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第二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果

統治世界的是很少的一點兒智慧 上節談了戰爭對我們時代社會結構和對正統（即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團體的地位和前途的影響，現在（1946年7月）還能再說上一些。到1942年7月，事情已很清楚，不論各社會主義團體 命運如何，總會出現另一次向社會主義制度 的大踏步邁進，這一次的邁進也出現在美國。同樣清楚的是，現存社會主義團體的命運決定於戰爭的持續時間和結果。最後還提到，如果戰爭以英美俄聯盟徹底勝利告終（意指敵人無條件投降），正統社會主義遭遇的結果將根據史達林是否以真正勝利者出現還是全部榮譽歸英美而有所不同。要是發生後一個情況，德國社會民主黨型的正統社會主義或英國型的勞工政黨將有極好機會改善它們在歐洲大陸的地位。 史達林是東歐已經出現的主人。英國和美國爭取在中歐和西歐保持其勢力。社會主義政黨和共產主義政黨的命運反映了這些事件。但還有極大地影響全世界社會局勢的另一個要素，那就是可以斷定有利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美國經濟發展。因此，本章首先論述正統社會主義和勞工主義的地位，特別論述英國的形勢；其次論述美國引人矚目的工業成功可能產生的影響；最後論述俄羅斯政治成功的可能影響。所以我們的議論自然地分作三個部分，即 Ⅰ．英國和正統社會主義 Ⅱ．美國的經濟可能性 Ⅲ．俄國的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 Ⅰ．英國和正統社會主義 許多事實表明，不計俄國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社會局勢的影響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相似，只是更為強烈。也就是說，我們將看到現有的向社會主義生產組織（本書限定意義上的 ）發展的趨勢加快。 這些事實中最重要的事實是英國工黨的勝利。如在上一章中業已指出，這個勝利在意料之中，不會使任何人驚訝。這個勝利也不比我們預期的更加完美。由於英國選舉制度的性質，實際議席再分配很容易示人以誇張的畫面。工黨得票約1200萬張，保守黨為1000萬張。自由黨的好日子當然已經過去。但僅存的十幾個自由黨議員所代表的選民超過任意挑出來的72個工黨議員所代表的選民。換言之，在比例代表制下，工黨並沒有占有超過保守黨與自由黨加在一起的議會多數，而且工黨—自由黨的聯合能得到寬餘的多數。英國選舉制度的基本原理在於產生強有力的政府，避免出現相持不下的僵局。這個例子裡的情況就是這樣。但在估計什麼在政治上可行，什麼在政治上不可行時，與議會形勢不同的國內形勢依舊是需加考慮的事情。這個明顯的推論由於下列事實而加強：即比官方工黨更激進的團體在選舉中顯然未能改善它們在議會中的地位：獨立工黨剛好保持它的三個議席，共和黨（Commonwealth）加上共產黨失去它們原有四個席位中的一個。鑒於存在許多期待「激進化」的理由，這一情況確實值得注意，也是英國政治成熟得令人矚目的證據。 這種形勢必定會表現出來。事實上它已經在內閣的面貌和在採取或預示的措施中表現出來。請讀者重讀一下本書上文《立法前的社會主義政策》中的內容（第19章，第4節）就能看到，首先，工黨想做的或提出要做的全部事情全都符合那段文字簡略舉出的綱領的精神和原則；其次，實際做法沒有走得這樣遠。特別是英格蘭銀行的國有化是極有意義的象徵，因而可以算是令人注目的歷史裡程碑。可是這件事的實際重要性可以說等於零：這家銀行自從1914年以來一直是財政部的一個部門，在現代條件下任何中央銀行都和它一個樣。其他如煤業法案或充分就業立法，在英國幾乎不再爭論。工黨政府處理這些事情的方式或者可能採取的方式，推測起來會得到幾乎普遍的同意。對根本原則問題的辯論無疑會使嚴肅的工作活躍起來；這不是因為這些問題或對這些問題的分歧十分重要，而是因為沒有它們政府和議會將無所事事，名存實亡。這一切均是應有之義。無疑這又是「管理資本主義」的做法，但由於這場戰爭，還由於時間的推移，這樣做的時候目的更加明確，措施更加堅決，並且更清楚地看到最終消滅私有企業的前景。無論如何有三點應予特別注意。 第一，顯然，政治行動與社會及經濟形勢事實這種幾乎理想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從私有財產社會的立場來看是非常危險的。不論知識分子極端主義者可能怎樣說——當然工黨政府的態度使他們有事可做——向社會主義英國邁進的步伐更加堅實了，因為對此胡說八道是不大聽到了。認真負責地採取的步伐，絕不會往回退。除了從外部來的擾亂，有可能避免出現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災難。如果政府成功地把握住它的路線，它將恰當地完成處在權力不足的工黨政府（如麥克唐納政府，見上文27章第4節）的任務和未來工黨政府（它將占有議會多數和選民多數）的任務之間的任務。這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唯一希望，歐洲大陸的這種希望當然會因英國範例而多少得到加強。 第二，在上一章我們曾經提到，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家絕不能預計到，也不能期望他們預見到，會出現政治權力硬塞給工人而資產階級受害者會向工人要求保護的局面。我們還提到一件他們不能預見的另一件事，即證明不需正式 破壞資本主義制度的法律體制，只使用諸如稅收和工資政策這種非激烈革命手段就有可能徵用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結構。戰時稅制和戰時控制肯定不能完全保留。但從那些措施上後退，可能會在能自動完成某些最受歡迎的社會主義政綱項目的那一條線上停頓下來。納稅後收入的平均化已經實行到損害俄國人說的諸如醫師或工程師那樣的「專家」的效率的程度。這肯定是由臃腫而浪費的機關做出來的，人們不久就會看到，較好的辦法是限制交納直接稅後的收入，而不是支付以後又得收回的收入。但無論如何，要榨汁的橘子連同許多激進的辭令，總是容易變成乾巴巴的。 第三，假使在下次大選中，工黨改進了它目前的地位，得到大多數選民的支持，政府將做些什麼？他們在平均收入方面會走得稍稍再遠一點；他們會根據貝弗里奇計劃或別的方針比任何政府更多地改進社會福利；他們在企業社會化方面會走得相當遠。可是這三項工作並不好做。我們已經懂得，在現代英國的條件下，對大規模社會化不會產生多大純粹經濟上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抗拒也不可能是嚴重的障礙；英國依靠她的實業家的程度比1917年的俄國大得多，可是，除非不必要地引起他們的對抗，是可以得到他們的合作的。最後我們也不需把對社會化熱忱信徒有強大吸引力的論點，即內閣制不適合實行社會化任務，看得十分重要：那些沉湎於專制手段幻覺的知識分子當然會懷疑它的效率；但要民主地實行社會化，它是唯一有用的制度——對社會化企業的實際管理當然需要半自治的機構，內閣必須像與（譬如說）軍隊總參謀部合作那樣與這些機構合作。真正的問題是工人。除非社會化招來經濟崩潰，一個社會化的政府不可能忍受目前工會的所作所為。最不負責任的政治家，在可以設想的情況下，必須面對只有俄國業已解決的現代社會的基本問題——工業中的紀律問題。意欲實行大規模社會化的政府將不得不實行工會的社會化。事實表明，在一切事物中工會是最難社會化的。但問題不是無法解決的。在英國，以民主的政治方法成功地解決問題的機會要比其他任何地方為多，但解決的途徑可能是曲折而漫長的。 除俄國外，歐洲大陸的政治形勢基本相同。在有選擇自由的地方，我們看到群眾保持或恢復忠於社會民主黨或忠於天主教政黨的強烈傾向。最明顯的例子是斯堪的納維亞諸國。但同樣的傾向甚至在德國也感覺得出來，可以有把握地斷言，如果德國有自由和不受外來影響，某種十分類似魏瑪共和國的東西將從目前苦難中出現。雖然這方面的證據由於英美當局對社會民主黨人表示的喜愛而部分失效，但它又因俄國當局允許在它的地區里恢復社會民主黨組織而加強。把辦不到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不合理地強加在德國人民頭上當然會使工人政黨政府喪失信譽，並消失現尚存在的鞏固其地位的機會。但是，如果為了心理實驗起見，我們選擇不考慮俄國因素，同時如果我們進一步願意假定，美國和英國會以通常體面和合乎常識的方式對待德國，以上就是可以採取的一般判斷和預測。其他國家也可以採取同樣的預測，雖則有各種不同的限定條件：工黨政權——在天主教國家裡多半與天主教政黨組成聯合政府——在其左面有土生土長的不太重要的共產主義團體，其政策比20年代更為進步，但不論經濟上、政治上、還是文化上，它體現的還是同一路線。奧地利這個小小的例子很有啟發性。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保守分子組成的天主教政黨）幹得很好，共產主義者幹得不好，社會民主黨人差不多恢復了原有地位，大多數倖存的原領導人牢牢地占據黨的高層領導崗位。就總的原則而言，甚至這個黨的綱領與以前相比也沒有多大的變化。新近趨向社會化的行動，不是經過選擇作出的。其他小國家的情況——只要不受俄國操縱——也屬於同一類型，包括義大利在內。法國的情況，由於共產黨的力量強大，與這個類型不同（見下文第3節）。只因我們除了自己模式外，沒有能力懂得其他任何模式，使我們不能理解西班牙的情況確實是所有各國事例中最不成問題的。 (1) Ⅱ．美國的經濟可能性 （1）　通過稅收的收入再分配 （2）　巨大的經濟可能性 （3）　實現經濟可能性的條件 （4）　過渡問題 （5）　停滯主義者的論點 （6）　結論 （1）在討論英國事例的時候，我們已注意到，在現代條件下，有可能運用稅收和工資政策從資產階層抽走大部分馬克思主義術語稱為剩餘價值的東西，這在一定程度上是19世紀馬克思主義者夢想不到的。 (2) 這種觀察結果也適用於美國。在一定程度上（這點不能被普遍意識到）美國的新政甚至在戰爭之前就在剝奪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指出一組數字就足夠了，這組數字表明1936年以前（個人）所得稅 和累征所得稅 增加的後果：1929年實際付出的總收入 估計為806億美元，可徵稅收入超過5萬美元的階層在徵收所得稅和累徵稅後保留52億美元；到1936年，實際付出的收入總數估計為642億美元，5萬美元以上收入階層所保留的收入只有12億美元。 (3) 10萬美元以上的可徵稅收入，如果把遺產稅計算在內，那時甚至全部都被徵收光了。從天真的激進主義觀點看來，使用這種手段和嗣後沒收手段的唯一不足是它們還不夠徹底。但這並不改變我們眼前關心的事實，即與戰爭無關的龐大數字的財產轉移實際上業已實行，其數量可以與列寧實行的轉移相比較。目前可處理收入的分配與俄國實際施行的分配完全可以比較。特別是從下邊事實來看更加如此，即由於上等階層支出中個人服務項目和包含相對多勞動量的商品所占比重越來越大，上等階層美元的購買力在美國要比下等階層美元的購買力下降得很多。 (4) 此外，我們可以再說一遍上文有關英國的另一種觀察結果。上等階層所受的壓力當然不限於「5萬美元或以上者」。它擴及下至5千美元的收入，但壓力程度遞減。這種情況有時形成許多必需效率的損失，尤其是對於中等成功的醫師是這樣，這是不能有任何懷疑的。 那麼，迄今戰爭及其自然後果——勞工糾紛——對美國社會結構的影響，看來和英國的情形完全一樣。美國沒有組織良好的全國性工人政黨的事實，可能會使我們推測，美國有朝向基爾特社會主義而不是朝向中央集權社會主義發展的可能性。要不然，這個事實只會加強本書詳盡論述的預測，由於壓力集團和政黨一樣有強大力量而責任心卻少得多，因而是更有效率的攻城槌。 （2）但是美國形勢的另一種事實是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沒有的，可以想像這個事實影響我們對至少今後50年左右短期內私營企業制度機會的判斷，它就是我們現在目睹的巨大工業成功。某些觀察家似乎在想，打贏這場戰爭加上保護美國工人免受匱乏的工業成功，也將支配戰後局勢。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消滅建立社會主義的全部理由，只要這個理由純屬經濟性質。讓我們以最樂觀的觀點談談這個論點。 暫時不談複雜的過渡問題，把1950年定為第一個「正常」年份——預測者十分通用的做法——我們以勞工統計局1928年物價水平指數來計算這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生產的全部商品和勞務未扣除折舊和損耗前的價值——假定為2千億美元。當然這不是這一年可以期望的生產實際量的預測；也不是高就業水平下（即使不是充分就業）能達到的可能生產量的估計數。這是若能滿足某些條件就可以達到這個生產量的估計數（條件將馬上提到）。像這樣的數字是高的，但它既非不正常——有人提到過更高的數字——也非不合理。它符合過去經歷的這個經濟制度的長期平均成就：如果我們把「每年3.7％正常增長率」（見上文第5章）應用到1928年大約900億的國民生產總值數，我們得到1950年的數字稍稍低於2千億。當然不應該給予這種計算法不應有的重要性。但我仍然要再說一遍，有人反對說，這樣的推斷沒有意義，因為 30年代的產量沒有達到這個增長率，可是反對意見沒有看到問題的要害，只證明反對者沒有能力掌握它。無論如何，就可能的生產量而言，這個制度戰時實際表現所提供的標誌肯定有更大的說服力：要是戰時統計數字可以用作依據的話，1943年國民生產總值按1928年的物價水平調整後，其數量遠遠不止達到1950年2千億的目標。 現在假定 這個可能性實際上實現了。 (5) 同時讓我們留出充分的400億用作替代舊投資和增加新投資（包括住房建築），這個數字是2000億的20％，百分率相等於庫茲涅茨教授所說的1879—1929年50年的平均數。 (6) 其餘1600億的重要意義如何，要根據兩個事實而定。第一，只要沒有惡劣的管理失當，這個數字代表的龐大有用的商品和勞務（仍不包括新住宅）能允許甚至最貧窮的社會成員（包括老年人、失業者和患疾病者）也達到滿足經濟需要的水平，能消滅（在每周40小時工作條件下）任何可以稱為苦難或匱乏的狀況。本書論述中曾經強調，建立社會主義的理由決非完全是經濟的，還指出日益增加的實際收入迄今完全不能博得群眾或他們知識分子同盟者的好感。但在這個事例中，允許的東西不但驚人的多而且立即兌現：實現這個允許主要是我們具有戰爭中業已證明的能力與資源，把為戰爭目的而生產（包括向盟國出口消費品）轉變到為國內消費而生產；1950年後這個論點的應用更不容置疑。第二，只要沒有惡劣的管理失當，所有這一切能夠在不破壞資本主義經濟有機條件下完成，有機條件包括對企業成功的高額獎勵金，以及為使資本主義機器按照設計運轉所需要的一切收入不平等。只有在美國，在現代社會改良計劃後面不會潛伏著選擇 經濟進步與選擇立即增加群眾實際收入的兩難困境，這是任何其他地方都會癱瘓每個負責任者意志的根本性的困境。 此外，有了2000億的國民生產總值，要在不損害經濟機器條件下籌集400億國家收入就不困難了。按照1928年的物價，有300億的收入就足以提供資金使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在1939年實際完成其任務，並能提供大大擴展的軍事設備的經費和支付1939年後出現的公債和其他長期債務的本息。 (7) 這樣支出後1950年大致上還可留下100億——按1928年物價計算，如出現較高物價水平，這個數字也相應提高 (8) ——在下一個10年里留下的數字還要大得多，可用作創辦新社會服務事業，或者改進現有的社會服務事業的資金。 （3）就是在這裡，即在政府財政和管理領域裡，我們上述但書——「沒有惡劣的管理失當」——使我們深切地感到極為生動。因為在這個領域裡，我們確實有過真正惡劣的管理失當。按照目前的原則和目前的做法，要從2000億國民生產總值水平上籌集400億，又要不傷害經濟機器是不實際的。而300億——或者在1928年物價水平上相當於300億的任何數字——能滿足上面提到的需要也是不實際 的，只有整個國家行政機關實行合理化，消滅了雙軌或三軌活動——如我們在所得稅事例中必須提到的一個例子——才有實現的可能。所謂雙軌和三軌指的是聯邦機構與聯邦、州和地方機構的重疊，缺乏有效的協調和明確的各自責任。在聯邦方面主要由於沒有組織嚴密的「部」，卻存在眾多的半獨立的「部門」或「委員會」，以及許多其他產生浪費和阻礙提高效率的根源，但最重要的是存在花費1億足夠的地方喜歡花10億的那種浪費風氣。目前的事態預示政府管理財政金融和工業凶多吉少，事實上，事態本身就是許多非「經濟保皇黨人」 (9) 反對這個事態的正當而充分的理由。 事情還不限於此。節約 ——這個詞現在變得多麼不得人心！——在某種意義上說，對一個窮國十分必要，對富國就不很必要，換言之，浪費在窮國而不在富國形成匱乏的威脅。但從另一個意義上說，節約——真正的節約而不是官僚機構和議會那種虛假的節約（它們在十分樂意節省幾個便士的同時亂花幾十億）——使富國有效利用其財富和使窮國保證人民溫飽上二者一般必要。 (10) 這點不但適用於政府行政機構的費用。也適用於各種不同福利支出的基金的使用。當然最適當的例子是支付給個人的失業救濟金，除非就業的和失業的工人的行為像俄國那樣在政府的控制之下，為支持失業者基金的節約使用，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失業者得到的救濟金必定大大低於他能希望得到的工資。如美國勞工流動統計數字表明，這個國家裡正常有大量支付給半自願和半非自願失業的救濟，救濟金負擔由於寬鬆的失業救濟金管理或者由於它相對於工資的高比率，必然不斷加重，勢必破壞達到2000億目標的可能性。 為了證明這個可能性是合理的，還有另一個條件必須做到：「政治活動」和官僚機構務必不可阻礙我們達到這個目標。最明顯不過的是，當經濟有機體最重要的「作用參數」——工資、價格、利息——被轉移到政治領域，並在那裡根據政治比賽的需要而運作，或者有時更加嚴重，根據某些計劃者的主觀意念而運作時，一定不可能按照原來設計那樣發揮作用。有三個例子必定足以說明這個道理。第一，當前實際的勞工形勢，如果繼續下去，其本身足以阻塞向2000億國民生產總值的目標進展，更不必說超過這個目標。造成這種情況的唯一理由是這種形勢形成的工資率；企業家計劃的混亂和就業工人的無組織，也同等重要。這些狀況不但阻礙產量的可能的擴大，而且使就業低於原來可能達到的水平，因為它們使每個人覺得儘可能少僱工人才對他們有利——導致一種「逃避雇用工人」的傾向。 (11) 第二，不管讀者相信價格控制有什麼好處，這個辦法實施至今證明是妨礙產量擴大的另一個障礙。我聽說史達林主義政權鼓勵人們批評它的官僚主義。顯然我們並沒有這樣做。我願遵從現行的禮節，直率地承認許多有才能的人在價格管理局內作出了極佳的服務；許多才能略遜的人竭盡他們的努力；同時我願抑制存在於我內心的對它迄今為止取得成就的懷疑，特別是因為它最顯著的失敗與它未加控制的環境有關。但確實應該承認，至少在當前和以後，除非意圖迫使 私營企業屈服，否則鼓勵工資率增加政策加上價格控制對於促進產量擴大是不合理和有害的；我們應該承認，由於價格管理機構能夠非常有效地「控制」某些沒有什麼政治力量的生產者的價格，不能同樣地管理政治力量較大的生產者的價格，結果打亂了相對價格體制，降低了這個體制的經濟效率；我們還應承認，並非固定價格本身造成全部損害，同等重要的是，「津貼」高成本生產者和「榨取」低成本生產者的辦法獎勵了低效率。 (12) 像現在這樣受輿論強烈支持的官僚機構對工業自治——自行組織、自行調節、相互合作——的頑固敵意是走向有序進步的第三個障礙，從而也是向可能解決許多經濟周期政策問題最後還有解決社會主義政權過渡問題發展的第三個障礙。官僚機構的發言人莫不否認說，這個看法毫無根據，因為實業家的聯合行動只有含有「勾結性抑制」的意思時才成為非法並被起訴。但即使對流行做法的這個解釋可以接受——對什麼是形成勾結性抑制或是一般性反社會行為的官方理論也可以接受 (13) ——下面三點還是正確的：（a）「抑制」這個概念包括許多在價格與產量政策方面進行工業合作的意圖，甚至這種合作確實能發揮極為需要的職能；（b）那種是非比較難分的問題和那些具有抑制成分但不形成協議主要點的問題，不一定為許多人公正地加以考慮，他們中有的不夠熟悉商業問題的性質，有的猛烈反對這個制度或者至少反對這個制度中的「大企業」部分；（c）永遠存在因違法受檢舉的威脅，而違法行為與不違法商業行為總是難以區分的，這就可能對商業行為產生誰也不願施加的影響。 最後一點說明從未得到應有注意的勞工糾紛、價格管理局糾紛和「反托拉斯」糾紛的一個側面，那就是企業家和管理人員的精力耗盡，實業家不停地被迫離開他的事業正道，不但必須面對天天變樣的法制規則，而且必須被「召喚」去這個或那個委員會，再也沒有解決技術問題和業務問題的精力。十個經濟學家中沒有一個認識實業家這個特定的「人的要素」畢竟就是個人的機體——雖然任何明白事理的人不可能不會（例如）把1945年工業生產中的體力量指數的相對可憐的表現與這個人的要素聯繫起來作為許多原因之一 ，這就充分暴露了經濟學家的機械態度和他們遠離「實際生活」。事情還不限於此。管理企業的成功在目前條件下絕大部分依靠應付勞工領袖、政治家和國家官員的能力，而不是依靠經營能力——這個詞的正確含義。因之，除了有條件雇用各種專家的最大企業外，占有企業的領導位置的往往是「向官方行賄或疏通者」和「處理麻煩事情老手」，而不是「管理生產的里手」。 讀者可能覺得，執行這一切現象所表明的路線的政策是不會成功的。它必然會在正義憤怒的風暴中崩潰，在毀滅的岩石上或其他形式的抵拒下失敗或垮掉，因此，2000億的目標本身比白日夢好不了多少。可是，事實並不完全這樣。一方面，美國的經濟機器強大，足以經得起某些 浪費和不合理現象——如我們知道，包括某種可以避免的失業和為個人自由付出的代價。另一方面，政治家和公眾近來表示出某些「甦醒過來」的跡象。我們必不可忘記本書多次強調的人性可鍛性（特別見第18章，第2節）。新政的實驗和戰爭時期的實驗可能不是結論性的，因為工業資產階級從不期望這些條件會持續下去。可它們也許起了某種「教育」作用。這樣，對現有稅製作相對微小的調整也許就是所需要的全部，即使不能達到最高效率，也能達到適當程度的效率。 (14) 另一方面，相對微小地增加法律保護——也許可用恰當制訂工業法規做到這點——有可能去掉實業家工作日中遭受專橫干預造成煩惱的毒刺或威脅，而管理機構不斷增加的經驗和工作人員的更好訓練可能做好其餘的一切。 (15) 此外，不久以前，有一定證據證明美國願意接受像國家復興法案那樣的立法。至於勞工形勢，也許從下面事實可以得到一些慰藉，那就是根據深思熟慮路線所制訂的政策，不但不需放棄大多數人認為是新政中社會改革重大成就的任何一個項目，而且為進一步前進提供經濟基礎。特別應注意的是，年工資制度 只有以做最大壞事的方式來引進、管理和供給資金時，它才威脅我們達到目標的機會。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一個完全可能的命題。 (16) 即使如此，要期望這些必要的調整都能實現——或者甚至期望國家的政治條件能夠產生承擔如此嚴肅而無私、為口號醜化的、充滿細節困難的、顯然無人感謝的工作的意志——是要有充分樂觀精神的。許許多多人會喜歡從這個任務中浮現而出的美國，但他們憎恨承擔這個任務的人。 （4）我們尚未提到過渡的問題 。這些問題事實上只有下述這方面和我們的主題有關：過渡困難所產生的局勢和導致採取的手段很可能半永久性地阻止產量的擴大並使我們對「可能性的估計」全部落空。最嚴重、也是最明顯的情況是通貨膨脹的危險。1920年批發價格指數大約是1914年的2.3倍。價格上升發生在一場戰爭努力之後，而那次戰爭努力不但在商品和勞務消耗上遠比最近這次戰爭努力數量少、時間短，而且每單位商品和勞務支出也比較謹慎負責。現在需求量之大是當時不能比擬的。而稅收優惠為投資者永遠保持大量戰時公債提供充分動機。目前的情況是，調整後的存款總數 （不包括銀行相互間存款、美國政府存款和在途未收存款）和銀行外通貨總數在本年4月份達到1740億（1929年6月為551.7億，1939年6月為609億），還沒有說到公眾持有的政府債券有多少會變為現金用於還債以外的其他用途 。任何明白事理的人應能對這些在特定環境下意味著什麼形成自己的意見，尤其是鑒於政府鼓勵或默許任意而普遍地要求較高的貨幣工資率——因為通貨膨脹通過工資清單到來。 (17) 這位明白事理者在宣揚「不存在通貨膨脹」的作家 (18) 和看到猖獗通貨膨脹迫在眉睫的作家之間會發覺不難作出判斷。為了提出與我們的論證有關的一個論點，並在面對不可能在這裡令人滿意地討論這個問題的情況下，讓我僅僅為了使事情明確起見，提出我的見解：在我看來有可能把1950年的價格水平定為大約高過1928年數字的50％（這段時間中間有幾次突破這個水平）；在我看來，在這個範圍內使價格水平運動作為調整的工具是合理的 ；在我看來，人們對一般價格的這種程度的增加的恐懼和對以後幾年價格從這個水平下降的恐懼是被大大誇張了。但為了使價格不可避免的增加保持在那個限度之內，必須實施幾個措施，這些措施全都極不受歡迎，為使它們產生預期效果，需要具有我尚未遇見過的豐富經驗和才能，其中有幾個措施將在某種程度上降低產量擴大的速度；任何人知道如果不干預生產，就不能阻止威脅人的通貨膨脹。現在從另一方面說，如果什麼都不做，只設立另一個價格管理局，甚至根據激進派所持的理論，向未受通貨膨脹威脅的收入課重稅，同時不顧後果地提高工資率，那麼極可能出現一種局勢，此時，華盛頓政府可能不顧一切地依靠笨拙而蠻橫的手段，如採取貨幣貶值、「凍結」存款、實行「直接控制」、懲罰「投機暴利者」和「壟斷者」或其他替罪羊，同時小心地不侵犯農民的利益。這一切會破壞原來計劃，以至於把我們帶到（不是2000億目標）某種半生不熟社會主義的邊緣。有這種可能 。當然還有其他種種可能。 （5）還要注意對許多經濟學家說來是戰後典型的問題：怎樣保證有充分的消費。迄今，我們的確看到許多理由，使我們懷疑規定的目標——1928年美元價格水準的2000億國民生產總值——到1950年能否實際達到。但所有理由都建立在對經濟過程以外 的障礙可能阻塞實現目標途徑的可能性上。無論如何，經濟過程本身能完成那個目標的力量已經引起許多經濟學家的懷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是全部）寫過關於政治信念和科學信念的文章。我們想用一個相當流行的名詞稱呼他們：停滯主義者。 (19) 停滯主義理論適宜的典型是由已故凱恩斯勳爵提出來的。讀者只要研究一二項最近幾年出現的對戰後需求的估計，就能使自己十分熟悉這個理論應用於當前事例的情形。 (20) 作這些估計的作者在估計1950年潛在 生產量的數字上與我們是一致的，也就是與我們同樣巨大，以致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可以繼續主張2000億國民生產總值。他們甚至比我們更樂觀，因為他們不堅持一定需要一個有利於資本主義成功的環境條件， (21) 理由是他們心照不宣地假定，當前的政治、行政和勞工的實際狀況是不會改變的。此外，我不堅持反對他們提出的失業必然減到最小的估計或對他們統計方法有效性表示異議，我還接受他們作出國民淨收入 和可支配收入 （個人支付稅和強制性非稅支出後的收入總數）數字可以達到的種種假設。為了明確起見，讓我們假定這筆可支配收入合計大約為1500億，而公司未分配的利潤數約為60億。 (22) 戰後需求指的是預期私人家庭花費在消費品上（不計新住宅）的總數，它當時是這樣得到的：根據戰前時期（譬如說1923—1940年）的數據，計算每人在這些消費品上的支出和每人的可支配收入（二者均按生活費用指數調整），算出二者之間的平均關係，再把這個關係應用到1500億的可支配收入上去。 (23) 如果這個計算方法得到的總數為1300億，那麼剩餘200億的數量是儲蓄，或者，如果我們在此數上面加上公司未分配利潤，儲蓄就是260億。這個論點通常繼續去探查這筆儲蓄總數可能的出路即投資機會（新住宅建設、存貨、工廠和設備的增加、國外投資），並作出結論或者提出意見認為，這些投資機會不可能吸收1950年充分就業水平下國民收入中人們想要儲蓄的那麼多的數字，至少沒有政府幫助不可能完全吸收。因此，政府的國內支出或政府強制「國外投資」的行動是必要的。但後來另一個建議為人們所喜愛。因為在當前條件下，主張政府赤字開支的任何人顯然有被人取笑的危險，華盛頓的經濟學家已經轉變方向推薦平衡預算了，他們要求在極高水平稅收上平衡的預算，稅收採用高累進率，用以消滅高收入，而這正是威脅儲蓄的主要原因。因為高收入獲得者才有儲蓄。所以這樣做符合「在現代社會裡，失業的最終原因是收入不平等」的口號。 由此可見，我們期待能解決許多經濟和社會問題的高水平的國民收入，其本身反而成為所有問題中最嚴重的問題。因為高收入意味著高儲蓄，又因為這些儲蓄不能被投資支出完全抵消，經濟就不可能保持在收入和就業的高水平上——除非財政政策硬把水平保持在那裡——如果真的能達到這個高水平的話。應該看到，這種理論能得到（至少部分）輿論的支持，特別是實業界輿論的支持。沒有比下面這個觀點更普通了，那就是只要我們能夠引導人們「全部用光他們的收入」，或者只要我們能夠「得到足夠的消費者需求」，一切問題都能解決，一切都能順利。為什麼與任何政治綱領（包括政府支出或收入平均化）肯定沒有利害關係的明智之士對這一點仍感到關心，這是一個有興趣的問題。這個國家的推銷員心理加上戰前20年的經驗，就是我為這個在討論的理論沒有被一笑置之的驚人事實所能提供的全部解釋。 那些反對這個理論的人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爭辯說，國民生產總值和由此產生的國民收入要比估計者假定的數字小，而投資機會實際上比估計者設想的數字大，估計者估計前者時是這麼的樂觀，而在估計後者時卻是這麼的悲觀。這些議論以及類似的議論可能包含不少真理。特別是，可以著重指出，1830年時沒有人預見到或者能夠預見鐵路時代的資本需要或者50年後電氣時代的資本需要。但決定性論點比所有這些簡單得多。這個理論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上，即按照不變的心理學規律， (24) 個人儲蓄與有沒有投資機會無關。顯然這不是正常的情況。在正常情況下，人們儲蓄希望得到金錢的回報或某種「投資利益」的服務。不但是大量的個人儲蓄，而且實際上所有的工商業儲蓄——形成總儲蓄的大部分——都是懷有特定投資目的去儲蓄的。投資的決定一般總是先於儲蓄決定，投資的行動常常先於儲蓄決定。甚至在一個人不懷有特定投資目的而進行儲蓄的那種情況下，在他作出投資決定前的時間延誤，使他受到延誤時間內報酬損失的懲罰。看來可以由此推定，第一，除非人們看到投資機會，他們不會正常地儲蓄，在消失投資機會的情況下，很可能也消失儲蓄；第二，每當我們看到人們表現「寧願保存現金和存款」的傾向時，也就是說他們只有儲蓄願望而沒有投資願望——一種窖藏的願望——必須以特殊理由來解釋，不能求助於專門設想出來的心理學規律。 這種特殊理由是存在的。其中有一個理由在周期性經濟蕭條的最低點——大致上平均10年中的1年——有相當重要性。當周圍事物漆黑一團，人們不論幹什麼，能夠預期的只是損失。那時候他們當然拒絕用現有儲蓄去投資（甚至拒絕他們先前事業結束時收回的資金作再投資），或者他們將延遲投資，以便在價格進一步下跌中獲利。與此同時，由於人們預期他們的經營收入即將受損或者即將失業因而減少收入，儲蓄的數額不但不會減少反會增加。這是蕭條機制里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政府的赤字開支確實是一項最明顯的打破此種「惡性循環」的手段。無論如何，不能以此為據，為任何「過度儲蓄」理論辯護，因為這個理論的出現只能是經濟蕭條的後果，因而不能用它來解釋其本身。可是它產生了凱恩斯心理學規律的心理學解釋。1929—1932年的大蕭條和隨後的緩慢復甦依舊留在每個人的思想里。心理學規律以及以此為根據的窖藏理論簡直就是那個經驗的概括。 (25) 因此，蕭條引起的窖藏在我們下面的總命題中不是真正的例外：儲蓄決定依靠投資決定，並是投資決定的先決條件，雖然反過來說是不正確的，因為很明顯，銀行貸款可以為投資提供資金，在這種情況下，與個人儲蓄就沒有關係。 (26) 除表面上的例外外也有真正的例外。但兩者都不重要。真正例外的例子是，窖藏的目的在於積聚每個人知道只有在印度、中國和埃及曾經廣泛有過的大量財富；以及暫時性的出於習慣的儲蓄，這種習慣和其他任何習慣一樣，一旦形成可能存在得比理論解釋得通的時間還長。 (27) 表面例外的例子（和我們提出的蕭條—窖藏的事例相類似）如為準備一項十分巨大投資的資金而積貯，這是一個可能有、但顯然不重要的例子；或者為了準備發生意外事件，預備老年使用等目的而進行儲蓄，這種儲蓄即使除了安全感之外即使沒有機會取得「報酬」還是會進行的。 (28) 因此，如果停滯主義者的憂傷是唯一使我們煩惱的事情，我們就不必為達到2000億國民生產總值擔憂了。如果證明200億這個數字超過了按照使邊際儲蓄者滿意的利潤率進行新投資的數額，那麼人們只會太高興他們不會花掉多餘部分。我們不必擔心如何促使他們「全部用掉他們的收入」，也不必擔心公司和個人儲蓄的出路。特別是，我們不應認為強制國外投資是必要的，在目前條件下提倡國外投資只不過試圖把一筆實際上的戰爭賠償硬加在這個國家身上，使它接受時感到愜意罷了。 (29)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在這樣的範圍內同意政府赤字開支的鼓吹者：每當有「累積的下降過程」的危險時（不論由於經濟周期機制所固有的原因或由於任何別的原因），也就是說，每當A對生產的限制導致B對生產的限制如此擴散遍及整個經濟的形勢威脅著要出現時，此時價格在原來下降基礎上進一步下跌，失業在原來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政府赤字開支將停止這種「惡性循環」，因而，如果我們有意忽略其他一切應該考慮的因素，正好稱它為有效的補救辦法。 (30) 真正要反對的不是緊急情況出現時可以產生收入的政府開支，而是製造緊急危機的政策，在危機中這種開支非付出不可。 （6）但不幸的是，如果它是預測會實際發生什麼的問題，我們的結論與停滯主義者的結論無很大出入，這是讀者可能預料的。雖然從人們的儲蓄嗜好來說，沒有什麼可怕的，但從別的因素說有大量可怕之處。工人騷動、價格控制、煩人的行政措施和不合理的稅收足以使收入和就業產生正像停滯主義理論證實的結果，可能真的產生政府赤字支出非產生不可的形勢。我們甚至能夠看到很像過度儲蓄的現象，就是人們不願執行他們投資決定的情況。我們一直在討論一種可能性。我們已經發覺，在經濟過程本身中沒有固有的原因阻止這種可能性的實現。我們也看到在經濟過程之外有種種原因會起阻止作用。此外，我不假裝懂得實際結果將是什麼。不論它是什麼，它將是社會形勢中占支配地位的要素，不但美國如此，全世界都是這樣，可是只有此後半個世紀左右是這樣。本書詳細論述的長期預測不受影響。 Ⅲ．俄國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 與我們預測有關的另一個因素是俄國對她的盟國的勝利。這個勝利和美國的經濟成功不一樣，它不僅是一種可能性，眼下還是既成事實。從並不強大的地位出發——在這個地位上，根據所有通常政治比賽的規律，俄羅斯可能必須接受她的盟國認為適當施加的任何條件，並在新的國際秩序中處於不頂重要的位置——她上升到遠遠超過沙皇統治下她曾經有過的強大地位，儘管人們可能設想，英國和美國曾經希望或曾經爭取過不出現這種情況。．而且——最高成就！——她的政治系統特有的方法使她能夠擴展她的實際力量超出她正式征服的地域，同時使她的權力範圍看起來比實際小得多——所以那些在危險關頭她所作的使逃跑主義者和綏靖主義者滿意的虛假的讓步，即使沒有為她帶來實際上的收益（如有時事實表明的），卻從不包含真正的犧牲。 (31) 假如讀者回憶起1939年以來美國政府制訂政策的目標——民主、免於恐懼和匱乏的自由、小國獨立自主等等——他必然理解現在發生的事情等於俄國戰勝她的兩個主要盟國，可以期望得到差不多完全的投降。 首先要解釋何以產生這個結果。我擔心那些只認識非個人因素——也許還加上機會因素——的歷史分析家做不好這個工作。非個人或客觀因素都對俄國不利。甚至她龐大的軍隊也不是眾多人口和富裕經濟的產物，而是一個人工作的結果，此人強大得足以使人民習於赤貧和順從，能夠把不發達和有缺陷的工業設施的力量集中於軍事目的。但這還不夠。那些從來不懂運氣與天才怎樣糾纏在一起的人們，在以偉大勝利告終的一長串事件中，當然只注意幸運的機會。可這一連串事件包含一樣多或者更令人絕望的形勢，在這些形勢中布爾什維克政權有過多次毀滅的機會。政治天才的含意顯然在於非常完美地利用有利可能性和消除不利可能性的才能，但在事後，膚淺的觀察家只看到前者而看不到後者。察看從第一次驚人傑作——與德國達成「諒解」——引起的一系列事件，我們看到一位大師的手筆。史達林從未遇到能力可以與他匹敵的人，這是確實的。但只會加強歷史哲學的正確性，即歷史為領導人的才能——在這個特殊事例中為領導個人的才能——留下充分的發揮餘地。現實主義分析能為「非個人理論」所作的唯一讓步是，一個獨裁者在對外政策問題上不受那些會分散民主政治領導人注意力的需要考慮事情的牽制。 (32) 第二，雖然我們通過對種種細節發展的注意，可以懂得這種難以置信的形勢是如何出現的，但這並不幫助我們懂得現在世界打算怎樣對付顯現在每個人眼前的形勢。這個問題最終要看美國的態度。因為歐洲大陸的一些國家正處於衰竭、飢餓，並毫無保護地隨時有被俄國報復的可能，當然不能指望它們作有意義的抵抗。真正獨立於俄國的唯一歐洲大陸國家是西班牙——俄國對她的政策使我們大多數人深受感觸。幾乎同等獨立的法國其國內的共產黨是所有共產黨中最強大的俄國衛戍部隊。 (33) 至於英國，大量徵象表明，要是她有能力作決定，1941年以來事態發展的整個進程早就大不相同了，所有能從政治上看問題的英國人莫不帶著厭惡與憂慮的心情注視當前的局勢。可是她仍然不採取強硬的路線，這只能是由於這樣的事實，即如果她這樣做事，她將冒可怕的風險，冒單槍匹馬和俄國作戰的風險。雖然美國很可能與她站在一起，但這是不確定的 。為什麼？ 對於一個從另一個星球來的觀察家來說，再明顯不過的事情是，從榮譽和利益考慮，美國不能容忍這樣的一種局勢，在這個局勢里一大部分人被剝奪我們認為是基本人權的東西，在這個局勢里有比戰爭更殘酷和更不法的行為要加以制止，在這個局勢里巨大的權力和威望集中在象徵否定基本原則的政府的手中，而這些原則在美國大多數人心目中是寶貴的。要美國人民承擔犧牲去進行一場使數百萬無辜婦孺經受無限恐怖的戰爭，而主要結果是從兩軍包圍中除掉所有獨裁者中最強大的獨裁者，那當然是不值得的。但這肯定是一件半途而廢比不做更壞的事情。而且未做的另一半不但可能而且相當容易完成，因為日本投降以後，美國的軍事力量和技術（不必說她的經濟力量）保證她無可匹敵的優勢。 但是，如果來自另一個星球的觀察家對這些道理進行爭論，我們不得不回答他，指出他不懂政治社會學。在史達林主義俄國，外交政策仍是沙皇統治時的外交政策。在美國，外交政策就是國內政治。的確有一個由華盛頓總統忠告傳下來的傳統。可是它本質上是孤立主義的。它沒有玩任何其他外交政策複雜遊戲的傳統和機關。在受到宣傳的猛烈刺激時，美國會採取或接受干預海外事務的積極活動的路線。可是她會很快對之感到厭倦，而現在她已經厭倦了——厭倦現代戰爭的恐怖，厭倦犧牲、稅收、兵役，厭倦官僚機構的規章，厭倦戰爭口號，厭倦世界政府的理想——十分渴望回到她習慣的生活方式。在沒有立即受攻擊危險的時候，任何力圖促使她進一步加緊努力的企圖，對於任何希望這樣做的政黨或壓力集團是很失策的政治行動，任何政黨或集團看來都不懷有這樣的希望。那些痛恨德國或國社黨政權的人現在滿足了。他們使用他們過去常常指責為逃跑主義的同樣論點來支持對俄政策，這個政策在希特勒德國時代常常被指責為綏靖政策。如果我們遍查形成美國政治模式的利益集團名單，我們發現它們（雖然由於不同理由）全都贊成綏靖政策。農民對此不大關心。有組織的工人可能受到、也可能沒有受到真正親俄派的重大影響，工會或者某些工會會積極阻止對俄開戰，這個看法也許是正確的，也可能不正確。我們不必討論這個問題——通常討論時不是毫不在乎地否定就是毫不在乎地肯定——因為目前在政治家看來與形勢關係最大的事實是，沒有人會懷疑，1940年擁護戰爭的工人現在明確地反對戰爭。可是令人最感興趣的觀察結果是，工商階級也持有相同的觀點，雖然它們的態度在感情和意圖上當然不是親俄的，但在後果上實際是親俄的。激進的知識分子喜歡說資產階級懷有置蘇維埃共和國於死地的意圖。他們當然會把對俄戰爭描繪為大資產階級向社會主義發動的戰爭，再沒有比這種說法更不現實了。工商階級同樣厭倦戰爭口號，厭倦稅收和控制。對俄作戰將堵住眼前對工商業有利的趨勢，意味著更重的稅收和更嚴的控制。它將使工人處於更強有力的地位。此外，它不但將打亂國內工商業的生產與貿易，而且將失去十分誘人的工商業發展前景。同時蘇俄可能成為非常巨大的顧主。她從不曾延遲付款。許多資產階級反社會主義信念正在被這個事實破壞。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即使見到絞刑架上的套索時還一直這麼認為。但是要想把這個不愉快的景象文飾過去是不難的。任憑俄國再吞噬一兩個國家。那有什麼關係呢？讓她充分得到她需要供應的任何物品，她就會不再蹙眉不快了。20年後俄國人會和我們一模一樣地愛好民主與和平，他們所想所感也和我們一樣。此外，到那時史達林也不在世上了。 (34) 再說一次，本書目的不是引導讀者達到明確而實際的結論，而是提出使讀者取得自己實際結論有用的一個分析見解。此外，在由機會決定的問題和易受新的意想不到的要素侵入的問題中，預測不可能比先知預言更有意義，因此不可能有科學根據。相信讀者能徹底理解這一點，我現在仍然要以總結我們這部分論點的方式，採用一個看來合理的結論，但我的目的只是確定我們的看法。換言之，我們準備要做的恰恰就是本書一般地關於偉大社會主義主題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們正在推斷一些觀察得到的趨勢。 我們已經看到的一些事實說明，除非史達林犯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錯誤，否則在今後若干年內不會有戰爭，俄國將不受干擾地開發她的資源，重建她的經濟，建立起全世界從未見過的不論在絕對上、還是相對上最為強大的戰爭機器。前面插入的「除非……」，我想它限制而並未消滅這個結論的實際價值，那就是一次赤裸裸的侵略行動 ——它是那樣的赤裸裸，甚至同路人也難以把它解釋為全屬正當的「防禦」——無疑會在任何瞬間突然發生戰爭。但是要防止這個可能性必須具備下列條件：第一，史達林政權的外交政策必須以謹慎忍耐為最突出的特性；第二，這個政權在忍耐中能得到各種好處；第三，在達到帝國主義成就的頂峰上，這個政權能夠在出現真正危險信號時，或面對「更強硬語調」時，做到忍耐並放棄前哨陣地，就像它近來不得不做那樣。 (35) 但是在10年重建時期之後，這個看法將大大地改變。戰爭機器準備完畢可以使用，此時要想不用它越來越困難。而且，除非英國信奉布爾什維克主義，還得捨棄她的全部傳統立場，否則僅僅存在的那個獨立的島嶼國家可能證明是俄國獨裁政權所不能容忍的，正如她為拿破崙獨裁政權所不能容忍一樣——反過來說也一樣。對這個事實的理解當然是丘吉爾警告的實質，也是業已開始的軍備競賽的理論根據。 但為了正確評價所有這一切，另一件事情必須記在心裡。在和平時期和在可能即將發生戰爭的時期，尤其在沒有戰爭但充滿戰爭威脅的中間 形勢下，全世界共產主義團體和政黨對俄國外交政策自然有最大的重要性。 (36) 結果是，官方的史達林主義近來恢復宣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日益接近的鬥爭——迫在眉睫的世界革命——以及只要資本主義還存在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等就不足為奇了。遠為重要的是，了解像這樣的口號雖然從俄國觀點看來是有用或必要的，但它們扭曲了俄國帝國主義 (37) 這個實際問題，除了第五縱隊需加考慮外，它們與社會主義毫不相干。俄國的麻煩不在於她是社會主義，而在於她是俄國。事實上，史達林政權本質上是軍國主義專制政權，因為這個政權以單一的嚴格紀律的政黨統治國家，不允許新聞自由，它具有法西斯主義 (38) 的一個明確特徵，並剝削（在此詞的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群眾。我們可以諒解並惋惜美國知識分子，他迫於環境不得不把這個政權稱作民主社會主義——至少說它業已在望——雖然我們憤慨在他期待受到信任意圖中所暗示的對我們智力的侮辱。但這樣一個政權向整個歐亞擴展統治權的可見趨勢顯然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任何社會主義的擴展。甚至不能推論說俄國統治的擴大將有助於（這個詞任何較為通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究竟它會不會擴展要完全依據俄國專制政權的實際利益和想像的利益（見上一章最後一節）。這點可以用史達林主義宗教政策的相似例子來說明：只要專制政體需要，宗教就是人民的鴉片；一旦他懂得東正教會證明可能在世界某些部分比共產主義或世界工聯（1945年）是更為有用工具的時候，就宣布俄國是「愛基督的國家」，於是在沙皇「聖教會議首席大主教」的位置上與新任大主教一起出現了一位「東正教教務會議」的共產黨員主席，而那位大主教很快證明是一位東方各國的熱忱觀光者。在俄國可以自由行動、不必顧慮外交政策上的策略考慮而束手束腳的所有國家裡，期望實行工業國有化的確有充分理由，因為國有化工業使征服者更容易管理和剝削，不會成為反對的中心。除此以外別無其他理由。不可能斷定這個動機是否壓倒其他可能的動機。 (39) 甚至可以想像，俄國力量的進一步擴展可能最終證明是朝大多數人在說社會主義這個詞時想到和感到的方向發展的障礙。 把俄國問題和社會主義問題混淆在一起——除非是為了效勞俄國所做的詭計——就是誤解了世界的社會形勢。俄國問題只在兩個方面和社會主義問題有關係。第一，共產主義團體和非共產主義團體中親俄派的存在，形勢的必然結果傾向於使工人政治活動激進化。也不是總是如此，例如法國共產黨人曾投票反對兩個重要的社會化法案。但總的說來，如果唯一目的在於瓦解資本主義國家，形勢的必然結果一定會出現。第二，在戰爭情況下，我們將得到戰爭的社會後果和政治後果，這是現代條件下任何戰爭都有的，即使是一場想像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想像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也不會有什麼兩樣。 ———————————————————— (1) 佛朗哥政權只不過根據大家容易理解的必要性複製19世紀西班牙建立得很好的制度模式而已。佛朗哥過去與現在所做之事都是在他之前納瓦埃斯、奧唐納、埃斯帕特羅、塞拉諾已經做過的事情。目前不幸的西班牙變成國際大國政治比賽中的足球（在這場比賽中她本身沒有利害關係）的事實，成為出現混淆原來十分簡單事態的宣傳的原因。 (2) 讀者當然會看到，上邊的論述並不斷言，這樣的一種政策對國民收入的大小——和長期增長率——有任何影響。特別是，這個論述並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從長期看來，如果收入完全平均化，工人實際收入在總數上有可能要比馬克思主義者所說全部剩餘價值歸於「資本家」階層時還要少。 (3) 見德弗格富有啟發性的文章《儲蓄，投資和消費》，載《美國經濟評論》（1941年2月，第53屆年會的論文和記錄匯編）。書中解釋說，計算納稅後收入總數所根據的數據包括資本所得，不包括完全免稅的政府債券收入。又這些總數與實際付出總收入的數字（商業部估計數）當然不能作嚴格的比較。後一個數字無論如何可以看做可比數字的指標。我為什麼不簡單地從《收入統計》那裡採用後一個數字的理由很清楚，但選擇比較的年份須加解釋：1929這一年所得稅和累徵稅後超過5萬美元的收入是絕對最高額，選擇1936年是因為它，第一，未受1937—1938年經濟衰退影響和第二，它是完全未受1939年起出現的嚴重戰爭影響的最後一年。 (4) 不同國家間的比較當然困難，也許絕不會有很大說服力，但俄國1940年4月4日關於所得稅的法令顯露，低到年收入為1812盧布的收入就要徵收所得稅。這項法令還顯露存在每年超過30萬盧布的收入，當時徵稅率為50％。現在，讓我們完全不顧最低收入的徵稅，把收入1812—2400盧布這一組的眾數定為2千盧布；再讓我們把最高一組眾多納稅後收入定為不高於15萬盧布（雖然那些納稅前30萬盧布收入是較低的限額）。那麼我們發現，這些較高眾數是較低眾數的75倍。即使我們把1940年美國的最低眾數（當然不是指購買力，而是指收入等級的相應位置）定為1000美元，我們顯然不會找到美國稅後 收入的分配（即使不提由於戰時財政需要特別提出的折扣）中有很多東西（以俄國範例作標準）足以支持當前流行的說法，如萬惡的不平等，以收入集中衡量的「權力集中」等是有根據的。賓斯托克、施瓦茨和尤戈夫合著的關於俄國《工業管理》名著中提出的證據傾向於支持這個觀點。許多指向同一方向的其他細節，例如在美國那些過去雇得起而現在雇不起家庭僕人的這類職業，在俄國的確還能享受這個特權，這要值一噸家用電器設備。所有這一切還沒有考慮到不通過收入賬的優越條件。俄國企業經理的權力和社會地位——這是估價高收入的主要理由之一——尤其是布爾什維克黨地方黨委的領導人的權力和地位，是美國工業家遠遠不能比擬的。 有趣的現象——這種觀念的落後！美國許多好心的人們，現在 對社會不平等表示害怕或憤怒，這種不平等在50年前確實存在，但現在不再存在。事物變了，口號依舊。 (5) 人們設想，這個可能性的實現必須做到每周工作40小時，加上緊要關頭的超時工作。可是人們沒有設想充分就業。充分就業的定義和能滿足任何給定定義的就業量變化很大，不但牽涉統計問題，而且牽涉到某些相當微妙的理論問題。我必須滿足於作這樣的說明：在美國勞動市場條件下，並假設1950年的勞動力總數約為6100萬（包括軍隊二、三百萬），我看不到統計表上 失業男女的人數在那一年有可能低於五、六百萬人。在這個數字中除了真正非自願失業（即在任何 定義中都是非自願的失業）外，包含大量屬於半非自願失業和純屬統計上的失業。這個數字不包含「隱蔽的」失業。我相信這個失業數字符合那一年2000萬國民生產總值的估計。這與特別屬於資本主義制度的邪惡沒有什麼關係，反而與資本主義社會給予工人的自由有很大關係。甚之在威廉·貝弗里奇爵士論充分就業一書中，也有指導就業和強制就業的隱約暗示。但還應指出，我把1950年設想為周期繁榮的一年。倘若不是這樣，那麼應該理解，我們討論所指的是這一年之後的繁榮的一年。把好年份與壞年份平均一下（統計的平均數），失業數應在500萬人到600萬人以上——也許達700萬人到800萬人。這毋需害怕，如下文還要解釋，因為能給予失業者適當的生活供應。但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是造成過多地超過「正常」失業的主要原因。 (6) 10％到12％的折舊率對於進行高水平生產的經濟制度並不是過分的高。8％到10％的「新」投資當然是充裕的，根據大多數預測者的看法是太多了。見下文第5節。 (7) 就眼前目的而言，沒有必要區分國家用於商品和勞務的支出和用於「公共事業」的開支。但可以大致上假定，這300億中以250億用於前者，50億用於後者。應該看到，這些支出中未列入1950年老兵的年金和其福利開支，這部分支出是應該分開處理的。 (8) 一般說來，不能認為政府收入能與物價水平成比例變化。但我們的目的只在於得到粗略的概念，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來簡化假設。 (9) 指新政擁護者。參看第8章的有關注。——譯者 (10) 與此針鋒相對的理論將在下文第5節討論。 (11) 可以看到，產量的增加和就業的增加不能看做同義語。事實上在某些限度內，減少雇用而不減少產量或者增加雇用而不增加產量是可能的。為什麼在當代文獻中，常常把產量和雇用說成按比例變化的理由，可以從凱恩斯理論體系的一個根本特徵中找到。這個體系假定工業設備的數量和質量保持不變，各生產要素的結合不能有巨大的變化，因之這個體系被限於論述相當短期的因果關係。要是事情確實如此（在最短期內事情接近如此），那麼產量和雇用當然是一起變化的，雖然一般說來，變化並不成比例。 還能夠看到，我們的論點表示，貨幣工資率的變化可以引起就業人數向相反方向變化。我相信，事實上，美國貨幣工資率的高水平一直——但尤其在30年代——是美國人失業的重要原因，如果高工資政策繼續下去，今後還可以期望有相同的後果。這個命題與凱恩斯的正統經濟理論以及某些其他經濟學家的主張有矛盾，在這裡尚不能證實。因此，就我們眼前目的而言，幸運的是，如果只談到1950年不及以後的發展，一個較弱的命題能解決這個矛盾，它必將博得已故凱恩斯勳爵的同意：在今後4年內，在大概會在美國盛行的條件下，除非物價有額外增加起抵消作用，較高的工資率勢必對產量與就業起相反的影響，對就業的影響要大過對產量的影響。 (12) 我並不假裝知道，總統否決第一個價格管理法，並在一個月後通過一個法案規定迅速取消管理，由此造成混亂局面最終有什麼結果。可是，因為我準備堅持，從價格管理局的實際作用看，它必然堵塞走向有效和平經濟的道路，再因為那場混亂局面的可能結果肯定是保持價格管理必要性的正面證據，我必須請讀者考慮兩件事。第一，主張廢除價格管理的論點並不是主張當沒有人希望它取消或者看來準備取消它的時候就聽任它消失，不準備用過渡辦法替代它。第二，如果價格管理局為本身的失敗作出反應，它報復地猛打那些因其不受歡迎而並非有任何言之成理的理由挑選出來的靶子，由此產生的後果完全與取消價格管理本身無關。至於通貨膨脹問題請看下文第4節。 (13) 可是事實上，這些理論是無法接受的。它們的確有不少做法是每個人都同意必須由法律系統宣布為非法。但在這些做法之外，另外有不少做法，法律精神對之只是採取由社會通行偏見教導它的態度。許多實例的重要根源是歧視。甚至大多數有能力的經濟學家在分析某個事例的全部 長期後果時都會碰到相當多的困難。如果正義只受示威「運動」的支配，根據一般法律口號或流行口號去執行，那麼反歧視態度含有的健全思想要素可能蕩然無存。旨在體諒形式上非法歧視對所有有關各方都有利益那種案件的本意良好的有選擇的檢舉方法——凡學過基本經濟學課程的每個人都知道，或者應該知道這種案件——那時可能只會增加最惱人的專橫作風。說我們能夠指出補救這種事態的方法，只不過隨便說說罷了。 (14) 例如——我只不過從一組可能方法中舉一個例子——以下措施可能很夠了。（a）取消以股息付出的那一部分公司利潤的雙重徵稅；鑒於英國的做法，很難證明「正義憤怒風暴」是對的：我們的做法是德國做法，對這種做法的純屬形式的論證出自德國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1835一1917年）。（b）允許從應徵稅收入中扣除用以投資的個人收入部分。我個人同意歐文·費雪教授的意見，儲蓄那部分應該扣除（特別鑒於通貨膨脹的危險）。但為了免得凱恩斯主義者的懷疑，我自己只說投資部分。技術上的困難並不嚴重，至少不是不可克服的。（c）採取幾個辦法中合用的一種，以便全部扣除這一時期的各種損失。（d）銷售稅或營業稅的國有化、系統化和擴展。這點應能投俄國崇拜者之所好，不致引起他們的勃然大怒。事實上，像俄國那樣的稅率〔即質量最好麵粉每磅31分（1940年莫斯科），但由於盧布數折合美元數難以確定，故而改用按零售價計算：土豆徵稅62％，食糖徵稅73％，食鹽徵稅80％；見P．亨塞爾，《蘇聯財政》，載於《財政雜誌》第1號，1946年〕，在俄國那樣極度貧困的人口中，這樣的銷售稅的確是可怕的懲罰；但在像美國那樣富裕的國家，採用適度的稅率，銷售稅是極好而完全無害的國家財政工具，特別適合專門有利於低收入群眾的財政目的。這種稅可以收集50億美元或60億美元而不致使任何人感到負擔沉重。但由於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因銷售稅國有化引起的收入損失必須給予補償——當然，說這種稅是「新引進」的稅，嚴格說來是不正確的——加上對現有貨物稅必須作某些調整，所以聯邦國庫淨收入估計不能超過20億美元或30億美元，這樣，銷售稅加上特種貨物稅總數可能達到90億美元到100億美元光景。（e）為了照顧妻子和孩子，把遺產稅國有化並大幅度往下調整，這樣做的理由是，現行立法以沒收超過中等數字的遺產為手段，作為消滅資本主義事物秩序的一個最基本要素。不論是誰以非經濟理由贊成這種沒收，根據他的立場，倡導這方面的憲法修正是理所當然的；不論是誰以已故凱恩斯勳爵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第373頁提出的經濟學論點——或者由此引申出來的理由——贊成這種沒收是十分錯誤的。 我們不關心如何滿足政治上受到影響的利益集團的問題。但事實上迄今大多數出自實業家團體的關於稅收改革的建議顯然是溫和的，這些建議雖與我們的論述無關，它們看來表明，實業階級所受的教育多麼有效。 (15) 我這裡注意到一點，它對許多別的主題比對在討論的主題更加重要。良好的官僚機構是緩慢成長的，不是隨意創造的。美國的官僚機構表現出一定程度快速成長的失調，這種情況使暫時的減速政策不但符合公眾利益，也符合其本身的利益。華盛頓官僚機構不談別的，它至今尚未發現自己的位置。它的個人成員一再希望有自己的綱領，覺得自己是改革家，不與他們的領導人商量就和眾議員、參議員及其他機構的成員進行談判。某種想法會突然獲得使人非相信不可的力量，但沒有人知道這個想法的來源。這種方式的前途是混亂和失敗。 (16) 為了說明這一點，讓我們稍稍回憶一下近期的歷史。30年代早期的新政人物，採取嘲笑改革對復舊 這個口號的做法。這種嘲笑證明他們完全理解口號中的真理成分。事實上，就政治口號而言，這個口號是相當公正的。但應當懂得，所指的是實行「改革」的粗暴而不負責任的方式，不是指它宣告的目的。現在我們處於相似的地位，不幸的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傷害，對某些人來說正是他們最喜歡的改革的特色。沒有這種傷害的改革對他們幾乎沒有吸引力。他們限中最糟糕的是改革使用了保證資本主義取得成功的政策。 (17) 讀者會愉快地看到，這句話是凱恩斯主義的意見，因而應得到華盛頓經濟學家的同意。 (18) 在這些作家中間我們必須把那些戰後需求的預言家包括進去，他們預言，緊接著政府大部分戰時需要終止，肯定會出現一場經濟衰退和廣泛失業，同時呼籲政府實行進一步的赤字開支。對於這些（短期）預言，見即將出版的《經濟統計評論》上E．希夫的文章。相應的長期預測，將在下文第5節討論。 (19) 關於停滯主義理論的某些一般方面，見第10章。 (20) 最重要戰後需求的估計已由A．G．哈特著文批判地分析，文章標題為「模型製作和財政政策」，載1945年9月《美國經濟評論》。所以沒有進一步提出參考書目的必要。 (21) 我承認，我有時弄不清楚他們是否知道這種說法所暗示的對私人企業的極大讚賞。 (22) 這些數字接近於一個戰後需求估計者提出的數字。這些數字不是我的，它們與我們在第2節中據以推理的實驗數字也不相符。把這些數字應用到過去時期的程序——當然此時假設被事實取代——（見《聯邦儲備委員會公報》，1946年4月，第436頁。）但應該看到，第一，這些數字指的是當前美元；第二，數量龐大的「淨個人儲蓄」不能證明「正常」時期的儲蓄百分率，即使1937、1938、1939和1940年的數字也不應無批判地加以接受，尤其不應不參照商業部通過的儲蓄定義而加以接受。 (23) 實際上，這個程序比這裡所說的稍為複雜。使用的回歸方程式包括一種傾向要素，也就是要考慮這段時間關係的可能變化。此外，也要考慮延遲需求和流動收入積累的影響。但為了集中討論突出的要點，我們對這些情況就略而不談了。 (24) 這個心理學規律說，一個社會的消費支出C（由此產生的社會願意儲蓄數S）決定於國民收入Y，它們的規律是，當Y增加為△Y時，C增加為△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