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第十六章 社會主義藍圖
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楚社會主義經濟的純邏輯性有無錯誤的地方。因為，雖然那個邏輯性健全的任何證明並不能使任何人相信社會主義，或者事實上不能很好證明社會主義是一個實際可行的計劃，邏輯上的不健全，甚至試圖證明邏輯健全的失敗，其本身足以判定它有固有的荒謬性。
更明確地說，我們的問題可以綜合如下：假設想像的那種社會主義制度，它有可能根據它的數據和根據合理行為規律作出生產什麼和如何生產的獨一無二的決策嗎？它有可能把同一事物編製成正確經濟學口號，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利用那些數據和規律，編制出獨立的、一致的——即沒有矛盾的——和有足夠數目來卓越地決定中央局或生產部面臨問題的未知數的方程嗎？
1．回答是肯定的。社會主義的純邏輯性並無錯誤。事情十分明顯，如果不是因為它經常被否定的這個事實，和正統社會主義者在具有強烈資產階級觀點和感情的經濟學家教給他們本領之前，提不出滿足科學要求的答案這個更奇怪的事實，我本來不會堅持要說這一點的。
我們需要提到唯一否定社會主義純邏輯性正確的是L．馮·米塞斯教授， (1) 他從合理經濟行為必須要有合理的成本計算，因此要有成本要素的價格和為成本要素定價的市場為先決條件這個前提出發，他的結論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因為沒有這樣的市場，就不存在合理生產的指路明燈，因此社會主義制度（如果能運作的話）不得不以盲目的方式運作。對於這種和類似這種的批評，也許對於他們自己的某些懷疑，社會主義正統派中的合格代表人物最初沒有提出很多的反對意見，只能爭辯說，社會主義管理部門能夠從它的資本主義先輩所發展的價值體系開始——這無疑和討論實際困難有關，但和原則問題根本無關——或者能夠從對他們天國奇蹟般的光榮的讚歌開始，在天國里很容易全部省卻像成本合理化那種資本主義的玩意兒，在天國里同志們以隨便取用從社會主義商店涌流出來的大量禮品來解決全部問題。這等於接受那個批評，有些社會主義者看來實際上甚至到今天還抱有這個想法。
除了論述得更詳細一點和澄清一些次要點之外幾乎不需要任何補充的解決這個問題的經濟學家是恩里科·巴羅尼，對想要知道嚴密內容的讀者，我請他們去查看他的論證。 (2) 這裡介紹一個簡要的輪廓就夠了。
從經濟學家的立場來看，生產——包括運輸和由銷售帶來的一切工作——只是現存「諸要素」在技術條件強加的約束範圍內的合理結合。在商業社會中，結合著的諸要素的任務包括購買和僱傭技術條件，而在這種社會中典型的個人收入就產生於購買、僱傭的這個過程中。就是說，社會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不過是同時影響二者的同一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現在，商業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之間最重要的邏輯——或純理論——區別就是後者不再是這樣了。因為乍一看，不存在生產手段的市場價值，更重要的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原則不允許生產手段的市場價值（即使它存在）成為分配的標準。因而商業社會的那種分配自動機制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不存在的。自動機制的空缺由政治行動（讓我們說由國家憲法）填補。於是分配變成一種不同的工作，至少在邏輯上完全和生產分離。這個政治行動或政治決定必然產生於這個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特性及其行為、目的和成就，反過來又對它們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可是，當從經濟觀點來看時，上面的說法一定是全屬武斷的了。如上文業已指出，國家可以採取平等主義規則——這點在任何意義上可以和平等主義理想聯繫起來——或者只允許不平等達到認為合適的程度。國家甚至可能在任何所想望方面以產生最大成就為目的來進行分配——這是一種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情況。國家可以研究個別同志的願望，或者決定給予他們當局認為對他們最好的東西。「按需分配」的口號可能具有這兩個意義中的任何一個意義。但某種 規則必須建立。就我們的目的而言，考慮一個十分特殊的例子就足夠了。
2．其次假設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倫理信念是徹底的平等主義，但同時規定，同志們應有自由在生產部有能力和願意生產的所有消費貨品中根據喜愛進行選擇——當然社會可以拒絕生產某些商品，如酒精飲料。讓我們進一步假定，採取的特定平等主義理想實行的辦法是分發給每個人——兒童、可能還有一些人只發給一般人的一部分，由當局決定之——一張憑證，這張憑證代表他或她有獲得一定數量消費品的權利，數量相等於本會計年度可分配社會產品除以要求分配者的人數，到會計年度結束所有憑證失效。這些憑證可以想像為在規定時期中已生產和正在生產供消費的（為送交消費者而生產的）全部食物、衣服、房屋、家庭用品、汽車、電影等X分之一的要求權。只是為了避免不這麼做便會在同志們之間必然發生的複雜而不必要的大量交換，我們才不以貨品來表示要求權，而以等量的為了方便而選擇的但毫無意義的單位來表示它——我們可以率直地稱它為單位，也可以稱它為太陽、月亮甚至稱之為美元——並規定在得到每一種貨品的單位數量時必須付出所標數目的單位。社會商店所索的這些「價格」，根據我們的假設，一定要滿足這個條件，即商品的每一種價格乘以該商品現有數量，加起來等於同志們所持該商品要求權的總數，否則這個總數就是任意決定的。可是生產部不必固定個別商品的「價格」，除非是作為最初建議提出的。假如已知同志們的愛好與平均的「美元收入」，根據他們對這些最初建議的反應，就知道他們在什麼價格上願意拿走除那些根本沒有人想要的貨品以外的整個社會產品，同時生產部如果希望出清倉儲，那時就必須接受那些價格。這點若能相應地做到，平等分配的原則就將非常通情達理地以十分決斷的方式得到貫徹。
當然，這樣做要以已經生產出一定數量的各種貨品為先決條件。真正的問題（它的可解決性已被否定）顯然是，怎樣才能合理完成這個先決條件，也就是用什麼方法在現有資源、技術可能性和其餘環境條件下，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 (3) 很清楚，由同志們的多數票來作出生產計劃的決定完全無法滿足這個要求， (4)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有一些人，可能所有人將得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有更大可能得不到給了他們不會降低別人滿足的東西。但是，同樣清楚的是，這個意義上的經濟合理性能夠以另一種方法獲得。對於理論家來說，這個結論來自這樣的初步前提，即估計（「所需要的」）消費品價值的消費者事實上也估計進入那些消費品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就普通人而言，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中，制定合理生產計劃可能性的證據，能以下述方式提供。
3．為使問題談起來方便，我們假定生產資料的數量是既定的，並且是暫時不可變的。現在讓中央局分解成為進入每一個特定行業的委員會，或者更妥當地，讓我們為每一個行業建立一個權力機關來管理它，並與中央局合作，而中央局控制和協調所有這些行業的經理部或管理局。這個中央局按照某種規律把生產資源——所有資源都在它控制之下——分配給這些行業的經理部門。假定中央局規定，行業經理部門可以有它們所需要的任何數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務，但需遵守三個條件。第一，它們必須儘可能節約地進行生產。第二，要求它們為它們需要的每一單位生產資料和勞務上交給中央局它們從先前出售消費品得到的言明數目的消費者美元——我們也可以同樣妥當地說，中央局宣稱準備向任何行業管理部門以言明的「價格」出售無限數量的生產資料。第三，要求行業管理部門取走和使用（以最節約辦法生產）它們能夠使用的數量（不能少於此數），這個數量的限度是它們不必為了取得相應數量的生產資料必須上交給中央局美元不足而不得不「出售」部分產品。用較專門的術語說，這個條件的意思是各行各業的生產必須達到「價格」相等於（不僅僅比例於）邊際成本。 (5)
每個行業部門的任務在當時是單獨規定的。恰如今天在完全競爭行業中的每一家企業，只要技術可能性、消費者的反應（他的愛好和收入）和生產資料的價格都確定了，就知道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業經理部門只要一俟中央局公布了生產資料的「價格」，一俟消費者透露了他們的「需求」，它們就知道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和向中央局「購買」多少數量的生產要素。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價格」和消費品的「價格」不一樣，它們由中央局單方面制定。但我們也可以說，行業經理們對生產資料表示的一種獨特地決定的「需求」，很像消費者對消費品所表示的需求。為完成我們的證明，所需要的只是符合最高標準的中央局定價行為的規律。可是這個規律是明顯的。中央局只是對每一種類別和質量的生產資料確定單一價格——倘若該局使用區別定價，即同一種類和質量貨品對不同經理部門索取不同價格，一般來說這種情況一定出於非經濟理由 (6) ——務必使那個價格正好「出清市場」，也就是市場上不再有積壓的生產資料，也不再需要更多的以那些價格出賣的東西。這個規律正常地足以為合理的成本會計提供保證，因而能保證生產資源經濟地合理分配——前一點不過是保證達到後一點並證明後一點正確的方法——從而保證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計劃的合理性。考慮到只要這個規律得到遵守，就不會有生產資源要素能夠轉移到任何其他生產部門中去，如果有這種轉移，必然會引起以消費者美元表示的消費者價值的破壞，其分量等於（或多於）這些要素在它新使用中所增加的價值。從這樣的考慮中我們得到我們的證據。這等於說，生產正在社會環境一般條件所允許的所有方向進行，生產進行得合理地能夠做到的那麼快，正好符合我們認為社會主義計劃在經濟生活靜止過程中具有合理性的論述，在這樣的靜止過程中，每一件事能正確地預見，每一件事情都一再重複，其間不會發生任何事情打亂計劃。
4．但是，如果我們的討論超出靜止過程理論的領域，承認隨產業變化而來的現象，也不會出現很大的困難。就經濟邏輯而言，不能認為想像的那種社會主義雖然從理論上說能夠應付管理靜止經濟經常出現的任務，但它必然無法解決由「進步」提出的問題。稍後我們將明了以下這點對社會主義的成功依然是重要的，因為它從事的事業不但有它資本主義先輩的極其豐富的遺贈——除資源外還有經驗和技術——而且是在資本主義度過放蕩不羈生活和做完它的工作之後，正接近靜止狀態時候進行的。但是，這麼說的理由倒不在於我們沒有能力為社會主義社會設計出一個合理和獨特決定的路線，使它能在出現改善工業設備的機會時採用。
假設為X行業的生產過程設計出一種新的有更高效率的機器。為了排除由籌集投資資金引起的問題——馬上要考慮的——和為了單獨突出一組與眾不同的現象，我們假設新機器能夠由迄今為止一直生產效率較差的機器而花費同樣的生產資源成本的同一批工廠生產。X行業的管理部門服從它的第一條守則，即儘可能節約地生產的規律，它將採用新機器，從而可以用比以前較少數量的生產資料生產出相同的產量。此後它上交給工業部或中央局的消費者美元就將少於它從消費者那裡收入的美元。這中間的差額，你高興叫它什麼就叫它什麼，比方說叫它D或鏟子或「利潤」都行。的確，這個經理部門如果實現了這筆「利潤」，它就違反了它守則的第三條規定的條件；如果它遵守這一條款，為滿足這個條件而立即生產現在需要的較大的產量，那些利潤就永遠不會出現。但利潤潛伏地存在於經理部門計算之中的這個事實，完全足以使它自己履行在我們的假設中它具有的職能，即以獨特決斷的方式指明現在可以合理實現的資源重新分配的方向和範圍。
在社會可用資源已經完全運用於提供一定消費水平的任務，如果出現一項需要外加生產要素或者（我們也可以說）外加投資的改進措施，如一座新橋樑或一條新鐵路時，同志們或者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超過迄今我們假定的由法律規定的時間，或者限制他們的消費，或二者兼有。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用儘可能簡單方法為解決基本問題而作出的假設，排除了三個規律中的一種「自動的」解決辦法，也就是說，中央局和行業經理部門只能被動地遵照客觀跡象的指引作出決定。但是，當然這是我們方案的無能，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無能。如果我們希望有這樣的一種自動解決辦法，我們必須做到廢除規定在一定使用期內未使用的消費品要求權全部無效的法律，放棄收入絕對平等的原則，並授權中央局獎勵超時工作和——我們應怎樣稱呼它？讓我們說——儲蓄。使可能的改進措施和投資的條件執行到這樣的程度，即做到最少誘惑力的改進或投資能產生相等於為了引起超時工作或儲蓄（或二者）必須給予獎勵的「利潤」。假如超時工作和儲蓄在適當時間間隔內是個別獎勵的單一價值函數， (7) 那麼這個條件就獨特地決定我們問題所介紹的所有新變數。為此支付出去的「美元」可以方便地假設是增加到以前發出的收入美元中去的。由此各方面必須做的調整，我們不需要為它多花時間論述。
這個關於投資的論點使問題更加清楚，看來最適合我們特定目的的圖式既不是唯一可能的社會主義經濟藍圖，也不一定是自行推薦給社會主義社會的藍圖。社會主義不一定是平等主義的，但我們能夠合理地期望社會主義社會可容忍的收入 不平等的程度，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社會在周期階段平均產生的投資率。即使資本主義的不平等也不足以產生足夠的投資率，它必須得到公司積累和「創造的」銀行信用的增援，這些方法既不是特別自動的，也不是獨特決定的。因此，如果社會主義社會希望達到同等甚至更大的真正投資——當然它不需要——必須依靠儲蓄以外的方法。從可以允許的「利潤」中提取積累而不是讓它保持潛在狀態，或者如上邊提到的類似建立信用的某種辦法是完全行得通的。但是，讓這件麻煩事交給中央局和國會或議會，通過它們，能夠把它作為社會預算的一部分加以解決，那就更為自然；雖然對社會經濟運作的「自動」部分進行投票純屬表面文章，也許起監督作用，對投資項目的投票——至少對投資數額投票——含有真正決策的意義，與對軍事預算等等的投票同樣重要。使這樣的決策與各別消費品的數量和質量的「自動」決策相協調，不會出現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難。但在接受這個解決辦法時，我們應該在一個十分重要問題上背棄對我們圖式基本原則的忠誠。
我們藍圖中別的特徵甚至在它的總框架中也能改變。例如，對超時工作就有一個條件例外，我沒有把它留給個別同志去決定他們打算做多少工作，雖則作為一個有表決權者並在其他方面他們對這個決定也和他們在收入分配等的決定上一樣有很大影響。我也沒有允許他們具有與中央局在它的總計劃需要內可以和願意給予他們的相比更大的擇業自由。這個安排可以想像為十分類似義務兵役制。這樣一個計劃相當接近這個口號：「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或者無論如何，它只要小小修改就能符合這個口號。但我們還是把它留給個別同志去決定他們打算做多少工作和做哪種工作。可見勞動力的合理分配必須使用一套誘導制度——提供獎勵，這裡不但對超時工作實行，而且對一切工作實行，以便保證任何地方「提供」的各種類型和等級的勞動力，適合消費者需求結構和適合投資項目。這些獎勵必須與每個職業的引人入勝和令人厭倦掛上鉤，必須與勞動者為完成工作而具有的技術掛上鉤，因而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工資方案掛上鉤。雖然工資方案和這樣的社會主義獎勵制度之間的相似性不應說得過頭，我們還是可以說一個「勞動力市場」。插入這個機制當然會使我們的藍圖出現許多差異。但這並不影響社會主義制度的確定內涵。它形式上的合理性事實上會更明顯地突出。
5．商業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間的家族相似性也更加明顯地突出，這點是讀者始終不會注意不到的。因為這種相似性似乎使非社會主義者和某些社會主義者感到愉快，使其他社會主義者感到煩惱，所以最好還是清楚地重新說明相似的所在和原因，這樣一來就能看清，不管是愉快還是煩惱都沒有什麼理由。在試圖構想社會主義經濟的合理圖式時，我們曾使用我們在討論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和問題中熟稔的術語在傳統上規定的作用和概念。我們說到一種作用過程，只要我們說出「市場」、「購買與銷售」、「競爭」等名詞，人們立刻懂得它們的作用過程。我們看來都使用過，或者難以避免使用這類有資本主義氣味的名詞，如價格、成本、收入甚至利潤，而租金、利息、工資和其他名詞（包括貨幣）則幾乎天天都要碰到。
讓我們考慮在大多數社會主義者看來肯定是最壞的事情之一，那就是意指使用自然資源（讓我們說「土地」）而獲得的報酬——地租。我們的圖式顯然不能含有該將地租付給任何土地所有人的意思。那麼它含有什麼意思呢？簡而言之，不是在可以預計的將來有充分數量超過全部需要的任何種類土地必須節約地使用或合理地分配，恰如勞力或任何其他生產資源一樣，為達到這個目的，土地必須具有一種經濟重要性的指標，出現任何新的使用，必須與指標進行比較，根據指標土地進入社會簿記行列之中。如果不這麼做，國家將作出不合理的行為。可是這麼做也不意味著對資本主義或對資本主義精神讓步。有關地租中一切商業和資本主義的東西（在地租的經濟學和社會學聯想中）和可能是同情私有財產辯護士的一切東西（私人收入、地主等）已被全部消除了。
我們從一開始給予同志們的「收入」不是工資。分析起來事實上「收入」看上去是完全不同的經濟要素的混合物，人們只能把這些要素與邊際勞動生產率連在一起。我們後來引用的獎金，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工資關係較多。但後者的對稱物，實際上到處都不存在，除非只存在於中央局的賬冊上，和為了合理分配的目的，存在於與各種類型和等級的勞動力有關的重要指標中——這是已經消失了屬於資本主義世界全部意義的指標。順便提一提，我們可以看到，既然我們能夠隨心所欲地稱呼由代表同志們消費品要求權的憑證分裂而成的單位，我們也能夠稱它們為勞動小時。既然這些單位總數——在因方便而規定的限度內——同樣是任意設想的，我們可以設想總數相等於實際工作小時（各種類型和等級的勞力以李嘉圖—馬克思方法調整為某一標準質量）。最後，我們的國家（正如任何其他國家一樣）能採用「收入」應與每個同志所做標準工作小時成比例的原則。於是我們應有一種勞動票據制度。關於這件事，令人感興趣之處在於，不提目前我們不大關心的技術困難，這樣一種制度將證明是完全行得通的。很容易看出，為什麼甚至到目前這些「收入」還不是工資的原因。同樣明白，這樣一種安排的可行性並不為勞動價值理論證明任何東西。
幾乎不需要在利潤、利息、價格和成本上再做一遍同樣的工作。不重做這樣的工作，家族相似性的原因現在已顯然可見：我們的社會主義沒有從資本主義借用任何東西，而資本主義從完全一般的選擇邏輯借來許多東西。任何合理行為必然表現出與其他合理行為有某種形式上的相似之處，情況是這樣，在經濟行為範圍內，單是理性的榜樣作用就十分明顯，至少就它的純理論而言是這樣。表示行為主義模式的概念浸透了一個歷史時期的一切特殊意義。它往往使門外漢的內心牢記這樣獲得的色彩。如果我們對經濟現象的歷史理解是在社會主義環境裡形成的，當分析資本主義過程時，我們似乎在借用社會主義的概念。
迄今，有資本主義思想的經濟學家在發現社會主義畢竟只能夠使用資本主義結構和類型時，沒有什麼值得慶祝的。社會主義者也沒有什麼理由加以反對的。因為只有最幼稚天真的人才會對社會主義奇蹟沒有創造自己的邏輯而感到失望，只有社會主義信條中最粗魯、最愚蠢的變體才會受到那種議論的威脅，根據那種變體的論證，資本主義過程完全是根本沒有任何邏輯或秩序的一片混亂。這兩派中有理智的人可以在這種相似點上取得一致，但他們的觀點仍舊有以往一樣大的距離。可能依然保留著術語方面的反對意見：有人會爭辯說，使用含有外來的但十分重要含義的術語，又不能信任每個人都會拋棄這種含義，是不方便的。此外，我們必不可忘記，人們可以接受社會主義經濟邏輯和商業生產經濟邏輯本質上一致的結論，但仍然反對我們藉以達到這個結論的特定圖式和模式（見下文）。
可是，事情還不止此。某些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以及某些非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不但意欲而且急於承認所設想類型社會主義經濟和完全競爭類型商業經濟之間的特彆強烈的家族相似性。我們幾乎可以談到一個社會主義思想學派，它傾向於稱頌完全競爭，並以那樣一種理由鼓吹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提供能使現代世界得到完全競爭效果的唯一方法。把自己放在這個立場上所能收穫的策略上的好處當然十分明顯，足以解釋為何這些人乍看起來似乎有令人驚愕的廣闊心胸。和任何其他經濟學家一樣清楚地看清馬克思學派論點和通俗學派論點全部弱點的一個有能力的社會主義者，在這種情況下就能夠在不放棄他確信的信仰同時承認他認為應該承認的任何東西，因為他承認的是一個歷史階段，這個階段就算曾經存在過，也確實早已死去被埋葬了；由於他明智地把他的譴責性定論限於針對非競爭情況，他能夠對那種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為的是利潤而不是為人民的消費此類控訴給予有保留的支持，否則這類意見只能是蠢話了；他能夠困惑善良的資產階級人士，告訴他們社會主義者一直只依照他們真正需要的和他們自己經濟先哲經常教導他們的道理行事。但強調那種家族相似性的分析優勢沒有同樣的大。 (8)
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經濟學理論為它自己的目的而構成的完全競爭的蒼白概念依賴於各個企業能不能憑藉它們單獨行動影響它們產品和成本要素的價格。如果不能——就是說，如果每家企業僅是海洋中的一滴水，因而不得不接受市場中起支配地位的價格——那就是理論家所說的完全競爭。可以看出，在這種情況下，全體個別企業的消極反應的集體作用將形成市場價格和表現為一定形式財產的產量，後者相類似於經濟重要性的指標和我們社會主義經濟藍圖中的產量。但在真正重要的所有事情中——在決定收入形式、工業領導人的選擇、創造性和責任心的分派、成功與失敗的定義等諸原則中——總之在形成競爭性資本主義特徵的一切事情中，這個藍圖與完全競爭完全背道而馳，它離開完全競爭比離開大企業型資本主義遠得多。
雖然我並不因而認為，人們有理由指責我們藍圖裡的東西多從商業主義借來，或者指責它浪費社會主義的聖油塗在非神聖的東西上，我仍很同情那些以其他理由反對它的社會主義者。的確，我本人曾說過，建立消費品「市場」和根據市場標誌確定生產方向的方法比任何其他方法（例如由多數選票作決定的方法）更能給予每個同志他所需要的東西——比市場更民主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方法將導致「最大的滿足」。但這種最大滿足只是短期的滿足， (9) 而且它與同志們當時感覺的實際欲望有關。只有徹底的牛排社會主義才能滿足於這樣的目標。我不能責備任何社會主義者看不起這個目標而夢寐以求人類也許是全新人類的新文化形式；社會主義的真正前途（如有的話）就在這裡。持有這種思想的社會主義者可能仍舊允許他們的國家由只表現出享樂主義者面貌的同志們對事物的實際愛好進行引導。他們採取全國性計劃，不但用於投資政策（如我們自己有條件時所做的那樣），而且也用於呈現另一種面貌的所有目的。他們依舊可能讓同志們在豌豆和大豆之間根據喜好挑選。至於牛奶和威士忌以及藥物和改善住房，他們就猶豫難決了。而且他們不允許同志們在遊蕩和神廟間作選擇——即使同意後者象徵日耳曼人粗俗而生動地稱為客觀文化（表現的）東西。
6．因而有必要問一問，如果我們把我們的「市場」拋入大海，合理性和確定性是不是也落了水。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必須有一個權威來估價，即為所有消費品確定重要性指標。有了它的價值尺度，那麼權威就能用絕對堅決的方式為它們估價，正像魯賓遜·克魯索能做的那樣。 (10) 計劃過程的其餘部分能夠按常規發展，很像它在我們原來藍圖中所做的那樣。憑證、價格和抽象單位依舊有助於控制和成本計算的目的，雖然它們將失去它們與可自由使用收入及收入 單位的親緣關係。由經濟行為一般邏輯獲得的所有概念將會再次出現。
因此，任何種類的中央集權社會主義能夠成功地清除第一道障礙——社會主義計劃邏輯的明確性和一致性——我們立刻可以同樣越過第二道障礙。第二道障礙是「實際上的不可能性」，看來大多數反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在純邏輯問題上失敗後目前傾向於退到這個障礙。他們認為，我們的中央局將遭遇無法處理的複雜任務， (11) 他們中一些人還說，為了使社會主義安排起作用，必須有靈魂或行為的全面改造為先決條件——隨便我們喜歡用哪種方式去形容它——歷史經驗和常識證明這種改造是不可能做到的。後一點我們推到以後去考慮，我們就能容易地解決前一個問題。
首先，看一看我們解決理論問題的方法將使讀者滿意地感到這個方法非常適合使用；就是說，它不僅證明邏輯上的可能性，而且在實行時也表明這個可能性可以在實際中成為現實的步驟。即使這樣認為，為了公正地面對問題，我們要求生產計劃從一開始就制訂好，也就是說沒有任何有關數量和價值的先前經驗，出發的基礎就是調查可用的資源和技術以及關於同志們是哪一類人的一般知識。此外必須牢記，在現代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要求存在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或者至少存在有利於它的出現和發揮職能的社會條件。這個需要條件造成為什麼在討論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必定要提到社會環境的一定情況或歷史形勢的理由。這樣的行政機構不論是否應受我們中有些人習慣加諸官僚主義的全部貶抑性評論——我們自己現在就要評論它——但此刻我們並不關心它在完成它任務中表現好壞的問題；重要的是，如果它終究存在了，沒有理由相信它將被任務壓垮。
在任何正常形勢中，它將掌握大量信息足以使它能從一開始就相當接近地達到主要生產部門的正確產量，其餘的任務是用有信息根據的反覆試驗進行調整。至於理論家在說明一種經濟制度如何獲得完成某種最高條件意義上的「合理」或「最適」狀態時遇到的問題，或者經理們在實際經營中必然碰到的問題，到現在為止，社會主義經濟和商業經濟在這方面都不存在很大的根本性差異。 (12) 如果我們像大多數社會主義者所做的那樣，尤其是像卡爾·考茨基一貫做的那樣，承認從先前經驗出發，那個任務當然大大簡單了，特別是倘若那個經驗是大企業類型的經驗。
其次，再一次檢查我們的藍圖會出現一些別的問題：解決社會主義經理部門面對問題的辦法不但像實際解決商業社會經理部門面對的問題那樣是可能的，而且更加容易。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觀察一下經營企業的最重要困難之一——耗費一位成功企業領導人最多精力的困難——在於圍繞每個決策周圍的不確定性，就會深信不疑。這些不確定性中最重要的一類依次又在於關於實際和潛在競爭者反應的不確定性，和關於一般業務形勢將是如何形式的不確定性。雖然其他種類的不確定性無疑將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堅持存在，但這兩種不確定性可以合理地期望其幾乎完全消失。社會主義的產業和工廠的經理部門能確切地知道別人想做什麼事情，沒有東西能阻止他們合在一起進行協調行動。 (13) 中央局能夠、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願意不可避免地擔當信息交換所和決策協調人的角色——至少會像包羅一切的卡特爾的執行局那樣工作。這種做法將大大減少工廠管理人員要做的工作量，管理這樣一個制度所必需的知識要比引導一家有任何重要性的公司通過資本主義海洋驚濤駭浪所需要的知識要少得多。這點足以證明我們立論的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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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0年出版的他的論文現在有英文譯本；見《集體主義經濟計劃》（F．A馮·啥耶克編，1935年）。又見他的《公有經濟》，英文譯本書名為《社會主義》（1937年）。
(2) 在巴羅尼之前，有多達十幾個經濟學家曾暗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中間有這樣的權威，如F．馮·維塞爾（見他的《自然價值》，1893年，德文原本，1889年）和帕累托（《政治經濟學概要》第2卷，1897年）。兩人都認為經濟行為的根本邏輯在商業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樣的，並根據這個認識得出解決辦法。但巴羅尼（他是帕累托的信徒）是作出這個解決辦法的第一人。見他的題為「集體主義國家的生產部」的論文（《經濟學雜誌》，1908年）；英文譯文收錄在前注提到的《集體主義經濟計劃》一書中。
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為後來的大量著作作公正的評價。我只提出在這裡或那裡特別重要的作品：弗雷德·M．泰勒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指引》（載《美國經濟評論》，1929年3月）；K．蒂施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內的經濟計劃和分配》（1932年）；H．查森豪斯的《計劃經濟理論》（載《國民經濟雜誌》，1934年）；特別是奧斯卡·蘭格的《論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載《經濟研究評論》，1936/1937年，後作為蘭格和泰勒合著的書出版，題目不變，1938年）；A．P．勒納的文章在後面的腳註中還要提到。
(3) 如果現代理論家竟反對這段話的措辭，讓我請求他們考慮一下，較正確的詞句將招致多少完全不必要的累贅話，而對於這個論點的目的卻無任何幫助。
(4) 這並不是說，它不會根據另一個合理性的定義的立場來滿足要求。關於正在討論的安排與其他安排相比究竟怎樣，這裡不作斷言。關於這個問題不久還要談到。
(5) 從一般選擇邏輯產生的這個原則，在A．P．勒納先生在許多注釋和論文中強調它和為之辯護之前，沒有得到普遍接受，這些論文大部分發表在《經濟研究評論》（還發表在《經濟學雜誌》1937年9月），它們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作出重要的貢獻，我趁此機會提請讀者注意它們。作為那個選擇邏輯的前提，說上述條件在它與「價格相等於每單位總成本」這個規律發生矛盾的任何時候，前者應該勝過後者，也是正確的。但它們二者之間的關係由於各種事物的混淆被弄得模糊不清，有必要加以澄清。
邊際成本的概念意指如果要使生產有少量的增加必然會引起總成本的增加，只要我們不把邊際成本和明確的一段時間聯繫起來看，它是不明確的。這樣，如果問題是一輛無論如何要開的火車要不要增加一位乘客，這裡要考慮的邊際成本可能是零，在任何情況下是很小的。這點可以用這樣說法來表達，從一段極短的時間——一個鐘頭、一天甚至一個星期——的觀點來看，實際上每樣東西都是間接費用，甚至滑潤油和煤也一樣，那種間接費用不進入邊際成本。但設想的時間越長，進入邊際成本的成本要素越多，開始時進入的是全部通常包括在直接成本概念中的要素，後來越來越多地包括企業家叫作間接費用的要素，直到從很長時期看，或從計劃一個尚不存在工業單位的觀點看，沒有東西（或實際上沒有東西）留在間接費用的項目里，甚至包括折舊在內的任何東西都得放在計算邊際成本中考慮進去。即使在考慮鐵路軌道那樣的生產要素情況下，這個原則也不因它只有在極大單位才可使用的技術事實（不可分性）而被修正。因而邊際成本總是應該與（邊際）直接成本區別開。
現在我們常常把正在討論的條件和社會主義——正和資本主義一樣——的經理部門（如果他們要行動合理）在任何時候都應讓過去的過去算了這個規律聯繫起來；就是說，在其決策中他們不要考慮現有投資的賬面價值。但這只是在特定環境中決定短期行為的規律。它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忽視事先能預見的並將凝結為固定成本或間接費用的那些成本要素。在有另外一種方法使用它們的任何時候，忽視那些要素，將形成對進入間接費用生產的勞動小時和自然資源單位的不合理行為。但只要萬事按計劃進展，考慮它們一般地意指使價格等於產品每單位總成本，因為例外情況主要是由於技術達不到由不可分性代表的合理性，或由於事情的實際進程偏離了計劃，而這些計劃的邏輯畢竟是用價格相等於每單位總成本這個原則表達的。雖然在短期情況下它可能是該做的最合理事情，但它絕不是以赤字經營企業的那個邏輯的一部分。有兩個理由使這點值得重視。
第一，有人否定它，甚至有人提出，如果價格永遠相等於短期 邊際成本（不包括折舊），而間接成本（如橋樑費用）應由稅收開支，從長期看來福利就將增加。在正文中指出的我們的規律沒有這個意思，這不是該做的事情。
第二，在1936年3月的法令中，俄國中央當局命令許多行業取消前此一直在實行的津貼制度，規定價格應調整為等於每單位平均總成本加上積累。對於規律的前一部分而言，可以說它雖然不是絕對正確，但它比後一部分會引導人們去猜測的不正確表述，要更接近於正確規律；關於後一部分，一旦我們考慮到迅速發展的條件或必要性，針對它的明顯反對意見會大大減弱——讀者能回憶起第二篇對資本主義發展提出的論點——而說蘇聯政府採取津貼政策（相等於向虧損企業投資）是對的，1936年蘇聯政府部分取消這種津貼也是對的，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6) 關於這點有一些例外，這些例外很重要，但不會影響我們論點的要旨。
(7) 可以看出，這個問題只由新投資引起。為了保持靜止過程繼續下去，這樣的投資是需要的，它正如所有其他成本項目一樣是能夠得到供應的。特別是，新投資沒有利息。我想乘此機會說一說，社會主義者對利息現象的態度不是一模一樣的。聖西門承認它幾乎是理所當然。馬克思把它從社會主義社會排除出去。幾個現代社會主義者又承認它。俄國人的實踐也承認它。
(8) 見第8章。
(9) 可是，它是可以證明的最大滿足，它建立起那種類型社會主義的經濟合理性，正如競爭的最大滿足建立起競爭性經濟的合理性。在這兩種情況中，合理性都沒有很大意義。
(10) 這也許是馬克思對克魯索經濟學表現出有很大興趣的緣故。
(11) 這是接受社會主義邏輯信任狀的大多數懷非社會主義信念的作家所持的見解。持有這種觀點的主要權威人士可以提一提的是羅賓斯教授和馮·海克教授。
(12) 有些作家似乎暗示，達到平衡的過程和在完全競爭狀態中是一模一樣 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在單獨對價格變化作反應中一步一步的調整很可能完全迷失目標。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正文中說到「有信息根據的」反覆試驗的緣故。
(13) 只要資本主義經濟中正在做到這一點，它就是趨向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一步。事實上，它能逐步減少過渡的困難，其本身又是過渡階段開始的跡象。無條件地反對這個趨勢相等於反對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