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第十二章　倒塌中的圍牆

Ⅰ．企業家職能的過時 我們在討論正在消失投資機會的理論時，曾作過一個保留，主張有這麼一種可能性，即人類的經濟需要到某個時候可能得到充分滿足，那時就不會再有推動人的生產努力進一步提高的動力。但是，即使我們保持目前的需要進度，離充分滿足的情況無疑是非常遙遠的；如果我們考慮到這樣的事實，即一旦較高的生活標準達到了，這些需要將自動擴大，而新的需要會出現或者被創造出來， (1) 滿足成為一個正在前面的目標，特別是，如果我們把閒暇包括在消費品之中，情況更加如此。可是，讓我們看一看那個更加不現實的可能性，即假定生產方法已經完善到不容進一步改善的境地。 此時將出現或多或少的靜止的狀態。本質上屬於一個進化過程的資本主義就會萎縮衰退。此時，企業家將無事可做。他們將發現自己處於與完全確保永久和平的社會中將軍們同樣的地位。利潤以及與利潤亦步亦趨的利率都會趨向於零。靠利潤和利息為生的資產者階層將趨於消失。工商業的管理將成為日常行政管理的事情，而管理人員將不可避免地具有官僚主義的特性。一種非常清醒型的社會主義將幾乎自動地出現。人的精力將離開工商業。經濟領域以外的事業將吸收才智之士，並為他們提供活動機會。 就可以預計的將來而言，上面這種看法沒有什麼重要性。而下面的事實卻有較大的重要性：我們可以期望由於需要接近完全滿足或由於技術絕對完善，對社會結構和生產過程的組織所產生的許多後果，也能夠期望由已經清晰可見的發展事實而產生。進步本身就像管理靜止經濟一樣可以機械化，這種進步的機械化幾乎會像經濟進步停止一樣嚴重地影響企業家精神和資本主義社會。為了看清這一點，只要說明以下兩點就行了：第一，企業家的功能是什麼；第二，它的功能對資產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有什麼意義。 我們已經知道，企業家的功能是：通過利用一種新發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種未經試驗的技術可能性，來生產新商品或者用新方法生產老商品；通過開闢原料供應新來源或產品的新銷路；和通過改組工業結構等手段來改良或徹底改革生產模式。早期的鐵路建築、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電力生產、蒸汽和鋼鐵、汽車、殖民地風險投資是大批成就中最矚目的例子，成就中還包括無數比較細微的事例，小到成功地製造特殊灌腸和牙刷這類事業。這類活動就是能使經濟機體革命化的多次發生的「繁榮」和由於新產品或新方法造成干擾平衡的衝擊而經常出現的「衰退」的主要原因。從事這樣的新事物和建立一種截然不同的經濟職能是困難的，首先是因為它們不屬於人人懂得的日常事務，其次是社會環境抗拒這種新事物。抗拒的方法多種多樣，根據社會條件不同而不同，從簡單地拒絕投資生產新產品或拒絕購買新產品，到對試圖生產新產品的人進行人身打擊。在熟悉的標誌燈的照明範圍之外，滿懷信心地敢作敢為，並克服那種抗拒，需要目前只有少數人具有的顯示企業家風格和企業家職能的智力與才能。這個職能主要不在於發明某種東西或創造供企業利用的條件，而在於有辦法促使人們去完成這些事情。 這種社會職能的重要性正在喪失，即使經濟過程本身——企業家精神是主要推動力——繼續不減緩地進行下去，在今後，其重要性必定還會加速喪失。這是因為，一方面做不屬於熟悉的日常事務的事情現在比過去容易得多——革新本身已降為日常事務了。技術進步越來越成為受過訓練的專家小組的業務，他們製成所需要的東西，使它以可以預計的方式運行。早期商業性冒險的浪漫氣氛正在很快消失，因為許許多多事情現在都能嚴密計算，而在過去，必須要有天才的閃光才能看出它來。 另一方面，在已經習慣於經濟變革——最好的例子是新消費商品和生產商品潮水般不斷湧現——和不但不抵抗變革而且作為當然之事接受變革的環境中，人格和意志力量的重要性降低了。只要資本主義秩序存在下去，來自受生產過程中革新的威脅的利益集團的抵抗不可能消失。例如，這種抵抗是走向大規模建造便宜住宅道路上的巨大障礙，而大規模住宅建造又以機械化和全部消滅建造計劃中低效工作為先決條件。但一切其他性質的抵抗——特別是消費者和生產者對新事物（只是因為它是新的）進行的抵抗——幾乎早已消失了。 這樣，經濟進步日趨於與個人無關和自動化。機關和委員會的工作日漸取代個人的活動。參照與軍事方面相類似的地方，將再次幫助我們看清事情的本質。 在舊時代，在拿破崙戰爭以前（包括拿破崙戰爭），將才意味著領導才能，成功意味著統帥個人的成功，他獲得相應「利潤」，即社會威望。在當時的戰爭技術和軍隊結構下，統帥的個人決策和指揮能力——甚至他騎上高頭大馬親臨戰場——是戰略和戰術形勢的基本要素。拿破崙親臨前線是戰場上實際（而且必然）感覺到的事情。現在情況不再是這樣，合理化和專業化的辦公室工作最後將抹去個人的影響，可以計算的結果最後將抹去「想像力」。領導人不再有機會投身於激烈的衝突中，他正變為辦公室中的一個工作人員——而且不總是難以替代的一員。 再舉一個與軍事上相似之處。中世紀戰爭是與個人關係很大的事情。身披甲冑的騎士施展一種需要終生訓練的武藝，每個騎士的價值在於各人的武藝與英勇。不難理解為什麼這種技能竟成為一個社會階級——按這個詞的最全面和最豐富的意義上說——的基礎。可是社會和技術的變化破壞和最終毀滅了那個階級的職能和地位。戰爭本身沒有因此而終止。它只是變得越來越機械化——最後機械化達到這樣程度，以致戰爭中的成功現在僅僅是專業上的成功，它不再具有個人成就的內涵，不再使個人和他的集團上升到持久的社會領導地位。 現在，一種同樣的社會過程——歸根到底是同樣的社會過程——破壞了資本主義企業家這個角色以及與之連在一起的社會地位。企業家角色雖然沒有與中世紀軍閥一般的魅力，它或多或少也是（不論現在或過去）由取得成功的個人力量與個人責任心而獲得個人領導權的另一種形式。一旦它在社會過程中的職能失去重要性，企業家的地位就和武士階級的地位一樣受到威脅，而它的職能之所以失去重要性，或者因為由它作貢獻的社會需要不復存在，或者因為那種需要改由別的非個人的方法來滿足。 這個過程影響整個資產階層的地位。雖然企業家一開始不一定是甚至典型地是資產階層成員，但他們如果成功，就能進入這個階層。因此，企業家本身並不形成一個社會階級，但資產階級吸收他們、他們的家庭和親戚，從而經常地補充資產階級自己和使自己重新充滿活力，雖然與此同時，一個或兩個世代以後，他們中間與「企業」切斷積極關係的家庭就脫離這個階級。在他們中間有大量我們稱之為工業家、商業家、金融家和銀行家的人；他們處於企業家風險投資和僅僅是日常管理祖傳事業之間的中間階段。這個階級生活所依靠的利潤是由這個或多或少積極活躍部分的成功產生的，這個階級的社會地位也依靠它的成功——這一部分（正如在這個國家裡一樣）占資產階層90％以上——此外也依靠正在努力爭取上升進入這個階級的一些個人的成功。因此不論從經濟學觀點還是從社會學觀點來看，資產階級直接和間接都依賴企業家，它作為一個階級，和企業家同生共死，雖然很可能出現一個或長或短的過渡階段——資產階級感到既不能生也不能死的最後階段——就像封建文明確曾有過的那樣。 總結一下這部分的論點：如果資本主義的進化——「進步」——停止了，或者變得完全自動化了，那麼，產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除了還能苟延一段時間的准地租與壟斷利潤的殘餘外，最後將降為付給日常行政工作的工資。因為資本主義企業由於它本身的成就使它的進步自動化，我們可以由此得出結論：它傾向於使自己變得多餘——它會被自己的成就壓得粉碎。完全官僚化了的巨型工業單位不但驅逐中小型企業，「剝奪」其業主，而且到最後它還會攆走企業家，剝奪作為一個階級的資產階級。在這個過程中，資產階級不但失去收入，而且喪失遠為重要的它的職能。社會主義的真正開路人不是宣揚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和煽動家，而是范德比爾特、卡內基和洛克菲勒這類人。這個結論可能不論從哪方面都不合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的口味，更加不會適合通俗的（馬克思會說庸俗的）那類社會主義者的口味。但就預測本身來說，它和他們的預測並無不同。 Ⅱ．保護層的毀壞 迄今，我們討論了資本主義過程對資本主義社會上層階級的經濟基礎、社會地位及威望造成的影響。但影響還進一步擴大到保護他們的制度結構。在說明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使用制度結構這個詞的被最廣泛接受的含義，即它不但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含公眾心理和政府政策。 1．資本主義發展首先破壞封建社會的制度安排——采邑、村落和手工業行會。這個過程的事實和機制我們都十分熟悉，毋需贅述。破壞是沿三條道路進行的。工匠行業的破壞主要是受來自資本主義企業家競爭的自動後果的影響；取消低效的組織與規章的政治行動只是表明這個後果罷了。領主和農民世界主要是被政治行動——有時是革命行動——破壞的，資本主義只不過主持這個適度的轉變過程而已，例如把日耳曼采邑組織轉變為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單位。但是，與這些工業和農業革命同時進行的還有立法當局與公眾輿論中普遍態度的同樣革命性的變化。與舊經濟組織一起，過去在那些組織里起領導作用的階級與集團的經濟、政治特權，特別是土地貴族、鄉紳和教士的免稅權和政治特權，統統被消滅了。 從經濟上說，所有這一切對資產階級意味著打碎許多枷鎖和撤除許多障礙。從政治上說，這一切意味著資產階級在其中被列為臣僕的社會秩序為另一個更符合其理性主義精神和其直接利益的社會秩序所取代。但是，從今天的觀點來觀察那個過程，觀察者可能意存猶豫，不知這樣的徹底解放到底對資產階級及其世界是否有好處，因為那些枷鎖不只是起阻礙作用，它們也起保護作用。在作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必須仔細地對這點進行澄清和評價。 2．資產階級興起和民族國家興起這兩個互相關連的過程，在16、17、18世紀，產生了一個在我們看來似乎是兩棲的社會結構，雖則它不比任何其他社會結構有更多的兩棲或過渡的性質。看一看路易十四王朝提供的絕妙例子吧。王權壓服了土地貴族，與此同時，又以提供官職、給予年金以及有條件地接受他們的要求，讓他們登上統治或領導階級的地位，來和他們和解。王權還壓服教士階級，並和它結成同盟。 (2) 王權最後加強了對資產階級的支配，資產階級原是王權和領地大貴族鬥爭中的同盟軍，王權保護和推進它的企業的發展，為的是要反過來更有效地剝削它。農民和幼小的工業無產階級同樣受政府當局的管理、剝削和保護——雖然法蘭西舊政權的保護行為遠遠不及瑪麗亞·特蕾西亞或約瑟夫二世的奧地利那麼顯著——並由地主和工業家代行這些職責。當時政府不是19世紀自由主義類型的政府，也就是說，它不是以最低歲入支持的為行使有限職能而建立的社會機構。原則上，這個君主政權駕馭一切，從人的良心到里昂絲織物的圖案；財政上，它的目標是達到最大限度的歲入。雖則國王從來不是真正獨裁的，政府職能卻是包羅萬象的。 對這個模式的正確理解對我們的主題至為重要。國王、宮廷、軍隊、教會和官僚機關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依靠資本主義過程所創造的收入過日子，甚至純粹的封建性質的收入來源也由於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而大大增加。國內國外政策的制訂和制度的改革也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適合併推進這個發展。在這樣的形勢下 ，所謂專制君主制度結構中封建分子的進入只能是一種返祖現象——事實上這是人們在乍見之下自然採取的判斷。 但是，作較細緻的觀察，我們便能理解，那些分子存在的意義不僅如此，君主制結構的鋼架依舊由封建社會的人組成，這些人依舊按照前資本主義模式行事。他們充斥著國家機關，指揮軍隊，制訂政策——他們發揮統治階級 的作用，雖然考慮到資產階級的利益，總小心翼翼地與資產階級保持距離。位居中心的是上帝恩寵的國王，他寶座的根基是封建的，不僅是歷史學意義上的封建，而且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封建，不管資本主義提供的經濟可能性對他有多大好處，也不會改變這個立場。這一切的意義遠大於返祖現象。它是兩個社會階層的積極共生，其中一個階層無疑在經濟上支持另一個階層，反過來在政治上又受後者的支持。不管我們認為這種安排有什麼成就和缺點，不管資產階級本身在當時或後來對它怎麼想——不管對酒囊飯桶或遊手好閒的貴族怎麼想——這是那個社會的真實情況。 3．只有那個 社會是那樣嗎？隨後事情的進展回答了這個問題，英國的情況是最好的例子。貴族分子繼續當家作主，直到上升階段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的結束 。無疑，那些分子——任何地方沒有像英國那樣有效率——不斷地從進入政治的其他階層吸收人才；他們使自己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並為資產階級的戰爭作戰；他們放棄最後的法律特權；有了這些資格，並為了不再屬於他們自己的目的，他們繼續為政治機器提供人才，繼續管理國家，進行統治。 資產階層中從事經濟工作那部分人並不反對這種情況。從總體上說，那種勞動分工適合他們，他們喜歡這種分工。在他們確實反抗這樣安排的地方，或者在他們不經反抗就掌權的地方，他們的統治並沒有出色的成功，也未能證明他們能夠支撐得住。於是出現了如下的假定是否真正可靠的問題：他們的失敗僅僅是由於他們缺乏獲得經驗的機會，或者是有了經驗，但缺乏政治上統治階級的氣度。 這個假定不可靠。失敗有更根本的理由，法國或德國資產階級覬覦統治權的經驗提供這樣的例證——對照一下工業家或商人的形象和中世紀封建領主形象就能最好地闡明這個理由。領主的「職位」不但使他有資格令人敬佩地保衛他自己階級的利益——他能為這種利益親自戰鬥——而且這個職位給予他周身的光環，使他成為眾人的統治者。肉體上的爭鬥是重要的，可是神秘的魅力和高貴的氣度更加重要——支配人使人服從的才能和習慣帶來使社會所有階級和生活的每個層次表示崇敬的威望。那種威望是如此崇高，那種氣度是如此有用，以致階級地位比形成這種階級地位的社會條件和技術條件更加經久，並證明它能以轉變階級功能為手段，適應十分不同的各種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領主和騎士以最最優閒而雅致的姿態變為廷臣、顯宦、外交官、政治家，變為那種與中世紀騎士完全不同的軍官。這種古老威望的殘餘——不僅僅在我們的女士們身上——甚至到今天還存在，當我們想到這點時，它定是最令人吃驚的現象。 工業家和商人的情形正好相反。他肯定沒有絲毫神秘的魅力，這種魅力正是統治他人所必要的東西。證券交易所是聖盤的蹩腳代替品。我們見到過工業家和商人（只要他們是企業家）也完成領導任務。但這種類型的經濟領導不可能像中世紀領主的軍事領導那樣，上升為國家的領導。相反，分類賬和成本計算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和限制他們的發展。 我稱資產階級中人為理性主義者和非英雄主義者。他只能使用理性主義和非英雄的手段來維護他的地位或迫使國家服從他的意志。他能以人們可以從他經濟成就中預期得到什麼而給人深刻印象，他能為他的事業辯護，他能允諾付錢或者威脅著要收回款項，他能僱傭兵隊長、政客或記者做卑鄙的勾當。但以上是他能做的全部，而這些行為的政治價值被人們大大地高估了。這種生活經驗和習慣也不能擴大他的個人魅力。一個業務辦公室里的天才在辦公室以外連對一隻鵝喝聲呸的膽子都沒有——在宮廷接見室和在演講台上同樣膽小如鼠。他知道這點，他希望人們不來打擾他，他也不去過問政治。 讀者在這個問題上也會碰到例外。但這些例外同樣沒有重大意義。在歐洲，資產階級人士在市政管理上表現的才能、興趣和成功是唯一的重要例外，這種例外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我們的理由。在現代都市出現（它已不再是資產階級人士的事務）之前，市政管理極似工商業管理。在市轄區內的問題與權力自然地落入製造商和商人手中，而當地製造業和商業的利益構成當地政治的主要內容，因而適宜於以工商業事務所的辦法與精神加以處理。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從這些根源上滋長特殊的事態發展，如威尼斯和熱那亞共和國的成長與發展。低地國家的情況屬於同一模式。以下事實具有特別的啟發性，即商人國家在國際政治大競賽中無一不失敗，實際上在每一個緊急關頭，商人國家不得不把統治權交給封建主義的軍閥。至於美國，不難列舉它的獨一無二的有利環境條件——在迅速減少——這些條件造成它的目前狀況。 (3) 4．結論是明白的：除了這類特殊情況外，資產階級具備的條件不足以應付國內外的問題，這種問題是大國小國正常要面對的。資產階級本身感覺到這一點（儘管口頭上予以否認），群眾也意識到這一點。在不是由資產階級材料製成的保護結構中，資產階級可能取得成功，不但在政治防禦上能成功，在進攻中也能成功，尤其是作為反對派時更是如此。有一個時候，它感覺到它的地位十分穩固，以致有餘力去攻擊保護結構本身；像德意志帝國內存在的這類資產階級反對派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但沒有某個非資產階級集團的保護，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孤立無助，它不但不能領導國家，甚至不能照顧它特殊的階級利益，以上情況等於說，它需要一個主人。 但資本主義過程，由於它的經濟機制和它的心理—社會影響，拋棄這個保護它的主人，或者像在美國那樣，從不給主人或其替身有發展的機會。這件事的含義還由於資本主義過程的另一個後果而加強。資本主義進化不但消滅了上帝保佑的國王，也消滅了由村社和工匠行會建成的（若能證明其可以防守）政治塹壕。當然，這兩種組織都不能保持當資本主義發現它時那種明確形式而不變。但資本主義政策摧毀的範圍遠遠超過不可避免要毀滅的東西。它攻擊原可永遠存在下去的傳統保留行業內的工匠。它在農民頭上強加早期自由主義的祝福——自由而無保護的租入土地以及為了自縊而需要的個人主義索套。 在打破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中，資本主義就這樣不但衝破阻擋其進步的障礙物，而且也拆除了防止它崩潰的支架。以其冷酷必然性給予人印象深刻的那個過程，不僅僅是去掉制度上枯株朽木的過程，而且也是去掉資本主義階層的夥伴的過程，與這些夥伴共生是資本主義圖式的基本模式。在弄清楚這個被許多口號弄得模糊難辨的事實之後，我們可能發生這樣的疑問：把資本主義視作能夠獨立自成一類的社會形式是否完全正確，或者事實上應把它看做僅僅是我們稱為封建主義這個東西瓦解過程的最後階段。從整體上說，我傾向於相信，它的獨特性足以成為一個類型，並承認在不同時代、不同過程中存在的各階級共生是規律而不是例外——至少在這六千年中，即自從原始掘土人變為騎馬遊牧人的子民的六千年中，這一直是規律。至於提到的相反看法，我看不出有很大的缺陷。 Ⅲ．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結構的毀壞 我們不再繼續敘述帶有大量不詳事實的離題話。這些事實雖不十分多，卻幾乎已足夠證實我們的下一個論點，那就是，資本主義過程毀壞了封建社會的制度結構，也以完全相同的同樣方法毀壞它自己。 上文業已指出，資本主義企業的成功自相矛盾地傾向於損害早先和它聯合的那個階級的威望和社會權勢，巨型的控制機構傾向於剝奪資產階級藉以獲得社會權勢的職能。資產階級世界的制度及其典型態度的內涵的相應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活力的喪失，其蹤跡是易於找出的。 一方面，資本主義過程不可避免地打擊小生產者和小商人的經濟立足點。它對前資本主義階層所做的事情，它同樣——通過同一競爭機制——施加給資本主義行業的較低階層。在這點上馬克思所說是正確的。工業集中的事實並沒有實現認為公眾已受教育願意接受它的想法，也是正確的（見第19章）。這個過程的發展要比人們從許多通俗文章得知的要慢些，而且會遇到較多的挫敗和曲折。特別是，大型企業不單消滅小生產企業和小商業，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它們（尤其是商業企業）創造生存空間。對於農民和農場主，資本主義世界最終證明它願意也能夠執行一項代價昂貴但在總體上有效的保護政策。但從長期看來，很難懷疑我們正在設想的事實及其後果 。而且在農業領域以外，資產階級顯露出它不大懂得這個問題，以及這個問題對資本主義制度生存的重要性。 (4) 生產組織合理化，尤其是商品從工廠到達最後消費者這條曲折道路上成本的降低從而獲得的利潤，是典型工商業者內心無法抗拒的。 現在，明確領會這些後果為什麼是重要的。一種我們曾聽到過的非常普遍的社會批評哀嘆「競爭的衰落」，並把它等同為資本主義的衰落，因為批評者把美德歸於競爭而把邪惡歸於現代產業「壟斷」。在這種解釋的圖式中，壟斷起了動脈硬化症的作用，並通過越來越令人不滿的經濟表現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運起反作用。我們知道反駁這個看法的理由。從經濟上說，無論贊成競爭的理由還是反對集中經濟控制的理由，都不及這個論點所含的理由那麼有力。且不論這個看法的強弱如何，它沒有對準突出點。即使巨型公司全都經營得非常完美，贏得天上神仙的喝彩，集中的政治後果依舊如故。一個國家的政治結構深刻地受到一大批中小型企業消失的影響，這些企業的所有人兼經理，加上他們的家屬、親信和業務上有關係的人，在投票上是有分量的數字；中小企業還掌握我們可以稱之為領班階級的人們，這是大型單位經理部門從來不曾有過的。私有財產和自由契約的真正基礎在一個國家裡銷蝕了，在這個國家裡，它的最有活力、最具體、最有意義的典型從人民的道德視界中消失了。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過程在大單位領域裡也攻擊它自己的制度結構——讓我們繼續把「財產」和「自由契約」設想為整體的所有部分。除了實際上由單一個人或家庭擁有一家公司的那種仍有相當重要性的事例外，業主形象連同明確的業主利益都從畫面上消失了。有領薪金的董事和全體領薪金的經理和部門經理。有大股東。然後還有小股東。第一類人傾向於持有雇員的態度，很少（即使有）把自己利益與股東利益看做一回事，即使在最有利的情況下，即在他們己身利益等同於公司利益的情況下，也不能改變這種態度。第二類大股東們即使認為他們與公司的關係是永久性的，即使他們實際上像金融理論所描繪的股東那麼行事，他們還是與企業所有人的職能和態度有距離。至於第三類小股東們，他們常常不大關心對他們大多數人說不過是小小收入來源的事情。不論他們關心與否，除非他們或他們的幾個代表出來利用他們所討厭的東西的價值，他們很少為它操心；因為經常受不公正的對待，更經常的是他們以為自己受不公正的對待，他們幾乎總是對「他們的」公司抱敵視態度，一般地對大企業抱敵意，特別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對資本主義制度抱敵意。我無條件地把這些持典型態度者歸納為三類人，這三類人中沒有任何一類人採取意義如此豐滿、消逝如此迅速、可以用「財產」一詞加以包含的那種奇怪現象為特色的態度。 契約自由的狀況也是一樣。在它具有全部活力時，它意指在無限可能性中由個人選擇訂立的個別契約。今天那種老一套的、非個人的、不具人格和官僚主義化的契約——它應用的範圍很普遍，但我們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勞工契約上——它呈現有限的選擇自由，大多數成為取決於抓住或放手的問題，它不復有舊時的特色，特色中最重要部分，對於那些與別的大公司、非個人的工人集體或消費者群眾打交道的大型公司來說，已變得不可能了。這個空白正由迅速成長的新法律結構來填補——略經思考就明白，事情不可能是另一個樣子。 就這樣，資本主義過程把所有那類制度，尤其是財產和自由契約制度推入幕後，財產和自由契約制度表現了真正「私人」經濟活動的需要與方法。在資本主義過程尚未廢除這些制度的地方，就像它在勞工市場已經廢除自由契約一樣，它通過變更現有法律形式的相對重要性——例如屬於公司企業的法律形式的重要性增加，屬於合夥和個人企業的法律形式的重要性減少——或者變更現存法律形式的內容與含義，來達到同樣的目的。資本主義過程以一包股票代替工廠的圍牆和機器，奪走財產這個觀念的生命力。它鬆弛了過去一度抓得很緊的東西——人們根據自己愛好使用自己財產的法律權利和實際能力；所有權持有人喪失了為「他的」工廠和他對工廠的控制權，從經濟上、肉體上、政治上進行戰鬥，如有必要在工廠台階上戰死的意志。這種對我們可以稱之為財產的物質實體——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體——的觀念上的淡薄，不但影響財產所有人的態度，同樣影響工人以致一般公眾的態度。非物質化的、無功能的、不在當地地主式的所有權不如有生命力的財產形式那麼引人注目和能喚起人們道德上的忠誠。最後真正願意支持它的人將不留一個 ——在大公司內外沒有一個支持它的人。 ———————————————————— (1) 成廉·馮特稱此為「目的的再生」（Heterogonie der Zwecke ）。 (2) 高盧主義不過是它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罷了。 (3) 這方面的論據將在第4篇中再次討論。 (4) 雖然有幾個政府是懂得的；德意志帝國政府做了很多事情反對這個特殊的合理化，而現在在美國出現仿照它行事的強烈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