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第五章　總產量的增加率

我們馬上得加以解釋的對資本主義的敵視氣氛，使人們對它的經濟和文化成就形成合理的意見比沒有這種氣氛要困難得多。現在公眾心理對它變得如此徹底的心情惡劣，以致使譴責資本主義及其全部工作成為預定的結論——幾乎成為符合論述規則的需要了。不論他的政治傾向如何，每一個作者和演說者都急於遵守這個規則，強調他的批判態度，表明他沒有「滿足情緒」，他相信資本主義成就的不足，他厭惡資本主義和對反對資本主義利益集團的同情。任何其他態度不但被看成愚蠢無知，而且被看成是反社會和不道德的奴隸心理的表現。這種情形當然是完全自然的。新的社會宗教總有這種效果。只是使分析者完成其任務更加困難了：公元300年時，向熱情的基督教信徒詳細講解古代文明的成就在當時也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最明顯的真理從一開始就被置之不理， (1) 另一方面，最明顯的錯誤意見得到寬容或者得到喝彩。 經濟成就的第一個檢驗標準是總產量，即一個單位時間內——一年、一季或一月——生產的全部商品和勞務的總量。經濟學家試圖從一系列代表各種商品產量的數字中得到指數，用以度量總產量數量的變化。「嚴格的邏輯是冷酷的老師，如果有誰尊重它，他就絕不會編制或使用任何生產指數」。 (2) 因為，不但資料和編制此種指數的技術的可靠性極可懷疑，而且這個以永遠變化著的比例生產的不同商品的總量的概念也是很靠不住的。 (3) 但是，我相信，這個辦法可以足夠可靠地給予我們一個總的概念。 在美國，從內戰以後就有數量充足的很好的系列資料保證可以用來編制這樣的產量指數。選擇稱為戴·珀森斯總產量指數 (4) ，我們發現從1870年到1930年的平均增長年率為3.7％，其中製造業為4.3％，讓我們集中談談前一個數字並努力了解其含義。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首先必須作一點校正：由於工業耐久設備的相對重要性一直在增加，可用於消費的產量不能與總產量以同一速度增加。我們必須把這一點考慮進去。但我相信，留出1.7％的餘地是夠多的了； (5) 這樣我們「可得到產量」的增長率可以達到每年2％（按複利計算）。 現在假定資本主義機器在從1928年開始的另一個50年中保持這個增長率。對這個假定有種種不同的反對意見，我們嗣後還要談到，但反對的理由絕不能是：從1929年到1939年的10年中資本主義已經不能達到這個標準。因為從1929年最後一個季度到1932年第3季度經歷的蕭條不能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推進機制中已經出現長期的停頓，因為這種嚴重程度的蕭條曾經一再出現過——大約55年一次——還因為一次這種蕭條的後果——從1873年到1877年那一次——已經計算在每年2％的增長率之中。1935年前低於正常的復甦，1937年前低於正常的繁榮以及其後的不景氣，很容易看出是由於適應新財政政策、新勞工立法以及政府對私營企業態度的普遍改變而引起的困難，所有這些在後來規定的意義上都能與生產機構的作用區分得開。 因為對這一點的誤解特別非所願，我希望著重指出，上邊所說的最後一句話本身並不意指對新政 的各項政策的非難，也不意指這樣的主張——我確信它是正確的，但我當前不需要它——即這種類型的政策從長期觀點看會與私人企業制度的有效運轉不相容。目前我有意指出的是，社會舞台上如此廣泛而急劇的變化自然會在一段時間裡影響生產成就，大多數熱情的新政擁護者必定也能夠 承認這一點。我本人就看不出，否則怎麼有可能說明這樣的事實：有最好機會迅速恢復的美國卻明顯地是經歷了最令人不滿的恢復過程的國家之一。唯一有點類似的情況是法國的經歷，法國情況支持同一推論。由此可見，從1929到1939這10年間事態的進程本身並不構成拒絕聽取上面提出的論證的充分理由，這個論證無論如何有助於說明資本主義過去成就的意義。 如果從1928年起在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可得到的產量繼續像此前那樣發展，即以每年2％的長期平均增長率增長，50年後，到1978年產量將達到1928年數字的大約2.7倍（2.6916倍）。為了把這個增長用每人平均 實際收入來說明，我們首先要說，我們總產量的增長率大致上相等於可用於消費的私人貨幣收入總數的增長率， (6) 這個數字業已根據消費者的美元購買力的變動作了校正。其次，我們必須具有我們預期的人口增長的觀念：我們選擇斯隆先生的估計數，他認為到1978年達到16000萬人，因此那50年間的人均收入將增加到略多於1928年數字的兩倍，1928年人均收入約650美元，1978年增至1928年購買力的1300美元。 (7) 也許有些讀者覺得，關於總貨幣收入的分配應該加上附加條件。直到大約40年前，馬克思和其他許多經濟學家相信，資本主義過程趨向於改變國民總收入的相對份額，以致根據我們的平均數所作的明顯推論，可能由於富者越富和貧者越貧而歸於無效，至少相對無效。可是不存在這樣的趨向。不管我們對為此目的而編造的統計數字有怎樣的想法，下面的說法是肯定的：以貨幣表示的收入的金字塔結構，在我們使用資料所涉及的時期內沒有很大變化——關於英國的資料包括整個19世紀 (8) ——在這段長時間內，工資加上薪金的相對份額實質上始終不變。只要我們在討論，如果讓資本主義機器獨自運行，它將會幹出什麼來，就沒有理由相信，收入分配或者我們平均數的分布到1978年會大大不同於1928年。 表達我們研究成果的結論是，如果資本主義從1928年起的下一個半世紀裡重複它以往的表演，將使按現在標準可稱為貧窮的任何東西絕跡，甚至在最底層的人民中也會如此，只有因疾病而貧困者例外。 事情還不止此，不論我們的指數能說明或不能說明其他問題，它肯定沒有誇大實際增長率。它沒有算上可以隨意支配的閒暇 這種商品。把重點主要放在基本商品和中間產品的指數，往往未列入新出現的商品或只列入它們中的一部分。由於同一理由，幾乎完全沒有考慮商品質量的改進，雖然改進質量在許多方面是所獲進步的核心——沒有辦法充分表示1940年的汽車和1900年汽車的區別，或表示汽車每單位效用的價格已經跌落的程度。估量一定數量的原料或半成品比過去多生產成品的比率更接近可以辦到——一個鋼錠或一噸煤雖然自然質量上沒有變更，其經濟效率已是60年前的兩倍。但這方面的工作幾乎沒有做。如果有辦法用上述這些因素或類似因素來糾正我們的指數，我不知道這個指數會發生什麼變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變化百分率將提高，我們在這裡已留下餘地，足以使我們採取的估計數保證不會受任何可以想像的往下修正的影響。而且，即使我們有了測量工業產品技術效率變化的辦法，這個方法仍不能傳達出適當觀念來表明這樣變化對人生的尊嚴、充實或快樂有什麼意義——老一代的經濟學家把這些全都列在需求的滿足 的標題下。對我們來說，這畢竟是需要恰當地考慮的事情，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產品」，是我們對生產指標及其中的磅數和加侖數發生興趣的原因，而這些數字本身是不值得花時間考慮的。 但讓我們堅持我們的2％。要正確估價這個百分數還有很重要的一點要注意。上文已經說過，粗略地說，國民收入的相對份額在過去100年里一直保持實質上的不變。可是，這只是在我們用貨幣來計量時是正確的。如果用實物計量，相對份額會發生有利於低收入階層的變動。這點是根據以下事實得出的，即資本主義機器始終是大規模生產的機器，它不可避免地也意味著為在個人收入階梯上向上爬的群眾而生產，我們發覺個人收入花費在個人服務和手工製品上的比例不斷提高，而這種服務和商品的價格主要是工資率的函數。 證明它是容易的。無疑有一些現代工人可以得到的物品是路易十四本人極喜歡得到但無法得到的東西——如現代的牙科醫術。但從整體上說，那種高水平收入的人從資本主義成就中得到真正想要得到的東西是極少的，甚至快速旅行對於一個高貴的紳士來說也不是很值得重視的事情。電燈對有錢買足夠蠟燭和僱傭照料蠟燭的任何人來說，不是巨大的恩惠。便宜的衣服、便宜的棉織品和人造絲織品、皮靴、汽車等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典型成就，但一般說來這些並不是對富人生活有了不起的改進。伊麗莎白女王有絲襪。資本主義成就並非典型地在於為女王們提供更多的絲襪，而在於使絲襪的價鈿低到工廠女工買得起，作為穩步減少勞動量的回報。 如果我們看看經濟活動的長波，同樣的事實更加明顯，對它的分析能把資本主義的性質和機制看得比什麼都清楚。每一次長波包含一次「產業革命」和對它後果的吸收。例如，我們能夠從統計數字上和從歷史上看到——現象是如此清晰，以致即使我們稀少的資料也足以證實——這樣的長波在18世紀80年代末升起，高峰在1800年左右，它向下沖刷，然後是一段在19世紀40年代初結束的恢復期。這就是教科書作者喜愛描述的產業革命 。但接踵而來的是產生另一次長波的另一次這樣的革命，那次長波在19世紀40年代升起，高峰正在1857年以前一段時間，退潮直到1897年，這個長波轉過來又被再一個長波追隨，它的高峰約在1911年，而目前已處於它的退潮期。 (9) 這些革命用引入新的生產方法、新的商品、新的組織形式、新的供應來源、新的貿易路線和銷售市場等而改變現有產業結構的形狀。新生產方法包括機械化和電氣化工廠、化學合成法等；新商品包括鐵路服務、汽車、電氣用具；新組織形式指企業合併；新供應來源如拉普拉塔的羊毛、美國棉花、加丹加的銅等。這個產業改變過程掀起為經濟界定基調的軒然大波：當這些新事物剛創造出來時，我們有了旺盛的開支和占支配地位的「繁榮」——無疑要受較短周期消極方面的干擾，這種較短周期是加置在大波之上的——當這些新事物齊備時，它們的成果層出不窮，我們消滅了產業結構中過時的因素和占支配地位的「蕭條」。因此出現了長期的價格、利率、就業等的上升和下降，這些現象構成使生產結構多次恢復青春這種過程的機制的一部分。 這些成果每次都表現為永久地加深與拓寬實際收入流的消費品的劇增，雖然一開始，這些成果招來騷動、虧損和失業。如果我們看看這些消費品的劇增，我們又會發覺，每一次劇增的是群眾消費的物品，並增加工資美元的購買力，增加得比任何其他美元更多。換言之，資本主義過程逐步提高群眾生活標準並不是巧合，而是由於它的機制，它做到這點是通過盛衰交替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的嚴重程度剛好和前進速度成比例。可是它做到這點非常有效。向群眾供應商品的一個又一個問題，都使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範圍內提供產品從而成功地解決了。 (10) 其中還未解決的一個最重要問題即住房問題，它通過使用預製件造屋的辦法也接近解決。 這還不是全部。如果評價一種經濟秩序，只停留在相應的經濟傳送器傳送給社會不同集團的產品上，而不描述經濟傳送器不直接傳送，但為此提供手段和政治意志的所有那些東西，以及由經濟傳送器產生的精神狀態誘導出來的所有那些文化成就，那麼評價就是不完整的——附帶地說，也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文化成就，留待以後考察（第11章），我們現在先談談前者的某些方面。 爭取社會立法鬥爭的技巧和氣氛模糊了否則十分清楚的事實：一方面，部分立法是先前資本主義成功（換言之，即資本主義企業先前創造的財富）的先決條件，另一方面，社會立法產生和普及的許多東西是很早就由資本家階層本身行動首先提出的。當然，這兩件事必須加到資本主義總成就裡去。現在，如果資本主義制度像它在1928年以前60年中那樣，還有另一個60年，真正達到了人均 1300美元的生產總值，那就容易看出，任何社會改革家迄今支持的所有迫切需要的東西——實際上毫無例外，甚至包括大部分幻想在內——或者會自動地得到滿足，或者毋需重大地干預資本主義過程 便能得到滿足。特別是給予失業者的豐盈供應，到那時不但是可以容忍的負擔，而且是很輕的負擔。不負責任地製造失業和資助失業者，當然在任何時候都會形成難以解決的問題。以尋常謹慎態度進行管理，對連同家屬在內平均數 為1600萬的失業者（占人口10％），提供平均 每年160億美元開支，在可用國民收入達到數字級2000億美元（1928年購買力）情況下，本身不會是嚴重的問題。 我可否提請讀者注意，為什麼每個人都同意必定是討論資本主義時最重要問題之一的失業——有些批評家甚至把它作為控訴資本主義的唯一根據——在我的論證里卻扮演比較次要的角色？我不認為失業是一種像貧窮那樣資本主義發展本身能夠消滅的罪惡。我也不認為從長期看來存在失業百分比上升的趨勢。包括一段相當長時間間距的唯一數列——大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60年——讓大家看到英國工會失業會員的百分比。它是一個典型同期性數列，並不表示一種趨勢（或者一種水平型的趨向）。 (11) 因為這點在理論上是可以理解的——沒有理論上的理由懷疑這個證明——所以我這兩個意見看來對1913年前的戰前時期來說是可以確立的。在戰後時期的大多數國家裡，甚至直到1930年前，失業處於極不正常的高水平上。這個情況以及30年代更嚴重的失業都可以用一些理由加以說明，這些理由與資本主義機制本身所固有的原因 而引起失業百分比增加的長期趨勢無關。上文我已提到完全可以作為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特徵的那些工業革命。超過正常的失業是緊跟每次革命帶來「繁榮階段」之後的適應時期的特色之一。我們在19世紀20年代和70年代見到它，1920年後的一段時間簡直就是另一個這樣的時期。只要這種現象本質上是暫時性的，就不能用它來推斷未來。但還有一批別的因素往往使失業趨於激化——戰爭的影響、國外貿易的混亂、工資政策、某些制度的變更（它使英國、德國財政政策中的統計數字擴大；1935年後對美國也很重要）等等。在這些因素中，無疑有一些是資本主義將以遞減效率運行那種「氣氛」的徵兆。但這是我們以後一定要注意的另一回事。 可是，不管是持久的還是暫時的，不管是否越來越嚴重，失業無疑現在是、並且經常是苦難的根源。在本書的下一篇里我們將在主張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斷言中間列入可能消滅失業的方法。然而我認為，真正的悲劇不是失業本身，而是失業加上不可能適當地為失業者提供救濟而又不損害進一步發展經濟的條件 。顯然，如果失業者的生活不因失業而嚴重惡化，那麼我們意想中與失業同在的苦難與墮落，即人的價值的毀滅，將大部消失，失業的可怕實際將不再存在，雖然生產資源的浪費還存在。人們對資本主義的控訴提到，在過去——譬如說，約在19世紀末之前——資本主義秩序不但不願意而且完全沒有能力保證做到這一點。但如果資本主義能在今後半個世紀內保持它過去的成就，它便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到那時候，人們對它的控訴，如童工、16小時工作日和5人合居一室等悲慘情景將被遺忘；當我們談到為資本主義成就過去所付的社會代價時，強調這些是很正確的，但在為將來權衡選擇對象時，說這些就不一定合適了。我們自己的時代正處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階段的無能力和資本主義制度充分成熟階段的有能力之間的某一點上。至少在美國，甚至現在就能不使這個制度過度緊張地完成這個任務的大部分。困難看來主要不在於缺乏充分的剩餘資金去抹掉畫面上的最黑暗部分，而在於：一方面因為反資本主義政策促使失業人數的增加超出30年代應有的數字，另一方面當輿論一旦意識到對這個問題的責任時，它立即堅持一些經濟上不合理的籌款救濟方法和鬆弛而浪費的管理賑濟方法。 這同一論點大部分適用於將來——在很大程度上適用於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為照顧老人和病人、為教育和衛生等等提供的可能性。而且，從個人家庭立場而言，可以合理地期望越來越多的商品不再屬於經濟物品的範疇，實際上人人可以得到達到充分滿足的程度。這個任務或者可以通過政府機構和生產企業之間的安排，或者可以用國有化或市有化的方法實現，用這些方法取得逐漸進步當然是將來發展的特色，甚至是未受束縛資本主義將來發展的特色。 ———————————————————— (1) 但是還有另一種對待明顯但不舒服的真理的辦法，那就是譏笑它毫無價值。這樣的譏笑所起的作用同反駁一樣，因為一般觀眾總是對事實毫無所知，這就使得否認成為不可能——社會心理的絕妙標本。 (2) 參見A．F．伯恩斯，《1870年以後美國的生產趨勢》，第262頁。 (3) 這裡我們不能深入討論這個問題，但在下一章我們再談到這個問題時，我還將略加論述；較詳細的論述見我所著的《經濟周期》，第9章。 (4) 參見W．M．珀森斯，《經濟周期預測》，第11章。 (5) 事實上這個餘地留得過大了。參見F．C．米爾教授的估計數：1901—1913年期間為3.1％，1922—1929年期間為3.8％（不包括建築業；《美國的經濟趨勢》，1932年）。 (6) 「消費」包括購買諸如汽車、冰箱和住宅那樣的耐久消費品。我們不把易耗消費品和有時稱作「消費資本」的東西區分開來。 (7) 這就是說，人均實際收入將按 ％複利率增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個世紀中，英國的情形就是這樣，全國人口的人均實際收入幾乎正是按這個速度增加的（參見洛德·斯坦普《財富和納稅能力》）。對這種巧合不能給予很大的信任。但我認為這一點有助於表明我們的計算並不過分荒謬。在《全國工業會議委員會研究叢書》第241號第6頁和第7頁表1中，我們發現，經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調整的「人均實際國民收入」和全國工業會議委員會的生活費用指數在1929年的數字為1829年的數字4倍還略多一些——這是個類似的結果，雖然其可靠性仍值得認真懷疑。 (8) 見斯坦普前書。如果我們去掉後一段時間內各種資料所證明的不同長短周期的干擾性影響，在所有國家內都可見到同一現象，有足夠統計資料表明這一點。維爾弗里多·帕累托設計的收入分配測度法（或收入不平等測度法），有多處可以反駁。但事實本身和這個方法的缺點無關。 (9) 這些叫「長波」，在有關經濟周期的作品中，這個名稱最早是由N．D．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 (10) 這當然也適用於農產品，大量廉價的農產品完全是資本主義大企業（鐵路、航運、農業機械、化肥）的傑作。 (11) 這個數列常常被製成圖表並加以分析。例如，見A．C．庇古的《工業波動》或我的《經濟周期》。在每個國家裡似乎都有一個不能減少的最小數額，加在這個數額上面是周期性的運動，運動的最強烈部分大約有9到10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