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第十章 投資機會的消失
這個問題的性質在當代討論的背景上能最清楚地顯示出來。當代的經濟學家親眼目睹的不僅有異常嚴酷和持久的世界範圍蕭條,而且還有隨後的停滯和令人不滿的復甦時期。我已經提出了我自己對這些現象的解釋, (1) 並說明我為何不認為它們必定是表示資本主義進化趨勢中斷的理由。但我的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經濟學同行採取不同的觀點是自然的。事實上他們恰像1873年和1896年間他們的某些先輩所感到的一樣——雖然當時這種意見主要限於歐洲大陸——感到有一種根本性的變化就要降臨在資本主義過程的頭上。按照這種觀點,我們眼見的不僅是由於反資本主義政策而加深的一次蕭條以及令人失望的復甦,而且是生命力永久喪失的症狀,人們必定預期它會繼續下去,為資本主義交響曲未完樂章提供占支配地位的主題;因而他們不能從資本主義機器的功能和資本主義過去的成就對未來做出推斷。
許多不以願望為思想依據的人持有這個觀點。但我們應理解那些思想產生於願望的社會主義者為什麼特別樂意利用這個意外收穫——他們中有些人竟把他們反資本主義的論點完全轉移到這個根據上來。在這樣做時,他們獲得能夠再度依賴馬克思傳統理論的額外好處。這種傳統理論,如我以前曾經指出,他們中間深受薰陶的經濟學家已經感到不得不漸漸捨棄它。因為,如第1章中所解釋的,馬克思曾預言過這樣的事態: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在真正瓦解之前將進入一個持久的危機階段,雖然在這個階段中經濟有微弱上升或出現有利機會。事情還不止於此。根據馬克思觀點提出問題的一種方式是,強調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對利潤率的作用,以及強調通過利潤率對投資機會的作用。因為資本主義過程總是由大量現有投資開動,所以即使投資的部分消失也足以使預言資本主義過程行將受阻垮台的議論聽起來頗有道理。馬克思主義論證中的這個意見無疑不但符合過去10年中突出的事實——失業、過多的儲備、貨幣市場資金過剩、令人不滿的利潤邊際、私人投資的停滯——而且也符合幾種非馬克思主義的解釋。當然在馬克思與凱恩斯之間不存在像馬克思與馬歇爾或威克賽爾之間那樣的鴻溝。不論是馬克思主義學說還是非馬克思的理論都可以以我們將使用的不言自明的短語非常清楚地表達出來:正在消失的投資機會的理論。 (2)
應該注意,這個理論確實提出三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與本篇標題相類似的問題。既然在社會世界中任何東西都不是永遠存在,既然資本主義秩序本質上不僅是經濟過程的構架,而且也是社會變化過程的構架,所以答案也不會有什麼不同。第二個問題是消失中投資機會理論提供的力量與機制是不是應強調的力量與機制。在嗣後幾章中,我打算提出另一個是什麼將最後消滅資本主義的理論,但有許多類似的問題將依然存在。但是還有第三個問題,即使消失中的投資機會理論所強調的力量和機制本身足以證實在資本主義過程中存在朝向最後僵局的長期趨勢,但並不一定因此可以推定過去10年的盛衰變化是由於這些力量與機制引起的——以及為了我們的目的加上這句話是重要的:不能根據這點就期望在今後40年中還會有同樣的盛衰變化。
目前我們主要關心第三個問題。但在我打算說的許多話中也與第二個問題有關。人們據以證明對最近將來資本主義成就的悲觀預測是正確的,以及據以否定資本主義以往成就可能再現的觀念的那些因素可以分作三組。
首先是環境因素。我已說過,並必將被證實,資本主義過程產生一種政治權力分配和一種社會心理態度——由相應的政策表達出來——它們敵視這個過程,並可望積聚力量最終阻止資本主義機器的運行。這個現象我準備暫且擱下待以後加以考慮。接著要說的話必須和適當的附帶條件一起談。但應該注意,那種態度和與它性質相同的因素也影響資產階級利潤經濟本身的動力,因而那個附帶條件涉及的範圍超過人們乍見時可能想到的——無論如何不僅僅是「政治」性的。
其次是資本主義機器本身。消失中投資機會的理論不一定包括另一種理論,但事實上常常與它連結在一起,那個理論認為現代大型企業表現了僵化的資本主義形式,在這種形式中,限制性的做法、價格剛性、唯獨重視保存現有資本值等等特色是自然地固有的。關於這點我上文已經論及。
最後,有一種可以稱為供資本主義機器滋養的「原料」,它就是向新企業和新投資開放的機會。正在討論的這個理論非常強調這一點,用它來證明我們給它貼上的標籤是正確的。這個理論認為給予私人企業和投資的機會正在消失的主要理由有這麼一些:投資飽和、人口、新土地、技術上的可能性以及許多現有投資機會屬於公共範圍而不是屬於私人投資範圍的環境。
1.對於人的需要和生產技術(從此詞儘可能廣泛的意義來理解)的每一個給定狀態來說,當然,對於每一個實際工資率而言,有了一定數量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就會飽和。如果需要和生產方法永久固定在1800年的狀態,那麼早就達到飽和點了。但是,有沒有可能想像,到某個時候需要完全得到滿足,嗣後永遠凍結不動了呢?立刻會出現與這種情況有牽連的一些問題,但只要我們探究的是今後40年中會發生的事情,我們顯然不必為這種可能性而煩神。
如果這個想像變成現實,那麼目前出生率的降低,更重要的是人口的真正下降,將真的變成除設備更新以外投資機會減少的重要因素。因為,要是每個人的需要得到滿足或接近滿足,那麼消費者人數的增加按假設將是增加需求的唯一主要來源。但是與那個可能性無關,人口增長率的降低本身並不危及投資機會或人均總產量的增長率。 (3) 我們只要簡單地考察一下相反的一般論點,就能容易地徹底弄清楚這個道理。
一方面,人們這樣想,總人口增長率的降低會促使產量增長率的降低,從而促使投資率的降低,因為前者限制了需求的擴大。事情並非如此。需要和有效需求不是一回事。倘若它們是一回事,最貧國家勢將是表現出最強有力需求的國家。事實是,由下降出生率解放出來的收入部分可以進入別的渠道,在不生孩子的動機是希望擴大各種需求的事例中,收入特別容易轉入別的渠道。強調以不斷增加人口為特徵的需求方向特別容易計算,從而提供特別可靠的投資機會這個事實,確實可以作出有一定道理的論證。但在給定需要滿足的狀況下,提供各種可選擇機會的願望,也有相類似的功能。當然,對某些個別生產部門、特別對農業的預測,前景不很光明。但這個預測一定不可與對總產量的預測相混淆。 (4)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爭辯說,人口增長率的下降將從供應方面限制產量。急劇的人口增加在過去經常是產量明顯發展的條件之一,我們也可以反過來作出結論說,勞動要素的日益稀缺,可以指望是一個限制因素。可是我們很少聽到這個議論,也很少把它當作充足的理由。美國製造業產量在1940年初大約為1923~1925年平均數的120%,而工廠僱傭人數為同期平均數的100%光景,這個觀察結果為可以預見的將來提供合適的回答。目前失業的程度;隨著出生率下降,婦女有越來越多的時間參加生產性工作,以及下降的死亡率意味著生命中有用時期的延長;無窮盡的節省勞動設施的問世;與人口急劇增加情況相比較,相對地增加避免使用劣質生產輔助要素的可能性(部分地擋住報酬漸減律的作用)——所有這些充分支持科林·克拉克先生的預期:每人/小時產量在下一個世代還將上升。 (5)
當然,通過高工資和短工時政策和通過從政治上干預勞動力紀律的方法,可以人為地製造勞動力稀缺。把美國和法國1933~1940年時期的經濟成就與日本和德國同期的經濟成就作比較,表明這種情況事實上已經出現。但這是屬於環境因素這一類的。
由於我不久還要充分說明我的論點,對於正在討論的現象我的確遠未講清楚。正在降低的出生率在我看來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最有意義的特色。即使從純粹的經濟觀點來看,我們也將看出,不論作為正在變動的動力的徵兆,還是作為它的原因,它都是極端重要的。可這是一件比較複雜的事情。這裡我們關心的只是人口增長率下降的機制效果,這些效果肯定不會支持對今後40年人均產量的發展作悲觀主義的預測。從現在情況看來,那些以此為據預言資本主義「失敗」的經濟學家,幾乎就是在做不幸的經濟學家過去一直喜歡做的事情:像他們一度以很不充分的理由使公眾擔心要養活過多人口必將出現經濟危機一樣,現在他們又以同樣不充分的理由使公眾擔心人口不足引起的經濟危機。 (6)
2.接著談談開發新土地——永遠不能再有的獨一無二的投資機會。即使為了辯論之故,我們姑且承認人類的地理疆域的開拓已永久封閉——但鑒於目前有一些沙漠地區過去曾是沃野和人口稠密的城市這個事實,這個論斷本身不是明顯可靠的——即使我們進一步承認,對人類福利 而言,任何東西能作的貢獻都不如那些新土地生產的食物和原料那麼大——這點比較言之成理——也不能因此預言,在今後半個世紀中,人均總產量必定下降,或者只有很小的增長。如果19世紀中進入資本主義領域的土地一直被以報酬遞減的方式利用,由於這個規律的作用,的確可以作這樣的預言。但情況並非如此,正如剛才指出,人口增長率的降低使人們不再考慮這個念頭,即大自然對人類努力的報償或者已經、或者會立刻變得不如過去那麼慷慨。技術進步有效地扭轉任何這樣的趨勢。我們現在最可靠的預言之一是,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們將生活在食物與原料的煩人富饒之中;讓總產量儘量擴大吧,我們知道怎樣使用它。這點也適用於礦物資源。
還有另一種可能。雖然食物和原料人均現有產量不一定會降低,甚至可能增加,開發新地區工作提供的對企業以致對投資的巨大機會似乎會隨著工作的完成而消失,人們正預言由此造成的儲蓄出路減少會造成各種各樣的困難。為論證方便,我們再次假定,這些地區實際上已經開發完了,而不能適應出路減少的儲蓄,除非有新出路出現,可能引起麻煩和浪費,這兩項假設當然極不現實。但我們沒有必要加以追究,因為未來產量發展的結論卻意外地要根據完全沒有理由的第三個假設,也就是不存在其他出路的假設。
這第三個假設完全由於缺乏想像力,是經常錯誤地曲解歷史解釋的例證。歷史過程中使分析者有深刻印象的特徵,往往在他心裡成為歷史事件的根本原因,不管這些特徵有沒有權利擔任這個角色。例如,尋常稱為資本主義興起 的東西,時間上大致與白銀從波托西銀礦流入同時,也和王公們習慣於使開支超出收入,他們不得不不斷地借債的政治形勢同時。這兩樁事情顯然以不同的方式與當時的經濟發展有關聯——甚至說農民暴動與宗教騷動與經濟發展有聯繫並不荒謬。因此分析家極容易得出結論說,資本主義事物秩序的興起與它們有因果關係,因為沒有它們(以及其他少數幾個同類型因素),封建世界就不能轉變為資本主義世界。但這實際上是另一個命題,是一個從表面上看沒有根據的命題。能夠斷言的只是,這是歷史事件足跡經過的道路,但不能由此推斷沒有別的道路。順便說一下,在這種事例中,甚至不能斷定那些因素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因為,雖然它們肯定在某些方面有利於資本主義,它們顯然在別的方面阻撓它的發展。
同樣,如我們在上一章已經看到,開發新地區為企業提供的機會當然是極好的,但這只是從所有機會都是極好的這個意義上說的。不但假定「邊疆的封閉」將引起真空是沒有理由的,而且假定進入真空地帶的任何東西必然較不重要(從我們為此詞選擇的任何意義上說),也是沒有理由的。征服空間的重要性可能比過去征服印度的重要性更大——我們必不可混淆地理上的邊疆與經濟上的邊疆。
當一種類型投資機會被另一種類型的投資機會替代時,國家或地區相對地位可能有重大的變化,這樣說是正確的。一個國家或地區越小,它的命運與生產過程中一個特定要素結合得便越密切,當這個要素告罄時,我們對今後貯藏它便感到越沒有信心。因此,農業國家或地區可能 在競爭的合成產品(如人造絲、染料、合成橡膠)面前永遠失敗。把生產過程看做一個整體,這些國家或地區可能在總產量上有淨收益,但在這些產品上無法得到滿足。這樣的可能後果在經濟世界分裂為敵對國家勢力範圍時可能大大嚴重,這也是正確的。最後,我們所能斷言的是,新國家發展引起的投資機會的消失——如果已在消失中——不一定 引起必然影響總產量增長率的空白,這也是正確的。我們不能斷言,消失的機會實際上將由至少差不多的機會來替代,但我們可以指出這樣的事實,根據那種發展,進一步的發展自然會在那些同一國家或其他國家出現;我們可以相信資本主義機器尋找或創造新機會的能力,因為這樣才適合這個論題。但這樣考慮問題並不能使我們擺脫消極的結論,回想我們討論這個主題的理由就足夠了。
3.一個類似的論點適用於那個得到廣泛認可的觀點,即技術進步已經邁出很大步伐,但只有很小的成就。這個觀點不僅反映每次世界危機時期和以後——當時顯然缺乏頭等重要的新鮮主張,這是任何一次大蕭條時期人們熟悉的模式的一部分——各種事態給予人們的印象,而且它還是比「人類邊疆的封閉」更好的例子,說明經濟學家是多麼容易犯解釋性錯誤。我們現在正處於創造電廠、電器工業、電氣化農場和家庭以及汽車的偉大事業浪潮的退潮階段。我們發覺所有這些是非常新奇的,在我們畢生中,我們不能看出差不多重要的機會將從何處而來。但事實上,單是化學工業傳出的希望就比譬如說1880年時可能預期的機會大得多,更不必提單是利用電氣時代的成就和為群眾建造現代住宅足以為將來一段長時期提供的投資機會了。
技術可能性是未經探測的海洋。我們可以測量一個地理區域,並評估個別地塊的相對肥沃程度,雖然只關係到一定的農業生產技術。認定那種技術,不顧它將後的可能發展,那麼我們可能設想(從歷史上看這樣做是錯誤的),最好的地塊首先耕種,次好的地塊第二批開墾,依此類推。在這個過程的任何時刻,只有相對貧瘠的地塊留待今後開發。但我們對技術進步的將來可能性不能以這個方式推理。不能因為某些技術比其他技術利用得早,就推定前者比後者有更大的生產能力。那些我們還茫然不知的技術,它們比現在已被我們注意到的任何技術可能有較大、也可能有較小的生產能力。這點也只能得出一個消極的結論,即使技術「進步」通過系統的、合理的研究和管理往往可以變得更加有效和更加可靠,但消極結論沒有力量變成積極結論。可是消極結論對我們足夠了:我們沒有理由預期會出現由於技術可能性的耗竭而使產量增長率放慢。
4.正在消失投資機會這個理論的兩個變種有待評介。某些經濟學家認為,每一個國家的勞動力到一定時候必然會以必要的設備裝備起來。他們爭辯說,這點在19世紀大體上已經完成了。當正在進行時,它不停地創造對資本貨物的新需求,除增加的外,更換性的需求以後永遠存在。資本主義武裝自己的時期因此證明是一段絕妙的插曲,其特點是資本主義經濟盡最大努力來為自己創造必須補充的工具和機器,就這樣,它為以現在不可能保持的速度生產更多產品的目的而裝備起來。這是那個經濟過程的真正驚人的圖畫。18世紀時或者我們祖先住在洞穴里時難道沒有生產設備嗎?如果有生產設備,為什麼19世紀增添的設備會比過去增加設備更加飽和呢?此外,資本主義增添的盔甲一般說來與先前存在的盔甲相競爭,它們把後者的經濟有用性毀滅掉,由此,提供設備的任務絕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替換品儲備足以解決設備問題的情況——在沒有技術變動時它能解決正常設備問題——成為例外。在新產業體現新生產方法的地方,這種情況特別清楚;顯然,汽車工業的資金不是從鐵路折舊賬戶提取的。
讀者無疑能看到,縱令我們能夠接受這個論點的前提,不一定會因此得出對有關總產量增長率的悲觀預測。相反,讀者可能得出相反推論,即具有不斷更新能永遠維持經濟生命力的大批資本貨物,如果能起作用,就能促進總產量進一步增加。要是他的推論是這樣,他是很正確的。這個論點的依據完全在於一種適合資本生產的經濟在面臨相應需求增長率減低時可望出現的騷動。但這種騷動不是突然發生的,它很容易被誇大。例如,鋼鐵工業從一個完全生產資本貨物的產業轉變為主要生產耐久消費品或生產製造耐久消費品的半成品的產業過程中沒有經受巨大困難。雖然每一個現存資本貨物企業內部不可能得到補償,但在所有事例中牽涉的原則是相同的。
另一個變種是這樣的。過去常常認為把繁榮的徵兆散遍所有經濟機體的巨大經濟活動的突然興旺,當然總是與生產者開支的擴大相聯繫的,轉過來開支擴大又與建造更多的工廠和設備相聯繫。現在有些經濟學家發現或者他們認為已經發現,在目前,新技術方法的採用所需要的資本往往比過去需要的少,特別比鐵路建設時代少。由此作出的推論是,基本建設開支的相對重要性也因而減小。因為這種情形轉過來影響間發的經濟活動的突然興旺,就顯然也會影響總產量可見的增長率。進一步的推論是,總產量增長率必然下降,尤其是如果儲蓄以原有的速度繼續增加。
新技術變得越來越節省資本的這個趨勢,迄今尚未充分證實。1929年前的統計數字——此後的數據此處不適用——指向相反的方向。這個理論提倡者提出的全部證據是一些可能與其他事例相反的孤立事例。但姑且讓我們承認存在這個趨勢,在我們前面還是存在使過去許多經濟學家在節省勞動措施上發愁的同樣形式的問題。這些措施對勞工利益也許有利也可能不利,但沒有人懷疑,從整體上看它們有利於產量的擴大。除了人們爭相誇大的儲蓄一投資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干擾外,節省資本貨物最終產品每單位 費用的各種措施全能促使產量擴大。事實上,說經濟上可行的幾乎任何新辦法,均能節省勞力和資本是不大會錯的。運輸同一數量的旅客和貨物,使用鐵路要比使用馬車或貨車節省資本。同樣,用桑樹和蠶生產絲可能要比——我不知道——生產相當數量的人造絲織物消耗更多的資本。這對已把資本投入前者的資本所有人也許是不愉快的事。但這並不意味著投資機會的減少。這當然不意味產量擴展速度的降低。誰若僅僅因為單位資本比以往更多地用於提高效率這個事實,從中看到資本主義的瓦解,他可能不得不長時間等待下去。
5.最後,既然希望公眾懂得政府赤字開支必要性的經濟學家一般地研究這個主題,當然會出現另一個論點,那就是剩留下來的投資機會由私人企業投資不如由國家企業投資更為合適。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首先,隨著財富增加,從成本—利潤計算不能進行的某些開支項目也可能進行了,如美化城市的開支、公眾衛生的開支等。其次,規模越來越大的產業活動部門趨向於進入政府管理的範圍,如交通設施、碼頭、電力生產、保險等等,這是因為這些產業越來越有接受政府管理的必要。這樣,國家和市場的投資可望絕對和相對地擴大,即使在徹底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恰如其他形式的國家計劃一樣會普遍起來。
但是事情到此為止。為了認清這點,用不著對產業活動的私營部門的事物發展作任何假設。此外,就當前的目的而言,今後投資和隨之而來的產量擴大由國家出資和管理的比由私人出資和管理的不論較多還是較少,這點關係不大,除非另外有一種意見認為,因為私人企業無法承擔今後任何投資可能出現的虧損,國家資金勢將擔負起這個責任。但這點在前面已經討論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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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本書第5章。
(2) 見我的《經濟周期》,第15章。
(3) 這點對不久前英國發生的絕對人數的微量減少也是正確的(見E.查爾斯,《倫敦和劍橋經濟服務所第40號備忘錄》)。大量絕對人數的下降將引起外加的問題。但我們對它們可以略而不論,因為這些問題不能預期會在我們考察的期間發生。此外人口的年齡老化會產生另外一些屬於政治和社會心理以及經濟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已開始顯現——實際上已有如「老人院外集團」這樣的事物——我們不能對它們中的任何一個加以討論。但應該看到,只要退休年齡不變,那些不作貢獻但須供養者人數的百分比不會受15歲以下人數百分比的減少的影響。
(4) 許多經濟學家似乎有一種看法,意思是人口增加本身提供另一個投資需求的來源。為什麼——不需為所有這些新工人裝備工具和補充原料嗎?無論如何這點絕不是明顯的,除非允許給增加的工人較低的工資。至於投資機會的形成,還缺乏動力,甚至在那種情況下,還有很大可能出現按每個受僱傭人數計算的投資減少。
(5) 《國民收入與支出》,第21頁。
(6) 17世紀以來的經濟學家對未來人口的預測實際上一直是錯誤的。但造成錯誤有一些藉口。可能甚至是馬爾薩斯學說之故。但我認為這種錯誤延續到今天是不能原諒的。到19世紀下半葉,任何人都應明白,馬爾薩斯人口論唯一有價值的是它的限定條件。本世紀頭10年明確地表明,它是一個妖怪。可是像凱恩斯先生那樣的權威人物竟在戰後年代還試圖再賦以生命力!遲至1925年,H.賴特先生在他的論人口著作中還談到「以人口數量之增加,浪費文明之所獲」。難道經濟學家永遠不會成熟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