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第二十五章　馬克思面對的形勢

1．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馬克思在1847年喜歡使用「共產主義」這個詞勝過「社會主義」這個詞，因為社會主義這時候帶有資產階級體面社會地位的氣味。不管這是否事實，如果這是事實，不管我們喜歡怎樣去解釋它——不止一次我們發現有充分理由將社會主義解釋為資產階級智力的產物——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不會有錯的。資產階級出身和傳統的背叛者——這個定義確切地說明了馬克思的思想和他提出的政策與策略。令人震驚的是他思想流行的廣大範圍。 首先，這位被趕出家園的知識分子，帶著1848年永遠烙印在他整個靈魂里的形成他性格的經歷，拋棄了他自己的階級，也被他自己階級所拋棄。從此他能接近的和能信任的只有同樣被趕出家園的知識分子和稍為疏遠一點的無產階級群眾。這段話解釋了我們在上一章見到的急需解釋的理論，即工人能夠「解放他們自己」的理論。 第二，這位被趕出家園的知識分子在感情上 自然成為國際主義者。這不光是意味著任何特定國家的問題和盛衰——甚至是某個國家無產階級的問題和盛衰——不是他主要關心的，始終放在他感興趣範圍的外緣。這還意味著對他來說，創立超國家的社會主義宗教和構想一個國際無產階級——階級內的組成部分至少在原則上彼此結合得比與它們自己國內不同階級同胞的關係密切得多——是十分容易的。任何人能夠用冷酷的邏輯構成這個顯然不現實的概念，用它解釋過去的歷史，並形成馬克思主義政黨外交政策的觀點。但是，這個概念必定會受到由祖國環境使人產生的愛戀情緒的競爭，有千絲萬縷感情與國家黏結在一起的人絕不會熱情地接受它。在馬克思看來不存在這樣的黏結劑。他自己沒有祖國，便輕易地深信無產階級也沒有祖國。 我們立即會明白這個教導為什麼能存活和能存在多久，在不斷變動的環境中提出這個主張的用意何在。馬克思本人無疑接受它的不干涉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含義。他肯定認為，不但「資本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毫不相干，而且戰爭還是更全面使無產階級屈服的手段。也許有人認為他已作如下的讓步，即參加保衛自己國家抵抗攻擊與忠於無產階級的義務並非不相容，這顯然只是一個十分必要的策略辦法而已。 第三，不管他的學說怎麼教導人， (1) 這位被趕出家園的資產階級分子的血液里有民主精神。這就是說他相信以民主為中心的那部分資產階級價值觀，它不單是他那個時代或者任何其他時代社會模式特有條件的理智概念，也不僅僅是策略上的事情。真的，社會主義者的活動（和他的個人工作）在不是信奉當時理解的民主原則的任何環境中是無法進行的，或者無論如何進行起來是極多摩擦的。除了非常罕見的事例外，每一個反對派必然贊成自由——對於他自由意味著民主——並全身心忍受「人民」驅使。當然，這個要素過去是，甚至在某些國家裡現在還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我曾指出，這一點顯然就是為什麼社會主義政黨的民主表白在它們的政治力量強大到足以具有選擇力之前是沒有多大意義的理由，特別是為什麼它們在社會主義邏輯與民主政治邏輯之間未能建立任何根本關係的理由。但看來有把握這樣說，在馬克思眼光中，民主不需要討論，而其他任何政治模式不值得討論。必須承認這種看法是1848年型革命者所固有的。 (2) 當然，要他接受如此重要的一項資產階級信仰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就暴露出最煩人的巨大的共同點。但我們在上一篇中業已看到，他知道怎樣去應付這個困難，辦法就是大膽宣稱只有社會主義民主是真正的民主，資產階級民主根本不是民主。 2．這些就是馬克思的政治先驗論。 (3) 不需強調它完全不同於與他同時的甚至任何時候的一般英國社會主義者的先驗論，差距如此之大，以致幾乎不可能互相同情，甚至不可能互相完全了解，這與黑格爾主義或其他學說上的障礙無關。如果我們拿馬克思和另一個具有十分類似背景的德國知識分子費迪南德·拉薩爾（1825—1864年）作比較，這種不同顯得更加突出。由極相類似文化傳統模型中鑄造出來的同一種族的後裔和同一階層的產物，同樣接受1848年經歷和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薰陶，可是拉薩爾以一種難以用個人因素解釋得透的方式與馬克思不同。比這點更重要得多的是，馬克思是被趕出家園的人，而拉薩爾不是。拉薩爾從不割斷與他的國家和無產階級以外的階級的關係。他從不像馬克思那樣是個國際主義者。提到無產階級，他指的是德國無產階級。他不反對與當時的國家合作。他不反對個人與俾斯麥和巴伐利亞的國王接觸。這些事情是重要的，也許比最深刻的理論分歧更加重要，重要得足以產生不同性質的社會主義和無法調和的對抗。 現在讓我們站在馬克思先驗論的立場上看一看他面對的政治條件。 首先，馬克思所寫和所想的龐大的產業大軍，只存在於英國一個地方。即使那裡，在他找到他的方位的時候，憲章運動已經偃旗息鼓，工人階級越來越變得現實主義和保守。因先前激進活動失敗深感失望，工人再也不理睬炫耀一時的政綱和他們有全部產品權利的高調。他們清醒地只想增加他們在全部產品中的份額。工人領袖正小心地試圖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構架中確立、支持和增強工會的法律地位和經濟力量。不但在原則上，而且從明顯的策略考慮，他們勢必把革命的思想和行動看做有害的事情，看做對工人的嚴肅事業的愚蠢而輕浮的破壞。同時，他們關心的是工人階級的上層，至於對下層，他們懷著近乎蔑視的感情。 但無論如何，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所處的環境和所屬的類型，他們絕不會想到挺身而出按照他們自己的想法去組織工業無產階級或這個階級中的任何特殊集團。他們所希望的只是接觸工會領袖和工會官僚機構。一方面他們看到「可尊敬的」工人的態度，另一方面他們也看到（當時）大城市無法組織的群氓的態度 (4) ——對於後者他們幾乎不想去組織——他們面對令人厭煩的兩難境地。他們不會不認識工會運動的重要性，這個運動將逐步地完成把工人群眾組織成為像一個有發言權階級那樣的巨大任務，就是說，去解決他們自身認為最最重要的問題。但是，由於完全處於工會運動之外，並了解這個階級有可能持資產階級立場和採取資產階級態度的危險，他們必然不喜歡和不信任工會，其程度就像工會不歡喜和不信任他們——只要他們能注意到——一樣。就這樣，他們被趕回具有經典社會主義特徵的位置上，這個位置到今日在重要性上雖已大大降低，仍表示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的根本性對抗（在一些重要事例中，約略相等於社會主義政黨和工會之間的對抗）。對於他們來說，工會運動應該改宗階級鬥爭的教義；每當勞工糾紛使群眾變得激進，並足以使工會官員憂慮和激動得去誘導群眾聽取福音的時候，作為使運動改宗的手段，就他們的信仰來說偶爾與工會運動合作是正確的。但是，只要改宗尚未完成，特別是只要工會的意見在原則上仍舊反對革命行動，甚至反對採取政治行動，工會運動就不會蒙受天恩，相反它是走上錯路，認錯了它自己真正的目標，以比無所作為更壞的淺薄無聊來欺騙自己；因而，除非為了要從內部進行破壞，信徒們務必遠遠地離開它。 這種形勢甚至在馬克思生前已起了變化，在恩格斯生前變化更大。工業無產階級的成長最終使它在歐洲大陸也成為一支力量，加上那個時期經濟蕭條引起的失業，增加了他們對勞工領袖的影響，雖然他們從未對群眾有過直接影響。但歸根到底為群眾提供工作材料的主要是知識分子。可是，儘管他們在那個領域的成功相當可觀，而知識分子給予他們的麻煩遠遠多於工人對他們的冷淡有時稱得上敵視的態度。存在那麼一批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他們既不反對參加工會，也不反對參預資產階級激進型甚至保守型的社會改良。這些人當然執行一種全然不同的社會主義，他們強調眼前利益，是危險的競爭者。此外還有一些知識分子，最典型的是拉薩爾，他在群眾中擁有一定地位，具有更直接的競爭性。最後還有一些知識分子，就革命熱情而言，他們更為高漲，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正確地把他們看做是嚴肅社會主義的最壞的敵人——像布朗基那樣的「盲動主義者」、夢想家、無政府主義者等等。不論出於策略上考慮還是理論上考慮，用毫不動搖地喝一聲「不」來對付這些所有形形色色的人群是絕對必要的。 3．那種理論背景和那種策略形勢使馬克思非常困難回答下面兩個問題，而這兩個問題是每個追隨者或未來追隨者肯定會提出來的。那就是對待資產階級政黨政策的態度問題和當前實行的政綱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不能勸導社會主義政黨眼看著資產階級政治活動而默不作聲。他們明顯的任務是批評資本主義社會，揭穿階級利益的假面具，指出每一件事在社會主義天堂里要變得多麼好，併到處尋找參加社會主義的新黨員，總之，一方面批評，一方面組織。無論如何任何要保持一定政治重要性的政黨不可能持完全消極的態度，雖然這種態度作為原則是令人滿意的。這樣做將不可避免地與大多數有組織勞動者的真正需要相衝突，如果比較長期地堅持這種態度，將使這個政黨的追隨者減少為少數政治上的苦行者。就1914年前馬克思教導對偉大德國黨和許多較小政黨施加的影響而言，看一看他怎樣對付這個困難是很有趣的。 只要他感到有可能這樣做，他就採取唯一邏輯上無懈可擊的立場。社會主義者必須拒絕參預資產階級用以欺騙無產階級的假改良。這樣的參預——後來被稱為改良主義——意味背叛信仰，背棄真正的目標，綴補理應毀滅的東西的陰險企圖。像倍倍爾那樣一度背離正道後再去神殿進香膜拜的門徒被嚴厲地歸屬於這一類。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他們1847年共產黨時代，曾打算與左翼資產階級團體合作，這是確實的。而《共產黨宣言》也承認偶爾妥協和聯盟的必要性，正如它允許策略必須根據時間、地點的條件而有所不同。囑咐信徒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的所有對抗和每一個國家裡不同資產階級團體間的所有對抗的箴言也隱含同樣的意思——因為不與它們中某些部分合作，就做不到這一點。但所有這些話不過是用來修飾原則，目的在於使它更加有效罷了。在每一樁事例中，例外情況必須嚴格予以審查，根據設想總是反對這樣做的。此外，可以想像的合作是在某種確實緊急狀態中——較可取的是在革命中——的合作，而不是包括尋常政治生活諒解在內的長期聯盟，後者可能危及信條的純潔性。 馬克思主義者在面對資產階級敵人提出的顯然有利於無產階級的特定政策時應該怎麼辦，這點我們可以從大師本人在一個十分重要事例中所作的榜樣推論而得。自由貿易是英國自由主義政綱中的一個主要政策要點。馬克思這樣一位高明的經濟學家，絕不會看不到在當時環境下，它給予工人階級多大的好處。這種好處可以被縮小，資產階級自由貿易主義者可以被謾罵，但這樣做並不解決問題，因為社會主義者肯定不得不支持自由貿易，特別是食品的自由貿易。當然他們這樣做並非因為便宜的麵包是一種恩惠——啊，不！——而是因為自由貿易會加速社會進化的步伐，從而加速社會革命的來臨。這個策略性的計謀是值得稱讚的，再者這個論點極為正確，可以在大量事例中加以運用。但大師的言論並沒有說到，面對雖有利於無產階級卻未能推動資本主義進展的政策——如大部分社會改良、社會保險等法案——或者面對雖能推進資本主義發展但對無產階級無直接利益的政策，社會主義者應該怎麼辦。可是，如果資產階級陣營在這類問題上分裂，革命的道路就可「利用資本主義的紛爭」這個名言而廓清。馬克思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來對付資產階級以外如土地貴族與縉紳分子為反對資產階級而發起的種種改良主張，雖然在他的綱要里並沒有這種現象的獨立地位。 第二個問題同樣棘手。任何政黨若沒有提出如何滿足眼前利益的政綱就不能存在。但在邏輯嚴格的馬克思主義里沒有提出這樣的政綱。在污濁的資本主義環境中積極做成的或要做的任何事情，就根據它是在資本主義環境中做出的這個事實，就是受了玷污的。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深表憂慮，他們一貫阻攔門徒制訂含有資本主義制度內建設性政策意味，又不可避免帶有資產階級激進主義氣味的政綱。但是，當他們自己面對1847年問題時，他們堅決用快刀斬亂麻。《共產黨宣言》非常不合邏輯地列舉若干社會主義政策的當前目的，簡直把社會主義的駁船靠在自由主義的班輪邊上。 免費教育、普選權、禁止童工、遞進的所得稅、土地和銀行以及交通運輸事業的國有化、擴大國有企業、開墾荒地、強制工業為全體人民服務 、全國鋪開工業中心——所有這一切清楚地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允許他們自己成為機會主義者（在當時）達到何種程度，儘管他們總是否定其他社會主義者有這種特權。關於他們這個綱領的驚人之處是，其中不存在任何政策要點，能使我們在其他追隨者主張中見到它便能認出它是典型社會主義的或者是社會主義所獨具的；政綱中任何單獨一條都可以出現在非社會主義政綱之中——甚至土地國有化也被其他方面屬於資產階級的作家以特殊理由鼓吹過——其中大部分簡直是從激進派的材料庫里取來的。當然他們這樣做是唯一可做的明智之舉。可是它仍然是道地的權宜之計，其目的顯然在於掩飾惱人的實踐上的弱點。要是馬克思對那些項目的本身含義感到興趣，他必將別無選擇，只能與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激進派聯合在一起。事實是，他對它們毫不關心，並不認為有為實現它們作任何犧牲的義務；如果資產階級激進派全部實現它們，這對馬克思可能是十分不稱心的意外。 4．同樣的原則、同樣的策略、同樣的政治論據組成他1864年在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開幕詞。國際工人協會的成立當然意味著從德國1847年的勞動教育協會和同年的小型國際組織前進了一大步。當然它不是社會主義政黨的組織——雖然例如有兩個德國社會主義政黨加入，而拉薩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很快就退出——更不是無產階級的國際組織。但許多地區和許多類型的工人團體確實派代表出席，甚至英國的工會表示出相當濃厚的興趣——雖然態度不明朗，並著眼於可能獲得的眼前利益——足以在一個時間內與它維持一種志趣似乎並不相投的聯盟關係。喬治·奧傑列名於發起人之中。 (5) 協會和某些協會歷史學家關於協會在當時革命運動和重大勞資糾紛中的任務所作的斷言必須打折扣。但是，如果說它的影響極小，說它從未對那些運動和事件作過領導或控制，但至少它提供了統一的詞彙。它還建立各種接觸，這種接觸在愚蠢得為它做廣告的資產階級敵人的好心支持下，最終把它抬高到具有實際重要性的地位。開始時，一切進行得很順利，最初的四次「大會」是出色成功的，某些非社會主義的小事情，如關於支持繼承原則的投票，被正統會員們巧妙地忽略過去。可是巴枯寧的闖入（1869年）和被開除（1872年）給協會一個沉重的打擊，事實證明協會不能從這個打擊中恢復過來，雖然它勉強存在到1874年。 馬克思從一開始就知道這個收容可疑立場的知識分子，同時收容那些顯然決定根據不同環境或者利用或者捨棄協會的工會工作者的龐雜隊伍所固有的種種可能性和危險。這些正是他一直在爭取的可能性和一直在防止的危險。首要的任務是保持組織團結，其次是使它傾向馬克思主義，這兩個任務都要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解決，即他個人的追隨者總是占少數，而他對其他成員的影響要比從他受推選——應該說受允許——作政綱演說這件事所推斷的要小得多。結果，這篇演說包括了對非馬克思主義觀點的讓步，這些觀點和馬克思本人吃驚地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哥達綱領（1875年）中發現的那些觀點極為相似。同樣，明智的策略和妥協嗣後更為明顯，這種事情有一次曾使馬克思以半幽默的絕望口吻驚呼：「我自己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妥協的意義如何要依據作出妥協的人和作出妥協的精神來判斷。只關心趨勢的他可能會容忍許多偏差。顯然馬克思相信他本人一直在注意他的趨勢，並能在每次偏離之後回到正確的方向。可是我們應該了解，每當他看到別人玩同樣手法時，他總感到擔憂。因此可以看出，在他的策略性轉變路線中和他惡毒地譴責別人的轉變路線中，存在著比單純自我主義更多的東西。 當然，嗣後一直成為正統社會主義經典政策的策略和原則都有可以批評的地方。馬克思建立的策略例子使他的追隨者可以毫無約束地使用大師的某個行動或格言來證明幾乎任何行動或不行動的路線都是正確的。這個原則已被指摘為指向死胡同。更重要的是理解它的基本原理。馬克思相信無產階級革命，他還相信——雖然他自己的學說本應使他懷疑這點——革命來到的時刻不會太遠，猶如大多數早期的基督徒相信最後審判的日子就要來到。因此，他的政治方法當然建立在錯誤的診斷上。那些頌揚他政治敏銳性的知識分子， (6) 全然看不到進入他實際判斷的有多少是如意算盤。但在他視野之內的事實和根據他認為當然正確的這些事實所作的推斷，就像他對有直接後果的問題和他與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在會議桌上的合作關係立即會產生的看法一般，立即產生那種工作方法。按照這個觀點看來組成一個以各國有組織無產階級為基礎的、向著目標大步前進而不喪失它革命信念的、在前進路上永葆朝氣的成分純潔的政黨，的確是極端重要的任務，與這個任務比較，其他一切都是無足輕重的了。 ———————————————————— (1) 見第20章和第23章。 (2) 1848年產生的熱情態度也使他不可能懂得（更不用說公正對待）驅逐他的非民主政權。冷靜的分析就不會不看到那個政權的成就與成功的可能性。但在這種情況下要作這樣的分析是他做不到的。 (3) 我所知道的語言都未正式承認這個詞是名詞。可是要使它成為名詞是一樁非常方便的詞語改動。 (4) 應記住，馬克思主義者很歡喜提到無產階級群氓（Lumpen protelariat）一詞。 (5) 他甚至擔任過國際總委員會主席。這有許多理由，因為他原是最傑出的工會聯合和團結的推動者之一，又是一個倫敦工會評議會的組織者，還是城市工人選舉權改革聯盟的一個領導人。 (6) 例如，見貝內代蒂諾·克羅齊，《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C．M．梅雷迪思譯，19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