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 研究 · 二、《資本論》研究的對象與方法

（一）《資本論》的哲學基礎 我們知道，馬克思撰寫《資本論》是為了完成一項時代所賦予他的階級歷史任務，那就是教育指導工人階級進行革命鬥爭的任務。我們又知道，馬克思很出色地完成了這個任務。恩格斯對於《資本論》的評語是：「自地球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象我們面前這本書那樣，對於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10]而勞動者對於《資本論》的反應，則是如馬克思自己所說的：「《資本論》迅速在德國工人階級廣大範圍內得到的理解，對我的勞動來說，是一種最好的報酬。」[11]《資本論》所以對工人階級那樣重要，工人階級所以能很快地領悟並接受《資本論》裡面所講的道理，就因為那些道理不但符合工人階級的實際情況，而且也符合於他們的要求和對未來的展望；使他們從傳統的流行的社會思想意識，特別是從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乃至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束縛中，解脫出來。這就表明，作為一部經濟學論著來看，《資本論》首先就不能不是對於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對於政治經濟學的革命。或者說，不能不是把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治經濟學，變革為為工人階級服務的政治經濟學了。 要對政治經濟學作這樣的變革，也並不是說，把以往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幾百年研究的成果，全拋在一邊，重新另起爐灶，那樣做，不但不符合人類科學發展上需要不斷總結經驗，接受優秀遺產的現實道理，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要儘量吸收利用以往有關科學知識，來為工人階級事業服務的有效途徑。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要做的，就是在對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展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批判吸收中，建立起新的經濟理論體系。這樣一個科學革命工作，顯然不能就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某一些方面或某一些論點，枝枝節節地去批判，而是要在一個正確的科學體系中，去看它這一方面那一方面的理論或論點，對在哪裡，錯在哪裡。恩格斯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就這樣說明過：「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絕不是對經濟學的個別章節作零碎的批判，絕不是對經濟學的某些爭論問題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開始就以系統地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複雜內容，並且在聯繫中闡述資產階級生產和資產階級交換的規律為目的。既然經濟學家無非是這些規律的解釋者和辯護人，那末，這種闡述同時也就是對全部經濟學文獻的批判。」[12]我們知道，《資本論》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恩格斯對於《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話，當然適用於《資本論》。 事實上，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者（不單是庸俗的，也包括古典的）的致命缺點，就在於他們的研究，缺少正確的哲學基礎，也就是說，缺少科學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方法原理。由於他們對於自己所研究的對象，即資本主義制度，在一方面，自始就把它看作是人類社會最合理的、最後的制度，是再也不會變革的制度；同時又不自覺其矛盾地、籠統地把它看作是人類的社會制度，以為這種制度下存在的各種經濟範疇、原則、規律，適用於人類不同的社會。由前一個錯誤的看法，就促使他們把一些不合理的經濟關係、經濟現象，儘量說成是合理的、自然的；由後一個錯誤的看法，又使他們把一些只是具有資本主義特質特點的東西，說成是普遍的、一般的。這就說明，他們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研究，不僅採取了形上學的觀點，在那種觀點的指導下，還運用了極不正確的方法。馬克思恰好是從這裡下手，來展開他對於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並由此確立他的新的政治經濟學體系的。 馬克思的哲學，包括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正如他的政治經濟學是在批判吸收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樣，他的哲學也是在批判吸收古典哲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有一點必須指出，如果說，他的唯物論是清算了費爾巴哈等舊唯物論者的機械的、形上學的傾向的結果，他的辯證法是清算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因素的結果；而他的唯物史觀，則是他把他的唯物論與辯證法結合起來形成的辯證唯物論，進一步擴展到社會生活領域，而作出的一個嶄新的發現。由於這個發現，我們就對自然、對社會、對人類思想本身，有一個完整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同時也有了符合這個世界觀的本質要求的辯證方法原理。從這個世界觀出發，從存在決定意識這個根本的命題出發，引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再在社會存在中引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著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過程的原則；再在物質生活生產方式中，引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這兩個相適應又相矛盾的辯證的規定因素。這樣，就為一切社會科學，特別是為政治經濟學找到了如何進行研究，並且必須從哪裡著手去研究的客觀依據。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這樣表述了作為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導線的唯物歷史觀：「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13]由於馬克思是沿著這個導線來展開他對於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並從而建立他的新的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所以恩格斯說：「這種德國的經濟學本質上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的」[14]。很顯然，在研究批判中採取了這樣的觀點，他的方法，便必須是反對形上學的自然主義的，必須是唯物的辯證方法。恩格斯也指出：「馬克思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作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於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15] 在下面，我們將依據這個哲學基礎，就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或《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分別加以說明。 （二）《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 從上面講到的唯物史觀公式，我們清楚看到，馬克思是把他的《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確定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方面。他不但這樣確定了他的研究對象，並且還把這個對象，作了非常嚴密的科學的規定： 「……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 「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16] 他這樣來確定來規定的研究對象，我們大家今天似乎過於熟悉了，倒反而不大容易認清它的積極的深刻的意義。但是只要問一問：這和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定的研究對象有什麼不同呢？為什麼抓住這個研究對象，一開始就給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以沉重的打擊呢？當問到這些的時候，我們的想法，就會有所不同了。 我認為，需要從以下這幾個方面把問題交代清楚： 首先，《資本論》所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而不是含糊籠統地講什麼人類社會的一般生產關係，這才有可能就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來研究它的經濟關係和規律。列寧非常重視這一點，他說：「馬克思只說到一個『社會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換句話說，他研究的只是這個形態而不是別的形態的發展規律」[17]。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者不必說，就是那些古典經濟學者，也時常在封建的經濟關係與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之間，扯來扯去；有時還用原始人類漁獵捕獲物的交換關係，來類比十八、十九世紀的商品價值關係；說貨幣是產生於人類的求利本能，把資本看成是任何社會都能存在的生產工具。這樣混淆概念，濫用邏輯，如何能把握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質和特點！ 其次，馬克思所講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並不只是一般所說的在生產上結成的關係，尤其不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在他們的經濟學論著中論生產或論生產技術條件所談到的那種關係，而是在資產階級統治下，以所生產所交換的勞動生產物為媒介，而由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構成的社會關係。恩格斯說，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係；可是這些關係總是同物結合著，並且作為物出現；誠然，這個或那個經濟學家在個別場合也曾覺察到這種聯繫，而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對於整個經濟學的意義……」[18]。 再次，由於馬克思所理解的生產關係，是由資產階級支配的、資產階級剝削勞動者階級的那種社會關係，那末，這種關係本身，就必須以所有制為前提，就必須肯定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同時也是勞動生產物的占有者。所以，如前面講到的，馬克思又說財產關係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史達林更對此作了引申的說明，認為生產關係包括：「（一）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係，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三）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19]在這個說明中，不僅包括了所有制，還把生產、交換與分配及其相互的主從關係也包括在裡面了。這完全符合馬克思的「生產關係總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概念。而且只有這樣，它才能算是這門科學的全面研究對象。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儘管把所有制看成是資本主義的命根子，可是在他們的理論說明中，卻往往把它看成是可有可無的東西，甚至有意不接觸到它，這只能說明，他們的理論受到了如何大的階級限制。 還必須指出，馬克思認為，具有上述那些含義或社會規定性的生產關係，是要和當時所在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20]；原來的生產關係，就要為新的生產關係所代替了。馬克思在另一個場合，把這稱為「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係的概念的辯證法」，也許是因為他怕人們會機械地理解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發展程度的意義，還特地對那句話加以限制，說那是「這樣一種辯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21]。列寧認定，馬克思關於生產關係與一定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合的提法，是一切社會科學得以建立的現實的理論基礎。他說：「只有把社會關係歸結於生產關係，把生產關係歸結於生產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不言而喻，沒有這種觀點，也就不會有社會科學。」這樣，當然也不會有科學的經濟學。他還對此作這樣的例解：「主觀主義者雖然承認歷史現象的規律性，但不能把這些現象的進化看做自然歷史過程，這是因為他們只限於指出社會思想和人的目的，而不善於把這些思想和目的歸結於物質的社會關係。」[22]但是，我們在這裡無論是根據馬克思所說的，還是根據列寧所說的，都只能認定，物質生產力對生產關係有決定性的約束力，有非常密切的聯繫，但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它和生產關係一樣，甚至還主要，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種結論在全部《資本論》中，是找不到根據的。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有時也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那只是表明，那種研究要結合生產力來進行，並通過生產關係是在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還是在妨害著生產力的發展，來表現這種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運動。他們的著眼點，是從社會的方面，看生產關係是否促進生產力，而絕不是從技術的方面講求如何提高生產力。我體會，馬克思看待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關係，有些類似他看待價值和使用價值的關係。商品的分析，離不開使用價值，但分析商品的著眼點，仍在價值或交換價值；商品的運動，是由於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展開的，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總體運動，則是由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展開的。象這樣，既要聯繫到使用價值，又不是以使用價值為研究對象；既要聯繫到生產力，又不是以生產力為對象，是高度運用抽象力的結果。事實上，我們將會看到，《資本論》的作者，如果不把他的研究對象確定為生產關係，《資本論》就不可能有一個完整的嚴密的體系。 通過上面的幾點說明，我們對於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生產關係，應當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綜合理解。那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以所有制為出發點，以生產為決定環節，以勞動生產物為媒介，而由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結成的階級關係，或由他們的相互經濟關係和相互利害矛盾關係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這種階級關係，或社會經濟結構，還要有一定的社會生產力，作為它的物質前提。這是由馬克思自己以及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作了科學規定的生產關係，它比我們一般理解的規定性，要複雜得多，它的內容也要豐富得多。只有這樣對生產關係作了嚴密的科學規定，才能把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及其根本矛盾，全揭出來；也才能把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聯繫及其各種運動，全包括在裡面；而所有的資本主義經濟範疇，才能被看作是那種生產關係的這一方面那一方面的理論表現。馬克思說：「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一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裡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與的；因而範疇表現這個一定社會的、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23]如果在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中，象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做的那樣，把資本主義社會這個主體抽象去了，把所有制抽象去了，把階級的矛盾關係抽象去了，甚至往往把它的物質前提抽象去了，那麼，所研究的一切範疇概念，就將和自然科學上的各種範疇概念一樣沒有社會的性質。 其實，在把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加以區別之後，我們就是對於自然現象，也必須根據它們的不同的特質、不同的矛盾，來進行分析。毛澤東同志指示我們：「對於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24]關係人們經濟利害的社會現象的研究，怎能不把握它的本質矛盾關係呢？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他的《資本論》，是以揭露資產階級剝削本質，揭露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為目的，所以一開始就明確把握所研究的對象，並給予這個對象以非常嚴密的、完全符合於客觀事實的科學規定。這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批判的一個抓住要害的步驟，是建立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決定關鍵，同時也是我們學習《資本論》首先要搞清楚的重要環節。 （三）《資本論》的方法是唯物主義的辯證方法 《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既經明確了，現在我們要進而討論它的方法。雖然確定什麼是研究對象，也是方法論上要處理的問題，但我們這裡卻是要指出：已經確定了的這樣的對象，必須用怎樣的方法來研究它。 馬克思對於經濟學的研究，自始就是非常重視方法的。早在一八四七年批判蒲魯東的一部經典著作——《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就對蒲魯東的形上學方法，作了尖銳的批評。他指出蒲魯東沒有用歷史的辯證的觀點方法，去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生產關係，及其內在的矛盾運動和發展，卻把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從那種生產關係抽象出來的範疇，概念原則，看成是既定的，永久不變的；以那些概念範疇間的矛盾表現，來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在的現實矛盾運動的分析。結果，他就只能在資產階級經濟學概念中翻筋斗。事實上，那些「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係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係本身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係的歷史運動。」[25]從這裡，我們已不難看到，馬克思在他對於蒲魯東，從而也是對於資產階級的經濟學的批判中，已不僅表明他是如何重視方法，還表明他重視的是什麼方法。 以唯物主義的辯證方法，來反對並代替資產階級的形上學的方法，就使得經濟學發生了徹底革命。 把資本主義社會，看成是不再變革的、最後的社會形態，這就是自然主義的形上學的觀點。依照這個觀點，就會把各種經濟事物當作是孤立的，或沒有內在聯繫的，認定它們只有量變而沒有質變的，只強調對立物統一的一面，而不注意其對立鬥爭的一面。這樣來對待並處理社會經濟關係及其問題，就是經濟學的形上學的方法。比如就作為資本主義運動根源的對立物的統一與鬥爭來說，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總是傾向於對立物的相互聯繫或統一的一面，而不肯強調鬥爭的一面。馬克思曾批判英國經濟學家約翰·穆勒說：「在經濟關係——以及它所表示的範疇——包含對立性的地方，在矛盾和矛盾的統一存在的地方，他總是把對立物的統一強調，而把諸對立物否定。他把對立物的統一，化為對立物的直接的同一。」[26]愈到晚近，所有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以及一切右翼社會黨人和修正主義者，都在把穆勒這種看法，作為他們的階級調和論和階級合作論的理論基礎。 但必須指出，十九世紀以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以要採取那種形上學的觀點和方法，除了他們的階級立場，愈來愈以採取這樣觀點方法對他們有利以外，還因為當時的社會生產水平與交換關係，還有些妨礙他們放開眼界，全面地、深入地把全社會經濟當作一個整體來考察它的內部聯繫及其矛盾運動的規律。而這正是有待於採取唯物主義的辯證觀點，運用辯證方法才能正確處理和發現的。依辯證的觀點看來，各種社會經濟事物是有它們的內在聯繫的，它們在「自己運動」中，不但有量變，並還有質變，而作為其變動的推動力，則不是什麼對立物的相互依存與統一，而恰好是它們的矛盾與鬥爭。這和上述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形上學觀點，是完全相反的。而依據這個觀點，來對待處理現實經濟關係，當然會得出相反的結果。這就是為什麼在經濟研究方面運用辯證方法，就要引起經濟學徹底革命的原因。 與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形上學地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所得出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將永遠維持下去的結論相反，馬克思運用唯物主義的辯證方法，卻明確而不可動搖地揭露出了它的暫時性與過渡性。關於什麼是經濟學的辯證方法問題，馬克思曾借一位俄國經濟學者就他的《資本論》的方法所講的話，來加以表述。那位經濟學者說： 「對馬克思說來，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從事研究的各種現象的規律。並且他認為重要的，不僅是在這各種現象具有一個完成形式，並保持一種可以在一定期間內看到的聯繫的時候支配著這各種現象的規律。對於他，比什麼都重要的，是這各種現象的變化規律，它們的發展規律，那就是由一個形態過渡到另一個形態，由一種聯繫秩序過渡到另一種聯繫秩序的規律。這種規律一經發現，他就要詳細研究這種規律在社會生活上由以表現的各種結果。……所以，馬克思所殷切關懷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用嚴格的科學研究，證明社會關係上某些具有一定性質的秩序的必然性，並且把那些對他說來是當作出發點和根據點的事實，儘可能完善地指證出來。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只要證明現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時另一種秩序也有其必然性，並且不管人們是否相信，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前一種秩序總是不可避免地要推移到這另一種秩序中去。馬克思把社會的運動看為是一個自然史的過程；……有人會說，經濟生活的一般規律永遠是一樣的，不管是適用於現在，還是適用於過去，都是一樣的。馬克思正好否認了這一點。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照他的意見，正好相反，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特有的規律。……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不同，社會關係和支配這種社會關係的規律也不同。馬克思抱定這個目標，從這個觀點去研究並且說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時，他不過嚴密科學地，樹立了每一種對經濟生活進行的準確研究所必須具有的目標。……這樣一種研究的科學價值，是在於闡明，一定社會有機體的發生，生存，發展，死亡，以及它由另一個高級社會有機體代替的事實，受著一些什麼特殊的規律支配。」[27] 馬克思曾滿意地指出，那位俄國經濟學者描述的《資本論》的現實研究方法，就是他的辯證方法。那段話不僅指出了這種方法怎樣依據唯物主義的辯證觀點來進行研究，還指出了，要怎樣研究才好把所研究對象的辯證發展關係表達出來。儘管如此，但資本主義經濟現象是錯綜複雜的、變化多端的，所有上面引文中提到的各種現象中存在的規律，特別是它們的變化的規律、發展的規律、由一形態推移到另一形態的規律，並不是明明白白擺在那裡，叫人們一看就清楚的。因此還必須根據資本主義性質，用這樣或那樣的較具體的方式方法，從各種表面複雜的現象中，去發現它們的本質關係，去確定它們的最重要的方面，最有決定性的過程，而由是把資本主義的內在聯繫，其矛盾運動傾向，作為一個辯證發展的體系，在觀念上複製或再生產出來。至於那些較具體的方式方法的如何運用的問題，馬克思自己及其他革命導師，曾分別給予我們一些重要的指示。 馬克思在表示他在《資本論》中應用的現實方法不外就是辯證方法以後，緊接著提出了研究的方法與說明的方法。他指示我們：「研究必須詳細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發展形態，並探尋出這各種形態的內部聯繫。只有在完成這種工作之後，實際的運動方才能夠適當地敘述出來。」[28] 說到怎樣進行這種綜合說明或敘述，恩格斯曾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文中，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依照已經確立的辯證方法，也可以採取歷史與邏輯的兩種方法來進行。他指出了這兩者的直接聯繫和區別；而在理論的研究上，則以採取大體上體現著現實歷史進程的邏輯的方法較為適合[29]。上面引文中講到的馬克思看得更重要的，是現象之變化的規律，發展的規律，由一形態到他一形態、由一種聯繫的秩序到另一種聯繫的秩序的推移的規律等等，就是指著這種必然的邏輯。而馬克思自己，在他著手寫《政治經濟學批判》時，所寫的一篇「導言」中，也曾講到，經濟學的研究或其敘述的程序，按照十七世紀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所做的那樣，從活生生的總體狀況入手，總是行不通的，總是需要藉助於分析已經得到的一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關係，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開始，然後由此一步一步地引到包含著更複雜規定的具體，即由簡單的抽象上升到複雜的具體。但這樣的說明敘述程序，一點也不能理解為任何一個包含有較複雜的關係或規定性的範疇的確定和研究，不要接觸到活生生的具體情況。否則就成為脫離實際的從概念到更複雜的概念的抽象研究了。 在這裡我們還需要指出，列寧就應用分析方法與綜合方法所作的指示，對於我們有極大的啟示意義。他說：「應用分析的方法還是應用綜合的方法，這決不是（如通常所說的）『我們隨心所欲的事』，——這取決於『那些必須認識的對象本身』」[30]。對分析綜合方法的應用如此，對上述研究方法與說明方法、歷史和邏輯方法、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等的應用，也是如此。對於同一經濟制度下的各種不同經濟關係，經濟問題，需要根據全面發展的觀點，辯證法的要求，因所研究對象的性質範圍而運用不同的認識手段或各種較具體的方式方法。 所有在經濟學研究上分別處理不同問題對象所應用的這些方式方法，其中也還包括形式邏輯上的歸納法與演繹法，都是從屬於辯證方法，而構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辯證方法論體系，在本質上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形上學體系相區別。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不僅很突出地強調歸納方法或演繹方法，以致形成經濟學上演繹學派和歸納學派。我們還知道有所謂歷史學派、抽象學派，他們不時還大言不慚地玩弄「經濟分析」的詞彙。但他們在應用那些方法的時候，不僅是非常片面的、隨意的，而且是依照他們那種形上學的觀點方法，把社會經濟現象看成是孤立的、或沒有內在本質聯繫的、沒有質變的，或者只有聯繫統一而沒有矛盾鬥爭的。這樣，他們就是運用任何有效的認識的手段或方式方法，都很難達到正確認識所研究對象的目的。恩格斯指示我們說，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上，「現今發展階段上的德國的辯證方法比舊時庸俗嘮叨的形上學的方法優越，至少象鐵路比中世紀的交通工具優越一樣」[31]。 馬克思批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成功地建立起他自己的新經濟學，就是因為他一開始就掌握並運用了這個辯證的方法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