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人 · 4.徐志摩與泰戈爾訪華韻事
（楊允元）
臨流可奈清癯，第四橋邊，呼棹過環碧；
此意平生飛動，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這首聯語是關於詩人徐志摩的一段紀事，據說他陪印度詩人泰戈爾暢遊西湖，一時詩興大發，竟然在一處海棠花底下作詩游宵。梁任公事後就集宋人吳夢窗、姜白石的詞作這麼一首聯語，寫贈給他。他原是任公的得意弟子，曠代的詩人碩學，一時的雅興豪情，如今都已經成為陳跡了。
泰戈爾在華講學與遊覽，是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四五月之間。當年的徐志摩正是一位二十七八歲的翩翩公子，新由英倫歸國，風流倜儻，十分活躍，以一個兼通中西文學的新詩人的姿態，為一個兼用孟加拉語與英文寫作的印度詩人做譯人，自然是最理想的人選，正如胡適之與趙元任先生就在此不久以前為杜威與羅素在華講學時做譯人一樣。事實上徐志摩是為泰戈爾做譯人而又兼做導遊，自泰戈爾到華之日起到離華之日止，就是從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到五月二十九日，他一直陪同泰戈爾，在南北各地遊覽與做翻譯。這種招待外賓為時達四十八日之久的遊歷，自然不是今日旋風式的旅行所能比美。回顧當年那種閒情逸緻，真夠使人玩味。
泰戈爾到滬之日，徐氏是代表北方學界去歡迎他的。自當天泰氏在上海張君勱氏寓邸舉行歡迎會上的第一篇講演起，他開始擔承了翻譯的任務。然後陪同泰氏自上海到杭州，再到南京，泰氏在各地都有講演，主要的對象是學界。接著泰氏一行沿津浦路北上，經過濟南時也曾講演一次。泰氏是接受當時的北京各大學學術講演之邀請而來，他講學的主要地點也是北京。但他自四月二十三日到北京，一住將近彌月，先後在北京學界歡迎大會，幾個大學學院，以至最後的歡送會，講演了好幾次。五月二十日他離開北京到太原，勾留兩日，然後沿京漢路南下，二十五日過漢口，再乘船東向。五月二十九日離開上海，離華告別。在上海仍然聚會於上海張氏花園，泰氏發表他的最後一次講演。泰氏留華期間，也曾在上海對日本僑團與在北京對英美僑民聯合會講演。此外與泰氏同行的印度畫家，也曾在北大講印度藝術，由胡適之親自翻譯。泰氏的同行人員，還曾由考古學家李濟陪同遊覽洛陽龍門與白馬寺等佛跡。至於泰氏對國人的講演或談話全是由徐志摩翻譯的。
在這些講演詞中，有幾篇是比較重要的。如《中國與世界文明》《文明與進步》《自我介紹》《印度國際大學》《真理》等篇。當時各地報紙的記載，似乎都很簡略。泰氏歸國以後，就把他在華的英文講演詞編為《在華談話集》（Talks in China），卷首是梁任公的「序言」，實際上就是一篇歡迎詞。任公根據他的研究所得，暢談古代中印關係，如數家珍，曾給當日貴賓以極為深切的印象。這個談話集是一九二五年二月就是泰氏自華返國的第二年初，在印度加爾各答出版的。扉頁上寫著：
感謝我友徐志摩的介紹，得與偉大的中國人民相見，謹以此書為獻。
關於徐氏陪同泰戈爾自南到北又自北到南的遊程，筆者無從找到徐氏的親筆記述。有一位作家曾應徐氏之邀，與泰氏一行由漢口坐船到上海，他曾記述泰氏的這一段行程。他說他們在長江船上一同賞月，泰戈爾有時朗誦或解釋他的詩篇，有時為他們用印度文題寫扉頁。泰氏黎明即起，旅行期間照常寫作，每天還有定時的靜默與散步。泰氏說，他認為文藝當從沉思中得來，能沉默是東方民族的大優點。這位作家也記述他對泰戈爾的印象說：
「我覺得太翁的體態表情，是畫、是雕塑。他那魁梧的體格，他那清秀而又和藹的面龐，他那銀絲飄飄的鬚髮，與那印度式的長衫相節奏，真是人間最美麗的塑像……他談話就像誦詩，他演說就好像從百丈懸崖瀉下來的瀑布。」
大概泰戈爾的美髯，當時也受到國人的讚美。他在他的《自我介紹》中幽默地說：「我聽到你們說，你們相信我是詩人，因為我有一撮美麗的白須，我也覺得開心。」接著他卻嚴肅地說：「然而我要你們能體認我的發自詩歌之聲，我的虛榮才能滿足。」
此番以詩人傳譯詩人，誠然是文壇佳話，其次是泰戈爾在杭州會見了散原詩人陳三立，陳氏當時已是七十多歲的高齡，泰氏與他握手言歡，覺得很感動。他還在清故宮會見了鄭孝胥。散原詩人與鄭氏是晚清同光詩人在那時候僅存的碩果，以詩人說，鄭氏是無可厚非的。泰氏在北京時，文化界人士還曾一度與他聚會於騷人墨客們常聚集的法源寺的丁香花林。這些都算是為印度大詩人訪華之行平添無限詩意。
在這四十八天裡，印中兩大詩人舟車南北，幾乎形影相隨，隨行的印度朋友們記述他們老少兩人，志趣相投，詼諧百出，他們以詩情與意氣結成了忘年的知心朋友。泰氏歸國以後，徐志摩立即與梁任公、胡適之在北京組成了新月詩社。（泰戈爾有《新月詩集》）而泰氏與徐書札往返，一直到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徐氏因飛機失事喪生為止。
◎詩人在華慶壽
再說到泰氏訪華時與我國文化界交往的情形。泰氏與國人的接觸可以回溯到他的名著《吉檀迦利》（獻頌之歌）的詩篇在一九一三年獲得諾貝爾獎金之後，有中國學者（這位中國學者可能是許地山）打算翻譯《吉檀迦利》和他通信。一九二一年泰氏的國際大學邀請了一位法國兼通梵漢的學者雷銳開設漢學講座。可見泰氏很早就注意到中國文化的研究。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中譯泰戈爾的《新月詩集》出版，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泰氏接到北京大學界的邀請。
泰氏接到邀請後，似乎要為他所創立到此時還不過三年的國際大學做一點宣揚功夫，他剛好獲得一位印度資本家比爾拉捐助旅費，就組成了他的大學訪問團，邀約了下面的同行人員，國大教授梵文學者沈謨漢，國大藝術學院院長、現代孟加拉畫派大畫家南達拉波斯，國大鄉村建設指導英人愛爾姆赫斯特，這位先生也就是訪問團的秘書，還有加爾各答史學教授納格，再加上一位美籍社會工作者格莉恩女士，一行六人，因此詩人與隨行人員的陣容，擁有印度文學藝術與歷史的專家。顯然他們也有意對當日中國的政治文化藝術各方面做一次全盤的考察。
至於主人方面，北京學術文化界人士與泰氏交接的可真不少，就其中主要的知名人士說，有梁任公、蔡元培、胡適、蔣夢麟、梁漱溟、辜鴻銘、熊希齡、范源濂、張君勱等。
泰氏抵達北京車站時，受到中國特有的爆仗的歡迎。在北京各界的歡迎會上，梁任公致辭，歷舉從東漢到唐代貞元約略八百年之間，多少印度學者到中國來；從西晉到唐，多少中國僧徒到印度去。因此這八百年間，中印兩民族是親愛如兄弟的。他又列舉中國文化在許多方面受惠於印度之處。他提到今日印度之有甘地和泰戈爾，表明印度仍能保持它的文化精神。最後他從中國佛教史的觀點說，今日北京歡迎泰戈爾，正如千年前廬山人民歡迎真諦一樣，而泰戈爾對我們的重要性，就像佛陀傳記（《佛所行贊》）的作者馬鳴一樣。我們希望他對中國的影響，將可以比美於鳩摩羅什與真諦。
五月八日是泰戈爾的誕辰，這一年泰氏的六十四歲誕辰就在北京度過。而當年我國的學術界人士也就讓這位大詩人在中國古都度過了一個不平凡的誕辰。那天北京學術界正式為他祝壽以前，同行的印度人員先有一項私慶，梵文大師獻了一首梵文偈，歷史學者獻了一首詩，畫家獻了一張畫，都可以說是很有意思的。
北京的泰戈爾祝壽會由胡適主持，中國的壽禮呢，除了十幾張名畫一件名瓷之外，並為泰氏舉行贈名典禮。主席報告友人們決定為詩人獻贈一個中國名字。此項贈名典禮由梁任公主持。任公說泰氏的名字拉賓德拉（Rabindra）的意義是「太陽」與「雷」，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譯當為「震旦」。而且「震旦」是古代印度稱呼中國的名字，Cheena Sthana重譯華文為「震旦」（按意譯當為秦土）。泰氏華名「震旦」，也就是表明中印文化悠久結合的意思。他說，再照我國往昔譯稱外面人名之例，加上印度國名——天竺，詩人的中國名字，以國為氏，當為竺震旦。
當時中國學者們譯定的泰氏的名字是很正確而又饒有意義的。梵文「拉維」（ravi）或（rabi）是太陽。Indra舊譯「因陀羅」或「帝釋天」，是印度教中的雷雨之神，而Nath「納特」就是天神。三字拼合起來為泰氏本人名字拉賓德拉納特（Rabindranath）。這個名字的本義似乎是太陽東出西沒，融合了東西。這是一種神聖的使命，泰氏自己覺得他要把這一個使命擔當起來。他所著《我的童年》的結語就是「在我這兒，東方和西方有了友誼；在我的生命中我的名字的涵義實現了」。
梁任公為泰氏命名後，引起了全場熱烈的掌聲，泰氏並獲得一顆「竺震旦」的大印章。祝壽會的次一節目是由梵文學者讀了一首梵文詩，印度歷史教授讀了泰氏的一首《新年》詩。
最後一項餘興，是演出泰氏創作劇《齊德拉》（Chitra）。這個劇本的本事是由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的一點情節推衍而來。
齊德拉是一個公主，是一個國王的僅有的女兒，生來不美，因此從小受到王子應受的訓練，成為一個平定盜賊的女傑。同時鄰國有一個王子叫阿俊那（Arjuna），他發願苦行十二年。一天他在山林中坐禪之後就睡著了，不料齊德拉和她的侍從入山行獵，看見這個獨臥山中的少年就叫醒了他。當她發現他是一位王子的時候，她生平第一次感到她的缺憾是沒有女性美。於是她叫侍從給她百般打扮，再來到靜坐的王子跟前，希望能博取他的歡心，不料她竟然遭到王子的責罵。失望的公主就只有祈禱愛神，能賜予她青春的美貌，縱然只有一天之久也好。愛神居然應許她，而且給她一年的美麗，公主一變而為如花似玉的美人，掠取了修行的王子而結為夫婦了。可是這位英雄公主究竟不甘假冒佳人，恰好王子表示羨慕鄰國的一位英雄公主，他不知她就是這位公主，於是這位公主再禱愛神收回她的美貌，她向她的夫君暴露了女傑的真面目。此一劇本後來在國際大學改編為歌舞劇，是他們所愛演的一出拿手好戲。
當日這個劇本由新月社演出，林徽因女士飾齊德拉，張歆海飾阿俊那，徐志摩飾愛神。印度畫家事先從旁稍許指點化妝。上演以前泰氏登台說明他怎樣創作《齊德拉》。演出的成績據印度朋友的評論是很不錯的。他們說，年輕的林女士英語說得夠流利。他們說只有一點化妝上的困難，就是咱們中國人是以小小的「杏眼」著稱的，看來跟眼睛又大又圓的印度男女畢竟有些兩樣。不過他們也就打趣地說：「他們（指中國演員）看來也很像曼尼埠的人啊！」曼尼埠在印度阿薩姆，人民大都是蒙古型，很像中國人。
這次的慶壽會，特別是贈名典禮，使泰氏深受感動，幾年之後他談到這件事還說他自覺是在中國的新生，他終其身忘不了中國。
◎當年逆耳忠言
可是詩人在華所遇到的也不全是熱烈的歡迎。他剛剛抵達中國時，還曾受到一部分文化界人士，特別是若干青年學生的揶揄。他們以為這位印度詩人所代表的印度宗教文化，是落後的，不科學的。時在我國新文化運動之後，而這位白須飄然，穿了一件大袍像道人模樣的印度詩人，所談的是東方精神文化顯然是一肚皮不合時宜。某次北京某處講演會，泰氏晚到了半小時，就受到某一報紙的批評，說他是過時人物，只該與古人對酒當歌才是。於是泰氏在另一次講演中回答說，他不會解釋他的一次遲到。可是他不能對於「過時」的批評，無動於衷，事實上他從小被他國人指責，說他過於近代化，忽略了往昔的教訓。而現在到中國來，卻被視為太陳舊，他也不知道哪一方面的批評是對的。他做過一次自我介紹說，遠在他誕生的那一年（一八六一），他的故鄉孟加拉就發生了三種運動：就是民族運動、改革印度教與文學改良。他也談到他怎樣用孟加拉俗語寫作。他表明他是維新的，才漸漸取得一般中國人士的同情。他老實地說：「當我被邀來華，我不知道你們是否都需要我這個來自印度的人。我甚至聽到有人反對我來，因為恐怕我會妨礙你們尋求西方進步與武力的現代熱情。」
但他對於東西文化的均衡的認識，也該是我們不當漠視的幾句諍言：「我們要從西方輸入科學是不錯的。我們要從西方人民學取一件偉大事物，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廣泛的與優越的智慧。但是如果忘記我們自己所有的智慧的道德價值……那麼我們將是墮落與玷辱我們的祖先。」
此時在中國已經醞釀著偏激的思想，有些人就曾阻止學生去聽泰戈爾的講演，這些事實都不曾逃過詩人的注意。他說：「我聽說你們中國人多少是講實用，甚至是講唯物的……我不能相信你們是唯物的。」他是尚美的詩人，他認為：「單純的功利是足以扼殺美術的。」「文明要止於至善，文明精神之表現在於美。」
當時我國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不免流於褊狹的功利論，還有一種淺薄的反宗教思想，混宗教與迷信為一談，此時一般國人不了解印度文化，也不了解人類宗教的價值。大學生們簡單到要問泰戈爾是否相信上帝，或者要他論證上帝的存在。泰氏說：「論證與體認是全不相同的。」他更說得好：「我的宗教主要的是詩人的宗教。」也有人向他說，中國曾沒有感到宗教的需要。他卻以為「一般人通常依照狹隘的世俗的定義，判斷他人的宗教」。他的意思是說，中國文化自然是有一宗教精神的，而他的明確的諍言，也不幸預料到時代的巨變。
「如果犧牲人類，毀滅上帝所創造的世界，而得到成就，此種成就，有何價值？」
◎雅愛中國人物
泰氏強調中國古代文化與精神，恐怕是當日一般學術界人士當作耳邊風的，誰相信他是對東西文化有親身觀察與比較研究的呢？愛好中國文物是他訪華的主要動機，他之最早認識中國文物是在日本。他在一個日本富豪的家裡，看到他所收藏的中國畫都是藝術珍品，因此引起了他對於此種藝術創造者的國土的嚮往。一位日本學者也力勸他來中國一游。其次是他注意到日本保存了許多中國文物，因此他游華時又勸請幾個中國朋友與他同游日本。
這次他遊歷中國，親見往昔的許多遺蹟，都認為是稀世之珍，他特別喜愛北京太廟與天壇的建築，他以為中國古代曾有偉大的創造精神，他注意到中國文化中美的一個因素，他以為中國人天生能運用事物的韻律，他要中國學生愛護中國文化。
他鼓勵學生要愛美尚美，就敘述他從上海坐船到南京，溯江而上他竟夜起床看兩岸景物，靜夜裡只是村落的燈火，朦朧的山色，一到拂曉，小舟成群而下，怎樣使他悠然神往。
他在中國南北旅行之後，看到人民勤勞耕種，日用物品也求精美，商店多少都有些點綴，他稱讚中國人能愛人生，所以才能美化。他更稱讚中國文化中的人情味（human touch）。「若不是這種顯著的人性，若不是具有充分的精神生活，這種文明不能維繫如此之久。」他說他在中國如飲長生甘露，以異國人而有賓至如歸之感。
中國文化給予詩人以美麗的印象，詩人愛上了中國文化，他返國以後就計劃與中國交換學者，預備邀請梁任公到印度去，可是由於此後中國北伐統一前後政局的演變，他的計劃因此耽誤，直到一九三七年，一個以研究漢學、佛學為中心的中國學院才在他的國際大學中成立。
◎華梵情理相通
回頭再談到詩人徐志摩，他的思想作品受到泰戈爾的影響是一般公認的，試讀他的一些文句：「人是自然的產兒，好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有幸福的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的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讀過泰氏詩歌的人，能不感到親切嗎？
可是以泰戈爾之熱愛中國與中國文化，他的思想與文學，是否也曾受過一點中國哲學與文學的薰染呢？他的《在華自述》中就曾說到他讀過一些中國詩的譯文，他很欣賞中國文學的一些特質。他在《文明與進步》一篇中，就曾大講其老子，他的父親是哲人，曾寫過論述中國儒道的文字。
泰氏有一篇小說叫「鸚鵡的訓練」。是說一個國王養了一隻鳥，卻要叫它「學文化」，於是召集大臣學士要怎樣教育這隻鳥，他們就給鳥做了金籠金鍊條，抄集經典，鳴鐘擊鼓，朗誦詩偈，在鳥前不斷教誨，群臣煞有介事地推行對鳥的教育，結果呢？這隻鳥死了。泰氏所諷刺的是違反鳥性的也就是違反自然的教育。我們試讀下面一段文字：
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以《莊子》的這一段寓言比較泰氏的鸚鵡訓練，我們是不是認為有一種思想上的同感或共鳴呢？
再看他的一首詩：
海洋呀，你說的什麼？
一個終古的疑問。
天空呀，你怎樣回答？
只有終古的沉靜。
What language is thine, O Sea？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question；
What language is thy answer, O Sky？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silence.
此中寓意可不是多少像孔子所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再看他的名著《吉檀迦利》中的幾句詩：
摘取這朵小花兒，別遲疑！
不然，我擔心它，就要凋謝，
飄落塵泥。
Pluck this little flower and take it，
delay not！I fear lest it droop and drop into the dust.
我們會自然地聯想到唐代女詩人杜秋娘的名句：「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技。」（《金縷衣》）這首詩早經一位漢學家譯過，下面是這兩句詩的英譯，試與上面泰氏的英文詩對照一讀。
Go, pluck the blooming flower betimes，
lest when thou com’st again
Alas, upon the withered stem
no blooming flowers remain.
古今來詩文作品的類似，是數見不鮮的，除非是托古擬古之作，每每是由於閱讀前人著作無意中所受到的影響。以上所說泰氏作品，也許是如此。不然，我們就只該說古今中外詩人哲人，此心同，此理同，華梵情理的相通融處，不是正多著嗎？
《傳記文學》第九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