從農業社會進而為工業社會，反對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的共產主義。 一多不是研究政治經濟的人，他是一個重情感的人，在國內面對著那種腐敗痛苦的情形他看不下去，到了國外又親身嘗到那種被人輕蔑的待遇他受不了，所以他對於這一集會感到極大的興趣。 會談有了結論之後，就進一步討論到組織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名稱，你一言我一語喧嚷了好幾天，最後勉強同意使用「大江」二字，定名為「大江會」，也沒有什麼特殊意義，不過是利用中國現成專名象徵中國之偉大悠久。大江會的成立典禮就在這家旅館的客廳里舉行。我從國內帶來一幅定製的綢質的大國旗，長有一丈，當然是紅黃藍白黑五色旗，這一回可派上了用場，懸在正中央，壯觀無比。典禮的一個項目是宣誓，誓詞是：「余以至誠宣誓，信仰大江的國家主義，遵守大江會章，服從多數，如有違反願受最嚴厲之處分。」「大江的國家主義」，所以表示異於普通的狹隘的軍國主義。哲學家羅素那一年正好在美國講學，道經威斯康辛，我們的幾個朋友就去訪問他，他是主張泯除國界的大同主義者，反對激烈的愛國主義，但是他聽取了我們的陳述和觀點之後，沉吟一陣，終於承認在中國的現況之下只能有推行國家主義之一途，否則無以自存。羅素的論斷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從此，我們就是宣過誓的國家主義者了。 大江會不是政黨，更不是革命黨，亦不是利害結合的幫會集團，所以並沒有堅固組織，亦沒有活動綱領，會員增加到三五十人，《大江季刊》（上海泰東圖書公司出版）出了兩期，等到大部分人回國之後各自謀生去也，團體也就渙散了。但是一多是這一組織的中堅分子，他的熱誠維持得最長久。 六 一多到了紐約之後，生活方式大變。他住在江濱大道的國際學舍里，那是在離哥倫比亞大學不遠的一座十幾層的大樓，許多中國男女學生都住在這裡，每人一小間房屋，租金低廉，環境還算是清靜，除了日夜不停的一陣陣高軌火車呼嘯而過震耳欲聾的聲音以外。一多在一所紐約藝術學院註冊，還是繼續學畫，但是事實上他這一年沒有好好地上課，先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後來索興不去上學了。從這時候起他蓄了長發，做藝術家狀，日久頸後發癢，則約友輩互相用剪刀修整之。常往來的朋友們如張禹九、趙太侔，熊佛西等都是長發披頭，常常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床，入夜則相偕到附近一家廣東館子偷偷地喝五加皮吃餛飩。他們過的是波希米亞的生活。但是他的生活並不閒，他忙得不可開交。看下面的未寫日期的信： 實秋： 近來忙得不可開交。上星期整個沒上課，這星期恐怕又要照辦。這樣忙法但是戲仍舊還無頭緒。眼看排演日期馬上就到了，五幕戲只練了一幕。化裝布景雖是畫得了，但還沒有動手製造。三十餘件古裝都是要小姐們的玉手親縫，其奈小姐們底架子大何！Costume plates本擬請一個姓楊的（在中國英美煙公司畫廣告的）畫，後來他神氣起來了，說一筆也不能改。我就比他更神氣，要求當局人把他開除了。如今Art department的事只我一人包攬。辦事的棘手，證例還多得多。老余要辭職，昨天剛說好了的。 紐約的作業太多，真不能讀書。我們自從來此，兩次演戲，忙得我頭昏腦亂，沒有好好的畫過一次畫。課是整星期的cut，我與你們在哈佛的比，真當慚愧無地。…… 你問我的詩興畫興如何。畫興不堪問，詩興偶有，苦在沒有工夫執筆。倒是戲興很高，同你一樣。前天看了O』neil的四個短劇果然是不同。前數星期作了一首英文詩，我可以抄給你看看。人非木石，孰能無情！ 一多問好 The eye gladdened；touched the heart； The meeting is done, let us part. Courtly smiles will harden to grins Better end love where love begins. A lawless shuttle is that of Fate. Ere grief is woven, change is late， Let us wrap and woof remain—— Clean threads from love’s freakish stain. Let us part！our meeting is through， Through heart may hunger, heart may rue. Your friendship’s smiel was undream』d of， Still less hoped your sighs of love. Thus in after years if again we meet， I famishing still, you replete， Glad and unshamefaced I』ll say： 「Once we met but did not stay.」 「Once we met, our paths converged， All currents of my being surged—— Once we met and parted soon.」 In after years let my heart croon. 這封信有好幾點需要解釋。所謂古裝的戲是《楊貴妃》，紐約中國學生用英文公演的一齣戲。由撰寫劇本到舞台設計、服裝製作等等，全都由學生們自己負責辦理，所以是一樁大事。一多是學畫的，於是有關圖畫的工作均落到他的頭上，尤其是幾十套綢質服裝要在上面畫出錦繡黼黻的圖案，更是需要匠心獨運，但是結果非常良好，在燈光下竟看不出有彩筆的痕跡。在這一次演劇中一多建了大功，但是也啟了荒廢學業之漸。趙太侔是一個整天不說話的奇人，他在紐約從Norman Geddies學舞台圖案，余上沅（信中的老余）是在匹茲堡的戲劇藝術學院學習舞台藝術的，這兩個人是這一次演出的主幹，再加上藝術批評家的張禹九和畫家聞一多！儼然是一個很堅強的陣容。演員是哪些人，我已記不得很清楚，主演楊太真的好像是一位王小姐（倩儀），飾高力士的是黃仁霖，事後聞一多告訴我黃先生扮演那個角色惟妙惟肖獲得極大成功。一多的這一首英文詩，本事已不可考，想來是在演戲中有了什麼邂逅，他為人熱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總是戰戰兢兢地在萌芽時就毅然掐死它，所以這首詩里有那麼多的悽愴。他寫的英文詩不多，這也是少年之作，錄在這裡以供觀賞。 紐約的《楊貴妃》演出成功，在哈佛的一些中國學生也見獵心喜，於是有演出《琵琶記》之議，顧一樵編劇，我翻譯為英文，邀集在波士頓一帶的謝文秋、謝冰心、王國秀、徐宗涑、沈宗濂、高長庚、曾昭掄諸位參加演出，在技術方面不能不向紐約請求幫助，我們邀請一多和趙太侔、余上沅三位同來，但是一多臨時沒有來。看下面的三封信： 實秋： 來函質問我的諸事，還是因為健忘底老毛病，所以沒有回答。歸期大概以上沅底歸期為轉移，至遲不過六月。棲身之所依然沒有把握，這倒是大可憂慮的事。不過回家是定了的。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諸人在上海打流亦可以。君子固貧非病，越窮越浪漫。《南海之神》還沒有十分竣功。如今寄來了，請你著實批評一番，然後再繼續撰作後數節。昨晚又草成《七子之歌》也是國家主義的呼聲。結構具在，只是音節詞句上尚欠潤色。我現在同學校生活正式脫離關係了。現在的生活，名義上是遊手好閒，實際上是仰屋著書。著手撰著的文章有一篇《新民族的新詩》是從民族主義底觀點上論美國的新詩運動，又有一篇《印度女詩人——奈陀夫人》。奈陀夫人是印度國家主義底健將，在藝術上的成功亦不讓泰戈爾。…… 一樵： 布景也許用不著我親身來波城。只要把劇本同舞台底尺寸寄來，我便可以畫出一套圖案，註明用什麼材料，怎樣的製造。反正舞台上不宜用平面的繪畫，例如一個窗子，最好用木頭或厚紙制一個能開能合的窗子，不當在牆上畫一個窗子底模樣，因為這樣會引起錯誤的幻覺。總之，候我把圖案制就了，看他的構造是簡單或複雜。如果不能不複雜，一定要我來，我是樂於從命的。再者也請告訴我你們在布景和服飾上能花多少的錢。 一多問好 星期五早 實秋： 船票尚未買定，太早也。蟄居異域，何殊謫戍？能早歸國，實為上策。數月之中，吳宗傳死，張杰民、李之常入瘋人院，向哲濬入獄為囚，黃卓繁、孟憲民、張福全、孫增慶或卷債潛逃，或假作支票，邱廣裸體裹寢衣騎自行車閒遊校園——驚人之事豈徒擲巨金為女子祝壽者睡地板哉？ 《南海之神》謂為脫稿亦可。刊入《大江》不嫌其為國民黨乎？……然取決之權在足下，我固無成見也。 來示謂我之詩風近有劇變。然而變之劇者孰過於此：—— 廢舊詩六年矣。復理鉛槧，紀以絕句 六載觀摩傍九夷，吟成舌總猜疑。 唐賢讀破三千紙，勒馬回韁作舊詩。 釋疑 藝國前途正杳茫，新陳代謝費扶將。 城中戴髻高一尺，殿上垂裳有二王。 求福豈堪爭棄馬？補牢端可救亡羊。 神州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萬丈長。 天涯 天涯閉戶睹清貧，斗室孤燈萬里身。 堪笑連年成底事？窮途捨命作詩人。 實秋飾蔡中郎演《琵琶記》，戲作柬之 一代風流薄倖哉！鍾情何處不優俳？ 琵琶要作誅心論，罵死他年蔡伯喈！ 一多問好 信裡面提到的《南海之神》是一首紀念孫中山先生的長詩。一多對於孫中山先生極為敬仰，我們在珂泉時就有一天看見報載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語焉不詳，一多大為激動，紅頭漲臉地反覆地說：「這個人如何可以死！這個人如何可以死！」他欽佩他懷有救國大志，不屈不撓，而為人清廉。我們發電紐約查詢，結果知道原來是誤傳。一多到了紐約之後，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傳來，紐約各界開會盛大舉行追悼，事前把我的那一幅大的五色國旗借了去，會堂中間懸著中山先生遺像，那遺像便是一多臨時趕畫的，是一幅炭筆畫，他後來送了我一張這幅畫的照片，因為這是他的得意之作。《南海之神》這一首詩我給登在《大江季刊》第一期了。 一多信中自承「同學校生活正式脫離關係」，其實他自到紐約以後就沒有建立正常關係。波希米亞的生活是不好受的，所以他在五月初就偕同太侔、上沅匆匆啟程返國了。 實秋： 我們定五月四日離紐約，十四號上船。回去後計劃詳情，菊農諒已報到了。你從前講要國內新詩集子，現在匯齊寄上，察收為荷。 此次回國並沒有什麼差事在那裡等著我們，只是跟著一個夢走罷了。我們定規坐三等船，每人省出一百元美金，作為到北京後三個月底糧餉。此行可謂heroic矣！ 《大江》第一期已登拙作是哪幾篇？尊處若尚有存稿，即請作第二期用。第二期擬用那幾篇也請示知。因為回去後短不了也要發表一點東西。請告訴我以免重複。若稿件不夠，舟中有新作，一定寄來。 一多　四月二十四日 這是一多在紐約給我的最後一封信。他念念不忘的是給《大江季刊》寫稿。大江會的會員中始終熱心於會務者是聞一多。他的作品發表在《季刊》上的，我記得有《我是中國人》《長城下之哀歌》《醒呀》《七子之歌》《洗衣曲》《南海之神》等等。他譯有拜倫的《希隆的囚徒》《希臘之群島》兩首詩，另有《河圖》一詩在寫作中，都沒有來得及發表，《季刊》就停刊了。 清華官費五年，本來非滿五年是不准回國的，後來改變辦法，滿三年回國也可以，在國內最多盤桓兩年，否則即作為放棄最後兩年官費。一多的性格是不適於長期羈旅的，他是一個喜愛家庭的人。後來有一次他對我說：「世上最美妙的音樂享受莫過於在午夜間醒來靜聽妻室兒女在自己身旁之輕輕的停勻的鼾息聲。」當年孤身投在紐約人海之中，他如何受得了！同時他的愛國精神特彆強烈，感覺也特別敏銳，在他看來美國的環境是難以忍受的。他在一月十一日寫信告訴我：「現擬作一個series of sketches，描寫中國人在此邦受氣的故事。體裁用自由詩或如Henley底『In Hospital』。」他注重搜集的是受氣的故事，他自己肚裡有多少悶氣，可以想見。很多有涵養的人到了美國真真做到賓至如歸的境界，一多則異乎是，他在美國如坐針氈，歸心似箭，於是他匆匆地踏上歸途，結束了他的三年游美的生涯。 七 十四年（一九二五）六月，一多回到北京，和余上沅、陳石孚在西城梯子胡同賃屋而居，幾個單身人住一個院子，那情況是相當淒涼的。一多住的那間屋子裝飾得很特別，據上沅後來告訴我，四壁裱糊黑紙，黑黝黝一片，牆上鑲了金邊，閃爍著微光，尤其是在一盞孤燈之下，格外覺得鬼氣森然。《死水》詩集的裝幀就是黑面金字，別開生面，也許正是他這同一時代的情緒的表現吧。因為覓得枝棲，生活粗定，約半年後他便把家眷接來北京，遷居於西京畿道。 一多的職務是國立藝術專門學校教務長，這是由於徐志摩的推轂，當時的藝專校長是劉百昭。劉是章士釗的部下，初接校務，急需一批新人幫忙，所以經志摩介紹一拍即合。戲劇系主任本擬聘余上沅，後又因為安置趙太侔，上沅改任教授。他們加入藝專也是不得已，初回國門，難為擇木之鳥。一多是最不適於做行政工作的人，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膺選。 一多沒有忘記大江賦給他的任務，十五年（一九二六）一月二十三日有一長信給我，他說： 大江命做的事，我雖自揣能力不夠，但仍是不敢辭讓。我只望在美同人多幫一點忙，不要使我一人陷於呼籲無門的境地，那便是《季刊》的幸事。 我不但希望你趕快回來，並且希望多數同志趕快回來。我輩已與醒獅諸團體攜手組織了一個北京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聲勢一天浩大一天。若沒有大批生力軍回來作實際的活動，恐怕要使民眾失望。醒獅社的人如李璜乃一書生，只能鼓吹主義，恐怕國家主義的實踐還待大江。此點李璜等亦頗承認，故努生在京時，彼等極為敬視。在努生未歸之先，我希望浩若要快回來。我包管他回來了有極有興味的事可做。 我近來懊喪極了。當教務長不是我的事業，現在騎虎難下真叫我為難。現在為校長問題校內不免有風潮。劉百昭一派私人主張挽留他，我與太侔及蕭友梅等主張歡迎蔡孑民先生，學校教職員分為兩派。如果蔡來可成事實，我認為他是可以合作的，此外無論何人來我定要引退的。今天報載我要當校長，這更是笑話。「富貴於我如浮雲！」我只好這樣嘆一聲。 我現在不與上沅、石孚同居了。現在的住址是西京畿道三十四號。內子與小女都在這裡。家庭生活差強人意。時相過從的朋友以「四子」為最密，次之則鄧以蟄、趙太侔、楊振聲等。國家主義的同志中有一般人也常到我家裡開會。新月社每兩周聚餐一次，志摩也常看見。你與菊農的信論志摩的詩不知怎地轉到志摩手上來了，又從志摩手上轉到我這裡來了。 回國後僅僅作了兩首詩，到藝專來後文藝整個放在腦袋後邊去了，長此以往，奈何！奈何！…… 國內漆黑一團，切望同志快回來共同奮鬥罷！ 一多的熱心可佩，可是他的看法卻錯了，大江同人一兩年之內都陸續回來了，但是每個人各有各的事業，各有各的出路，同時國內政局丕變，所謂「國家主義派」已在被打倒之列，而且「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之說甚囂塵上，大江國家主義如何能不如曇花之一現？ 一多對於國家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衝突與鬥爭，雖非積極領導的分子，但是確曾躬與其役。他雖說李璜是一書生，實則對他頗為敬重，曾對我說起李璜，譽為光風霽月國士無雙。 一多在北京「九月之久僅成詩兩首」，有「江郎將從此擱筆乎」之嘆，但是他提倡新詩的熱忱並來稍減。徐志摩主編《晨報副刊》（那刊頭圖案即是一多的手筆），每周出《詩刊》一次，是由一多編輯的。他有信給我： 《詩刊》諒已見到。北京之為詩者多矣，而余獨有取於此數子者，皆以其注意形式，漸納於藝術之軌。余之所謂形式者，form也，而形式之最要部分為音節。《詩刊》同人之音節已漸上軌道，實獨異於凡子，此不可諱言者也。余預料詩刊之刊行已為新詩辟一第二紀元，其重要當與《新青年》《新潮》並視。實秋得毋謂我夸乎？ 他所標榜的「形式」，確是新詩進展的一大步，但是也因此而贏得「豆腐乾體」的譏嘲。新詩不可以長久留在「自由詩」的階段，必需注重音節，而音節須要在整齊中有變化，在變化中有整齊。中國字為單音，在音節方面宜於舊詩，如今以語體寫詩便不能以一個字為一單位，只好以兩三個字為一組，一行中有幾個重音。《詩刊》就是朝著這個方向走的一個嘗試。一多的《死水》遠勝他的《紅燭》，就因為《死水》一集的詩都有謹嚴的格律。下面兩首詩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有整齊的格調，讀來亦朗朗上口。 春光 靜得像入定了的一般，那天竹， 那天竹上密葉遮不住的珊瑚； 那碧桃，在朝暾里運氣的麻雀。 春光從一張張的綠葉上爬過。 驀地一道陽光晃過我的眼前， 我眼睛裡飛出了萬隻的金箭， 我耳邊又謠傳著翅膀的摩聲， 仿佛有一群天使在空中邏巡…… 忽地深巷裡迸出了一聲清籟： 「可憐可憐我這瞎子，老爺太太！」 飛毛腿 我說飛毛腿那小子也真夠彆扭， 管包是拉了半天車得半天歇著， 一天少了說也得二三兩白乾兒， 醉醺醺的一死兒拉著人聊天兒。 他媽的誰能陪著那個小子混呢？ 「天為啥是藍的？」沒事他該問你。 還吹他媽什麼簫，你瞧那副神兒， 窩著件破棉襖，老婆的，也沒準兒， 再瞧他擦著那車上的倆大燈罷， 擦著擦著問你曹操有多少人馬。 成天兒車燈車把且擦且不完啦， 我說「飛毛腿你怎不擦擦臉啦？」 可是飛毛腿的車擦得真夠亮的， 許是得擦到和他那心地一樣的！ 嗐！那天河裡飄著飛毛腿的屍首…… 飛毛腿那老婆死得太不是時候。 這兩首詩很有意味，都有一點哈代的那種戲劇化的悲觀的諷刺的意思，而且形式也很考究。可惜的是他對於新詩太早地洗手不幹了。 一多常來往的所謂「四子」，是朱湘（子沅）、饒子離、楊世恩（子惠）和劉夢葦。劉夢葦的別號也是一個「子」字起頭，我忘記是子什麼了。四個人都比一多小几歲，一多以老大哥的姿態和他們一起作詩談詩。四子是《詩刊》的基本作家。劉夢葦、楊世恩早死，沒能有大成就。饒子離才氣很高，後來在四川入山學道，不知所終。朱湘是一位怪僻的詩人，一多和朱湘來往不久即交惡，一多四月廿七日函謂： 朱湘目下和我們大翻臉，說瞧志摩那張尖嘴，就不像是作詩的人，說聞一多妒嫉他，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擊我，聲言偏要打倒饒、楊等人的上帝。這位先生的確有神經病，我們都視為同瘋狗一般，就算他是Spenser（因為Shakespeare是他不屑於做的，他所服膺的是斯賓塞）社會上也不應容留他。他的詩，在他未和我宣戰的時候，我就講了，在本質上是sweet sentimentality，在技術上是dull acrobatics，充其量也不過做到Tennyson甚至Longfellow一流的kitchen poet，因為這類的作品只有housewives才能鑑賞。這個人只有猖狂的獸性，沒有熱烈的感情。至於他的為人，一言難盡！ 朱湘後來終於在由安慶到上海航行途中墜江而死，大概是自殺的。 我在七月里回到北京的時候，一多已經忍不住北京八校欠薪以及藝專風潮迭起的壓迫而攜眷返里了。 八 十五年（一九二六）暑假，一多攜眷回到湖北浠水老家，到了秋後隻身來到了上海，下榻在潘光旦家裡。由於潘光旦、張禹九、瞿菊農幾位朋友的關係，進入了吳淞國立政治大學服務。這一所大學是張君勱先生創辦的，據君勱先生在《張東蓀先生八十壽序》（見《徵信新聞》五四、六、二）里說： 杜氏（杜里舒）離華，余以韓紫石之託，創政治大學於上海，乃立延東蓀主哲學講席，其兄孟劬與孫德謙並私淑章實齋，則分主子史講席，自余海外留學歸來，潘光旦、吳經熊、聞一多、金井羊、陳伯莊、瞿菊農、吳國楨，陳石甫（孚）諸君子，亦各就所學講授。一時稱為得人，校譽鵲起。 事實上一多在政治大學並未「就所學講授」，他擔任的是訓導長的職務。訓導長是一個繁重的位置，在學校里是很重要的，但是無論從哪一方面看，一多不像是一個最適當的人選。那時候北京的國立八校經年欠薪，學潮常年起伏，教育界人士都襆被出都，彷徨無主，很多人都聚集到上海來。一多是這流亡群中的一個，所以訓導長的職務他也擔任了。政治大學地點很好，好像是與同濟大學毗鄰，我初返國門的第二天，張幼儀即曾順便駐車陪我去參觀過一次，校屬初創，當然談不上規模，不過氣象倒是滿好的。一多在吳淞不久，長女立瑛病重，遂遄返湖北。立瑛是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十二月生，此時未滿五歲，不幸夭折。一多有詩一首哀悼她。 忘掉她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那朝霞在花瓣上， 那花心的一縷香——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風裡一出夢， 像夢裡的一聲鍾，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聽蟋蟀唱得多好， 看墓草長得多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她已經忘記了你， 她什麼都記不起；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年華那朋友真好， 他明天就教你老；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如果是有人要問， 就說沒有那個人；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風裡一出夢， 像夢裡的一聲鍾，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反覆重疊，固然是歌謠體的能事，沉慟的至情流露也是自然地不得不爾。 大約在十六年（一九二七）二、三月間一多到了武漢，在武漢政府的總政治部工作了一個很短的時期。據章伯鈞的回憶說： 在民國十六年中國大革命時代，聞先生曾因朋友的介紹……應鄧演達先生之邀約，參加總政治部工作，約在是年二、三月間，聞先生到部任藝術股股長，並親自繪製反軍閥的壁畫一大幅。後來因為聞先生頗不慣於軍中政治生活，受任一月即行告退。 總政治部藝術股股長這一段經驗，一多以後沒有和我談起過，想來這一段經驗不是怎樣愉快的。他離開武漢又回到吳淞的政治大學，但是不久北伐軍抵滬，這個學校被封閉了。一多再度賦閒，在光旦家裡閒居無事，開始刻圖章。他也給我刻了一個閒章，文曰：「談言微中」，初試鐵筆，亦復不俗。他又和光旦偕游杭州，六橋三竺留下了他的屐痕。這時期一多百無聊賴，雖然新月書店此時正在創辦，一多並未積極參預其事，余上沅、張禹九、潘光旦、饒子離、劉英士、羅努生和我都在上海，但是一多總是栖栖皇皇不可終日。暑中經友人介紹，到南京土地局任職，所任究系何職，他從來沒對我講起過，無論如何那總是人地不宜的一個職務。所幸他供職的期間很短，暑假後國立第四中山大學開學，聘一多為外文系教授兼主任。所謂「第四中山大學」的前身即是國立東南大學，後來又改稱為中央大學。至此一多才有了一個比較穩定的棲身之處，卜居在學校附近的單牌樓，把家眷也接到了南京。 《新月》雜誌於十七年（一九二八）三月十日首刊，編輯人列徐志摩、饒子離、聞一多三個人。事實上饒子離任上海市政府秘書，整天地忙，一多在南京，負責主編的只是志摩一個人。一多負著編輯人之一的名義，給新月寫了一些稿，也為新月拉了一些稿，例如費鑒照、陳楚淮幾個年輕人的稿子都是他介紹來的，這編輯人的名義一直到二卷二期[十八年（一九二九）四月]才解除。在這一年當中，一多在新月上發表了不少譯詩，例如《白朗寧夫人的情詩》（十一至廿一首），哈代的《幽舍的麋鹿》，郝斯曼的《情願》《從十二方的風穴里》，在論文方面有《先拉飛主義》《杜甫》等。從他這寫作的情形看，除了最後一篇《杜甫》之外，他的興趣還是在英國近代詩方面。一多對於英詩，尤其是近代的，有深刻的認識，但是對於整個的英國文學背景並沒有足夠的了解。我想他在南京中央大學的一年，雖然英美詩、戲劇、散文無所不教，他內心未曾不感覺到「教然後知不足」的滋味。他內心在彷徨。所以秋後王雪艇先生約他擔任國立武漢大學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他便毅然離開南京，搬到武昌附近的珞珈山去了。 一多到了武漢，開始專攻中國文學，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轉變。《少陵先生年譜會箋》的第一部分發表在武大《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十九年（一九三〇）四月出版]。在十七年（一九二八）八月出版的《新月》第六期里一多已發表了一篇《杜甫》的未完稿，可見他在臨去南京之前已經開始了杜甫研究，到了武漢之後繼續攻讀杜詩，但是改變了計劃，不再續寫泛論杜甫的文章，而做起考證杜甫年譜的工作。這一改變，關係頗大。一多是在開始甩去文學家的那種自由欣賞、自由創作的態度，而改取從事考證校訂的那種謹嚴深入的學究精神。作為一個大學的中文教授，也是非如此轉變不可的，何況他本來就有在故事堆里鑽研的癖好。 不知為什麼，就在《少陵先生年譜會箋》開始發表的時候，武漢大學發生了風潮，一多成為被攻擊的對象。據《聞一多年譜》，「先生就貼了一張布告，說對於自己的職位，如『鵷雛之視腐鼠』，並聲明解職離校。後來學校挽留，到底沒有留住」。一多辭職之後，又飄然隻身來到了上海。 九 一多到了上海遇到楊金甫（振聲），金甫是國立青島大學籌備委員之一，籌備委員會的主任是蔡孑民先生，但是實際負籌備之責的是金甫。且已內定他為校長，所以他來上海物色教員。他要一多去主持國文系，要我去主持外文系，我們當時唯唯否否，不敢決定。金甫力言青島勝地，景物宜人。我久已厭惡滬上塵囂，聞之心動，於是我與一多約，我正要回北平省親，相偕順路到青島一覘究竟，再作定奪。於是我攜眷乘船北上，一多偕行。 船到青島，我們住在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信步街道，整潔寬敞，尚有若干市招全是日本氣味。我們到了一家吳服店，各自選購一件和服，寬袍大袖，饒有古意，一多還買了一件渾身花蝴蝶的，歸遺細君。我們雇了兩部馬車，觀光全市，看了海濱公園、匯泉浴場、炮台灣、湛山、第一公園、總督府，到處都是紅瓦的樓房點綴在蔥蘢的綠樹中間，而且三面臨海，形勢天成。我們不禁感嘆，我們中國的大好河山真是令人賞玩不盡，德國人在此地的建設也實在是堅實可觀，中間雖然經過日本人的竊據，規模猶存，以後我們縱然要糟蹋，怕一時也糟蹋不完，這一行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那兩個車夫，山東大漢，彬彬有禮，一多來自武漢，武漢的腳行車夫之類的那股氣焰他是深知的。我在上海住了三年，上海的腳行車夫之類的那個風度我也是領教夠了的，如今來到孔孟之邦，居然市井斗筲之民也能知禮，令人驚異。舉一個例：車在坡頭行走，山上居民接水的橡皮管橫亘路上，四顧無人，馬車壓過去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車夫停車，下車，把水管高高舉超，把馬車趕過去，再把水管放下來，一路上如是折騰者有三數次，車夫不以為煩。若在別的都市裡，恐怕一聲吆喝，馬車直衝過去，說不定還要饒上一聲：「豬玀！」 青島的天氣冬暖夏涼，風光旖旎，而人情尤為淳厚，我們立刻就認定這地方在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夠標準宜於定居。所以我們訪問金甫之後，就一言而決，決定在青島大學任教。我回北平家中小憩，一多返武漢接眷，秋後我們便在青島開始授課。 青島大學是新創立的學校，校址是萬年山麓，從前德國的萬年兵營，有五六座樓房（其中一座為市政府保安隊占用），房屋構造堅固，勉強可以用作教室宿舍。我們初到青島的時候，蔡孑民先生還攜眷住在女生宿舍那座小樓里。學校大門上的木牌是蔡先生的題字，清癯一如其人。學校是國立的，但是經費是山東省政府撥付的，所以一開始學校的基礎就不大穩固。楊金甫是北大出身，當時在教育部里他的熟人不少，同時他是山東人，和教育廳里的人也有關係，所以他做校長是適當的，並且他的性情溫和，沖默有量，所以雙方肆應，起初尚能相安。和金甫一同來的還有趙太侔，「寡言笑」的人，也是一多的老朋友，他曾到上海看我，進門一言不發，只是低頭吸菸，我也耐著性子不發一言，兩人幾乎抽完一聽煙，他才起身而去，饒有六朝人風度。一多除了國文系主任之外還擔任文學院院長。在中國文學系裡，一多羅致了不少人才，如方令孺、游國恩、丁山、姜叔明、張煦、譚戒甫等。 一多最初賃屋於大學路，即學校的斜對門，樓下一層，光線很暗，旋即遷到匯泉，離浴場不遠的一棟小房，出門即是沙灘，漲潮時海水距門口不及二丈，據一多說夜間聽潮一進一退的聲音，有時不能入寐，心潮起伏，不禁憶起英國詩人安諾德的那首《多汶海灘》。他到學校去要經過我的門口，我住在魚山路，時常呼我同行赴校。青島多山路，所以我們出門都攜手杖一根，這是別處所不需要的，一多很欣賞策杖而行的那種悠然的態度，所以他備了好幾根手杖。一多在私生活方面是個懶人，對於到市內購買什物是視若畏途的，例如我們當時都喜歡穿千層底的布鞋，一多怕去買鞋，時常逼到鞋穿破了之後，先試穿他的廚師的鞋子，然後派遣他的廚師代他去買鞋！ 匯泉的房子是很可羨慕的，可惜距校太遠，同時也太偏僻，到了冬天海風呼嘯時分外淒涼。一多住了不到一年，便趁暑假的時候送眷回到湖北，離別了那海邊小屋。他為什麼要把妻室孩兒送還家鄉，獨自留在青島，我不知道，事實上他的家庭生活的情形，我也所知甚少。他住在匯泉的時候，請過我去吃過一次飯，我如今還記得的是他的廚師所做的烤蘋果非常可口。孩子一大堆，流鼻涕的比不流鼻涕的為數較多。 十九年（一九三〇）一多送眷回鄉，返校後就住學校宿舍，好像是第八校舍，是孤零零的一座樓在學校的東北方，面對著一座小小的墳山。夏夜草長，有鬼火出沒。樓上有一個套房，內外兩間，由一多住，樓下的套房由黃際遇（任初）住。這位黃先生比我們年長十幾歲，是數學家，潮州人，喜歡寫字、下象棋、研究小學，為人很是豪爽，由河南教育廳長卸任下來在青大任理學院長，也是和我們還可以談得來的一個人。一多在這宿舍過了孤獨的一年，飲食起居，都不方便，但是這一年間他沒有家累，得以全副精力從事於中國文學的研究。一多在武漢時既已對杜詩下了一番功夫，到青島以後便開始擴大研究的計劃，他說要理解杜詩需要理解整個的唐詩，要理解唐詩需先瞭然於唐代詩人的生平，於是他開始草寫《唐代詩人列傳》，積稿不少，但未完成。他的主旨是想借對於作者群之生活狀態去揣摩作品的涵義。基於同樣的想法，他開始研究《詩經》。有一天他到圖書館找我，我當時兼任圖書館長，他和我商量研究《詩經》的方法，並且索閱莎士比亞的版本以為參考，我就把剛買到的佛奈斯新集注本二十冊給他看，他浩然長嘆，認為我們中國文學雖然內容豐美，但是研究的方法實在是落後了。他決心要把《詩經》這一部最古的文學作品徹底整理一下，他從此埋頭苦幹，真到了忘寢廢食的地步，我有時到他宿舍去看他，他的書房中參考圖書不能用「琳琅滿目」四字來形容，也不能說是「獺祭魚」，因為那凌亂的情形使人有如入廢墟之感。他屋裡最好的一把椅子，是一把老樹根雕刻成的太師椅，我去了之後，他要把這椅上的書搬開，我才能有一個位子。他的研究的初步成績便是後來發表的《匡齋尺牘》。在《詩經》研究上，這是一個劃時代的作品，他用現代的科學的方法解釋《詩經》。他自己從來沒有夸述過他對《詩經》研究的貢獻，但是作品俱在，其價值是大家公認的。清儒解《詩》，王引之的貢獻很大，他是得力於他的音韻訓詁的知識之淵博，但是一多則更進一步，於音韻訓詁之外再運用西洋近代社會科學的方法。例如《匡齋尺牘》所解釋的《芣苡》和《狼跋》兩首，確有新的發明，指示出一個嶄新的研究方向。有人不滿於他的大量使用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以為他過於重視性的象徵，平心而論，他相當重視弗洛伊德的學說，但並未使用這一個學說來解釋所有的詩篇。 《死水》於十七年（一九二八）一月出版以後，一多對於新詩的創作即不熱心，他的興趣已轉到中國文學的研究，由詩人一變而為學者，但是大家對他的屬望仍殷，看徐志摩於十八年（一九二九）十一月底從上海寫給我的信： 一多非得幫忙，近年新詩，多公影響最著，且盡有佳者。多公不當過於韜晦。《詩刊》始業焉可無多？即四行一首亦在必得。乞為轉白，多詩不到，刊即不發，多公奈何以一人而失眾望。兄在左右，並希持鞭以策之。況本非駑，特懶憊耳，稍一振蹶行見長空萬里也。 這是志摩為《詩刊》催稿的信中的一段，結果是一多寫出了一首《奇蹟》。志摩誤會了，以為這首詩是他擠出來的，他寫信給我說：「一多竟然也出了《奇蹟》，這一半是我的神通所致，因為我自發心要印《詩刊》以來，常常自己想一多尤其非得擠他點兒出來，近來睡夢中常常捻緊拳頭，大概是在幫著擠多公的《奇蹟》！」實際是一多這個時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點漣漪，情形並不太嚴重，因為在情感剛剛生出一個蓓蕾的時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內心裡當然是有一番折騰，寫出詩來仍然是那樣的迴腸盪氣。這不僅是他三年來的唯一的詩作，也可說是他最後的一篇，照錄如下： 奇蹟 我要的本不是火齊的紅，或半夜裡桃花潭水的黑，也不是琵琶的幽怨，薔薇的香，我不曾真心愛過文豹的矜嚴，我要的婉孌也不是任何白鴿所有的。我要的本不是這些，而是這些的結晶，比這一切更神奇得萬倍的一個奇蹟！可是，這靈魂是真餓得慌，我又不能讓他缺著供養，那麼，即便是秕糠，你也得募化不是？天知道，我不是甘心如此，我並非倔強，亦不是愚蠢，我是等你不及，等不及奇蹟的來臨！我不敢讓靈魂缺著供養，誰不知道一樹蟬鳴，一壺濁酒，算得了什麼？縱提到煙巒，曙壑，或更璀璨的星空，也只是平凡，最無所謂的平凡，犯得著驚喜得沒主意，喊著最動人的名兒，恨不得黃金鑄字，給裝在一支歌里？我也說但為一闋鶯歌便噙不住眼淚，那未免太支離，太玄了，簡直不值當。誰曉得，我可不能那樣：這心是真餓得慌，我不能不節省點，把藜藿全當作膏粱。 可也不妨明說，只要你——只要奇蹟露一面，我馬上就拋棄平凡，我再不瞅著一張霜葉夢想春花的艷，再不浪費這靈魂的膂力，剝開頑石來誅求白玉的溫潤，給我一個奇蹟，我也不再去鞭撻著「丑」，逼他要那分兒背面的意義；實在我早厭惡了那些勾當，這附會也委實是太費解了。我只要一個明白的字，舍利子似的閃著寶光，我要的是整個的，正面的美。我並非倔強，亦不是愚蠢，我不會看見團扇，悟不出扇後那天仙似的人面。 那麼我便等著，不管等到多少輪迴以後——既然當初許下心愿，也不知道是在多少輪迴以前——我等，我不抱怨，只靜候著一個奇蹟的來臨。總不能沒有那一天讓雷來劈我，火山來燒，全地獄翻起來撲我……害怕嗎？你放心，反正罡風吹不熄靈魂的燈，願這蛻殼化成灰燼，不礙事，因為那，那便是我的一剎那一剎那的永恆——一陣異香，最神秘的肅靜，（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動早被喝住，時間也止步了）最渾圓的和平……我聽見閶闔的戶樞砉然一響，傳來一片衣裙的窸窣——那便是奇蹟——半啟的金扉中，一個戴著圓光的你！ 在青島大學，有一次他在禮堂朗誦他的新詩。他捧著那一本《死水》，選了六七首詩，我記得其中有兩首最受歡迎，《罪過》與《天安門》。他先說明詩的寫作經過，隨後以他那不十分純熟的國語用沉著的低音誦讀。詩人朗誦自己的詩都是出之以流暢自然，不應該張牙舞爪地喊得力竭聲嘶。一多的誦詩是很好的一次示範。他試想以幾個字組成為一音步，每一行含著固定數目的音步，希望能建立一種有規律的詩的節奏與形式。例如這兩首受歡迎的詩： 罪過 老頭兒和擔子摔一交， 滿地是白杏兒紅櫻桃。 老頭兒爬起直哆嗦， 「我知道我今日的罪過！」 「手破了，老頭兒你瞧瞧。」 「唉！都給壓碎了，好櫻桃！」 「老頭兒你別是病了罷？ 你怎麼直愣著不說話？」 「我知道我今日的罪過， 一早起我兒子直催我。 我兒子躺在床上發狠， 他罵我怎麼還不出城。」 「我知道今日個不早了， 沒想到一下子睡著了。 這叫我怎麼辦，怎麼辦？ 回頭一家人怎麼吃飯？」 老頭兒拾起來了又掉了， 滿地是白杏兒紅櫻桃。 天安門 好傢夥！今天可嚇壞了我！ 兩條腿到這會兒還哆嗦。 瞧著，瞧著，都要追上來了， 要不，我為什麼要那麼跑？ 先生，讓我喘口氣，那東西， 你沒有瞧見那黑漆漆的， 沒腦袋的，瘸腿的，多可怕， 還搖晃著白旗兒說著話…… 這年頭真沒法辦，你問誰？ 真是人都辦不了，別說鬼。 還開會哪，還不老實點兒！ 你瞧，都是誰家的小孩兒， 不才十來歲兒嗎？幹嘛的？ 腦袋瓜上不是使槍軋的？ 先生，聽說昨日又死了人， 管包死的又是傻學生們。 這年頭兒也真有那怪事， 那學生們有的喝，有的吃， 咱二叔頭年死在楊柳青， 那是餓的沒法兒去當兵， 誰拿老命白白的送閻王！ 咱一輩子沒撒過謊，我想 剛灌上倆子兒油，一整勺， 怎麼走著走著瞧不見道。 怨不得小禿子嚇掉了魂， 勸人黑夜裡別走天安門。 得！就算咱拉車的活倒霉， 趕明日北京滿城都是鬼！ 兩首詩都是以北平土話寫成的，至少是一多所能吸收的北平土話，讀起來頗有抑揚頓挫之致，而且詩又是寫實的，都是出之於窮苦人的口吻，非常親切。我記得平素不能欣賞白話詩的朋友，那天聽了他的詩歌朗誦都一致表示極感興味。 一多從來沒有忽略發掘新詩的年輕作者。在青大的國文系裡他最欣賞臧克家，還有他的從前的學生陳夢家也是他所器重的。陳夢家是很有才氣而不修邊幅的一個青年詩人，一多約他到國文系做助教，兩個人頗為相得。有一天他們踱到第一公園去看櫻花，走累了到一個偏僻的地方去休息，陳夢家無意中正好坐在路旁一個「招募新兵」的旗子底下，他蓬首垢面，敞著胸懷，這時節就有一個不相識的老者走了過來緩緩地說：「年輕人，你什麼事不可干，要來幹這個！」一多講起這個故事的時候，他認為陳夢家是過於名士派了。有一次一多寫一短簡給他，稱之為「夢家吾弟」，夢家回信稱他為「一多吾兄」，一多大怒，把他大訓了一頓，在這種禮節方面，一多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青島雖然是一個摩登都市，究竟是個海陬小邑，這裡沒有南京的夫子廟，更沒有北平的琉璃廠，一多形容之為「沒有文化」。有一書賈來兜售舊書，頗多善本，宋刊、監本、麻沙無不具備，自言出於長沙王氏，一多問他莫非是「複壁藏書」以身殉書之王某，彼連聲稱諾，一多大喜，相與盤桓數日。後來聽人說起，其中多是贗品。一多聞之嗒然。 此地雖無文化，無妨飲食徵逐。楊金甫、趙太侔、陳季超、劉康甫、鄧仲存、方令孺，加上一多和我，戲稱「酒中八仙」，三日一小飲，五日一大宴，不是順興樓，就是厚德福，三十斤一壇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後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金甫、季超最善拇戰，我們曾自謂「酒壓膠濟一帶，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適之先生路過青島，看到我們的豁拳豪飲，嚇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戰。一多笑呵呵地說：「不要忘記，山東本是出拳匪的地方！」 青島附近的名勝只有嶗山，可是嶗山好像沒有什麼古蹟，儘管群峰削仞亂石穿空，卻沒有什麼古人留下的流風遺韻的痕跡。我和一多、金甫、太侔曾數度往游，在靛缸灣的瀑布前面流連忘返，一多說風景雖美，不能令人發思古之幽情，可見他浪跡于山水之間尚不能忘情於人事。我指點山上的岩石，像斧劈皴一般，卓犖嶢崢，我說那就是千千萬萬年前大自然親手創造的作品，還算不得是「古蹟」麼？一多不以為然。後來我們到濟南參加山東省留學生考試委員會，事畢游大明湖，一多在歷下亭看到「海內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一聯，依稀想見杜少陵李北海的遊蹤，這才欣然色喜，雖然其實濟南風景當推佛峪為較勝。 一多在青島住了兩年，在學潮爆發之後不愉快地離去。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隊占領瀋陽，公開侵略，我軍節節後退，全國憤怒，學界當然更為激昂。我們這一代人在「五四」時代都多多少少參加過愛國運動，年輕人的想法我們當然是明了的，但是當前的形勢和「五四」時代不同，所以平津學生紛紛罷課結隊南下赴京請願，秩序紛亂，我們就期期以為不可。這一浪潮終於蔓延到了青島，學生們強占火車，強迫開往南京，政府當局無法制止，造成亂糟糟的局勢。北方學生一批一批湧向南京，在南京也造成了紛亂的氣氛，我們冷靜觀察認為是不必要的，但是我們無法說服學生不這樣做。學生團體中顯然有所謂「左」傾分子在把持操縱，同時學校里新添了幾個學系，其中教員也頗有幾位思想不很平正的人物在從中煽惑。在校務會議中，我們決議開除為首的學生若干名，一多慷慨陳詞，認為這是「揮淚斬馬謖」，不得不爾。因此而風潮益形擴大，演變成為反對校長，終於金甫去職。在整個風潮里，一多也是最受攻擊的對象之一。有一個學生日後回憶說：「記得當時偶爾走經青島大學旁的山石邊時，便看見過一條刺目的標語：『驅逐不學無術的聞一多！』」「不學無術」四個字可以加在一多身上，真是不可思議。這大概就是所謂「標語」的妙用吧。我和一多從冷靜的教室前面走過，無意中看見黑板上有新詩一首： 聞一多，聞一多， 你一個月拿四百多， 一堂課五十分鐘 禁得住你呵幾呵？ 這是譏一多平素上課說話時之喜歡夾雜「呵呵……」的聲音，一多看了也只好苦笑。思想前進的青年們的伎倆尚不止此，在黑板上還畫了一個烏龜一個兔子，旁邊寫著「聞一多與梁實秋」，一多很嚴肅地問我：「哪一個是我？」我告訴他：「任你選擇。」 閒居無聊，一多偕陳夢家游泰山，觀石刻，因雨留宿靈岩寺二日。 暑後，他就離開青島，赴北平任教於清華大學。 十 一多來到清華，任教於中國文學系，當時系主任是朱自清，在五年之間他教過的課程如下： （一）大一國文、王維及其同派詩人、杜甫、先秦漢魏六朝詩。 （二）大一國文、《詩經》《楚辭》、杜詩。 （三）《詩經》《楚辭》、唐詩、樂府研究。 （四）《詩經》《楚辭》、唐詩。 （五）中國古代神話研究、《詩經》、唐詩、《楚辭》、樂府研究。 從這個課目單可以窺見他的研究的範圍。他不是「溫故而支薪」的教書匠，他是隨時隨刻地汲取新知，真正做到教學相長的地步。《岑嘉州系年考證》《天問釋天》《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詩新台鴻字說》《離騷解詁》《詩經新義》等文，陸續發表在《清華學報》。 一多住在清華園的新南院，和潘光旦做比鄰，環境甚為清靜，宜於家居讀書。這五年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馮夷先生有一段文字記一多之講授《楚辭》： 記得是初夏的黃昏……七點鐘，電燈已經亮了，聞先生高梳著他那濃厚的黑髮，架著銀邊的眼鏡，穿著黑色的長衫，抱著他那數年來鑽研所得的大疊大疊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樣的昂然走進教室里來。當學生們亂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復坐下之後，他也坐下了；但並不即刻開講，卻慢條斯理地掏出他自己的紙菸盒，打開來，對著學生們露出他那潔白的牙齒作藹然的一笑，問道：「哪位吸？」學生們笑了，自然並沒有誰接受這gentleman風味的禮讓。於是聞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隻，使一陣煙霧在電燈下更澆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於是，像念「坐場詩」一樣，他搭著極其迂緩的腔調，念道：「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這樣地，他便開講起來。顯然，他像中國的許多舊名士一樣，在夜間比在上午講得精彩，這也就是他為什麼不憚煩向註冊課交涉把上午的功課移到黃昏以後的理由。有時，講到興致盎然時，他會把時間延長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時候，這才在「涼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黃昏上課，上課吸菸，這是一多的名士習氣。我只是不知道他這時候是不是還吸的是紅錫包，大概是改了大前門了。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秋一多游雲岡石窟寺，看石刻大佛，此游是由顧一樵安排，平綏路局長沈昌撥專車一列，同游者有一樵、莊前鼎、蔡方蔭、楊宗翰、余上沅夫婦、吳景超夫婦和我。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夏一多到河南南陽（編者註：應為安陽）看發掘甲骨情形。他對甲骨文已發生深刻興趣，寫了好幾篇契文疏證。他的學生陳夢家已由詩人一變而為甲骨文研究者，而且頗有發明，在燕京大學執教，一多甚為激賞，曾屢次對我說一個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陳夢家要算是一個成功的例子。我想他們師生二人彼此之間相互影響必定甚大。 我是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夏離開青島到北京大學來教書的。清華遠在郊外，彼此都忙，所以見面次數不多。這時候日本侵略華北日急，局勢阽危，在北平的人士沒有不惄然心傷的，羅努生主編《北平晨報》，我有時亦為撰寫社論，於安內攘外之義多所敷陳。一多此際則潛心典籍，絕不旁騖，對於當時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對於實際政治深為厭惡。有一天我和羅努生到清華園看潘光旦，順便當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對努生不表同情，正顏厲色地對他這位老同學說：「歷來干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譁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當時情緒很不愉快。我提起這一件事，是為說明在抗戰前夕一多是如何地自命清流，如何地與世無爭。 但是，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盧溝橋的炮聲一響，華北整個變色！董仲舒可以「下帷講授，三年不窺園」，聞一多卻無法在敵人炮火聲中再「痛飲酒，熟讀離騷」，和從前一樣地繼續做真名士了。七月十九日離平南下，先回到湖北家中，隨後在十月就趕到長沙去參加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十一 一多在長沙的一段生活及其想法，最好是看他自己寫的回憶： 最初，師生們陸續由北平跑出，到長沙聚齊，住在聖經學校里，大家的情緒只是興奮而已。記得教授們每天晚上吃完飯，大家聚在一間房子裡，一邊吃著茶，抽著煙，一邊看著報紙，研究著地圖，談論著戰事和各種問題，有時一個同事新從北方來到，大家更是興奮的聽他的逃難的故事和沿途的消息。大體上說，那時教授們和一般人一樣只有著戰事剛爆發時的緊張和憤慨，沒有人想到戰爭是否可以勝利，既然我們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說。人們只對於保衛某據點的時間的久暫，意見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觀的也沒有考慮到最後戰爭如何結局的問題。那時我們甚至今天還不大知道明天要做什麼事，因為學校雖然天天在籌備開學，我們自己多數人心裡卻懷著另外一個幻想。我們腦子裡裝滿了歐美現代國家的觀念，以為這樣的戰爭一發生，全國都應該動員起來，自然我們也不是例外，於是我們有的等著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參加工作，或在後方從事戰時的生產，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眾教育上盡點力。事實證明這個幻想終於只是幻想，於是我們的心理便漸漸回到自己崗位上的工作，我們依然得準備教書，教我們過去所教的書了。 因為長沙聖經學校的限制，我們文學院是指定在南嶽上課的。在這裡我們住的房子也是屬於聖經學校的。這些房子是在山腰上，前面在我們腳下是南嶽鎮，後面往山里走，便是那探索不完的名勝了。 在南嶽的生活，現在想起來，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那時物價還沒有開始跳躍，只是在微微的波動著罷了。記得大前門紙菸漲到兩毛錢一包的時候，大家曾考慮到戒菸的辦法。南嶽是個偏僻地方，報紙要兩三天以後才能看到，世界不大注意我們，我們也就漸漸不大注意世界了，於是在有規則性的上課與游山的日程中，大家的生活又慢慢安定下來。半輩子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暫時的擾亂，只能使它表面上起點變化，機會一到，它還是要恢復常態的。 在抗戰初期，好多人的請纓投效的幻想歸於破滅，因為當時我們的國家的組織不夠堅強嚴密，所以使得一些有志之士只好失望地回到自己原來崗位。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戰局愈益惡化，臨時大學決定遷往昆明。二月十九日臨大學生組織了湘黔滇旅行團，步行前往昆明，一多也參加了。於是櫛風沐雨踏上了漫長的旅途，四月二十八日抵達昆明，足足走了三五百華里！沿途名勝古蹟，引發了一多的藝術興趣，畫了幾十幅寫生畫，又領著學生採集歌謠。旅途中一多蓄起鬍鬚，據金甫告訴我，他的鬍鬚雖然相當茂盛，顏色卻在黑中羼雜著不少金黃色。帶鬍子的聞一多我沒有見過，聽說他直到抗戰勝利，才把鬍子剃掉。 十二 我已有言在前，聞一多在昆明那一段，應該留給別人寫，因為我於抗戰期間在重慶，對於一多的情形不大熟悉。不過每次楊金甫到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的時候，他總是告訴我一些有關一多的事，主要的是說他生活窮苦。抗戰期間除了那些有辦法的人之外誰又不窮苦？一般的公教人員誰不是按月領取那兩斗平價米？不過一多好像是比別人更窮苦些，因為他家裡人口多。他共有八個孩子： 女 立瑛（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生，一九二六年冬夭折） 立燕（一九二六年五月生，一九二八年夏夭折） 子 立鶴（一九二七年秋生） 立雕（一九二八年九月生） 立鴻（一九二九年十月生，一九三〇年夏夭折） 立鵬（一九三一年九月生） 女 名（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生） （一九三六年二月生） 吳晗《哭亡友聞一多先生》一文有這樣的一段： 他住在鄉下史家營的時候，一家八口（連老女傭）光包飯就得要全部月薪的兩倍，時常有一頓沒一頓，時常是一大鍋清水白菜加白飯。敵機絕跡以後，搬進城，兼了昆華中學的國文教員，每月有一擔米，一點錢，加上刻圖章，勉強可以維持。 我相信這一段話沒有一點誇張。吳晗在另一篇《哭一多》一文比較詳細地敘說他刻印的經過： 兩年前他學會了刻圖章。這故事包含了血和淚。他研究古文字學，從龜甲文到金石文，都下過工夫。有一天朋友談起為什麼不學這一行手藝。他立刻買一把刻字刀下鄉，先拿石頭試刻，居然行，再刻象牙，雲南是流行象牙章的。刻第一個牙章的時候，費了一整天，右手食指被磨爛，幾次灰心，絕望，還是咬著牙幹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說這話時，隔了兩年了，還含著淚。以後他就靠這行手藝吃飯，今天有圖章保證明天有飯吃。 是的，我在四川看到他的潤例，正式掛牌治印，由梅貽琦、蔣夢麟、楊振聲、唐蘭、陳雪屏、朱自清、沈從文、羅常培、羅庸九人出面介紹，浦江清擬稿作一短啟，文曰： 秦璽漢印，雕金刻玉之流長；殷契周銘，古文奇字之源遠。自非博雅君子，難率爾以操觚；儻有稽古宏才，偶涉筆以成趣。浠水聞一多先生，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辨文字於毫芒，幾人知己；談風雅之源始，海內推崇。斫輪老手，積習未忘，佔畢餘暇，留心佳凍。惟是溫馨古澤，徒激賞於知交，何當琬琰名章，共榷揚於並世。黃濟叔之長髯飄灑，今見其人；程瑤田之鐵筆恬愉，世尊其學。爰綴短言為引，聊定薄潤於後：石章每字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邊款每五字作一計算，過大過小加倍。 這是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五月間事。事實上一多治印不自此時始，十六年（一九二七）的時候便已為光旦、劉英士和我開始刻印了。刻印是他的老手藝。不過到了昆明正式掛牌，技藝大進罷了。聽說盟軍人士出於好奇，也往往訂刻圖章，比較可得善價，故亦來者不拒。文人不得已而鬻印，亦可慨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彎了，手指破了，內心悶積一股怨氣，再加上各種各樣的環境的因素，以至於成了「千古文章未盡才」，這怪誰？ 《傳記文學》第九卷第二、三、四、五、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