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第十八章　人的因素

一個警告 許多社會主義反對者很可能接受我們剛才得出的結論。但他們的同意多半會採取下面的形式：「哦，好呀，當然，如果你們有神人指導社會主義機器，有天使長為它配置人員，一切可能會這樣。但問題在於你沒有神人和天使長的幫助，而人性如此，因此資本主義替代物連同它的動機模式以及它的責任和報酬的分配方式，畢竟提供了雖然不是最好的合乎想像的安排，但不失是最好的合乎實際的安排。」 回答這席話，是有一些可說的。一方面，現在我們必須防止的不但是藏在任何企圖把某種現實去與一種思想 作比較的後面的危險，而且也要防止任何把某種現實與一種理想 作比較所固有的錯誤或詭計。 (1) 另一方面，我想我已經把這一點說得十分清楚：就事物的本性說，絕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的全面狀況，只有有關一定社會條件和一定歷史階段的狀況，這種相對性現在比我們只討論兩種藍圖時重要得多。 Ⅰ．論據的歷史相對性 用比擬來說明這一點。在封建社會中，我們所有人（包括私有財產的最堅決支持者）現在認為是純屬政府機關領域的許多事務，都以這樣的一種辦法來管理，即在我們看來這些政府職能變作了私人所有的東西和私人收入的來源；在君臣關係的等級制度中的每一個騎士和領主，他為利潤而持有采邑，不把它看做他管理采邑 付出勞務的報酬。與它有關的現在所稱的政府職能，當時不過是為某個上級長官服務的獎賞。甚至這樣說還沒有完全闡明這個問題：他持有他的采邑，因為他是一位騎士或領主，因為他有權利持有一個采邑，不管他幹了什麼或者沒幹什麼，這種事物狀況，缺乏歷史知識的人對此容易看做是「種種積弊」的混合物。但這是胡說。在它自己時代的環境下——和每一種制度結構一樣，封建主義活得比真正是「它的」時代還長——這種制度是唯一合適的制度，它體現了能夠履行那些公共職能的唯一方法。如果卡爾·馬克思出現在（譬如說）14世紀，他如果竟愚蠢到鼓吹另一種政府行政方法，那麼他定會遭到這樣的回答：這樣的制度是一種值得欽贊的制度，它能做成沒有它便根本做不成的事情，特別是「人性依然如此」，利潤動機對行使政府管理是不可缺少的；消滅這種政府機構事實上將招致混亂，從而可以很適當地說這是不現實的夢想。 同樣，在英國棉紡織業是資本主義經濟高峰的時候——1850年以前那個時代——社會主義不是實際的命題，沒有一個明智的社會主義者在當時或現在會認為它是實際可行的命題。使牛變肥、使沙成金的術士的眼睛，和生金蛋的鵝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家常空話，當時只是思想簡單、智力愚鈍者說的或者說給他們聽的不可否定的真理的表示。我向社會主義朋友提出，在遇到這種空話時有比嘲笑更好的辦法——他們之所以嘲笑，是希望對方（像他們自己一樣的虛榮而敏感的知識分子）在覺察到他要遭到取笑時立刻停止爭論——那就是承認那些鵝在它們恰當的歷史背景中的正當權利要求，把對它們的否定限於其他歷史背景。這樣，我們至少可以面對中肯的問題——即那些鵝現在有多少權利——同時依舊為我們的異議保留大量發揮的餘地。 如果比較資本主義現實與社會主義成功的機會有任何意義，我們必須設想出一個明確的資本主義模式，讓我們選擇我們自己時代的資本主義，也就是選擇受束縛的 大企業資本主義。讓我們說，第一，雖然這樣說限定了一個時代和一個模式，但沒有限定任何特定的日期，甚至不限定以幾十年計算的時期，因為受束縛的資本主義模式在特定時間內（譬如說在目前）已經把它的特性發展和穩定到何種程度的問題仍需有待作事實的調查；第二，對於我們論證的這一部分而言，那些束縛資本主義的桎梏（不管它們是什麼）是資本主義過程本身逐漸形成的，還是可以看做是過程以外的某種力量強加給它的，沒有多大關係；第三，雖然我們現在打算討論比較實際的問題——即人們能夠期望社會主義要多久才可以收刈它藍圖中隱約描繪的收成——我們依然還只能說些碰機會的話，我們還必須使用種種假設，來補正我們關於等待我們的究竟是哪種社會主義的無知。 Ⅱ．關於神人和天使長 反駁談論神人和天使長的資產階級人士時，我們容易對付神人這個話題：用不著神人來指導社會主義機器，因為如我們業已知道，一旦過渡時期困難應付過去後，要解決的任務，比起現代世界工業界首領人物面對的任務，不但不更加困難，而且更加容易。天使長象徵一個著名的主張，即社會主義形式的存在，必須有道德水平為先決條件，像現在這樣的人，不能期望他們達到這個水平。 要是這種類型的議論竟會增加反社會主義者的分量，那得責怪社會主義者自己。那些社會主義者談論資本主義壓迫和剝削的可怕，指出為了立刻顯示人本性的全部美德，或者無論如何為了開始一個改造人的靈魂的教育過程，以便導致所要求的道德水平，必須消除這種壓迫和剝削。 (2) 因此他們不僅使自己被指責為阿諛群眾達到可笑的程度，而且還被指責為支持現在已被完全駁倒的盧梭主義。可是根本沒有必要這樣做。不這樣做，也盡可以提出完全合乎常識的理由。 為了這個目的，讓我們採用證明有用、但可能遭受心理學家反對的區分。第一，一組特定的感覺和行動的習性可以因社會環境的改變而改變，而習性下面的根本模式（「人的本性」）保持原來的樣子。我們稱這種變化為改革造成的變化 。第二，依舊在根本模式之中，環境改造可能和人的感覺和行動習性相牴觸，雖然它們最終可順從地因環境改變而改變——特別是，如果這些環境改變是合理地實行的——但暫時還會有抗拒，並在抵抗時製造麻煩。這個事實使我們可以聯想到習慣 一詞。第三，根本模式本身也可以改變，或者在同一人體砧木之中加以改變，或者使用消除其中頑固成分加以改變；人性肯定在某種程度上是可鍛造的，特別之處在其組成成分可以改變的集體中。這種可鍛性有多大是有待於認真研究的問題，而不是在講台上輕率肯定或同等輕率否定可以有效應付的問題。我們不需要使自己有義務加以肯定或否定，因為為了使社會主義有效運作，並無必要有那種人的靈魂的根本性改造。 我們很容易證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先把預期會引起最嚴重困難的土地部分排除出去。如果社會主義經理部門限制自己只做與業已進行的實際工作只有程度上不同的農業計劃。我們的社會主義依舊是社會主義。制訂生產計劃；合理地勘定地界（土地使用）；向農民供應機器、種子、飼養的牲畜和肥料等等；確定產品價格並按定價從農民那裡收購產品——這就是必須做的一切，這麼做將仍使農業世界及其勢態基本上保持原樣。還有其他可能的一些途徑。但我們認為重要的是那種執行時不會引起摩擦和可以無限期執行而不會損害這個社會有權稱為社會主義的權利。 第二，對於勞動者的世界和職員的世界，不要求他們經歷靈魂改造和痛苦的適應過程。他們的工作基本上保持原狀——有了以後增加的一個重要限定條件，他們對工作將顯示同樣的態度和習慣。工人或職員下班後回家或者去做日常事務和消遣，關於這些事情社會主義幻想可以愛怎麼想就怎麼想，例如，他可以踢社會主義足球，而現在在踢資產階級足球，但這些還是同一類家庭和同一種消遣。在這方面不會出現很大困難。 第三，有一個集團會出現問題，自然地預料它會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犧牲品——簡單地說就是上層或領導階層的問題。根據現在已成為範圍遠遠超過社會主義陣營的人們所信奉的神聖教義，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這個教義說，組成那個階層的只是餵得過飽的吃人的野獸，他們占據經濟和社會地位顯然只是靠運氣和殘忍，他們的「職能」只是從工人群眾（或消費者，視情況而定）那裡強行扣留他們辛勤勞動的果實；此外這些吃人野獸無能地把他們自己的工作搞得一團糟；增加一句較有現代色彩的話，以他們囤積大部分俘獲物的習慣製造經濟蕭條；社會主義社會不必為他們操心，只要瞧著他們迅速被逐出他們原有的地位，並防止他們進行破壞活動就行了。不管這個教義有什麼政治上和（對智力遜常者）精神療法上的優點，它甚至不是健全的社會主義。因為任何有教養的社會主義者，如果他善自檢點並想要得到認真的人的認真對待，他會承認有關資產階層有良好品質和成就的許多事實（它與這樣的教義是不相容的），並繼續爭辯說，資產階級的高階層根本不會成為犧牲品，正相反，他們也要從制度的鐐銬中解放出來，這個制度從道德上壓迫他們，一點不亞於它從經濟上壓迫群眾。從這個符合馬克思教導的立場來看，就接近於得出這樣的結論：資產階級分子的合作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成敗有極大關係。 那麼，這個問題的要旨是，這裡有一個階級，依靠產生這個階級的選擇過程，它積貯超常品質的人才， (3) 因之成為國家的資產，任何社會組織使用它都是合理的。單是這一點的含意就不止是不該消滅這個階級。此外，這個階級正在履行非常重要的職能，這個職能今後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也是一定要完成的。我們已經知道，資產階級過去和現在實際上與全部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成就有因果上的關係，與資本主義時代除因勞動人口增長而造成的部分經濟成就以外的經濟成就，也就是說與尋常稱為勞動生產率（每人/小時產量）的全部增加有因果上的關係。 (4) 這種成就反過來與具有獨特效率的獎懲制度有因果上的關係，而這個制度是社會主義必定要消滅的。所以問題在於，一方面能不能把資產階級財富用來為社會主義社會服務，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履行的而社會主義必須從它手裡取走的那些職能，能不能由其他集團來履行，或者用與資產階級不同的方法來履行，或者由其他集團用不同的方法來履行。 Ⅲ．官僚機構管理問題 合理使用資產階級人才無疑是社會主義政權感到最最困難的問題，而斷言這個問題將成功地解決要有一定的樂觀主義精神。但是，這主要並非由於問題內在的困難，困難在於社會主義者必須承認問題的重要性和以合理的心理狀態去面對它。上邊提到的關於資本家階級的本性和職能的教義本身就是強烈憎惡這樣做的徵兆，而且可以把它看做是拒絕這樣做的心理和技術準備。這是不必驚奇的。個別社會主義者，不管他是自由作家還是黨的領導人，或者是公務人員，都天真地但自然地把社會主義的來到看做他 掌握政權的同義語。對他來說，社會主義化意味著「我們」準備去接管。撤換現在的經理人員是這齣戲的重要也許是最為重要部分。我承認，在與好鬥的社會主義者交談中，我常常感到懷疑，如果社會主義政權由另外一些人治理，不論在其他方面管理得如何完善，他們中某些人甚至大多數人是不是真正勝任者。我必須立即加上一句：另外一些人的態度是無可指責的。 (5) 問題本身的解決，首先要求允許資產階級人才去做他的才能與傳統有資格做的工作，因而選擇經理人選採用的方法要以勝任為原則，不可歧視以前的資產階級人士。這樣的方法是可以設想的，有些方法甚至比大公司時期運用的資本主義方法更好。但是被允許做他的工作所涉及之事比任命給他一個適當位置範圍更大。當被這樣任命時，他必須被授予他職責範圍內行動的自由。這就引起經濟生活官僚化 的問題，這個問題構成許許多多反社會主義說教的主題。 我這個人不能想像，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社會主義組織能採取不是一種龐大而包羅萬象的官僚機構的任何形式。我能夠想像的每一種其他可能形式必將招致失敗和垮台。但肯定地說，這種形式不會使那些了解經濟生活——甚至一般生活——的官僚化已經走得多遠的人和那些懂得如何理清環繞這個主題的閒言碎語的人感到驚恐。如對「壟斷」的情況一般，這些閒言碎語有許多牢牢印在我們的心中，它們有它們的歷史根源。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資產階級斷言自己主要是通過與由君主制官僚機構代表和執行的封建權力進行鬥爭而嶄露頭角的。使商人和製造商感到煩惱和受愚蠢干預的大部分事情，在資本家階級的集體思想里是與官僚機構或文官機關有聯繫。這樣的聯繫是長期不會泯滅的事情；這件特定的事情證明已如此深入人心，以致甚至社會主義者本身也害怕這件令人頭痛的事情，並時常一反常態，向我們保證，在他們計劃中首先要根除的就是官僚政權。 (6) 在下一篇中我們將能看到，官僚政治對民主政體不是阻礙，而是不可避免的補充。同樣，官僚政治對現代經濟發展也是不可避免的補充，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它比任何時候更為重要。但認識全盤官僚化的不可避免性並不能解決由官僚化引起的問題，不妨利用這個機會說明困難的內容。 消滅我們專門強調的利潤和虧損動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此外，感覺到必須為自己的錯誤支付自己錢財的責任心無論如何正在消逝（雖然消逝得不像一相情願思想叫我們相信那麼快），而存在於大規模公司中的那種責任心無疑能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重新出現（見下文）。官僚機構或文官制度特有的選擇領導人的方法；不一定像有人常說的那樣缺乏效率。文官制度的任命和晉升的規則並非沒有可觀的合理性。這些規則有時在實踐中做得比在紙上表明的還要好：特別是機關里對某人的共同意見，如果得到適當的重視，的確對有才幹的人有利——至少對某一類型有才幹的人有利。 (7) 另一個問題要重要得多。官僚主義經營企業的方法以及這種方法散布的精神氣氛，無疑常常對最積極的人施加消極的影響。這點主要由於官僚機器中固有的調和個人積極性與機器運行機制的困難。這部官僚機器生產的東西常常很少鼓舞人的積極性，更多的是窒息人的積極性的邪惡企圖。因為這樣，結果會產生令人感到挫敗和空虛的感覺，它轉過來又引導出對別人努力作摧殘性批評的心理習慣。當然事情不一定是這樣；許多官僚更加熟悉他們的工作從而提高效率。可是避免消極作用是困難的，沒有克服消極面的簡單藥方。 但是，把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安插在機器的適當位置上並改造他們的工作習慣並不困難。我們以後會了解，至少在社會主義化條件完全成熟的時候，精神上接受事物的社會主義秩序，思想上把忠誠轉向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是可能滿足的，自然不需要政治委員來遇事掣肘和動輒申斥。那時為了取得前資產階級分子的最好表現，只要合理對待他們，正像對待任何別種出身的經理人員一樣，不需要其他任何東西。所謂合理對待指的是什麼這個問題，早已由某些社會主義權威人士十分理智和十分心平氣和地作過回答，這裡只要對幾個重點作極為簡略的評述就夠了。 我們最好從一開始就承認，完全信賴純粹的利他主義的責任感就和全盤否定它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一樣，是不現實的。即使為與責任感同類的各種不同情操（如從工作和指導中獲得的滿足感）留出充分餘地，某種酬勞制度，至少如社會重視和社會威望這種形式的酬勞制度，大致上可以證明有良好效果。一方面，普通的經驗告訴我們，很難發現一個男人或女人，不管有多麼高尚的胸懷，他或她的利他主義或責任感能夠完全不沾那種一己利益（或者你願意這麼說），能夠完全不沾他或她為突出自己的虛榮心或願望而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構成這種感情上常常很明顯的事實基礎的態度，顯然有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深的根源，它屬於任何社會集團內的生活邏輯。所以我們不能用資本主義害人蟲侵染他們的靈魂扭曲他們的「自然」本性這些話來對付這個事實。但對待這種類型的個人自我主義，以便利用它為社會服務是很容易的。而社會主義社會處於這樣做的特殊有利地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個人表現的社會重視或社會聲望帶有強烈的經濟內涵，因為根據資本主義標準，金錢收益是成功的典型標誌，又因為大多數構成社會聲望的東西——特別是所有經濟利益中最微妙的東西：社會身份 ——必須購買而得。這種私人財富的聲望和特殊價值當然一直得到經濟學家的承認。並無極好預見能力或洞察才能的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看到這一點。很清楚，在促使非凡表現的刺激物中，這是最重要的一種。 第二篇中業已指出，資本主義發展本身傾向於削弱其他動機同時削弱冀望財富的動機。因而社會主義對現在形成最高階層的人們的生命價值，不需像100年前那樣作差不多鄭重的估價。此外，聲望動機比任何其他動機更能用簡單的改變條件的方法塑造出來：有重大成就的人可以用允許他們在褲上釘上一分錢硬幣那麼大的徽章的特權——如果用隆重的節約方法授予——可以想像將使他們滿足得像一年收入一百萬。這不是不合理的。因為，假定這一枚徽章足以深深影響環境，使周圍的人對褲上別徽章者另眼相看，它給予他許多好處，為了這些好處，正是他目前珍視一年一百萬的緣故。這個論點沒提到這樣的事實，那就是這種做法不過是恢復過去曾廣泛使用、並取得良好效果的一種手段。為什麼不這樣做呢？托洛茨基本人接受過紅旗勳章。 至於實際收入的優待，首先應該看到，這點在某種程度上是合理對待現有社會人才問題，與刺激積極性完全是兩碼事。正如賽跑的馬和角斗的牛都得到人們衷心感激的注意，如果把這種感情給予每一匹馬和每一頭牛，那是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要使經濟合理性的規則普遍施行的話，必須對作出非凡成績者給予優待。當然可以不這樣做，社會可以選擇實施排除這種做法並拒絕像他們看待機器一樣地看待人的理想。經濟學家對此有權利說的只是：社會不應該一意孤行而不顧這樣的事實，即這些理想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一點相當重要。許多高得足以引起非難的收入給予收受者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包括社會身份和免受小麻煩侵擾——並沒有超過讓他們保持適合於干他們在乾的工作的程度。 只要把這一點考慮進去，就能同時解決（至少部分解決）提供純經濟刺激問題。但是我想，社會主義社會一定會大大超過由賽跑的馬和機器強加的界限，取得巨大的收益，這又是推理力問題。這樣做的理由又一次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來自對行為的觀察，另一方面來自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文明。資本主義未能支持這樣的觀點：即社會可以從優待人才上獲益的主張是資本主義條件的產物。這個主張是社會上進行有價值努力的推進器。倘若這個主張被否定，那麼所有的滿足機會和效果就要比它們原來可以達到的小了，雖然不可能說出小了多少。雖然當社會主義接管後，經濟過程越穩定，這個要素的重要性就越小。 這樣說並非意指，為了對這種刺激作用的可能性作公正的評價，名義收入必須達到現在這樣的高度。在目前，收入包括稅收、儲蓄等等。這些項目的消失本身就足以劇烈降低名義收入的數字，這點是我們時代小資產階級心理很不願意的。此外，我們已經知道，高收入階層的人們越來越受到較簡樸思想的薰陶，事實上他們正失去大部分（聲望動機以外的）希望保持過去支持他們過豪華生活那種開支的收入水平的動機；到可以預期社會主義即將成功時，他們的思想將更加謙虛。 很自然，經濟上的法利賽人還會因神聖的恐怖而舉起雙手。為了他們的利益，我請求指出，慰撫他們顧慮的辦法早就準備停當。這些辦法出現在資本主義世界，但在俄國有巨大的發展。它本質上等於是支付實物結合大方地供給現金，總起來被認為是適當履行某項任務的代價。在大多數國家裡，高級官員的薪給是很微薄的，常常低到不合理程度，重要的政治職位大多數隻領取裝飾性的極少的現金薪給。但至少在很多事例中，微薄的薪金部分地（在某些事例中充分地）得到種種補償，不但有榮譽上的補償，而且還有配備由政府支付工資人員的官邸，「官方」招待客人的津貼，使用旗艦和遊艇，擔任國際任務或在軍隊司令部供職的特別供應等補償。 Ⅳ．節約和紀律 最後，資產階級現在交卸的，必然由社會主義政權從它那裡接收過去的職能將怎麼樣？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來討論節約和紀律。 關於前者，它幾乎全部是資產階級、尤其是它的上層履行的職能。我不打算爭辯說，節約是不必要的或反社會的。我也不打算要求讀者信賴各個同志的節約習性。用不著忽視同志們的貢獻，但是除非把社會主義經濟想像成半靜止的，否則這些貢獻是不夠的。如我們看到，中央當局可以通過直接配置部分國家資源用於建造新工廠和新設備，能夠做到現在由私人節約所做的一切，而且效率更高。俄國的經驗可能在許多問題上不是結論性的，但在這點上卻是結論性的。俄國強制實行艱苦和「禁慾」，這是任何資本主義社會從來沒有實行過的。在經濟發展比較進步階段，為了取得資本主義速度的進步，沒有必要強制實行類似的嚴格手段。要是資本主義先輩達到了半靜止階段，甚至自願的節約也足夠了。這個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但它又一次表明，不同的形勢需要不同的社會主義，而田園式社會主義只有經濟進步被認為無關緊要，在那種情況下經濟標準不再受重視，或者經濟進步在先前雖受重視，現在則認為早已過時，到將來更毫無價值，此時才能成功。 至於紀律：在經濟機器的效率和統馭雇員的權力之間存在明顯的關係，商業社會利用私有財產和「自由」契約制度，使雇員隸屬於資產階級僱主。這個關係不光是為了富人能夠剝削窮人而授予他們的特權。在直接有關的私人利益背後，在生產設備的順利運行中還存在社會利益。在特定形勢下，私人利益實際上在多大程度上服務於社會利益，以及把社會利益信託給僱主個人利益過去造成雇員無報酬勞苦的程度有多大，人們的意見可以有很大分歧。但在歷史上，無論是對於那種社會利益的存在，還是關於在未受損傷的資本主義時期顯然是唯一可行的那種方法的普遍有效性，不可能有意見分歧。因此，我們有兩個問題要提出來。那種社會利益在社會主義環境中還繼續存在嗎？如果回答肯定，社會主義計劃能提供所需要數量的不管是什麼樣的權威嗎？ 使用權威的補足語「權威性紀律」來代替權威這個詞是方便的，前者可用來指不是由接受紀律者本人而是由代理人反覆灌輸而形成的服從命令、接受監督和批評的習慣。根據這一點，我們可以把紀律區分為自我紀律——注意，它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於以前，甚至上代接受過權威訓練的影響——和集體紀律，集體紀律是集體意志對集體中每一個成員施加壓力的結果，同時還部分由於過去受過權威性訓練。 現在可以期望在社會主義制度中有兩件事有助於建立更嚴格的自我紀律和集體紀律。像許多別的情況一樣，這個情況幾乎會被愚蠢的理想化所破壞，譬如說，工人們作愉快的遊戲後回來休息，大概通過充滿智慧的討論作出決定，畫出一幅荒謬的圖畫，然後提出來在快樂的競賽中執行。不過這類事情不該使我們看不到事實和根據事實的推論，事實和推論支持具有較合理性質的更美好的預期。 第一，社會主義制度大概將得到人們越來越不願給予資本主義的忠誠。幾乎不需強調，這就使工人對待工作的態度要比他們在他不贊成的制度下能有的態度更為健康。此外，他之所以不贊成現有制度主要是他受到影響的結果。他之所以不贊成是別人告訴他這麼做的。他的忠誠、他對良好工作成就的驕傲，正在被人們系統地說服而消失。他對生活的整個世界觀正被階級鬥爭的變態心理弄得扭曲了。但是，我在前邊一個場合稱之為社會騷動中既得利益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將會消失，或者如我們馬上會見到的那樣，將與所有其他既得利益一起被消滅。當然，這點必然會被個人自己經濟命運責任心所施加的紀律影響的消失所抵消。 第二，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主要優點在於，它能無誤而清晰地顯示經濟現象的性質，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經濟現象的表面罩蓋上利潤利益的面具。如果我們高興，我們可以認為（社會主義者這樣認為）面具背面犯有許多罪惡與蠢事，但我們不能否認面具本身的重要性。例如，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任何人不可能懷疑，一個國家從國際貿易中所得的是進口，而出口是為了獲得進口不得不承擔的犧牲，而在商業社會裡，這個常識觀點對一般人說通常是完全看不見的，所以他高興地支持對他不利的政策。或者，社會主義經理部門工作得不論怎樣笨拙，它肯定不會給任何人獎金來明確地誘導他不要 從事生產。或者，任何人都不能對節約問題胡言亂語而不受批評。比眼前問題遠為重要的是，經濟政策要合理，有些最嚴重的浪費根源要避免，完全因為每個同志都明白方法與過程的經濟重要性。每一個同志在了解其他種種事情外，更應了解工作中不聽指揮的真正意義，尤其是罷工的真正意義。他沒有追溯既往去譴責資本主義時期的罷工，這絲毫沒有關係，只要得出結論：「現在」的罷工就是對國家福利的反社會攻擊。如果他還要同樣的罷工，他就是懷有不良之心，受到公眾的責難。特別是，不會再有好意的資產階級男女認為向罷工者和罷工領導歡呼是令人非常興奮的。 Ⅴ．社會主義中的權威性紀律；俄國的教訓 但是那兩個事實使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大意是只要這些事實是真的，社會主義社會能有更多的自我紀律和集體紀律，因而與受束縛的資本主義社會相比，不需要那麼多的權威性紀律。兩個事實告訴我們的還不止此，它們告訴我們，不論什麼時候需要，權威性地執行紀律將證明是輕而易舉的工作。 (8) 在提出為何要相信這點的理由之前，我必須提出理由使人相信社會主義是不能夠省卻權威性紀律的。 首先，只要自我紀律和集體紀律（至少在相當程度上）是權威性紀律提供的過去（也許是祖輩相傳的）訓練的結果，要是那種訓練中斷相當長時間，這個結果也將消蝕殆盡，與社會主義制度是否為保持所要求類型的行為提出外加的理由完全無關，儘管這些理由可能吸引個人或集體的合理思考或道德上的忠誠。這樣的理由和接受這些理由是引導人們服從訓練和服從約束制度，而不是使他們能夠我行我素的重要因素。如果我們想到我們正在考慮的是單調老一套日常生活中的紀律，缺乏熱情缺乏光耀，在一些（如果不是全部）細節上惹人厭煩；想到社會主義制度至少將消除一些求生存動機的壓力，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求生動機是主要促成自我紀律的要素，這方面的重要性就增加了。 第二，與對正常人不斷進行訓練的必要性密切相連的是對付表現低於正常者的必要性，所謂低於正常者並非指個別由疾病引起的事例，而是指範圍廣泛也許占25％的人數。只要低於正常表現是由於心理上或意志力上的缺陷，指望它與資本主義一起消失是不現實的。人類最大問題和最大敵人——低於正常者——到那時還和現在一樣有那麼多。單獨使用集體紀律很難對付它——雖然權威性紀律機器當然可以這樣建造：使它能通過低於正常者所在的集體發揮（至少部分地）作用。 第三，雖然可以期望社會騷動中的既得利益將消失一部分，有理由相信它不會全部消失。製造麻煩、在工作中進行破壞，依舊是一樁事業或事業成功的捷徑；這種事情像現在一樣，它是不滿他們地位或一般地不滿現狀的理想主義者和追逐私利者的自然反應。此外，社會主義社會中將有大量鬥爭。在引起全部重大爭論的原因中將被消滅的畢竟只有一個。除了顯然可能的局部利益的部分復活外——地域利益和行業利益——還可能有意見上的衝突，例如眼前享樂與未來世代的福利孰重孰輕，而支持未來世代福利的經理部門很可能面對完全類似今天勞動者和一般公眾對待大企業及其積累政策的態度。最後同樣重要的是，回憶一下在論社會主義文化不確定性這個主題時所說的話，我們將必然理解，許多國民生活的重大爭論還是和任何時候一樣存在著，幾乎沒有理由希望人們將停止為它們而爭鬥。 現在，在評價社會主義當局應付上面三點可能出現的困難的能力時，我們務必牢記，比較是與今天的資本主義甚至是與預期在進一步瓦解階段行使職能的資本主義作出的。當討論自從傑里米·邊沁時代以來的許多經濟學家完全忽視的個別企業內部的毫不猶豫的服從的重要性時， (9) 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發展傾向於消失它的社會心理基礎。工人願意服從命令絕不是因為理智地深信資本主義社會的優點，或因為理智地意識到它能給他個人任何好處，而是因為資產階級主人的封建先輩反覆灌輸的紀律。無產階級把他們祖先在正常情況下對他們封建主人的尊敬，部分（絕不是全部）轉給現在的主人，而封建主的下代在資本主義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留在政治權力圈內，使資產階級辦事大為容易。 由於反對保護階層，由於在政治領域接受平等的理想，由於教導勞動者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是可尊敬的公民，資產階級喪失了那個優勢。有一段時間，還留下足夠的權威來遮蓋逐步而不斷的變化，這個變化必然會瓦解工廠里的紀律。到現在，大部分優勢已經消失，大部分維持紀律的手段，更嚴重的是，甚至運用這個手段的權力已經消失。過去給予僱主與違反紀律現象鬥爭的社會同情也已消失。最後，主要由於那種同情的喪失，政府機關原來的態度也改變了；我們能看出一步一步改變的途徑，從支持僱主到中立，通過中立的不同細微差別 到支持工人權利，認為工人是交易中平等的合伙人，從支持工人到支持工會，反對僱主和個別工人。 (10) 這幅圖畫到形成受僱傭的企業高級人員的態度的改變算是完成了，他知道，如果他聲稱為群眾利益進行戰鬥，他甚至不會引起憤怒只會引起歡呼，由此他作出結論，受人稱讚為進步——或者去度假——要比做沒有人承認是他責任的事而招來恥辱或危險愉快得多。 想一想這種事態，我們毋需過分突出其中固有的趨勢，也能想像得到社會主義可能是恢復社會紀律的唯一途徑 的形勢。但無論如何已十分清楚，社會主義經理部門在這方面所占有的優勢是如此之大，以致在生產效率的天平上也能顯出巨大分量。 第一，社會主義經理部門將有許多實施權威性紀律的工具供它調度，其數量比資本主義經理部門任何時候能夠具有的數量多得多。開除的威脅實際上是遺留下來的唯一工具，它符合邊沁學派的思想，即以社會平等地位合理地訂立和取消契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那個工具的手柄是這樣構成的，誰企圖使用那個工具就要斬斷他的手。但社會主義經理部門的開除威脅意味著不給生活資料，甚至換一個職業也得不到生活資料的威脅。此外，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對工人的處置要麼開除，要麼什麼處分也沒有——因為輿論原則上不贊成契約一方懲罰另一方那種觀念——而社會主義經理部門能夠在看來合理的程度上使用那種威脅，並可使用其他制裁方法。在其他制裁方法中比較溫和的措施有好幾種，但資本主義經理部門無法使用，因為它缺乏道德上的權威。在新社會氣氛中，僅僅勸告也可以收效，這種效果現在是不可能有的。 第二，社會主義經理部門將發覺，行使它所有的不論哪種權威性紀律的工具是很容易的。那時沒有政府的干預。作為集體的知識分子不再懷有敵意，而那些再次相信它自己標準的知識分子將受到社會的約束。這樣的社會在引導青年方面特別堅決。再說一遍，輿論將不再支持它認為是准犯罪的行為。罷工就是叛亂。 第三，社會主義當權集團比資本主義民主政治下的政府有多得多的動機來維護權威性。目前政府對企業的態度使我聯想起政治生活中反對黨的態度：它總是吹毛求疵、挑剔和基本上不負責任。在社會主義中情況不會如此。生產部將對經濟機器的運行負責。當然，那種責任只是政治上的，漂亮的辭藻可以遮蓋許多罪惡。可是政府的反對黨利益必定絕跡，取代它的將是做好工作的強烈動機。經濟上的必要性不再是鬧著玩的事情。企圖使工作癱瘓和使人們反對他們的工作等於攻擊政府。能夠合理地預期政府將對攻擊進行反擊。 又和討論節約問題時一樣，對俄國經驗普遍化可以提出的各種不同反對意見不會損害俄國經驗的價值，這是因為在一個更成熟或更接近正常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應出現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困難。相反，我們很難希望為上述論證的要點取得較好的例證。 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完成了俄國小而高度集中的工業無產階級的瓦解。群眾完全不受控制，以無數次放假式的罷工和占領工廠來實施他們對事物新秩序的概念。工人委員會或工會的管理是當時的制度，並被許多領導人當作當然之事接受下來。1918年初達成的妥協困難地為工程師和最高委員會取得最小的權力。徹底糟糕的工作狀況是1921年著手搞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動機之一。當時有一段時間工會又陷入癱瘓狀態，它的職能和態度就像在受嚴重束縛的資本主義時一樣。但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年）改變了這一切；到1932年，工業無產階級所受控制比最後一個沙皇統治下更為嚴格。不論布爾什維克在任何其他方面受到怎麼樣的失敗，他們在這方面得到從來未有的成功。他們做到這一點的辦法是很有啟發性的。 工會未受壓迫。相反工會受到政府的扶助：工會會員人數劇增，早在1932年就近1700萬人。可是它們從集體利益的倡導者和阻擋紀律與良好表現的障礙物發展成為社會利益的倡導者和促進紀律與表現的工具，它們的態度變得和資本主義國家工會的態度如此不同，以致某些西方的工黨黨員完全拒絕承認它們是工會。它們不再反對由工業化步伐帶來的艱苦工作。它們樂意不增加報酬延長工作日。它們捨棄平等工資的原則，擁護獎金和其他獎勵工作的制度，如斯達哈諾夫運動等等鼓動辦法。它們承認——或服從——經理任意 開除工人的權力，反對「民主大會制度」——工人討論收到的命令，只有大會批准後才執行的制度——工會和「同志法庭」及「肅反委員會」合作，採取相當強硬的反對怠工者和表現低於正常者的路線。再也聽不到罷工權和工人管理生產這種術語了。 從思想意識上說，這種做法根本沒有困難。我們可以對古怪的術語苦笑。他們把任何不完全符合完全利用勞動力這個政府利益的東西貼上反革命和反馬克思教導等標籤。而事實上那種態度並不反社會主義。在階級鬥爭中，妨礙生產者的做法應該取消，集體協議的性質應該改變，這是符合邏輯的。批評者忽略自我紀律和集體紀律的重要性是錯誤的，這個制度有能力建立它們，它們完全證實我們對這個主題討論時提出的預期。與此同時，忽視權威性紀律在經濟成就中扮演的角色也是同樣錯誤的，它強有力地支持和同樣強有力地補充其他紀律。 各級工會和它們的中央機關工會總理事會一直接受政府和共產黨的控制。過去曾被描繪為黨內工人反對派的人士早被鎮壓，那些堅持承認工人特殊利益的工人領導者早被調離工作崗位。這樣，自從1921年，更肯定地說自從1929年以後，工會沒有權力說或做可能違背最高統治集團意願的任何話或任何事情。它們已變成權威性紀律的工具——這個事實很好地說明了上文提出的一個論點。 再說，因為現代工人對本身工作的不健康態度是由於他接受的影響。如果把責任感和工作成就的自豪感不斷地灌輸給他，而不是不斷地對他說些相反的話，結果就會截然不同，這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俄國情況和資本主義國家不一樣，它能夠使對青年的教育與指導強制符合它的目的和結構觀念，從而大大增加它創造一種有利於工廠紀律氣氛的能力。知識分子顯然對此沒有干預的自由。也不存在鼓勵違反紀律的輿論。 最後，開除意味著貧困，調動等於放逐，突擊隊的「訪問」，偶爾由紅軍同志的「訪問」，不論這些手段的法律結構如何，它們實際上是政府手中用以保障工人表現的獨立辦法。有使用它們的動機，它們被毫無顧忌地使用著，這是普遍承認的事情。無論哪個資本主義僱主即使他有權力也不會想到使用的制裁措施，使具有稍稍仁慈心的人深蹙雙眉。 所有這些的罪惡內涵對於我們的論證並不重要。在我試圖調查的東西中沒有什麼罪惡。對個人和對整個集體的殘酷主要可歸因於形勢不成熟、這個國家的環境和這個國家統治人物的素質。在另一種環境裡，在發展的另一個階段和由另一批人統治，不一定出現這種局面。如果能證明根本沒有使用任何制裁措施的必要，那就更好。要點在於至少有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已經實際上能夠培養集體紀律和強制實施權威性紀律。重要的是原則，而不是原則付之實踐時的個別特殊形式。 這樣，即使不提藍圖的優點與缺點，與受束縛的資本主義相比，社會主義取代者並不顯出不利的地方。必須再次強調的是，我們所談的只是可能性問題，它在意義上不同於我們對藍圖的討論。為了使這些可能性可以肯定，或者甚至轉變為實際可能，許多假設是必要的；而採取另一些會產生不同結果的假設無疑是同樣合理的。事實上，為了使我們自己相信社會主義有可能遭到完全的、甚至可笑的失敗，我們只需要假定那種我定名為田園詩式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會廣泛盛行就行了。這甚至不是可能出現的最壞結果。如此明白以致惹人譏笑的失敗是能夠補救的。更危險和更可能發生的倒是政治心理技術能使人民相信其為成功的不太完全的失敗。此外，對經濟機器藍圖的偏離和對管理制度原則的偏離當然和商業社會同樣可能出現，而且這樣的偏離證明更加嚴重和更少自我糾正的機會。要是讀者重溫一下我們論證的步驟，我想他將能感到滿意，因為根據這類考慮提出的反對意見不會嚴重傷害我們的理由——或者更明確地說，它們反對的不是我們為我們目的所下定義的社會主義本身，而是特殊類型社會主義可能顯現的特色。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為社會主義奮鬥是毫無道理或居心不良。只能說為社會主義奮鬥的含義不明確，除非加上將起作用的是哪一種社會主義的概念。至於這樣的一種社會主義與我們通常用民主一詞所指的政體是否相容，那是另一個問題。 ———————————————————— (1) 一種思想、圖式、模型或藍圖都體現一種理想，但只在邏輯意義上是如此；這樣的一種理想只意味不存在非本質的東西——我們可以說如未經摻雜的設計。至於什麼應包括在內，什麼應被看做是偏離，依舊是可以爭論的問題。雖然這點應該是一個分析技術問題，但在理想中還是包含愛憎：社會主義者傾向於把他們認為不好的東西包括到資本主義的藍圖裡，儘可能多的作為它的特性；反社會主義者以同樣的手段對付社會主義的藍圖；雙方都竭力美化自己，在藍圖中儘量寫上一些非本質偏差中的「小缺點」，同時暗示是可以避免的。即使在任何特定情況下，他們同意把某些現象看做偏差，他們還會依舊不同意他們自己制度所犯偏差和他們對方所犯偏差的程度。例如，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傾向於把他們自己不喜歡的任何東西歸咎於「政治干預」，而社會主義者則認為，這些政治是資本主義機器運作方法所造成的資本主義過程和形勢所不可避免的結果。雖然，我承認把所有這些困難陳列出來的目的在於避免這些困難，但我不認為這些困難會影響我的主張，這點有專業知識的讀者將會注意到。 (2) 在新馬克思主義者中間，主要犯這種錯誤的人是馬克斯·阿德勒（不要和另外兩個維也納人阿德勒相混淆，他們在奧地利社會主義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維克托·阿德勒是黨的偉大組織者和領袖，他的兒子弗里茨·阿德勒是刺殺首相施蒂爾克伯爵的兇手）。 (3) 見第6章。更細緻地說，資產階級中的眾多個人在智力和意志力上優越於工業社會中任何其他階級的眾多個人。這點從來沒有在統計上證實過，此後也很難做到，但這個推斷來自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選擇過程的分析。這個過程的性質也決定理解優越這個詞的意義。經過對其他社會環境的同樣分析，可以表明，對我們掌握其歷史資料的所有統治階級來說，這個推斷也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在所有事例中均能表明，第一，個人在他們出生的階級里的上升和下沉，其方式符合這樣的假設，即他們的升沉是因為他們的相對才能；第二，同樣可以表明，他們以同樣方式上升和下沉穿過他們的階級界線。這樣的上升到較高階級和下沉到較低階級一般說來要超過一個世代的時間。因而這些分子指的是家族不是指個人。這點可以解釋為什麼集中注意於個人的觀察家往往找不到人的才能與其階級地位之間的關係，而且還傾向於得出與此相反的結論。因為個人的起步點，除了非凡的個人成就的事例外，的確遇到十分不同的阻礙，此外，那種只指出一種模式並留有許多例外的關係，如果我們忽略觀察以每個個人為一環的整條鎖鏈，這種關係就顯得很不清晰。這些說明當然不足以證明我的論點，而只是表明，如果在本書的框架內有可能證明我的論點的話，我應怎樣從事這項工作。可是不管如何，我可以向讀者提到我的一篇論文「在單一民族環境下的社會階級理論」，它載於1927年《社會科學文匯》。 (4) 如在第一篇中已經指出，這點是馬克思本人承認的，見《共產黨宣言》的一段最有權威性的文字。 (5) 關於這點，請見評論德國社會化委員會一段文字中的評論，第23章。 (6) 在俄國，作這樣的聲明還有另外一個理由。令人頭痛的事情變成了替罪羊，所有領導，尤其是托洛茨基知道怎樣利用它。他們正是相信國內外公眾缺少考慮，就把俄國不受人稱讚的任何事情推到「官僚政治」身上。 (7) 見下文第24章。 (8) 如果能夠證明，贊成某種類型社會主義模式是合理的期望，那麼這點的重要性無論怎麼說也不會是誇張的。紀律不但能改進勞動質量，如有需要也能增加勞動小時。除此之外，紀律是頭等重要的節約因素。它滑潤經濟機器的輪子，大大減少浪費和每工作單位的總勞力。計劃的效率，尤其是現有經理部門的效率可以提高到遠遠超過在現行條件下可達到的水平。 (9) 見第11章。 (10) 對等於鼓勵像建立工人糾察線那種行動的容忍，在不是沿筆直路線的行進中可以當作有用的界標。在美國，立法，尤其是行政措施特別令人感興趣，因為它們在提出有關問題時，有時強調，有時輕描淡寫，這是由於變化經長期延遲後，在極短時間內一齊來到了。在它對勞工問題的態度中，除關心工人階級短期利益外，一點也不知道政府也許有其他社會利益需要照顧，這和它半心半意但意味深長地採取階級鬥爭的策略一樣，都是政府的特色。這樣做的大部分原因，可以用特殊政治結構來解釋，也可以用美國特別不可能使用任何其他辦法使無產階級成為一個有效組織來解釋。但美國勞工形勢作為例證的價值，不因此而受到實質性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