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前言

由我來寫一部社會主義政黨的歷史是不適合的。不論是鋪敘它們興衰的背景，還是描繪它們解決問題的方式，需要有比我更寬廣的視野和更有力的手筆才行。而且，要做這項工作的時機尚未來到：雖然過去20年間已經產生了許多有價值的論文，讓我們知道某些特殊形勢下和特殊方面需要了解的知識，但還要做大量研究工作，才能寫出符合學術條件的現代社會主義活動史。為了補充本書以上諸篇中所說的許多見解，並把它們放置在恰當的位置上，提出某些史實是需要的。我在研究中或親身觀察中發現的另外一些要點， (1) 我希望把它們提出來，因為它們本身看來使人感興趣。由於以上雙重原因，我收集了如下的一些片斷，即使一鱗半爪，希望它們能指明整體的輪廓。 不是每一位讀者——甚至不是每一位信奉社會主義的讀者——贊成我收集的片斷給予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地位。我樂於承認在這個問題上我有個人的偏見。在我看來，社會主義政策的魅力所在——使政策特別值得注意，並使它具有自身知識上和道德上的尊嚴的東西——就是它與學說基礎有清楚而密切的關係。至少在原則上，它是由行動或無行動來執行的理論，而有無行動取決於對歷史必然性認識的正確與錯誤（見第1篇）。甚至為了權宜之計和僅從策略上考慮，也帶有那種不能消除的特性，並且總是按那個原則進行討論。但所有這些只有馬克思主義那一正統是真實的；在資產階級眾多學說里，當然沒有比人們意味深長地稱之為「哲學」激進派的邊沁激進派更真實的了。所有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團體或多或少和別的團體和政黨差不多；只有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始終服膺那個對他們來說包含所有問題全部答案的學說。讀者能夠理解，我並不無條件讚美這個態度。很可以稱它為狹隘甚至幼稚。但各類教條主義者，儘管他們沒有實幹能力，他們有某種美的品格，足以使他們超出一般政客，而且他們擁有的力量源泉，是一般政客絕不能懂得的。 ———————————————————— (1) 這些要點之一已在本書其他地方加以論述。見第20章。 第二十四章　未成年期 社會主義學說中某些根源大概和最早言之成理的思想一樣古老。只要這些學說沒有辦法使任何人信服社會發展過程必然導致實現社會主義的話，它們是美麗的或可怕的幻夢，是由接觸社會現實產生的無力的渴望。只要它與現存的或潛在的社會力量源泉沒有確定的接觸，社會主義者的努力等於對著荒野說教——柏拉圖式的說教，沒有一個政治家需要為之操心，沒有一個社會過程的觀察家需要把它列入能起作用的要素。 這就是馬克思批評先於他的或與他同時的提出競爭性教義的社會主義者的要旨，和他為什麼稱他們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由。理由不全在他們的許多計劃是顯然的怪念頭或者都在知識上低於一般水平，而是因為這些計劃根本上沒有執行過也不能執行。有一些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而不需要翻閱大量文獻。這些例子還足以表明，馬克思判斷的錯誤達到多大程度。 托馬斯·莫爾爵士（1478—1535年）的《烏托邦》直到19世紀上半葉一直被廣泛閱讀、稱讚甚至抄錄。它表明卡貝和貝拉米的成功。向人們展示一幅樸素、高尚和平等社會的圖畫。那個社會恰恰和莫爾時代的英國社會相反。書中的理想只能是一種批判社會的文學形式。也許我們不必把它看做莫爾想望的實際社會計劃目標的表現。但是，如果它真的被人們這樣理解——過去是這樣理解的——困難不在於它的不能實行。在某些方面它並不比現時田園詩式的社會主義更少實際可行性。例如，它正視權威問題，它坦率地接受較低的生活標準的前景，無疑還把低標準稱道為美德。真正的困難在於書里不想指出，社會怎樣逐漸趨向那個理想境地（除非可能通過信仰上的改變），或者什麼是產生理想境地所依靠的真正要素。我們可以喜歡或憎惡這個理想，可是我們對它不可能做出有影響的事情。把實際問題的解決寄托在空洞的理想上，是難以據此建立政黨和制訂政綱的。 另一種類型可以以羅伯特·歐文（1771—1858年）的社會主義為例。歐文是一位製造商和實際改革家，他不滿足於想像——或採取——小型自給自足社會的思想，在那種社會裡人們根據共產主義原則（按此詞的最大膽意義）生產和消費自己的生活資料。他實際上著手去實現他的想法。首先他希望政府有所行動，然後他試圖建立一個典型來實施他的計劃。所以看來他的計劃比莫爾更能實行；它不僅有理想，它還有通向理想的橋樑。可是實際上，這種橋樑只有助於更明確地說明烏托邦主義的性質。因為不論是政府行動還是個人努力都作為天外飛來的救星引入——這件事之所以必須要做，只是因為某個人認為它值得做。指不出或無法指出有任何社會力量為這個目標努力。沒有土壤供給玫瑰花生長。讓它們飽餐人們對它們美麗的稱讚吧。 (1) 這番話同樣適用於蒲魯東（1809—1865年）的無政府主義，只是他學說中確切的經濟學錯誤要比輕視經濟學論證的其他無政府主義的經典著作明顯得多，不論是強調自由的和無政府的個人合作，還是強調為個人合作開闢道路就要完成破壞的任務，他之所以能避免推理錯誤主要在於他避免推理。像「詩人、精神病人和愛好幻想者一伙人」那樣，他們在本質上做不了任何事情，除非搗亂社會主義計劃和在革命激動形勢中增加混亂。馬克思對M．巴枯寧的所作所為，感到厭惡，有時還摻雜著絕望，是容易得到同情的。 但無政府主義是帶有復仇心理的烏托邦思想。我們提到這種病態的烏托邦思想，只是為了把事情說清楚，即這種14世紀心理狀態的復活，不應該與真正烏托邦社會主義相混淆，後者在聖西門（1760—1825年）著作中有最精闢的闡述。在他的著作中，我們發現理智與責任心結合成強大的分析力。設想的目標並不荒唐也不虛幻。欠缺的是方法。他建議的唯一方法又是政府行動——在當時，由政府採取行動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點子。 如果人們同意這樣的看法，那麼結束社會主義未成年期的巨大轉折，事實上必然和卡爾·馬克思的名字及著作聯在一起。倘若這種轉折有可能確定時間的話，我們可以把它定在《共產黨宣言》的出版（1848年），或者定在第一國際的成立（1864年）。就是在那個時候，理論上的標準和政治上的標準都可以嚴肅地說是符合了。可是一方面，這個成就只是總結了幾個世紀未成年期的發展，另一方面這個成就以特殊方式使這些發展公式化，那種方式也許在實際上（肯定不是在邏輯上）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因此，正統社會主義對未成年期一些人的判斷必須在某種程度上予以修正。 首先，如果說幾個世紀裡的社會主義計劃方案全是夢想，那麼方案的大多數是合理化了的夢想。個別思想家在合理化上取得或多或少完美成功的，不單單是他們個人的夢想，而是非統治階級的夢想。因此，這些思想家不是完全生活在雲端上；他們也幫著把在下面打瞌睡但準備甦醒過來的人帶到上面來。在這方面甚至無政府主義者——可以追溯到活躍於許多修道院中，更多活躍在方濟各會第三級教士團體中的中世紀先輩——也有馬克思主義者通常不給予他們的重要性。他們的信仰在正統社會主義者眼中不管如何低賤，但推進社會主義的力量許多來自由他們呼喊出來的那些飢餓——而不貪婪——的靈魂 的非理性渴望，甚至到今日還是如此。 (2) 第二，未成年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家準備了後來證明有用的許多磚塊和工具。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思想畢竟是他們創造的，由於他們的努力，使馬克思和他的同代人能夠像討論每個人都熟悉的東西那樣討論社會主義社會。而且許多空想社會主義者做得更多，他們制訂了社會主義計劃或某種社會主義計劃變種的細節，以此系統地闡述各種問題——不論怎樣不恰當——和清理許多場地。甚至他們對純經濟分析所作的貢獻也不能輕視。它為沒有它便會黏滯得無法下咽的布丁提供十分必需的發酵劑。何況許多分析簡直是專門的著作，改進了當時的理論，對馬克思大有好處。精心闡述勞動價值說的英國社會主義者和准社會主義者——如威廉·湯普森等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三，並不是被馬克思指定為空想社會主義者那些人，與群眾運動全無接觸。某種接觸是不可避免地由這樣的事實促使的，那就是使知識分子的筆動起來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也將使某些團體或階級動起來，包括農民、工匠、農業勞動者或甚至流浪漢和暴徒，許多空想社會主義者與他們建立起十分密切的接觸。16世紀革命時，農民的要求是由知識分子系統闡述的，在嗣後幾個世紀裡，知識分子與農民的協調和合作逐漸變得更加密切。法國大革命時期唯一純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格拉古」巴伯夫（「Gracchus」Babeuf），被認為是對政府十分重要的人物，1797年送他上斷頭台加以表揚。這種情況在英國也有最好的例證。我們只需要從這個角度來比較17世紀的平均派運動和19世紀的憲章運動就可以理解。在平均派運動中，溫斯坦利以個人身份參加和領導這場運動；在憲章運動中，大批的知識分子組成一個團體行動，雖然他們的合作最終集中為基督教社會主義，它不是完全脫離當時群眾運動的一批學者的秘密活動。在法國，1848年路易·布朗的行動提供了最好例子。所以在這方面也像在別的方面一樣，烏托邦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質上的迥異。未成年期社會主義與階級運動的關係是偶然性的，一般說來不是根本原則，階級運動與馬克思及馬克思以後社會主義的關係，顯然是根本原則性的，類似政府與常備軍的關係。 還有非常重要一點要提出來，我希望它不會是一個障礙。我曾經說過，斷言存在朝向社會主義的趨勢 (3) 和它與現存的或潛在的社會力量源泉有永久性的接觸——建立社會主義的兩個必要的嚴肅的政治要素——的學說肯定是在19世紀中葉的邏輯上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建立起來的。馬克思和大多數同時代人堅持認為，工人階級是積極與這種趨勢有關的唯一階級，因而它是社會主義者可以開發的唯一力量源泉，正是這種觀點使他們的學說帶有一種特殊的傾向性。對於他們來說，社會主義主要意味著把工人從剝削中解放出來，而「工人的解放必定是工人階級自身的任務」。 現在不難理解，為什麼工人利益的獲得，作為一個實際命題，較之任何其他事業更能吸引馬克思，為什麼他的學說根據工人利益為中心而形成的原因了。但這個思想甚至在非社會主義者的心中也植根甚深，以致完全抹煞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釋清楚的某些事實，即工人運動雖然經常和社會主義聯結在一起，但直到今天仍與社會主義有區別。事實證明，社會主義者要在工人世界建立勢力範圍，儘管在他們信條中認為是理所當然之事，還是絕不容易的。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解釋這些事實：應該清楚的是，工人運動在本質上不是社會主義的，正如社會主義不一定是工人的或無產階級的。這並不令人驚異，因為我們在第二篇中業已見到，雖則資本主義過程緩慢地使經濟生活以及別的許多事物社會化，但這是整個 社會機構的變化，社會的所有 部分受到同等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工人階級的實際收入和社會重要性都有提高，而資本主義社會卻變得越來越沒有能力應付勞工難題。但這個觀點是馬克思描繪的工人被日益難忍的苦難趕進偉大革命的圖畫的蹩腳的代替品。如果我們丟棄這幅圖畫，懂得工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所占份額的實際增加，我們將不可避免地認為以進化的邏輯向工人階級作特別的號召沒有多大意義。更難相信馬克思主義指派給無產階級在社會戲劇大變動中的任務。如果轉變是漸進的，無產階級要做的事情極少。如果發生偉大革命，無產階級只能被說服被恐嚇表示同意。矛頭由知識分子在半犯罪暴民支持下組成。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想法只能是「空想」——正像空想社會主義者的任何信仰一般，都是空想。 馬克思與他的大多數先輩不同，他意欲使一個現存的運動（不是夢幻）合理化，他和他的繼承人確實部分控制了這個運動，這點基本上仍是正確的，但他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差別比馬克思主義者要我們相信的更小。如我們已經知道，空想社會主義者思想中有較多的現實主義，而在馬克思思想中有較之他們承認的更多的非現實主義的夢想。 根據這個事實，我們將更加看重未成年期社會主義者的見解，因為 他們並不唯獨強調無產階級的作用。特別是，在我們看來，他們對政府和對無產階級以外各階級的期望要比馬克思看來較少幻想性、較多現實性。因為國家，它的官僚機構以及管理政治機器的集團，對於尋找社會力量源泉的早期社會主義者看來是有光明前景的。現在應該清楚，他們很可能有和群眾相同的「辯證的」必然性走上所想望的方向。而且，我們稱為費邊社會主義的資產階層的贅疣也是有啟發意義的。 (4) 馬克思所選擇的社會動力就這樣產生了一種特殊情況，這種情況雖然實際上極為重要，但在邏輯上與正統社會主義者眼中屬於騙局和異端的其他情況一模一樣。 ———————————————————— (1) 夏爾·傅立葉（1772—1837年）的同類計劃的情況也一樣，但不是每個人會稱他的計劃為社會主義，因為在他的計劃中工人只能得到社會產品的5/12，其餘都撥作資本和經理費用。雖然計劃本身這樣劃分是考慮到現實情況的值得稱讚的意圖，但可笑的是工人在那種理想狀況下的條件比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實際狀況更壞。例如在戰前英國（見A．鮑利，《工業產品的分配》，1921年，第37頁），製造業和礦業中，160鎊以下的工資和薪金占淨產值的62％，160鎊以上的薪金占淨產值的68％。當然傅立葉的理想主要不在經濟上，但就經濟問題而言，這件事很好地說明，在改良主義者的信條中，對資本主義事實多麼無知。 (2) 這就是為什麼受過訓練的社會主義者想努力捨棄他自己承認是未受教育信仰者信條中毫無意義和全屬幻想的思想但從不完全成功的原因。社會主義受歡迎的魅力不是產生 於能合理地證實的東西，而顯然產生於資產階級與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一致予以譴責的那些神秘的異端邪說。社會主義者試圖遠離那些邪說時，他不但對推動它的浪潮毫不領情，而且它還招來浪潮力量被其他方面利用的危險。 (3) 要知道這句話的確切意義，讀者應再次翻閱第一篇和第二篇中我們的討論。這裡它意指兩件事：第一，真正的社會力量獨立於人們的願望，它有助於建立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將日益獲得實際命題的性質；第二，既然如此，採取社會主義路線的政黨目前 就有活動的空間。第二點將在第25章里加以討論。 (4) 見第26章。馬克思主義者自然會回答：那些現象僅僅是真實現象的派生物，僅僅是無產階級大步前進的結果。如果這麼說的意思就是指後者是在過去和現在一直產生前者的形勢中的要素之一，那是正確的。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命題並不形成一個反對意見。如果這麼說的意思是指無產階級和國家社會主義之間只有單向的或純因果的關係，那麼這個命題確實形成一個反對意見，但它是錯誤的。第二篇內描寫的社會心理過程，不用任何自下而上的壓力，就將產生國家社會主義和費邊社會主義，它們反過來甚至會有助於產生那種壓力 。正如我們將馬上見到，有道理這樣發問，沒有政治上的同情者，哪裡會有社會主義？可以肯定，沒有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有別於工會型的勞工運動）是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