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人 · 1.郁達夫其人其文
（秦賢次）
郁達夫，原名文，達夫為其表字，後即以字行，浙江富陽人，生於前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陰曆十一月初三。在新文學家中，與徐志摩、陳西瀅、傅斯年、沈雁冰、謝六逸、胡愈之、鄭伯奇、何畏等同年生。是年，為中國和日本甲午戰爭失敗後第二年，清廷正下罪己詔，準備變法自強。大清政府於是年二月，由總稅務司英人赫德主事，成立郵政總局，是為中國自辦郵政之始；四月，李鴻章借赴俄祝賀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與俄簽訂密約，共同防日；七月，黃遵憲、梁啓超等在上海創辦《時務報》，鼓吹維新變法。同年，嚴復譯成英人赫胥黎之《天演論》；又，張之洞奏派二人赴日本留學，是為中國派遣留學生赴日之始。
富陽縣位於富春江之北，離杭州水道約一百里，雖是山明水秀，但實地瘠民貧，是個小縣城。達夫家為世代書香，自太平天國亂後，漸漸沒落，家境貧困。父名企曾，母姓陸，達夫則排行第三，為郁家幼子。長兄名慶雲（一八八七—一九三九），後改名華，字曼陀，清末以官費留日，畢業於法政大學法律科，回國後一直在司法界服務，曾於民初加入「南社」，精於詩畫，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十一月二十三日，為汪偽政權派人暗殺，時任上海高二分院庭長；二兄名浩（一八九四—？），字養吾，清末杭州陸軍小學堂畢業，入民國後，改入國立北京醫專深造，畢業後，曾於民國八年（一九一九）考取第一一屆文官高等考試，分發至海軍部服務，後來回家鄉行醫。
達夫七歲時始開蒙，接受舊式的書塾教育，九歲時即能賦詩，其《自述詩》云：「九歲題詩四座驚」，正顯示出達夫的聰慧和具有文學家的天分。翌年，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清廷詔令廢止科舉考試，並將各省縣原有書院，一律改建為新式學堂，一切士子皆由學堂出身，一千餘年之傳統的科舉制度，至此終止。
十一歲，即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初春，達夫入富陽縣立高等小學肄業，「在全校的學生當中，身體年齡，都屬最小的一個」。同學中，並有幾位是進過學的秀才，年齡都在三十左右。時晚清教育系春季始業，高小需肄業四年，始能升入五年制的中等學堂。翌年春，以學年成績優異，跳了一班，直接升入三年級，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初春，修滿三年後畢業。畢業的第二天，首次遠離故鄉，由水路赴省垣杭州，考入杭州府中學堂，但以費用不足，改考學膳費較為便宜的嘉興府中，肄業半年，暑假回鄉後，在家自修，即不想再回去。兩年後，異日成為「文學研究會」巨子的沈雁冰也來嘉興府中求學，他們兩人可說是先後同學。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春，達夫又轉入年前考而未入的杭府中學，同班同學中，後來成名的有詩人徐章垿（志摩）、國學家蔣起龍（伯潛）、兒童教育家董時（任堅）及教育學教授趙乃摶（述庭）等人。達夫這時在同學中得了一個「怪物」的綽號，因為由同儕眼中看來，達夫是個「不善交際，衣裝樸素，說話也不大會說的鄉下蠢才，做起文章來，竟也會得壓倒儕輩，當然是一件非怪物不能的天大的奇事」。
是年秋，達夫長兄曼陀自日學成歸國，應清廷留學生考試及格，獎給舉人銜，以七品小京官分發外務部服務；二兄養吾亦自陸軍小學堂畢業，入部隊擔任相當於現在排長的職務，達夫的家境也漸富裕起來。
之江大學是我國教會大學中成立最早的一家，在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由美國長老會創辦於浙江鄞縣，當時稱為「崇信義塾」，嗣後遷移至杭州塔兒巷，並更名為「育英書院」，至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成立校董會，並於二月再遷至江干二龍頭新址，更名之江學堂，旋又改稱之江大學，設有正預兩科，是時學生僅有百餘人。宣統三年春，達夫由杭府中學轉入之江預科，自雲係為了學好英文，同時也為大學這一個誘人的名銜所惑，然而進去之後，卻大失所望，主要是為了學校太過於濃厚的宗教氣氛及課程，這一點可說是清末民初各教會學校的通病，以達夫性格之不羈，自較他人更不易忍受，終於引發風潮而退學，在校還不及半載。
從之江退學後，杭州另一所教會學校，浸禮會所辦的蕙蘭中學反而把達夫他們當作義士看，以極優厚的條件表示歡迎他們就讀，不到三月，武昌起義，革命的浪潮瞬間波及杭州，各學校乃提前放假，達夫這時已對學校教育感到萬分絕望，回鄉後，即不再復學，結束了三年來的中學生活。
達夫在就讀杭府中學時，曾偶然於舊書肆中買了一部《西湖佳話》及一部《花月痕》，這是達夫有意看中國小說時，最早接觸的兩部小說。當時，達夫的興趣主要仍在於舊詩詞，首先試著投稿於《全浙公報》，其後漸及於《之江日報》，甚且遠至上海的《神州日報》，起初用的是假名筆名之類，直至兩三年後，覺得投稿已經有七八成的把握，才用真名發表，當然所登的作品均為舊詩詞。在後來「創造社」諸作家中，舊詩的造詣，無疑以達夫的功力最為深厚，論及投稿之早，也非達夫莫屬，時當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僅十五歲。
大革命的浪潮過去之後，新體制的政府迅即成立，然而對於達夫的影響似乎不大，由於對學校教育的悲觀，達夫在家鄉過著將近兩年的獨居苦學生活。達夫以為：「而實際上這將近兩年的獨居苦學，對我的一生，卻是收穫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預備時代。」
然而蛟龍終非池中物，達夫並不願甘心死守故鄉默默以終的。時機終於到來，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九月，達夫長兄曼陀原服務於京師高等審判廳，擔任推事之職，當時北京政府為擬改訂司法制度之故，選派其赴日本考察司法，達夫終於乘機隨行赴日留學。達夫事後回憶說：「實在再也忍耐不住了，即使沒有我那位哥哥的帶我出去，恐怕也得自己上道，到外邊來尋找出路。」
到了東京之後，為期能考取官費生，達夫於十一月起除了白天在神田正則學校補習中學功課以外，晚上還到夜校學習日文，孜孜苦讀半年多，終於翌年七月考上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獲得官費生的資格，時年十九。
清末中國政府和日本文部省（教育部）曾訂有五校官費的協定，五校指東京第一高等、東京高等工業、東京高等師範、千葉醫學專門、山口高等商業，自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起，十五年內，凡考取該五校者，由中國政府給予官費，可收學生一百六十五人，其中東京一高占六十五人。該五校，入民國後，專為中國學生設有一年預科，畢業後即升入本科與日本學生一起上課，若高等學校則肄業三年後，更可直升帝國大學。以是考取一高預科者，不啻保證如能順利升學，則七八年內直至大學畢業止，都能享受公費，是以競爭特別激烈。
當時日本學制，高等學校共分八所，除一高在東京外，余均在外縣市，課程分為三個部門，修文、哲、經、政等科列為第一部；修理、工科者列為第二部；修醫科者列為第三部，為中國學生特設的一高預科也是這樣分科的。預科畢業後，需憑成績及志願分發到八個高等學校，因此若想直升一高本科者，就得成績特優始能如願。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三月，與郁達夫同時考入一高預科者有阮湘（淑清）、李希賢（閃亭）、陳延炯（地球）——以上第一部；彭維基（欽明）、張資平——以上第二部；郭開貞（沫若）、錢潮（君胥）、范壽康（允臧）——以上第三部，其中范壽康後來由第三部改入第一部，而郁達夫考入時是第一部，畢業前改入第三部，改科的原因是聽了長兄曼陀的話，為了將來醫生的出路好。
張資平，廣東梅縣人，民初留日，元年（一九一二）十月至二年七月肄業東京同文書院，三年夏考入一高預科，時年二十。郭沫若，四川樂山人，三年元月留日，考取一高預科，時年二十三。後來「創造社」的成立，實契機於郁達夫、郭沫若及張資平在一高預科同學一年的關係。
在一高預科的一年，達夫曾回顧道：「這一年的功課雖則很緊，但我在課餘之暇，也居然讀了兩本俄國杜兒葛納夫（即屠格涅夫——筆者）的英譯小說，一本是《初戀》，一本是《春潮》。」同學郭開貞也回憶說：「達夫很聰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國文學的根底也很深，在預備班（即預科——筆者）時代他已經會做一手很好的舊詩，我們感覺著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歡讀歐美的文學書，特別是小說，在我們的朋友中沒有誰比他讀得更豐富的。」
一高預科畢業時，達夫考得第三部的第四名，分發至名古屋的八高；郭沫若考得第三名，分發至岡山六高；張資平考得第二部第十二名，分發至熊本五高。達夫的選擇八高，如果《沉淪》這中篇小說可視為他的「自敘傳」的話，那麼我們從小說中可找到他選擇八高的可愛理由，他說：「預科卒業之後，他聽說N市（名古屋——Nagoya——筆者）的高等學校是最新的，並且N市是日本產美人的地方，所以他就要求到N市的高等學校去。」達夫的眼光的確不錯，轟動文壇的處女作《沉淪》，描寫的背景即在名古屋。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九月第二學年開學時，達夫因先前與長兄曼陀起了爭執，並寫信同他絕交，為了報復長兄起見，由第三部醫科又改回第一部文科，須從頭念起，達夫因此在八高前後共讀了四年。除了應付學校功課以外，整日就是閱讀西洋小說，從屠格涅夫到托爾斯泰，從托爾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契訶夫。更從俄國作家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後來甚至於弄得把學校的功課丟開，專在旅館裡讀當時流行的所謂軟文學作品。在高等學校里住了四年，共計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內外。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七月，郁達夫畢業於八高第一部丙類，三十四人中得第二十八名。九月，升入東京帝國大學（今之東京大學）經濟科肄業。同時，前一高預科同學張資平也來東大念地質科。張資平肄業熊本五高時，曾於七年（一九一八）五月為反對中日軍事密約而回國請願，為校方留級一年，以是讀了四年方畢業。又「創造社」四巨頭之一的成灝（仿吾），則早一年入東大。成仿吾，湖南新化人，民初隨兄劭吾留日，二年（一九一三）秋考入一高預科，第二部畢業後分發至岡山六高，曾與郭沫若同學兩年，六年（一九一七）九月升入東大，念造兵科。與張資平情形相仿佛，民七也曾回國請願，在東大修了四年，始於十年（一九二一）四月初回國。
東大經濟系當時教授陣容鼎盛，諸如高野岩三郎、森戶辰男、舞出長五郎、糸井靖之、大內兵衛、矢內原忠雄等，皆為一時俊彥，達夫在諸名師指導下，也曾發過雄心，擬撰寫一部《中國貨幣史》，終未果成。
九年（一九二〇）暑假，達夫回國與同鄉孫荃結婚。孫荃小達夫一歲，是典型的舊式鄉下女子，纏著小腳，《列女傳》《女四書》之類書籍讀得爛熟，性情柔順，詩文尚佳。他們訂婚多年，奉的是雙方家長之命，受新式教育的達夫為抵制這種舊式婚約，留日後，多年來的暑寒假都不願回家，希望能打破這婚約，最後終抵不住女方家長的日日催促，以及寡母的含淚規勸，終於回國成婚。這是「五四」以後新舊交替時的最大悲劇，勉強的婚姻，僅維持了七年，至十六年（一九二七）春夏，因王映霞的闖入而終告破裂。新文人中，能像胡適之先生的「從一而終」，絕不後悔，實不多見。
先是，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夏，郭沫若剛由六高升學福岡九州帝國大學，在博多灣邂逅了三年不見的預科同學張資平，兩人談起出文學雜誌的計劃，並擬約郁達夫及成仿吾為同人，這一番談話可說是「創造社」的受胎期。同人雜誌的提議，旋因成仿吾的主張緩行而擱淺下來，但最初發起的幾個同人卻個別的活動起來了。郭沫若在《時事新報》的《學燈》上發表詩作，張資平在《學藝》上發表小說，郁達夫也向上海各報投稿。只有成仿吾默默地寫了些詩和小說給同人傳觀而已。
民國九、十年之交，在東大求學的成仿吾、張資平以及在東京高師念書的田漢（壽昌），曾在達夫的寄宿處開過三次會，擬約請在京都求學的鄭伯奇（君平）、穆敬熙（木天）、張定璜（鳳舉）、徐祖正（耀辰）加入為同人，田漢並自告奮勇回國找出版處，且想邀請些國內的友人來參加。田漢，湖南長沙人，五年（一九一六）夏長沙縣立師範畢業後留日，「五四」前後曾加入過「神州學會」「丙辰學社」「學術研究會」及「少年中國學會」等團體，並有詩文及戲劇在上述各學會的刊物上發表。八年（一九一九）四月考入東京高等師範，在「創造社」發起人中，是成名最早，關係較廣的一人。
鄭伯奇，陝西西安人，時正肄業京都三高二年級，亦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由田漢介紹與郭沫若認識；穆木天，吉林伊通人，「五四」前畢業於天津南開中學，八年九月入京都三高，與鄭伯奇同班；張鳳舉，江西南昌人，為田漢在東京高師之學長，九年（一九二〇）三月畢業後，再入京都帝大文學部文學科深造，十一年（一九二二）七月畢業。徐祖正，江蘇崑山人，與張鳳舉同時自高師畢業，同入京都帝大深造。可注意的，張鳳舉與徐祖正兩人在高師與京大念的都是文科，是早期「創造社」人物中，少有的文科出身者。
達夫在東大時，對於嗜讀西洋小說的癖好，始終改不過來，書看得多了，不覺技癢，也開始寫起小說來。處女作《銀灰色的死》脫稿於十年（一九二一）元月初二，即寄給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半年後始登出來。第二篇《沉淪》，再稿於五月九日；第三篇《南遷》，完成於七月二十七日，七月底，郁達夫即將三篇小說集成一冊，加上序言，以篇首《沉淪》為書名，安排由國內出版社出版。
就是這年的七月初旬，「創造社」在郭沫若的奔走籌議下，終於在東京正式成立，離博多灣的初議，剛好滿三年。雜誌決定暫出季刊，名稱達夫主張用「創造」兩字，獲得大家的贊同，出版時間則愈早愈好。
十年八月，郭沫若的詩集《女神》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為創造社叢書的第一本。同年十月十五日，郁達夫的《沉淪》接著出版，立即轟動文壇。成仿吾在《〈沉淪〉的評論》一文上說：「郁達夫的《沉淪》是新文學運動以來的第一部小說集，它不僅在出世的年月上是第一，它那種驚人的取材與大膽的描寫，就是一年後的今天，也還不能不說是第一。」郁達夫在《沉淪》自序上說：「第一篇《沉淪》是描寫著一個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說是青年憂鬱病（Hypochon dria）的解剖，裡邊也帶敘著現代人的苦悶——便是性的要求與靈肉的衝突。」達夫因此被人送上了「頹廢派」的稱號，然而他的自我暴露與大膽剖析青年人的性苦悶，也著實吸引起了無數讀者。
是年九月，達夫應友人邀請，回國任安慶法政專校英語教師一學期。在赴任之先，曾逗留上海一短時期，與鄭伯奇共同負責「創造社」出版事宜，很快就在滬上大登《創造季刊》的出版預告，說明季刊准於明年元旦出版，以及有人壟斷文壇的意氣話。這種影射激怒了當時的「文學研究會」，造成了後來兩個社團的對立。
十一年（一九二二）元月，達夫由安慶回滬，二月間，完成了小說《茫茫夜》，並把《創造季刊》創刊號的稿子發出，一切停當之後，即趕回日本接受畢業考試。三月底「以比較還好的成績」畢業，即於四月初趕回上海。
同年三月，《創造季刊》第一期出版，延期出版的原因，是等達夫的那篇《茫茫夜》。達夫是雄心萬丈的人，如在一種刊物中，他自己的文章不能壓卷，他是不肯苟且的。《季刊》出版後，「文學研究會」的主將沈雁冰即以「損」之筆名，在會刊《文學周報》上發表《〈創造〉給我的印象》一文，予以嚴厲的批評。當時「文學研究會」提倡自然主義，標榜「為人生的藝術」；而「創造社」則崇拜浪漫主義，主張「為藝術而藝術」，是藝術至上派。在初期創造社，他是受攻擊的一個主要對象，所謂「頹廢派」「肉慾描寫者」都是指郁達夫。
達夫在自我暴露這一方面雖然非常勇敢，但在迎接外來的攻擊上卻非常的懦弱。他的神經是太纖細了，對於這種攻擊，他很感覺著孤獨，有時甚至傷心。達夫的反擊僅是寫成短篇小說《血淚》，嘲弄沈雁冰和鄭振鐸等人鼓吹的「血淚文學」。
十一年五月初旬，達夫又回到日本，不久並考取了東大研究院，最後他卻決定不想念了，毅然於七月下旬歸國，離開了留學八年的日本。
十一年秋，《創造季刊》第二期出版，中有達夫十年（一九二一）五月四日仍肄業東大時的舊作《夕陽樓日記》一文，指摘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余家菊由英文重譯《人生之意義與價值》一書開頭之錯誤。
九月，達夫仍回安慶法專任教，同事中有陶希聖、易君左等人。同月，北大教授胡適在其主編的《努力周報》撰《罵人》（二十期）及《淺薄無聊的創作》（二十三期）兩文，指責達夫的《夕陽樓日記》，神經敏銳的郁達夫，氣得差點「跳黃浦江而死」。終於，達夫寫下了他的名作《采石磯》一文，回敬胡適，以黃仲則自況，而以戴東原隱喻胡適。胡適對於郁達夫之以戴東原比他很是高興，兩人終於誤會冰釋，這真應了一句話「不打不相識，英雄識豪傑」。
十二年（一九二三）四月初，郁達夫由安慶卸職抵滬。由於失業的悲憤及生活的重擔所逼，達夫寫出了不朽的感人名作《蔦蘿行》來。這時郭沫若及成仿吾也都在滬上，只有張資平，東大畢業後，於十一年五月回到廣東鄉間採礦去了。「創造社」在郁、郭、成三人主持下，進入了成立以來的全盛期。
五月十三日，「創造社」第二種刊物《創造周報》創刊了，成仿吾的《詩之防禦戰》一文，得罪了許多作家，致使曾參預過「創造社」成立初期的張鳳舉和徐祖正也為避嫌而斷絕了關係。達夫在五月二十七日的《周報》第三期上，發表《文學上的階級鬥爭》一文，最初在中國的文藝界提出了「階級鬥爭」這個名詞的，怕就是達夫了，然而達夫始終只是個客廳里的社會主義者，儘管題目嚇人，內容是離題很遠的。
七月二十一日，由於張季鸞的提議，「創造社」第三種刊物《創造日刊》作為《中華新報》的副刊而誕生，由郁達夫、成仿吾、鄧均吾三人負責編輯。張季鸞後為中華民國最傑出的報人之一，前清末年曾肄業東京一高，與郁達夫等算是前後同學，當時是《中華新報》主筆，而《中華新報》當時是政學系刊物。此時，為達夫早年寫作最勤之時，在《季刊》上發表《中途》《春風沉醉的晚上》（二卷二期）；在《周報》上發表《青煙》（八期）、《秋河》（十五期）、《落日》（十九期）；在《日刊》上發表《藝術家的午睡》（七月二十四日）、《立秋之夜》（八月八日）、《詩人的末路》（八月十三日）、《還鄉後記》（八月十九日）及《蘇州煙雨記》（連載未完）等。此外另有一些文藝論文，後來收於《文藝論集》一書中，十五年（一九二六）四月，由光華書局出版。
十月初旬，達夫應北大聘，繼赴國外進修的陳啟修（豹隱）教兩小時的統計學。陳豹隱，四川中江人，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夏，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畢業，達夫的接任即系其建議的。達夫離去之前，還寫了一篇小說《離散之前》送《東方雜誌》發表，似乎在那時「創造社」開始有裂痕，否則為何文章不登在自己的刊物上？而「創造社」之離散，不久以後，果成為事實。
同月，達夫第二本創作集《蔦蘿集》，列為創造社「辛夷小叢書」之一，由泰東圖書局出版，內收《獻納之辭》《蔦蘿集自序》《血淚》《蔦蘿行》《還鄉記》《寫完了蔦蘿集最後的一篇》等文。
達夫北上後，即不再為「創造社」寄稿，使得刊物難以順利維持下去。因《季刊》與《周報》系同人刊物，不收外稿，水準較高，然維持已是不易。《創造日刊》則系公開園地，外稿較多，水準自不易齊平，成為盛名之累，且日刊需每日發稿，平時已感吃力，自達夫走後，更覺捉襟見肘，苦於無機會拋棄此燙手的熱山竽，故當政學系要角章士釗（行嚴）對《創造日刊》稍有微詞時，郭、成兩人自感正中下懷，適時予以停刊，時為十月二十八日，《創造日刊》剛出滿百期。
緊接著，《創造季刊》出到十三年（一九二四）元月二卷二期後即不再續出，僅餘《周報》而已。十三年四月，郭沫若回日本轉研究社會科學，《創造周報》由成仿吾勉強獨力支撐，至五月出滿一年五十二期後，終於停刊。在五月初旬，達夫因堅持把《周報》停刊，跟「太平洋社」所辦的《太平洋》雜誌合併，由北京急回上海，趕著在《周報》終刊號上挾上一張預告，說明兩社不久將合辦一份周刊，這即是後來的《現代評論》周刊。《周報》的停刊，也使「創造社」與泰東圖書局脫離了關係。不久之後，成仿吾也赴廣州，擔任廣東大學理科教授，至此，「創造社」四元老散處四方，不得不結束了第一期的「創造社」。
《太平洋》雜誌於六年（一九一七）三月創刊時原為月刊，十四年（一九二五）六月出至四卷十期時停刊，構成分子多為當時開明的自由主義者，具有相當學識的歸國學人，其中以留日與留學英法占兩大部分；留日者多為湘人，與仿吾長兄又多是同學關係，因此多半與仿吾相識；留學英法者，大多執教北大法科，與達夫有同事之誼，以故兩社的醞釀合併，倒不是沒有理由。
十三年（一九二四）十二月十三日，《現代評論》在北京出版，政論重於文藝，初期達夫甚為熱心，沫若與仿吾則很冷淡，僅應付而已，達夫後來與「新月社」人物交往即種因於此。
郁達夫自十二年（一九二三）十月初旬北上，在北大任教整整一年。因為環境的變遷和預備講義的忙碌，在十三年中間，心裡雖感到了許多苦悶焦躁，然而作品終究不多。在這一期的作品裡，自家覺得稍為滿意的，都已收在《寒灰集》里了。這些滿意的作品計有《零餘者》《薄奠》《秋柳》《小春天氣》《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十一月初三》等篇。
十三年秋末，「太平洋社」的北大教授石瑛（蘅青），繼張繼煦長國立武昌大學校長，達夫做他的輔佐，由北京南下，充任文科教授，時張資平亦來，任理科教授。文科同事，另有楊振聲，後以寫《玉君》中篇小說而出名；此外有謝循初、方東美、余家菊、李璜等四位，均系「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分別由美、英、法學成歸國任教；教國學的老教授則有黃侃（季剛）、熊十力（子真）及胡光煒（小石）等，可說是人才濟濟。
十四年（一九二五），武昌大學國文系部分師生組織一文藝團體「藝林社」，四月十日創刊《藝林旬刊》，由達夫之介紹，附於《北京晨報副刊》上出版，自十九期起，改為半月刊，由武昌時中合作書報社印行，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四期時停刊，撰稿者除黃季剛、胡小石、郁達夫等教授外，余如劉大傑、胡云翼、賀揚靈等均為學生，後來多成為名作家。「藝林社」是年編有創作集《長湖堤畔》一書，由武昌時中書店出版；後來又編有創作集《海鷗集》及《秋雁集》兩冊與論文集《文學論集》一冊，均由上海亞細亞書局出版。
達夫在武昌大學也是整整一年，至十四年秋季開學一月後，因校長石瑛與教授黃侃之爭，憤而離校至滬。達夫回憶說：「一九二五年，是不言不語的一年。這一年在武昌大學教書。看了不少的陰謀詭計，讀了不少的線裝書籍，結果終因為武昌的惡濁空氣壓人太重，就忽忽地走了。自我從事於創作以來，像這一年那麼的心境惡劣的經驗還沒有過。在這一年中，感到了許多幻滅，引起了許多疑心，我以為以後的創作力將永久地消失了。後來回到上海小住，閒時也上從前住過的地方去走走，一種懷舊之情，落魄之感，重新將我的創作欲喚起。」
在十四年（一九二五）一年中，作品寫作年份可考者，僅有《說幾句話》《骸骨迷戀者的獨語》《寒宵》《街燈》《送仿吾的行》《咒〈甲寅〉十四號〈評新文學運動〉》《牢騷五種》及《山天氣》等八篇文章。筆者以為收於《文藝論集》中的《詩的意義》《詩的內容》《詩的外形》三文，以及收於「藝林社」所編《文學論集》一書中的《文學上的殉情主義》《戲劇的一般概念》兩文可能都寫於這一年。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慘案」如怒潮似地震醒了中華民族的自覺心，反帝國主義的運動瀰漫全國。而創造社的作家，在這時期有了新的覺悟，提倡革命的文學，《洪水》半月刊創刊號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一號出版。素來被他們所疏忽的社會問題，現在已成為討論的中心，《洪水》的內容不僅限於文學，關於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的論文，都一齊登載，所以發生的影響異常廣大。《洪水》半月刊的刊行要算是第二期「創造社」的開始，新加入周全平、周毓英、嚴良才、葉靈鳳等一批生力軍，還有洪為法、漆樹芬（南薰）、穆木天、許傑（子三）等也投稿很勤，聲勢自然浩大起來。
十四年秋，達夫自武昌狼狽回滬後，不幸罹病，乃回富陽老家休養。《洪水》出版後，達夫曾寫有《牢騷五種》及《小說論及其他》兩文分別登在八期及十三期上。
十五年（一九二六）元月，達夫病癒後回上海，重新參加創造社的活動。三月一日，《創造月刊》創刊，由達夫編輯，創刊號的「卷頭語」及「尾聲」出其手筆。此時，達夫又恢復了以前的創作活力，《月刊》自二期起，幾乎每期都有小說發表，依照順序是《懷鄉病者》（二期），《南行雜記》（三期）、《蜃樓》（四期）、《一個人在途上》（五期）。
三月十八日，在北伐的前夕，郁達夫與郭沫若及剛由法國苦學六年後歸國的王獨清連袂赴革命策源地的廣州，任教於廣東大學。不久，由京都帝國大學畢業的穆木天及鄭伯奇也先後來到廣大，創造社人物幾乎包辦了廣大文科。是時，成仿吾也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教官。同時，繼上海「創造社出版部」於四月一日成立，接著在廣州和汕頭也成立了分社，顯然「創造社」的大本營已由上海移至廣州了。上海的出版部則由「小夥計」，即前述的生力軍在掌舵。
四月，《文藝論集》由甫成立不久的光華書局出版，收有三年來的論文十四篇，這也是達夫一生唯一的論文集。
六月十四日，即是年舊曆端午節，達夫長子龍兒不幸因腦膜炎死於北京，等達夫匆忙由廣州趕到時，已過世五天了。這年的暑假，「就是這樣的，在悲嘆和幻夢的中間消逝了」。暑假後，達夫才由北京南下，抵廣州時已是十月二十日。
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郁達夫初次來廣大時，校長為褚民誼。此次回廣大時，校名剛改為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制也改為委員制，以戴傳賢（季陶）為委員長，顧孟余為副委員長，徐謙、丁惟汾、朱家驊為委員。文科學長由代理的王獨清改為剛留歐回國的傅斯年（孟真），達夫改任為法科教授兼大學出版部主任，時法科學長為粵人程天固。此次回校，很是不快，自十一月三日起開始寫《勞生日記》，後來發表於自己主編的《創造月刊》第七期上，開作家賣稿日記的先河。十一月底，郁達夫辭掉中山大學教職，於十二月十五日離開廣州回上海，擔任創造社理事，負整頓創造社出版部與編輯《創造月刊》及《洪水》之使命。
是年，達夫的《戲劇論》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列為「百科小叢書」之一。
回滬後，首先用「曰歸」的筆名在十六年（一九二七）元月出版的《洪水》二十五期上發表幾乎引起達夫與沫若、仿吾內訌的《廣州事情》一文，以宣洩他對廣州的憤懣。接著寫出改變作風后的第一篇小說《過去》，發表在二月出版的《創造月刊》第六期上。周作人曾來信稱讚：「《過去》是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加西亞相比的傑作，描寫女性，很有獨到的地方。」
元月十四日，達夫在同鄉孫百剛家首次遇到王映霞女士，達夫一見鍾情，墮入了愛河，這可說是達夫的初戀，他並將追求王映霞女士的經過及心理變化，赤裸裸地寫在日記中。二月起，開始到上海法科大學講課，時間排在晚上，原來的課程系德文，後應學生要求，改講時事問題及德國文學史，僅教一學期即止。
愛情的魔力是偉大的，與映霞的相戀，成為達夫「新生」的里程碑，他不僅把熱戀期間所寫的日記題名為《新生》，且在三月三日的日記上寫道：「我打算……把但丁的《新生》譯出來，好做我和映霞結合的紀念，也好做我的生涯的轉機的路標。」生活對達夫來講不再是「槁木的」與「死灰的」了，三十二歲的他，即雄心勃勃地計劃出版全集。五月六日，他在《寒灰集題辭》上說：「全集的第一卷，名之曰寒灰。寒灰的復燃，要借吹噓的大力。這大力的出處，大約是在我朋友王映霞的身上。」
六月一日，《寒灰集》由創造社出版，是《達夫全集》的第一卷，內收《茫茫夜》等小說散文十一篇。
六月五日，達夫與映霞在杭州的聚豐園行結婚典禮。婚後不久又回上海住。八月，《文學概說》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列為「百科小叢書」之一。
大約在八月初旬，郁達夫退出了「創造社」。八月十四日，達夫在《日記九種》後序上說：「……如何的作了大家攻擊的中心，犧牲了一切還不算，末了又如何的受人暗箭，致十數年來的老友，都不得不按劍相向，這些事情，或者這部日記，可以為我申剖一二。」翌日，上海的《申報》及《民國日報》即發布了達夫與「創造社」決裂的消息。
九月一日，《日記九種》由北新書局出版，收達夫自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起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所記的九篇日記。從日記上雖約略可看出達夫退出創造社的蛛絲馬跡，但達夫實不曾明言。據我的粗淺看法，大約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達夫由廣州回滬的主要目的，即為整頓出版社，負責編輯《月刊》及《洪水》。回滬後，雖然受盡閒氣，終於趕走了周全平、潘漢年、葉靈鳳等「小夥計」，然而七個月內，僅編了兩期《創造月刊》（一卷六、七期）及八期《洪水》（三卷二十五期至三十二期），達夫的怠工引起了同人尤其是王獨清與成仿吾的不滿。
二、達夫的《廣州事情》一文，抨擊革命政府的後方——廣州，對於隨軍北伐中的郭沫若與成仿吾非常不利，引起郭、成兩人對達夫的指摘。沫若曾來信責備達夫的「傾向太壞」；仿吾也寫有《讀了〈廣州事情〉》一文，為廣東政府辯解，同樣刊登於《洪水》上。
三、達夫回滬時，以從前執教北大及與徐志摩同學的關係，不時與《現代評論》及《新月》人物周旋，甚至參與其會議，引起同人的不滿，認為達夫背叛「創造社」。
四、達夫的興趣、積習與當時的傾向，實無法與創造社同人共存下去，只有求去的一途。事隔多年之後，郁達夫說出了部分真相道：「凡屬於黨派的行動，我都不能滿意，我並非和創造社有什麼不和的感情，只因趣味不同而分手的。有謂我是個人主義者，肆加排斥，但我並不以為意。當時的創造社，年少的左傾分子甚多，我很不滿意他們的態度。」
大約，反對的主力來自於王獨清，但他孤掌難鳴，一直等到成仿吾於七月底抵滬後，事情才明顯化。達夫退出創造社後，由王獨清續編《月刊》及《洪水》，這也是為什麼達夫特別嫉憤獨清，而寫出《二詩人》這篇在達夫作品中絕無僅有的諷刺小說，來奚落王獨清了。
從創造社的演進來看，郁達夫的退出，正是創造社由提倡革命文學轉向無產文學的前夕。十七年（一九二八）初，《文化批判》月刊的出版，即結束了創造社的第二期。
九月初旬，《民眾》旬刊在上海創刊，僅四五期即停刊，達夫除為《民眾》寫發刊詞外，並在上面刊登四篇評論，提倡農民文藝，這些文章後來都收於《奇零集》一書中。
十月二十日，《達夫全集》第二卷《雞肋集》，由創造社出版，內收《沉淪》等小說散文共八篇；十一月十五日，全集第三卷《過去集》，由開明書店出版，內收《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及《過去》等小說散文共十九篇。在達夫所支持的《民眾》旬刊夭折不久以後，一向為創造社眼中釘的「世故老人」魯迅，也飄然由廣州抵達上海了。原來在北京創刊的《語絲》周刊，自四卷一期即十六年（一九二七）十二月起，遷到上海繼續出版，改由魯迅主編。達夫與魯迅這時居然握手言和，互相提攜起來，開始為《語絲》寫稿，且寫得很勤。不久。魯迅受到提倡無產文學的「創造社」與「太陽社」的聯合圍剿，這與郁達夫的加入《語絲》不無些微關係。
十七年（一九二八）元月十日，長篇小說《迷羊》由北新書局出版，《迷羊》的寫作並不算成功，所描寫的人物可說與以前所寫的《沉淪》《秋柳》《十一月初三》《過去》等短篇中的角色，無論在性格、情感、人生觀方面都沒有兩樣，達夫並沒有跳出他自己寫作的窠臼。
三月一日，全集第四卷《奇零集》，由開明書局出版，所收的是歷年來所寫所譯的小文章，而為前三集所未收者，計有《誰是我們的同伴者》等文共三十篇。
四月十五日，全集第五卷《敝帚集》，由現代書局出版，全書分為三部：一、人物和書，計文五篇；二、藝術雜論，計文四篇；三、書序批評及翻譯，計文七篇，總共十六篇。
六月二十日，「語絲社」的魯迅、林語堂、郁達夫等人合辦《奔流》雜誌，由魯迅主編，北新書局發行。《語絲》原為同人雜誌，社員稿件編者並無取捨之權，以是水準及言論很不一致，最後終成強弩之末，已無精彩可言，魯迅也終於推卸編輯責任，另外創刊《奔流》。《奔流》系月刊，第一卷出十期，第二卷出至五期時停刊，時為十八年（一九二九）八月。達夫在《奔流》上所發表的，除散文《燈蛾埋葬之夜》及《通訊兩則》之外，余均為翻譯作品。
九月，郁達夫與陶晶孫主編的《大眾文藝》雜誌創刊，由現代書局發行。陶晶孫，原名熾，後以字行，號晶明館主，江蘇無錫人。晶孫幼年時即留日，中學畢業於東京第一中學，八年（一九一九）夏一高畢業，隨後入九州帝大醫學部，與郭沫若同學。十二年（一九二三）夏畢業後，再入東北帝大研究生理學，回國後，一直在上海從事本行工作，為創造社早期人物。《大眾文藝》系月刊，曾出過上下兩冊《新興文學專號》，至十九年（一九三〇）六月的二卷六期時，以提倡新興文學為中央黨部禁刊。
本年冬，《達夫全集》全部改由北新重排出版，第一卷《寒灰集》於十一月一日出版；第二卷《雞肋集》於十二月一日出版。
十八年元月，《小說論》一書由光華書局出版。二月七日，「創造社」為政府當局封閉，結束了八年來不平凡的歷史，這時郁達夫早已與它無關，故不受牽累。
本年春，達夫覺得全集的瑕瑜兼收不能使自己滿意，因此應春野書店的要求，委錢杏邨編一本《達夫代表作》，錢並為《代表作》寫一篇長長的「後序」，過分掄揚達夫作品的偉大。是書後因春陽書局停版，翌年元月，改由現代書局重版發行。
本年夏，小說集《在寒風裡》，在廈門由世界文藝書店出單行本。本書亦有廣州書局版，唯出版年代不詳。
本年秋起，北新書局繼續出版《達夫全集》，第五卷《敝帚集》於九月十五日出版；第三卷《過去集》及第四卷《奇零集》均於十月一日同時出版。
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自由運動大同盟」在上海成立發起，郁達夫被列為發起人的第一位，其實這是冤枉的，達夫生性散漫，最厭惡組織活動。「自由運動大同盟」在當時實別具用心，成立當天達夫僅系應邀前往演說，是第一位在來賓簿上簽名者，會後有人提議要有什麼組織，因此凡是日到會者，第二天報上發表時，均變為發起人了。
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秘密成立，成員五十多人，推魯迅為盟主，郁達夫的參加，不用說是因與魯迅有深厚的感情才加入，然而也引起真正左派作家的不滿，說達夫的作品是個人主義的。是年十一月十六日，達夫就自動退出了，原因是共產黨要達夫去做實際的宣傳工作——分發傳單，而為達夫拒絕。
四月一日，翻譯集《小家之伍》由北新書局出版，集中所收的五篇小說都是先前在《奔流》上發表過的，一般的批評是譯筆流利而忠實，而且態度認真，為名作家中所少見者。
自去年元月發表了《在寒風裡》以來，一年半中，郁達夫不曾寫過小說，自本年暑假起，又恢復小說的創作，計寫有《紙幣的跳躍》（七月）、《楊梅燒酒》（八月）、《十三夜》（十月）等三篇。
本年秋，達夫第三度赴安慶，任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時安大校長為前考試院長楊亮功先生，據楊亮功先生言，郁達夫學問好，教書亦認真，可惜僅約四個月即因故離去。
十二月，全集第六卷《薇蕨集》由北新出版，計收有近年發表的小說共九篇。
二十年（一九三一）這一年，可說是達夫一生中，作品產量最少的一年，生活上的不安定，應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中《志摩在回憶里》一文系追悼是年十一月十九日因飛機失事而遇難的中學同學徐志摩，發表於《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紀念號上；《懺余獨白》，登於《北斗》月刊一卷四期上，系達夫第二次的發表創作經驗談。
本年十二月，素雅編輯之《郁達夫評傳》由現代書局出版，除了編者所寫的簡略的《郁達夫傳》及《著譯一覽》外，共收有訪問郁達夫或評論其作品的文章共十六篇。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春起，郁達夫在吳淞中國公學教書，擔任一點功課。
四月，第二部長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由湖風書局出版，這是因上海「一·二八」事變，郁達夫在逃難之餘，得了十日的空閒而寫就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她」，是一個被色情的本能所支配，而干出許多無識的活動的女子。她一刻也少不得一個寄託的人，於是便造成了她一生的大悲劇。達夫在後敘上說道：「寫到了如今的小說，其間也有十幾年的歷史了。我覺得比這一次寫這篇小說的心境更惡劣的時候，還不曾有過。因此這一篇小說，大約也將變作我作品之中的最惡劣的一篇。」的確達夫的長篇小說，常不如其短篇受人重視，這點剛與張資平相反。
五月，賀玉波編輯的《郁達夫論》由光華書局出版，收有評論達夫的文章共二十三篇。
九月十六日，提倡幽默的《論語》半月刊創刊。該刊系由林語堂主編，由邵洵美主持的中國美術刊行社發行。自徐志摩逝世，《新月》要角相繼北上後，《新月》月刊日漸式微，林語堂主持的《論語》雜誌可說是反對普羅文學的新大本營。郁達夫與林語堂的關係甚深，曾為北大同事，後期《語絲》雜誌同人，《奔流》雜誌同人，自脫離「左聯」後，更與語堂接近，互相唱和，甚至一同遊山玩水，以是達夫益為左派所批評。達夫自《論語》創刊後，投稿甚勤，幾乎隔期有之，有名的散文《釣台的春晝》即發表於創刊號上。
十月初旬，以肺有病到杭州湖畔休養，費了十天工夫寫成小說《遲桂花》，自認為系本年作品中的傑作。《遲桂花》後來發表於施蟄存主編的《現代》月刊二卷二期上。養病期間，並寫有日記，題名為「滄州日記」及「水明樓日記」。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元月，「民權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北平亦設有分會。郁達夫、林語堂、蔡元培、胡適之均以「人道主義」的立場，參與發起該會。該會後來日益「左」傾，身為北平分會主席的胡適之即毅然退出，郁達夫則同前一樣，僅參與發起，喊喊口號而已，實際行動是不會有的。
二月，不列全集卷數的《懺余集》由天馬書店出版，除序文《懺余獨白》外，共收有小說五篇，散文五篇。
三月，寫成《光慈的晚年》一文，後發表於《現代》三卷一期上。蔣光慈前為創造社作家，後自組「太陽社」，參加「左聯」，然而當蔣光慈晚年有托派的嫌疑傳出時，他的友人紛紛離開他……最後鬱郁以終……達夫寫出了《光慈的晚年》，為光慈的死抱不平，這是達夫的可貴處。
同月，《達夫自選集》由天馬書店出版，除序文外，收有小說十篇，散文五篇。
四月二十五日，由上海移居杭州，理由是為了節省開支及方便孩子的就學。
七月一日，《文學》月刊創刊，由「文學社」主編，生活書店發行。《文學》有人視之為《小說月報》的後身，因為「文學社」十個編委中有九個是前「文學研究會」會員，僅達夫一人例外，且是文研會死對頭「創造社」的發起人。在《文學》創刊號上，達夫曾寫有《五四運動之歷史的意義》一文。
八月，全集第七《斷殘集》由北新書局出版，收有論文、雜文、散文、譯文等共四十二篇。
十二月二十日，長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現改名為「饒了她」，再由現代書局重排出版。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起，郁達夫新任浙省府參議，閒來無事，即偕夫人、友人到處遊山玩水，所至之處，皆有遊記或日記發表，因此博得「遊記作家」美名。
三月，《幾個偉大的作家》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是書收有《托爾斯泰回憶雜記》《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伊孛生論》《阿河的藝術》等四篇評介西洋作家的譯文，此四篇譯文均曾發表於《奔流》雜誌上。
六月，《屐痕處處》一書由現代書局出版，收歷年來所寫的遊記共十一篇。達夫的遊記寫來清新有味，誠為遊記中的傑作，較胡適之先生的《廬山遊記》之夾議夾敘，實為高明。
是年冬起，郁達夫應書店的要求，開始寫起自傳來，自十二月五日出版的《人間世》半月刊第十七期起，斷續發表了八篇自傳，自呱呱墮地起寫至離家留日止，篇目分別為《悲劇的出生》（十七期）、《我的夢我的青春》（十八期）、《書塾與學堂》（十九期）、《水樣的春愁》（二十期）、《遠一程，再遠一程》（廿一期）、《孤獨者》（廿三期）、《大風圈外》（廿六期）、《海上》（卅一期）。達夫的自傳，可說是美麗的散文小品，唯在年代的記敘上，據筆者的考訂，有些許失誤，以致前後無法銜接。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春，郁達夫應上海良友圖書公司之邀，擔任《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部分之主編，是書不久於十月出版，厚厚的一冊，書前附有達夫精撰的「導言」，抒發他對散文的看法。
夏起，達夫深以前所出版之全集內容及次序雜糅凌亂為憾，因此起意將全集去蕪存菁，重加分類編訂後出版。
五月，《達夫所譯短篇集》由生活書店出版；六月，《達夫日記集》由北新書局出版；十月，《達夫短篇小說集》兩冊由北新書局出版。
十月，中篇小說《出奔》完稿，不久在十一月一日出版的《文學》五卷五期上刊出，這是達夫所寫的最後一篇小說。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初春，在達夫的苦心擘畫下，容有住屋三間、書室兩間的「風雨茅廬」終於落成，也完成了達夫晚年最大的心愿。由於達夫是個「書迷」，生平藏書總共有數十萬卷之多，幾乎把「風雨茅廬」所有的房間都排滿了。這時的達夫既有嬌妻相伴，又能坐擁書城，為人人所艷羨，方期久居，然而席不暇暖，昔日友人，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公洽，突然一紙相招，達夫竟然「別婦拋雛」匆忙就道，這一去，種下了後來「毀家」的悲劇。
二月七日，達夫就任閩省府參議兼公報室主任，月薪三百大洋。初來時天天有應酬交遊，時以為苦。
同月，達夫在《論語》半月刊八十三期上發表《繼編論語的話》，開始擔任《論語》編輯，實則達夫人在福州，實際編務由上海的邵洵美負責，這時《論語》與林語堂主編的《宇宙風》常見有達夫的文章發表。
三月，《達夫遊記》由上海「文學創造社」發行，上海雜誌公司總經售。四月，《達夫散文集》由北新書局出版。至此，達夫改編分類的新的全集已出五種，至於為數眾多的文藝論文及雜文時論之類，後來終未見出版。
五月三十日，達夫生前自編的最後一本書《閒書》，由良友圖書公司出版，列為《良友文學叢書》第二十六種，全書收有散文及日記共四十篇，文字之精練優美，已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六月七日，上海友人發起「中國文藝家協會」，會員總共有一一一人，達夫在福州亦響應加入為會員，該會事實上並無任何活動。
十一月十三日，達夫應日本各社團及學校之聘，赴日演講，頗受彼邦文人學士的歡迎。十二月十七日離日回閩時，特地繞道台灣，並接受台灣文化界楊雲萍、黃得時諸氏的訪問，因驚聞「西安事變」，始匆促回國，時已是歲暮之交。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初，以思家故，去電杭州促映霞來閩同居，住於光祿坊劉氏舊築，實即黃莘田十硯齋東鄰，至五月時，以水土不服，映霞仍回杭州。
「七七」抗戰軍興後，達夫主編《福建民報》與《小民報》的副刊《新園林》及《新村》，每天均有其執筆的每日談話之類，下段排著鋅版制的簽名。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二月，原軍委會總司令部政訓處經擴大編制，改組為政治部設於武漢，部長由當時鄂省主席陳誠兼任。政治部底下共轄三廳、二委員會。那時為全面抵抗日本侵略，國共第二度合作，郭沫若任三廳廳長，下設三個處，第五處主管「言論宣傳」，處長為范壽康；第六處主管「藝術宣傳」，處長為田漢；第七處主管「對敵宣傳」，處長原定郁達夫，後以達夫遲遲未到，改由胡愈之擔任。
達夫攜眷到武漢時，政治部第三廳人事已安排就緒，乃改任不限名額的「設計委員」，主委亦由陳誠兼任。
三月二十七日，全國文藝作家為團結抗日起見，在漢口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郁達夫被選任為常務理事、研究部主任及編輯委員等職。五月，協會主編的《抗戰文藝》三日刊出版，五期後改為周刊，以後又改為半月刊和月刊，達夫在該刊上曾發表有雜文及通信多篇。
四月中旬，達夫隨團去徐州勞軍，並視察河防，在山東、江蘇、河南一帶，冒烽火炮彈，巡視至一月之久。六月底，又奉命去第三戰區視察。七月初，自東戰場回武漢，其後與映霞之間，鬧得不可開交。
九月中旬，閩省主席陳公洽又來電促達夫回閩相助，達夫因此隻身就道，奔赴閩中。在回途經建陽道中，寫了底下這首詩寄武漢之映霞，表示「決心去國，上南洋去作海外宣傳，若能終老炎荒，更系本願」。《毀家詩紀》詩云：
此身已分炎荒老，遠道多愁驛遞遲。
萬死千君惟一語，為儂清白撫諸兒。
但是據達夫抵星後所作的第一篇文章《檳城三宿記》所載，知此次南下實系應胡兆祥的電招，為《星洲日報》編輯副刊而來，再由達夫的匆促買舟南渡日期推算，得知決定南下的時間約在是年十二月中旬，即達夫抵閩約二個月之後，由此可知達夫的《毀家詩紀》應視為文人的遊戲筆墨，實不可盡信。
十二月二十八日，郁達夫攜王映霞及映霞長子飛（陽春）抵新加坡，接受《星洲日報》之聘請，於二十八年（一九三九）起主編《星洲日報》早版的《晨星》副刊與《文藝》周刊，以及《星洲日報》晚版的《繁星》副刊，旋又兼編星洲日報姊妹報《星檳日報》的《文藝》雙周刊。此後又曾擔任《星光畫報》文藝欄及《華僑周報》等雜誌的主編，有時也常在《總匯報》的《世紀風》副刊及《星洲半月刊》等刊物上發表文章。
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抵新加坡起，至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二月四日逃往蘇門答臘止，郁達夫在星馬共住了三年二個月又八天。在這期間，他一方面提攜年輕作家，愛護後進；一方面與舊詩人互相唱合，實際上成為星馬文壇的盟主，沒有人名望比他更高，也沒有人比他更受人尊崇，雖然有些比較激進或妒忌他的人反對他，「和藹可親」的達夫仍然是新舊文人的中心。國內的文人藝術家來到新加坡，達夫必定親切地接待，同時在報上予以熱誠地宣揚，名副其實成為國內文壇在新加坡的代理人。
二十八年三月五日，郁達夫的《毀家詩紀》發表於香港陸丹林主編的《大風旬刊》第三十期上，促使王映霞終於離去。登報協議離婚在翌年的二月，王映霞五月二十四日回國前夕，郁達夫還設宴為她餞行。大約在三十年（一九四一），原籍福州，任職新加坡英國新聞部的李筱英又闖進了達夫的生活中，不久即賦同居，至新加坡淪陷前夕，兩人終又勞燕分飛。
在這三年多中，國破家亡，妻離子散的屈辱與悲憤，使達夫更堅強地站了起來，他用筆來捍衛國家，打擊敵人。他寫了許多抗戰論文，來鼓舞國人的愛國情操；也寫了不少與抗戰有關的隨筆散文，來抒發自己的思想抱負，並不時報導或介紹馬華文學作品。達夫在南洋的發表作品，不僅博得愛國主義者的令譽，同時也在新馬文學史上占了光輝的一頁，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
在新加坡的抗日活動中，郁達夫也占了重要的地位，英國新聞處曾委任他為《華僑周報》的編輯，推動抗日宣傳；他也曾擔任過文化界戰時工作團主席，及文化界戰時幹部訓練班主任。
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十二月底，新加坡華僑抗敵委員會（又稱華僑抗敵後援會）正式成立，郁達夫被推為執行委員，並負責文藝組工作。此外，他也是當時文化界抗日聯合會的主席。這些顯赫的職位，使他不得不在新加坡淪陷的前夕，冒險逃亡荷屬蘇門答臘，時為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二月四日。
五月初，郁達夫抵達巴爺公務——一個位於蘇門答臘中部的小市鎮，他在那裡化名趙廉，並經營酒廠，這酒廠其實成為掩護反日的流亡知識分子的大本營。在這同時，達夫在被日本憲兵知悉他能說流利的日本話時，即被請做憲兵隊通譯，在那種環境下，拒絕是不可能的。經過六七個月後，達夫買通醫生，偽裝生了肺病，才得獲准辭掉通譯之職。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九月十五日，郁達夫與一位印尼華僑陳蓮有在巴東結婚，陳原籍廣東台山，小時喪父，為陳姓收養，生父原姓何，因此達夫替她改用原姓且改名為何麗有，當時年二十歲，達夫則四十八，後來他們生有一子一女。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五日，日本終於向盟軍投降，郁達夫很快就得知了消息，便鬆懈了原先一直對於日本憲兵隊的防範，在二十九日的晚間，有一位講印尼話的人來喊達夫出去，達夫以後一直就不再回來。殺害達夫的，大家都知道是日本憲兵，原因是怕戰後達夫成為控訴日軍暴行的主要證人，達夫死時剛好五十歲。
關於達夫晚年在南洋的這一段生活，目前已有許多篇文章詳細討論過，因此筆者可免去在此細加說明，但請讀者能參閱新文學史家劉心皇先生所撰的《郁達夫在南洋》一長文以及政大西語系學友王潤華兄《郁達夫在新加坡與馬來亞》與《中日人士所見郁達夫在蘇門答臘的流亡生活》兩文，尤以後者系根據最新發現的中日文資料，就郁達夫在南洋的這段生活作了信而有徵的論述，對於有志研究郁達夫者，功勞最大。
以前國內讀者一直以為郁達夫在南洋除了編編副刊，寫寫舊詩外，沒有什麼創作。直至一九五六年，南洋作家溫梓川出版了《郁達夫南遊記》，在所收的二十三篇文章中，才首次看到有十五篇旅星時的作品。其後經過南洋作家尤其是方修先生以及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伊藤虎丸、稻葉昭二、鈴木正夫三位先生的苦心搜集，找到郁達夫在南洋發表的作品百多篇。後者在近六七年來曾陸續出版了《郁達夫資料》一冊及《郁達夫資料補篇》上下兩冊，在《補篇》下冊（一九七四年七月出版）里，收有達夫在星馬三年中所發表的詩詞文章、編者啟事及譯文等共二百篇，可惜凡《郁達夫南遊記》一書所已收者，均只列篇名而略去本文，是為缺陷。前者方修先生自六十年代後期起，即以個人力量苦心孤詣搜集達夫遺文，至一九七二年中即已編纂成書，取名《郁達夫抗戰論文集》，共收一〇四篇文章。這在當時可說是唯一的一冊比較完整的郁達夫晚年創作集，可惜因排印工作的意外耽擱，等到由星洲世界書局出書時，已是一九七七年二月，較上述《補篇》（下）慢了二年又七個月，在編印的意義上雖打了一個折扣，但方書是公開發行，而日文書則為非賣品，對讀者來講，方書是有其貢獻的。
去年六月，方修先生及其學生張笳合編《郁達夫選集》一書，由星洲萬里書局出版，所收篇數雖較上述兩書為少，卻也新發現若干新的資料，如《為星中日報四周年紀念作》《報告文學》等數篇，為上述兩書所未收。
可惜前述之四書，均為本地讀者所未見，筆者既早對郁達夫傾心，讀政大時，即不自量力在校刊上發表過一篇《郁達夫評傳》。去年年底旅遊新加坡時，利用友人到各處觀光時，獨自一人到南洋大學圖書館及當地各書店搜集資料。回來後因比對此四書，去其重複，編成一本到目前為止最為完備的達夫南洋文集，為顧及讀者興趣，將此文集依內容分為兩類，分別名之為《郁達夫南洋隨筆》及《郁達夫抗戰文錄》，已交此間「洪範出版社」印行，不久即可出版，因此簡介如上，並說明成書經過，最應感謝的，還是前書幾位編輯者。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完稿
《傳記文學》第三十三卷第三、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