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第三版序言（1949年）

這個新版本給我一個機會按照本書的立場評論最近兩年英國的發展狀況，並按原樣把它們插入我努力建立的分析總框架中。在可由我安排的時間和篇幅里，我所提供的不過是一些斷肢殘骸。但是另外還有一點我希望從一開始就讓大家清楚地了解，我內心根本沒有批評別國政策或向它提出「忠告」的打算，我認為這樣做是十足不禮貌的。如果在某些字裡行間讀起來仍然好像我懷有這樣意圖的話，請讀者理解，這僅僅是由於文字極端簡略而造成的許多令人不快的後果之一。 在閱讀下文之前，讀者應細讀第19章第4節和第28章第1節的內容，這兩節和本書其餘部分一樣，沒有一點改動。 1．從我們的立場看來（從任何其他立場看來也一樣），英國的發展圖像是複雜的，它的主要特色被下列事實弄得模糊不清，那就是一個社會的轉變過程干擾了另一個轉變過程，反過來前者又被後者所干擾；這後一個過程因為在當前的國際關係下很難說是從戰時經濟到平時經濟的轉變，所以最好還是稱之為受抑制通貨膨脹條件下的再調整過程。雖然從邏輯上說，這兩個過程明顯不同，但它們密切交織在一起，不容分開來論述。但我們還是要快刀斬亂麻似的把它們區分開來。我們之所以能夠以相對輕鬆的心情做到這點，是因為一個現代保守黨政府（如下次大選產生保守黨政府的話）在特定環境中，在勞工利益占支配地位而自由企業的「指路燈在煙霧中熄滅」的社會裡，也將不得不設法進行再調整。換言之，如果工黨政府被保守黨取代——這是我不能自稱有能力回答的問題——除了當然不再實行國有化之外，恐怕情況不會比熱情的工黨黨人聲稱相信的有多大的不同。 2．那麼讓我們看一下近兩年來英國經濟政策的成分，它可以解釋為「行動前的社會主義政策」——按照第19章第4節指定給這個短語的意義。讀者將注意到，迄今為止，工黨政府的行動保持在制定在那裡的國有化綱領範圍以內，關於該綱領中最有爭議的一點——即第6點：鋼鐵工業國有化——工黨以明顯溫和的態度決定在下一次大選之前不採取決定性行動。我樂意承認，對於這種社會化或國有化綱領到底是否應稱之為社會主義，可容許認真的意見分歧。但是我可以確定的是，沒有別的任何實際已做的事情可以稱為社會主義。因為大部分已經實際執行或提出的「計劃」，沒有一件按性質可算為社會主義，除非我們採用的社會主義定義過分廣泛不能作任何分析之用。當然某些計劃方案，尤其是為貫徹這些計劃方案所做的某些研究工作的確指向社會主義方向，但是能夠期望收益賬戶和投入產出分析——這兩項工作美國比英國先進——結出可消費的社會主義果實之前，一段很長的時間將已過去了。 可是更重要的是形勢的另一方面。兩年里英國發生的所有事情中最使我有鮮明印象的是沿社會主義方向前進途中遇到抵抗的微弱。議會中反對黨——保守黨，嚴格遵守議會日常辦事章程行事，對社會主義重建問題產生的反應還不如對待過去相對次要問題——自由貿易、愛爾蘭和國民預算——來得熱烈。不論在議會還是在全國，主要以完全鎮靜態度面對社會重建問題的保守黨中的重要部分已經占了上風。當然，保守黨的報刊提出它的批評，它像以前多次所做的一樣，進行爭論、規勸、嘲諷，但不比以前更加激烈。批評性的書籍和小冊子紛紛出現，情形也像以前幾次討論重大爭執問題的時候一樣；但是，如果有一位有統計頭腦的觀察者以「反對者」所出版的報刊書籍的份數和頁數來衡量爭論問題的重要性，他不可能把社會主義問題的重要性評定得很高。這種現象不是一個強大民族對它所堅決擁護的原則受到攻擊時作出反應的方式。我由此推斷，在他們中間已不再存在自由企業的原則，社會主義不再受道德感情的抵制。它已成為根據功利主義論點進行討論的問題了。當然還有個人主義的死硬派，但看來他們不能指望在政治上激起足夠的支持。這正是 壞事的徵兆——資本主義精神消失的證明。 3．在我看來這種形勢足以證明我1942年診斷的正確，並證實了——只要這樣的問題可能證實的話——我作出這個診斷所根據的論點的正確。我以尊敬和欽佩的心情讀了我卓越的同事朱克斯教授所寫的傑出的書。 (1) 但我必須承認，我改變信念的真誠願望沒有實現。朱克斯教授對待問題的這個方法——他的方法更密切地針對再調整政策中發生的惱人事情，而不是針對社會主義的各種問題——甚至可能是在支持本書論題的許多證據中增加新的證據。 以議會民主這個手段解決不管是社會化或者不是社會化問題的可能性已經確立，因而與這種政治制度同性質的特殊方法也確立了，那就是一件一件逐步進行社會化的方法。所作的開端可能不比這個更多，可能僅僅指明一個長期的趨勢，但是，看來它們清楚地告訴大家，我們要理解的不僅是民主社會化，而且也是民主社會主義。它們表明，只要民主的定義如本書第22章所限定的那樣 ，那麼社會主義和民主是可以和諧共存的。第23章指出，政治民主的原則——政府應從爭取選票的鬥爭中產生——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可以保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對於保障其餘的自由，民主就力不能及了。尤其是關於經濟學家關心的「自由」，即投資自由、消費者選擇自由、選擇職業的自由，現在在我們面前有令人發生興趣的實驗材料，它們證明，這些「自由」可能受到的限制就像社會主義政府在正常條件下可能要求的那麼多，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多。在現代稅制條件下，私人投資自由無論如何已經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意義；但我們還看到投資怎樣從私人領域轉入公有領域，不管我們作為個人對其結果有怎樣的想法。消費者選擇自由在正常條件下運行的社會主義社會能夠比現在大得多，但是此外，我們知道人們趣味的適應性比觀察家過去想像的更大，因為，即使每個人並不明白限制的實際必要性，人們對限制的憎恨不會達到想要積極抵制的程度。同樣，除了相對少的事例外，職業選擇的限制正常地沒有達到「強迫」的程度，尤其是如果一系列可容許選擇的職業配置有報酬的差別，我們明白，以合適條件接受政府「指導」的人是不大介意這些的。 讓我再重述一遍，雖然沒有這樣做的必要：上面所說的話都是以有完全確實的事實為根據的推斷，但絕不是我個人的喜愛的表達。就我個人而言，我寧願要另一種文化模式。 4．如我業已指出的，對工黨政府經濟政策的批評主要指向它「在受抑制的通貨膨脹條件下進行再調整過程中」的管理與安排。政府及其官僚機構實際上為批評者批評自己提供大量彈藥，例如它不斷為大量雞毛蒜皮之類小事制訂詳細規則；它不恰當地考慮行政決策；它公開發布容易惹起譏笑的文件。這些規則、決策、文件扼殺原來會改善國家經濟狀況的許多有開拓創業精神的活動。但它們還是避免了戰後災難性的再調整，帶領勞工在提高實際收入水平上不失業地度過艱難的年月。如果在許多經濟學家看來這是唯一得到承認的經濟政策的目標，它可以說是成功的，但從別的角度來看，同樣也可以說是失敗的。還應該說，這個目標並未完成，如果依靠更多地關心未來，它本來是可以完成的。政府進行的大量國家投資，就個別項目而言是該受批評的，但事實仍舊是，政府並沒有忽視使國家經濟機構重新充滿活力的必要性，儘管許多人發出了反對過量投資的抗議，而且他們中間有幾個卓越的經濟學家。無論如何，我們只關心一個問題，那就是在馬歇爾援助時期內逐漸排除經濟形勢中脆弱特性，將如何影響我們對問題的預測：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或者換句話說，因為純粹社會主義可能提出的解決辦法顯然不是實際的政治，又因為到終了不得不從相反方向去找尋解決辦法，英國或任何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將會遭受挫折嗎？私人企業制度將得到另一次新生嗎？ 我不認為答覆這個問題十分困難。如果不發生另一次世界大戰，社會主義雖將有挫折，但不會是很嚴重或持續時間很長的挫折。私人企業會重新得到它失去的一些地盤，但不是很多。從根本上說，社會形勢將保持目前的狀況，加在私人企業上的枷鎖不可能去掉很多，使它能根據設想那樣發揮作用。導致作出這個結論的論據將在這篇序言的隨後兩節中簡要論述。這個結論只適合英國。很清楚，對美國的診斷和預後完全不同。某些歐洲經濟學家似乎抱有這樣的虔誠希望，即美國將出現驚人的衰退——不是那種再調整危機——這次衰退將意味對資本主義的致命打擊，但是，不論美國政治在無疑會在最近的將來出現的大量可能性面前做些什麼，這種希望不可能成為事實。 5．在英國形勢的脆弱特徵里，我沒有把配給制和對消費者與生產者行為的詳細規定包括在內。這些僅僅是抑制通貨膨脹後果的方法，當達到目的時即將取消，有一些地方它們業已不見了，但是受壓制的通貨膨脹狀態其本身就是更根本的一些困難的結果，如果沒有這些困難，早就可用眾所周知的傳統補救辦法容易地加以對付了，如為了減少過剩購買力採取特別稅收以保證預算盈餘和適當的信貸政策。這些辦法實際上目前正在使用——並非毫無成功——雖然在特定環境中使用這些辦法不能充分有效。因為只要仍舊像現在那樣存在食品補貼，就不可能有巨大的預算盈餘；因為就較高收入階層情況而言，徵稅的可能性業已耗竭——在英國不再存在「稅後富裕」的人；還因為較高的利率遇到顯然不可克服的抵抗。但基本的困難在於過度消費，也就是，實際工資支出加上實際社會服務費用，一方面與只有目前生產力水平的英國經濟的其他條件不一致，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生產力上升到較高水平的障礙。通常，這個問題總是以另一種較少令人不快的方式談論的。英國的國際收支差額造成英國經濟形勢圖像中的一個脆弱特徵，所以在馬歇爾援助時期中要達到的目標看來在於出口盈餘，有了出口盈餘將使英國重新加入世界經濟，並保證做到英鎊與美元的有效互相兌換。這樣提出問題的方法不是錯誤的，錯誤在於相信它就是與我們的診斷不同的診斷。因為，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並能在沒有外部援助和內部壓力下保持它，就有必要使英國國內局勢正常化，只要略加思考和具有初級經濟學知識就足以明白這個道理。或多或少重商主義地利用英國國際地位的有利條件和調整進出口政策，的確可以有某些收穫。最後，當目標已映入眼帘時，英鎊貶值可以有助於越過達到目標的最後幾步。但持久成功的基本條件在於以如下的方式調整她的經濟過程：即要使她的經濟在再次生產她國內消費需要的商品和生產準備支付她進口商品所需要的商品和勞務的同時，還能生產為國內外投資所需要的真正淨盈餘。但是沒有消費的暫時性減少和生產的長期性增加，這個目標是達不到的；轉過來說，沒有不受歡迎的公共開支的減少和更不受歡迎的賦稅負擔的移轉，上面兩個條件不可能達到。 6．在衡量這個目標的內涵時，讀者不難了解它所包含的政治問題的重要性。要達到的目標不論是什麼，必須要在無數問題上運用困難的策略達到它。看來，有理由預測，任何地方，成功不會超出絕對最小的程度，因為眼前狀況就是這樣，每一個行動都將解釋為工人某些既得利益的無償犧牲；絕對最小成功不足以重新建立自由企業社會，不足以使它表明它有能力做些什麼。如果需要這方面的證據，本世紀20年代經歷的事實提供了充分證據。所以我們不能指望社會趨勢的中斷。對私人企業生動吸引力的嚮往不是不可能出現的，這點不但在保守黨統治下如此，而且在工黨統治下也是如此。但要是它真的出現，更多的是因為社會主義政策與戰後盛衰不合邏輯的結合，而不是因為人們討厭（不論邏輯上是否站得住腳）這些社會主義政策本身。 ———————————————————— (1) 約翰·朱克斯，《接受計劃的嚴峻考驗》1948年。對他彬彬有禮地批評我的論點，我滿懷感激，但我必須承認，無論如何在批評我的所有觀點中我認不出我自己的觀點。例如，我應該更加願意說，由於能預測的範圍穩步擴大，企業家的作用必然逐漸過時，但不是說現在它實際上就完全無用了。我也不打算否認，至今尚有出現軍事領導人的可能，只不過現在軍事領導人的含義不完全等同於過去當拿破崙站在阿爾科爾橋上子彈在他周圍呼嘯時候的軍事領導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