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 大步進入社會主義

(1) Ⅰ 為了使發生誤解的危險降低到最小程度（這種誤解在這次會議討論一個主題時曾經出現過），我首先要在著手論述我的主題「目前通貨膨脹壓力狀況對美國經濟前景有何關係」 之前，澄清幾個初步論點。 1．為了這篇論文的目的，我把（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的定義規定為：不是由私人占有和經營企業，而是由國家當局控制生產資料、決定怎樣生產、生產什麼以及誰該得到什麼的那種社會組織。因此，說大步進入社會主義 ，我們所指的就是把人民經濟事務由私人領域轉移到公有領域。雖然社會主義者和反社會主義者對於這個主題當然各有自己的想法，但幾乎不可能設想，這種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可以沒有龐大的官僚機構來管理生產和分配過程，同樣不可能設想，這樣的官僚機構可以不受像我們今天具有的那種政治民主機關——議會或國會——和一批依靠競選獲得地位的政治官僚的控制。因而我們可以把大步進入社會主義與國家征服私人企業等同起來。經典社會主義學說把這個同樣過程描述為「國家的消亡」而引起的表面上自相矛盾之處，若考慮到馬克思主義關於政府的理論，就不難解決。進一步觀察，社會主義並不排除行政意義上的分散決策，恰如一支軍隊的集中管理並不否定下屬單位司令官的全部主動性一樣。最後我們觀察到，我們見解中的社會主義並沒有必要——即根據邏輯上的必要——排除競爭機制的使用，如我們從蘭格-勒納模型中見到的那樣。消費者選擇自由和選擇職業自由在社會主義中也許會受到限制，但不一定必然受到限制。 2．我並不宣揚社會主義。我也不打算討論它是否值得想望，不論這種討論有什麼意義。但更重要的是，要說得十分清楚，我對此決不作什麼「預示」或預測。任何預測，如果企圖超越診斷觀察得到的趨勢，和根據這些趨勢本身的邏輯發展說明將產生什麼結果，那就是超科學的預測。這種診斷和說明本身不等於預測或預知，因為在選擇的觀察範圍以外的種種因素可能插進來阻止這些趨勢邏輯發展的完成；因為社會現象完全不同於天文學家有幸面對的那種可以舒適觀察的條件，在社會現象中，觀察到的趨勢即使允許它自發發展，也可能不止與一個結果相適應；因為現有趨勢與各種抵抗力量相抗爭，也許不能完整地發展為合乎邏輯的結果，也可能最終在半途「擱淺」。讓我們逐點說明這個道理。 第一，在斯托雷平時代的俄國沒有一個有能力的——當然也是充分超然的——觀察家能夠斷定竟會出現朝向像列寧體系那樣的趨勢，或者說，事實上竟會出現絕非迅速的經濟發展以及各項制度滯後與發展結果不能適應的情況。產生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是戰爭和隨後的軍事與行政的崩潰，對於這個事實，非科學的宿命論是全然不適用的。第二，為了簡短起見，我談到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只是因為它在我的論述中處於重要地位，其他可能性也不應該忽視。大家熟悉的我們自己工會做事的實情告訴我們，向某種形式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發展不是完全不可能。另外一些大家熟悉的事實告訴我們，有些觀察得到的趨勢，或者它們中的某幾個，可能與根本不是社會主義的、至少不是本文採取的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革諸形式是一致的。例如，按照教皇通諭《四旬齋的一年》的路線進行的社會改革，雖然推測起來只有在天主教社會，或天主教會力量足夠強大的社會才是可能的，但它無疑提供了可以避開以「無限權力國家」來替代社會主義的方案。第三，大多數任何性質的觀察得到的趨勢會在完全實現前突然停止，因而，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權如果曾想到觸動一下受補助農民的獨立性，確實將是十分勇敢的了。甚至「小工商業者」的地位，也可以證明非常強大，不是官僚機構能夠征服的，所以有很大一部分比較次要的問題只有用妥協的辦法含糊地處理了。 可是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些事情。隨著人們對經濟的關心由私人領域轉移到公有領域，許多造成這種轉移的迫切要求得到全部或部分滿足，因此這種趨勢可能會失去它的勢頭。有些經濟學家還會說，任何逐漸趨向中央計劃經濟的行動將為出現相反的發展提供機會，而後者可能對前者起制動作用。我沒有時間解釋為什麼我認為這兩種可能性都不很大的理由，尤其是，為什麼相當重要的社會集團感到不利的結果更可能發揮推進作用，而不是發揮抑制作用——也就是說，不成功社會化的補救辦法不是較少實行社會化而是更多地實行社會化。但就我們的目的而言，注意到以下的情形是極端重要的，即為了達到有利於私人企業生存下去的結果而提出的大多數論點，實際上並不否定存在朝向我們設想的那種社會主義的趨勢，而只否定這個趨勢將完整地成為現實。由於無人能駁倒這個可能性，論戰有淪為言辭之戰的危險，尤其是在十分重視言辭的美國，在那裡，除了某些人數相當少的團體外，社會主義這個詞不受歡迎，在那裡，許多人喜歡這件事同時卻不喜歡這個詞，寧願用另一個詞——如自由主義——來替代它。 (2) 因此作簡單分類的打算似乎是必要的。 3．相信資本主義制度趨向於毀滅其本身，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有上面提到的限制條件——可能是它確定繼承人的理由，我已經在別處說明過。這些理由可以簡略和淺近地概括為四點。第一，實業階級發展這個國家生產力的這個成就，以及這個成就為一切階級創造新的生活標準這個事實，卻自相矛盾地破壞了實業階級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它的經濟職能雖然沒有陳腐得難以使用，卻趨向於被廢棄之中，並變得日益官僚主義化。第二，資本主義活動本質上是「理性的」，但它趨向於傳播理性的心理習慣，趨向於破壞上下級之間的那種忠誠和習慣，而這些仍是生產工廠制度化了的領導權有效運行所必不可少的：完全以（法律上）平等的締約各方間簽訂的自由契約為基礎的任何社會制度，（並設想在這些社會制度中指導每個人的只是他自己短期的功利目標）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第三，實業階級集中於工廠和辦公室的工作，這種情況有助於造成一種政治體系和一個知識分子階級，知識分子階級的結構和利益產生獨立於大型企業利益的態度，最後形成對這種利益抱敵視的態度。因而大型企業越來越沒有能力抵禦攻擊保護自己，從短期看來，這種情況對別的階級十分有利。第四，由於所有這一切的緣故，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體系，雖然是由於它經濟上的成功建立的，但不但在公眾心目中，而且對各色資本家本身，正在失去它的吸引力。不需多少時間——雖然比我能有的時間要多——就能表明，現代追求安全、平等和調節（經濟工程學）的努力為何可以用這些話加以解釋清楚。 要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這種解體過程已經走得多遠，能使我們自己滿意的最好辦法莫過於觀察實業階級本身和大批經濟學家（他們認為自己百分之百地反對社會主義，並一貫否認存在朝向社會主義的任何趨勢）認定資本主義社會已經解體到什麼程度。僅就後者而言，他們不但毫不懷疑、而且讚許地接受以下幾點：（1）防止衰退或至少防止蕭條的各種穩定政策，也就是由政府大量管理工商業的局勢，即使它不是按照充分就業的原則。（2）「更大的收入平等的願望」在做不到絕對平等時，很難確定它們準備走多遠；與這個願望有關，是實行再分配性的稅收原則。（3）經常被反托拉斯口號合理化的各種各樣的控制手段，如關於價格控制手段。（4）政府控制勞動力和貨幣市場，雖然控制的方式多種多樣。（5）無限擴大需求的範圍，這些需求現在或最終由國營企業予以滿足，或者是免費的，或者是按照某種郵局的原則辦理。（6）當然還有一切類型的社會保障立法。我相信，在瑞士的一座山上召開過幾次經濟學家的大會，大會不贊成上邊提出的全部或大部分辦法。但那些辦法並沒有引起強烈攻擊。 如果你們認為我「不贊成」或者要想批判這些政策中任何一條，那就是對我論點的完全誤解 。我也不是標榜這些政策的全部或某幾條是「社會主義的」那些人們中的一個。其中有幾條，甚至在18世紀時已經為保守的甚至專制的統治者所採納；另外幾條已列入保守政黨的黨綱里，遠在「新政時期」以前很久已付之實施。我想要強調的是，我們確實已經遠離放任資本主義原則的這個事實，要強調的另一個事實是，很有可能發展和調整資本主義制度，以與真正社會主義計劃相差無幾的方式來制約私人企業的工作。我記得起的一些經濟學家，他們無疑強調了他們認為可能持續下去的差別。他們並非全都同意安放他們可移動的折中方案的確切所在。但他們全都明白馬克思未能明白的道理：一方面，資本主義機器巨大生產的可能性允許無限地提高群眾的生活水準，輔之以種種免費服務，毋 需完全「剝奪剝奪者」；另一方面，事實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剝奪資本家利益不至於使經濟機器停頓，而經濟機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照勞動者的利益運行。他們發現這種勞動者 資本主義 的可能性後，繼續得出的結論是，這種 資本主義可能無限期地生存下去，至少在某種有利條件下是如此。情況可能如此，但這並不等於否定我的論點。資本主義並不僅僅意味著家庭主婦可以選擇豌豆或大豆來影響生產；或者年輕人可以挑選他要去工作的工廠或農莊；或者工廠經理們在決定生產什麼和怎樣生產上有某種發言權。資本主義意味著一種價值體系，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一種文明——不平等的和家庭財產的文明，可是這種文明正迅速逝去。讓我們每個人隨自己意願為這個事實歡欣鼓舞或悲嘆哀悼吧；但不要讓我們對它閉上眼睛。 一個真正的問題尚未解決。支持有利於勞工主義存在下去的各種道理的診斷完全沉重地依賴於推斷目前社會生產力的驚人發展會繼續下去。但這裡存在一個令人懷疑的因素。過去的成就或多或少是自由資本主義的成就。不進一步認定勞工主義繼續會有同樣的表現就不能假定有同樣的成就。我們不必接受停滯主義的論點，因為這個論點使人擔心：如果加在私人企業制度身上的永久 性 負擔和「控制」超過它忍受力的話，停滯主義的論點有可能最終成為事實。在這樣的情形下，一種十足的社會主義解決辦法甚至可能作為較輕的禍害強加在敵視社會主義者的頭上。 Ⅱ 從一種社會制度轉變為另一種社會制度是一個不停頓的、其本身又是很緩慢的過程。對一位研究一段不很長「平靜」時期的觀察家來說，他看到的社會結構看起來好像根本沒有變動。此外，這個過程常常出現倒退，看到這種倒退現象，可能使他認為是一種相反趨向。但我們也時時看到這種過程的加速現象，這種加速現象的最明顯原因之一是大的戰爭。在過去，勝利的戰爭可以增加統治階層的威望，增加與統治階層有關的社會制度的力量，但在現代條件下情況不再是這樣了。我們自己時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美國形勢的影響不大，因為戰爭的消耗和戰爭時間的延長都不足以留下永久性的標記。可是在歐洲，情況就不同了。在戰敗國里，社會結構著了火，傾向社會主義重建的潛在趨勢浮現到表層上來證明它的存在，並在一個短時期內占據絕對優勢。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在戰勝國中，也發生類似的情形，當然規模要小得多。在法國，資產階級共和國不能再像1914年前那樣行使它的職能。在英國，雖然不是社會主義的，但受社會主義一派影響的工黨勃然升起，它誠然沒有執政，但至少進入了內閣。在這兩個國家中，政界對私人企業的態度悄悄地經歷了根本性的變化。 假定有一種朝著社會主義目標的預先存在的趨勢，就不難理解這一點。雖然要求繼續執行戰爭經濟時期確立的政策的呼聲並沒有引起很大反響，雖然有一個時候公眾對戰時管制的怨恨阻止進一步推進這種政策路線，恢復戰前政策證明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有人試圖這樣做的地方也不可能。英國的金本位政策及其最後的失敗令人吃驚地證實了這一點：在不再是自由企業世界的世界裡，金本位——這個不停地訴說不愉快真理的淘氣孩子——拒絕發揮作用。 世界經濟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外加的「加速劑」，這次它們又在美國表明自己的作用，它們製造了一種局勢，使人們——正確地或錯誤地——感覺到這個局勢不是推薦給自由企業時代人們的治療法所能奏效的。實業階級本身害怕應用那些治療法所需要的各種「調整措施」，它接受——雖然自始至終喃喃抱怨——可以阻止1929至1933年舊事重現的細瑣的管理辦法，以後又接受可以防止1921年那樣的戰後危機的另一些辦法。這個階級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裡學會的東西很多，沒有學會的東西更多。它還接受新的財政負擔，50年前這樣負擔的一小部分就會使它負擔不了——順便說一下，所有當時的主要經濟學家都認為是不勝負擔的。實業階級接受或不接受這個新形勢無關緊要。勞工力量本身幾乎足夠強大，加上它與其他事實上（如果不是口頭上）背棄私人利潤經濟價值體系的集團結成聯盟後力量更加強大，足以阻止超出偶爾削弱其粗糙鋒芒的任何復舊。 讓我再說一遍：我從不認為，任何單純的「事件」，甚至「全面戰爭」那樣重大的事件，或者由此造成的政治局勢，或者個人或團體對這些局勢所懷的態度或心情，能支配社會歷史的長期面貌——它關係到一些更加深刻的力量。但我確實認為：此類事件以及由此產生的局勢可以廓清更根本趨勢發展道路上的障礙，否則這些障礙會絆住社會進化的步伐。請注意，這樣說並不為嚴肅的社會主義者構成歡迎此類事件的理由。沒有這類事件，向社會主義發展將會放慢但卻更加穩定，很少可能出現倒退和難以控制的局勢。國民生活各部分的發展將會協調得更加完善。因為，正如存在著一個有效的反對黨是民主政府有秩序地行使其職能的一個必要條件，存在抵抗制度變動的各種經濟力量，可能是使這種變動保持在安全限度內所必需的。 現在，使社會變動加速的最強有力因素之一是通貨膨脹。有那麼多的權威人士告訴我們，再也沒有任何東西像通貨膨脹那樣破壞社會的基礎，對這個命題沒有必要詳加論述。如果我們接受上面的論斷，那麼就可以從剛才所說的話說下去，根據所有可以想像的立場——只有不負責任的革命家的立場除外——戰後調整國家經濟過程最重要的辦法就是制止出現進一步的通貨膨脹。同時很清楚的是，在每個人都害怕此種政策的短期後果的地方，在必要的某些調整措施——尤其是提高先前受控制的物價而不提高貨幣工資——根本不是「政治上可能」 (3) 的地方，這是世上極端難辦的事情。在這種環境中所採取的而且1945年後實際執行的一條明顯的路線——在互相責備中實施，但仍得到大量同意——就是使用有控制的和平時期通貨膨脹的手段來緩和過渡期間的困難，並通過軍費開支和對歐洲援助政策，繼續保持高水平的國家支出，使上述辦法更加有效。實質上，這一切全達到了目的，因為大多數人都已明白——雖然不是所有經濟學家都明白——強勁有力的經濟發展所必然會引起大量投資需要的時期馬上就要來到，而希望避免重大的動亂，希望美國經濟將在一個緩慢上漲的物價水平上擴展，這種希望只要不發生另一次世界大戰，不管國外發生什麼變動，在一個時間內不是完全不合理的。 但這種類型的思路沒有把預示不詳的事實考慮進去。在不論是「自然的」或由高就業政策促成的高就業水平上（我們似乎終於放棄了充分就業口號），增加僱傭勞動貨幣成本的工資需求和其他需求變得不可避免並會引起通貨膨脹，它們之所以不可避免，因為高就業水平失去了工資需求和其他需求不應提高的唯一理由。它們之所以會引起通貨膨脹，是因為在高度利用資源情況下，向銀行借款和向上調整價格為滿足這些要求提供最容易的方法。雖然談判仍和各別工會進行，而滿足工資需求實際上是普遍的行動，所以我們正進入凱恩斯所說的境地，即貨幣工資率不再影響產量和就業，而只影響貨幣單位價值。只要工會領導和政府的情況像目前那樣，任何東西都阻止不了這個過程——不包括由於某些企業的特殊形勢所產生的例外——它意味著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壓力。對國庫不斷提高的需求和我們特高的累徵稅制當然使這種局面更加嚴重，當然這種局面並不是它們造成的。 沒有必要說明，像已經出現過的和還將發生的物價下跌，並不證明不存在通貨膨脹的壓力。即使不提戰後農產品價格的變化和其他不言自明的事例，每次通貨膨脹過程中都特有地出現這種物價下跌，這種情形可以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通貨膨脹恰當地加以說明。「受通貨膨脹痛苦」的人們此時大聲呼籲通貨緊縮，與我們同時代的那些經濟學家這時也呼籲收縮通貨，他們曾持有通貨緊縮的預後辦法以改正過去的錯誤，無論如何，他們似乎沒有能力預見除了通貨緊縮以外的任何事物。但這是對美國產業生產力的稱讚，因為是無心的所以更加真誠，關於我們社會受通貨膨脹還是受通貨緊縮的威脅，美國產業完全可能對此表示懷疑。 Ⅲ 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壓力狀態，從質的方面說，將產生削弱社會結構和加強起破壞作用的傾向的後果（不管怎麼小心地用「自由的」詞語包裹起來），每一個有能力的經濟學家習慣於把這種後果歸因於較觸目的通貨膨脹。但事實不僅如此。此外，對這樣局勢的某些標準補救辦法不會緩和，甚至還可能加劇目前的局勢。在我看來，人們似乎還沒有充分理解這一點。所以讓我們以最簡短方式，談一談三種類型的補救辦法。 1．控制通貨膨脹的全部辦法中最正統的方法是通過利率或信貸配額之類的手段對借款數量採取行動。我當然充分理解，如果要達到的是自由企業經濟意義上的正常狀態 ，利率必須從低利率政策的控制下擺脫出來，對於每一個希望恢復這樣正常狀態的人來說，解放——或重建——自由貨幣市場必定是極端重要的一點。但這點不會改變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目前限制性的信貸政策產生的後果將十分不同於舊信貸政策理論促使我們指望的那種後果。不附帶任何條件地接受舊信貸政策理論——為方便論述起見——我們不禁要說，它適用於任何事物皆完全靈活可變的世界，而那個世界不怕我可以稱之為補救性衰退的那種東西。在那樣的世界裡，提高利率被認為會減少工作量、貨幣工資和就業機會 。這些後果目前肯定不會出現，萬一出現這些後果，將立即引起政府採取行動以抵消其作用。換言之，信貸限制在目前除了增加工商業困難外達不到別的目的，甚至對消費者信貸的限制也有某種程度的同樣後果，雖然在這個領域裡無疑有某些事情可做。 2．以增加稅收的辦法來控制通貨膨脹同樣是正統的補救辦法，而且它是受否定信貸限制的現代經濟學家歡迎的補救辦法，但在它面前也有同樣的困難。提高消費稅可完成某種意圖是十分確實的。在通貨膨脹形勢下這個辦法甚至算得上良好的凱恩斯主義。但是，如果增加的是公司稅和高收入階層的所得稅，對通貨膨脹壓力的作用充其量也很小，甚至可能產生相反的作用。因為，如果目前產業發展的速度要繼續下去，從而目前設備報廢率要繼續下去，為彌補可使用的非通貨膨脹集資手段的減少，不得不日益依賴通貨膨脹性質的銀行信貸。反過來，降低產業發展和設備報廢的速度，的確可以減輕通貨膨脹壓力於一時，但從長期看卻會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 (4) 3．第三種通常的補救辦法是直接控制——限定物價，列出優先項目以及諸如此類的辦法（包括補助金制度）。某些輿論為什麼對這些辦法如此喜愛是不需要在這裡評論的問題。特別對官僚政治機構來說，重新採用這些辦法等於再度征服已經喪失的地盤；對於工會來說，這意味著在爭奪有利項目中取得決定性的優勢；對工商業來說，這意味退路的喪失，因為在此之前，對它的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打擊可以部分地（即使不是完全地）用物價調整來抵消。或者說，採用了這些辦法至少將使工商業的退路要取決於政府的許可，沒有理由相信政府會為獲得改進生產機器的手段而給予這種許可。換言之，價格控制可能造成私人企業向政府當局投降，就是說等於向完全的計劃經濟跨出一大步。 ［到這裡，約瑟夫·熊彼特停止了把演講摘記改寫成文的工作。聽過他這篇演講的人會記得，在演講末尾，他幾乎沒有時間回過頭來談談開場時提到的有關問題，只是極簡短地總結一下在現存政治條件下這個國家的經濟未來和目前通貨膨脹壓力狀況。他「極端簡略」地提到的某幾個論點，可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的美國第2版或英國第3版，或者在1948年6月號《全國商業》雜誌刊登的《還有時間制止通貨膨脹》一文中找到比較詳盡的論述。 以下幾段是根據回憶和根據演講的摘記整理出來的。］ 我並不假裝有能力預言；我僅僅辨明事實並指出那些事實表明的趨勢。 持續的通貨膨脹壓力對於官僚政治結構最後征服私人企業制度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由此產生的磨擦和僵局歸咎於私人企業，並作為進一步限制和管理私人企業的論據。我並不是說，任何集團有意識地執行這條路線，但執行一條路線達到一個目的從來不是完全有意識的。非常可能出現一種局勢，在這個局勢中大多數人將認為完全的計劃經濟是可能造成的所有禍害中最小的禍害。他們當然不會稱這種局勢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推測起來，他們在計劃中可能為農民、零售商人和小工廠主作出某種例外的規定；在這種環境下，作為價值體系、生活方式和一種文明的資本主義（自由企業制度）也許不值得人們操心了。 美國大規模生產的才能（對這種生活方式所抱的樂觀情緒完全依託在過去這種才能的表現上）能否經得起這種考驗，我不敢肯定；造成這個局勢的種種政策有沒有可能顛倒過來，我也不敢肯定。 馬克思斷定資本主義崩潰的方式是錯誤的；但他預言資本主義最終瑟將崩潰並沒有錯。停滯主義者 對資本主義進展停滯原因的診斷是錯誤的；但他們診斷——即使有國家部門的充分幫助——資本主義發展會停滯，看來可能還是正確的。 (5) 1949年12月30日 ———————————————————— (1) 約瑟夫·熊彼特1949年12月30日在紐約美國經濟學會上發表「大步進入社會主義」的演講，他講話不是根據準備好的手稿，而是根據他的摘記。他為學會公報把這些摘記改寫成論文，在去世前一天晚上才差不多把這篇論文寫完。他原望在第二天（1950年1月8日）去芝加哥華爾格林基金會發表演講之前完成這篇論文稿。現在發表在這裡的論文是它的初稿，和所有他的稿件一樣，由他親手書寫，而且寫得很仔細；但他沒有機會作細微處的改正，也沒有機會寫完結尾幾段文字。我們所作的校正工作主要是補上一些標點或偶爾遺漏的字，儘量保持原樣不作更動，簡短的結尾幾段是由他的妻子根據他的摘記和她的記憶補上的。 (2) 由於明顯的理由，在更多情況下，把共產主義一詞（不是俄國所說的那種共產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同義詞使用。 (3) 另一條路線，即壓低貨幣工資和物價，不但更少「政治上的可能」，而且更難不引起嚴重的經濟蕭條。 (4) 我不難理解為何這個主張不能打動我們的激進朋友。但我坦率承認，我覺得很難理解某些卓越經濟學家的立場，絲毫不能懷疑他們歡迎我們產業機器不能成功地運轉，但他們認為在美國和英國，可以把降低產業投資作為制止通貨膨脹可接受的辦法之一。附帶說，應當注意某些忠實的保守分子的意見，他們認為推行高額和高度累進的稅制可能有助長通貨膨脹的危險，而（在恰當場合）降低稅收則可能減少通貨膨脹的危險，這個意見不一定應受它常常受到的嘲笑。 (5) 本文為美國經濟學會的《論文與記錄匯編》（1949年12月）而寫，現得到該學會允許重印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