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第二十七章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Ⅰ．「大叛變」 作為第二國際的成員，社會主義政黨為了防止戰爭，做了它們能做的一切事情。但當戰爭依然爆發時，它們迅速重新集合在它們的民族事業下，確實令人驚奇。德國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比英國工黨成員更少猶豫。 (1) 當然，必須記住，每個交戰國全都深信它在進行純粹防禦的戰爭——在進行戰爭的所有國家眼裡，每一場戰爭都是防禦性的，或者至少是預防性的。 (2) 而且，如果我們回想起社會主義政黨擁有憲法賦予的不容置疑的投票反對戰爭預算的權利，和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總的道德規範內沒有擁護國家政策的義務——事實上在所有交戰國里與社會主義反軍國主義完全無關的人都反對戰爭——看來我們碰到我們可疑地引證馬克思或引證倍倍爾和馮·福爾馬先前所作的如果他們的國家遭到攻擊他們將予以保衛的宣言解決不了的問題。回想起馬克思關於這個主題的正確教導應是不難的。此外，保衛祖國的意思不過是參軍儘自己的義務；並沒有投票支持政府和加入「神聖同盟」的意思。 (3) 在戰時內閣任職的法國蓋德與桑巴和比利時的范德費爾德以及投票贊成戰時預算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就這樣對他們國家要求的效忠，做得比當時普遍理解的更多。 (4) 這個謎團只有一個解答。不管大多數社會主義政治家是否信仰馬克思的國際主義——也許這個信仰在當時已與對宏偉革命的同性質信仰遇到了同一命運——他們肯定知道，根據這個福音採取的任何立場，都會使他們喪失追隨者。群眾開始時會盯著他們看，接著他們會不再表示忠誠，從而用行動來反駁無產階級無祖國和階級戰爭是與他們利害攸關的唯一戰爭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在這個意義上——附有一個但書，意思是如果戰爭的衝擊發生在資產階級結構內部經過了較長時間的進化之後，情況可能有所不同——馬克思主義結構的最重要的支柱在1914年8月斷裂了。 (5) 這點實際上是大家都感覺到的。保守陣營感覺到它。德國保守派人突然開始用極其謙恭的語言談論社會主義政黨。社會主義陣營中仍然對信仰保持原有熱情的那一部分人也感覺到它。在英國，麥克唐納不但沒有參加戰時聯合政府，甚至失去在工黨中的領導地位，最後丟了議席。在德國，考茨基和哈澤離開了多數派（1916年3月），於1917年組織獨立社會民主黨，雖然該黨大多數重要黨員在1919年回到原來的黨。 (6) 列寧宣告第二國際業已死亡，社會主義事業被出賣了。 這裡有一定的真理。就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大多數人而言，處於十字路口的社會主義事實上經不起考驗，它沒有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信條、口號、最終目標、組織、辦事機構、領導人並未變動。大叛變前夕它們怎樣，大叛變之後依舊怎樣。可是它們體現和支持的東西全變了。經過這次十字架上的考驗之後，不論是社會主義者還是反社會主義者不再能夠以與前同樣的眼光來看待那些政黨。那些政黨本身也不再能繼續它們原來的古怪行為。不管怎樣，它們已經走出它們的象牙之塔。它們已證明這個事實，即對於它們來說，國家的命運比社會主義目標更加重要。 但是，像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社會民主黨那樣從未置身於任何象牙之塔的那些政黨的情況就不同 。此外還有另外一些政黨，它們的情況由從不認真看待那種革命滑稽戲的觀察家看來 也是不同的。特別就德國黨來說，十分接近事實的說法是，這個「社會叛徒」——人們給它的綽號——只不過從非現實主義的雲端走下來，國家的危急狀態教會它用腳站在地上，不要用頭站在地上。我們有些人還要說，這完全是值得讚揚的事情，根本不是叛變。不論我們採用什麼觀點，毫無疑問這種新的負責任的態度大大縮短了1914年前似乎橫亘在它們與每個政黨自然目標——官職——之間的很長間隔。我確實從不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有這種打算，從不懷疑他們決定不在資產階級社會做官的真誠。但事情很清楚，他們在戰爭開始時採取的立場，使他們在戰爭結束時（如果我可以這樣說）處於「極其有利的地位」。與其他政黨不同，他們沒有大喊大叫要離開從而有損自己的名譽。但他們也沒有在危難時刻遺棄他們的國家。 Ⅱ．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社會主義政黨前途的影響 1．任何以失敗告終的重要戰爭都會動搖社會結構和威脅統治集團的地位；軍事失敗造成的威望喪失是一個政權要生存下去的最難對付的事情之一。我不知道這條規律有任何例外。但是逆命題就不是那麼肯定。除非勝利來得迅速，或者無論如何它與統治階層的政績有突出而清楚的聯繫——例如像德國在1870年取得的勝利那樣——否則，甚至在戰勝的情況下，經濟上、物質上和心理上的衰竭，定會對各階級、各集團和各政黨的相對地位產生影響，本質上與戰敗所受的影響沒有什麼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戰證明了這一點。在美國，戰爭努力的時間不長，消耗不大，不足以表明這種影響。即使在美國，對戰爭負責的政府在競選中遭到慘敗。在所有其他戰勝國中，統治階層的威信及其對人民的駕馭能力，沒有加強反而削弱。德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政黨交上好運，它們獲得權力，或者無論如何獲得官職。在德國，社會把中央機構的控制權硬塞到社會主義黨的手中。雖然為了爭理論上的面子，黨內某些人以及一些反社會主義者堅持說是通過了一場革命，事實他們是應邀請——謙恭的要求——而執政的。在英國，工黨的選票在1910年1月還只稍稍超過50萬張，1918年還不到225萬張， (7) 1922年上升到4236733張，1924年更升到5487620張（1929年達8362594張）。麥克唐納再次成為黨的領導人，1924年該党進入政府（如果說尚未真正執政的話）。在法國，政界的構成阻止出現上述鮮明的完美情節，但總的輪廓是同樣的：戰後工團主義者立即又活躍起來，但勞工總同盟讓新成立的工團主義的勞工總同盟和共產主義的統一勞工總同盟去吸收到處不適應的分子，它阻攔革命進程，為承擔占優勢的政治角色緩慢地作準備。 此外，當時肩負落到它們身上的責任的社會主義或准社會主義政黨，可能深深感到它們幾乎壟斷了使它們事業成功所需要的許多資格。比任何其他團體高明，它們有能力對付因不滿而激動的群眾。如德國事例表明，此時它們甚至處在比任何其他政黨更有利的地位上來堅持對付革命的爆發——如果有必要就使用武力。無論如何，他們是開社會改革正確處方的最好人選：一方面進行改革，另一方面使群眾接受改革。最最重要的是，從他們的立場來看，他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們也是醫治「帝國主義戰爭」造成的創傷，恢復國際關係和清理不是他們過失純粹是資產階級政府作為和平代價造成的混亂局面。在這方面，他們犯了與他們的資產階級競爭者根據不同立場犯下的同樣錯誤——相信集體安全和國際聯盟，重建金本位貨幣和取消貿易壁壘。但只要我們承認錯誤的前提，我們也必須承認，社會主義者希望獲得成功，特別希望在外交政策上獲得成功是對的。 2．兩屆麥克唐納政府的成就——麥克唐納和亨德森在外交部的工作——足以證明這一點。可是德國的情況更有意義。首先，只有社會民主黨人才在道德上有條件接受和約。以及支持旨在實行條約規定的政策。當然他們悲嘆國家的災難和災難帶來的沉重負擔。但他們有軍事光榮的感覺，戰敗本身和簽訂和約都沒有給他們帶來無法忍受的恥辱。他們中一些人幾乎贊成英法的戰爭理論，他們中大多數人不關心重整軍備。當其他德國人以冷漠的厭噁心情旁觀時，他們以全然不帶劇烈仇恨——如果不是全然不帶怨恨——的心理為與勝利者達成和平諒解而工作。在別人看來是強加的民主制度問題上，他們甚至和西方國家的看法完全一致：解決了1918—1919年共產主義者叛亂和以明智的妥協在國內政界取得支配地位，他們處於最民主的精神狀態。 其次，他們控制群眾十分有力，足以使這種態度有政治上的效果。當時全國人民中有一大部分人對事物持有與他們相同的看法。他們對形勢的看法以及對付形勢的正確方法，不管執政政府的政見如何，一時成了官方的看法；他們為談判道威斯計劃和洛迦諾公約的聯合政府提供政治支持，沒有他們就無法組成聯合政府，即使組成，也絕不能採取那條路線。斯特萊斯曼不是社會主義者，可是和他名字聯在一起的政策是社會民主黨的政策——由於這個政策他們在10年中獲得極大聲譽，也由於它，他們在另一個10年中備受懲罰。 第三，他們在與國外政治輿論的關係中處於有利地位。世界幾乎不知道德國發生的事情。但世界知道兩件事：一方面它了解有一個願意永遠接受許多戰後安排的政黨，事實上該黨十分贊成其中的某些安排，這個黨是英國和法國曾經深信是它們 敵人的敵人。另一方面，世界了解，不需要在其他問題上害怕德國社會民主黨——一個政府不論怎麼保守，它沒有必要像它反對俄國社會主義那樣反對德國人。從長遠觀點看來，這是一個弱點。這種了解與處理德國抱怨問題沒完沒了的情況有很大關係。這種看法引導英國和法國外交部相信，德國將永遠是一個恭順的請求者，保證它有一天會上升到與強國平等地位就能使它十分快樂。但從短期觀點看來，尤其在入侵魯爾的黑暗日子裡，它是一宗資產：這個黨——或者應該說大家知道依靠該黨支持的政府——具有不給其他人的進入權。 第四，社會民主黨與其他國家相應政黨從第二國際年代起就有長期的接觸。這些接觸並沒有被戰爭完全割斷。畢竟，第二國際從未正式解散，其中許多個人和團體——尤其是（但絕不僅限於）中立國家的個人和團體——仍原封不動地保持著國際主義的信念。國際書記（C．胡斯曼）繼續在活動，1917年在斯堪的納維亞社會主義者的建議下，他甚至試圖召開代表大會，只是因為協約國當時決心粉碎其敵手，拒絕發給護照，才沒有開成。 (8) 這樣，許多社會主義者認為復活國際組織是理所當然之事，也就很自然了。 3．國際恢復了，但不是沒有困難。1919年和1920年為恢復國際舉行的最初幾次會議只取得有限成功。與此同時，出現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見下文），它所具有的吸引力證明是世界勞工政黨和社會主義政黨團結的嚴重障礙。幾個不想與共產黨人共命運的重要團體仍然希望有比第二國際更現代化的某種組織。這個局勢被一項聰明的策略措施成功地滿足了。根據奧地利的社會主義者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和英國獨立工黨參與下提出的創議，一個新組織「國際社會主義政黨聯盟」（所謂維也納國際）組成，其目的在於使復活的第二國際里的團體激進化，抑制那些過分傾向共產主義的團體，通過明智地制定目標，使兩方面趨向一致。 (9) 這個事業的意義由共產主義者很快為它找到的綽號「兩個半國際」確切地描繪出來。這正是為什麼它能滿足當時需要的道理。在漢堡大會上（1923年），第二國際和維也納國際聯合起來組成工黨和社會黨國際，它給和平打上「帝國主義」烙印，號召建立反對國際反動勢力的統一戰線——這點無論如何聽起來很動人——號召八小時工作日，號召爭取國際社會立法。一年以前（1922年法蘭克福會議決議）宣布必須把德國賠款降低一個明確而合理的數字，取消協約國間的債務和從德國領土上撤軍。從嗣後發生的事情看，我們不會不理解這是多麼偉大的成就和貢獻。 Ⅲ．共產主義和俄國成分 1．與此同時，共產主義政黨也正在迅速發展。這件事本身在我們意料之中，它也沒有什麼危險。任何經歷過清醒的負責任地位影響的政黨，不可避免地不得不為左翼（或右翼）團體的發展留出餘地，這樣的餘地不大可能長時間一直空著。只要脫黨行為能保持在一定範圍內，不必把它看做極大的損失，這甚至比把不可靠分子留在黨內還要好些。社會主義政黨與過激派之間總有麻煩。 (10) 這樣的「左派」團體在戰後困難日子裡應能發展壯大，它們會抓住機會獲得與其他政黨不同的重要地位，這並不比他們襲用傳統慣例並稱自己為「共產黨人」或他們顯示出比官方黨當時所表示的強烈得多的國際主義傾向更令人吃驚。 請記住，所有這一切與俄國方面的共產主義發展毫無關係。如果沙皇依舊統治俄國，也會有好些共產主義政黨和一個共產主義國際。但是，因為俄國成分已成為形成全世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命運——事實上形成我們時代的社會和政治歷史——的一個因素，很有必要再講一遍它是怎樣發展的和怎樣評估它的性質與重要性。為此目的，我們把它的發展分成三個階段。 2．第一個階段——也就是布爾什維克於1917年取得政權以前——關於共產主義團體的發展，除了那個最強有力的人碰巧是俄國人以及在他的思想體系里存在一股蒙古人專制主義之外，沒有什麼東西特別是俄國的。戰爭爆發時，第二國際實際停止活動，當時列寧宣告，第二國際業已死亡，執行更有效的方法的時刻即將來到，很自然，那些與他有相同感覺的人就聚集在一起。在瑞士齊梅瓦爾德（1915年）和金塔爾（1916年）兩次大會上出現了機會。因為實際上全部擁護他們國家事業那些人都沒有出席，參加會議的鬥士們發覺程度不同地集合到列寧提出的化帝國主義戰爭為國際革命的綱領之下沒有什麼困難。這樣做要比單純聲明信仰純潔的馬克思主義以及提出救世主式的許諾有更大意義。與會的某些人清楚地察覺到各國資產階級完全看不到的真理，即資產階級社會結構經受不了長期「總體」戰爭的緊張和壓力，至少有幾個國家會崩潰。但是，除此之外列寧的領導未被接受。大多數出席者想要說服、威嚇和利用現存的社會主義政黨而不願毀滅它們。此外——列寧同意這點——國際革命要由國內的無產階級的各別行動來實現，首先在「先進」國家發動。 第二個階段的時間我定為從1917年到1927年，也就是從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掌權到托洛茨基被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委員會開除（1927年10月）。這10年目擊一些共產黨和共產（第三）國際的出現。這10年還目擊它們與社會主義政黨和工人政黨（暫時的）斷然的決裂，這種決裂在德國由於1918年冬到1919年當權的社會民主黨人採取嚴厲鎮壓手段而達到無可修補的地步。最後這10年看到俄國鎖鏈的擴展。 但是在整個這10年里，這條鎖鏈既沒有磨損也沒有變形。必須記住，布爾什維克贏得所有大國中最落後國家的統治權純屬僥倖。 (11) 列寧本人在某種程度上也承認這一點。他一再重複談到，只有較先進國家革命力量的行動才能贏得最後勝利，而這個行動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當然，他像先前一樣命令共產黨人，他堅持共產國際是嚴格中央集權的組織——它的執行局有權指揮各黨的每一個行動——但他以共產主義領袖的身份而不是以俄國專制君主的身份進行指揮。這一點有重要的區別。共產國際的總部在莫斯科，實際的領導人是俄國人，但指導政策的是徹底的國際主義精神，絲毫沒有特別考慮俄國的國家利益，制訂政策的原則是各國共產主義者實際上同意的。雖然國際執行局和蘇聯政權政治局之間的個人關係 (12) 在當時要比以後密切得多，可是二者仍是截然不同的機構。因此，國際本身和各共產黨的行為與它們沒有俄國關係時的行為不會有什麼不同。 所以，在這10年間，與俄國關係的重要性雖然很大，但再大也不會超過這一些。首先，有一件有分量的事實，即一個共產主義團體的成員不管在質量和數量上如何微不足道，不管這個團體沒有多少權利使別人鄭重對待，它能享受到征服一個帝國的另一個共產黨反射過來的光榮，它能從這樣的支持下得到鼓舞。第二，布爾什維克的現實儘管存在恐怖、悲慘和喀琅施塔得叛變後採取新經濟政策一事暗示的承認失敗，但從此以後可以指出一個「能運轉的」社會主義制度。布爾什維克黨人證明自己是利用可能性藝術的大師，能使英國和美國的輿論吞下任何東西，只要它是以熟悉的口號形式端上來的。這當然也增加其他共產黨的優勢。第三，只要各國共產黨人（包括列寧本人）相信世界革命近在眼前，俄國軍隊對他們來說，就像19世紀第二個25年中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軍隊對各反動團體同等重要。 (13) 1919年時這種希望比現在人們準備相信的更加合理、更接近於實現。確實，共產主義共和國只在巴伐利亞和匈牙利實際上成立。 (14) 但是在德國、奧地利和義大利，社會結構危險地接近於倒塌，如果托洛茨基的戰爭機器在當時準備就緒，而不是使用在內戰和波蘭戰爭中，那些國家也許還有更西邊的國家會發生什麼情況就很難說了。 (15) 不應忘記，共產國際是在迫在眉睫的生死搏鬥的環境中建立的。許多後來具有不同意義的事情——如對各個黨有無限權力並剝奪各黨一切行動自由的中央集權控制——在當時的環境看來是充分合理的。 第三個階段我定在從開除托洛茨基開始（1927年），因為這是史達林絕對權力上升的、方便的時間界標。那時以後，每一項政策的實際決定看來都是他的事情，雖然直到「審判」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1936年），甚至直到葉卓夫的恐怖統治（1937年），他還在政治局裡和其他地方遇到某些反對。在我們看來，這意味著嗣後的每一項決策是由這位俄國政治家根據合理化了的專制主義立場，代表俄國國家利益作出的決策。如果這樣說是正確的，它反過來又決定他對共產國際和對外國共產黨的態度必定是怎麼樣的。它們變成俄國政策的工具，在這種工具的巨大武庫中各占一席之地，並被現實主義地根據環境條件估計相對於其他黨的價值。在可能重新掀起世界革命的目前這場戰爭之前，世界革命一直是凍結的資產。留存下來的老戰士和國際共產主義的新戰士可能受人輕視，但他們依然有用處。他們能宣揚俄國政權的光榮。他們能夠被當針使用來刺傷懷有敵意的政府。他們增加俄國與他國討價還價的力量。所以，為了使他們保持順從，為了用秘密警察來監視他們，並在共產國際執行局裡使用害怕得發抖的絕對巴結的農奴來承擔工作，增加一些麻煩和花費一點錢是值得的。 3．在這種情況下（和安於這種情況），史達林遵行多年來既定的做法。大多數國家政府的做法也和他一樣，對他表示特別的憤慨純屬偽善。信奉一種宗教信條的政府的做法提供最明顯的例子。只要有關信條有充分的生命力足以激發行動，這些政府常常利用信奉同一信條的外國團體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可是，如1793到1815年的歷史充分證明，這種做法比這些例子表明的要普遍得多，受到這類做法影響的政府的反應——口頭上的和其他的——同樣千篇一律：所有類型和所有階級的政治人物莫不樂於抓住這個機會稱對手為賣國賊。 但對於俄國以外的共產黨來說，從現代沙皇掌握中的有名無實的廢物那裡接受命令是一件嚴重的事情。他們可憐的奴顏婢膝引起兩個問題，一個是為何這樣做的原因，另一個是這樣做對今後革命社會主義的特性和命運可能發生的作用。 第一個問題也許比從它表面看來較易回答。我們必須做的只是把自己放在共產主義者的位置上，考慮到他的類型，以求實精神察看他的形勢，他絕不會從人道主義考慮反對史達林政權。他可能甚至以屠殺為光榮；某些神經衰弱的墮落者——飽受失敗和忿忿不平的共產主義者——和別的人的確從某個階級犧牲者的苦難中得到滿足。再者，既然資產階級人們對這個政權盲目崇拜，他為什麼要對它的殘酷行為表示憤怒呢？在坎特布雷大主教並不譴責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時候，為什麼他應為這個理由譴責它呢？ (16) 真的，為什麼？ 而且，共產主義者以「熱月政變」為據，就幾乎沒有任何理由表示反對。這句話首先由新經濟政策的反對者使用，但托洛茨基後來用它來指責史達林政權是「反革命」，理由是1794年推翻羅伯斯比爾那些人的行動是「反革命」。但這樣說根本沒有理由。畢竟，是史達林實行農業集體化，「清算」富農，推倒新經濟政策。事實上，他像一個高明的策略家，鎮壓了反對派，實質上實行反對派的綱領。 最後，對於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者來說，只要保護他的權力對待他公正，蘇聯黨在本國做些什麼並無頭等重要性。即使它對他不公正，他準備怎麼做？鎖鏈拉得緊而且擦傷人，而且它也支持他。社會主義政黨絕不會接收他。正常心理健康的工人哼的一聲掉頭離開他。他就將像托洛茨基一樣惶惶無所適從。沒有這條鎖鏈他什麼也不能做， (17) 接受他的奴隸身份同時，他可能還在希望——他可能依舊希望著——時機將會出現，那時他能夠飛黃騰達……這場世界大戰後，也許…… 最後一點在某種程度上回答了第二個問題。當然，有這種可能性，即俄國專制主義將遍布歐洲文明的廢墟——或甚至還會超越這個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全世界共產黨將變作俄國的警衛部隊。但還有許多別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俄國政權將在這個過程中失敗崩潰，或者在伸展到其他國家時它取得與這個國家土壤更加相宜的特性。這種變化的特殊事例是，到最後俄國成分在未來革命社會主義特性中不再存在 。指望這樣的發展無疑有風險。可是這樣指望並不比希冀我們的文明將從眼前的大火中不受損傷地掙脫出來更為愚蠢——當然，除非這場大火比我們有權利期望的熄滅得更快。 Ⅳ．管理資本主義？ 1．然而，我們迄今沒有見到令人信服的理由，說明社會主義政黨1918年後負擔的政治責任的實驗為什麼沒有完全成功的。再說一遍：有幾個國家裡——如瑞典——社會主義者不過繼續鞏固他們以前得到的政權；在另外幾個國家裡，政權不必用革命行動去爭奪，自然地送到他們手中；在所有國家裡，他們似乎比任何其他政黨更能夠盡力解決當時的重大問題。如我前面業已提到，看來他們幾乎獨占了取得成功的主要條件。此外，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以前沒有任何從政的經驗，他們獲得了最有用的組織、談判和管理的大量經驗。實際上應該立刻指出，他們幾乎從未做過一件十足的蠢事。最後，不論是左派社會主義者新政黨的不可避免的出現，還是那個政黨與莫斯科的關係，對他們來說，都沒有他們的對手試圖說成的那麼嚴重。 但儘管這樣，不論在哪個國家他們的形勢都是不安全的。對於誠篤的信徒來說，這種情況似乎是很不可能的。儘管有這些策略上的優勢，優勢後面隱藏著他們無力排除的困難。戰爭和由它引起的混亂，把社會主義者推上政壇；但在舊外衣的破片底下，社會機構尤其是經濟過程依舊和以前的一樣。就是說，社會主義者必須管理一個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世界。 馬克思曾經設想，奪取政權是實行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後者是唾手可得的。這句話的意思是，無論如何，事實上馬克思論點的意思完全是，當資本主義走完它的過程時，或者用我們自己的話來說，當物質和精神成熟時，奪取政權的機會就會出現。他想的崩潰是資本主義經濟機器由內因促使的崩潰。 (18) 資產階級世界政治上的崩潰只是經濟崩潰的附帶事件。可是現在，政治崩潰——或與它類似的事情——業已發生，政治機會業已出現，而經濟過程沒有一個地方接近成熟。「上層建築」比推進機制運動得更快。這是一種最非馬克思主義的局勢。 關在書房裡的學者也許會推測，如果認清事物現狀的社會主義政黨拒絕充當執政的特洛伊木馬，繼續留作反對黨，並同意資產階級去對付戰爭與和平時期留下來的爛攤子，事物將會怎樣發展。也許這樣對他們、對社會主義、對世界都會更好一點——誰知道？但對當時已經懂得他們自己與他們的國家共命運，並採取負責任觀點的人來說，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們堅定地面對一個根本解決不了的問題。 這是一個除非按照資本主義路線否則便無法運行的社會和經濟制度。社會主義者可以控制它，根據勞動者的利益調整它，榨取它，直到損害它的效率——但他們不能做特別屬於社會主義的事情。如果他們想要管理它，他們必須按照它的邏輯來管理它。他們必須「實行資本主義」。他們這樣做了。為把他們的措施用社會主義的言辭裝扮起來，要做一些事情，還要多少成功地使用放大鏡來察看他們的政策與每個事例中想像的資產階級使用的政策之間的每個差異。但實質上，他們必須做自由黨人或保守黨人在同樣環境中也一定會做的事情。雖然這是唯一可行的途徑，但對社會主義政黨來說，這是它們遵循的最危險的途徑。 (19) 情況並非完全絕望，或者從社會主義信仰的立場而言，並非完全不能防護。本世紀20年代初，歐洲的社會主義者有理由希望，有好運氣加上小心把握方向，他們會使自己處於政治權力的中心或附近，這就可以有能力擋開任何「反動」的危險，保護無產階級的地位，直到有一天可能不經暴力破壞，使社會社會主義化；他們將主持資產階級社會的溘然去世，與此同時，確保死亡過程一切順利，保證它不會捲土重來。要是除了那些進入社會主義者的或勞動者社會畫面的因素之外不存在其他因素，這個希望可能實現。 站在社會主義信仰的立場進行辯護，可能就是以上面提到的命題為基礎，那就是形勢是從未見過的，是馬克思預見不到的。資產階級受難者轉向社會主義者請求庇護——這種情況顯然在馬克思的圖式中是沒有規定的。可以這樣說，在這種環境下，甚至僅僅「管理資本主義」也是向前邁進一大步。這也不是根據資本主義利益來管理資本主義問題，而是在社會改革領域中做誠實的工作和以工人利益為中心建設國家的問題。無論如何，如果選擇民主道路的話，這是唯一可做的事情，因為形勢不成熟明顯而確實地表現在沒有大多數人選擇社會主義這個事實上。難怪在這樣環境中決心要接受官職的社會主義政黨大聲宣布它們忠於民主政治！ 這樣，這班渴望官職的政客是能夠從最高理論根據和無產階級利益中找到正當理由的。讀者不難想像，這樣的大愜人意的協調一定會給激進批評者怎樣的印象。但是，因為後來的事態演變引發許許多多人談論那個政策的失敗，並教導當時的領導人他們本應當做些什麼，我真的希望著重指出他們觀點的基本原理以及他們不得不在其中這樣做的社會模式的強迫性質。如果有失敗的話，其原因必須在愚蠢和背叛之外別的地方去找尋。為了使我們對此深信不疑，我們只需要看一看英國和德國的事例。 2．一俟民族主義狂潮隨著戰爭結束而消退，在英國出現真正的革命形勢，例如，群眾憤怒的情緒在政治罷工中突出地表現出來。負責的社會主義者和負責的工黨黨員被那種情況——也被全國正受形勢促使產生真正反動情緒的危險——完全驅使在一起，從此接受共同的領導，至少就議會上運用策略而言是如此。聯合力量的主要部分致力於勞工利益和（屬於勞工利益一部分的）幾個大工會辦事機構，以致幾乎立刻引起對此不滿的知識分子的反對。這些知識分子反對這個聯盟的親勞工性質，聲稱他們看不到這種做法是社會主義的。工黨黨員思想意識上的機會主義使這種看法顯得有點可信，但我們重視實際形勢不重視口號，就勞工力量當時接受麥克唐納領導而言，我們仍然把他們等同於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 成功地從革命形勢中脫穎而出，工黨在1924年麥克唐納執政之前逐步改善其地位。麥克唐納及其黨員表現得如此出色，以致甚至不滿的知識分子也暫時表示服從。在外交和殖民政策方面，這個政府能夠執行自己的主張——特別在與俄國關係上。在國內事務上，做起來比較困難，主要因為依靠一部分工人選票的保守黨政府一直（並繼續）按照條件允許儘可能執行財政上的激進主義。可是在立法上，工黨政府只限於做相對微小的工作，它證明有資格管理國家事務。斯諾登在財政大臣任上出色的政績，足以向全國和全世界表明，工黨適合執政。這件事本身對社會主義事業是一個貢獻。 (20) 由於工黨政府在議會中是少數，它不但必須依靠自由黨人的合作——與他們有很多的共同點，如自由貿易觀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依靠保守黨的寬容，這個事實當然大大促成上邊所說的成功，也使取得其他方面的成功增加很大困難，甚至變得不可能。他們的處境和保守黨人於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短暫執政時期的處境非常相似。它要像占有多數地位那樣採取負責態度是很困難的。但如上所說，它尚未占有多數的這個事實，即使用馬克思主義來判斷，證明採取較強硬行動路線的時間尚未到來——無論如何以強硬行動實行符合民主要求的任何計劃的時間尚未到來。 但一般黨員並不理解這一切。群眾更不理解：他們應該感激工黨，不但因為該黨本身所完成的業績，而且為了爭取工人選票的保守黨為他們做的那部分工作也是工黨的賜予。他們思念壯觀的重建建議和對他們切身利益的允諾，不知道他們天真地質問：「現在社會主義者上了台，為什麼他們不為我們做點事呢？」是多麼不公平。不甘心處於次要地位的知識分子自然利用這種情緒提供的機會來攻擊工黨分子支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來煽動當前的不滿情緒變成可怕的錯誤行為，而專橫的工會官僚們對此漠然置之。在他們的影響下，獨立工黨在此後在野的幾年中，尤其是麥克唐納不接受他們主張執行更激進的綱領時，逐漸變得不受控制。 (21) 就這樣，在許多人眼中，成功看來很像失敗，負責任看來很像怯懦。 但這是無法避免的。社會主義政黨政策（包括在「不成熟」條件下執政）中固有的困難和危險，被麥克唐納第二次組閣的歷史更清楚地證明了。 (22) 歷史學家已經懂得對羅伯特·皮爾爵士的政治家才能與風度應公正地評價。 (23) 我相信，他們將學會以公正的態度對待麥克唐納的政治家才能與風度。他突出的不幸是他登台於世界經濟蕭條開始之時，而這次蕭條正是以國際聯盟為代表的國際體系崩潰的直接原因。 有少許人可能在想——事實上少許人確實這樣想——根本性重建的機會已經到來。這種想法會使國家分裂為二，這樣的結果是不容懷疑的。但除了根本性重建外，實施擴大紙幣量加上非根本性社會改革——例如個別的國有化措施和外加的社會保障立法——並在國際關係領域依靠重商主義政策，這是有許多人推薦的計劃。可這個計劃的一部分無疑會加強經濟蕭條，而其餘部分——放棄英鎊的金比值和重商主義政策——意味著非常激進地與國家傳統決裂，與工黨本身的傳統決裂，以致社會主義者幾乎難以實行它，更難成功地實行它。要安全而有效地實行它，必須得到其他黨的同意，也就是要由聯合政府來實行。 因此，鑒於沒有可能組成聯合政府，麥克唐納及其助手投身於使他們建立的體系運轉起來的任務。在這樣的條件下，這個任務是他能夠承擔的所有任務中最困難的一個。當每個人叫嚷必須立刻做「某種事情」的時候，當各種類型的不負責任者有其講壇的時候，當群眾在抱怨，商人感到絕望，知識分子慷慨陳詞的時候，他們堅定地為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而鬥爭。在國內，他們維護金融秩序，他們支持英鎊，他們制約立法機器的增速運轉。對國外，他們竭盡全力——相當成功地——使日內瓦體系發揮作用，降低全世界的危機和緊張局勢。當時機來到，國家利益值得該黨冒險時，他們斷然行動，幫助舉國一致政府的成立。 在許多重要場合中，一個政策越是賢明，必然使公眾和知識分子批評者越不歡迎，回想起來使人憂鬱。這是一個確當的例子。對於不能把那種政策與英國比較溫和的經濟蕭條和隨後的穩步恢復相聯繫的知識分子批評者來說，那種政策中沒有任何優點，只有荏弱、無力、褊狹的傳統主義，如果不說它背叛地放棄社會主義事業。它也許是民主政治歷史上最好成就之一，也許是根據經濟和社會形勢的正確理解而負責地決定行動的最好例子之一，卻被批評者用「羞恥和憎惡」的目光看待，充其量他認為麥克唐納只是一個使馬失前蹄的蹩腳騎師。可是對他最有吸引力的假設是，麥克唐納政府在英國銀行家有魔法的耳語下，（或更壞）或者在他們的美國支持者的壓力下投降了。 不幸的是，這種胡言亂語是有真實重要性的一個因素，在試圖作任何預測時必須把它考慮進去。它會嚴重干擾社會主義政黨在我們生活著的過渡時代服務於文明事業的能力。但是，如果我們捨棄這個因素，也捨棄為國家利益作出犧牲的任何政黨從短期看來將為之受苦的陳詞濫調，我們將沒有什麼困難地認清，從長期看來勞工勢力極可能由於麥克唐納第二次組閣而得到加強。與羅伯特·皮爾爵士的第二次內閣的相似性再一次有助於說明這一點。皮爾的保守黨多數在廢除穀物法問題上分裂。皮爾一派雖然在人數上和重要性上大大超過麥克唐納的個人追隨者，但它很快解體。保守黨受到重創，證明沒有能力執政——雖然它又三次組閣——直到1873年迪斯累里的偉大勝利。但從那以後，直到亨利·坎貝爾-班納曼爵士1905年的勝利，保守黨執政的時間占三分之二。比這更重要的是，從政治上說，英國的貴族和紳士一直來 堅持他們自己的做法要比不曾去掉提高麵包價格的惡名時他們原來會做的好得多。 事實上，工黨在緊跟著分裂後的幾年裡很快恢復和鞏固在國內的地位。有把握說，即使在事物的正常進程中——也就是不考慮戰爭——社會主義者具有增加了的力量和更好的成功機會，不久就會再次組閣，而且他們會有能力採取比以往採取的更強硬的路線。但有相等的把握說，鑒於他們制訂的綱領和實施綱領的能力，他們的政策與麥克唐納的政策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主要在於實行社會化的某些個別手段。 3．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戰後經歷，在許多細節上當然不同於英國工黨。但是留在社會民主黨內的德國社會主義者一旦參加政府，決心反對共產主義，他們就和英國同事完全一樣從事於「管理資本主義」。如果我們同意這些前提，並考慮到他們過去沒有、在可以預計的將來也不能期望在聯邦議會中或普魯士議會中或在總人口中占有多數這個事實，其他一切事情都將以無情的邏輯隨之而來。1925年總人口約為6200萬，無產階級（勞動者及其家屬，我把家庭傭僕包括進去）的人數不足2800萬，這個階級部分選票歸其他政黨。「獨立勞動者」人口比上數少不了很多——大約2400萬——大部分不接受社會主義的信念。即使我們不算上層階層——比如說100萬——只計算可望投票的集團——農民、工匠、小商販——能爭取到的選票不會很多，這個情況不但眼前如此，即使在近期的將來也是如此。介於這兩部分人中間，有人數不少於100萬的白領雇員（包括他們的家屬）。社會民主黨當然理解這個階級的關鍵位置，花大力氣爭取它。但是，儘管取得相當成功，這樣的努力只有助於表明，白領階級比起根據馬克思社會階級理論所說的是嚴重得多的障礙。 (24) 這樣，即使共產主義者是社會民主黨人的同盟者而不是他們的死敵，這個黨依舊屬於少數。確實，非社會主義多數的所有派別並非都抱嚴重敵意：左翼自由黨人（民主人民黨）人數不多能力很強，他們一貫願意合作（在一定範圍內）。這個多數分裂為許多團體，它們沒有能力和諧一致地行動，它們的成員和支持者也不像社會民主黨人本身那樣有紀律，但那些既無能力又不願意從事充滿驚險事業的明智的人們依舊覺得，對於他們只有一條道路可走——民主道路——這條道路就是聯合政府。 最合格擔任同盟角色的黨是天主教黨（中央黨）。它強大而有力量。在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之前，看來什麼都不能動搖它的支持者的忠誠。它的組織極為出色。倘若教會的利益得到保護，它準備在實行眼前實際性質的社會改革方面走得和社會主義者本身一樣遠，在某些方面甚至走得更遠。對被取代的王朝不抱特殊熱情，它斷然支持魏瑪憲法。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它歡迎能保證它獨占利益不受侵害的分贓安排。這樣，諒解就以在外國觀察家看來是驚人容易的情況下達成。社會主義者以最尊敬和最得體的方式對待天主教會。他們毫無困難地與教皇達成契約，契約給予教士的比在異端霍亨索倫王朝統治下教士曾經得到的還多。至於政策方面，幾乎完全沒有意見分歧。 但是，雖然這兩個黨的聯盟是主要的，但沒有一個表示忠於魏瑪憲法的政黨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民主黨人、國家自由黨人、國民黨人（保守黨人）全被接納，甚至擔任極重要職務。聯盟作為普遍原則意味著妥協作為普遍原則。在各種措施上的必要讓步事實上是事先商定的。不能動軍隊，實際上它由自己選擇的管理部門管理，得到充分的供應。東普魯士得到補貼，一般說來農業是十分小心關注的對象。這一套政策的某些含義可能不十分符合社會主義的規範，把這個東西稱作計劃 ，使它更合出錢的無產階級的口味——也許讀者會感覺到，這些東西說白了，沒有一樣是新的。 在它對工業群眾和對它自己的綱領的態度上，社會民主黨越來越和工黨一樣。開始時，它通過一個十分溫和的法案，把包含在「社會化」一詞中最激進的特色插入法案的標題中作為象徵性的報償（1919年）。可是社會主義者很快把這一切束之高閣，以便致力於制訂美國人在新政中熟悉的那種勞工立法。這樣做使工會滿意，工會辦事機構越來越被允許成為該黨制訂政策機器的工作部門。 人們可能會想，對於一個有馬克思主義傳統（這種傳統繼續在黨的學派中流行）的黨，這樣做該是有困難的。但情況不是如此。除了一定數目共產主義者拂袖而去外，可以期望在黨內提出反對意見的知識分子，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中。和英國黨不同，德國黨已經在帝國、各邦和大都市的行政機構里有牢固基礎。此外，它在它的新聞出版業及別的地方有可以提供的自己的許多職業。這種任命職務的權力得到最大限度的運用。在文官職位、學術事業、大量公共事業及其他單位中，順從招來晉升。這些手段有效地使激進分子就範。 社會民主黨人對國家行政機器各部分的牢牢掌握，不但有助於更嚴格的紀律，而且有助於增加黨員和黨可以指望的選票。當然，它還用別的辦法增加力量。例如，社會主義者在普魯士自由邦得到占支配地位的權力。這使他們能控制警察力量，他們小心地選擇黨員或可靠的熱衷名利者充當大城市的警察局長。他們就這樣鞏固他們的陣營，直到他們的地位根據尋常標準看來達到堅不可摧的程度。再根據政治分析的一般規律，甚至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以提出如下論點而自慰，那就是，在那些戰壕里他們可以十分舒服地安頓下去，直到事物按照其長期進程，使他們從少數變為多數，目前只要拉上掩蔽最終目標 的帷幕就行了。引自《共產黨宣言》…… 撇開黨的權力機器的機制不顧，一般的社會形勢以及政治體制看來顯著的穩定。此外，針對許多個別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不論有什麼樣的反對意見，從總體上說，聯合政府的政策有利而不是不利於穩定。它所做的許多事情必定能得到我們真摯的尊敬。它所做的事情中沒有一件證明比缺乏威信與魅力的政權所做的引起公眾不滿的一般性措施更壞。唯一可能的例外在金融領域。這個政府體系的文化與政治成就的一部分，與政府支出的大量迅速增加有關。再者，支出資金的籌集方法——其中雖然包括十分成功的銷售稅——吸乾了積累的來源。只要國外資本繼續流入，一切進行得比較順利，雖然預算困難甚至現金困難在資本流入停止一年多以前開始出現。當它真的停止時，那種眾所周知的將破壞最具魅力的領導人地位的形勢就出現了。但總而言之，對黨及當政時期的指揮提出意見的社會主義批評家有理由誇耀不凡的成就，如果他們萬一能執政，他們應幹得一樣漂亮。 Ⅴ．當前的戰爭和社會主義政黨的未來 當前戰爭將如何影響現存社會主義團體的命運，當然要看戰爭的持續時間和結果。就我們的目的而言，我不知道怎樣加以推測。可是讓我們運用事例分析的方法，從大量可能事例中考慮兩種事例。 即使到現在（1942年7月），許多觀察家似乎預期，戰爭結束俄國將獲得巨大的力量和威望，事實上史達林將作為真正的勝利者出現。如果情形確實這樣，也未必可以作出推論說，其結果將是共產主義世界革命，或者甚至是歐洲大陸的「俄羅斯化」，以及上等階層的消滅和對非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團體的徹底清算。因為，即使不談英美可能對俄國勢力擴張的抵抗，也不能肯定俄國專制政權的自我利益會採取那種做法。但可以肯定的是，發生這樣一種結果——完全實行列寧綱領——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不過這種世界革命可能與馬克思的想像不同，對於那些願意接受它作為代替品的人來說，它無疑不再是白日夢，而且不只是與歐洲有關。 在那種情況下，正統社會主義及其所有主張的命運將被決定。在歐洲大陸上，假使法西斯政權不被打敗，它們的命運也毫無二致。但是，如果我們假設英美俄同盟獲得完全勝利——就是說依靠英美的力量實現無條件投降的勝利——那時我們很可能看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型或者工黨型的正統社會主義有好得多的機會在歐洲大陸生存下去，至少能生存一段時間。相信這個事態的一個理由是，人民如果發現走向布爾什維克和法西斯的道路俱被堵塞，很可能傾向社會民主共和國作為可以選擇的最明顯的道路。但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工黨型的社會主義可獲得戰勝國的好感。根據我們現在的設想，一個完全勝利的結果將是由英美控制戰後世界的事務——一種英美的統治，它在我們眼前採取的形式，根據我們知道的觀念，可以稱之為倫理帝國主義 。在這種世界秩序中，其他國家的利益與抱負只有在得到英國和美國理解和贊成時才能算數，這種秩序只有憑藉軍事力量建立；只有永遠準備使用武力才能維持。也許不必要解釋，在我們時代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下，為什麼對英美兩國說來，這樣建立起來的只能是適當地稱為軍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但很清楚，控制和警衛世界的任務是輕而易舉的，因為一方面在歐洲重建和新建小而無效率的國家，另一方面又設置工黨型或社會民主黨型的政府。尤其在德國和義大利，社會民主黨的破片是建立政府的唯一政治材料，這樣的政府可能在戰敗屈服期以後仍舊接受這個世界秩序，並能毫無心理保留地與世界保護國的代理人合作。不論這樣做的價值如何，這是自由 社會主義 的機會。 可是按照本書主旨的立場（不是按照其他立場），所有這一切都只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不論某個或某些特定的社會主義團體的命運如何。毫無疑問，當前的大戰將——到處不可避免地與戰爭的結果無關——意味著趨向社會主義制度邁出的另一大步。根據我們經驗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社會結構的影響，就足以使我們作出這樣的預測。不過這次在美國也跨出了一大步。 但那種經驗雖然是一個有價值的指南，卻是不充分的指南。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它甚至對於走向本書第二篇說明的那個意義上社會主義的社會力量而言，也是不能忽視的一段時間。其他一切不談，我們在這場戰爭結束時將面對與1918年時根本不同的經濟形勢、社會環境和政治力量的分布。無論如何這許多變化是在最近25年內發生的，是難以單單根據社會的一般趨勢預測到的。其中尤其是大蕭條，它衝擊微妙的形勢，震動社會結構的基礎，對任何地方都沒有對美國厲害。破壞社會結構更厲害的是對付蕭條所採取的政策，這主要歸因於部分是偶爾形成的政治結構，後果是明顯的。特別是已經逐漸形成龐大的官僚機構，到現在它的強大力量足以保持它的陣地和執行根本性重建的政策。 工商業和工商業階級的戰時賦稅負擔，沒有一個國家會以1919年後減輕的速度降低。這點本身可能足以使資本主義機器永遠癱瘓，因而為政府控制提供另一個論據。通貨膨脹，即使其趨勢不再超過譬如說美國眼前政治模式不能避免的程度，它完全可能直接地，或者通過被剝奪的債券和保險單持有人思想的激進化而間接地做完其餘的事情。此外，戰時管制在任何地方不會取消到1918年以後幾年的經驗使我們相信的程度。管制手段可以移到他處應用。在美國已經採取步驟為政府控制戰後調整準備輿論，不考慮資產階級的抉擇。最後，沒有理由相信，政府將放鬆對資本市場和投資過程已經實行的管理。可以肯定這一切加起來不等於社會主義。但在這樣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可能自稱為唯一可以取代僵局和不斷磨擦的實際辦法向人們兜售。 細節和用語在不同國家當然不同，政治策略和經濟成果也有不同。英國的發展比較容易預見。工黨人員進入丘吉爾政府響應國家危急的號召。但如上文業已指出，與危急狀態無關，他們當時在官職與權力道路上已走得很遠。因此，他們很自然地有能力單獨管理，或者——證明是最有效的辦法——在他們控制的聯合政府里管理戰後重建工作。戰時經濟將會實現他們某些當前目標。在相當大程度上他們只要保持他們已經得到的東西就行了。在沒有多少東西留下來可供資本家爭奪的條件下，進一步向社會主義目標前進，可以期望是相當輕易的。進行的方式有可能證明是坦率的，清醒地以井然有序的方法和主要得到同意後實行社會化。有許多理由，但主要是因為官方社會主義黨的衰弱，美國的情況較難預測，但最後結果不可能不同，雖然口號幾乎肯定不同——福利上和文化價值上的代價也不同。 再說一遍：只有本書限定其意義的社會主義，才這樣可以預測。其他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無法預測，特別是沒有什麼理由可以相信，這種社會主義的實現意味著正統社會主義者夢想的文明的來臨。更有可能出現法西斯的特徵。這是向馬克思祈禱者奇怪的回答。但歷史有時喜歡開令人難解的玩笑。 ———————————————————— (1) 事實上英國工黨於1914年單獨採取了嚴肅的支持和平的立場，雖然以後它參加了戰時聯合政府。 (2) 這就是為什麼戰勝國在強加的和平條約上，以一個條文來決定戰爭責任問題的企圖不但很不公平而且是很愚蠢的原因。 (3) 說不這樣做會損害國家事業，這也不是正確的。莫利勳爵的辭職顯然並未損害英國。 (4) 目前我們中有些人想法不同。但這僅僅表明我們離開自由民主主義的老錨地有多遠。把國家團結上升為道德準則是使人們接受法西斯主義的一條最重要的原則 (5) 這個情況在某種程度上也必須歸因於非社會主義改良的成功。 (6) 值得指出的是，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黨員絕不是完全從不妥協的馬克思主義者中招收的。考茨基和哈澤屬於那種人，但加入他們的黨的許多人不屬於那種人。例如伯恩斯坦加入該黨，一些其動機不是尊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人也加入了。不過這種情況不足為奇。正統馬克思主義當然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不贊成多數派所採取路線的唯一理由。這些修正主義者只不過具有與拉姆齊·麥克唐納同樣的信念罷了。 (7) 從1910年到1918年的增加完全是因為婦女獲得選舉權和簡化選舉資格的緣故。 (8) 在此之前，實際上在瑞士開過兩次會議——1915年在齊梅瓦爾德，1916年在金塔爾——我相信與原來的意圖相反，這兩次會議由於出席者不是官方黨的代表，因而具有不同的色彩。下文我將對它們略加敘述。 (9) 在那些目標中，有幾個會替18世紀外交家增光。巨大的障礙是階級鬥爭。歐洲大陸上的一些團體不談階級鬥爭活不下去，英國人有了它活不下去。所以，當合併工作在漢堡大會上完成時，在德文本和法文本上保留了「階級鬥爭」（klassenkampf和lutte des classes）字樣，而在英文本上這二字由難以辨認的委婉辭令代替。 (10) 英國和德國在戰爭問題上出現的分裂當然是一個不同的事情，但只有暫時的重要性。即使於1916年由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創立的德國「斯巴達克同盟」，雖然它在反對戰爭上比獨立社會民主黨所贊成的走得更遠，它從容地培養起明確的敵對態度，但即使在那個時候，它的言行也不超出（至少在正式場合）堅守埃爾富特綱領文字的範圍。據我所知，不論李卜克內西還是盧森堡夫人從未完全斷絕與該黨的關係。後者是布爾什維克做法最無情的批評者之一。 (11) 談到這種僥倖，布爾什維克主義可能應感謝德國總參謀部，根據它的命令，把列寧遞送俄國。如果有人認為這樣說誇張了他個人在1917年事件中的作用，在這個局勢中還有其他足夠多的碰運氣的因素，使我們相信這段歷史的奇特性。 (12) 在列寧時代，政府權力由他本人領導的政治局、屬於托洛茨基領地的軍事委員會和當時由捷爾任斯基管理的契卡行使的。蘇聯國家憲法沒有提到所有這三個機構，憲法把權力授予「人民委員蘇維埃」。也許在理論上應該稱它們三者為黨的機關。但黨就是國家。 (13) 應該注意到，共產主義者已經像丟棄民主主義一樣輕易地丟棄反軍國主義和不干涉主義。 (14) 匈牙利事例（貝洛·庫恩政府）頗有啟發性。上等階級的癱瘓和農民的漠不關心使一個知識分子小團體有可能不遇重大抵抗奪取政權。他們是一夥奇怪的人——有些人表現出（在巴伐利亞也一樣）真確無誤的病態症狀——完全不勝任這種或任何別種嚴肅的任務。但他們對自己和他們的信條有無限信心，不反對任何恐怖主義的方法，這些都有充分的證明。如果協約國不准許（或不命令）羅馬尼亞軍隊驅逐他們，同意他們上演他們的歌劇，有可能永遠繼續下去。 (15) 因此，說西方大國半心半意支持俄國各種不同反革命，特別是支持鄧尼金和弗蘭格爾的冒險事業是愚蠢和無效的是否正確值得懷疑。在我看來，不論是由於清醒地估計形勢還是由於運氣，西方國家得到它們能夠希望得到的東西：它們使蘇聯在緊要關頭保持中立，由此阻止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前進。支持得太少會危及它們自己的社會制度；支持得太多會陷入長期的、代價昂貴的、也許毫無好處的努力，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可能輕易地破壞它們的目標。 (16) 那個教士所寫書中表達的情感，根據下面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他認為「俄國實驗」的原則是一回事，而它執行的方式是另一回事。其實史達林政權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它對幾百萬犧牲者所做的事情，而是如果它希望存在下去，它就不得不這樣做 。換言之，那些原則和那種做法是分不開的。 (17) 當然，這點特別適用美國的共產主義團體。美國的政治條件不利於正式共產黨的出現——幾個縣的黨的司庫的工作一直停留在招募黨員階段。但共產主義成分的重要性絕不可用是不是正式黨的黨員來衡量。那些既非正式黨員又不是同路人的知識分子的確沒有參加黨的動機。他們只想留在黨外，因為他們不帶黨的徽章，如果能夠在製造輿論的委員會或在行政機關等地方占有一席之地，並能自由和完全真實地否認他們是政黨意義上的共產主義者，就能更好地為共產主義服務。像這樣的看不見的團體，如果沒有莫斯科的領導是無法採取一致行動的。 (18) 這部分說明了旨在表明資本主義事實上由內因促使崩潰的理論在美國備受推崇的原因。見第10章。 (19) 我不建議討論另一種可能性，即從根本上重新構思俄國的路線。因為在我看來，這樣的企圖必定會以混亂和反革命告終，這是十分明顯的。 (20) 此外，從黨的策略觀點看，這點使保守黨人遭遇的困難要比任性的激進主義給予的嚴重得多。 (21) 那個綱領提出銀行和某些關鍵工業的社會化，因而與正統社會主義路線是不符合的。但在當時環境下，它自吹自擂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麥克唐納的綱領是「改良主義的」——根據這個詞的經典用法，同樣很適用獨立工黨的綱領。 (22) 讀者可能未見到關於1926年總罷工的一篇評論。雖然爭相把總罷工徵象重要性縮到最小是符合兩黨利益的，雖然官方對罷工的理論業已相應形成，罷工的嚴重性要比在某種形勢下產生的一系列策略錯誤大得多，在這種形勢下工會大會必然會「發出嚇唬」，而保守黨政府必須會「責備嚇唬」。我們只要問問自己，罷工成功對政府權威和對民主政治的後果是什麼，就能理解罷工是具有頭等重要性的歷史事件。如果這個武器證明有效，工會將變成英國的絕對主人，其他政治、司法或經濟的力量除非得到工會的默許，將不可能繼續與之共存。處於這樣的地位，它們將不再保持過去的樣子。工會領導人無論如何不願意、也不得不使用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絕對權力。 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只有兩點需加注意。第一，上邊描述的形勢，特別是基層成員中遍布的並為不負責任分子孜孜不倦地加以鼓動的不滿情緒，與引起罷工有很大關係。第二，罷工並沒有像原來可能做到的那樣損害黨的權力。相反，罷工的失敗似乎產生群眾的激進化，群眾的這種情緒是1929年該黨成功的部分原因。 (23) 麥克唐納與皮爾的相似之處不但在於二人面對的政治和經濟形勢的某些特點（雖然皮爾有1836—1839年危機後進入內閣的有利條件），還有政治上的細節事情。兩人都大膽地甘冒黨的分裂的風險，並最後大膽地接受黨的分裂；而黨的領導人都被認為是「叛徒」。 (24) 面對這個事實，社會主義者通常用如下論點以自慰：非社會主義雇員正是迷途羔羊，他們尚未找到他們正確的政治位置，但他們最後肯定會找到的，或者說他們受到僱主不准他們參加政黨的無情壓力。第一個論點不能使馬克思主義團體外任何人相信——我們看出社會階級理論是馬克思一系列理論中最薄弱環節中的一個。第二個論點的虛妄是明明白白的事實。不管它在別的時候可能包含多少真理，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僱主，除了極少數例外，不可能影響他們雇員的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