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第十七章　幾種藍圖比較

Ⅰ．前言 讀者讀到這裡很自然地會期望我開始對社會主義計劃作一次比較性的評價。也許使這個期望落空是得策的。因為不是完全缺乏責任感的任何人都不會看不到，要把我們在其間生活的一個制度與一個還只是心裡想像的制度——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會同意俄國經驗是重要的現實——作比較必定是極端危險的。但我們願意冒這個風險，時刻記住在我們準備涉足的事實和論據領域以外還有我們無法進入的個人愛好、信仰、價值觀的領域。但是，我們只要嚴格限制我們的目標和坦率承認存在困難與陷阱，我們將增加成功的機會。 尤其是我們不應比較商業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兩種文化世界。我稱為社會主義文化不確定性的東西，其本身就足以阻止這樣的企圖。可是我們不打算這樣做還有另一個原因。即使社會主義文化只指一個明確的模式，比較性的評價仍然是可懷疑的事情。有那麼一些理想主義者和偏執者，他們看不到這樣做的困難，並愉快地採用某種特徵作為比較的標準，他們認為這個特徵遠比其他任何東西價值高，他們期望他們的社會主義呈現這個特徵。但是，如果我們決心要比那種辦法做得更好，同時盡我們洞察力之所及，看清與這個文明同生共死的各個方面，我們就會立刻發覺，每一個文化都自成一體，不能與任何其他文化相比較。 但有一個論點支持實際與可能的文化成就的比較，同時又不越出我們那種分析的範圍。有人時常聲稱，社會主義計劃能解除個人肩上的經濟憂慮，它將釋放出現在浪費在艱辛地謀日常生活的無法計算的文化精力。這點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任何「有計劃」社會可能做到這一點，但由於其他理由以及在其他方面它也可能窒息文化前景。就我們所知政府當局難以負起發現人才和培育人才使才能開花結果的責任，說政府當局發現和賞識凡高會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快，可能有人反對。但這種反對沒有擊中要害。因為政府當局不需要走得那麼遠。它必須做的只是讓凡高像每個人一樣得到他的「收入」和使他工作得不過分辛苦；這樣，在任何正常情況下，就足以有必要的機會來保護創造性的才能了。雖然在我考慮這個問題時，我不能肯定，在凡高那樣的事例中，這樣做是不是足夠了。 可是還有一個反對意見更有分量。社會主義鼓吹者在這個問題上也像在別的問題上一樣，可能忽視了——他總是熱烈地堅決不承認——他的某些理想在現代社會中得到實現的程度。資本主義在比我們大多數人相信的更大程度上為人才提供向上攀登的梯子。激怒許多上等人的典型資產階級的殘忍口號「那些不能從這些梯子向上爬的人，不值得為之操心」之中，含有一定的真理成分。梯子可能不合我們選擇設立的標準，但不能說它不存在。現代資本主義不但在它發展的較早階段系統地提供保護和培養幾乎任何種類人才的手段——手段非常之多，以致在一定範圍里困難不在於如何為人才找到手段，而在於如何為提供的手段去找到可以適當地稱為人才的人——而且以它自己結構的規律傾向於把有才能的個人推向高處，把有能力的家族更有效率地向上推。因而，雖然可能出現社會損失，特別在那批半病態天才中間，但損失不可能很大。 (1) Ⅱ．討論比較效率 讓我們繼續討論經濟方面的事情，雖然我希望我已經清楚表明，我不認為經濟問題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 1．我們討論的範圍的限度是明顯的，因此在我們討論還只涉及藍圖的第一步，犯錯誤的危險性最小。把過渡的困難推遲到以後單獨討論，暫時先假定困難已被成功地克服，我們只需看一看社會主義圖式可能性與實際可行性的證據的含義，就能理解有極充分的理由相信它的優越的經濟效率。 只有關於大企業或「壟斷」資本主義的優越性需要證明，因為證明了這點，高於競爭性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便更有理由了。根據第8章中我們的分析，這點是很明白的。許多經濟學家憑藉在完全不現實條件下編造對競爭性資本主義各種各樣阿諛之詞的事實，已經習慣於讚美資本主義，貶低它的「壟斷主義的」繼承人。因此我願再次表示，即使那些讚美詞證明完全有道理——其實並非如此——即使那個理論家主張的完全競爭在工業和運輸業領域已經實行——絕不可能如此——最後即使針對大企業的全部咒罵證明完全合理——遠非如此——事實仍是，在最大規模單位時代的資本主義生產機器的實際效率要比先前中小型企業時代大得多。這是有統計數字記錄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回憶這個事實的理論解釋，我們會進一步了解，控制單位及其經營戰略規模的不斷擴大，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在相當大範圍內也是反映在那個統計記錄上成就的條件；換言之，那種中小型企業前面的技術與組織的可能性（這種類型企業與接近完全競爭條件可以和諧共存）絕不可能產生同樣的結果。因此，現代資本主義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將如何運作就成為毫無意義的問題。所以，除了談論社會主義將繼承「壟斷」資本主義而不是繼承競爭性的資本主義外，我們除非偶爾涉及，不需要再為競爭性資本主義多費筆墨。 我們要把一個制度的經濟效率凝縮為生產效率。甚至生產效率一詞也絕不容易下定義。要比較這兩個可相互置代的名詞當然必須指的是同一時間——過去、現在或將來。 (2) 但這樣還不夠。因為貼切的問題並不是從某一時間看來社會主義經理部門使用該時間存在的資本主義機構能夠做些什麼——這點對我們來說，不比社會主義經理部門使用一定數目消費品能做些什麼更令人發生興趣——而是如果是社會主義經理部門而不是資本主義經理部門主持建設，將存在什麼樣生產機構，或者已存在什麼樣的生產機構。關於我們實際和潛在生產資源的大量信息是過去20年里積累起來的，不管它對其他目的有多大價值，但在同我們的困難作鬥爭中沒有什麼幫助。我們能做的只是列舉我們能夠察覺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商業社會兩者的經濟機器之間的差異和儘可能正確地估價它們的重要性。 我們要求進行比較時候的人口的數字、質量、愛好和年齡分布兩者應該相同，那麼我們才可以稱那個制度有相對較高的效率，我們有理由期望它從長期觀點看來 能生產每平均時間單位的較大消費品流。 (3) 2．這個定義需要解釋。看得出來這個定義沒有把經濟效率與經濟福利或與一定程度的需求滿足等同起來。即使在我們看來任何 可以想像的社會主義經濟肯定比任何 可以想像的商業經濟效率更低，大多數人——他們事實上全是典型社會主義者關心的人——可能在社會主義中比在商業經濟中「生活更好」或「更快樂」或「更滿意」。我首先和主要的回答是，甚至在這些情況下，相對效率仍保持獨立的意義，在任何情況下它將是一個重要的需要思考的問題。但其次，我不認為我們若採取一個忽視這些方面的標準，將遭受很大損失。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極可爭論的問題，把它弄得明白一點有好處。 首先談談這件事，即深信不疑的社會主義者從僅僅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事實上得到滿足。 (4) 社會主義麵包滋味比資本主義麵包更甜，只是因為它是社會主義的麵包，甚至他們在麵包里發現老鼠也是一樣。此外，如果採用的特定社會主義制度碰巧符合人們的道德原則，例如平等主義的社會主義符合許多社會主義者的道德原則，這個事實以及隨後給予人們正義感的滿足，當然要列入那個制度優越性的名下。對於這個制度的運作來說，這樣的道德忠誠絕不是無足輕重的；它的重要性甚至就我們概念中的效率而言，今後還必須加以評論。但除此之外，我們所有人最好還是承認，我們關於正義等等用語主要只是表達我們是不是喜歡某一種社會形式的措辭罷了。 但是，似乎有一種贊成平等社會主義或贊成其結構容許有較大收入平等的任何社會主義的純經濟論點。那些經濟學家，至少那些把需求的滿足看做可測定數量和認為不同人們的滿足程度可以比較和合計而不感內疚的經濟學家，有權利堅持說，有了一定量消費品流的積存，一般說來只要平均分配就將產生最大的滿足。與商業經濟制度有同等效率的平等主義經濟制度將在較高福利水平上運行。甚至效率略低的平等主義制度也可以這樣做。大多數現代理論家丟棄這個論點，他們提出的理由是，滿足是不能測定數量的，不同人們的滿足程度的比較和合計是沒有意義的。我們不需走這麼遠。只要指出平等主義的論點特別容易受我們對壟斷主義實際做法的分析所提出結論的反對就夠了：問題不在於如何分析一定的數量而不顧收入分配的原則。工資收入在允許無限制不平等的商業社會裡可能要比平等社會主義的平均收入高得多。只要對這點不作合理的肯定，即不肯定社會主義生產機器現在或過去或者在比較時能夠期望它至少有接近商業經濟機器的效率，關於分配的論點依舊是非結論性的——事實有待證明的——即使我們選擇接受它也是一樣。 (5) 一旦生產效率問題得到解決，分配論點在大多數情況下就是多餘的了；除非這個論點完全建立在道德理想上，它只在模稜兩可的事例中占優勢。 3．為什麼相同的生產效率水平可以和不同的福利水平聯在一起還有另一個理由。大多數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定國民收入比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定國民收入能辦更多事情，因為前者能更節約地使用它。採取節約措施是出於以下事實，即某種類型的社會按照其組織特性可能把一大部分資源分配作某種目的，而另一些類型社會也根據其組織特性不關心甚至反對這個目的。例如，和平主義的社會主義節約軍費，無神論的社會主義節約教會費用，這兩種社會可能由此建立更多醫院。事情確是這樣。但因為它涉及不同估價問題，我們不能有信心把不同估價一般地歸因於社會主義——雖然可以歸因於許多個別社會主義者——這點與我們在這裡討論的無關。 幾乎任何社會主義社會——雖然不包括柏拉圖式的社會主義——都一定會實行另一種類型的節約措旋，即從消滅有閒階級——「無所事事的富人」——來實行節約。因為從社會主義立場看，不理會屬於這個集團中個人需求的滿足和估價這批人的文化功能為零是十分正確的——雖然有教養的社會主義者常常為保全他們的面子，總要加上一句：「在當今世界裡」，社會主義政權這樣做顯然會得到淨收入。我們的效率測試忽略了這一點，我們因此會受到多大的損失呢？ 當然，即使不提為應付當前戰爭經費而運用的財政措施，現代所得稅和遺產稅迅速使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可是這種稅制本身表現了一種反資本主義態度，它也許是完全消滅典型資本主義收入階層的開端。因此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問題對準其經濟根基尚未受攻擊的資本主義社會。就美國而言，挑選1929年的數據資料看來是合理的。 (6) 讓我們把富人的標準定為收入5萬美元或以上的那些人。這批人在1929年的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約930億中的130億美元。 (7) 從這130億美元中我們必須減去稅收、儲蓄和對公益事業的捐贈，因為取消這些項目絕不會形成社會主義政權的節約；只有富人為自己消費的支出，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節省」。 (8) 富人的這筆支出數字很難精確估計。我們能希望的只能是一個巨大概數的概念。願冒風險的大多數經濟學家猜測這個數字不足130億美元的1/3，說這筆支出不超過43.3億美元或約為國民收入總數的4.6％是相當有把握的。這個4.6％包括高級企業家和專業人員收入的全部消費開支，所以遊手好閒富人花費的不可能超過餘數的1％或2％。只要家庭動機依然有活力，不能認為全部開支與促進經濟機器效率的表現無關。 有些讀者一定會覺得5萬美元的額度高得過分。當然很清楚，取消或降低不論貧富所有遊手好閒者的收入水平，低到只夠維持生活的程度，從經濟角度說，能有更多的節約。 (9) 人們也可以設想，讓高收入分配合理化，使得收入更符合工作表現，還能夠做到更加節約。但我將在下一節中提出的論證，會表明對這方面所抱的很大希望可能遭受失望。 但我不想堅持。因為，如果讀者認為這些節約措施具有超過我認為恰當的重要性，那麼我們即將達到的結論，只會更加適合。 Ⅲ．社會主義藍圖優越的理由 這樣，我們判斷優越或低劣的標準畢竟包括比它表面上看來更多的理由。但是，如果我支持這個標準，我上邊所說社會主義藍圖優越的有力理由是什麼呢？ 細讀第8章分析的讀者可能感到奇怪。通常提出以支持社會主義政權反對資本主義政權的大多數論點，一俟正確地敘述後者以迅速進步的速度為經濟創造的條件時，如我們所見，就站不住腳了。這些論點中有一些，經仔細檢查，甚至反而對資本主義有利。許多認為是病理的現象看起來像是生理現象——在創造性毀滅過程中執行重要的職能。許多浪費帶有補償，有時完全（有些情況下部分）使推論失去作用。社會上不合理的資源配置，並不像有人所說的那樣頻繁和嚴重，此外，在某些情況下，這種缺點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同樣可能發生。過剩的生產能力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也是部分地無法避免的，但它總是有可解釋的地方，足以反駁人們的批評。甚至無法糾正的缺點最終只是成就中的附帶事情，成就之大足以抵消許多過錯。 對於我們問題的答案可從上一章的最末一段推理而得。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階段，答案的確當性可能還有懷疑，一俟資本主義永久地 松垮下來，這答案就成為決定性的，不論根據經濟機制內在的理由還是根據經濟機制以外的理由來看都是如此。 在某些情況下，資本主義行業處於價格和產量在理論上不確定的環境中。當賣方壟斷市場時，這種情況可能出現，雖然不是頻繁出現。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每一件事——除沒有實際重要性的有限事例外——都是不平常地被事先決定的。但即使存在理論上可決定狀態時，資本主義經濟要做到萬事事先決定也比社會主義經濟困難得多，代價也大得多。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無窮無盡的運動和反運動是必然的，決策必定在不確定的環境中作出，這就使行動遲緩拖宕，而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存在那樣的決策和行動，不存在那樣的不確定性。這個判斷不但適用於「壟斷」資本主義，而且更適用於——雖然有其他理由——競爭性資本主義，這在豬產量的周期中就看得清楚， (10) 或多或少完全競爭性行業在大蕭條時期或在它們自己盛衰起伏中也表明這一點。 但這一點所含的意義比乍一見時想到的要多。根據給定數據觀點看來是合理或理想的生產問題的確定解決辦法，以及任何能縮短、暢通和保護通向取得解決辦法的道路的任何措施，必然能節省人力和物資，並能降低獲得一定成果的成本。除非這樣節省下來的資源被完全浪費，否則我們所說的效率必然提高。 在這個論證下，上面略述的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一些綜合的控訴獲得合格的辯護理由。拿過剩生產能力作為例子。說社會主義中完全不存在過剩生產能力是不正確的；中央局堅持要充分利用一條通過無人煙地區的新鐵路是荒謬的。說過剩生產能力在所有情況下都意味損失也是不正確的。但有些類型的過剩確實帶來損失，而社會主義經理部門能夠避免這種損失，其主要例子是為進行經濟戰而保留的後備生產能力。不管這個特殊例子有多大重要性——我不認為重要性極大——它告訴人們我已經宣布過的一個論點：有些東西在資本主義發展條件下是（或可能是）完全合理甚至必要的，所以按資本主義秩序的觀點看來，它們根本不構成缺點；它們也不構成相對於競爭資本主義的「壟斷」資本主義的弱點，只要它們（作為條件）與壟斷資本主義的成就有關連，而這些成就是競爭性資本主義達不到的；可是即使情況如此，但與社會主義藍圖相對照，它們仍舊構成弱點。 這點對造成商業周期機制的大部分現象而言特別正確。資本主義企業不缺乏調節器，有些調節器很可能在社會主義生產部的實際行動中再次見到。但進度計劃，尤其是各行各業中新風險投資的及時系統協調和有秩序分配，對於防止資金有時過度充塞另一些時候蕭條不足所起的效用，比任何利率的自動的或操縱的變化和信貸供應能起的效用，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事實上，這些措施會消滅周期性上升和下降的成因，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它只可能緩和起落的程度。至於廢棄過時設備的過程，這在資本主義中——尤其在競爭性資本主義中——意味著暫時的癱瘓和損失，也就是部分失去機能，而在社會主義中，「廢棄過時設備」不過是事先編制一份全面計劃，讓一般人知道，要把過時工廠或設備件中未過時的部件移作他用而已。具體的說：以棉紡業為中心的一場危機，在資本主義制度里可能使住宅建設停工；在社會主義制度里這場危機也會發生，此時一紙通知馬上使棉織品生產作大幅度削減，雖然這種情形不大可能發生；而且這種危機會是加快住宅建設而不是停止住宅建設的理由。 無論何人所希望的無論何種經濟目標無不旨在實現他的願望，社會主義經理部門能以較少騷亂和損失達到目標，且不一定會惹起影響資本主義制度構架內計劃進度的不利條件。這點可以用下列人們常說的話來表明它的一個方面：社會主義經理部門能夠朝向接近產量長期趨向的路線前進，從而自然地形成如我們見到過的對大企業政策並不陌生的趨勢。我們的整個議論可以歸結為下面幾句話，即社會化的意思是在大企業標出的道路上邁出超越大企業的一大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經理部門可以想像地證明它優於大企業資本主義，而大企業資本主義已證明它類似競爭性資本主義，一百年前的英國工業就是後者的原型。很可能，今後幾個世代看待議論社會主義計劃不足的論點就像我們看待亞當·斯密關於合股公司的論點，它也不是完全錯誤的。 當然，到此為止我所說一切只提到社會主義藍圖的邏輯，並由此提到社會主義實際上可能很難實現的「客觀的」可能性。但就藍圖邏輯而言，社會主義藍圖根據較高合理水平繪製，這是不容否定的。我相信，這是處理事情的正確方法，這不是合理與不合理的事情。農民對豬與飼料價格產生的豬周期的反應，個別地說和從當時的觀點來說，他的行動完全合理。一家公司的經理部門在賣方壟斷市場形勢中施展手腕也是對的。一家企業在業務興旺時擴展在業務不景氣時收縮也是合理的。所不同者僅僅是合理性的性質和範圍。 能提出為社會主義計劃辯護的當然不止這一點。但就社會主義經濟的純邏輯而言，不能證明為錯誤的大部分論點事實上都包含在上面舉出的那一點之中。 頭等重要的一個例子是失業。我們在第二篇中業已見到，關於失業者本身的利益，處於任何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凡其進步程度足以為成功的社會主義化需要提供機會的，大概不會留下太多他們希望解決的問題。但就社會的損失而言，上文論點的意思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失業將減少，主要是消滅了經濟蕭條的後果，而在出現失業的地方（主要由技術改進引起），生產部將想方設法——不管它實際上做什麼——重新指引人們進入其他職業。只要能實現計劃提到的可能性，在任何情況下總會有新職業等待他們。 社會主義計劃較高合理性還含有一個較小的優點，它來自這樣的事實，即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通常在個別企業里發生的改進，在推廣中需要許多時間並會遇到抗阻。如果進步的步子迅速，總有許多企業緊緊抱住老方法或者低效率的方法不放。在社會主義社會裡，每一項改進理論上能夠以法令加以推廣，而低標準的做法就能很快被消滅。我稱這個優點為小優點，因為資本主義通常也相當有效地對付低效率問題。這個特殊優點的相似之處不論大還是小，由政府機關來實現就是另一回事了；一個公正的機關總是可以被信任，能把它所屬的成員全部上升到它制訂的標準，但這樣說與這個標準本身如何完全無關。讀者務須始終記住，那個可能的優勢也許會在實際中變成實實在在的劣勢。 而且，中小型企業的經理或業主兼經理通常不是工程師就是銷售人或是組織者，即使他們都是有本領的人，也很難樣樣事情做得一般好。我們經常發現，甚至成功的企業在這方面或那方面管理得很差——有效率專家的報告為證——它們的領導人因而部分地是沒有盡到責任的。社會主義經濟如現代最大規模企業所做的那樣，能夠把這些人使用在他們真正熟悉的崗位上，使他們發揮最大的專長。可是不需要我們詳加解釋的明顯理由，不允許我們對這種優點抱很大希望。 但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優點在我們繪製的藍圖上看不出來。商業社會的突出特色是私人領域和公有領域的劃分——或者，如果你願意可以說，在商業社會中的私人領域所包含的內容要比封建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分派給它的多得多。這個私人領域與公有領域分得清清楚楚，不但在概念上如此，在實際上也是如此。這兩個領域在很大程度上由不同的人管理——地方自治政府的歷史提供最顯著的例外——二者根據不同的、常常是互相衝突的原則進行組織和管理，於是產生不同的、常常是互不相容的標準。 這樣的安排只能暫時沒有摩擦，這樣安排的自相矛盾的性質，如果我們不是對它早成習慣，就會是我們驚訝的根源。事實上，摩擦遠在它發展成對抗之前早就存在，而對抗是由公有領域的人們越來越成功地進行資產階級領土征服戰爭的結果。這種對抗導致鬥爭。政府在經濟領域上的大多數行動於是呈現為顯然具有老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說的特性——政府干預 。政府這些行動事實上的確是這個詞任何意義上的干預，尤其是考慮到這些行動阻礙和癱瘓私人的生產機器。不能說這些干預常常成功，甚至在提高生產效率方面也是如此。但就干預行動來說，社會主義中央局的行動將有更大機會取得成功，而由於鬥爭而產生的成本和損失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是可以完全避免的。這種損失相當巨大，尤其是要是我們把由不停調查和起訴引起的不安以及隨後對私人推進事業精力的沮喪作用計算在內，損失就更大了。 這些成本中的一個重要成分應該特別一提。它就是把才能專注於僅屬保護性的活動，律師所做全部工作的一大部分用於企業與國家及其機關的鬥爭。我們稱這類工作為邪惡地妨礙公益也好，或稱它為保護公益反對邪惡阻礙也可以。無論如何事實依舊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裡，這部分法律活動既不需要也無活動餘地。由此形成的節約不能用從事這種活動的律師費來令人滿意地衡量的。律師費並不多，但為數可觀的是許多優秀才智之士從事這種非生產性職業帶來的社會損失。想一想才智之士何等稀少，他們若能轉移做其他職業，對社會的好處可能不在少數。 私人領域和公有領域之間的摩擦或對抗首先由於下列事實而加劇：自從王公的封建收入不再有很大重要性以來，政府一直依靠私人領域中為私人目的而生產的收入，這筆收入必須用政治力量從這些目的中挪出來。 (11) 一方面，稅收是商業社會的一項基本標誌——或者，如果我們接受第一章中引用的政府的概念，它是政府的基本標誌——另一方面，它幾乎不可避免地具有傷害生產過程的性質。 (12) 大約在1914年以前——要是我們同意只考慮現代——這種傷害還局限在狹小的界限以內。但從1914年以後，稅收逐步增加，成為企業和家庭預算的最重大項目，成為造成令人不滿經濟成就原因中的主要因素。此外，為了從不自願的機體中榨取不斷增加的稅額，出現了龐大的行政機構，它只是為它收入中的每一美元與資產階級作鬥爭。那個機體的反應是發展防護器官，為自我保護做了大量工作。 沒有其他東西如此清楚地表示出由社會機體結構性原則衝突所造成的浪費。現代資本主義依賴利潤原則解決它的日常生活，但拒絕允許這個原則占主導地位。在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這樣的衝突，因此也不存在這樣的浪費。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控制了全部收入來源，稅收就能和國家同時消亡，或者，如果我對國家概念得不到大家的贊成，那就說稅收和資產階級國家一起消亡。因為，作為常識來說，說中央局先付出收入，付了以後，再追在領受者後面，以求重新收入一部分，這顯然是荒謬的。倘若激進分子不那麼喜歡作弄資產階級，以致他們除了看到稅收太低外看不到稅收還有任何毛病，在此之前早該承認，我們已經掌握了一個最重要的優越性的歸屬權，可以提出來支持社會主義計劃。 ———————————————————— (1) 即使在調查中這種損失像往常一樣並未消失，但根據調查例子所作的推論誇大了事實。此外，有一些那種損失的出現與特定的社會組織無關；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的此類損失並非全部是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 (2) 這個規律應該是不言自明的，可是它常常被破壞。例如，蘇聯目前的經濟成就常常被拿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的沙皇政權作比較。但是四分之一世紀的消逝使這樣的比較失去全部意義。唯一可能有意義的比較只能是，如以1800—1914年間的數字為基礎所推知趨勢的價值與現今價值作比較。 (3) 因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實際收入流在某種程度上都由不同的商品構成，它們包括兩種制度中共有的只是比例有點差異的商品——雖然沒有關於可花費收入分布變化的外加假設，不可能估計這種差異的重要性——比較引起微妙的理論問題。如果資本主義社會比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較多的酒和較少的麵包，兩個收入流哪個較大呢？在任何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的努力中，由比較同一社會結構一個年份與下一個年份的收入流遭受的困難（那就是編制任何總產量指標中遇到的困難）非常之巨大。但無論如何，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如下的定義就足以解決理論上的 問題：兩個收入流中的一個如果（只有如果）比另一個產生較大的貨幣總數，就稱這個收入流是較大的收入流，在對二者的估價中使用兩種價格體系中無論哪一種都一樣。如果兩種收入流都以資本主義價格體系估價，其中一種收入流產生較高數值，與此同時如二者都以社會主義價格體系估價，那種收入流卻產生較少的數值，那時我們說二者是相等的，恰如它們使用兩種價格體系實際上產生相同總數一樣——這意味著，我們相信在那種情況下一般說來差異不會很大。這個定義當然沒有解決統計 問題，因為我們不能同時得到兩個收入流的數字。 為什麼我們把從長期觀點看來 這幾個字插入正文裡的理由，從第7章我們的分析中應是很明顯的了。 (4) 事實上我們有時為了成為社會主義社會成員的優遇，就被引導忽視社會主義計劃的缺點。這個論點陳述坦率，表示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感情，它絕不像初聽起來那樣完全沒有道理。它的確使所有其他論點成為多餘。 (5) 我們這樣捨棄的論點可能有如下的意思：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最高效率大於競爭經濟的最高效率。但由於兩種最高效率的純形式性質，比較它們說明不了什麼問題，這點在上文的討論中應是很明白的了。 (6) 美國是實施這個效率測試條件最好的國家。大多數歐洲國家問題比較複雜（至少19世紀甚至直到1914年的情況是這樣），那裡出現的高收入是前資本主義時期開始的，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更加增多。 (7) 見H．G．莫爾頓、M．萊文和C．A．沃伯頓的《美國的消費能力》（1934年），第206頁。一般認為數字極端粗糙。它們包括職業收入和投資收入，也包括出售財產和持有住房的估計收入。 (8) 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當局大致上會把這些儲蓄和捐贈用於不同目的的事實並不影響這個論點。 (9) 但應注意，完全由投資利潤組成的收入並不是利潤收入者在經濟上無所事事的標誌，因為他的工作可能體現在他的投資活動中。用教課形式解釋這個道理和長篇議論能起相同作用：假設有一個人用他的雙手開墾一塊土地；他此後得到的報酬是「由人製造的工具的報酬」，或如經濟學家所稱的是准地租。如果對土地的改良是永久性的，報酬將變得與地租本身難以區分，因而看起來像不勞而獲收入的化身，實際上，如果我們把工資定義為由個人進行生產性勞作所得的報酬，那麼它只是工資的一種形式。總而言之，我們可以說，經過努力取得收入，這種收入可以採取工資形式，但不一定採取工資形式。 (10) 參見第8章。 (11) 解釋稅收相似於俱樂部會費或購買醫生執照的費用的理論，只能證明社會科學的這一部分離開人的科學的思想習慣是多麼遙遠。 (12) 也存在例外，但它們不影響實際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