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第十九章 過渡
Ⅰ.識別兩個不同的問題
我相信,從資本主義制度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不管它出現時的情況如何,總會引起一些特有的問題,這是每個人、特別是所有正統社會主義者都承認的。但由於過渡出現時資本主義發展所處階段的不同,和由於實行社會主義的集團能夠使用和願意使用的方法的不同,預期遭遇困難的性質和程度會有極大的不同,因此設想兩個不同的事例,以便構成兩組不同的環境作為典型,有利於我們的討論。因為過渡在何時 出現和怎樣 出現之間存在明顯的聯繫,使這個設想更加容易做到。可是對這兩個事例的論述只涉及完全發展的和「受束縛的」資本主義——我不打算在資本主義較早階段可能出現與不可能出現的問題上浪費篇幅。記住這一點,我將稱它們為成熟社會主義化的事例和未成熟社會主義化的事例。
本書第二篇中的大部分論證可以歸結為下列馬克思主義命題,即經濟過程趨向於使本身社會主義化——同時也使人的靈魂社會主義化。我們這樣說的意思是,社會主義在技術上、組織上、商業上、行政上和心理上的先決條件傾向於日趨成熟,讓我們再次想像,如果那個趨勢達到成為現實時未來將出現的事物狀態:除農業部門外的產業由少數官僚化公司控制。進步放慢了,進步成為機械的和事先計劃好的事情。利率逐步趨向於零,這種趨勢不是暫時的,也不是政府壓力造成的,而是由於投資機會減小而變為永久性的事情。工業財產及其管理變得與個人無關——所有權只剩下持有股份和債券,企業高級人員養成類似於公務人員的心理習慣,資本主義的動機和標準全部消失了。十分清楚向社會主義政權過渡已是瓜熟蒂落的結論。但有兩點應該提一提。
第一點,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社會主義者——距離將使他們滿意的那種狀態的接近程度是彼此不同的,他們在任何特定時間對實際達到的接近程度的判斷也是彼此不同的。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在資本主義過程中固有的趨向社會主義的步伐以緩慢的速度行進,它絕不會通過大家都辨認得出的不可能有懷疑的確切表明道路開放時間的交通信號燈。嚴重意見分歧的可能性由於下面的事實而大大增加,即成熟所需的條件不一定以同一步調進展。例如,人們可以振振有詞地爭辯說,1913年美國的工業結構本身要比德國更接近於「成熟」。但很少有人懷疑,如果在這兩個國家作實驗,國家分裂的德國人獲得成功的機會要比美國人大得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前者具有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最好官僚政治和最好的工會的領導和訓練。但在認真的意見不同——包括因性格不同而產生的那種不同,類如具有相同能力和認真態度的幾個醫生對一次手術是否得當的那種意見不同——之外,常常還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猜疑,爭論的一方絕不想承認成熟,因為他們並不真正想有社會主義,另一方在不論什麼情況下都假定為已經成熟,其理由可以產生於理想主義的基礎,也可能不是出於理想主義。
第二點,即使假定,正確無誤的成熟狀態已經來到,過渡還需要有特殊的行動,仍會出現許多問題。
資本主義過程為社會主義塑造事物和靈魂。在有限事例中,它塑造得如此完善,以致最後一步不過是一個形式。可是即使在那種時候,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不會變成社會主義制度;這樣的最後一步——正式通過以社會主義作為社會的生活準則——還必須採取(譬如說)修改憲法的形式來實現。但實際上,人們不會等待有限事例的出現。對他們來說等待也是不合理的,因為實際上成熟可能在資本主義的利益和態度尚未從社會結構的每一個角落與隙縫完全消失之前來到。那時憲法修正案的通過就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了。那時會出現某種抗拒和某些困難有待克服。在討論這些之前,讓我們先介紹另一種過渡的特性。
從根本上說,事物和靈魂自動地把自己塑造成適應社會主義,也就是這個適應過程獨立於任何人的意志,並與為此而採取的措施無關。但這個過程除產生別的影響外,也產生這樣的意志和隨之出現這樣的措施——制定法規、採取行政手段等等。這些措施總的是社會主義化政策的一部分,而實現社會主義的政策要執行很長的一段時間,無論如何需要幾十年。可是這段歷史自然地分為兩部分,中間以採取和組織社會主義政權的立法行動為界,在立法行動之前,社會主義化政策是——不管有意無意——準備性的,立法之後,它才是建制性的。關於前一部分,我們只在本章的末尾加以簡要的討論。現在我們要集中討論後一部分。
Ⅱ.成熟狀態下的社會主義化
在成熟社會主義化情況下,作為「立法後社會主義化」的首要任務,即必須加以對付的困難,不但不是克服不了的,而且甚至不是很嚴重的。成熟意味著遇到的抵抗將是微弱的,即將出現所有 階級中大部分人的合作——其徵兆之一就是通過憲法修正案的確切可能性,也就是修正案能以和平的不破壞法律連續性的方式通過。按照假定,人們理解這個步驟的性質,甚至大多數不喜歡這個步驟的人也會耐心地容忍它。沒有人會感到迷惘,或者感覺到世界在他面前崩潰。
當然即使如此,牌還沒有完全出完,還可能有突變。但這樣的危險不大。不但有組織抵抗和暴力騷動的絕跡或接近絕跡將減少發動突變的機會,而且將有一批有經驗和負責任的人準備掌握舵柄,他們能夠並願意維護紀律和使用合理方法把震動減到最小。他們將得到受過良好訓練的政府和企業官僚機構的支持,這些機構習慣於接受無論哪種立法當局的命令,無論如何它們不會很偏袒資本家的利益。
一開始我們將簡化落在新的生產部或中央局前面的過渡問題,用的是同以前我們簡化它們永久問題一樣的方法,也就是假定它們將把農民問題基本上擱置一旁。這樣做不但將消除可能證明是致命的困難——因為沒有任何別的部門對財產的興趣有像農場主或農民那樣熱烈的;農業世界的人並非到處都是俄國農民——而且還會獲得額外的支持,因為不會有人憎恨大規模企業和特殊的資本主義利益有像農民那麼深的。也可以期望中央局會安撫其他類型的少數人:在社會主義化的工業周圍,小手工業者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裡)被允許做他們的行業賺錢,小本的獨立零售商可以被允許出售他們的貨物,就像今天在政府專賣菸草製品的國家裡捲菸零售商那樣。在天平的另一頭,凡對其工作作個別估價的那批人的個人利益——讓我們說那種高級官員的利益——能容易地以前面指出的準則給予照顧,以避免經濟機器的運行產生嚴重故障。激烈主張平等主義理想會把一切事情弄糟。
資本家的利益怎麼辦?在上面指出的時機成熟時,我們大致上可以把它等同於股份與債券持有者的利益,債券持有者包括抵押債券和保險單持有者。對於除了神聖教義外一無所知,並認為資本家集團由少數非常富有的遊手好閒者組成的社會主義者來說,結果將使他們大吃一驚;到成熟時期,這個集團的人可能構成選民的大多數,那時他們不會贊成沒收他們從個別計算無論怎麼微小的權利的提議。但是不必操心社會主義政權能不能或「應不應」無償地剝奪他們的權利。我們認為重要的是這樣做沒有經濟上的必要性,如果決定沒收,那也是社會遵循它可以採納的倫理原則的自由選擇,而不是由於非做不可。因為支付個人持有的債券和抵押債券的利息,加上支付根據保險合同的索賠權,加上中央局發給前股票持有人的代替股息的債券的利息,只要一看有關統計數字就能知道,這筆支出不會構成難以承受的負擔,而當這些股票持有人失去投票權時,仍能保留大致上相當於適當選擇的過去股息平均數的收入。對於今後要繼續使用私人儲蓄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負擔這筆開支顯然是明智的行為。時間的限制是做得到的,或者把這些支出轉為有期限的年金,或者使用適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使這些稅制在永遠消失之前,提供最後一次效用。
我想,上面這席話充分證明了「立法後社會主義化」可行方法的特性,在我們設想的環境裡,可以期望這些方法能堅定地、安全地、溫和地實現過渡的任務,在進行中使人力物力的損失和對文化及經濟價值的傷害限制在最小程度。大型公司的經理人員只有在有特殊理由更換的時候才更換。如果在過渡時刻,在準備社會主義化的行業內尚有私人合夥企業,首先應把它們改為公司,然後和其他企業一樣加以社會化。新私人企業的創辦當然要禁止。公司之間關係的結構——尤其是控股公司——應該使其合理,使這種關係有利於提高管理效率。所有銀行全都改組為中央銀行的分支機構,在這種形式中可以依然保留它們的某些機能——至少一部分社會簿記職責有必要轉移給它們——可能還要保留對工業經理部門的某種權力,如有權給予或拒絕「貸款」;如果是這樣,可能讓中央銀行獨立於生產部,成為一種總的監督機構。
這樣,中央局開始時發展緩慢,而後逐步攬起控制權而不發生急劇震動,使經濟體系穩定下來並確定方向,同時能夠逐個解決由過渡產生的較小問題。開始時有必要對生產作小量調整——充其量調整總產量的5%——因為,除非平均主義觀念比我假定的更加強烈,需求結構不會受到巨大影響。人們(例如律師)轉向其他職業的規模相當大,這是實情,因為有些人在資本主義產業中能發揮作用,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再有用武之地。但這點也不會引起嚴重困難。有些較大的問題,如消滅低效的生產單位,向最佳機會作進一步的集中,隨著人口移動而產生的地域布局合理化,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標準化等等問題,在經濟體制消化掉機構變革的影響並能在原有軌道上順利運行之前不會、或者無論如何不必出現。對於這種類型社會主義,期望它能及時實現它的藍圖中所固有的一切卓越成就的可能性是順理成章的。
Ⅲ.不成熟狀態下的社會主義化
1.在第二種情況下,即在不成熟地採用社會主義原則的情況下不可能作上面那樣的預測。所謂不成熟狀態下的社會主義化,指的是從資本主義制度向社會主義制度過渡的時候處於如下的狀態:當時社會主義者有可能奪取資本主義國家中央機構的控制權,但在物質與精神上都尚無這樣的準備。讓我再說一遍,我們不打算討論不成熟到如此程度的局勢:那時成功的希望在任何心智健全的人看來是狂想,而奪取政權的企圖只不過是一場可笑的起義 。因此,我不打算堅持說,不成熟社會主義化必然不可避免地以徹底失敗而告終,或者說由此產生的制度勢必崩潰。我依然正視著目前類型的受束縛的資本主義,根據它的現狀,至少可以合理地提出這個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這個問題遲早可能提出來。長期形勢變得越來越有利於社會主義者的抱負,更重要的是可能出現短期形勢——德國在1918年和1919年的形勢是很好的例子;有人還指出美國在1932年的形勢——在這些短期形勢中,資本家階層及其機構的暫時癱瘓,提供了誘人的機會。
2.正是這個事物和精神的無準備或不成熟狀態表示出來的意義,讀者翻回幾頁前所描繪的成熟形勢的圖畫,就容易理解了。可是我希望為1932年美國的特殊事例說上幾句。
一個充滿活力的——儘管從變化速度來說並非不正常的——工業活動時期,緊接著一個蕭條時期,蕭條程度之兇猛證明了「進步」的後果亟需調整的程度。這個進步在一些主要方面顯然不完善——關於這點只要指出農村電氣化、家庭電氣化、化學工業的全部新事物和建築業面對的可能性就夠了。因此,可以有信心地預言,由於官僚主義化的社會主義化,會招來企業家精力、生產效率和群眾未來福祉的相當大損失。在蕭條時期的歇斯底里氣氛中,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能夠傳遞給公眾的總的觀念卻正好相反,理解這點是令人感到有趣的。但是,如果說這是對那個形勢的經濟學解釋,不如說是對那個形勢的社會心理學診斷更為貼切。
不成熟也表現在工業和商業組織中。不但中小企業的數目依舊相當可觀,它們在同業公會中和其他方面的合作遠未完善,而且大企業本身的發展(雖然它是許多無批判的驚訝和敵視的主題)還遠遠未達到能安全而輕易地使用我們的社會化的方法。如果我們把具有5千萬美元以上資產的企業劃作大規模企業的界線,那麼在全國總資產中只有53.5%為大公司所占有,如果我把金融企業和公用事業除去,則只有36.2%,而製造業的大企業資產僅占46.3%。 (1) 在這條界線以下的公司一般不大容易社會主義化,不能期望它們以現有的形式在社會主義下繼續經營。但是,如果我們把界線下移到一千萬美元,我們會發現上邊的三個百分數分別不超過67.5%、52.7%和64.5%。僅僅「接管」一個像這樣構造的機體的任務是可怕的。使它發揮機能和改進它的更可怕的任務將必然面臨種種困難,如沒有一個有經驗的官僚政體,而勞動力又組織得極不完善,且部分接受可能逸出控制的可疑的領導,必然會碰到使這個機體發揮功能和改進它的更可怕任務。
精神比事物更沒有準備。儘管受到蕭條引起的震動,不但工商界人士,而且很大一部分工人和農民仍以資產階級制度的方式來考慮和認識事物,對任何改變並不真正 有明晰的概念;對他們來說,社會化甚至比它遠為溫和的觀念仍舊是「非美國的」。不存在有效率的社會主義政黨,實際上除了持史達林主義信念的共產主義者外,任何正式的社會主義團體得不到相當數量人數的支持。儘管社會主義者不嫌麻煩一再向他們保證,農民還是不喜歡社會主義,只是比他們一般地不喜歡大企業和特殊地不喜歡鐵路,在程度上略輕一點罷了。當支持微弱,而大多數支持不是顯然另有所圖就是不痛不癢時,抵抗必然是強大的。進行抵抗的人認真地感到,他們在做的事情,沒有人(尤其是政府)能夠做得一樣好,在抵抗中,他們認為他們為之戰鬥的不僅僅是他們的利益,而且是公眾共同的利益——反對絕對黑暗爭取絕對光明。美國資產階級正在喪失它的活力,但並未完全喪失。它將以明晰的良知進行抵抗,並有能力拒絕贊同和合作。那時局勢的一個徵兆將是必須使用暴力來反對一些集團和一些階級(而不是反對一些孤立的個人)的必要性;另一個徵兆是不可能修改憲法,即不破壞法律連續性來通過社會主義原則:新制度必須通過革命,尤其是通過可能是血腥的革命來建立。可能有人反對這個不成熟形勢的特殊例子,理由是這種例子屬於極端無望事例的範圍。但上面的畫面綜合地描述了由不成熟社會化呈現的主要特色,因而有助於總的情況的討論。
當然這種狀況是正統社會主義者期待的,他們中大多數人不能容忍比無產階級聖喬治令人矚目地屠殺資產階級毒龍此類壯舉較少迷人魅力的任何事情。可是,促使我們探索由於政治上的機會與經濟上的無準備二者結合而產生的後果的,並不是因為早期資產階級革命思想意識的不幸遺風,而是因為作為通常理解的社會化行動的特色的那些問題,只發生在這種情形下。
3.那麼,假如革命的人民 ——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中,這個名詞像最篤信基督的國王 一樣,成為一種正式的稱號——征服了政府的中央機關、非社會主義政黨、非社會主義報紙等等,並配置了他們的自己人。這些機關的工作人員以及工商企業的工作人員部分被迫——按假定——接受非自願的合作,部分被工人中的領導人物以及從咖啡館奔跑到這些崗位上來的知識分子所取代。對於新建的中央局來說,我們應該承認兩件事:紅軍強大,足以平息公開的抵抗和壓服過火行為——特別是胡搞的社會主義化 (2) ——它們公平地向右派和左派開火,明智地讓農民或農場主單獨留在上文指出的道路上。至於對待過去統治階層成員的手段達到何種合理和人道的程度,則沒有人假設過。事實上,在那種環境裡為何只有可能使用最殘忍的對待手段是很難理解的。凡知道他們的行動被他們的對手認為是邪惡的侵犯,並知道他們正有遭受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那樣命運危險的人,將很快被迫走上超出他原來意圖的暴力道路。新掌權者很難避免那些在他們看來是兇狠的罪犯的對手使用犯罪的兇狠的行動——那些對手有些仍舊堅持舊秩序,有的組成必然會出現的左派政黨。但暴力和虐殺都不能解決問題。中央局除了抱怨破壞和為了對付陰謀分子和破壞分子要求更大權力之外,它將做些什麼呢?
第一件必須做的事情是製造通貨膨脹。銀行必須奪取,使之與國庫合併或者與國庫協調,中央局或生產部必須儘可能使用傳統做法吸收存款和發行鈔票。我相信通貨膨脹是無法避免的,但我一定還會碰到一些社會主義者,他否定在我們討論的情況下,社會主義革命至少將使經濟過程暫時癱瘓,同時否定因此之故國庫和金融中心會暫時缺少現成的支付手段。社會主義的會計制度和收入單位尚未處於可以工作和發揮作用的狀態,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類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或1789年革命後的法國的那種政策,雖然在那兩個事例中人們顯然不願意結束私有財產制度,不願終止商業社會長時間實行通貨膨脹的方法;在「社會主義革命後日子」里,什麼都沒有成型,因此上面的這種不同並不重要。
但是,除了必要性之外還應指出有另外一個動機使革命後社會主義走上這條道路。通貨膨脹本身是減輕某些過渡困難和實施部分剝奪的絕妙手段。關於第一點,很明顯貨幣工資率的急劇增加,在一段時間裡有助於在實際工資率下降時消除群眾憤怒的可能爆發,而實際工資率的下降至少暫時不得不這樣做。關於第二點,通貨膨脹以令人喜悅的簡單方式剝奪貨幣持有者。中央局為了能使事情更加容易處理,它甚至可以付給實際資本——工廠等——所有人任何數量的賠償,如果它同時決定這些賠償金不久將變得毫無價值。最後,務必不可忘記,通貨膨脹將有力地打擊必須暫時讓其存在的一批私人企業。因為如列寧曾經指出,沒有任何東西像通貨膨脹那樣起瓦解作用:「為了破壞資產階級社會,你必須敗壞它的貨幣」。
4.第二件要做的事情當然是社會化。過渡問題的爭論是從社會主義者中間的早期爭論開始的,更正確地說,這場爭論是在社會主義者和恰當地稱之為工黨黨員之間開始的,前者主張全盤的一舉解決的社會化,後者主張部分的或者漸進的社會化。許多社會主義者似乎認為,為了信仰的純潔性,和對社會主義優越功效的真正信念,在任何情況下都得擁護前者的主張,蔑視在這個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上受極不方便的責任感阻撓的不堅定的工黨黨員。可是我倒準備贊成那些真正的信仰者。 (3) 我們現在不是在討論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過渡政策;它是我們立刻要討論到的另一個問題,那時我們將了解,在資本主義體系內 的逐步社會主義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最明顯可以期望的事情。我們在討論的是完全不同的過渡政策,它是政治革命建立起社會主義政權以後 要實行的過渡政策。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只發生一些不可避免的最少數量的過火行為,即使一隻強有力的手強制實施相對有秩序的措施,還是難以想像有這麼一個階段:此時一些大企業已在社會主義化,而其他企業仍可望照常經營,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似的。革命政府掌權後,它必然至少要做到它在不負責任時宣傳的某些主張,在它統治下,任何尚存的企業很可能停止經營。我所想的那時的阻撓主要不是如預期那樣來自企業家和一般資本家利益集團。他們的力量現在正被誇大,這種力量在政治委員的注視下大部分將不再存在。拒絕履行日常責任不是資產階級人士的行為方式,他們的行為方式是緊緊抓住日常責任。會有抵抗,但抵抗將在政治領域裡,在工廠之外而不是在工廠之內。未被社會主義化的企業將停止發揮功能,完全是因為它們被監視它們的政治委員或者被它們的工人和公眾的情緒阻止以它們自己的方式——資本主義企業能發揮功能的唯一方式——發揮作用。
但這個論證只適用於大規模企業和容易組成大規模控制單位的那些事例,它不完全包括我們已排除在外的農業領域和大規模企業中間的全部行業。在那批行業中,主要是中小型商業,中央局大概能夠根據便宜行事的標準加以操縱,特別是根據不斷變化的條件指揮其進退。這樣做依舊是完全的(在我們解釋此字意義範圍內的)社會主義化。
還需加上一點,很清楚,在任何不成熟到需要革命的形勢下的社會主義化,不但有中斷法律連續性的意思,而且有隨接出現恐怖統治的意思,不論從短期或長期看,這種情況不可能有利於除了那些發動革命者以外的任何人。煽動革命的熱情,頌讚敢冒可能由此招來風險的勇氣,可能是職業煽動家較少教誨作用的責任之一。不過至於學究式的知識分子,唯一能反映出他聲譽的勇氣是進行批判、警告和抑制的勇氣。
Ⅳ.立法前的社會主義政策;英國的事例
那麼我們是不是必須真的作出結論說,在目前和此後50年或100年間,嚴肅的社會主義者除宣傳和等待外,什麼都不能幹嗎?事實上,不能期望任何想要保持其黨員隊伍的政黨會這樣做;同時不應允許從這個過分人道觀點引起的所有爭論——和嘲笑——遮住另一個事實,即有一個有分量的論點讚成這個結論。它合乎邏輯地爭辯說,社會主義者能從推進對他們有利的現有事態發展中得到好處,因而應該解除資本主義的束縛,而不是更緊地去束縛它。
但是,我不認為這樣說的意思是社會主義者無論如何在我們自己的時代條件下無事可干。雖然對於大多數大國和許多小國來說,當前任何建立社會主義的企圖無疑等於自招失敗——像這樣的社會主義失敗也許是(應該說肯定是)對這次冒險行動負責的社會主義集團的失敗,而另外一個不一定是通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集團當時可能披上前者的外衣容易地溜之大吉——結果是,立法後的社會化政策也許是十分可疑之事,而立法前的社會主義化政策提供好得多的機會。和別的政黨一樣,社會主義者能夠作政策嘗試而不損害其最終成功的機會,而且他們比其他政黨成員對本身的目標有更清晰的概念。我對這個問題想說的一切在一個特殊例子中能最清楚地表達出來。
我們能希望我們的例子表現出來的所有特色出現在現代英國。一方面,英國的工商業結構顯然尚未成熟到進行成功的一鼓作氣的社會化,特別因為公司控制的集中程度還遠遠不夠。根據這種情形,不論是經理部門、資本家或者工人都不願意接受社會主義——那裡還留有大量有生命力的「個人主義」,無論如何它足以發動戰鬥和拒絕合作。另一方面,大約從20世紀開始,出現一種可以察覺的企業家努力的鬆弛,這種現象加上其他原因產生一種後果,即重要行業如電力生產由政府領導和控制,不但得到所有 政黨的同意,而且是它們的要求。在英國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有理由說,資本主義完成了它的絕大部分工作。此外,從整體上說英國人民現在已經受了國家生活的鍛煉。英國工人組織得很好,一般得到負責任的領導。她有一個具有完善文化與道德標準的有經驗的官僚行政機構,可以信任它能吸收國家活動領域擴大時需要的新成分。英國政治家無可匹敵的誠實,和存在具有獨一無二能力與教養的統治階級,使許多事情容易解決,這是其他地方辦不到的。特別是這個統治集團以對新原則、新形勢和新人物的絕對適應性,團結了堅持正式傳統人士中的最有作為的部分。它想要統治,而且樂意代表變化了的利益集團去統治。它管理農業英國,也管理工業英國,管理保護主義的英國,也管理自由貿易的英國。它擁有無可匹敵的才能,不但能接過反對黨的綱領,而且能接過反對黨的人才。它吸收迪斯累里,此人若在另一個地方,必然成為另一個拉薩爾。如有必要,它會吸收托洛茨基本人,或者在那種情況下他肯定會成為普林基波伯爵。
在這種條件下,社會化政策由於實行廣泛的國有化綱領,可以想像一方面可以向社會主義邁進一大步,另一方面有可能使不包括在這個綱領內的所有利益集團和活動,無限期地不受觸動和干擾。實際上,這些利益集團和活動可以從現在困擾它們的許多束縛和負擔(財政和其他)中解放出來。
以下經濟活動部門可以社會化而不致對留給私人經營的部門產生嚴重的效率損失或受到嚴重的影響。補償問題可以按我們討論成熟社會主義化時提出的辦法解決;有了現代的所得稅和遺產稅的稅率,這不會是嚴重的問題。
第一,英國的銀行機構無疑已十分成熟,適合社會化。英格蘭銀行相等於國庫部門,事實上它的獨立性比秩序良好的社會主義社會非常希望它的金融機構具有的獨立性更小。在商業銀行界,集中和官僚機構化看來已做了全部工作。可以建立大康采恩吸收儘量多的可以吸收的獨立金融機構,然後與英格蘭銀行合併為國家銀行總管理局,這個機構也可以吸收儲蓄銀行、建房互助協會等,客戶除非閱讀報紙,不會知道這些變化。金融服務機構的合理化協調的好處可能是巨大的。從社會主義立場看,它使政府對非國有化部門的影響增加,也是一種好處。
第二,保險業是國有化的老候選人,現在它在很大程度上機械化了。至少與一些社會保險機構合併是行得通的,保險單的出售成本可以大大降低,控制保險公司基金的權力由國家掌握,社會主義者可能為此而再次雀躍。
第三,很少有人想要在鐵路甚至汽車貨運國有化上製造巨大麻煩。實際上內陸運輸是國家經營最能成功的領域。
第四,礦業特別是煤礦的國有化,以及煤和焦油以至於包括苯產品提煉的國有化,還有煤和這些產品銷售的國有化,可能造成提高效率的直接好處,如果勞工問題處理得令人滿意,這些國有化將證明是巨大的成功。從技術和商業觀點來看,情況是清楚的。但看來同樣清楚的是,在化學工業中私營企業一直相當活躍,國有化行動要是超越上面指定的界限,就很難以同等信心期望取得同樣的成功。
第五,電力生產、輸送、分配的國有化基本上已經完成,在這一點上剩下可說的是,電氣工業是可以依然寄希望於私營企業的典型例子——從經濟上說,主張全盤社會化或者完全反對社會化都是沒有道理的。但電力生產的情況也表明,經營一個社會化企業要它賺錢的困難;如果國家打算吸收這麼大一部分國民經濟生活,同時仍要完成現代國家的全部任務,利潤仍舊是成功的基本條件。
第六,鋼鐵工業的社會化大家覺得是迄今比任何爭論更難解決的命題。但是這個工業肯定已經歷了它放蕩不羈的青年時期,今後可以接受「管理」——當然管理包括建立一個大型的研究部門。從協作中能得到某些好處。這裡不大會有喪失企業家幹勁所造成的後果的危險。
第七,除了可能有建築工程人員參加股份的例外,我相信建築業和建築材料業能由合適的公營單位成功地經營。很多這種企業業已以這種或那種辦法受到管理、津貼和控制,可能對效率提高有所裨益,這個好處也許足以抵消可能發生的損失而有餘。
上面列舉的不一定包括全部。但超過這些項目的任何步驟必須以特殊的大多屬於非經濟理由來說明其必要性——軍火工業或基礎工業、電影、造船、食品工業都是可能的例子。無論如何,上述七項足夠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去消化了,如果他把這些都做好,也足以成為一個負責的社會主義者了;足以使國有化以外的企業讚美他的工作,同時要它們接受讓步也是合理的了。如果他還堅持使土地國有化——我假定讓農民地位維持原狀——也就是把全部現有的地租和土地使用稅轉歸國家,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對此不持異議。 (4)
當前的戰爭將必然改變我們問題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數據。許多事情成為可能,另外許多事情成為不可能,這種情況以前不是這樣的。本書最後幾頁將簡短地談談這方面問題。但是,為了澄清政治思想,設想這個問題與戰爭的影響無關,這點在我看來是很重要的,否則問題的性質永遠不能照它應有的樣子突出表現出來。因此,我讓本章的形式與內容完全保持1938年夏天我寫它時的原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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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W.L克魯姆,《公司控制的集中》,載《商業雜誌》,第8卷,第275頁。
(2) 胡搞的社會主義化——一個有官方地位的術語——指的是工廠工人企圖替代經理部門,並打算萬事由他們作主的行為。它們是每個負責的社會主義者害怕發生的現象。
(3) 但是權威著作並不支持他們。如果讀者讀一下《共產黨宣言》,他將發現,就在最有關的章節中,就有最令人困惑的「逐步地」字樣。
(4) 這裡不適於表達個人的愛好。但是,我希望人們理解,上面的闡述是作為專業責任而作出的,並不表達我愛好那個建議,對於它,如果我是個英國人,我會恰恰相反,盡全力加以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