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第十三章 日益增長的敵意
Ⅰ．資本主義的社會氣氛
從前面兩章的分析，不難理解資本主義過程怎樣產生對它自己社會秩序那種幾乎普遍的敵意，這點我在本篇開端業已提到。這種現象如此驚人，而馬克思主義者和通俗作家對它的解釋又如此之少，因此很有必要稍稍把這個現象的原因說得詳細一點。
1．如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過程最後降低了資本家階級賴以生存的職能的重要性。我們也知道，它傾向於銷蝕掉它的保護層，毀掉它自己的防禦工事，驅散它堡壘的警衛部隊。最後我們還知道，資本主義創造了一種批判的心理結構，這個結構在毀壞許許多多其他制度的道德權威之後，最後掉過頭來反對它自己；資產階級人士驚異地發現，理性主義態度在得到國王和教皇信任狀後沒有停步，而是繼續攻擊私有財產和資產階級價值的整個體制。
資產階級堡壘於是變得在政治上沒有防禦能力。沒有防禦能力的堡壘招來侵略，尤其如果其中有大量財物可得就更加如此。侵略者逐步設法使敵意成為合理化狀態 (1) ——這是侵略者一貫的做法。暫時用收買辦法緩解侵略無疑是可能的。但一俟侵略者發現他們能占有一切時，這最後的手段也就失敗了。這樣說部分地解釋了我們力圖解釋的東西。只要這個解釋管用——當然它不會永遠合用——我們理論中的這個要素就可以從資產階級的無防禦能力與對資本主義制度敵視之間歷史上存在的緊密相互關係得到證實：只要資產階級的地位穩固，原則上不會有多大敵意，雖然當時產生敵意的理由很多；敵意的傳播與防護圍牆的倒塌是同步的。
2．但是，有人很可能要問——事實上，真實地感到他和社會所有階級一起盡他的責任的許多工業家正以天真的迷惑心理提出疑問——為何資本主義制度需要非資本主義力量或超理性的忠誠的保護？難道它不能高舉自己的旗幟通過這場考驗？我們自己先前的論點不足以表明它有大量的功利證書可以提出嗎？難道不能為它提出充分完美的理由嗎？那些工業家肯定不會不指出，一個明白事理的工人在衡量他與（比如說）一家大鋼鐵公司或大汽車公司簽訂的合同的好處和缺陷時，可能很容易作出這樣的結論：考慮到各方面，他幹得很不差，他與公司這筆交易的優勢不是全在一方。是的——當然不錯，只是這一切全是不相干的。
因為第一，相信政治性攻擊主要產生於不滿，而提出正當理由可以避開攻擊是錯誤的。政治性批評很難以合理的論證予以有效的滿足。不要因為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評是從批判的心理態度出發的，也就是從一種拒絕對超理性價值表示忠誠的態度出發的，就能推定理性的反駁將被接受。這類反駁可能撕掉攻擊的理性外衣，但決計達不到一直潛伏在外衣後面超理性的驅動力量。資本主義的理性不會消除次理性或超理性的衝動。它只是去除神聖或半神聖傳統的約束使它們不受支配。在缺乏訓練和指導它們的手段甚至意志的文化里，它們將造反。一旦它們起來造反，也無關重要，因為在理性主義文化中，它們的表現一般地多少有點理性化。正如人們從不懷著可能接到滿意答覆的公正心態向國王、大公和教皇要求功利證書一樣，資本主義站在口袋裡裝著死刑判決書的法官面前受審。不管法官可能聽到什麼樣的辯護詞，他們只準備傳達這個判決；被告有可能取得勝利的唯一辦法是改變起訴書。功利主義的理由作為集團行動的主要原動力無論如何是無力的。它絕不是超理性行為決定因素的對手。
第二，我們只要懂得接受支持資本主義的案件意味著什麼，這場訴訟的勝利就變得十分容易理解。這個案件的理由即令比它實際強有力得多，也從來沒有人能把它簡單明了地說清楚。普通人要理解它，必須掌握他們完全不可能掌握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以往關於資本主義說過的胡說八道都得到某個專業經濟學家的支持。即使不談這一點，理性地認識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就和認識資本主義為將來提供的希望，就要求窮人具有幾乎不可能具有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只有我們用長期觀點看問題，資本主義的成就才顯然可見；任何擁護資本主義的論點必然以長期考察為依據。用短期觀點來看，畫面上主要可見的是利潤和低效率。昔日的平均派或憲章派人為了甘心於他的命運，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他的曾孫身上來自慰。為了和資本主義制度認同，今天的失業者得完全忘掉他個人的厄運，今天的政治家得忘掉他個人的野心。社會的長期利益完全混合在資產階級社會的上層，人們把它看做只是那個階級的利益是十分自然的。對於群眾來說，值得考慮的是短期觀點。像路易十五一樣，他們也覺得不管死後洪水滔天；按照個人主義的功利主義觀點看問題，群眾具有像這樣的感覺當然是完全合理的。
第三，在任何社會制度里，每個人都有必須與之鬥爭的日常困難和可能出現的困難——那些損害人、麻煩人、折磨人的摩擦與失望以及大大小小不愉快的事情。我想，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把困難完全歸咎於與他全然無關的那部分現實的習慣。為了克服我們由環境激起的敵意衝動，對社會制度的感情上 的依戀是必需的，而這正是資本主義在制度上不能產生的東西。如果沒有感情上的依戀，那麼敵意衝動將一意孤行，成長為我們心態中永久成分。
第四，永遠上升的生活標準，特別是現代資本主義為完全就業工人提供的閒暇……好了，我不必說完這句話，也不必詳盡闡述那個在所有論點中最平凡、最古老、最老生常談的論點，不幸的是這個論點太真實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長期改善，配上受尖銳怨恨的個人無保障，當然是哺育社會騷動的最佳食譜。
Ⅱ．知識分子的社會學
可是，不論是攻擊的機會，還是真實或虛幻的不滿情緒，其本身不論怎麼強烈，不足以產生反對社會制度的緊急敵對狀態。因為要造成那樣的一種氣氛，必須要有一些集團，它們的利益在於煽動和組織仇恨，哺育它、宣揚它和領導它。如我們將在第4篇中談到，人民群眾從不表達他們自己首創的明確的意見。他們更不能清楚有力地說出他們的主張，不能把意見變成一貫的行動。他們只能追隨或拒絕追隨這些集團提供的領導。在我們發現有資格充當那個角色的社會集團之前，我們關於敵視資本主義氣氛的理論是不完整的。
粗略地說，有利於形成普遍敵視一個社會制度或形成對這個制度的明確攻擊的條件，在任何情況下均會招來利用這個條件的集團。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情況下，還有一個事實值得注意：不像其他類型的社會，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和由於它文明的邏輯會造就、教育和資助一個在社會騷動中有利的既得利益集團。 (2) 對於這個既奇怪又重要現象的解釋，見第11章里我們的論點，但涉獵一下知識分子的社會學 ，讀者可能得到更生動的印象。
1．對知識分子這個類型不容易下定義。事實上，困難在於表明物種的屬性。知識分子不像農民或工業勞動者那樣構成社會階級，它不是一個社會階級；他們來自社會的所有角落，他們的大部分活動在於彼此打鬥，在於組成不是為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的先鋒。但他們逐漸形成集體態度和集體利益，其堅強程度足以使大多數成員行為的方式會使人聯想起社會階級這個概念。他們也不能簡單地定義為所有具有較高教育程度的人們的總和；這樣的定義會模糊這個類型的最重要的特色。然而任何有過較高教育的人——除了特殊例外，誰都有過——都是潛在的知識分子；還有他們的內心思想相同的事實，便利於他們之間的理解，並形成一種結合力。把知識分子這個概念與自由職業成員視為同義，對我們下定義的目的並無幫助；例如醫生或律師並不是貼切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除非他們談論或撰寫不屬於他們專業擅長的題材，無疑他們時常這樣做，尤其是律師。可是在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之間存在密切關係。因為某些 專業——特別是如果我們把新聞記者計算在內——實際上的確幾乎整個屬於知識分子類型的範圍；所有 專業工作者都有機會成為知識分子；許多知識分子為生活承擔某一專門職業。最後，若採用與體力勞動相對就是知識分子這個定義，又嫌過分廣泛。 (3) 而威靈頓公爵所說的「一批搖筆桿的人」，範圍似乎太狹隘。 (4) 「文士」（Hommes de lettres ）的含義也太窄了。
但我們可能做得比跟著鐵公爵 (5) 走還要糟。事實上知識分子是一群揮舞說話和寫作力量的人，他們不同於其他做同樣事情者的特色之一是他們對實際事務不負直接責任。這個特色一般又是另一種特色的原因——他們沒有實際事務的第一手知識，這種知識只有從實際經驗中獲得。此外，從作為旁觀者知識分子地位出發的——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局外人——同時也是從他表現自己的主要機會在於實際或潛在的損害他人的價值出發的批評態度，應該列為第三個特色。是非專業人員的專業？是專業人員的淺薄涉獵？是因為什麼都不懂才包羅萬象地高談闊論的人？是蕭伯納筆下《醫生的兩難處境》中的新聞記者？不，不，我沒有這樣說，我沒有這種意思。這類事情會冒犯人，也是不真實的。讓我們放棄試圖用語言下定義，改用「實物」來解釋：在希臘博物館裡，我們能見到貼著美麗標籤的人物。公元前5世紀和4世紀時的詭辯家、哲學家、修辭學家——不管他們如何反對被扯到一起，他們全屬同一種類——理想地說明了我的意思。他們實際上全是教師，但不會破壞這個說明的價值。
2．在分析資本主義文明的理性主義性質時（第11章），我指出理性思想的產生當然早於資本主義制度達數千年之久；資本主義所做的是給這個過程以新的推動和特定的轉折。同樣地——不提希臘羅馬世界——我們在（例如）法蘭克王國和由法蘭克王國瓦解後建立的一些國家中看到完全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知識分子。但他們人數很少；他們是教士，多數是修道士；他們的寫作只有人口中極少部分的人才能看到。無疑，有力量的個人偶爾能夠形成非正統的觀點，甚至把這種觀點傳達給平民聽眾。但一般地說，這種情形是對一個組織得十分嚴格環境的對抗——同時要脫離這個環境是困難的——要冒被視為異端的危險。即使這樣，沒有某個大領主或大首領的支持也不可能這樣做，就像教士們採取的策略充分表明的那樣。因此從整體上說，知識分子受人嚴格掌握，不服駕馭會有嚴重後果，甚至在非常混亂和放縱的時期，如黑死病時期（1348年及嗣後若干年）也是如此。
可是，如果說修道院產生了中世紀社會的知識分子，那麼資本主義使他們自由自在，給予他們印刷機。世俗知識分子的緩慢發展僅僅是這個過程的一個方面；人道主義與資本主義出現在同一個時候是十分驚人的。人道主義者最早是語言學家，但是——絕妙地證明上文所說的一點——他們很快擴展到禮儀、政治、宗教和哲學領域。這不單單因為他們連同文法一起翻譯的古典著作的內容，從批評經文到批評社會，這個過程的時間比外表看來較短。雖然如此，典型的知識分子並不欣賞依舊等待著異端分子的火刑架的觀念。一般地說，榮譽與舒適更中他們的意。可是這些終究只有從現世的或宗教的王公貴族處才能得到，雖然人道主義者是擁有現代意義上的民眾的第一批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態度一天天強烈。但對社會 的批判——不同於對天主教會特別是它的首領的某種攻擊——在這樣的環境裡並不風行。
但榮譽和報酬的來源不只一端。阿諛和奉承所得的酬勞常常不如相反態度得到的多。這個訣竅不是阿雷蒂諾 (6) 發現的，但沒有人在利用這個訣竅上勝過他。查理五世是一個忠實的丈夫，但在每一次要使他離開家許多個月的戰役中，他過著他那個時代他那個階級的紳士生活。很好，假如那種有分量的議論及時交給這位偉大的政治與道德批評家，公眾——和對查理特別有關的他的皇后——必然絕對不知道。查理為此付出代價。但問題在於，這不是那種通常只是單方受益並給對方無補償損失的簡單訛詐。查理知道他為什麼要付出代價，雖然無疑有可能用代價較低但更加激烈的辦法保證緘默。他沒有表示憤恨。相反，他甚至一反常態獎賞此人。顯然他需要比緘默更有價值的東西，事實上，他得到了他賞賜物品的全部價值。
3．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阿雷蒂諾的筆確實比劍更強。但也許出於無知，我不知道在以後的150年里是否有過那種類型的類似事例， (7) 在這個時期里，知識分子在既有職業——主要是法律和教會——之外，似乎沒有扮演過偉大的角色。現在看，這種挫折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挫折發生的時間大致相當，在歐洲大陸大多數國家中這種情形發生在那個困難時期。隨後資本主義企業的復甦，知識分子也同樣分享。更便宜的書籍，廉價的報紙和小冊子，加上範圍擴大的公眾，公眾的增加部分是書報價廉的結果，部分則是由於工業資產階級獲得財富和社會地位以及隨之產生的無名公眾輿論的政治重要性增加所引起的獨立現象。所有這些有利條件以及越來越多的去除束縛增加自由是資本主義機器的副產品。
在18世紀的前75年中，個人庇護人緩慢地失去他在知識分子事業開始時占有的至高重要性。但至少在這個事業成功的頂峰中，我們清楚地分辨得出這個新的因素——集體庇護人（資產階級公眾）的支持。在這點上和在任何其他方面一樣，伏爾泰提供了最有價值的例證。就是他的膚淺使他有可能接觸從宗教到牛頓光學的一切東西，加上他不屈不撓的活力和不能滿足的好奇心，對任何事物全無禁忌，對他那個時代的幽默感他有正確的直覺並全盤接受，所有這些使這位批評不當的批評家和平庸的詩人兼歷史學家能夠使人入迷，兜售他的一套東西。他還投機、欺騙、接受禮物和職位，而且總保持著建立在他與公眾良好關係鞏固基礎上的獨立性。盧梭的情況和類型雖然完全不同，討論他這個例子將有更大的啟發意義。
在18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有一段令人吃驚的插曲向大家展示一個自由作家知識分子力量的性質，他什麼也不干，只研究被稱為公眾輿論的社會心理機制。這事情發生在英國，當時這個國家在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走得最遠。約翰·威爾克斯對英國政治制度的攻擊的確是在最有利的條件下發動的；不能說他真的推翻了比特伯爵的政府，這個政府肯定沒有任何出路，有許許多多理由使它必然倒台；可是威爾克斯的《北不列顛人》是壓斷比特伯爵政治脊樑的最後一根稻草。《北不列顛人》第45期在保證取消一般搜查令和向出版和選舉自由邁出一大步的戰役中開了第一槍。這不等於創造歷史或為社會制度改革創造條件，但它確實起了譬如說接生婆助手的作用。 (8) 威爾克斯的敵人無法阻撓他的行動，是全部經過中最有意義的事實。他們顯然具有組織由他們控制的政府的所有力量，但某種原因把他們擋了回去。
在法國，大革命前幾年和革命年代像雨後春筍似的出現了許多小報（《馬拉》、《德穆蘭》）。這些小報並不像我們的小報完全拋棄風格和文法（這點我們必須急忙趕上去）。恐怖時期（更系統地在第一帝國時期）結束了這一現象。然後跟著的一個時期（中間插入「資產階級國王」的統治），實行或多或少的堅決鎮壓，直到第二帝國才被迫放鬆嚴厲控制——這大約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在歐洲中南部，這個時期持續的時間大致相同，在英國，從美國獨立戰爭開始到坎寧執政，出現類似的情況。
4．這個時期中實際上全體歐洲政府要知識分子就範的企圖——有幾次，時間很長，態度堅決——的失敗，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內要擋住這個潮流是多麼不可能。它們的歷史不過是許多威爾克斯功績的翻版罷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或者在含有決定重要性資本主義要素的社會裡——對知識分子的任何打擊必然會撞上資產階級企業的私人堡壘，這些堡壘或其中的一些堡壘將庇護被打擊的對象。此外，這樣的打擊必須根據資產階級立法和行政實踐的原則進行，而這個原則無疑具有伸縮性，但嚴禁迫害超過某個界限。當資產階級被激怒或受威嚇時，它可能同意甚至歡迎非法的暴力，但也只是暫時的。在純粹的資產階級政權下（如路易·菲利普統治下），軍隊有可能向罷工者開槍，但警察不會圍捕知識分子，或者逮捕後必須立即釋放；否則資產階級階層不管怎麼強烈地不滿他們的某些做法，仍將支持他們，因為不同時砸碎它贊成的自由，就不能砸碎它不贊成的自由。
請注意我不是以非現實主義的慷慨大度或理想主義來相信資產階級。我也不是不適當地強調人們所想、所感覺和所需要的東西——對其重要性我幾乎（雖不十分）同意馬克思的看法。在保護作為集體的知識分子時——當然不是每一個個人——資產階級也保護了它自身以及它的生活方式。只有非資產階級性質和奉行非資產階級信條的政府——在現代環境中只有社會主義政府或法西斯政府——才充分有力去駕馭知識分子。為了做到這點，那種政府必然改變典型的資產階級制度，並急劇縮減國內所有 階層的個人自由。這樣的政府不大可能——甚至做不到——突然禁止私營企業。
根據這點可以推斷，資本主義制度既不願意又不能夠有效地控制知識分子階層。所謂不願意是不願一貫地使用與資本主義過程形成的精神狀態不一致的方法；所謂不能夠是指在資本主義過程形成的制度結構內，不屈服於非資產階級統治就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一方面，公開討論的自由包含對資本主義社會基礎吹毛求疵的自由從長期看來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知識分子集團不能不吹毛求疵，因為它以批評為生，它的整個地位依賴螫人的批評；對人的批評和對當前事務的批評，在沒有任何東西是神聖的形勢中，將註定成為對階級和制度的批評。
5．再有幾筆就將完成這幅現代的圖畫。生產手段在不斷增加。群眾的生活標準和閒暇也增加了，這就改變了並仍在改變集體庇護人的構成狀況，因為庇護人的愛好是知識分子必須提供的。書籍、報紙越來越賤了，又有了大規模的報業公司。 (9) 現在又有了無線電廣播。以前和當前都存在完全消除限制的趨勢，逐步破除那些短期性的抵抗企圖，在這樣做的時候，資產階級社會證明自己是如此無能和偶爾有嚴重孩子氣的實施紀律者。
但還有另一種因素。資本主義文明後期的最重要特色之一是教育機構、特別是高等教育機構的急劇擴展。這種發展和大規模工業單位的發展過去和現在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10) 但與後者不一樣，它過去和現在都受到公眾輿論和政府當局的鼓勵，因此它的進步要比聽任它自己的能量能做的要快得多。不管我們用別的立場來考慮這件事，不管它的確切成因是什麼，有幾個結果與知識分子集團的規模和態度有關。
第一，由於高等教育增加對專業、半專業勞務的供給，最後增加整個「白領」職業勞務的供給，超過從成本—收益考慮決定的界線，高等教育發展可能是造成局部失業的特別重要的原因。
第二，與這種失業同時存在，或取代這種失業，它造成不能令人滿意的就業狀況——就業於低標準的工作，或就業於低於收入較高的體力勞動者工資水平的職業。
第三，高等教育迅速發展可能造成特別令人沮喪類型的無力就業狀況。受過大學或專門學校教育的人，不一定具有（譬如說）專業工作的僱傭價值，卻容易形成心理上不願接受體力勞動工作。他之所以如此，可能由於他缺乏天然的才能——這和他通過學業考試完全不矛盾——或者由於不適當的教育；這兩種情況將絕對地和相對地越來越多，因為進入高等教育的人一直增加，需要的教育力量隨著增加，而教師和學者的人數卻不能相應增加。忽視這一點，根據只要有錢就能多辦學校、學院和大學的理論，其結果十分明顯，不說也能明白。十幾個全都有正式資格的人申請一項工作，卻沒有一個人能令人滿意地勝任這項工作，這種事例凡與招收人員多少搭界的人都知道——有判斷能力的每一個人都知道。
所有那些失業的、對職業不滿的和無力就業的人都流入標準最不明確、不同等級的才能和學識均能包羅兼蓄的行業中。他們擴大了嚴格意義上知識分子的隊伍，他們的人數因此不相稱地增加。他們以絕對不滿意的心情進入這個隊伍。不滿滋生憤恨。他們常常通過批評社會使自己變得合理，如我們業已知道，他們的批評，特別在理性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文明中，無論如何是知識分子對人、對階級對制度的旁觀者態度。哎，現在我們有了許多人；有了一個具有無產階級色彩的含義明確的集團地位；集團利益形成集團態度，這種態度比那個理論更現實地說明他們仇視資本主義制度的理由，那個理論本身是心理學意義上的理性化，根據那個理論，知識分子對於資本主義錯誤行為的正義憤怒完全代表從殘暴事實推理出來的邏輯結論，那個結論不比情人們認為他們的感情完全代表他們所愛之人的美德那種邏輯結論更加高明。 (11) 此外，我們的理論還說明，隨著資本主義進步的每一個成就，這種敵意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
當然，知識分子集團的敵意——相等於對資本主義制度道德上的非難——是一回事，環繞在資本主義機器周圍的總的敵視氣氛是另一回事。後者是真正有重要意義的現象；它不是簡單的前者的產物，而是部分地來自獨立的來源，其中有一些已在上文提到；就其作用而言，它是知識分子集團工作的原料。這二者之間有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要說明這種關係需要很多篇幅，這是我做不到的。無論如何，這樣的一次分析描繪，總的輪廓已充分明顯，同時我認為有必要把知識分子的主要任務再說一遍：他們是刺激、加強、誇張地描述和組織這種原料，給它添加些什麼只是次要的事情。某些特殊表征將證明這個原則。
6．資本主義發展產生勞工運動，它顯然不是知識分子集團製造的。但這樣一個機會和知識分子造物主二者會相互尋找，這點不會令人驚奇。勞工從不懇求知識分子領導，但知識分子闖入勞工政治。知識分子有重要貢獻要做：他們聲嘶力竭地宣揚這個運動，為它提供理論和口號——一個絕好例證是階級鬥爭——使它意識到自己，並在這麼做的時候改變運動的意義。以他們自己的觀點解決這個任務時，他們自然地使它變得激進，最終把革命的傾向輸入大多數資產階級工會工作，這種傾向是大多數非知識分子工會領袖最初深惡痛絕的。但知識分子這樣做還有另一個理由。聽到知識分子的宣傳，工人們幾乎一致感到的如果不是極端不信任就是有一條不能逾越的鴻溝。為了掌握工人和與非知識分子工會領袖競爭，知識分子被迫採取的路線是經受得起別人不滿的非知識分子領導人完全不需要的。沒有真正的威信，並感覺到一直有被人粗暴地告誡不要他多管別人事情那種危險，使他必須奉承、允諾和煽動，扶植左翼和沉著臉的少數派，發起可疑的或不著邊際的辯論，呼籲渺茫的目的，聲稱自己準備服從——總之，他對群眾的行為就像他先輩最早對教會修道院長，稍後對王公和其他庇護人，再後對資產階級集體主人的行為。 (12) 因而，雖然知識分子沒有製造勞工運動，但他們的工作使勞工運動成為本質上不同於如果沒有他們原來會成為的樣子。
有關形成這個社會氣氛的理由，我們已談論了不少，這種氣氛說明為什麼政府政策對資本家利益越來越敵視，最後敵視到在原則上拒絕考慮資本主義機器的需要，並成為資本主義機器運轉的嚴重障礙。但知識分子集團的活動與反資本主義政策有一種關係，它比他們參與宣傳這種政策所暗示的關係更加直接。知識分子很少進入職業政治，更少取得負責的職位。但他們在政治機關里供職，撰寫政黨的小冊子和演講稿，起了秘書和顧問的作用，造成個別政治家所辦報紙的信譽，這種信譽雖不是頂頂重要的資本，但幾乎沒人敢於忽視它。知識分子在做這一切事情時，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把他們的思想壓印在幾乎每一件所做的事情上。
所發揮的真正影響要看政治狀況如何而有巨大的差異，有的僅僅是紙上誇誇其談，有的成為政治上可能或不可能的標準。但它總有巨大的活動空間。當我們說個別政治家和政黨是階級利益的代表時，我們充其量強調了一半真理。同樣重要的（如果不是更重要）另一半，只有當我們考慮到政治是職業，它要形成自己的利益，而這種利益可能與一個人或一個政黨「代表」的集團的利益相衝突或相一致時，才看得出來。 (13) 個人和政黨的意見在直接影響個人或政黨前途或地位的政治形勢中對那些因素比任何其他東西更為敏感，某些因素受知識分子集團的控制，情況十分酷似一個時期的道德準則，它把某些利益集團的事業抬得很高，把另一些利益集團的事業默默地放在一邊，不屑一顧。
最後，社會氣氛或價值準則不但影響政策——立法的精神——而且還影響行政措施。但在知識分子集團和官僚之間還有更直接的關係。歐洲官僚的血統是前資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的。隨著幾個世紀的逝去，不管官僚人員的組成有了多大的改變，他們從來沒有把他們自己、他們的利益或他們的價值標準完全等同於資產階級，他們只不過把資產階級看做為了君主利益或國家利益而管理的一宗資產罷了。所以除了由於專業訓練和專業經驗的阻礙外，他們容易接受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化；他們與現代知識分子，通過相同的教育，二者有許多共同之處， (14) 同時，以前在許多情況下令人難接近的紳士風度，在過去幾十年中已從現代公僕身上消失了。此外，在政府行政機構迅速擴大的時候，所需要的增補人員必須從知識分子集團中吸收——我們美國就有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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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望不要因為我在兩個不同意義上使用「合理化」這個動詞而引起混淆。當一家工廠的每一費用單位的生產效率提高時，我們說這家工廠正在「合理化」。不管我們的真正推動力是什麼，當我們為我們自己或他人的行動提出能滿足我們價值標準的理由時，我們說我們「合理化」我們的行動。
(2) 每一個社會制度對反叛都很敏感，在每一個社會制度中，萬一成功，煽動反叛是有報酬的事業，因而對知識分子和體力勞動者都有吸引力。在封建時代的確如此——完全如此。但對上司反叛的武士貴族，攻擊個別的人或陣地，他們不攻擊封建制度。而封建社會從整體上說不存在鼓勵——故意的或非故意的——攻擊它自己整個社會制度的傾向。
(3) 很遺憾，我發現《牛津英語詞典》沒有列出我希望屬於此詞的含義。該詞典列有轉義的短語「知識分子的宴會」，但在與此詞有關的「超等智力」這一項里，所指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我感到相當困惑，可是仍未能發現另一個能同樣好地適合我目的的名詞。
(4) 公爵的短語出於《克羅克文集》（L．J．詹寧斯編，1884年）。
(5) 即威靈頓公爵。——譯者
(6) 比特羅·阿雷蒂諾（1492—1556年）。
(7) 但在英國，寫作小冊子的規模和重要性在17世紀時大大增加。
(8) 我不擔心任何政治史家會發現我誇大了威爾克斯功績的重要性。但我的確擔心有人反對我稱他為自由作家和我暗指的他的成功全應歸功於集體庇護人而絲毫不歸功於個人庇護人的說法。開始時，他無疑受到圈子裡人的鼓勵。但細加檢查，我想應該承認，這點沒有決定的重要性，他以後得到的所有支持和所有金錢和榮譽，只是以往成功的結果和他在公眾中獨立地獲得地位的禮品。
(9) 大規模報業的出現及其迄今為止的經歷證明我急於強調的兩點：第一，社會模式的每一 具體要素都有多種方面、多種關係和多種作用，這就排除簡單和單方向的命題；第二，區分短期現象與長期現象是重要的，由於這樣，不同的、有時是相反的命題都是正確的。大規模的 新聞企業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一家資本主義企業。但這並不意 味著 它擁護資本家或別的階級的利益。它可能 這樣做，但只出於下列動機中的一個或兩個，其重要性有限是顯然可見的：因為它宣揚資本家集團的利益或觀點而接受它的津貼——這家報業和它的銷路越大，這家報紙的重要性越小；因為它總是向公眾兜售資產階級的趣味——這種做法在大約1914年前十分重要，現在越來越多地使用別的辦法；因為登廣告的人寧願使用相宜的媒體——但在大多數時候他們對事物採取十分務實的觀點；因為報紙所有人堅持某種路線，不顧他們發行利益——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這樣做，他們尤其在過去是這樣做的，但經驗告訴我們，如果與發行中他們的金錢利益衝突得太厲害，他們不會堅持下去。換言之，大規模報紙企業是知識分子集團提高地位和增加其勢力的最有力的工具，但它甚至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受他們的控制。它意味著一種職業和有較廣大的公眾，但它也意味著「操縱木偶的線」。這些只有從短期看是重要的；個別新聞記者在爭取他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的更大自由的鬥爭中容易碰到失敗。但這種短期情況——以及這個集團對過去情況的追憶——是進入知識分子內心的東西和決定他為公眾描繪的這幅奴役和殉難圖畫的色彩的東西。實際上，它應是一幅征服的圖畫。像在許多其他情況中一樣，圖畫中的征服和勝利是由失敗組成的一幅嵌鑲畫。
(10) 現在大多數人有一種理想，希望任何類型的教育機構能被所有願來使用它們的人使用。這個理想成為強烈的信念，對它的任何懷疑幾乎被普遍認為不成體統，是持異議者的評論（常常是輕率的）未能改進的狀態。實際上，我們在這裡接觸的是極端複雜的教育社會學和教育理想的問題，這些問題在這篇有限的概論中無法細加探討。這就是為什麼上邊一段話只限於論述兩個無可爭辯和不表明意見的瑣屑小事的原因，這些是我們為解決當前問題所需要的。當然它們不能解決較大的問題，這些問題暫且擱置，以表明我敘述的不完全。
(11) 讀者將看出，即使資本主義事實或被愛者美德的確如社會批評家或情人所相信的那樣，這樣的理論還是不現實的。注意到下列事實也很重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批評家和情人顯然是真誠的；一般而言，不管心理社會學機制還是心理生理學機制，除非戴上理想化的面具，都不會進入自我 的受人矚目的中心。
(12) 所有這些第5篇中還要說明和進一步闡述。
(13) 這一點在考慮知識分子本身與他們出身的階級或在經濟和文化上他們所隸屬的階級的關係時，當然也是同樣正確的。這個題材將在第23章中還要論述。
(14) 例如參見第2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