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第二十六章 從1875年到1914年
Ⅰ．英國的發展和費邊主義精神
這兩個年份具有某種象徵意義。1875這一年誕生了其力量強大到可算是一種政治因素的第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政黨。這個重大的事件是通過兩個德國政治團體——拉薩爾的團體和倍倍爾、李卜克內西於1869年建立的團體——合併為社會民主黨而發生的，該黨在當時（哥達綱領）雖然對拉薩爾的政綱作出相當大的讓步， (1) 最終它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埃爾富特綱領，1891年），並穩步地開闢自己的道路，到1914年占有值得驕傲的地位，但就在那年，它和所有社會主義政黨一樣，遭遇致命的危機。 (2) 在評論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毋需作出犧牲原則性的妥協，眼看就能取得議會領導權的驚人發展之前，我們應先看一看其他國家事態發展的過程，首先看一看那個時期的英國社會主義，從表面上看，它提供了與德國黨完全不同的令人驚奇的和有啟發意義的對照。
在表層底下，當然存在本質相似的社會過程和（作為過程一部分的）本質相似的勞工運動。英國和德國事態發展之間有基調、意識形態和策略的不同，其原因是容易解釋的。自從歐文派的全國團結總工會於1834年垮台以來，或者說自從憲章運動銷聲匿跡以來，英國的勞工運動不再產生任何堅決的敵對行動。某些工人的經濟目標得到自由黨的支持，另一些目標得到保守黨的同情。 (3) 例如，1871、1875和1876年的工會法通過時都沒有發生刺激工人好鬥心理的任何事情。此外爭取普選權的鬥爭是由非社會主義團體進行並解決的，群眾除了歡呼或譏笑外，沒有很多的事情可做。在所有這些事情中，英國工人基層群眾的優秀品質充分地表現出來，英國政治社會的優秀品質同樣明顯地表示出來：在證明它們能夠避免走上與法國大革命同樣道路，能夠消滅由昂貴麵包引起的危機後，它們還懂得怎樣控制日益艱難的社會形勢，怎樣體面地放棄自己的某些主張——1906年的勞資糾紛法可以為證。 (4) 結果是英國的無產階級經歷較長的過程才具有「階級覺悟」，才達到基爾·哈迪能夠組成獨立工黨（1893年）的標準。但是新工會運動 (5) 的興起，最終宣布與德國工人運動基本上沒有什麼不同的（除了語言表達外）事態的來到。
當時存在的這種差異的性質和程度，如果我們看一看能最完整地表達其目的與方法的團體——費邊社——就會十分清楚地顯現出來。馬克思主義者會輕蔑地訕笑在他們看來必定是對從不標榜自己的那個知識分子小團體重要性的嚴重誇張。事實上，在英國，費邊主義者及其態度就像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同等重要。
費邊主義者出現於1883年，在我們整個時期一直是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小團體。 (6) 他們來自邊沁和穆勒學派，繼承兩者的傳統。他們像在他們之前的哲學激進派一樣，對人性抱有同樣巨大的希望。他們以同樣的實事求是的進步理論，努力為理性的重建與改善而工作。
他們很注意他們的論據，他們中有些人不辭無限艱辛通過大量研究和對某些論點與措施的批判來收集這些論據。可是他們對他們目標的基本原理——包括文化的和經濟的——完全不加批評。他們把這些目標看做理所當然之事，就像好心的英國人那樣，總是以為自己是對的，不過以另一種方式說出來罷了。他們看不到貧民窟與上議院之間的差別。二者皆是「壞東西」，不是嗎？這是常識。至於較大的經濟平等、印度的自治政府、工會或自由貿易顯然是「好東西」，誰能懷疑？必要思考的是怎樣清除壞東西和怎樣取得好東西；其他每一樣思考只會激起無益的行動。在所有這些思想中，全心全意為公眾事業獻身的精神和不能容忍對個人價值和國家價值有別種看法的態度同樣明顯，還具有小資產階級憎惡帶有貴族情調的（包括對美的欣賞）任何事物的情緒——他們表達這些觀點的方式和馬克思主義者表達的方式完全一樣。
起初，費邊社成員得不到任何支持。他們開始勸說願意聽他們講話的任何人。他們向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群眾發表演說。他們能幹地和大量地寫作並分發小冊子。他們推薦特定的政策、計劃和法案，或者抨擊它們。但他們施展影響的最重要的途徑是接觸「要人」，或者不如說接觸政界、企業界和勞工界領袖人物的隨從人員。他們的國家和他們本人在國內的社會和政治地位為建立和利用這種接觸提供絕好的機會。
英國政治社會並不總是接受外界的勸告，但它比起任何其他社會都樂意傾聽別人的意見。而某些費邊社成員不是外人，有些人能夠利用在牛津和劍橋大學學生聯合會和公共休息室建立起來的聯繫。從倫理上說，他們不是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他們中大多數人不是現有制度的不可調和的敵人。他們全都強調願意合作，不願意敵對。他們不打算出來組織政黨，他們非常討厭階級鬥爭和革命的詞藻。任何時候只要有可能，他們寧願做個有用的人，不願做被人嫌惡的人。他們總有一些主見提供給議員或行政官員，而後者總是歡迎告訴他們應該做些什麼和怎樣去做的建議。
現代內閣部長一般說來能在他的部內找到他需要的大部分情報和建議。特別是他絕不會感到缺乏統計材料。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況不是這樣。那時除偶有例外，各級文官只知道他們的例行公事，其他一無所知。擔任官職的議員，尤其是未擔任官職的議員，除了原有政策外，總是得不到有關「新」社會問題的論據與主意。占有論據與主意並一直願意把它們貢獻出來的團體，把它們妥善編排，準備供政府大臣或一般議員使用，這個團體肯定擁有進入權，尤其是從後門進入的權利。各級文官接受了這些論據與主意，他們不但對費邊社成員的眼前目標相當同情，而且還心甘情願地接受這些主意的宗旨。反過來，費邊社成員也接受充當非正式公務人員的角色。事實上他們很合適充當這個角色。他們沒有個人野心。他們樂意在幕後服務。通過人數日增、權力日大的官僚機構所進行的活動（這是他們預見到的和贊成的）十分完美地適合他們民主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總方案。
但是，馬克思本來很可能會問，小小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團體（1881年成立的海因德曼的民主聯盟）確實曾經問過：如果這種成就不能算是與資產階級利益集團政治上擁護者的共謀，它還能算是什麼呢？它怎能被稱為社會主義？如果可以這麼稱謂，它不是烏托邦社會主義（按上文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解釋的意義）的另一種版本嗎？不難設想，費邊社成員和馬克思主義者相互必定多麼憎惡，各自對另一方錯誤觀念的蔑視必定多麼深切，雖則費邊社成員的做法是一貫避免討論基本原則和策略，而這些正是馬克思主義者津津樂道的，他們以稍稍帶有保護者的同情態度耐心等待費邊社成員來討論所有問題。然而就超然的觀察家來說，回答這些問題並不困難。
費邊型的社會主義努力，在任何別的時間不能算是一回事，但它在1914年以前的30年間有很大的價值。因為在那期間各種事物和人的思想適合併樂於接受這種信息，不需要比它保守或比它激進的思想。整理和組織現存的思想是使每種可能性變成清楚易懂政策所必要的，正是費邊社成員以最勤奮、最實際的態度在做這個「組織整理」工作。他們是改革者，時代精神使他們成為社會主義者。他們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們的目標在致力於社會的根本性重建，最終使經濟管理成為公共事務。他們是志願的社會主義者，因此他們在任何早期階段必然被劃為馬克思主義者觀念中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但他們有等待他們的目標，所以以上看法所涉的含義並不符合他們的情況。從他們的觀點看來，以空談革命與階級鬥爭使資產階級那個獵物意識到危險是十足的瘋狂。驚醒階級覺悟正是他們想要避免的事情，至少在開頭時是如此，因為這將使他們的原則不可能和平而有效地傳遍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和行政機構。當事物足夠成熟時，他們就毫不猶豫地幫助建立獨立工黨，遂即與1900年的勞工代表委員會合作，並展開工會的政治活動，促使進步黨在倫敦市議會裡提出自己的路線，首先宣傳在市里實行社會主義，然後宣傳在全國實行社會主義，最後倡導蘇維埃制度的優點。
所有這一切無疑有另外一方面，即容易使他們的組織受到指斥。但無論如何，如果說他們從未發表過更加馬克思式的戰鬥宣言，從未確切地告訴資產階級那個獵物他們準備怎樣對付它，他們同樣從不去保護它。對準費邊社成員的另一個批評來自相反的立場，它指出他們的方法使他們有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外國防禦工事上被阻住的危險，而這種方法不可能導致大規模的對陣戰。這個批評沒有考慮到他們特有的態度。可以代表他們作這樣的回答：如果他們盡一切可能攻擊資本主義制度，不消滅它而成功地對它進行充分的改造，這當然是值得慶祝的事情。至於對陣戰，他們事先就以突出巧妙的方法，採用羅馬將軍的名字，來回答革命的批評家，那位將軍儘管小心謹慎，但在把漢尼拔趕出義大利的鬥爭中，卻比他任何急躁的前任起了更大的作用。
因此，這樣說可能是正確的，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也像在其他問題上一樣，費邊主義正好與馬克思主義站在對立面上；也可以這樣認為，費邊社成員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比馬克思本人更好的馬克思主義者。集中注意於實際政治範圍內的問題，與社會事物進化的步調保持一致地前進，暫且不問最終目標，這些實際上要比馬克思本人任意嫁接在他基本理論上的革命思想意識更符合他的基本理論。對資本主義的迫在眉睫的災變不抱幻想，理解社會主義化是緩慢的過程，這個過程往往能改變社會上所有 階級的態度，甚至能琢磨出基本學說的優越性。
Ⅱ．一方面是瑞典另一方面是俄羅斯
每個國家有她自己的社會主義。但在那些對人類文化價值寶庫作出與其國土大小不相稱的驚人貢獻的大陸國家——特別是尼德蘭與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中，事物與英國的範例並無多大的不同，以瑞典為例。像她的藝術、科學、政治、社會制度和許多別的事物一樣，她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之迥然不同於其他國家，不是由於原則或意向的任何特色，而是由於造就瑞典民族的材料和她特出均衡的社會結構。這就是為什麼說，其他民族試圖抄襲瑞典的榜樣是十分荒謬的原因；要抄襲她的唯一有效方法，只有請來瑞典人，讓他們執掌主權。
既然瑞典人是那樣的人，他們的社會結構是那樣的社會結構，我們就能容易地理解他們社會主義的兩個突出特徵。幾乎總是得到幹練而認真領導的社會主義政黨；它和十分正常的社會過程合拍地緩慢成長，並不試圖走在正常發展的前面，不想為對抗而對抗。所以當它執政時未產生任何騷動。它的領導人自然地擔任負責的職位，他們能夠以平等地位並主要在共同基礎上對待其他政黨的領導人。到今天，雖然一個共產主義團體理所當然地出現，各黨對當前政治的分歧已降為討論這樣的問題，如對一致同意的某個社會項目是否應多撥款幾百萬克朗，還是少撥款幾百萬克朗。在該黨內部，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的對抗，只有憑藉顯微鏡才看得清楚，因為從雙方的水平看，他們之間已不存在巨大的文化鴻溝，也因為瑞典的社會有機體比其他社會有機體產生相對少的難以就範的知識分子，被激怒的和激怒人的知識分子沒有別的地方那麼多。這種情形有時被描繪為工會一般地對社會主義運動特別地對社會主義政黨施加的「削弱性控制」。對沉湎於當前激進主義詞藻的觀察者來說，這種情況顯得更加真切。可是這樣看問題沒有正確看到社會和種族環境的重要性，不僅那裡的工人而且還有知識分子都是這個環境的產物，這個環境阻止他們把社會主義提高為一種宗教。雖然在馬克思的教導中可能找到這種模式的位置，但當然不能期望一般馬克思主義者贊同地看待瑞典型的社會主義政黨，甚至不能期望他們承認它是真正社會主義努力的事例。反過來，瑞典的社會主義者所帶的馬克思主義色彩是輕微的，儘管他們特別在與其他社會主義團體的國際關係中，經常使用符合當時認為是社會主義規格的語言。
在天平的另一端，在俄國，我們發現幾乎純粹馬克思主義的、因此具有全部馬克思主義色彩的、但不難從其環境加以理解的社會主義。沙皇俄國是主要帶有前資本主義面貌的農業國。工業無產階級——就職業社會主義者可接受的意義來說——只占1.5億總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 (7) 工商業資產階級的人數相應的少，較之其他任何階級並不更有能力，雖然由政府促進的資本主義進化當時正在迅速積聚力量。插入這個結構中的是一個知識界，他們的思想對當地人是陌生的，猶如俄國上流社會婦女的巴黎服裝。
對於許多知識分子來說，當時實行的政府形式當然是令人憎惡的，它是由一個專制的國王（獨裁者）率領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與土地貴族和教會結成同盟。全世界輿論接受他們對歷史的解釋。甚至最仇視接替沙皇政權的那個政權的作家，無不急急忙忙地向他們的讀者保證，他們對沙皇制度這個怪物感到極度的厭惡。於是簡單的真理就完全陷入無意義語言的迷宮，茫無蹤跡了。其實，那種政府形式之對於產生它的社會模式，並不比英國的議會君主制和美國的民主共和制更不適合。那種官僚機構的運用效率，考慮到它進行工作的條件，也比人們要世人相信的高得多，它的社會改良——農業的和其他的——和它走向初步憲政的蹣跚步伐，做到了在那種環境裡可以期望的一切。和民族精神牴觸的是外來的激進主義和知識分子的集團利益，不是沙皇的君主制度，相反這個制度牢牢掌握了所有階級的絕大多數。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兩點結論，乍見之下它們顯得自相矛盾，雖然沒有一個嚴肅的歷史學者會認為如此。一方面，循著組成卡捷特黨（立憲民主黨）的自由主義派律師、醫生、教授和文官所希望的方向作巨大而突然的行動是不可能的，主要不是因為他們的政綱不能為君主政體所接受，而是因為他們太軟弱無力了。讓這些人當政就等於讓那樣的一個集團當政，它與執行沙皇主義的原來集團相比，在群眾中能得到的支持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對群眾的感情和利益的同情不是更多而是更少。那裡不存在資產階級政權出現的餘地，更不用說社會主義政權了。在法國1789年形勢和俄國1905年形勢之間沒有相同的地方。1789年瓦解的社會結構是過時的，它阻塞了國內幾乎每一個有生氣事物前進的道路，它沒有能力應付當前的財政、經濟和社會問題。俄國在1905年的形勢不是這樣。由於在日本手裡吃了敗仗威信掃地，因此出現社會不滿和混亂。可是這個國家證明自己不但有能力克服混亂，而且能夠解決混亂背後的各種問題。在法國，結果出現羅伯斯比爾，在俄國，結果出現斯托雷平。要是沙皇制的生命力像法國舊政體那樣已經消失，情況就不可能是這樣。沒有理由假設，倘若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使這個社會組織過分緊張，俄國君主政體不能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下並隨著經濟發展的步伐和平而成功地進行改革。 (8)
另一方面，顯然是因為社會結構的基本穩定，才使不能希望使用正常方法取得優勢的知識分子被迫採取不顧一切的激進主義，走上犯罪暴力的道路。他們採取的是那種其劇烈程度與實際可能性成反比的那種激進主義，也就是軟弱無能的激進主義。暗殺是無效的，它只能產生鎮壓，但此外又沒有很多的事情可干。鎮壓手段的殘酷反過來產生報復，於是悲劇就這樣發展下去，殘忍和犯罪的悲劇不斷地相互加劇，這是全世界看到和感覺到的全部情況，也是我們可以期望的正確判斷。
可是馬克思絕不是盲動主義者，對於俄國革命者中某些小丑，尤其是巴枯寧式的那些小丑，他懷有極大輕蔑和同樣多的憎恨。此外，他應該看到——也許他確實已看到——俄國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不具備根據他自己學說規定的那種類型社會主義勝利甚至出現所必需的任何一個條件。但是，從邏輯上說，如果這一點本該阻止俄國知識分子信奉他的教導，那麼我們就容易理解，為什麼情況卻相反，他的教導在他們那裡取得巨大成功。他們是或多或少誠實認真的革命者，他們的目的卻含糊不清。這裡正好有一個力量無與倫比的革命真理。馬克思閃閃發光的詞藻和千年至福的預言正是他們想要逃出民粹主義可怕荒漠所需要的東西。此外，這個經濟理論、哲學和歷史學混合物適合俄國人口味達到完美的程度。他們毫不介意這個真理完全不適用於他們的情況，對他們沒有真正的指望。篤信者一直聽到他們想聽的道理，不管預言者實際講的是什麼。實際形勢離開馬克思設想的成熟狀態越遠，俄國知識分子——不單是他們中公開宣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越是準備指望從他那裡得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因此，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早在1883年就出現了，1898年漸漸演化為社會民主黨。開始時領導人和黨員當然大都是知識分子，雖然它在「群眾」中的秘密組織工作取得充分成功，足以使抱同情態度的觀察者說它是工人團體在馬克思主義領導下的聯合。這點說明了為何俄國沒有出現有強大工會組織國家中其他馬克思主義團體所遇到的很多困難。無論如何在開始時，進入這個組織的工人以絕對馴順的態度接受知識分子的領導，甚至很少自稱要為他們自己決定任何事情。結果，理論和行動都循著嚴格的馬克思主義路線並在高水平上發展。這自然得到德國這種信仰保衛者的祝福，他們看到這種絕對服從的美德，顯然感到馬克思提出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只能從成熟資本主義崛起的論點一定有某些例外。但1883年這個組織的創始人和該組織最早20年的領導人普列漢諾夫（他對馬克思學說的有才氣和有學問的貢獻得到普遍的尊敬）卻真正接受這個論點，因而認為不能希望社會主義過早實現。在與威脅信仰純潔性的改良主義和其他當代異端邪說進行英勇戰鬥的時候，在堅持革命目標與方法的信仰的時候，這位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必然早就為在黨內興起一個看來傾向於在最近將來採取行動的團體而感到憂慮，雖然他同情這個團體及其領導人列寧。
使黨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那次不可避免的衝突（1903年）所具有的意義，要比兩個集團名字所暗示的僅僅是有關策略的分歧嚴重得多。當時，沒有一個觀察家——不論他的經驗如何豐富——能徹底理解這次分裂的性質。到今天其結症應是很明白了。兩個集團保留的馬克思主義辭令把它們中的一個集團已經無可挽回地從經典馬克思主義分裂出去的事實弄得含糊不清。
列寧顯然對俄國局勢不抱幻想。他看到沙皇政權只有在它軍事失敗被暫時削弱時才能成功地打倒它，而在隨後出現的政權瓦解中，只有一個抱有決心而訓練良好的集團以無情的恐怖行動可以推翻可能企圖取代沙皇政權的其他政權。對於這個可能性，他似乎比任何別人理解得更加清楚，他決定準備適當的工具。他不喜歡農民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當然在俄國農民構成重要的社會問題——更不喜歡那個為了完成偉大的革命，有必要等候工人提高他們自己的積極性的理論。他需要的是一支除了他誰的議論都不聽、任何顧忌都沒有、對理性或人道的呼聲無動於衷的、訓練精良的革命近衛軍。在這種環境下，根據質量的要求，這樣的軍隊只能從知識分子階層招募，而能夠得到的最好材料只有在黨內才找得到。因此他想控制黨的企圖等於企圖毀滅黨的靈魂。多數派及其領袖L．馬爾托夫一定感覺到這一點。他不批評馬克思或鼓吹新的分離。他以馬克思的名義抵抗列寧，支持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群眾政黨的學說。這個新穎的論調受到列寧的攻擊。
從記憶不起的時候起，異端分子無不宣稱，他們從不打算毀滅他們擁有的任何真理，而正相反，他們試圖設法恢復它的原來純潔性。列寧採取這個歷史悠久的做法，他讚揚馬克思，說得比馬克思還要高得多，從不丟棄對馬克思主義的忠誠。充其量他首先提出了這個見解，這個見解可以用一句後來大受託洛茨基和史達林歡迎的話來概括，即「帝國主義時期的社會主義。」讀者很容易看到，列寧不難採用純粹馬克思主義的形式和內容直到某種關鍵性的範圍。同時也容易看到，列寧從這個堡壘出擊，占領本質上非馬克思主義的陣地。非馬克思主義指的不僅僅是在顯然不成熟形勢下利用宣言實行社會主義化的思想；更多的是指認為「解放」不是（像馬克思教條所說的）無產階級本身的事業，而是一批統率暴民的知識分子的工作的思想。 (9) 這點要比關於鼓動做法和妥協做法的意見分歧嚴重得多，也要比對馬克思主義學說次要點上有不一致的看法嚴重得多。這點意味著背離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最核心的意義。 (10)
Ⅲ．美國的社會主義團體
在美國，一種全然不同的社會模式證明它和俄國社會一般不利於真正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生長與發展。因此兩個社會出現的類似之處和它們之間的差異之處，同樣令人感興趣。儘管俄國鄉村結構中固有共產主義特徵，俄國的農業社會實際上不接受現代社會主義的影響，而美國農業社會證明是反社會主義的力量，它準備除掉其重要性足以引起它注意的任何馬克思主義活動。如果說俄國的工業部門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緩慢未能產生舉足輕重的社會主義群眾政黨，美國的工業部門由於資本主義以令人眩暈的步伐猛衝地發展，因而也未能做到這一點。 (11)
最重要的差異在各自知識分子團體之間：與俄國不同，美國在19世紀結束之前沒有產生一群就業不足和飽受挫折的知識分子。由開發國家經濟可能性這個全國性事業引起的價值方案幾乎把全部才智之士吸收進實業界，並把實業家的觀念深深印在民族靈魂中。紐約以外我們想像中的那種知識分子人數不多。他們中的大多數接受這個價值方案。要是他們不接受，主要街區的人就拒絕聽他們的話，並本能地憎嫌他們。這種態度在訓誡他們上，要比俄國政治警察所採取的手段更為有效。中產階級對鐵路、公用事業和大企業的普遍敵視，吸收了當時幾乎全部「革命的」精力。
一般有才能和可尊敬的工人都是務實家，也感到自己是務實家。他成功地致力於利用他自己的機會向上攀登，或者無論如何儘可能有利地出賣他的勞力。他理解他僱主的思想方法，也具有同樣的思想方法。當他發覺與同一企業內的同等地位的人聯絡一氣是有益的，他就以同樣的精神和他們結合在一起。大約自從19世紀中葉起，這種做法逐步越來越多地採取雇員委員會的形式，它是戰後城市中取得充分經濟與文化上重要地位的公司工會的前驅。 (12)
除此之外，對工人來說，在全國規模上與別地的本行業成員聯合起來常常有好處，因為這樣做可以改善直接對付僱主間接對付其他行業的談判地位。這種利益產生了許多典型的美國工會，主要表現在它們都採取行會原則，這個原則在排除未來參加行會者方面比任何其他原則遠為有效，真正產生了工人卡特爾。自然，這些卡特爾不表現出絲毫激進主義，這種狀況過去和現在都使國內外社會主義者以及同路人有理由感到痛心。他們關心的只有工資率和工作時間，他們十分願意研究公眾甚至僱主在其他每一樁事情的願望，特別是僱主說出來的願望。這點已為個別工會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導人體現那種精神的風格和行為完整地證明，也為工會機構企圖以工會基金投入它們十分合意的工業與金融企業領域的做法完整地證明。 (13)
可以肯定，信條和口號——意識形態——十分不革命和十分厭惡階級鬥爭的事實，其本身只有有限的重要性，美國的工會運動者不大喜歡講理論。如果他們曾經談到理論，他們可能以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他們的所作所為。但這樣說仍然是對的，且不談討價還價，他們認為自己在所有事情上都沒有丟失立場，至於與僱主合作——我們中那些不喜歡這種做法的人稱之為勾結——不但符合他們的原則，而且符合他們面臨形勢的邏輯。除少數問題外，政治行動不但是不必要的，甚至在他們看來是無意義的。就其能夠施展的影響而言，激進的知識分子可能同樣試圖改變賓夕法尼亞鐵路董事會。
但在美國勞工界中還有另外一個世界。在移民中與品質優秀者一起來的，從一開始就有一些品質低於標準者，這些人在內戰以後在相對數量和絕對數量上都有增加。這些人的數量激增還因為有許多人雖然在體力適應性或智力或精力上並不低於正常人，但是，由於過去的不幸，或者由於生活在長期不利環境中所受的影響，或者乾脆由於不安分守己，不能適應環境的脾氣或犯罪的傾向，而淪入到這批人中。所有這種類型的人容易成為剝削的犧牲品，而道德約束的闕如使剝削肆無忌憚，於是某些人的反應是盲目和衝動的仇恨，這種仇恨心情很容易釀成犯罪行動。在許多聚集各種各樣出身和傾向人們的最近迅速發展的工業社會裡，法律和秩序必須以其本身不合法的行動來維持（如果要維持的話），粗暴的人們以比他們受到的待遇更粗暴的行為來對付僱主或僱主的代理人，僱主及其代理人尚未養成責任感，往往出於害怕他們財產受損甚至生命危殆被迫採取殘酷的行動。
因此社會主義觀察家總是這樣說，存在最最毫不誇張的階級鬥爭——實際上響起隆隆炮聲，藉以說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正確。事實上不存在這類事情。很難想像有任何條件比這些更不利於政治上保護勞工主義和嚴肅社會主義的發展，只要這些條件不改變，二者均難出現。
勞動騎士團這個不問技術不問行業——事實上只要願意加入——的全體拿工資工人重要的全國性組織的歷史，大約有10年時間（1878—1889年）具有很大力量，進行過有意義的活動。1886年「俠義騎士團」的成員幾達70萬人。其中由工業勞動者——大部分為非熟練工——組成的一部分人在當時幾次經濟蕭條中精力充沛地參加或甚至倡導罷工或抵制。仔細地查閱綱領和宣言，就能發現它是各種各樣社會主義、合作主義偶爾還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有點支離破碎的大雜燴，如果我們願意，還能追索到門類繁多的來源——它們之中有歐文的英國農業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費邊主義者。它的政治觀點十分明顯，總的計劃和社會主義重建的思想也極顯著。但是，我們之所以可以發現這種明確的目標，實際上是由於我們是以自己時代的觀點來複述當時情況。事實上那裡並無明確的目標，有的只是追求良好生活 的思想（締造人尤賴亞·S．史蒂芬斯受過擔任牧師的教育）與美國憲法思想特徵的總和，而美國憲法對包括農民和自由職業者在內的許多人有吸引力。這樣，俠義騎士團成為各種改革者計劃的交換場所。就這一方面而言，它的確完成了當它的領導人強調它活動的教育作用時牢記在心中的任務。可是由如此不同的人組成的組織在構成上就不能有所作為。當它明確支持社會主義信仰時就破裂了。同類的運動（人民黨運動、亨利·喬治的運動和其他運動）重複了同樣的經歷。
明白的結論是，在美國當時的環境下，沒有、也不可能有進行社會主義群眾運動所需要的材料或所需要的動力。追索從勞動騎士團到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這條線就能證明這一點。這條線體現在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丹尼爾·德·利昂一生的事業中，應該對忠誠信仰者具有相當特殊的分量。 (14) 正是在他的指揮下，勞動騎士團里的社會主義者於1893年起來反對原來領導人波德利，由於這個風波，結果使該組織受到致命的打擊。造反的目的是想創立或多或少根據馬克思主義路線進行政治活動的工具。打算由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發動階級鬥爭、革命，毀滅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其他行動。但不論是社會主義勞動黨（1890年）還是德·利昂的社會主義職工同盟（1895年）都沒有在這場變動中顯示出生命力。不但跟著走的工人階級人數很少——這點本身不是決定性的——而且甚至像俄國那種成功——占有控制知識分子的核心——也沒有得到。社會主義勞動黨先是分裂，然後把留下來的大部分地盤輸給了新成立的社會黨。
社會黨和美國任何社會主義團體一樣接近於取得正統的成功。首先，它的出身是正統的。它興起於1892—1894年的勞工鬥爭，當時罷工由於當局使用武力而失敗，聯邦政府和司法部門給僱主以堅決的支持。 (15) 這使許多原是「保守」行業工會所屬的人們的思想有所轉變。無論如何，這使尤金·V．德布斯首先投向產業工會主義，然後贊成政治行動的原則。其次，社會黨採取的總的態度是正統的。它試圖與工會一起工作，從而「在內部進行破壞」。它建立起正規的政治組織。在原則上它贊成和歐洲社會主義大黨同樣意義的革命。它的理論不是十分正統的。事實上，它不論在德布斯還是其後任的領導下都不認真重視理論方面，它允許在黨員中展開的教育工作有相當大的自由。可是，雖然它從來未能成功地吸收全國各地到處興起的當地勞工小黨，但它直到共產黨開始競爭的戰後時期為止發展一直十分順利。我想，大多數社會主義者都會同意稱它為美國的唯一真正社會主義政黨。它的競選力量雖然和大多數社會主義政黨一樣是靠非社會主義同情者才擴大的，但仍可衡量其嚴肅社會主義努力的程度。
可是德·利昂還有另一個機會。這個機會來自——也消失於——西部礦工聯合會。該聯合會的激進主義與任何理論背景毫不相干，完全是粗魯的人們面對艱難環境作出反應的產物。這個工會為世界產業工人組織（I．W．W．）的建立提供基石。德·利昂和他的同事們在這個組織里加進他們自己和其他垮台組織的殘餘，同時還加進從各處來的或不知來處的大多數性質可疑的分子，有知識分子，有無產階級，也有有知識的無產階級。但該組織的領導人——還有他們所說的話——是強有力的。除了德·利昂外，還有海伍德、特勞特曼、福斯特等。
無所不為的突擊戰術和不妥協的戰鬥精神，獲得一連串孤立的成功，只有革命詞藻和突擊戰術，此外一無所有是最終失敗的原因；與共產主義者的爭吵和共產主義者的背信以及內部不斷的傾軋加速了最終失敗的到來。我毋需重述人們以各種觀點講過多次的故事，與我們有重要關係的是，這個組織曾被稱為工團主義——甚至無政府主義——後來幾個州實施的工團主義懲治法就是用來對付它的。現場「直接」行動的原則和對西部礦工聯合會理論上的讓步，指明了產業工會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基本任務——這是德·利昂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貢獻，也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偏離——無疑表明它是工團主義的組織。但把它說成是工團主義的因素插入實質上一直是馬克思主義樹幹的分株里，要比把它說成完全是工團主義看來較為正確。
這樣，這位偉大的社會學家，這個普通人，這次又說對了。他說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都是非美國的。如果我理解他這句話的意思，它完全等於我正在羅嗦地試圖說明的道理。美國的發展實際上跳過社會主義階段，這個階段目擊純粹馬克思主義的經歷和第二國際的盛衰。它們的本質性問題是難以理解的。對待它們的適當態度是把它們看做偶爾從國外輸入的東西。美國的問題和態度偶爾借用這些外來的東西。但事情就限於這些。下一階段的事件衝擊著尚未從馬克思學校畢業的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
Ⅳ．法國的狀況；工團主義分析
工團主義到底是什麼，我們在法國圖像中看得最清楚。 (16) 在察看這幅圖像之前，我們應大體上扼要說一說關於法國社會主義的幾件事。
1．法國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歷史相當悠久，也許比任何其他地方更為著名。但那裡沒有一個社會主義思想，在完美的淨化上和為人忠誠信仰的廣度上比得上（譬如說）費邊社型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型的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需要英國的政治社會，而法國沒有出現過像英國的那種社會——大革命以及貴族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隨後的失敗合起來阻止那種社會的出現。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要求有廣泛而統一的勞工運動；或者有作為召集知識分子的信條，它要求有與法國人無憂無慮天性極不相同的文化傳統。但當時已出現的所有其他社會主義信條，只對特殊的精神狀態的人和特殊社會地位的人有吸引力，是有宗派性質的。
2．法國是典型的農民、工匠、職員和小食利者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以標準的步伐進行，大型工業限於幾個中心，把法國社會分成這些階級的不管是什麼問題，它們首先在經濟上是保守的——其他地方的保守主義沒有這麼廣闊的基礎——嗣後它們日益支持倡導中產階級革命的那些團體，其中包括激進社會黨，可以用一句話把這個黨形容透徹，即它既不激進、也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許多工人屬於同一社會學類型，具有同一思想。許多專門職業者和知識分子使自己適應這個情況，從而說明知識分子的生產過多和就業不足的情形雖然存在，卻不如我們預期的那麼嚴重。騷動是有的。但在不滿分子中間，反對第三共和國中由各種不同環境形成的反教士傾向的天主教徒比討厭資本主義秩序的人更為重要。正是由於前者而不是由於後者，引起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時期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真正危險。
3．結論是，雖然還是由於不同原因，法國發展嚴肅社會主義的餘地不比俄國或美國更多。因此她有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和准社會主義而沒有嚴肅的社會主義。寄希望於「少數意志堅決者」行動的布朗基主義的黨就是很好的例子：一小撮熱衷於陰謀活動的知識分子和職業革命家，加上巴黎和兩三個大城市的暴民，這就是出現在那種團體視野中的一切。但最後由蓋德和拉法格建立起具有得到馬克思本人批准的階級鬥爭綱領的馬克思主義工人黨（1883年）。它遵循正統路線發展，在一條戰線上與埃爾韋型的盲動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作戰，在另一條戰線上與饒勒斯的改良主義作戰，這情形與德國馬克思主義黨所做的十分相似。可是它從未得到與德國黨同等的重要性，在群眾或知識分子眼中也從來沒有與德國黨近似的意義，儘管社會主義團體於1893年在議會中合併（占有48個席位，而執政的共和黨占300席）並最終導致統一社會黨的成立（1905年）。
4．我只想簡單地談一談下面的事實（不打算詳加評述），即上面粗略看到的社會模式不可能產生英國類型的有紀律的大政黨。相反，每個人都知道，法國的議會政治變成小型不穩定團體的不斷更換舞伴的交誼舞，這些團體按照短暫的形勢和個人的利益及陰謀，時而聯合時而解體，根據我上面提到的客廳遊戲的原則，一會兒建立內閣，一會兒搞垮內閣。這種議會政治的後果之一，就是政府的低效率。另一個後果是，法國社會主義團體和准社會主義團體得到內閣職位的機會要比別的國家快得多，在那些國家裡儘管社會主義政黨有強大得多的力量，但那裡的政治是按照比較合理的方法運行的。在1914年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之前，蓋德及其團體證明不受誘惑，以最佳的正統風格，一貫拒絕與資產階級政黨合作。但這個改良主義團體，漸漸變為資產階級的激進主義，它奉行的原則——不經過革命的改良——不譴責這樣的合作，實際上也沒有理由那樣做。於是饒勒斯並不為在德雷福斯危機時（1898年）為了保衛共和國而支持資產階級政府而感到內疚。就這樣，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主義原則和策略問題（它在英國或瑞典根本不成問題而在別的任何地方都是一個根本性問題）突然以最實際的形式在社會主義世界爆發了。這個問題由於一個外加的條件顯示出它特別的刺激性。這個條件是：支持資產階級政府是一件事，儘管從嚴格的正統派觀點看夠壞的了，而實際參加政府並分擔其責任完全是另一回事。M．米勒蘭做的正是後一件事。1899年他加入瓦爾德克-盧梭內閣，與M．德·加利費共事，加利費是一個保守的將軍，以其1871年參預鎮壓巴黎公社而舉世聞名。
兩位愛國者犧牲個人的觀點以便在國家危急關頭聯合力量——這是什麼性質？我猜想這個問題會迫使大多數我的讀者作出回答。我不需向讀者保證，就我個人而言，我不願認為這兩位紳士使自己丟臉。此外，有理由提出這樣的問題：即在那個時候還應不應該稱M．米勒蘭為社會主義者。 (17) 最後，法國工人階級有充分理由以感激的心情懷念他擔任內閣職位時在立法上和行政上作出的功績。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設法了解「米勒蘭主義」為何必然要打擊法國的蓋德主義者和整個歐洲的正統社會主義者。對他們來說米勒蘭主義是錯誤與罪惡，是對目標的背離和對信仰的玷污。這是十分自然的，阿姆斯特丹國際大會（1904年）對它的詛咒也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在理論上詛咒以外和在它的背後是個簡單的常識。如果無產階級不想支持有野心的政治家，不使他們利用這種支持爬上權力高峰，就必須最小心地注視對批准了的做法的每一次偏離。每當形勢適合野心家企圖獲得權力的時候，奢談國家緊急危機的詭計——說到底，是否有過政治家不認為是緊急危機的形勢——是太老生常談和太喪失信用，不足以騙過任何人，尤其是已經學會從政治言辭中看出真正價值的法國無產階級。存在著群眾有可能輕蔑地厭惡政治社會主義的危險。 (18)
事實上，不僅僅有這樣的危險。群眾確實已經討厭這種社會主義了。瞧，整個國家都看到政治效率低下、無能和草率從事的可悲景象，它是上文末全面地概述的社會學模式的產物，群眾不信任政府、政界人物和粗製濫造的作家，群眾不再尊重他們中的任何人，實際上除了對過去幾個偉大人物的懷念外，不再尊重任何人和任何事物。一部分工業無產階級保留天主教信仰，其餘的人失去信仰。對於那些已經克服資產階級傾向的人，工團主義比任何可以得到的、可靠的社會主義更有吸引力，那種社會團體的發起人有可能在較小規模上如法炮製資產階級政黨的遊戲。以工團主義為主要繼承人的法國式的革命傳統當然有助於它的興起。
工團主義不僅是革命的工會主義，它可以包含與後者無關的許多東西。工團主義厭惡政治和反對政治，因為它一般地蔑視傳統政治機構的活動和通過它進行活動，尤其蔑視議會的活動。它反對知識分子，因為它既蔑視根據理論制訂的建設綱領，也蔑視知識分子的領導。它確實 訴諸工人的直覺——不像馬克思主義訴諸知識分子想像中必定是工人直覺的那個東西——它答應工人他能理解的東西，也就是占有他工作的工廠，以肉體的暴力去占領，最後以總罷工去占領。
和馬克思主義或費邊主義不同，工團主義不能為受過經濟學或社會學艱苦訓練的任何人所信奉。它沒有理論基礎。遵照任何事物必須達到合理化這個假設行事的作家，如果試圖為它設立一個理論，不可避免地會使它荏弱無力。有人把它與無政府主義相聯結，作為社會哲學的無政府主義與它在根源上、目標上和意識形態上是完全不同的，儘管巴枯寧的工人階級追隨者的行為（1872—1876年）在我們看來多麼與它相似。另一些人企圖把工團主義作為以特殊策略癖好為特徵的特殊部分，納入馬克思主義的範疇。這就得拋棄對兩者都是最為重要的東西。另外還有一些人構想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品種，作為柏拉圖式社會主義思想發揮作用——基爾特社會主義——他們這樣做就必須使活動按照一個明確的、有最終目標的圖式，而沒有這種圖式正是它的突出特色之一。組織和領導奉行工團主義信條的勞工總同盟（1895—1914年）的那些人絕大部分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或工會官員或者兼有兩種身份的人。他們充滿著憎恨和戰鬥意志。他們並不費神考慮假使成功了他們對這堆爛攤子將做些什麼。這還不夠嗎？我們為什麼應該拒絕承認生活每天教導我們的真理——有這麼一種抽象的好鬥性，它既不需要、也不注意任何議論，關心的只是勝利本身。
但是任何知識分子都能以適合他口味的方式填滿這個殘酷暴力後面的空虛。暴力本身加上反知識和反民主傾向，若以無數人有各種理由嫌惡的分崩離析的文明為背景加以觀察，就有了頗具深意的內涵。那些當時有這種感覺，但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憎恨沒有對資本主義民主理性主義的憎恨那麼深的人，沒有自由退到正統社會主義那裡去，因為正統社會主義具有更多的理性主義。對於他們智力上的反智力活動來說——不論是尼采派還是柏格森派——工團主義崇尚暴力的反智力活動在群眾中作為他們自己信條的補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就這樣，一種十分奇特的同盟實際上產生了，工團主義終於把喬治·索雷爾看做它自己的哲學家。
當然，任何時候共存的所有革命行動和革命思想總是有許多共同之處，它們都是同一社會過程的產物，必然在許多方面以同樣方式、對同樣需要作出反應。同樣，它們在它們的爭吵中彼此不免借用對方的觀點和宣揚自己的觀點。最後，不論團體還是個人常常不知道他們的歸屬（如果有歸屬的話），有時是出於無知，有時是出於正確的優勢概念，他們把相互矛盾的原理混合成他們自己雜亂的信條。這一切使觀察者糊裡糊塗，也是目前對它有多種解釋的原因。特別是曾在一個短時間盛行，很快被知識分子擁護者遺棄的工團主義的情況更為混亂。然而，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評價工團主義對索雷爾意味著什麼和索雷爾對工團主義意味著什麼，他所寫的《暴力論》和《進步的幻想》確實有助於我們作出評價。至於他的經濟學和社會學觀點與馬克思完全不同，這件事本身並無多大意義。但是站在反智力活動激流中，索雷爾社會哲學充分表明了社會力量的第一次實際表現，這股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說過去和現在都是革命的，而從這種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不是革命的。
Ⅴ．德國黨和修正主義；奧地利社會主義者
可是，英國的方法和策略為什麼在德國不能奏效呢？為什麼加強對抗並把國家分裂為兩個敵對陣營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策略卻得到成功呢？如果沒有另外一些社會主義團體為社會重建努力，或者如果統治階層不理會它們的建議，這個問題原來是容易理解的。可是，一俟我們知道德國當局對當時社會緊急狀態比英國政治社會表現出較多而不是較少勃勃生氣，而英國費邊主義者的工作在德國由十分類似的團體做得效率更高而不是較低的時候，這個問題就變成一個謎團了。
德國並不落後，在主要與勞合·喬治的名字連在一起的社會保障立法通過之前，一直在「社會政策」事務上領先。使那些社會改良法案列入法令全書的是政府的創議，而不是來自下面的以令人惱火的鬥爭堅持其權利的壓力。俾斯麥倡導社會保險立法。發展它並加上其他社會改良項目的是執行威廉二世指示的保守的文官（馮·貝雷普施，波薩多夫斯基伯爵）。創立的制度確實是令人欽佩的成就，全世界都這樣認為。同時，工會活動不受束縛，政府當局對待罷工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改變。
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君主制度的外衣下出現的，這一點與英國的過程相比無疑是不同的。但這種不同能趨向更大而不是較小的成功。可是，德國的君主政體向經濟自由主義（它的批評者稱之為「曼徹斯特主義」）作一段時間讓步之後，乾脆恢復了它的老傳統——有一些必要的變更——為工人做它過去為農民所做的事情。比英國發展得更好和更有力量的文官制度提供了完善的行政機器和立法思想以及起草法案的技術。這個文官制度至少和英國文官制度同樣能接受社會改革的建議。它主要由貧窮的容克組成，其中許多人除了夠過清苦生活的薪水外別無其他生活資料，他們全心身投入工作，受過良好的教育和專業知識訓練，他們尖銳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他們喜歡工作如魚之喜歡水。
這個文官機構官員的主見與建議通常來自他們大學裡的教師——「講座上的社會主義者」。我們對組織「社會主義政策協會」的教授們的科學成就不論怎麼想， (19) 他們的工作往往缺乏科學性的精心安排，但他們為社會改革的真正熱情是熾熱的，他們傳播改革思想得到完全成功。文官們堅強地面對資產階級的沮喪，不但制訂實際改革的各個方案，而且大事宣傳改革的精神。他們像費邊社成員一樣，主要對手頭的工作感興趣，不贊成階級鬥爭和革命。但是，他們也像費邊社成員一樣，知道他們追求的目標——他們知道但不介意社會主義在他們前面道路盡頭漸漸出現。當然，他們設想的國家社會主義限於一國，也是保守的，但它既不是假的，也不是空想的。
一般世人絕不會懂得這個社會模式和由這個模式產生的立憲君主制的性質。無論如何，世人已經忘卻了他曾經知道的任何事物。但一旦我們瞥見真實情況，我們發覺更難理解，在那種非豪富統治的環境中，這個所有社會主義政黨中最偉大的黨，怎麼有可能根據純馬克思主義綱領和前所未有刻毒的馬克思主義言辭而發展壯大，並假裝向無情的剝削和成為奴隸監工皮鞭下奴隸的國家作鬥爭。的確，這個問題不能用「客觀社會形勢的邏輯」來解釋。
那麼，我想我們必須再次承認，從短期看來——在這類問題上40年是短期——方法和錯誤，個人和團體的缺乏才幹，可能比形勢邏輯更能說明問題。此外我能指出的任何其他理由顯然是不適當的。當然，個別邦的議會裡有擴大選舉權的鬥爭。可是對工業群眾最重要的事情在帝國議會（reichstag ）的權限之內，為此，俾斯麥一開始就實施成年男子的普選權。更重要的是保護農業——提高麵包價格。這個措施無疑對社會氣氛很有害處，尤其因為它的主要受益者不是農民，而是東普魯士大中型莊園。但是，至於這個措施所發揮的實際壓力，這個事實是無可爭辯的，即到1900年左右向外移民實際上才停止。不——這條路線是找不到解釋的。
但是這種才幹缺乏再加上德國行事風格，我們可以就德國在國際關係中的行為的明顯特性把事情弄得較為清楚。1914年以前，德國的殖民野心和其他對外野心——隔了這麼一段時間後這樣說看來是對的——確實不過分，尤其如果我們拿它和當時英國和法國擴大帝國的、乾脆而有效的行動作比較就更加清楚。德國實際上做的或表示某種意圖要做的，沒有一件事可與（譬如說）英國征服特勒凱比爾、布爾戰爭、征服突尼西亞或法國征服印度支那相提並論。比較放肆和比較咄咄逼人的倒是德國人慣於使用的說話方式，令人難以容忍冒犯的倒是德國人即使在提出合理要求時表現的恃強凌弱的姿態。比這更壞的是，德國人從不堅持一條路線；輕率地沖向永遠在改變的方向，突然變為狂暴地退卻，一會兒有失尊嚴地撫慰，一會兒毫無必要地拒絕，直至所有這些因素使全世界輿論大嘩並徹底厭惡。 (20) 在國內事務上情況也無區別。
致命的錯誤實際上是俾斯麥犯下的。這個錯誤只有假說他完全誤解那個問題的性質才可解釋。那就是他試圖以強制手段鎮壓社會主義活動，這種手段以頒布一項特殊法令（社會主義者鎮壓法sozialistengesetz）達到高峰。這個法令實施於1878年，一直生效到1890年（當時威廉二世堅持廢除它），也就是其時間之長足以教育德國黨，使它在1890年後的戰前全部時期里接受經歷過監禁和流放並具有罪犯和流放者精神狀態的那些人的領導。通過種種環境不幸的結合，結果是惡化了以後發生的整個歷程。那些在流放中定型的人無法忍受的一件事是軍國主義和軍事光榮的思想。而君主政體——它在其他方面同情一大部分有理性的社會主義者認為是眼前實際目標的事情——無法忍受的一件事是對軍隊和1870年光輝業績的蔑視。主要是這個差異而不是任何其他分歧使雙方把對方看做敵人而不僅僅是對手。在黨的大會上，一方面加上馬克思主義的詞彙——不管有多麼明顯的空談味道——另一方面加上前文說過的咄咄逼人的態度，你就能看清這幅圖畫。不管有多少富有成果的社會立法，不管有多少遵守法律的行為，都不能避免相互呼喝「不行」（non possumus ），隔著紙板屏障兩個主持人互相謾罵，向對方擺出一副最可怕的面孔，原則上要把對方生吞活剝——所有這一切並無真正嚴重傷害對方的意思。
從這種狀態下形成的局勢，無疑有其危險性——不負責任的巨大權力總是危險的——但局勢全然不像它看來那麼令人不安。聯邦和邦政府——或者晉升到內閣一級組成那些政府的文官們——主要關心誠實而高效的行政機構，關心有益的總體上進步的立法，和關心陸軍和海軍的預算。這些目的都未受到社會主義者投反對票的嚴重危害，特別是海陸軍預算的通過大部分時候由於絕大多數國民的支持而得到保證。而組織良好由奧古斯特·倍倍爾傑出領導的社會民主黨，一心一意鞏固和擴大它的得票數，選票事實上增加得非常迅速。政府並不對此進行嚴重干擾，政府機構謹慎地遵守給予黨徒活動實際需要的所有行動自由的法律條文。 (21) 政府機構和該黨雙方都有理由感謝對方，尤其在比洛執政期間，政府為人們作演說的過多的能量提供發泄機會，這種機會是雙方都需要的。
因而，這個黨不但令人滿意地發展，而且安定下來。這個黨有一個辦事機構，建立了黨報，有一批資深政治家為其支柱，所有人員都有適當的收入。一般地在各自崗位上安心工作，總的說來受到高度的尊敬——就這個詞的任何（包括資產階級的）意義上說。一個工人階級成員的核心成長起來了。對於核心成員來說，參加黨不再是選擇問題而是當然之事。越來越多的人「生來就是黨員」，養成了毫不懷疑地接受黨的領導及其教義問答手冊的習慣，就某些黨員而言，當時的教義手冊對於他們不多不少等於教會的教義手冊之對於今天的普通男女。
所有這一切，由於非社會主義政黨沒有能力有效地競爭工人選票而大大得到促進。這方面有一個例外。中央黨（天主教政黨）一方面擁有它所需要的所有人才，因為它有質量非同一般的全體教士的支持，另一方面它準備設法爭取勞工的選票，辦法是儘量在不會激怒它的右翼而它自覺能夠做到的範圍內進行社會改革，並採取兩次教皇通諭《不朽的上帝》（1885年）和《新事物》（1891年）中教義的立場。 (22) 但是所有其他政黨，出於不同理由在不同程度上都站在和工業無產階級互不信任（如果不說互相仇視）的立場上，從來不想對任何數量的勞工投票人作自我宣傳。這些勞工投票人，除非是活躍的天主教徒，他們相應地除了社會民主黨外很難有任何政黨可以信任。按照英國和美國的經驗看來，這樣愚蠢的事情令人難以相信，然而允許社會主義大軍——在謹防它帶來可怕危險的所有叫囂聲中——大步進入政治上毫無防衛的領域，卻是事實。
現在我們可以了解從表面上看來如此難以理解的事實，即為什麼德國社會主義者如此固執地堅持馬克思主義信條的原因。一個能夠提出具有特色的信條然而不但被完全排斥在政治責任之外而且沒有任何擔負政治責任近景的強大政黨，一旦它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自然會保持這個信仰的純潔性。那種對非社會主義改革和資產階級國家一切行為的一味否定態度——如我們在上文見到，這是馬克思推薦的除某些特殊情況外適用於一切環境的策略原則——實際上是強加給它的。領導人既不是不負責任，也不是不管死活，而是他們懂得，在這種形勢下，黨除了批判和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外沒有更多事情可做。任何犧牲革命原則的事均屬有害無益，它只能瓦解他們的追隨者，不會給予無產階級比由君主政體創議（而不由其他政黨創議的）的任何情況下更多的好處。由這種行動可能得到的些許額外利益，不值得黨去冒風險。於是，嚴肅的、愛國的和守法的人繼續高喊革命和造反的口號——這種血腥氣的口號非常奇怪的出自許多愛和平和戴眼鏡者之口——幸運的是，他們意識到這個事實，即他們極少可能一定要照口號行動。
可是不久，他們中有一些人開始漸生疑慮，恐怕革命的言辭有一天可能碰到政治爭論最致命的武器——微笑。也許微笑是對這種言辭性質的理解，或者就是對馬克思主義言辭和當時社會現實間那種幾乎荒唐可笑脫節的感覺，這個感覺最終促使老恩格斯這樣的重要人物宣布赦免——也就是他在馬克思《法蘭西階級鬥爭》的新版序言 (23) 中所寫的——說，街壘戰畢竟有某些不便之處，信徒們不一定要感到非參加不可（1895年）。
這個及時的和小小的調整激起一小批徹底急性人的憤怒。特別是盧森堡夫人在憤怒譴責老人中表現得非常激動。可是這個調整得到黨的默認——也許帶著寬慰的嘆息——嗣後朝同一方向邁出的更小心的步子也許是策略地制訂的。無論如何，當愛德華·伯恩斯坦冷靜地著手「修正」黨的信條的整個結構時，發生了重大的爭吵。經過我對形勢的說明，這場爭吵是不會令人驚奇的。
即使最老於世故的政黨也知道改變其重要政綱會帶來的危險。一個政黨，其政綱及其本身的生存均寄托在它的信條上，而信條的每一個細節都是用神學的熱情制訂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下要作徹底的改革勢必發生可怕的震動。這個信條是信徒准宗教崇敬的對象。它已經被高舉達四分之一世紀。在它的旗幟下，黨大踏步走向成功。它是黨必須明示的一切。現在心愛的革命——革命對於他們猶如基督再臨之對於早期的基督徒——就要不舉行儀式地取消了。不再有階級鬥爭，不再有毛骨悚然的戰爭呼叫，有的是與資產階級政黨的合作。所有這一切竟來自一個老赤衛隊員，一個以前的流放者，事實上還是一個最可愛的黨員！
但伯恩斯坦 (24) 走得還要遠。他把他褻瀆的手放在教義的神聖基礎上。他攻擊黑格爾的背景。勞動價值論和剝削理論也遭到責難。他懷疑社會主義的必然性，把它說成是可爭取的「合乎需要的東西」。他以懷疑的目光看待經濟史觀。經濟危機不會殺死資本主義的龍；相反，隨著時間推移，資本主義將增加穩定性。當然，日益加重的不幸是胡說八道。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已經產生值得努力加以保持的永久價值，他甚至說無產階級不是最重要的階級。這還了得！
當然這是黨所不能忍受的。即使伯恩斯坦在每一個論點上都是無可爭辯地正確，也會是無法容忍的，因為體現在組織中的這個信條不容以大破壞來改革。而且他也不是全對。他是個傑出的人，可不是馬克思智力上的對手。如在第一篇中我們已經看到，他在他並不全部理解的經濟史觀問題上走得太遠了。他斷言農業部門的發展反駁了馬克思經濟控制集中化的理論，也說得過火了。還有別的一些論點招來有效的反駁，以致正統派戰士考茨基 (25) 發覺掌握他的論據——或其中一部分——並不很困難。同樣不很清楚的是，如果伯恩斯坦推薦的策略占了上風，對黨是否有利。此時有一派必然要分裂出去，黨的威望會大大受損。正如上文已經說過，不會產生眼前的好處。因此，對於「保守的」觀點有許多話可說。
在這種環境下，倍倍爾採取的路線既不明顯隨和也不明顯專橫，如一些同路人和別的批評者當時指出的那樣。他強有力地斥責修正主義，藉以掌握左派。他在漢諾威大會（1899年）和德勒斯登大會（1903年）上咒罵修正主義。但他要把重申階級鬥爭和其他信仰條文的決議寫得使「修正主義者」有可能順從，這批人的確順從了，於是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措施反對他們，雖然我相信有過某些懲罪行動。伯恩斯坦本人在黨的支持下被允許進入帝國議會。馮·福爾默繼續留在黨內。
工會領袖們聳聳他們的肩膀，對一再灌輸的理論竊竊私議。他們早就是修正主義者了。但只要黨不干預他們當前利害攸關的事務，只要它不叫他們做他們的確不喜歡的事情，他們是不很介意這些的。他們保護幾個修正主義者，也保護他們的文化機關。他們十分明確的表示，不論黨的哲學如何，公事公辦，要做的就是這些。
把理論視作十分重要的知識分子修正主義者和某些非社會主義同情者（他們想要參加不強調階級鬥爭和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想的當然不同。就是他們在談論黨的危機，並對黨的未來大搖其頭。他們這樣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他們在黨內和黨周圍的前途確實受到危害。事實上，本人不是知識分子也不是尚空談的溫和激進分子朋友的倍倍爾急忙警告他們丟掉這種想法。然而黨的基層黨員受這一切的干擾不大，他們跟隨他們的領導人，一直高喊他們的口號，毫不在乎馬克思或倍倍爾對這件事會說什麼，直到他們為保衛他們的國家急忙拿起武器。
奧地利黨平行而不同的發展對我們剛才概略評述的事態作了一些有趣的說明。 (26) 根據該國慢得多的資本主義發展步伐，使它多花20年時間才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要素，這是符合我們預期的。從微小而不大可靠的起點緩慢興起，它終於在維克托·阿德勒領導下在1888年成立（海因費爾德大會）。他在團結居住在該地區的所有各民族的社會主義者這個幾近絕望的事業中獲得成功，他以無比的才能在此後30年中領導他們。
這個黨也是正式馬克思主義的黨，形成黨知識分子核心的才華橫溢的猶太人小圈子 (27) ——新馬克思主義者，如我們在第一篇已經提到，它甚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作出大量的貢獻——沿著正統的路線前進，在做法上無疑有所改變，但嚴厲而有力地打擊試圖想同樣做的其他任何人，並一貫以它最不妥協的方式固守革命的意識形態。它與德國黨的關係密切而親善。同時，每個人都知道阿德勒受不了胡言亂語。由於文化和種族的理由，他對他的知識分子極端主義者比倍倍爾對他的知識分子極端主義者有更大的權威。他有能力允許他們在咖啡館裡有他們想要的馬克思主義，並在他認為合適的時候允許他們使用它，但不讓他們干預他認為真正重要的事情——組織、黨報、普選權、進步立法，是的，還有政府的正常工作。這種結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改良主義實踐的做法收到令人滿意的成效。奧地利政府很快發覺這個重要性不比教會或軍隊更小的政治要素，發覺根據其本身的利益，這個要素必然支持中央當局，支持它與阻撓議案通過的民族主義反對派（特別是日耳曼人和捷克人）的長期鬥爭。歷屆政府——主要是像德國那樣的文官內閣，由於國王不斷企圖安插一些官員於其中，至少充當不管部長——以此把恩惠施加予該黨，而受惠的黨也充分地給予回報。 (28) 當一屆政府（高奇男爵為首的文官內閣）開始實施普選權時，阿德勒在沒有遇到他追隨者任何反對的情況下，能夠公開宣布，眼下社會主義黨是「政府黨」了，雖然內閣職位沒有讓他們擔任，也不會被他們所接受。 (29)
Ⅵ．第二國際
馬克思主義政黨政綱中的國際主義政策要求組織一個像已消逝的第一國際那樣的國際組織。以馬克思信條衡量，其他社會主義團體和勞工團體都不是國際主義的。但是，部分因為繼承了資產階級激進主義，部分因為對各自國家內上層階級政府的厭惡，它們全都具有（雖然程度不同）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的觀點與感情，因而它們很容易進行國際合作。第二國際的成立（1889年）體現了真正試圖調和不可調和事物的妥協，並且一直工作到1914年。對於這個主題只要說上幾句就夠了。
它有一個國際局，有代表大會正式辯論策略和原則問題。以實質性的成就來衡量，第二國際的重要性可能正好等於零。革命活動家和勞工組織成員確實評價它為零。但事實上，這個評價並不是對任何種類的直接行動來說的；不論革命行動還是改良主義行動在當時只在一個國家內進行。第二國際要組織所屬政黨和團體之間的接觸，要統一觀點，要協調行進的路線，要限制不負責任的行為，要鞭策落後者，要儘可能快地造成國際社會主義輿論，從社會主義者的觀點看來，這一切都是極端合乎需要的和重要的，雖然根據這些事情的性質，積極的結果要幾十年時間才能成熟。
因而，國際局的首腦和成員絕不是國際社會主義的指揮部。他們不像第一國際那樣制訂政策和施行政綱。各國黨和勞工團體有完全的自主權和自由加入其他適合它們特殊目標的國際組織。它們喜歡、甚至企求參加工會，還有合作社和教育團體，但它們在那些團體中不發揮領導作用。各國黨仍然保持一個共同點，這個共同點頗為廣泛，足以使這一邊的斯陶寧和布蘭廷和那一邊的列寧和蓋德繼續合作。這個國際組織中的某些成員無疑看不起另一些成員那種膽小如鼠的自我克制，而後者則反對前者頭腦發熱的激進主義。有時候事態發展到可怕地接近你死我活的程度。但從整體上看來，他們全都從對方手中上了一堂社會主義外交手腕的課。由於這種和解方式——有允許分歧的充分自由——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其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就。
聽起來有點奇怪，第二國際的成立主要是德國人——在俄國人和蓋德主義者支持下——的努力。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大黨，他們在共同點上披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可他們很清楚懂得，德國以外的聲稱為社會主義力量的大多數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來說，簽署39條是一件事，同時保留解釋它的無限自由。很自然，比較熱情的信徒對此深為震驚，並明言信仰正墮落為沒有實質的形式。無論如何，德國領導人還是容忍了這種情況。他們甚至容忍明明白白的異端邪說，要是在國內，他們早就予以激烈攻擊了。倍倍爾知道他能走多遠，他的忍耐事實上立刻碰上英國人的忍耐，他知道他的忍耐最後將得到報酬，如果不發生戰爭，他的目的肯定會達到。就這樣，他運用策略鞏固無產階級陣線，意圖及時使它具有生命力，在這樣做時，他顯示出卓越的才能，倘若德國外交有同樣的才能，有可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某些結果確實成熟了。第一個10年左右時間中進行的有些不明確的討論終於集中到外交政策上，有點像共同觀點那樣的東西終於開始出現。這是與時間的賽跑。這場賽跑失敗了。現在提到那個時期的每一個記者都感到有資格為他所想像的國際社會主義在大戰爆發時垮台的原因譴責第二國際。可這是採取最膚淺的觀點。1912年巴塞爾非常大會和大會呼籲各國工人努力爭取和平，肯定是它在那種環境中可能做的一切。向一個哪裡都不存在只存在於少數知識分子頭腦里的國際無產階級發出總罷工的呼籲，不會有更大的效果，它的效果要少得多。爭取做到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不是失敗而是成功，不管最後證明這個成功是怎麼的不足。要是有失敗的話，它發生在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的國內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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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薩爾的主要秘方是把工人組織為有國家支助的生產合作社，以它與私人企業競爭，並最後消滅私人企業。這個辦法十分明顯帶有烏托邦主義的氣味，因此不難理解馬克思厭惡它的原因。
(2) 當時它在帝國議會裡占有397席位中的110席，又由於資產階級議會黨團沒有能力組成意見一致的聯合體，這點比數字本身表明的意義更大。
(3) 在保守陣營中出現親勞工態度特別令人吃驚。為了說明這一點，可以提一提保守陣營內由阿什利勳爵領導的集團和青年英格蘭團體（迪斯累里的托利民主黨）。
(4) 目前已難理解，這個法案怎樣必然會對依然相信以私有財產制度為中心的國家與法律體系的人們是一個沉重的衝擊。因為放鬆關於和平布置罷工糾察線的陰謀法——這實際上等於承認包含武力威脅的工會行動的合法——和免除工會基金對屬於侵權行為 的損害負有賠償責任——這實際上等於規定工會不會做錯事——這個法案事實上把國家一部分權力交給工會，賜予工會一種特權地位，這種地位是僱主協會形式上免稅範圍的擴大所無力比擬的。而且這個法案是1903年建立的皇家委員會提出報告的結果，那時正是保守黨執政，在該黨領導人（貝爾福）的三讀致詞中，痛痛快快地接受了它，毫無不愉快的表情。無疑1906年的政治形勢更能說明該黨採取這種態度的原因。可是這一點並不影響我這個論點的有效性。
(5) 新工會運動意味著一些正規而鞏固組織的向外擴展，這些組織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基本上只限於有熟練技術的行業，並養成職業自豪感和資產階級體面感的態度（80年代的幾個領導人——如克勞福德——常常強調那種隔絕可尊敬的工會官員與無產階級群眾的鴻溝）來對待在他們底下的程度不同的非熟練工人。那些非熟練工人對自己的談判能力毫無把握，因此較易接受社會主義的宣傳，接受單是罷工是不安全的武器，應該用政治行動加以補充的論點。因此，在工會主義向下擴展與工會對政治行動和對社會主義的態度有所改變中間有了一條重要銜接的鏈環。就是在那個時候——1889年碼頭工人大罷工幾年之後——工會全國大會開始通過傾向社會主義的決議。
(6) 這個團體的成員從來沒有超過3000—4000人，實際上比它宣布的成員人數還少。至於起作用的核心會員，不超過會員總數的10％或20％。這些核心成員不但出身和傳統都是資產階級，在別的方面同樣如此：大部分會員在經濟上是獨立的，至少他們有可以賴以生活的收入。
(7) 1905年工廠工人約為150萬人。
(8) 這一段分析當然引起一些大有興趣的問題，這些問題一方面涉及我們習慣上稱為歷史必然性那個東西的性質，另一方面涉及個別領導人的品質對歷史過程的作用。我想，很難認為俄國是被冷酷的必然性趕入戰爭的。至少，在和塞爾維亞爭吵中受到威脅的利益並沒有極端的重要性。1914年國內局勢並沒有嚴重到一定要採取作為最後手段的軍事侵略政策。前一個原因無疑刺激了民族主義分子，後一個原因刺激了一些（不是全部）極端反動分子以及一些別有企圖的個人與集團。但是，沙皇若能在最後表現出少許一般的謹慎和堅決，無疑能夠避免參戰。當後來不利的形勢已經明顯，特別是戈爾利采戰役以後，所有取得軍事勝利的希望已成泡影時，要挽救巨大災難比較困難，但還不能說已無可能。甚至在君主政體崩潰以後，克倫斯基政府若能謹慎地節約使用資源，拒不同意協約國再三要求，不下令發動鋌而走險的最後進攻，絕不能肯定他的政府無法挽救危局。可是資產階級革命以前的沙皇社會和革命後的資產階級社會，竟以麻木不仁的狀態眼睜睜地看著日益臨近的滅亡，這種狀態是千真萬確的，然而也是難以解釋的。這時，出現了一個陣營的集體荏弱無能和另一個陣營的明智幹練和精力充沛，當然不能歸因於偶然的機會。但在這個事例中，舊政權的無能僅僅表明它沒有能力應付全面瓦解的局勢，這種局勢原來無疑是能夠避免的。
讀者不會料到我對俄國社會主義及其環境條件的分析會與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英譯本M．伊斯門譯，1934年）中的分析相一致。更有意思的是二者沒有太大的差別，特別是托洛茨基考慮到這樣的問題，即如果革命運動衝擊的是一個「不同的沙皇」，會發生什麼情況呢？他沒有從考慮那種情況作出明顯的推論，這是實在的，但他承認馬克思主義學說並不強制我們忽視個人的因素，雖則看來他並不承認個人因素在分析俄國革命過程中的全部重要性。
(9) 事實上，與犯罪分子建立聯繫的雖然不是列寧本人，而是由在場的他的隨從人員進行的，但這導致了「沒收者」（從事實際「沒收行為」的搶劫突擊隊）在俄國本土和波蘭的活動。這是純粹的土匪行為，雖然西方知識分子吞下了為它辯護的「理論」。
(10) 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對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細節沒有必要進一步評論。只說下面的一節話就足夠了。列寧並未成功地制服俄國社會主義黨，相反，黨的領導人隨著時間推移日益離開他。這些人處境的困難可用普列漢諾夫的猶豫躊躇來很好地說明，其原因在於他們希望保持一種像聯合陣線那樣的東西，又不放棄他們的原則。可是列寧確實成功地保持住他的集團的團結，成功地使它完全服從於他，成功地使它的路線適應1905年革命及其後果造成的問題，問題包括在杜馬里出現列寧主義分子。與此同時，他成功地保持與第二國際的接觸並保持在該組織中的地位（見下文），他參加三次第二國際的代表大會，有一段時間他代表俄國黨參加國際的政治局。要使他的觀點和活動能像給予大多數俄國社會主義者的印象那樣使國際中其他國家代表有同樣深刻的印象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第二國際和一般西方社會主義輿論，只是把他看做正統派左翼的傑出人物，對他以及他固執的極端主義表示厭煩，對他的某些方面表示稱讚，在其他方面並不認真看重他。就這樣他在政治領域裡扮演雙重角色，很像沙皇政權扮演的角色，後者的對外態度（可以它發起國際仲裁和國際安全為例）也和它的對內態度大不一樣。
不管他的這些成就還是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的貢獻——其中大多數是顯著的平庸（順便說一句，和托洛茨基一般平庸）——都難以保證他在第一流社會主義者中間占有一席之地。俄國在世界大戰中崩潰以後他獲得的崇高地位，既是各種環境條件獨特結合的結果（它使他的武器發揮作用），也是他在運用這些武器中有超人能力的結果。從這方面說（雖然沒有別的方面）拉斯基教授在《社會科學百科全書》（烏里揚諾夫條）中對他的崇高評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然還應說說，知識分子必然 拜倒在他們時代的偶像之下。
(11) 「西部邊疆」的存在當然大大減少摩擦的可能性。但這個因素的重要性（雖然不小）很可能被估計過高了。工業發展的那種步伐不斷地創造出新的工業邊區，這個事實要比打點行裝到西部去的機會重要得多。
(12) 這種安排的一般意義和它特別適合美國的條件是十分明顯的，正如它成為工會和後來激進知識分子的眼中釘肉中刺一樣明顯。我們時代的標語口號——近來才正式定下來——誣衊公司工會是僱主阻撓有效代表工人利益努力的惡毒企圖的產物。雖然從無產階級的好鬥組織其性質是一個道德原則的觀點看——和按照在我們眼前出現的總體國家的觀點看——這個說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它玷污了歷史的解釋。僱主們為這種類型的組織提供方便，經常採取主動並試圖影響它，以便能夠與它融洽相處，這個事實並不能排除或反駁另外一個事實，即公司工會以及它們的先驅完成了十分必要的任務，在正常情況下它們很好地為工人的利益服務。
(13) 機車司機兄弟會沃倫·桑福德·斯通的形象為最後提到的那個方面提供極好的（雖然時間上晚一點）例證。塞繆爾·岡珀斯時代提供的進一步例子，讀者一定容易想到，所以毋需再提。但上邊所說不應被理解為那種收高額入會費和大批人等著入會的看起來奇怪地像是警察開設獨賣商店的工會過去和現在是美國唯一的一種工會。正相反，外來移民輸入每一種形式的工會和那些與歐洲建立的形式相同的工會，並在條件適宜的地方，特別在相對悠久和鞏固的工業地區和工業部門發展起來。
(14) 鑒於列寧本人極不尋常地一反以往的作風對德·利昂的著作和思想表示敬意，這個分量更大了。
(15) 可以看出，這個行動是在大多數歐洲政府迅速採取另一種態度時作出的。可是，這不能簡單地認為大西洋這一邊的「落後」。這一邊實業界的社會和政治威望比任何其他地方高得多，因之美國的民主政體對勞工問題的看法要比（譬如說）普魯士的容克政府狹隘許多。當然人們可以根據他的道德或人道主義準則來認識甚至判斷這個問題。但與此同時他還能認識到，部分由於國家行政的不發達狀態，部分由於存在使較開明的方法無法起作用的種種因素，部分由於國家決心在經濟發展道路上儘快前進，使問題的確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即使一個完全不戴資產階級有色眼鏡的政府機構，也會做出同樣的行動。
(16) 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工團主義幾乎能看得同樣清楚。只是與文盲人數相比較，無政府主義者的數字增加得如此之多，以致扭曲了我認為是真正特性的東西。無政府主義者有他們的地位，但不應過分強調。
(17) 的確，他是以保護罷工領袖在「左翼人士」中成為傑出人物的，當他參加瓦爾德克-盧梭內閣時，他被稱為「社會主義左派」的60個議員中的主要人物，但他不過做了資產階級激進分子也能夠做得同樣好的事情，以後他作為公共工程部長（1909年）和作為國防部長（1912年）的態度並不像他的敵人有意誇張的是非常之大的突變。他1920年後在總統任期內與民族主義集團的聯合和與左翼聯盟的衝突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對它們也可以有言之成理的辯解。
(18) 義大利社會主義者確實謝絕參加內閣的邀請，三次邀請是焦利蒂發出的（1903年、1906年和1911年）。
(19) 我真的希望能說服讀者細讀那個獨特組織的短短的歷史，這段歷史真正表現出德意志帝國真實情況的特色，雖然此書尚未、也許永遠不會譯為英語。歷史作者曾擔任協會秘書數十年，他的記敘是如此翔實和樸實無華，給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弗蘭茨·伯茲，《社會政策協會史》，柏林，1939年）。
(20) 我要把這一點說得十分清楚，那就是上面這段話並不想把這個政策整個或主要歸因於威廉二世，他不是一個不足道的統治者。此外，他完全有資格當得起比洛親王對他的評價，它是議會中對君主曾經有過的最不尋常的辯護：「你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反正他不是庸人。」如果說他和曾經教導他統治技術的一個人爭吵，批評他對待俾斯麥行為的人不應忘記，這場爭吵主要是關於對社會主義者的迫害——皇帝希望中止迫害——和關於開始一項龐大的社會立法計劃。如果人們不管所說的話，根據皇帝一年年的行動，重新構想他的意圖，就必然會得出結論，他對於當時重大問題的看法常常是正確的。
(21) 行政機關的迫害無疑是存在的，而社會主義者當然把任何能說成是迫害的事情儘量渲染。但這類事情他們做得並不十分多。事實上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社會主義活動史足以證明。此外，這類迫害的性質確實對「受迫害的」政黨有好處。
(22) 讓我們順便注意一下一種有趣的（幾乎是美國式的）現象：我們看到這個政黨，其內部幾乎包含儘可能多的有關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各種意見，從最僵硬的保守主義到激進社會主義，然而它還是一架最強有力的政治機器。絕對不同的類型、出身和願望的人們，包括極端民主主義者和極端專制主義者，毫無摩擦地進行合作，單就他們對天主教會忠誠的力量而言，就有可能引起馬克思主義者的嫉妒。
(23) 據梁贊諾夫說，此書編者隨意更動恩格斯的原文。但對編者筆下的篡改作最可能的估計也不影響文中的論點。見梁贊諾夫《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庫尼茨英譯，1927年）。
(24) 他的與我們目的最有關的兩本書是《社會主義的前提與社會民主黨的任務》（1899年；E．C．哈維譯，1909年）和《關於社會主義的歷史和理論》（1901年）。
(25) 從那時以後，《新時代》的創辦人和編者以及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幾篇論文的作者考茨基持有隻能用教士的語言才能描述的立場，他堅持「革命的」理論反對修正主義，正如後來他堅持正統理論反對布爾什維克異端。他是最教授氣的人，但沒有伯恩斯坦可愛。但總的說來，必須對黨的兩派慶賀它們戰士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
(26) 提到奧地利，這裡我指的是奧匈帝國西半部，那裡從1866年起有自己的一個議會和一個政府（但沒有外交部和國防部），這兩個機構在平等基礎上與東半部匈牙利的議會及政府相協調，後者的正式名稱為「聖史蒂芬神聖國王的國土」。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按照奧地利黨的模式建立，但黨員人數一直不多。
(27) 托洛茨基（當時還叫勃倫斯泰因）偶爾出現在他們中間，似乎受過他們的影響。
(28) 這就是社會主義者一再用來幫助政府的手段。當民族主義阻撓議事分子使議會癱瘓，一切事務都陷於停頓時，社會主義者就提出關於預算的「緊急議程」。當這個動議實際上及時通過時，這意味著用這種方式宣布為緊急的議案，如果有多數贊成（在預算問題上總能得到多數贊成）就算通過了，不必去管阻撓議事分子要想使它成為不可能遵守的議會程序的正式規則。
(29) 我想，主要困難在於德國黨在這個問題上採取的強硬立場。奧地利社會主義者本身的顧忌倒是次要的。奧地利政府機構或年老皇帝的反感——如果也起作用的話——在阻止那種和諧完美的因素中是第三位起不好作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