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 · 第七篇　資本的蓄積過程

導　論 一個貨幣額化為生產手段及勞動力的轉化，是當作資本用的價值量所通過的第一段運動。這種運動，是在流通範圍，在市場上進行的。第二段運動，即是生產過程。這過程，在生產手段轉化為商品，其價值較大於其構成分子的價值時，換言之，轉化為商品，其價值等於原墊支資本加剩餘價值時，便宣告終結。這種商品，接著必須再投人流通範圍，就在那裡售賣，並在貨幣上實現其價值。這貨幣又重新轉化為資本，如是不絕的反覆更新。像這樣不絕通過諸繼起階段的循環，就是資本的流通（Zirkulation des Kapitals）。 蓄積（Akkumulation）的第一條件是，資本家必須售賣其商品，更把售賣商品所得的貨幣的大部分，再轉化為資本。在下面，我們假定資本是以正常的方法，通過其流通過程。至若這種過程的詳細分析，則留待本書第二卷。 生產剩餘價值的資本家，即直接由勞動者吸取無給勞動，更把這無給勞動固定在商品上的資本家，無疑是這種剩餘價值的最初占有者，但決不是最終的所有者。他必須拿剩餘價值，和那些在全社會生產上盡了別種機能的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等分割。因此，剩餘價值要分割為各種不同的部分，歸屬於各種相異範疇的人，採取利潤，利息，商業利益（Handelsgewinn），地租等各別的互相獨立的形態。此等轉化的剩餘價值形態，我們只能留到本書第三卷討論。 因此，我們以下的說明，在一方面，假定生產商品的資本家，是照價值售賣，至若資本在流通範圍內採取如何的新形態，再生產在這形態下含有如何的具體條件，則不打算論及。另一方面，我們又把資本主義的生產家，視為是剩餘價值全部的所有者，或視為是一切分贓者的代表。總之，我們對於蓄積，暫只打算由抽象的觀點，把它當作直接生產過程上的一個通過點，來考察。 在蓄積發生的限度內，資本家必會售賣他的商品，並把售賣所得的貨幣再轉化為資本。此外，剩餘價值分割為種種部分的事實，不會在剩餘價值的性質上，也不會在剩餘價值當作蓄積要素的必要條件上，引起何等變化。資本主義的生產家，無論自己保留剩餘價值多少，讓渡他人多少，他總歸是剩餘價值的最初的占有者。因此，我們說明蓄積時的假定，與現實蓄積上的情形，並沒有何等差別。在另一方面，蓄積過程之單純的基本形態，不免被剩餘價值的分割及流通手段的運動弄成曖昧不明；所以，在蓄積過程的純粹的分析上，我們必須暫時把隱蔽那種機構內部作用的一切現象，置於度外。 第二十一章　單純再生產 生產過程，無論其社會形態如何，都必須是連續的，或周期地不絕地重新通過相同的各階段。一個社會不能中止消費，也同樣的不能中止生產。所以，社會的生產過程，如當作一個連續的關聯和無間斷的更新的流來觀察，便同時是再生產過程（Reproduktionsprozess）。 生產的條件，同時也就是再生產的條件。不論那種社會，如非其生產物的一部分，不絕再轉化為生產手段，再轉化為新的生產要素，它就不能賡續生產，從而，不能再生產。在其他情形不變的限度內，一個社會在一年的期間內，如不以等量的同種的物件，彌補它消費了的生產手段即勞動工具；原料，及補助材料等，它就不能再生產或保存同一規模的財富。此等物件，必須由年產物量中分離，而重新加人生產過程。由是，年產物中的一定數量，必須屬於生產的領域。此一定數量的生產物，最初就決定供生產的消費（Produktire Konsumtion），它們的自然形態，大抵不適於個人的消費（Individuelle Konsumtion）。 如其生產採取資本主義的形態，再生產也同樣採取資本主義的形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下，勞動過程不過是價值增殖過程的一個手段；同樣的，在資本主義再生產形態之下，勞動過程也不過是再生產墊支價值的一個手段，而這墊支價值，是當作資本，當作自己增殖的價值看待的。一個人所以披有資本家的經濟的外裝，只不過因為他的貨幣不絕當作資本用。例如，100鎊的墊支貨幣，今年轉化為資本，生出20鎊的剩餘價值，這一貨幣額，在明年，在以後諸年度，都必得復演同一的作用。剩餘價值，當作墊支資本的周期的附加量，當作過程中的資本（prozessierenden Kapital）之周期的果實，便取得了從資本生出的所得（Revenue）的形態[1]。 假若這所得只不過充當資本家的消費基金，周期地取得，周期地耗去，那麼，在其他情形不變的限度內，我們就有了單純再生產（einfache Reproduktion）。這種單純再生產，雖只是生產過程以同一的規模反覆，但這樣的反覆或繼續，卻要給予生產過程以若干新的性質，或者說，要消滅孤立生產過程所有的若干外表上的特徵。 一定時間內的勞動力的購買，是生產過程的開端；這個開端，每屆勞動出賣期滿，或經過一定生產期間（一周一月等），即不絕更新。但是勞動者，須待他已經把勞動力支出，已經在商品中，不僅實現了勞動力價值，且實現了剩餘價值以後，方才能得到他的給付。因此，他所生產的，不僅是剩餘價值，在這場合，我們假定那是充作資本家個人的消費基金（Konsumtionsfond）；並在可變資本（勞動者自己的給付的基金）在工資形態上流回到勞動者手中以前，生產出可變資本。他不斷被使用，僅因他不斷再生產這種基金。視工資為生產物一個分額的經濟學公式（參照第16章第Ⅱ項），就是由此導出的[2]。以工資形態不絕流回到勞動者手中的，是不斷由勞動者自己再生產的生產物的一部分。不錯，資本家是以貨幣支付勞動者的商品價值，但這貨幣不外是勞動生產物的或其一部分的轉化形態。當勞動者把生產手段的一部分轉化為生產物時，他以前的生產物的一部分，則在市場上再轉化為貨幣。他本星期或這半年所得的勞動力的給付，是他前星期或前半年的勞動。由貨幣形態產生的幻想，在我們不考察個個勞動者與個個資本家，而考察勞動者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的場合，是馬上要消滅的。資本家階級是不絕在貨幣形態上支付勞動者階級以支票，使後者能在勞動者階級所生產，資本家階級所占有的生產物中，支取一部分。勞動者也不絕把這支票返還資本家階級，資本家階級即由這個緣故能在他自己的生產物中，取得那歸屬於他自己的部分。這種交易，由生產物的商品形態和商品的貨幣形態所掩蔽了。 因此，可變資本，不過是勞動者生活資料基金或勞動基金（Arbeitsfond）所採取的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現象形態；那種勞動基金，為勞動者維持自己及生殖所必要，並且，在一切社會生產制度之下，都得由他們自己生產和再生產出來。這個勞動基金不絕在勞動的支付手段的形態上，流到他手中，因為他自己的生產物，不絕在資本形態上由他手中離開。但勞動基金的這種現象形態，並沒有絲毫改變以次的事實，即，資本家墊支於勞動者的，是勞動者自己的對象化的勞動[3]。試以徭役農民為例來說。在一周中，比如他有三天以自己的生產手段，耕作他自己的田園，其他三日，則在地主土地上從事徭役勞動。他雖不斷再生產自己的勞動基金，但這勞動基金，並沒有採取這樣的形態，那就是它並不是第三者為他的勞動而墊支的支付手段。他對領主的無給的強制勞動，不曾採取自願的有給勞動的形態。如其有一天，他的田園，家畜，種子，總之，他的生產手段，為領主所占有，在這時以後，他就不得不向領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了。在其他情形不變的限度內，他依然每周勞動六日，三日為自己，其餘三日為領主，不過領主在這場合，要變為支付工資的資本主了。農民這時依舊是把生產手段，當作生產手段消費，而把它們的價值，移轉到生產物上。生產物的一定部分，依舊要用在再生產上面。這都與從前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如果徭役勞動採取工資勞動的形態，則由徭役勞動照先前那樣生產並再生產的勞動基金，也採取前領主對他墊支的資本的形態。即在今日，勞動基金，仍不過例外的，以資本形態出現在地球上面。但這個事實，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是視若無睹的，他們的狹隘的頭腦，不能把現象形態，由事物的本體分開[4]。 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時，我們如果把它當作是一個不斷更新的流，可變資本才不復是由資本家自有的基金中墊支的價值[5]。但雖然如此，這個過程究須從某時某處開始。所以，依我們上面的立場來說，似乎有這種情形；即，資本家曾在某時期，由某種與他人的無給勞動，無關的原始蓄積（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成為貨幣所有者，由是，他得以勞動力購買者的資格，出進市場。但無論怎樣，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單純的連續，即單純再生產，總會在可變資本，並且在總資本上，引起其他的可驚的變化。 例如，以1000鎊資本，周期的（比方說每年）造出200鎊剩餘價值；如這剩餘價值逐年消費掉，則在同一生產過程反覆五年之後，消費的剩餘價值的總額，顯為5×200即1000鎊，與原來墊支的1000鎊資本價值相等。如其年年造出的剩餘價值，僅是一部分，例如說，僅是一半消費掉，則在這種過程反覆十年之後，也會發生同一結果，因為10×100，等於1000鎊。要之，以一年間消費的剩餘價值，除墊支資本價值，就可知道，原墊支資本，經過幾年之後，會為資本家所消費所消滅。那就是，可以得到再生產期間的年數。在資本家設想，他是消費他人的無給勞動的產物，即剩餘價值，而照樣保存其原資本價值；但他這種想法，不能改變事實。經過一定年數之後，他占有的資本價值，等於他在同一期間沒有給與等價而占有的剩餘價值額，他消費了的價值額，等於原資本價值。不錯，他手中保存有一宗額數不變的資本，其中的一部分如建築物機械等，在營業開始的當時，即已存在。但在這裡成為問題的，不是資本之物質的構成要素，而是資本的價值。一個人如因他負有與所有財產相等的債務，而將財產全部用完，他的全部財產，就不過代表他的債務總額。資本家消費其墊支資本的等價時，也是如此。他現有資本的價值，不過代表他未給與代價而占有的剩餘價值總額。他的原資本，沒有一個價值原子還存在著。 要之，且把蓄積這件事暫置不論。生產過程的單純的連續，或單純再生產，也必然會在或長或短的時期後，把資本轉化為蓄積的資本，或資本化的剩餘價值。資本在原加入生產過程之際，縱令是僱主自身勞動所獲得的所有物，也遲早要成為不給等價而占有的價值，成為他人的無給勞動在貨幣形態或其他形態下的體化物。 我們在第四章講過，要把貨幣轉化為資本，單靠價值生產及商品流通的存在是不夠的。那必須在一方面有價值或貨幣的所有者，在他方面有價值創造實體的所有者；在一方面有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在他方面有那些除勞動力外即一無所有的人，他們互相當作購買者和售賣者而相互對立。即，勞動生產物與勞動自身的分離，客觀的勞動條件與主觀的勞動力的分離，乃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事實上的基礎和出發點。 然而，這在最初只不過當作出發點的事實，往後，卻依生產過程的單純繼續，即依單純再生產，當作資本主義生產之特殊結果，不絕更新，不絕永久化了。在一方面，生產過程，不絕使物質的財富，轉化為資本，轉化為資本家增殖價值的手段和享受的手段；同時，在另一方面，勞動者則以原來進入生產過程的姿態，不絕由那裡出來，他是財富的人格的源泉，但一切為自己致富的手段，都被剝奪去了。因為在他進入生產過程以前，他自己的勞動，已經要由勞動力的出賣，而從他自己分離，成為資本家的所有物，而併合於資本；所以在生產過程進行中，他的勞動必須不斷實現在他人的生產物中。又因為生產過程，實即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所以勞動者的生產物，不但要不絕轉化為商品，還要不絕轉化為資本，轉化為吸收價值創造力的價值，轉化為購買人的生活資料，轉化為雇用生產者的生產手段[6]。因此，勞動者要不絕生產客觀的財富，這財富要當作資本，當作站在他外部，支配他，榨取他的權力。同時，資本家也要不絕生產勞動力，這勞動力被當作由其自身對象化手段及實現手段分離的主觀的富源，被當作存在勞動者身體中的抽象的富源，概言之，就是被當作做工資勞動的勞動者[7]。使勞動者這樣的不斷再生產，這樣的永久存在，那正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存亡條件。 勞動者的消費有兩種方法。先從生產方面說，他依他的勞動，消費生產手段，把它們轉化為價值較墊支資本為大的生產物。這是他的生產的消費。這種消費，同時就是購買他的勞動力的資本家，消費他的勞動力。在另一方面，勞動者把出賣其勞動力所得的貨幣，購買生活資料；這是他個人的消費。所以，勞動者的生產的消費，和他的個人的消費，是判然各別的。在生產的消費上，他是當作資本的動力而行動，屬於資本的支配；在個人的消費上，他是屬於自身支配，在生產過程外部，營著個人的生命機能。前者的結果，是資本家的生存，後者的結果，則是勞動者自身的生存。 在「勞動日」及其他諸章，我們已經知道：勞動者常被迫，把他個人的消費，成為生產過程的附隨事項。在那種場合，他是為維持勞動力的運轉，而供給自己以生活資料，和供給蒸汽機關以石炭與水與油，沒有何等區別。他這時的消費資料，不外是生產手段的消費資料，他個人的消費，直接成了生產的消費。不過，這種現象，好像是一種濫用，不屬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本質[8]。 可是，如其我們不就個個資本家及個個勞動者考察，而就資本家階級及勞動者階級考察，又不就個個商品生產過程考察，而把資本家生產過程看作一個流，就其社會範圍來考察，問題就要顯出不同的姿態了。——資本家以其資本的一部分，轉化為勞動力，而增殖其總資本的價值。那在他是一舉兩得。他不僅由從勞動者那裡獲得的東西受到利益，且由他所給於勞動者的東西受到利益。他為交換勞動力而支出的資本，由勞動者轉化為生活資料，這種生活資料的消費，助成現存勞動者的筋肉，神經，骨，腦髓等等的再生產，和新勞動者的供給。所以，勞動者階級之個人的消費，在絕對必需的限度內，含有以次的意味，即當作勞動力的代價，而由資本給與的生活資料，將再轉化為可供資本榨取的新勞動力，即生產並再生產資本家必要的生產手段，即勞動者自身。因此，勞動者個人的消費，不問是行於工作場所或工廠等等內部或外部，也不問是行於勞動過程之內部或外部，終不失為資本的生產及再生產的一要素，那正如機械的掃除，不問是進行於勞動過程進行中，抑是進行於勞動過程休止中，都不失為資本生產及再生產的一要素一樣。勞動者雖認定他個人的消費，是為他自己，非為資本家，那也不會在問題上發生何等影響。載重動物之進食，在它是以食物歸自己享受，但它的消費，仍不失為生產過程上一個必要要素。勞動者階級的不斷生存及再生產，為資本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但資本家可以安心地把這種條件的成就，委之於勞動者自己的保存衝動及生殖衝動。他所要操心的，只是把勞動者的個人消費，儘可能限制於必要的範圍。在這點上，他和那些強制勞動者攝取較多營養資料，而非強制其攝取較少營養資料的南阿美利加野人比較，實有霄壤之別[9]。 因此，資本家與其觀念代表者即經濟學家，都認勞動者個人的消費中，只有那為勞動階級永久存續，從而為資本消費勞動力所必要的部分，是生產的消費；至若在此以上，勞動者為他自己快樂所消費的部分，則被視為不生產的消費[10]。如其資本的蓄積，未伴隨資本對勞動力的消費的增大，而把工資提高了，把勞動者的消費增大了，這追加的資本，將變為不生產的消費[11]。在實際，勞動者的個人的消費，不過再生產了窮乏的個人，所以從勞動者自身看來，是不生產的。但因那種消費，生產了生產他人財富的力，所以從資本家及國家的立場看來，卻又是生產的[12]。 因此，從社會的見地看來，勞動者階級就在直接的勞動過程外部，也和死的勞動工具一樣，是資本的附屬物。就說他們個人的消費罷，在一定限界內，那也不過是資本再生產過程的一要素。不過，這資本再生產過程自身，要好好安排，不讓這些意識的生產工具逃去，因為，它要把他們的生產物，不絕由他們那一極，移向資本的對極。個人的消費，一方面要為他們自身的生存及生殖安排，同時又要安排好，使他們得由生活資料的破壞，不絕再出現於勞動市場。羅馬的奴隸，由奴隸所有者系以枷練；工資勞動者則由不可見的繩索，附繫於其所有者。他的外表上的獨立，是由個別僱主的不斷更換，和契約上的法律虛構維持的。 以前，資本在它視為必要的場合，得依強制的法律，對自由勞動者行使所有權。例如，在1815年以前的英國，對於機械製造工人之移往國外，曾以嚴刑重罰，予以禁止。 勞動者階級的再生產，同時包含熟練由一代到他一代的移轉和蓄積[13]。資本家如何把熟練勞動者階級的存在，當作是他自己的生產條件，又如何把他們看為是他的可變資本的現實存在，這一層當恐慌威脅勞動者階級的存在時，是非常明白。南北美戰爭及伴起的棉花飢慌的結果，蘭克夏大多數棉紗工人，都無工可作，那是世所周知的。由是，從勞動者階級自身，乃至從社會其他階層間，喚出了一種口號，為要使那些「多餘者」（"Ueberflüssigen"）能移往英國殖民地，或移往美國，而嚷叫國家補助或國民自動捐款。當時（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報》上，曾揭載有前任孟徹斯德商會會長愛德穆德•博德爾（Edmund Potter）的一封信。那封信，曾在下議院中，妥當地，被給予「工廠家宣言」（"Das Manifest der Fabrikanten"）的名稱[14]。這裡且摘錄其中若干文字，那毫不隱飾地，把資本對勞動力的所有權表示了。 「據聞，棉業工人的供給，是過多了……恐怕有減縮三分之一的必要。經過這樣的減縮，殘餘的三分之二，庶有健全的需要。……與論……要求移住國外……棉業工廠主，是不願坐視其勞動供給被移去的。他們說不定要以為那是錯誤和不當。……假若為移住而發行公債，在那場合，僱主將有權作主張，也許有權抗議。」博德爾說到這裡，更繼續表示：棉業是如何有用；如何「無疑的由愛爾蘭及其他諸農業區域吸收了過剩人口」；其範圍如何廣大；那在1860年曾如何供給英國輸出總額的5/13；並且，如其市場（特別是印度市場）擴大，能以每磅六便士的價值供給充足的棉花，在數年之後，這種工業範圍，將如何增大等等。他由此更繼續說：「恐怕在一年二年三年中，必要的量，就可生產出來。……那時，我想提出這樣的問題：這種工業值得維持否？這種機械（他指活的勞動機械）值得費力來保持否？想把這種機械放棄，不是最愚蠢麼？我是這樣想法。我承認：勞動者不屬於他人所有，不是蘭克夏州和僱主的所有物。但蘭克夏州和僱主的勢力，是繫於他們身上。他是非一代所能代置的靈性的和訓練了的力。就他們所運轉的其他機械說，大抵在十二個月之內，就得有利的代置和改善[15]。獎勵或容許（！）勞動力移往國外，將如何影響資本家呢？……把勞動者的精華拔去，固定資本將大大減損價值，流動資本將不欲以劣等勞動的不足供給而奮鬥了。……據聞，勞動者自己甘願移住國外。勞動者作此希望，那是極其自然的。……如減少勞動力，把勞動者的工資支出，節省五分之一或五百萬鎊，由是縮小棉業的範圍，請問，勞動者上一階層的小商人，會受怎樣的影響呢？地租以及小屋租金，該受怎樣的影響呢？小租地農業者，優裕的獨立生活者……乃至地主等，該受怎樣的影響呢？輸出一國最優良的工廠勞動者，使其最能生產的資本與富的一部分價值消滅，使國民趨於虛弱，想想看，還有比這個，更使國內一切階級自殺麼？……我提議：募集五百萬乃至六百萬的公債，其期間延至兩三年；此公債受棉區管理局所屬特別委員會監督，依特殊的法律規則，規定一定的強制勞動，務使被救恤者的道德水準，得由此提高。……放棄最優良的勞動者，並以大規模的國外移住，使全區的資本與價值陷於潰竭，使殘餘勞動者發生墮落與意氣消沉的現象，想想看，對於土地所有者或僱主，還有比這更壞的事體麼？」 棉業製造家選定的送話器博德爾，把「機械」（"Maschinerie"）區分為兩類；那兩者都屬於資本家，但一個是在他工廠內部，其他則在夜間與星期日，住在工廠外部的小屋中；一是死的機械，其他是活的機械。死的機械，不僅逐日毀損並低減它價值，且存在於機體中的一部分，有許多還要因技術上的無間斷的進步，而不絕趨於廢朽，不過這在幾個月內，即得有利的，以新的機械來代換。然在活的機械，則正相反，那延續愈長，它累代蓄積的熟練愈多，它就愈加優良。泰晤士報曾這樣答覆這位棉業大官人： 「愛德穆德•博德爾氏，深為棉製造業者的異常的至上的重要性所感動，以致為要維持這個階級，並使其職業永久保存，不惜把五十萬勞動者，強制的，收押在一大的道德的貧民收容所中。博德爾氏問：這種工業值得維持否？我們答：一定的，用一切純正的手段。博德爾氏再問：機械值得費力來保持否？在這場合，我們的回答就感到躊躇。因為博德爾氏所謂機械，是人這種機械。他曾斷言，人這種機械，不得看為絕對的所有物。我們必須表白：我們不以為值得費力去保持人這種機械——即把他們幽閉起來，投以機油，至必要時為止——我們甚且不以那為可能。人這種機械，儘管你施油，儘管你摩擦，一不活動，即將銹爛。加之，如我們所目睹的，這種機械一經任意的開放蒸汽，我們大都市就要陷於破裂和狂亂的狀態。勞動者的再生產，也許如博德爾氏所說，須要長期的時間。但若有機械和貨幣，則工廠主雖多於我們所欲的數目。我們也能為他們找到節儉勤勉而有忍耐心的勞動者，來供給他們。……博德爾氏表示『在一年二年三年內』，棉花製造業可以復活，因而要求我們不要『獎勵或容許（！）勞動者的國外移住』。他說，勞動者希望移住，是極其自然的，但他卻以為，對於這五十萬勞動者及其七十萬依賴者，國民應當不問他們意向如何，將其幽閉在棉花製造區域。照這樣推論下去，他還一定以為，如果他們表示不滿，則不惜以暴力抑制之；用布施物維持他們的生存，以等待棉業主人需要他們的機會。……這些主人簡直把『這種勞動力』當作鐵，石炭，或棉花一般處理，為了從他們手中救出『這種勞動力』，現在已經是發動舉國大輿論的時候了。」[16] 《泰晤士報》這種社論，不過是富於機智的委婉之言。在事實上，這種「大輿論」（"Grose Offentliche Meinung"）和把工廠勞動者視為工廠動產附屬物的博德爾君的見解，是一致的。勞動者的國外移住，遭受禁止了[17]，他們被幽閉在棉業區的「道德的貧民收容所中」，和以前一樣，成為蘭克夏棉花製造業者的「勢力」。 要之，資本主義生產，是由它自身的進行，再生產勞動力與勞動條件之間的分離。它由是把勞動者的榨取條件再生產，把它永久化。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勞動者為了生活，必須不斷的出賣勞動力；資本家為了致富，也得不斷的購買勞動力[18]。資本家與勞動者作為購買者與售賣者，在商品市場上相對立，那早已不是偶然的事。生產過程自身的進行，使勞動者作為勞動力出賣者，不絕轉投到商品市場，而他的生產物，則不絕轉化為資本家的購買手段。事實上，勞動者在他以自身出賣於資本家以前，已經是屬於資本的了。他的經濟的隸屬性[19]，是由他賣身行為的周期的更新，由個別工資主人的更換，由勞動市場價格的變動而發生，但同時又為這些事實所隱蔽[20]。 因此，如把資本家的生產過程，作為再生產過程，就其相互關聯的方面來考察，那種過程，就不但生產商品，生產剩餘價值，且還要生產並再生產資本關係自身。這種關係的一方為資本家，他方為工資勞動者[21]。 * * * [1]「消費他人勞動生產物的富有者，只能由交換的行為（商品的購買），獲得那種生產物。……所以，他們似乎很快就會把他們的準備金用得乾乾淨淨的。……但在我們這種社會制度下，所謂財富，早具有一種力，可以靠他人的勞動而自行再生產。……財富，正如同勞動一樣，且借著勞動，逐年供給富有者所能消費的果實，不致令富有者變為貧窮。這果實，就是由資本生出的所得。」（西斯蒙第著：《新經濟原理》第Ⅰ卷第81頁及82頁。） [2]「工資也好，利潤也好，都可視為是完成生產物的一部分。」（蘭塞著：《財富分配論》愛丁堡1836年刊第142頁。）「以薪俸形態歸到勞動者手中的生產物之分額。」（詹姆斯•穆勒《經濟學要論》法譯本，巴黎1823年刊第34頁。） [3]「以資本墊支勞動者的工資，並不要追加何等維持勞動的基金。」（加澤諾夫Cazenove編：馬爾薩斯著《經濟學諸定義》倫敦1853年刊第22頁編者注。） [4]「工資由資本家墊支的勞動者，就在今日，還沒有達到全球勞動者的1/4。」（瓊斯Ricurd Jones著：《國民經濟學教科學》赫特福1852年刊第36頁。） [5]「製造業勞動者的工資，雖由僱主墊支，那其實並未增加僱主何等費用，因為這種工資的價值，普通會連同利潤，在他勞動所轉成的對象物之增大的價值中，再形成。」（亞當•斯密著：《國富論》第Ⅱ篇第3章第355頁。） [6]「這就是生產的消費之顯著特質。凡屬在生產上消費了的，都是資本。它通過這種消費，才成為資本。」（詹姆斯•穆勒著：《經濟學要論》第242頁。）但詹姆斯•穆勒並未對這顯著的特質，作進一步的論究。 [7]「當一種新製造業開始時，多數貧民會由此獲得職業，那是確實的，但他們仍舊是貧民；並且，在這種製造業繼續經營中，還要造出更多的貧民。」（《羊毛限制輸出的理由》倫敦1677年刊第19頁。）「租地農業家頻作荒謬的主張，說他們在維持貧民，其實，貧民不過被維持在貧乏狀態中。」（《最近救貧稅增加的理由，又名勞動價格及食糧價格的比較觀察》倫敦1777年第31頁。） [8]洛西（Rossi）縱令實在道破了「生產的消費」之秘密，但卻不曾極力論究這一點。 [9]「在南美洲礦山工作的勞動者，其工作的堅苦，恐怕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了；他們每日的工作，是把180磅乃至200磅重的生礦，負在背上，由地下450尺的深處，運至地面。而他們賴以生存的，則是麵包和長荳。在他們自己，雖寧願只吃麵包，但知道他們只吃麵包，擔當不了那樣激烈的勞動的僱主，卻把他們同馬一樣地看待，強迫他們兼吃長荳，因為，與麵包比較起來，長荳所含的骨土，是多多了。」（利比居Liebig著：《化學及其在農業和生理學上的應用》第1篇第194頁注。） [10]詹姆斯•穆勒著：《經濟學要論》第238頁以下 [11]「假若勞動價格昂騰到資本縱然增加，也不復能增加所用勞動的程度，我就要說，那種資本的增加，仍舊是不生產的消費了的。」（里嘉圖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第163頁。） [12]「所謂嚴格的生產的消費，就是資本家以再生產為目的的財富之消費或破壞（他是指生產手段的消費）……勞動者……從那使用他們的人的立場說，從國家的立場說，是生產的消費者，但從他自身的立場說，這種說法就不正確了。」（馬爾薩斯著：《經濟學諸定義》第30頁。） [13]「能夠說是被蓄積或被預先準備的唯一物，就是勞動者的熟練。……熟練勞動的蓄積與貯藏，雖然是最關重要的活動，但就大多數勞動者說；這種活動，沒有資本也可以實行的。」（湯姆斯•浩治斯金著：《勞動擁護論》第12頁13頁。） [14]「這個書簡，可以視為是工廠主們的宣言。」（1863年4月27日弗蘭特Ferrand在下院「關於棉花匱乏的動議」。） [15]我們當記得，在通常情形下，當減低工資成為問題時，同一的資本，會發生完全不同的聲音。在那場合，僱主們會異口同聲地宣明（第342頁注188）：「工廠勞動者牢牢記著，他們的勞動，實際是極低級的熟練勞動；沒有什麼，還比這更容易獲得；在質的方面，更易受充分的報酬，更易由短期間極少經驗者的訓練，獲得豐富的供給。他們（在三十年內不能代置的）的勞動與熟練，只要有六個月的訓練，就可以習得。所以，比較起來，在生產事務上，主人的機械，（據說十二個月內，就能以有利而改善的機械代置），實際要占較為重要的地位」。 [16]《泰晤士報》1863年3月24日。 [17]「議會對於國外移住，不肯批准一個銅板的支出，它只通過一種法律，使市政黨局把勞動者維持在不生不死的狀態中，或榨取他們，但不給予標準的工資。然在三年以後的牛疫盛行時期，議會卻竟破除慣例，為賠償腰纏百萬的地主們的損害，在一瞬間，可決數百萬金的支出。這些地主們的租地農業家，則被視為已由肉價的昂騰，免除了損害。地主們在1866年議會開會當時的牛吼，簡直表示非印度人，也可禮拜薩巴拿牛神；非約比特神，也可變為牛。」 [18]「勞動者要求生活資料來生活，企業家要求勞動來謀利。」（西斯蒙第《新經濟學原理》第Ⅰ卷，第91頁。） [19]「這種農村的粗雜的隸屬形態，可見之於達赫姆州。英國還有若干州的情形，使租地農業家對於農業上的日傭勞動者，還未曾取得無限的所有權。達赫姆州就是這若干州中之一。礦業的存在，使農業上的日傭勞動者，有選擇的自由。因此，在這一州的租地農業家，反乎慣例，只租賃那種已經設有工人小屋的田地。那種小屋的租金，是工資的一部分。小屋被稱為『仆舍』（『hind's houses』），其租賃，含有一定的封建義務；租賃契約被呼為『拘束』（『bondage』）。勞動者如在他處就業，須由其女兒或其他的人，代他負擔勞役義務。而勞動者自身則被呼為『隸農』（『bonds-man』）。這種關係，表示勞動者個人的消費，是怎樣由一個全新的方面看，變成為資本的消費（即生產的消費）；這是值得注意的，這種隸農的尿糞，也成為遇事打算的主人，即租地農業家的一筆外快。……租地農業家除他自己的便所外，決不許附近設有便所；他不是捨不得一點點尿糞，但他決不肯放棄他的領主權的任何部分。」（「公共衛生第七報告」1864年第188頁。） [20]我們要記得：就兒童勞動等等而論，就是自己出賣的形式，也不存在的。 [21]「資本以工資勞動為前提，工資勞動以資本為前提。它們互為條件；它們相互喚起。棉花工廠的勞動者，僅僅生產棉製品麼？不是的，他還生產資本。他生產價值，那價值被重新應用，來支配他的勞動，並藉那種新的支配，創造新的價值。」（馬克思著：《工資勞動與資本》，《新萊因新聞》第266號1849年4月7日）——《新萊因新聞》在上述標題下發表的文章，系我在1847年就該問題對布魯塞勞動者協會講演稿的一部分。那個講演稿的印刷，因二月革命而中途停頓了。 第二十二章　剩餘價值的資本化 Ⅰ　擴大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商品生產的所有法則 化為資本主義的占有法則 我們以前所討論的，是剩餘價值如何由資本發生；現在則要討論，資本如何由剩餘價值發生。把剩餘價值用作資本，或把剩餘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即我們所謂資本蓄積（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1] 讓我們先從個別資本家的立場，來考察這種過程。假定一個紡紗業者墊支10,000鎊資本，其中4/5，投用在棉花和機械等上面，其餘1/5作為工資。它每年生產值12,000鎊的棉紗240,000磅。如其剩餘價值率為100%，剩餘價值就存於40,000磅棉紗的剩餘生產物或純生產物（Nettoprodukt）中，那相當於總生產物（Bruttoprodukt）的1/6。此剩餘生產物值2,000鎊，依售賣而實現。2,000鎊的價值額，就是2,000鎊的價值額；我們在這宗貨幣上，看不出也嗅不到剩餘價值的痕跡。當我們以一定的價值為剩餘價值時，乃表示這個價值如何來到所有者手中，但對於價值或貨幣的性質，不引起何等變化。 因此，紡紗業者要在其他情形不變的限度內，把這新追加的2000鎊貨幣額轉化為資本，他就會將其中的4/5，購買棉花及其他物件，其餘1/5，則墊支在新紡紗工人的購買上。這些勞動者，即用他墊支給他的價值，在市場上找到生活資料。這一來，這2,000鎊的新資本，將在紡紗廠中盡其機能，且又產出400鎊的剩餘價值。 資本價值本來是以貨幣形態墊支的。反之，剩餘價值在最初卻當作總生產物一定部分的價值，而存在著。當這總生產物由售賣轉化為貨幣時，資本價值即回復原來的形態；同時，剩餘價值則變更其原來的存在方法。在這瞬間以後，資本價值與剩餘價值二者，都成為貨幣額，它們是由完全相同的方法，再轉化為資本。它們都由資本家在商品的購買上支出。有了這樣購買來的商品，資本家的商品生產，乃得重新開始，並以更擴大的規模開始。不過，他要購買那些商品，必須那些商品現成在市場上。 他與其他一切資本家，同樣把年生產物送到市場，否則他自己的棉紗，將無從流通。不過，這些商品在上市以前，已當作年生產基金（Jährlichen Produktionsfonda）的一部分而存在。而這年生產基金，就是個別資本總額或社會總資本在一年間轉化成的各種對象物的總額；各個資本家，只不過保有其中一個可除部分。市場的交易，不過是年生產各成分的轉換，不過把此等成分，由一個人手中，移轉到其他人手中，那既不能增大年生產的總額，也不能變更所生產的對象物的性質。因此，年生產物總體能在如何方面使用，完全取決於它自身如何構成，而決非取決於它如何流通。 年生產首先須供給以次的一切對象物（使用價值），以補充一年中所消費的資本的物質成分。把此等部分除去之後所留下的，就是剩餘價值所依以存在的純生產物或剩餘生產物。然則這剩餘生產物由那些物品構成呢？無疑的，其中包含滿足資本家階級欲求與願望的諸種物品，此等物品，屬於資本家階級的消費基金。但如其照這樣，把剩餘價值毫無殘留地消費在享樂上，那就只能有單純再生產了。 如要蓄積，即有把剩餘生產物一部分轉化為資本之必要。但如非藉助於奇蹟，能轉化為資本的，就限於能使用在勞動過程上的物（即生產手段），和適於勞動者維持生存的物（卻生活資料）。其結果，年剩餘勞動的一部分，必用於追加的生產手段及生活資補的生產上，這些追加的成分，是代置墊支資本後有餘的。約言之，剩餘價值所以能轉化為資本，只因為那種價值所依以存在的剩餘生產物，已經含有新的資本的物質成分[2]。 但此等成分要在事實上當作資本用，資本家階級尚需有追加的勞動。如果已使用的勞動者的榨取，不復能在外延的方面或在內包的方面加進，那就不能不採用追加的勞動力。關於這件事體，資本主義生產機械自身，已先有安排了：資本主義生產，會把勞動階級當作依存於工資的階級而把他們再生產的；他們通常的工資，不但夠確保他們的生存，且夠其繁殖種屬。勞動者階級每年供給各種年齡的追加的勞動力，資本僅把這追加的勞動力，與包含在年生產中的追加生產手段，併合起來就行；這樣，剩餘價值的資本化，就完成了。具體說：所謂蓄積，畢竟不外是資本以擴大的規模再生產。單純再生產的循環，自行改變，拿西斯蒙第的話來說，是變為螺旋形運動[3]。 我們且回頭論到上面的例子看。那也不外乎是亞伯拉罕（Abraham）生以撒（Isaac），以撒生雅各（Jacob）的老故事。10,000鎊的原資本，產生2,000鎊的剩餘價值，這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產生400鎊的新剩餘價值。這又再轉化為資本，成為第二追加資本，產生80鎊的新剩餘價值。這樣連綿不斷地進行著。 這裡且把資本家消費的剩餘價值部分，存而不論。追加資本是參組在原資本中抑是與原資本分離而獨營價值增值作用，它是由原來從事蓄積的資本家利用，還是由他轉移給他人利用，都不是我們現在要問的問題。我們在這裡所不要忘記的，就是：在新形成資本之旁，原資本也作繼續再生產它自己，且繼續生產剩餘價值；並且，關於一切蓄積資本，及其所生的追加資本，都可作如是觀。 原資本是由10,000鎊的墊支所形成。然則，這10,000鎊的所有者，究從那裡得到這10,000鎊呢？政治經濟學的代辯者異口同聲說，是「借著他自己及其祖先的勞動」[4]。而在實際，也像只有這樣假定，可以和商品生產的法則一致。 然就2,000鎊的追加資本而論，則大異共趣。這種追加資本的發生過程，我們是正確知道的。它是資本化的剩餘價值。它的價值沒有一個原子不是依存於無給的他人的勞動。併合追加勞動力的生產手段，和維持這種勞動力的生活資料，不外是資本家階級逐年由勞動者階級強取的貢物，即剩餘生產物的構成部分。即使資本家階級是把這貢物的一部分，依充分的價格，由勞動者階級購買追加勞動力，以等價交換等價，這也無異征服者用他們從被征服者那裡奪取的貨幣，再向該被征服者購買商品。 如果追加資本所使用的，即是生產這種資本的勞動者，那他就不但要繼續增殖原資本的價值，還得對他自己過去的勞動生產物，以較大於共所費的勞動去購買。當我們就資本家階級與勞動者階級全體的交易來觀察時，那依然是憑從前所用勞動者的無給勞動，雇用追加的勞動者。資本家也許還用追加資本購買機械，由此驅逐追加資本的生產者即勞動者，而代以若干兒童。但在上面無論那種場合，勞動階級都是以某一年的剩餘勞動，造出翌年雇用追加勞動的資本[5]。這即是所謂由資本造出資本。 第一追加資本2,000鎊的蓄積前提，是資本家墊支10,000鎊的價值，這10,000鎊，則是藉著他的「原始勞動」（"ursprünglichen Arbeit"），屬於他的。然第二追加資本400鎊的前提，則不外第一追加資本2,000鎊的預先蓄積，那400鎊，不外是這2,000鎊的資本化的剩餘價值。由是，過去的無給勞動的所有權，表現為益益大規模占有活無給勞動的唯一條件。資本家在過去已經蓄積的愈多，他就愈能蓄積。 在構成第一追加資本的剩餘價值，只是原資本一部分購買勞動力的結果的限度內，那種購買，與商品交換法則一致；從法律的觀點來說，那不外是以這兩面的事實為前提，即在勞動者方面，是自由處分自身的能力；在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方面，是自由處分自己所有的價值，在第二以下的各個追加資本，只不過是第一追加資本的結果，不過是上述關係的結果的限度內；從而，在每一個交易，都與商品交換法則一致的限度內，如假定資本家常是照現實的價值購買勞動力，勞動者常是照現實的價值出賣勞動力，則基於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占有法則（Gesetz der Aneignung）或私有法則，就顯然要依它自身的內部的不可避免的辯證法，轉變為它的正相反對。被視為原始操作的等價交換，現在僅在外表上是交換。因為第一，與勞動力交換的資本部分，不過是未給與等價即行占有的他人的勞動生產物的一部分；第二，這一資本部分，不但要由生產者即勞動者所代置，且須在代置時，加上新的剩餘。因此，資本家與勞動者間的交換關係，就不過是一個屬於流通過程的外觀，不過是與內容全無關係，僅僅使內容神秘化的形式。勞動力的不斷買賣，形式而已。其實在內容，是資本家不斷用他不給與等價而繼續占有的他人的已經對象化的勞動部分，轉換為較大量他人的活的勞動。所有權最初好像是建立在個人自己的勞動上。至少，我們有如此假定之必要，因為，相互對立的，是權利相等的商品所有者，一個人如非他讓渡自己的商品，即無占有他人商品的手段，而他這自己的商品，只能說是基於他自己的勞動。可是，到現在，就資本家方面說，所有權竟像是占有他人無給勞動或其生產物的權利，而就勞動者方面說，則表現為，占有本人生產物的不可能了。所有權與勞動的分離，成了一種法則的必然的歸結，這種法則，好像原來是以二者的合一為前提的[6]。 然而，資本主義的占有方法（Kapitalistische Aneignungsweise），雖好像是在打商品生產根本法則的耳光，但它的出現，決不是由於這種法則的破壞，反之，寧說是由於這種法則的應用。為說明此點，這裡不妨對於以資本蓄積為終點的依次的諸階段，作一簡單的追溯。 首先，我們已知道：原來一個價值額轉化為資本，完全是依照交換法則而行。交換當事者一方面，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方面則購買此勞動力。前者取得其商品的價值，而向後者讓渡這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即讓渡勞動。由是，後者借著屬於他所有的勞動之助，把同樣屬於他所有的生產手段，轉化為新的生產物。生產物在法律上當然是為他所有。 這個生產物的價值，第一要包含所消費的生產手段的價值。有用的勞動，在消費這個生產手段時，必定會把這個生產手段的價值，移轉到新生產物中去。要能出賣，勞動力必須能在它被使用的產業部門，供給有用的勞動。 這個生產物的價值，更含有勞動力價值的等價和一個剩餘價值。因為依一日一周等一定期間出賣的勞動力的價值，必較小於它在同一期間造出的價值。不過，勞動者也曾取得他的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而讓渡其使用價值。就這點說，那和其他一切買賣沒有什麼不同。 這種特殊商品即勞動力，具有一種供給勞動，造出價值的使用價值，但這事實，不能影響商品生產的一般法則。所以，在工資上面墊支的價值額如其不止於在生產物上再現，還附加一剩餘價值而再現，這決不是欺騙賣者的結果（因為賣者取得了他的商品的價值），而是買者消費此商品的結果。 交換的法則，以互相交換的商品的交換價值相等為條件。它又以此等商品的使用價值相異為條件。此種法則，於購買品的消費，無何等關係，因為那是要在買賣交易完了之後，才開始的。 原來，貨幣的資本化，與商品生產的經濟法則，乃至於與由此派生的所有權，有最嚴密的一致。但雖如此，卻仍要發生以次的結果。 （1）生產物乃屬於資本家，非屬於勞動者。 （2）生產物的價值，在墊支資本價值以外，尚含有一個剩餘價值，這剩餘價值在勞動者要費勞動，在資本家則無所費，但結局也變為資本家的合法的所有。 （3）勞動者繼續保持他的勞動力，一找得購買者，就能重新出賣。 單純再生產，不外是那最初的操作之周期的反覆。貨幣不斷重新轉化為資本。法則並不因此受到破壞，反之，卻會因此得到永久發生作用的機會。「許多連續的交換行為，會使後來的交換行為，僅成為最初的交換行為的代表」（西斯蒙第著：《新經濟學原理》第Ⅰ卷第70頁）。 可是，我們已講過，這種單純再生產，夠使這最初操作所具有的性質，即當作個別行為的性質，從根底予以改變，「在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人中，一方（勞動者）由新的勞動，年年取得參與這種分配的權利；他方（資本家）則由原來的勞動，事先取得參與這種分配的永久的權利」。（前書第Ⅰ卷第110頁111頁）但我們知道：長男承繼權（Erstgeburt）所成就的奇蹟，並不限定在勞動的領域。 單純再生產縱令由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所代替，縱令由蓄積所代替，那也不會在問題上生任何等影響，在前者的場合，資本家消費剩餘價值的全部；而在後者的場合他僅消費剩餘價值的一部分，把殘餘的部分，轉化為貨幣，藉以證示他的公德。 剩餘價值是屬於他所有，決非屬於其他任何人所有。他把剩餘價值墊支在生產上，正如同他初到市場時所作的一樣，是由他自己的基金，從事墊支。至若這個基金在這場合是來自勞動者的無給勞動的事實，並不會在問題上引起何等變化。如其勞動者B，是依勞動者A所生產的剩餘價值而被雇，在那場合，第一，A供給這種剩餘價值，不曾減少他們的商品的正當價值絲毫；第二，這種交易，於B沒有何等關係。B所要求的，並且他有權利要求的，只是資本家應當支付他的勞動力的價值。「那在雙方交受其利：勞動者在成就其勞動之前（即在他的勞動結果實之前），已受得他的勞動的果實（即其他勞動者的無給勞動的果實）的墊支，故有利益；在僱主方面，則因這種勞動者的勞動，具有較大於工資的價值（即生產較大於工資價值的價值），故有利益」（前書第Ⅰ卷第135頁）。 真的，我們如其把資本主義生產當作一個更新無間的流，來考察；並且，我們如其不就個個資本家，個個勞動者觀察，而就整個資本家階級和對立的整個勞動者階級觀察，問題會完全改變過來。不過，在這場合，我們要應用一個與商品生產完全無關的標準。 在商品生產上，賣者與買者只是相互獨立地對立著。他們的相互關係，在他們中間所締契約滿期時，宣告終結。假若這種交易反覆進行，那是與從前契約無何等關係的新契約的結果。即令同一賣者與同一買者，繼續作同一的交易，也只算是偶然的作用。 因此，如其把商品生產，或屬於商品生產領域的交易，依其自身的經濟法則來判斷，我們就得使各個交換行為，由其前前後後的交換行為的一切關聯分離，而就其自身來考察。買賣是行於個人之間，我們要在買賣之中，探求當作全社會階級對全社會階級的關係，那是勢所不許的。 現在發生機能的資本，雖曾在過去，通過一序列的周期的再生產和事先的蓄積，但仍常常維持著本來的處女性。在交換法則應用在個別交換行為的限度內，占有方法得絲毫不影響商品生產所賦予的所有權，便成就一個完全的革命。那種所有權，不論在生產物屬於生產者自己的初期時代，抑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同樣有效；在前一時代，生產物屬於生產者自身，生產者以等價交換等價，他致富只能依靠他自身的勞動；但在資本主義時代，社會財富是以不斷增進的程度，為那些立在不斷占有他人無給勞動地位的人所有。 勞動者一把自身的勞動力當作商品而「自由」出賣，這種結果，就成為無可避免的。自是以後，商品生產變成了普遍的標本的生產形態。自是以後，每件生產物最初就是以售賣的目的而生產，一切生產出來的財富，都要通過流通。商品生產，到以工資勞動為基礎的時候，方以強力加於全社會，方始發揮它的一切潛力。如說因為工資勞動的介在，致商品生產變為不純，那就等於說，商品生產如求其純，就不得發展。商品生產由它自身內在的法則，發展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同時，商品生產的所有法則，以同一程度，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占有法則（Gesetze der kapitalistischen Aneignung）[7]。 我們已經講過：就在單純再生產的場合，一切墊支資本（不管它原來是如何獲得的），都要轉化為蓄積的資本，轉化為資本化的剩餘價值。但在生產之流上，一切原來墊支的資本，與直接蓄積的資本比較起來，即與轉化為資本（不管這資本是在蓄積者手中作用，還是在他人手中作用）的剩餘價值或剩餘生產物比較起來，常是一個近於消滅的數量（在數學上近於零的數量）。因此，在經濟學上，一般都把資本解作是「重新被利用來生產剩餘價值的蓄積的財富[8]」（轉化了的剩餘價值或所得）；把資本家解作是「剩餘生產物的所有者」[9]。也有人以為一切現存資本，都是蓄積的或資本化的利息。惟此所云云，不過是對同一內容的不同表現，因為利息（Zins），不外是剩餘價值的一斷片[10]。 Ⅱ　經濟學上關於擴大的再生產的錯誤思想 在進一步研究蓄積或研究剩餘價值再轉化為資本以前，我們須把古典派經濟學導來的曖昧之點，予以排除。 資本家為他自身的消費，而以剩餘價值一部分購買的商品，不能用作他的生產手段及價值增殖手段，同樣的，資本家為滿足他的自然的和社會的欲望而購買的勞動，也不能算是生產的勞動。因為他用以購買這種商品及勞動的剩餘價值，沒有轉化為資本，而寧是當作所得而消費而支出了。舊來封建貴族的生活方式，如黑格爾所切當指明的，是「把他們手中的物品消費掉」，特別是繁其家臣扈從，以示闊綽；像這種傾向，正為資產階級經濟學所反對。這派經濟學視為極端重要的，是宣揚資本的蓄積為每個市民的第一義務，並諄諄告誡，如果要行這種蓄積，他就得用一相當部分的所得，去雇用追加的生產勞動者，這種勞動者所生產的，會較大於他們所費的。若把全部所得都消費掉，則無從蓄積。在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經濟學得與以次的俗見相鬥爭。那俗見是把資本主義的生產，與貨幣的貯藏混為一談的[11]，並幻想：蓄積的財富，就是現有自然形態得免被破壞得免被消費的財富，從而，是未投人流通內的財富。貨幣由流通排除，即是絕對排除它充作資本的增殖作用。在貨幣貯藏意味上的商品蓄積，純然是一種愚行[12]。大量的商品蓄積，寧是流通停滯與過剩生產的結果[13]。像上述的俗見，一方面受了這種現象——即富者在消費基金上蓄積財貨而漸漸消費它——的影響；在另一方面，又確實受了別一種現象——庫存準備品（Vorrat）的形成——的影響，後者乃一切生產方法的共通現象，我們在分析流通過程時，是要略略述及的。 因此，古典派經濟學不以不生產勞動者消費剩餘生產物，而以生產勞動者消費剩餘生產物，為蓄積過程的特徵要素，是非常正確的；但同時，古典派經濟學的謬誤，卻正是由此點出發。使人們習慣把蓄積，僅僅看為是生產勞動者對於剩餘生產物的消費把剩餘價值資本化，僅僅看為是剩餘價值轉化為勞動力的，就是亞當•斯密。我們且聽里嘉圖說：「我們得承認：一國的生產物，是要全部消費掉的。但此等生產物，究是由再生產其他價值的人消費，抑是由不再生產其他價值的人消費，其間要生出極大的差別。當我們說：把所得節省，使其加入資本活動，那就等於說：加入資本活動的所得部分，是由生產勞動者所消費，而非由不生產勞動者所消費。假定資本是由不消費而增殖，那是再大沒有的錯誤」[14]。里嘉圖及其一切繼起經濟學者，都追隨亞當•斯密，主張「這所說的加入資本活動的所得部分，係為生產勞動者所消費」，那是再大沒有的錯誤。依此見解，一切轉化為資本的剩餘價值，都變為可變資本了。但事實上，這種剩餘價值，是與最初墊支的價值，同樣分割為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同樣分割為生產手段與勞動力。勞動力是可變資本存在於生產過程內部的形態。在這生產過程內部，勞動力自身，是由資本家所消費。生產手段，則通過勞動力的機能（即勞動），而為勞動力所消費。同時，為購買勞動力而支付的貨幣，要轉化為生活資料，這生活資料，並不是時「生產的勞動」所消費，而由「生產的勞動者」所消費。亞當•斯密由一種根本悖理的分析，達出下面這樣的荒謬結論：即，各個資本，雖分割為不變部分與可變部分，但社會資本，卻只化為可變資本，只支出在工資的支付上。例如，一個毛織物製造業者，把2000鎊轉化為資本，假定他用這宗貨幣的一部分，購買織工，其餘部分，購買毛紗及織機等等。但以毛紗及織機賣給他的人，又把賣得的貨幣的一部分，支給勞動的代價，這種關係，輾轉下去，結局，遂致2000鎊的全部，都支出在工資的支付上。即為2000鎊所代表的生產物全部，都為生產的勞動者所消費。這個議論的全部神髓，就存於把我們由此處導往彼處的「輾轉下去」一語中。亞當•斯密恰好在困難開始的地方，中止了他的研究[15]。 在我們注意年生產總額的限度內，逐年的再生濟過程，是容易理解的。但年生產每一部分，都不能不送往商品市場；這就是困難開始的所在。個別資本的運動和個人所得的運動，交互錯綜混淆著，並消失在一般的地位轉換——社會財富的流通——中。這眩惑我們的視線，並提起待解決的極錯宗複雜的問題。在本書第二卷第三篇，我將把現實的實在關係予以分析。——重農學派的最偉大的功績，就是他們在「經濟表」（"Tableau économique"）中，最先嘗試把年生產當作是流通的結果，來描寫年生產[16]。此外，純生產物轉化為資本的部分概由勞動者階級消費的亞當•斯密的主張，在為資本家階級利益的經濟學上，自然會被利用的。 Ⅲ　剩餘價值分割為資本與所得：節慾說 在前章，我們討論剩餘價值或剩餘生產物，只把它看作是資本家個人的消費基金；在本章，我們又只把它看作是蓄積基金。但剩餘價值，既不單是前者，也不單是後者，兩者兼而有之。資本家把剩餘價值的一部分，作為所得（Revenue）而消費[17]，其餘部分則當作資本或蓄積。 在一定的剩餘價值量中，以上兩部分之一方愈小，他一方即愈大。在其他一切情形不變的限度內，這兩部分間的比例，可決定蓄積量的大小。但決定這兩部分的分割比例的，則是剩餘價值的所有者即資本家。換言之，這種分割，是資本家的意想行為。當資本家蓄積其所征取的貢物的一部分時，人們總說那是他所節省的，因為他沒有將它消費掉；因為他在盡著資本家的機能，即致富的機能。 資本家在當作人格化的資本的限度內，才有一種歷史的價值，才像機智的里赫諾夫斯基（Lichnowsky）所說那樣，有「不拘年月的」歷史的存在權。並且，只有在這種限度內，他自身暫時存在的必然，才包含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暫時存在的必然中。不過，他既被看為人格化的資本，則促使他行動的動機，就不是使用價格及享樂，而是交換價值及其增殖。他作為價值增殖的狂熱要求者，無所顧忌的，促使人類為生產而生產。就這樣，社會的生產力得以發展，而當作較高級社會形態——即以每個人完全發展自由發展為根本原則的社會——的實在基礎的物質生產條件，得以造出。資本家在被看作是人格化的資本的限度內，才值得尊重。他在這種資格上，才具有貨幣貯藏者那樣的絕對的致富衝動。不過，在貨幣貯藏者，那僅表現為個人的狂想，而在資本家，那卻是社會機構的作用，在這個社會機構上，他不過是一種發動的輪罷了。加之，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投在一種產業企業上面的資本，要不斷增大。競爭，會使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內在的法則，當作外部的強制法則，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由是，他要維持其資本，就迫著要不絕擴大其資本，但資本的擴大，非藉助於累進的蓄積是不行的。 所以，在他的行動，只當作資本——在他身上賦有意識和意志的資本——的機能的限度內，他自己的個人的消費，乃是一種劫掠，那對於資本蓄積的劫掠。那正如義大利的複式簿記，把資本家的私人支出，記在資本相反的方向，即記在借方。蓄積征服社會財富的世界，增加了被榨取的人身物質（Menschen material）的分量，同時，並擴大了資本家的直接的和間接的統治[18]但原始罪惡在到處橫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蓄積與財富的發展，資本家已不復是單單人格化的資本了，他對於他自己的亞當（Adam），具有一種「人情之感」（"mensohliches Rühren"），使他不禁把禁慾的熱望，嘲笑為舊式貨幣貯藏者的偏見。古典型的資本家，儘管視個人的消費，為違背職分的罪惡，為蓄積的「抑制」（"Enthaltung"），但近代化的資本家，卻以蓄積為享樂衝動之「節制」（"Entsagung"）「啊！在他胸中，寓藏有兩個分道揚鑣的心靈」！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歷史的初期——這是每個資本主義暴發戶必須個別通過的歷史階段——貪慾與致富衝動，是絕對的支配的情慾。但資本主義生產的進步，不但造出了一個新的享樂世界，並還由投機（Spekulation）與信用制度（Kreditwesen），開啟了突然致富的許多源泉。當一定的發展階段到達時，世俗豪華，作為富之炫示與獲得信用之手段，乃成為「不幸」資本家營業上的一種必要。奢侈已成為資本的場面費用（Repräsentationskosten）的一部分。而且，資本家並不像貨幣貯藏者那樣，貨幣貯藏者的財富是與他自身的勞動及個人消費的節制為比例，資本家的致富，則與他人勞動力的吸收，和勞動者一切生活享樂的抑制為比例。因此，資本家的驕奢，決不會像放恣的封建君主的驕奢一樣，具有天真爛漫的性質，他的驕奢背後，常伏有極不純潔的貪慾，和忸怩不安的打算；他的驕奢，與他的蓄積一同增大，一方並不一定限制他方。隨這種事實的演進，在資本家的突出的胸內，遂展開了蓄積衝動與享樂衝動之浮士德的衝突（faustischer Konflikt）。 亞金（Dr. Aikin）在他1795年出版的書中說：「孟徹斯德的工業，可區分為四期。在第一期，工廠主們為了生活，不得不作激烈的勞動」。他們當時致富，主要是劫奪父母，送子女到他們那裡作學徒的父母；學徒的父母給他們以高額的謝金，他們則使學徒飢餓。在另一方面，那時的平均利潤低微，要蓄積，須得異常節儉。由是，工廠主過著貨幣貯藏者一樣的生活，甚且連資本的利息也不肯消費。「到了第二期，他們已開始保有少量財產了，但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勞苦工作」。因為，每個奴隸役使者都知道，對勞動的直接榨取，須花費勞動。「他們還是過著以前一樣的素樸生活。……迨至第三期，奢侈開始了。國內各地市場，都被派遣有騎馬的推銷員，以擴大營業。在1690年以前，工業獲有資本三千鎊四千鎊的，幾乎是罕見，或者完全沒有。然而，從這時起，或略在這時以後，工業家已經蓄積有貨幣了，他們不建造木造泥粉的房屋，而開始建造近代式的磚砌建築物了。……就在十八世紀初葉，一個孟徹斯德的工廠主，如以一品脫的外國葡萄酒款待賓客，就將為他的一切鄰人所議論和不滿」。在機械出現以前，工廠主酒店一夕的費用，決沒有超過一杯甜酒六便士和一包煙一便士。直到1758年，新時代開始，我們方才見，「實際從事營業的人們間，有一位有自己的馬車的人」出現。到十八世紀最後三十年的「第四期，營業擴大，奢侈與濫費大大增進」[19]。假若這位善良的亞金，在今日的孟徹斯德復活起來，他將說些什麼呢！ 蓄積啊！蓄積啊！那是摩西（Moses）及預言者！ 「資本蓄積的直接原因是節約，不是勞動；勞動只能供給材料，使節約能達到蓄積的目的」[20]。所以，節約啊！節約啊！把剩餘價值或剩餘勞動之儘可能的大部分，再轉化為資本啊！為蓄積而蓄積，為生產而生產，——古典派經濟學就用這個公式來表現資產階級時期的歷史的使命。關於財富的難產，它不稍有幻覺[21]。但在歷史的必然之前，悲傷有何用處呢？若在古典派經濟學看來，無產階級不過是生產剩餘價值的機械，資本家也不過是把這剩餘價值轉化為追加資本的機械。它異常真摯地處斷資本家的歷史的機能。為要祛除資本家胸中享樂衝動與致富衝動的可怕的衝突，馬爾薩斯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期，鼓吹這樣一種分工，即在實際從事生產的資本家，擔當起蓄積的任務；而參與剩餘價值分配的人們，即地主貴族和由國家教會領受俸祿的一干人，則擔當起消費的任務。他說，「把支出的情慾與蓄積的情慾分開」，最關重要[22]。早已成為享樂者與通世故者的資本家諸君，大聲疾呼了。他們的代言人之一，或里嘉圖之一後繼者揚言說：馬爾薩斯君所以主張須有高率地租和高率賦稅，無非為要由不生產的消費者，不絕加產業家以刺激的壓力！不錯，他是以生產，以日益增大其規模的生產為標榜。但「用這樣的方法，其實不會促進生產，卻不免予生產以莫大的阻害。而且，讓一些人維持著無所事事的生活，而一味磨折那些就性格上說即能由工作收到良好結果的人，也絕對不是十分公正的處置」[23]。從菜湯奪去鮮肉，冀由此刺激產業資本家的蓄積，在他看，是不公正的處置。但把勞動者的工資縮減到最低限度，使其不得不勤勉，則在他看，卻是必要的。但關於無給勞動的占有，乃剩餘價值之秘密這件事，他並沒有隱蔽了。「勞動者方面的需要的增加，要不外表示他們在他們自己生產物中，由自己取去者減少，而把其中一大部分，委之於僱主。若有人說：由消費（勞動者方面）的縮減，會產生充溢現象（市場充溢，生產過剩），我就這樣回答：這充溢現象與利潤高昂是同一語義」[24]。 這些學者所論爭的，是由勞動者那裡汲取的贓物，應在產業資本家及游惰地主等人之間，作如何的分割，始於蓄積最有利益；在七月革命之前，這種囂然的論爭，平靜下去了。此後不久，都市的無產階級，在里昂鳴起了革命的警鐘；農村的無產階級，則在英國揚起了赤旗。海峽的此岸，開始散布歐文主義，其彼岸，則廣布聖西門主義與傅利葉主義。庸俗經濟學的喪鐘，就響起來了。西尼耳（Nassan W. Senior）曾在孟徹斯德作這樣的發現，即資本的利潤（包含利息），是十二小時勞動日最後一小時無給勞動的產物，恰在這一年前，他還有一個發現問世。他傲然地說：「我把解作生產工具的資本一辭，換作『節慾』（Abstinenz）一辭[25]。」這是庸俗經濟學的「發現」的無比標本！以諂諛的文句，代換經濟學上的範疇。此外一無所有。西尼耳說：「當野蠻人造弓時，他誠在進行一種產業，但他沒有實行節慾」。這說明了以次的事實，即在初期社會狀態下，如何並為何沒有資本家方面的「節慾」，也制出了勞動手段。「社會愈進步，節慾愈有必要」[26]，這是就那些以占有他人勞動及其生產物為事業的人一方面說的。就這樣，勞動過程的一切條件，轉化為資本家方面的各式各樣的節慾行為了。穀物不完全吃掉，一部分留作蒔種之用，那即是資本家的節慾！葡萄酒要讓其有發酵的時間，那也是資本家的節慾！[27]資本家在「貸與（！）勞動者以生產工具」時，換言之，在他不把蒸汽機關，棉花，鐵道，肥料，牲口等等自己耗費淨盡（依庸俗經濟學的幼稚說法，即不把「此等物的價值」，在奢侈品及其他消費資料上耗費淨盡），卻使它們和勞動力合併，使它們當作資本用時，他就要奪去他自己的亞當（Adam）[28]。資本家階級是如何成就這種事業，那在今日，還成為庸俗經濟學執拗不肯宣布的秘密。夠了，世界所以還能蹀躞推進者，無非靠護持神（Wischnu）前的這種現代苦行者（即資本家）尚有清真的操守。其實，不僅是蓄積，就是單純的「資本保存，也須為要克服消費資本的誘惑，而不絕努力」[29]。在這種節制與誘惑之間，救出資本家的，是單純的人道的命令；此恰如奴隸制度的廢止，曾把最近喬治州的奴隸所有者，由這樣進退兩難的雙關論法中救出一樣。這個雙關論法，是把鞭撻黑奴所得的剩餘生產物，全部消費在香檳酒上好呢！抑是把其中一部分，再轉化為更多的黑奴和土地好呢。 在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下，都不僅出現單純再生產，並還出現程度不一的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漸漸的，生產愈多，消費愈多，從而，轉化為生產手段的生產物也愈多。但在生產手段，生產物，乃至生活資料，還不曾採取資本的形態，而與勞動者相對立的限度內，那種過程，不表現為資本的蓄積，不表現出資本家的機能[30]。數年前物故的瓊斯——他繼馬爾薩斯之後，擔任赫力布利市東印度大學的經濟學講座——曾就兩件重要事實，細密論究這個問題。因為印度的大多數人民，都是自耕農，所以他們的生產物，他們的勞動手段與生活資料，決不「採取由所得節省下來的基金的形態」，決不「採取自先行蓄積過程出來的基金的形態」[31]。另一方面，在舊來制度很少受英國統治破壞的諸地，那些非農業的勞動者，都為達官們所直接使用。這些達官們把農業剩餘生產物的一部分，當作貢物，當作地租，收到自己手中。這生產物的一部分，在自然形態上，為達官們所消費；一部分，則由勞動者之手，轉化為達官們消費的奢侈品及其消費資料；同時，其殘餘部分，則當作自有勞動工具的勞動者的工資。在這場合，雖沒有奇異的聖者。憂思儼然的騎士（即「節制的」資本家）介在其間，生產與擴大的再生產依舊進行著。 Ⅳ　除了剩餘價值分割為資本與所得的比率， 還有幾種情形，決定蓄積的量：勞動力的榨取 程度——勞動的生產力——所用資本與所消費 資本的差額的增大——墊支資本量 如其剩餘價值分割為資本和所得的比率不變，蓄積資本的大小，顯然取決於剩餘價位的絕對量。設以80%資本化，20%供消費，則蓄積資本，究為2400鎊，抑系1200鎊，就要看剩餘價值的總額，究為3000鎊，抑系1500鎊。這樣，決定剩餘價值量的一切情形，也在蓄積量的決定上，發生作用。以下，我想就此等情形，就他們對蓄積可以提供新見地的限度內，作一概括說明。 我們會記得：剩餘價值率首先是取決於勞動力的榨取程度。經濟學異常看重這種事實，有把蓄積速度因勞動生產力發達而得的增進，和蓄積速度因對勞動者榨取加強而得的增進，同一看待[32]。在討論剩餘價值生產的諸章，我們已不絕假定，工資至少與勞動力的價值相等。但在實際上，工資是被強制地落在這種價值以下；因為這在實際運動上極關重要，所以我們須在這裡略予考察。這種意義上的工資低下，事實上，就是在一定限界之內，把勞動者的必要消費基金，轉化為資本的蓄積基金。 約翰•穆勒曾說：「工資沒有何等生產力。工資是生產力的價格。工資不得與勞動自身同樣貢獻於商品生產，那正如工具價格不得與工具自身同樣貢獻於商品生產一樣。假若勞動能不依購買而得，工資就會成為多餘的」[33]。但是，如果勞動者能依空氣而生活，怕也不要用任何的價格去購買他們。所以，勞動者毫無所費的說法，是一個數學意義上的限界，這個限界雖不絕接近，但卻不能達到。資本的不斷的傾向，就在把勞動者壓向這毫無所費的限界。前面屢屢引述到的十八世紀一位著作家，即《工商業論》的著者，曾宣稱：英國之歷史的使命，就在把英國的工資，降低到法國及荷蘭的工資水準。這見解，不外曝露潛伏在英國資本主義靈魂中的秘密[34]。他率直地說：「假若我國的貧民（指示勞動者的術語），也奢華地生活起來……勞動自然不得不昂騰。……那時，人們就要考慮到工業勞動者所消費的種種奢侈品，如白蘭地，杜松子酒，茶，砂糖，外國水果，強性啤酒，戳印檸檬，鼻煙，香菸等等」[35]。他由諾桑普吞州一位工廠主所選的大文中，引錄其側視天空而發的悲鳴。那是說：「法國勞動，比英國勞動要低廉三分之一。因為法國貧民勤苦勞動，而又甘於粗衣粗食。他們很少吃肉，主要的食物，是麵包，水果，植物的莖和根，以及乾魚。在小麥昂貴的時候，還只吃極小量的麵包」[36]。那位論文家繼續說：「還得補充一點：他們所飲的，多是水，或是稀薄的飲料。所以他們所費的錢極其有限。……我們英國勞動者要做到這個田地，雖極困難，但並非沒有實行的可能，因為在法國，在荷蘭，是已經這樣實行了」[37]。二十年後，有一位列名英國貴族的美國騙子本吉明•湯姆生（Benjamin Thompson即拉姆佛伯爵Count Rumford），也體諒神與人，而採取同一的仁慈傾向。他的『論文集』，可說是一本食譜，其中列舉的，是可以代替勞動者日常高價食物的各種代用品。這位值得驚異的『哲學家』所特製的食單，是下面這樣：「大麥5磅，7 1/2便士；玉蜀黍5磅，6 1/4便士；熏制青魚3便士，鹽1便士，醋1便士，胡椒及野菜2便士，合計所費不過20 3/4便士，可制出供64人吃的湯。如其大麥及玉蜀黍的價格中平……這湯攤歸每個人的費用，還可節省到1/4便士，（不到3芬尼）」[38]。惟因資本主義生產發達，商品的摻假偽造也發達，湯姆生的這種理想，遂歸於無用[39]。 由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初葉的數十年間，英國租地農業者與地主，勵行著絕對的最低工資。他們支付農業勞動者的工資，還在此最低限度以下，其不足額數，則由教區當局以救恤的方式補給。英國田舍紳士們如何努力求工資率的『合法的』確定，可由下面這個滑稽的例子，指示出來——「當大地主於1795年在斯皮哈姆蘭確定勞動者的工資時，他們已用中餐；他們顯然以為，勞動者可以不用中餐……據他們確定的是：一塊重8磅11盎斯的麵包價格，如為1先令，每人的周工資應為3先令；麵包價格如騰貴起來，但仍在1先令5便士的限度內，工資可依次增加；若更突破此水準，則工資要比例於麵包價格的騰貴而減少；到麵包假格達到2先令時，勞動者的營養量，就不得不比以前減少1/5」[40]。彭內特（A. Bennette）是一位大租地農業者，他一身兼充治安裁判官，救貧局管理委員，及工資調節員。1814年，他受貴族院調查委員的審問；「勞動者一日勞動的價值，該有若干是由救貧稅補充罷」？他答：「是的，各家族一周間的收入，必須由救貧院補足，使每人有一塊8磅11盎斯的麵包，和3便士的貨幣；……照我們看來：每個人一周間的生存，有8磅11盎斯的麵包，就夠維持。用3便士製衣。如其教區當局覺得以供給衣服為便，則3便士可以不給。這種方法，不僅通行於菲爾特州西部一帶，我相信；全國也都通行」[41]。當時有一位資產階級著作者，曾這樣吶喊「他們（租地農業家）竟在幾年之內，把國民中一個可敬的階級，驅向貧民收容所，使其墮落。……他們妨礙勞動者方面最必要的消費基金的蓄積，藉以增殖他們自己的利得」[42]。在今日，在剩餘價值的形成上，從而在資本蓄積基金的形成上，直接劫掠勞動者必要消費基金這件事，有莫大的作用。所謂家內勞動，已為我們指示出來了（第13章第8節）。在本篇後面，我們將提出關於這個問題的更重要的事實。 不拘在那種產業部門，由勞動手段構成的不變資本部分，都須夠一定數勞動者（其數依企業規模而定）使用，但這並不是說，這種資本部分，必須與其所用勞動量，以同一比例增加。現在假定有一個工廠，雇用一百個勞動者，每人勞動八小時，一日共提供八百勞動小時。在這場合，資本家如更要獲有四百勞動小時，他可以新雇五十個勞動者。但他加雇勞動者時，他不但要為工資增添資本，且要為勞動工具增添資本。於是，另一個可能方法被採用了，那就是照原雇一百勞動者把每日的勞動時間，由八小時，延至十二小時。在這場合，原有的勞動手段，就夠應用了，特其磨損比較迅速罷了。這一來，由勞動力拉長所追加的勞動，就能在不變資本部分無須比例增加的場合，增大蓄積的實體，即增大剩餘生產物與剩餘價值了。 在採掘工業，例如在採礦業上，原料並不構成墊支資本的一部分。勞動對象並不是過去勞動的產物，如金屬，礦物，石炭，石材等等，都是自然的賜物。在這種場合，不變資本殆全由勞動手段構成。此等勞動手段，得從容對付勞動者由晝夜輪班等法所增加的勞動量。然生產物量及其價值，卻可在其他一切情形不變的限度內，與勞動量成比例的增加。在那種場合，正如最初一日的生產上一樣，將由原始生物形成者，由資本物質要素形成者（即人類與自然），相互協力地活動。就賴以勞動力的伸縮性，蓄積的領域，雖不先行增加不變資本，也可擴大。 在農業上，不在種子及肥料上為追加的墊支，耕地誠然不得擴大。但那種墊支一旦實行之後，那怕是土地上面的純機械的加工，也會在生產物量上，發生奇異的影響。但當同數勞動者支出較多勞動量時，雖不在勞動手段上為新的資本墊支，土地的肥沃程度也會由此增進的。在這場合，人類對於自然的直接作用，也是不借新資本即可增大蓄積的直接的源泉。 最後，在狹義的工業上，每一度在勞動上為追加的支出，雖必須相應地在原料上為追加的支出，但不一定要在勞動手段上為追加的支出。並且，因製造工業要由採掘工業及農業取得原料和勞動手段，故後者不為追加資本墊支即可造出追加生產物的情形，當然也於前者有利。 概括的結論是：勞動力與土地，為財富的兩個本原的創造者；資本併合這兩者，因而獲得一種伸張力。這種力。允許它把蓄積的要素，擴大到這個限界以外，這個限界，表面上像是由它自身的大小，換言之，表面上像是由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手段（它自身即在其中存在）的價值與量設定的。 資本蓄積上，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是社會勞動的生產力程度。 隨著勞動生產力增進，體現一定量價值從而一定量剩餘價值的生產物量，也相應增大。在剩餘價值率沒有變化的場合固不必說，即在剩餘價值率低落，但其低落程度，較之勞動生產力增進為緩慢的場合，剩餘生產物量，也會增加。所以，剩餘生產物分割為所得與追加資本的比率如其沒有變更，資本家即不減少蓄積基金，也可增大其消費。蓄積基金的比例量，在商品價格低廉，資本家得以減少的消費基金，支配較以前同樣多的甚或更多的享樂資料時，還可犧牲消費基金，以行增大。而且，如我們前面講過的，在勞動生產力增進時，勞動者便宜的現象，從而剩餘價值率增進的現象，即在真實工資昂騰的場合，也會發生真實的工資，決不與勞動生產力以同一比例增進。同一的可變資本價值，得運轉較多的勞動力，得運轉較多的勞動。同一的不變資本價值，將體現在較多的生產手段中，換言之，即體現在較多的勞動手段，勞動材料及補助材料中，從而，它所供給的生產物形成要素與價值形成要素增加了，所供給的吸收勞動的材料也增加了。所以，追加資本的價值儘管保持原狀，甚或減少，蓄積的速度，仍可增進。不但再生產規模在物質方面擴大；剩餘價值生產，還比追加資本的價值，更迅速地增大。 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對於原資本或即經投用在生產過程內部的資本，也有反應作用。機能的不變資本的一部分，是由機械一類勞動手段所構成，那種勞動手段，要在一個長時期內，才消費得了，並再生產出來，或由同種類的新對象所代置。不過，這種勞動手段，逐年有一部分消滅，逐年有一部分達到其生產機能的終點。那就是說，逐年有一部分，周期地再生產，或周期地為同種類的新物件所代置。假若勞動生產力在這種勞動手段的生產地方，因科學與技術的不斷進步而增進了，則代置機舊械，工具，器具的，將是更有効，更低廉（參照其能率而言）的機械工具器具等等。所以，我們就把已有勞動手段在細目上的不斷改進存而不論，舊的資本，也會在比較更生產的形態上再生產的。不變資本的另一部分，為原料與補助材料，這些材料在一年之內，就要不絕地再生產；並且它們有最大一部分，是逐年為農業所再生產的。所以，如在這方面的生產上採用改進的方法，那對於追加資本和已經在機能中的資本，幾乎同時都有影響。每一種化學上的改進，不僅增多有用材料的樣數，且會復化已有的有用材料的用途；並在資本增大時，將其投資範圍也擴大。不但此也，那同時還指教我們，如何把生產過程與消費過程上的排泄物，返還到再生產過程的循環中；這一來，不用預先投下資本，就可以造出新的資本材料。正如單單把勞動力拉得緊張，已經可以增大對於自然財富的利用一樣。科學與技術的進步，使資本有一種與機能資本量相獨立的伸張力，這種伸張力，同時對於原資本的已經進入更新階段的部分，發生反應作用。由是，這個資本部分，就把那在它舊形態背後完成的社會進步，無所破費地，併合在它新形態中了。當然，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不免要引起機能資本（funktionierender Kapital）一部分的價值減損。這種價值減損，如果在競爭上被痛切地感到了，其主要負擔要落在勞動者身上。資本家會增大對於勞動者的榨取，由此彌補他這種損失的。 勞動把它所消費的生產手段的價值，移轉到生產物內。從另一方面說，由一定量勞動推動的生產手段的價值，則與勞動生產力的增加，以同比例增加。所以，就令同一勞動量，不絕以同量新價值加於生產物，但在勞動生產力提高時，由勞動移轉到生產物去的舊資本價值仍然會增加。 舉例來說吧。一個英國紡紗工人與一個中國紡紗工人，以同一的強度，同一的勞動時間，從事勞動，他們在一周間各各造出的價值相等。但這種價值雖相等，借強有力的發動機械而勞動的英國人的一周生產物，與僅借紡車而勞動的中國人的一周生產物間，仍要發生莫大的價值差別。英國人用中國人紡一磅棉花的同一時間，紡數百磅棉花。比之中國人，有數百倍的舊價值，被移轉在英國人的生產物中，而以新的有用的形態保存著，能重新當作資本而發生機能，並將英國人的生產物的價值膨大起來。恩格斯曾指示我們說：「在1782年中，英國前此三年的全部羊毛收穫，都因勞動者的不足，無由加工製作；如其沒有新發明的機械來幫同進行紡績，那些原封未動的羊毛收穫，還得繼續擱置起來」[43]。已在機械形態中對象化的勞動，自然不會直接促起任何個人出現，但那不但使較少數的勞動者，能由相對較少量的活的勞動的追加，對羊毛為生產的消費，由是附與以新的價值；同時還能在毛絨線及其他形態上，保存舊來的羊毛價值。不但此也，羊毛的擴大再生產，且可由此受到促進和刺激。創造新價值同時又保仔舊價值，那是活勞動的天賦的性質。所以，在生產手段的功能，範圍，與價值擴大時，從而，在蓄積因勞動生產力發達而增進時，勞動會把繼續增大的資本價值，在不斷的新的形態上，予以保存，並使其永久化[44]。但勞動的這種自然力（Naturkraft），會表現為併合勞動的資本的自我保存力（Selbsterhaltungskraft），正如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會表現為資本的特性；資本家對於剩餘勞動的不絕占有，會表現為資本的不絕的價值自行增殖一樣。商品的一切的價值形態，都表現為貨幣的形態；同樣的，勞動的一切的力，都表現為資本的力。 資本增大，使用資本與消費資本之間的差額，也相伴增大。換言之，如像建築物，機械，排水管，代勞家畜，乃至各種器具一類的勞動手段，在價值上，在物質上，都會增大起來；它們會在不斷反覆的生產過程中，長期地或短期地，以其全範圍發生機能或成就某種有用的效果。但它們自身是逐漸磨損的，從而，只斷片地喪失其價值，從而，只斷片地轉移其價值於生產物中。它們在一定程度內，不附加其價值於生產物，只當作生產物形成要素（Produktbildner），換言之，它們是全部被使用，但只一部分被消費。在這程度內，像我們前面講過的那樣，它們就像水，蒸汽，空氣，電氣一類自然力一樣，擔任了不要任何代價的勞務。過去勞動為活勞動所捕捉而附與生氣時，它的不要任何代價的勞務，會隨蓄積規模的擴大而益益增加。 因為過去勞動（vergangne Arbeit）常假裝為資本，換言之，即因為A，B，C等等勞動的被動形態，假裝為非勞動者X的能動形態，資產階級和經濟學者們，遂都對於過去勞動的勞務，讚不絕口。照蘇格蘭的天才麥克洛克所說，過去勞動，是應當在利息利潤等等形態下，取得特殊報酬的[45]。過去勞動在生產手段形態上所給於活勞動過程之有力的不絕增大的幫助，竟被歸功於過去勞動的這種形態（在這種形態下，那種勞動，已當作無給勞動，離開了勞動者自身），那就是資本形態。奴隸所有者不能想到，勞動者自身與其成為奴隸的性質有區別，資本主義生產之實際代理人及其觀念代辯者，也想不到，生產手段與其今日所披上的對抗的社會的假裝有區別。 勞動力的榨取程度如有一定，剩餘價值量就取決於同時被榨取的勞動者數的多寡。而此勞動者數，又以各種不同的比例，與資本量相照應。所以，由累次蓄積而增加的資本愈多，則化分為消費基金與蓄積基金的價值總量也愈大。就這樣，資本家一方面儘管過著更逸樂的生活，同時仍可表示其更加「節慾」。最後，生產的一切發條，還會因墊支資本量的愈益增加，生產規模的愈益擴大，而不絕加強其伸展作用的。 V　所謂勞動基金 依據前面所說明的，就知所謂資本，並不是一個固定的量，它是社會財富中一個可以伸縮的部分，得隨剩餘價值在所得與追加資本間的分割，不斷地一同發生變動。而且，我們還知道，那怕在機能資本量一定不變的場合，併合在那種資本量中的勞動力，科學，土地（經濟學上所說的土地，是指不經人類協力，而由自然提供的一切勞動對象）等等，也會成為它的伸縮能力，而在某種限度內，成為一個與它自身數量無關的作用範圍。但在此種研究上，我們把流通過程上的一切情形，把種種使同量資本發生極不同作用程度的情形，存而不論了。而且，因為我們以資本主義生產的限制為前提，換言之，以社會生產過程一個純然沒有組織的姿態為前提，故關於一切用現有生產手段與勞動力而行的直接的有計劃的合理的結合，也都不予注意。古典派經濟學，慣把社會的資本，視為有固定効用程度的一個固定量。這種偏見，又為俗物的老祖宗邊沁[46]，確立成了一個信條。邊沁乃是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常識上一位乏味的，炫博的，逞辯的豫言家。他在哲學者中間，如同馬丁•塔帕（Martin Tupper）在詩人中間一樣。他們兩者都只能在英國製造出來[47]。依他的信條，不但生產過程上最普通的現象（即突然伸縮的現象）不能理解，就是蓄積本身，也完全不能理解[48]。邊沁自身，乃至馬爾薩斯，詹姆斯•穆勒，麥克洛克等等，都是在辯護的目的上，利用這個信條；他們特別利用這個信條，冀圖把資本的一部分，即可變資本或可轉化為勞動力的資本部分，表示為一個固定量。可變資本的物質存在，即勞動者的生活資料量，也即所謂勞動基金（A rb eitsfond），被杜撰為社會財富中一個判然區別出來的已由自然法則固定了，變動不得的部分。固然，要把社會財富中那當作不變資本的部分，或從其物質方面說，當作生產手段的部分進行運轉，一定要有一定量的勞動。這勞動量，也是從工藝學方面決定了的。但發動這勞動量所需的勞動者數，是沒有一定的；那隨個別勞動力的榨取程度不同，而有種種變化。那種勞動力的價格，也沒有一定的，我們至多不過是能為它定下一個極有伸縮的最低限界。這個信條所根據的事實，在一方面是，社會財富在非勞動者的享樂資料與生產手段之間如何分割，勞動者置的餘地；在另一方面是，勞動者如非在幸運的例外的場合，決無權以富者的「所得」為犧牲，而把所謂「勞動基金」擴大[49]。 惟其想把勞動基金之資本主義的限制，描寫作勞動基金之社會的自然限制，故不憚作愚笨的反覆，這特別可由福塞特教授（Prof. Fawcett）所說而知。他說：「一國的流動資本（Zirkulierende kapital）[50]，即是該國的勞動基金。故要計算各勞動者所得的平均貨幣工資，只須以勞動者人數，除這個資本就行了[51]。」這無異說：先把現實支付的個別工資加算起來，然後主張；加算所得的總額，是神與自然所恩準的「勞動基金的價值總額」。最後，再以勞動者人數，除這個價值總額，使發現各個勞動者平均所得幾何。這是一個不尋常的躲閃方法。福塞特君還曾以同一語調，作以次的陳述：「英國積年蓄積的財富總額，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當作資本，用以維持本國產業，其他部分則輸往外國。……投用在本國產業上的，只不過占有這個國家逐年蓄積的財富的一部分，一個不大顯著的部分」[52]。這就是說，不給與等價而由英國勞動者那裡盜取得的剩餘生產物，就有一大部分，不是用在英國本國，而是在外國資本化了。可是，伴隨這種輸出的追加資本而輸出的，還有神與邊沁所發明的「勞動基金」的一部分[53]。 * * * [1]「資本的蓄積；即以所得的一部分當作資本使用。」（馬爾薩斯著《經濟學諸定義》加澤洛夫版第11頁。）「所得的資本化。」（馬爾薩斯著：《經濟學原理》第二版倫敦，1836年第320頁。） [2]輸出貿易，使一國的奢侈品，能轉化為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反之，也能使一國的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轉化為奢侈品；但這種輸出貿易，我們暫且擱在一邊。為了擺開種種附隨事件的攪擾，而純粹地理解研究的對象，我們必須把商業世界全體看為一國，並假定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到處確立，並且征服了一切的產業部門。 [3]西斯蒙第對於「所得的資本化」一語，過於滿足了，他沒有再探究那種作用的物質條件；由是，他對於蓄積的分析，有一個大缺點。 [4]「他的資本的成立，是由於本來的勞動。」（西斯蒙第著《新經濟學原理》巴黎版第Ⅰ卷第109頁。） [5]「在資本使用勞動之前，勞動已創出資本了。」（衛克斐爾德著：《英國與美國》倫敦1833年刊第Ⅱ卷第110頁。） [6]資本家所有他人勞動生產物的所有權，雖為「占有法則的嚴密的歸結，但這種法則的根本原則，卻反而是勞動者對於他本人的勞動生產物，有排他的所有權」。（舍爾彪利埃Cherbuliez著：《富歟貧歟》巴黎1841年刊第58頁。）不過，著者在這裡關於這種辯證法的倒轉，沒有予以正確的說明。 [7]蒲魯東想由商品生產之永久的所有法則，來廢除資本主義的所有權，他的這種狡猾，是不由我們不嘆賞的！ [8]「所謂資本，就是以利潤為目的而使用的蓄積的財富」（馬爾薩斯著：《經濟學原理》）。「資本……是由所得節蓄下來，並由那以獲得利潤為目的而使用的財富構成。」（瓊斯著：《經濟學導言》倫敦1833年刊第16頁。） [9]「剩餘生產物或資本的所有者。」（《國難的原因及其救治——給約翰•羅素爵士的一封信》倫敦1821年刊。） [10]「節蓄的每個部分都有複利的資本，有這樣大的吞併力，以致在所得所由以生的世界上，一切的財富，老早以前就成了資本的利息。」『（倫敦《經濟學界》雜誌1859年7月19日。） [11]「今日的任何經濟學家，都不能認節蓄就是貯藏貨幣了。如把這種局限的不充分的方法置諸不論，那就國民之富的立場而言，節蓄一語的意義，最好是在節蓄物之利用的差異上去認知，而那種差異性的基礎，就是節蓄物所維持的勞動種類，有現實的差異。」（馬爾薩斯著：《經濟學原理》第38及39頁。） [12]例如，巴爾扎克（Balzac）就是如此，他曾對種種色色的貪慾，作根本的研究，他描述老高利貸業者哥普色克，已經到婚老時期，才由蓄積的商品從事貯藏。 [13]「資本的蓄積……交換的停滯……過剩生產。」（湯瑪斯•歌爾白著：《個人之富的原因及其方式之研究》倫敦1841年第14頁。） [14]里嘉圖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第3版倫敦第163頁注。 [15]約翰•穆勒雖有他的《論理學》，但不曾看破他前輩學者的這種錯誤分析，這種分析，就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也有從純粹專門者的立場，予以訂正之必要的。他到處都以門弟子的篤信心，複述他先師們的思想上的混亂。在這場合，他說：「資本本身，結局都會變成工資；那雖由生產物的售賣而收回，但會再轉為工資的」。 [16]在再生產過程的說明上，從而，在蓄積的說明上，亞當•斯密與其前輩學者，特別是重農學派比較，就許多方面說，不但不曾成就何等進步，甚且還退步了。就本文所述的他的幻想而言，他在經濟學上遺下的真是荒唐無稽的教理是：商品的價格，系由工資，利潤（利息）及地租購成，換言之。即是僅由工資與剩餘價值構成。斯托齊（Storch）就是由這個基礎出發，他曾這樣素樸地自白：「把必須價格，分解為其最單純的要素，那是不可能的。」（斯托齊著：《經濟學教程》聖彼得堡版1815年第1卷第140頁注。）把商品的價格，分解為其最單純的要素，竟不可能，那該是如何美妙的經濟科學：關於此點，在本書第2卷第3篇及第3卷第7篇中，當詳細論究。 [17]讀者會注意到：「所得」一語，有兩重意義：其一是指資本周期生產的果實，即剩餘價值；其二是指這果實中，由資本家周期消費的部分，或加入其消費基金中的部分。我也是在這兩重意義上使用「所得」一語，因為這是和英法兩國經濟學家通常的用法一致的。 [18]高利貸業者，是舊式的資本家形態，但這個形態是不斷更新的。馬丁•路德曾就這種高利貸業者，作極切當的說明：支配慾是致富衝動的一個要素。他說：「異教徒由其理性之光，得達出高利貸業者為四重盜賊和殺人犯的結論。但我們基督教信徒，卻尊敬他們，為他們的貨幣而崇拜他們。……吸盡他人的營養，強奪他人的營養，盜劫他人的營養，那正是犯著使人餓死，使人完全破滅的大殺人罪。高利貸業者就是這種大罪犯。他們應當自上絞首台；如其他們身上存有充分的肉，他們劫奪了多少金錢，就應該有多少的大鴉啄食他。但他們卻安閒自適地坐在椅子上。同時，小盜則被縊殺。……小盜帶上枷鎖，大盜卻以黃金絲縞來自炫。……所以，在這世上，除了惡魔，沒有再比守財奴和高利貸業者更大的人類的敵人，因為他們要求變為支配一切人類的神。土耳其人，武人，或暴君縱為惡人，仍不得不讓人民生活，並且還自承為惡人，為人類之敵。他們有時還會，並且必須對他人給與以若干同情。然在高利貸業者與貪財鬼，他們卻會盡其力之所能，使全世界陷於飢餓貧乏的深淵，並由此使一切物，變為己有；他們立在像神一樣的地位上，使人永遠成為他的隸屬。他們穿起華麗的外套，佩著金鍊指環，拭拭袖口，儼然是高貴的敬神者。……高利貸是一隻大怪物，像餓狼一樣，它劫掠一切，猶甚於加卡斯，格爾陽或安圖斯。他們裝模作樣，見者以為是虔敬的人物。所以，世人無從知道，被牽回到他洞窟中去的公牛，究往何處去了。但勇敢的赫爾克勒斯，一聽見公牛與被囚禁者的叫聲，就在懸崖嶙石間，尋找加卡斯，由凶漢手中，解放出公牛來。這所謂加卡斯，就是指那貌似敬虔的高利貸業者，指那盜掠和鯨吞一切物的凶漢。加卡斯不肯承認自己是作惡的人，他以為旁人不能尋到他，因為被牽回洞窟去的公牛，從它的足跡看來，好像已被放出去一樣。高利貸業者正是如此，他們自以為有用，自以為已經把公牛給予世人，其實，公牛全為他一個人撕裂了，吞食了。……如其我們對於攔路劫搶者，殺人者，強盜之流，施以絞刑或殺刑，對於高利貸業者就更應該以車裂，殺戮，咒詛，與斬首等等刑罰，來處置了。」（馬丁•路德著：《反對高利貸業者——致僧侶書》）。 [19]約翰•亞金著《孟徹斯德周圍三四十英里地方的描述》倫敦1795年第181頁，182頁下，188頁。 [20]亞當•斯密著：《國富論》第Ⅱ篇第3章。 [21]薩伊也說：「富者的節蓄，是以貧者為犧牲。」「羅馬的無產者階級，幾乎全是犧牲社會而生活。……但我們大體可以說，……近世社會是由犧牲無產者階級，奪取無產者階級的勞動收益而生活。」（西斯蒙第著：《經濟學研究》第Ⅰ卷，第24頁。） [22]馬爾薩斯著：《經濟學原理》第319頁320頁。 [23]《關於需要性質之原理的研究》第67頁。 [24]前書第50頁。 [25]西尼耳著：《經濟學基本原理》法譯本巴黎1836年第38頁。在舊古典學派的追隨者看來，這也是一種過於狂妄的主張。「西尼耳君以勞動和節慾這兩個名辭，代替勞動和資本這兩個名辭……。節慾是一個單純的否定。利潤的源泉，不是節慾，只是生產的資本之使用」（加澤諾夫編馬爾薩斯《經濟學諸定義》注釋，第130頁編者注），但約翰•穆勒君卻一面接受里嘉圖的利潤說：同時又採用西尼耳的「節慾報酬說」。他對於黑格爾的矛盾（那是一切辯證法的源泉），雖毫無所知，但對於各種平凡的皮相的矛盾，他卻是十分內行的。——第二版加註：不論那種人類的行為，都可認為是它的反對方面的「節慾」。但這種單純的思考，庸俗經濟學家是從未想到的。吃飯是斷食的節慾，步行是站立的節慾，勞動是怠惰的節慾，怠惰是勞動的節慾，諸如此類。此等紳士們，頂好是就斯賓諾莎（Spinoza）「斷定即否定」一語，一加考慮！ [26]西尼爾著：《經濟學基本原理》第342頁。 [27]「如非期待獲得追加的價值……（舉例來說），那就沒有人，……願意把他的小麥蒔在地下十二個月，願意把他的葡萄酒放在地窖內若干年，他們都願意直接消費它們或拿它們立即去換取等價物來消費了。」（斯勞洛伯Scrope著：《經濟學》坡特爾Potter編，紐約1841年第331頁134頁。） [28]「資本家不把他的生產手段，轉化為生活資料奢侈資料，而消費它的價值，卻寧願將它貸與勞動者。在這限度內，他要忍受一種節制的。」摩里拿利G. de Molinari著：《經濟學研究》第49頁。——這裡用『貸與』這個婉曲的名辭，是依照庸俗經濟學者的巧妙方法，其用意，無非要使那些受產業資本家榨取的工資勞動者，和那些榨取勞動，但從貸放資本家那裡借取貨幣的產業資本家，立於同一的地位。 [29]庫塞塞努爾著：《論產業企業之理論與實際》第57頁。 [30]「各種所得對於國民資本發達的貢獻，因各種所得的進步階段而不同。設有兩個國家，如果它們在那種進步上處在相異的地位，各種所得對於這兩個國家的資本發達的貢獻，也就不同。……在社會初期階段，……利潤……和工資及地租相比，是一個不重要的蓄積源泉……迨國民產業能力大有增進時，利潤就成為比較重要的蓄積源泉了。」（瓊斯著：《國民經濟學教科書》第16頁21頁。） [31]前書第36頁以下。（第四版加注——上面的抄引，定有錯誤，因為那個文句，是找不出來的——F. E.） [32]「里嘉圖說：『隨著社會發達的階段不同，資本或勞動使用手段（即勞動榨取手段）的蓄積速度，也有大小的差異。這種蓄積，在一切場合，都一定是取決於勞動生產力。勞動生產力，通常在豐饒土地甚多的地方最大』。假若這段話中『勞動生產力』一語，是指生產物中那歸屬於親手生產的人的那微小的一部分，里嘉圖所說，就簡直是重複，因為殘餘的生產部分，如果它的所有者高興，便是資本所由以蓄積的基金。不過，這種事，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多半是不會發生的？」（《經濟學上若干名辭的論爭》第74頁75頁。） [33]約翰•穆勒著：《經濟學上的未決問題》倫敦1844年第90頁。 [34]《工商業論》倫敦1770年第44頁。1866年12月及1867年1月的《泰晤士報》，也揭載了英國礦山主們的感情的流露。其中並曾描寫比利時的礦山勞動者的幸福狀態，據說，他們只要求並只受得能繼續為僱主勞動所絕對必要的生活。比利時勞動者忍受許多困苦，但仍被《泰晤士報》擬為標本勞動者（！）。在1867年2月初：馬爾希奴地方的比利時礦山勞動者，以罷工來答覆了，但那次罷工，被火藥和槍彈鎮壓下去了。 [35]前書第44頁46頁。 [36]這位諾桑普吞州的工廠主，犯了有一個在無限感慨中可以寬恕的欺騙罪。他在表面上是比較英國礦山勞動者的生活和法國礦山勞動者的生活，但其實，他在本文節引的文句內，是描述法國的農業勞動者。這一點，到後來，曾由他的混亂的敘述，露出馬腳來了。 [37]前書第70頁第71頁。第三版註：這種事態，由此後成立的世界市場的競爭，而更進一步了。英國下議院議員斯特卜勒東君（Mr. Stapleton）曾在選舉人之前這樣演說：「如其中國成為一大工業國，我不知道，歐洲工業勞動者要維持這種競爭，怎樣能不降低他們的水準，而與他們的競爭者，立在相同的水準上。」（《泰晤士報》1873年9月3日號。）——今日英國資本企圖達到的目標，已經不是歐洲大陸的工資，而是中國的工資了。 [38]本吉明•湯姆生著：《政治經濟哲學論文集》全三卷倫敦1796年——1802年第1卷第288頁。艾登爵士在其所著《英格蘭貧民狀態或勞動階級史中》，曾把盧姆福德伯爵的乞丐湯，極力向貧民收容所的監督人推薦，他並責備地警告英格蘭的勞動者，說「在蘇格蘭，有許多貧民不吃小麥裸麥和肉類，他們吃混有水和鹽的燕麥與大麥，接連幾個月如此，但還是非常舒適的。」（前書第1卷第2篇第2章第503頁。）就在十九世紀，我們還發現同樣的「指示」。例如：「極合衛生的混和麥粉，雖為英格蘭農業勞動者所拒食……但在教育較為優良的蘇格蘭，恐怕沒有這種偏見。」（巴利Charles H. Parry《現行穀物條例的必需問題》，倫敦1816年第69頁。）這位巴利君還這樣嘆說：今日（1815）年英格蘭的勞動者，比之艾登時代（1797）年，是更加墮落了。 [39]據最近國會委員會關於生活資料摻假問題的報告，在英國，藥料品的摻假製造，也不是例外，寧說是當作原則實行的。例如，把由倫敦三十四家藥店購來的鴉片分別加以化驗，就發現其中有三十一種，混合有罌粟頭，麥粉，膠質，粘土，砂等等。絲毫沒有包含嗎啡元素的，竟不在少數。 [40]紐拿姆（G.B. Newnham）律師著：《評國會二院穀物條例委員會前的供述》倫敦1815年第28頁注。 [41]前第19頁第20頁。 [42]巴利著前書第77頁，第69頁。地主們以英國之名，進行反雅各賓戰爭，對於這戰爭，他們不但沒有蒙受何等損失，且還大發其財了。「他們的地租，在十八年間，有增加兩倍的，三倍的，四倍的，甚且還有加到六倍的。」（前書第100頁101頁） [43]恩格斯著：《英國勞動階級的狀況》第20頁。 [44]古典派經濟學，因為對於勞動過程及價值增殖過程沒有充分的分析。故不曾適當地把握再生產上的這個最大要素。里嘉圖的著作，就是如此。例加他說：生產力不論發生怎樣的變化，「一百萬勞動者在工廠中所生產的價值，常是一樣」。在此等勞動者的勞動時間與勞動強度，沒有變易的艱度內，這種說法是對的。不過，里嘉圖在若干推論上，忽視了一種事實，即勞動生產力一有差異，由同一百萬勞動者轉化的生產手段量，將大有差異，由是在他們生產物中保存的價值量，從而，由他們供給的生產物的價值，都要發生極大的差異。在這裡，我想順便談到一點。里嘉圖依據上面的例子，想使薩伊明白使用價值（在這場合，他稱其為富或物質的富）與交換價值的區別，但沒有成功。薩伊答覆他說：「里嘉圖說：應用較善方法的同一百萬勞動者，不生產較多的價值，只能造出兩倍或三倍的富。這種事實，里嘉圖認為是經濟學上的難關，但若我們把生產看為（也應當看為）是一個交換，這個難關就會消滅的。我們就是在這種交換上，把我們的勞動，我們的土地，我們的資本，提供生產的勞務，而獲礙生產物的。我們就借著這種生產的勞務，而獲得世界所提供一切的生產物。所以……在名為生產的交換上，我們由生產的勞務所獲得的有用物愈多，我們就愈富，我們的生產的勞動，就愈有價值。」（薩伊著；《給馬爾薩斯先生的信》巴黎1820年第168頁169頁。）薩伊所要說明的「難關」（這「難關」，在他看是存在的，里嘉圖則認為不存在），是如下面所述：勞動生產力增進的結果，一定量勞動所造出的使用價值量增大了。但為什麼這種使用價值的價值不因而增大呢？他自己答；這種難關，一把使用價值稱為交換價值，就解決了。交換價值，是以某種方式與交換相關聯的東西。所以，如果我們把這個以勞動和生產手段交換生產物的事，名為生產，則由生產供給的使用價值愈大，我們獲得的交換價值也愈多，這是像水一樣明白的事實。以為襪例來說，制為者由一日勞動供給的使用價值（為）越是多，則就為而言，他便越是富裕。但薩伊突然覺得，襪的「數量愈大」，其價格（這自然與交換價值無何等關係）就會趨於低落，「因為競爭會強使他們（生產者）照成本提供他們的生產物」。但若資本家依照成本價格出賣商品，他的利潤將從何產生呢？不用擔心啊！薩伊這樣說明了：生產力增進的結果，各個人以同一的等價，以前得襪一雙，現在可得襪兩雙了。因此，薩伊所達到的結論，與他企圖反駁的里嘉圖的命題，完全一樣。他在思考上這樣大大努力一番之後，就揚揚得意地，以如次的論調，指點馬爾薩斯說：「先生，這確是切當的學說。我相信，不依照這種學說，經濟學上的最大難關，特別是，富雖代表價值，但生產物價值減少，國民仍可更加富裕的問題，將無從解決。」（前書第170頁。）一位英國經濟學者，關於薩伊《在給馬爾薩斯先生的信中》表現的這一類靈巧手法，曾批評說：「這種矯飾的腔調，攏總說來，就被薩伊先生自詡為自己的學說。他還熱心地慫恿馬爾薩斯，叫他在赫特福德，像在歐洲大多數地方一樣傳授。他說：『如其對於以上的一切命題，發現有何等自相矛盾之點，最好是考察它們所表現的事物。我自信：這些命題，是極為單純，極合理的』。無疑的，依照這種辦法，這些命題會表現為一切別的東西，只不表現為根本的，重要的。」（《需要性質之原理的研究》第116頁第110頁。） [45]西耳尼獲得了「節慾的工資」這種學說的專利權，但在這以前很久，麥克洛克已獲得了「過去勞動的工資」這種學說的專利權了。 [46]主要是參照邊沁著：《犯罪及刑罰論》愛梯安奈•德蒙（Eetienne Dnmont）法譯本第三版巴黎1826年第2卷第4篇第2章。 [47]傑勒米•邊沁，是一種純粹英國的現象。就把我們德國的哲學者克利斯欽•沃爾夫（Christian Wolf）也包括在一道來說罷，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也沒有像這樣不足齒數的平凡，竟然這樣自我滿足地橫行闊步。他並不是功利主義的發現者。他不過把愛爾維修（Helveetius）及其他十八世紀法蘭西著者的才氣橫溢的言論，在晦鈍的方法上，再生產罷了。例如，要知道什麼對於犬有效用，先得研究犬的性質。而這種性質自身，是不能由功利主義推知的。如把這種原理應用到人身上來，想由功利主義來批判人的一切行為，運動，關係等等，那首先就須研究人性一般，還須研究在各歷史時代變化了的人性。但邊沁不這樣做，竟用他的極乾躁的素樸性，把近代的買賣人，特別是英國的買賣人，假定為標準的人。一切對這種標準人極其世界有效用的，則就其自身說，也是有效用的。他還進而用這種標準尺，來評價過去現在與將來。例如，宗教是有效用的，因為刑法在法律名義上制裁的罪過，宗教也曾在宗教的名義上，加以歸締藝術批評是「有害的」，因為它妨害貴人們對於馬丁•塔帕的欣賞，諸如此類。這位勇士的座右銘，是「沒有一天不寫作」。他就用上述這類廢話，寫出了等身的著作。如其我有友人海涅（Heinricn Heine）的勇氣，我會把傑勒米君叫做資產階級愚鈍中的天才。 [48]「經濟學者慣於把一定量的資本和一定數的勞動，視為是有劃一的力量或以劃一的強度發生作用的生產工具。……主張商品為唯一生產動因的人，證明生產決不能擴大，因為擴大生產，以食物，原料，工具等等的預先擴大為必要條件。這其實就是說，任何生產擴大，非有預先的擴大不可，換言之，即生產擴大為不可能。」（培利著：《貨幣及其變動》第58頁70頁。）培利主要是從流通過程的觀點，來批評這個信條。 [49]約翰•穆勒在其所著《經濟學原理》中說：「真正使人感到疲勞而討厭的勞動，並不比別的勞動，獲得較好的報酬，卻幾乎一律是獲得最不好的報酬……勞動愈討厭，則他僅獲得最低報酬的事實愈加確實。勞苦與收益，不像在公正的社會組織那樣，相互成正比例，卻是常常成反比例」。為避免誤解，且附帶一言：像約翰•穆勒一流人物，誠不免有一個缺點，就是一面守著經濟學上的偉統信條，一面卻具有近世傾向，但若把他們看作是庸俗經濟學辯護者一流，卻像是太不公平了。 [50]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亨利•福塞特著：《英國勞動者的經濟地位》倫敦1856年第120頁。 [51]這裡必須引起讀者注意的，就是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的範疇，首先是由我使用。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學，都把這兩個範疇內包含的本質的區別，和那由流通過程生出的形式上的區別，即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區別，混為一談。關於這個問題，在本書第2卷第2篇還要進一步說明的。 [52]福塞特著：前書第122頁123頁。 [53]我們可以這樣說：逐年以移住國外的形式，由英國輸出的，不僅是資本，更還有勞動。不過，由國外移住者帶出去的家財工具，在本文中是沒有說及的。在此等移住者中，大部分都不是勞動者。他們大部分是租地農業家的兒子。逐年以獲取利息為目的而輸往國外的英國的追加資本，對逐年蓄積的比例，是更大得多。逐年的國外移住，對逐年人口增殖的比例，是更小得多的。 第二十三章　資本主義蓄積的一般法則 Ⅰ　在資本構成不變的場合，勞動力的 需要隨蓄積而增加 這一章所要研究的，是資本的增大，在勞動者階級的命運上，有怎樣的影響。這種研究上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資本構成（Die zusammensetzung des kapitals）和這種構成在蓄積過程中所生的變化。 資本的構成有兩重意義。從價值方面說，那是由資本分割為不變資本（即生產手段的價值）與可變資本（即勞動力的價值，也即工資總額）的比例而定。從資本在生產過程內部發生機能的物質方面說，一切資本，皆分割為生產手段與活的勞動力。這兩者的構成，是取決於所使用的生產手段量，與其使用所需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我稱前者為資本的價值構成（Wert zusammensetzung），後者為資本的技術構成（die echnische zusammensetzung）。這兩種構成之間，存有密切的相互關係。為要表現這種關係，我把這種資本價值構成，即取決於資本技術構成而又反映那種技術構成的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稱為資本的有機構成（die organische zusammensetzung）。當我們簡單說資本構成時，常是指這種有機構成。 在一特定生產部門投下的許多個別資本，其構成多少互有不同。我們由此等資本的個別構成的平均，征知這整個生產部門的總資本的構成。最後，我們又由一切生產部門的平均構成的總平均，征知一國社會資本的構成。我們在下面，只好就這種社會資本來說明。 資本的增大，含有轉化為勞動力的可變資本部分的增大。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餘價值部分，往往不得不再轉化為可變資本，即追加勞動基金。假定其他一切情形不變，資本構成也不變，從而運轉一定量生產手段即不變資本，常須有同一勞動量，在那場合，勞動的需要，和勞動者的生存基金，顯然會與資本增加，以同一比例增加；資本的增加愈迅速，這種生存基金的增加，也愈加迅速。因為資本年年生產剩餘價值，而這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年年追加到原資本中去；因為這種追加量，隨著已在機能中的資本的增大，而年年增加；最後又因蓄積的規模，得在致富衝動的特殊刺激（如新發展的社會需要所展拓的新市場或新投資範圍等等）下，單由分割剩餘價值（或剩餘生產物）為資本與所得的比例的變化，而突然擴增，故資本的蓄積欲望，會超過勞動力或勞動者人數的增加，即勞動者的需要，會超過其供給。這一來，勞動工資就不免要昂騰起來。不錯，如上面假定的情形繼續不變，工資的昂騰，終於會見諸事實的。因為，被雇勞動者數，一年多過一年，遲早總會達到一個限點，以致蓄積欲望，超過通常的勞動供給，從而引起工資的昂騰。關於這種傾向的怨嗟之聲，我們在整個十五世紀及十八世紀前半期的英國，是聽得慣熟的。固然，工資勞動者的維持與增殖，會由此得到多少有利的場面，但這種場面，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性質，沒有何等影響。單純再生產會不絕再生產資本關係自身，即一方再生產資本家，他方再生產工資勞動者；同樣，規模繼續擴大的再生產或蓄積，也會再生產規模繼續擴大的資本關係，即在一極，再生產更多或更大的資本家，在其對極，再生產更多的工資勞動者。但勞動力要不絕當作價值增殖的手段，併合於資本，而且不得與資本分離；它對於資本的隸屬關係，不過由購買它的個別資本家的更迭變換而被掩蔽。所以，像這樣的勞動力的再生產，實際無非是資本自身再生產的一要素。所以，資本的蓄積，即含有無產者增殖的意味[1] 對於這種事實，古典派經濟學是把握得很牢的；以致亞當•斯密、里嘉圖輩，都如前面所說：錯誤地，把蓄積，與剩餘生產物（轉化為資本的）全部由生產勞動者消費的事實，即轉化為追加勞動者的事實，視為同一。遠在1696年，約翰•白拉斯（John Bellers）曾說：「假若一個人有十萬英畝土地，十萬鎊貨幣，十萬頭家畜，但卻沒有一個勞動者，這位富者，還不就是一個勞動者麼？因為勞動者能使人富裕，故勞動者愈多，富人也愈多。……窮人的勞動，就是富人的富源」[2]。孟德維爾（Bernard de Mandeville）也在十八世紀之初說：「在所有權確有保障的地方，沒有貨幣還可，沒有貧民簡直不行。貧民沒有了，叫誰勞動呢？……對於貧民，是應當使他免於飢餓的，可是不應當讓他獲有任何值得貯蓄的東西。不管那裡，那怕是一個屬於最低階層的人，如果憑他非常的勤勉，節省到不吃的程度，想由此把自己的地位提高，那是誰也不應妨阻他的。不僅此也，無論就社會上各個人說，或就各家族說，節儉都不可否認是最賢明的方法。然而，對一切富裕國家有利的事體，卻是最大部分的貧民，從來不懶惰，但常須支用其全部收入。……每天借勞動而營生計的人，除缺乏外，沒有何等可以刺激他勤勞的原因。緩和此種缺乏，雖屬賢明，若加以治療，則失之愚笨。能促使勞動者勤勉的唯一手段，就是適度的工資。工資太少，勞動者將依其不同氣質，或者變為垂頭喪氣，或者陷於自暴自棄。但如工資過多，又將使其傲慢而怠惰。……由以上的說明，足征在不許奴隸存在的自由國中，確實的富，乃係於勞動貧民的眾多。因為此等貧民，不但是供給海陸軍的無限的源泉，並且，沒有他們，任何的享樂，卻不能存在，一國任何的生產物，都無從利用。要求社會（當然是勞動以外的人的社會）幸福，要使人民安於最貧賤的環境，就得以多數人的貧困與無知為必要條件。知識使欲望加大，使欲望加繁。所欲望者愈少，欲望的滿足，也愈容易」[3]。就是這位正直而頭腦清晰的孟德維爾，也尚有不會理解的事，那就是，蓄積過程的機構，會在增大資本時，增加勞動貧民的數目。這種勞動貧民，就是所謂工資勞動者，他們把自己的勞動力，轉化為益益增大的資本之益益增大的增殖力，並由是把自己對於自己的生產物——即人格化為資本家的生產物——的隸屬關係，永久化。關於這種隸屬關係，艾登勳爵（Sir F. M. Eden）曾在其所著《貧民的狀態》或《英國勞動階級史》中說：「我國的土地自然產物，確實不夠維持我們的生活。如其不是仰賴過去的勞動，我們的衣食住都成問題。至少，社會一部分人必須不辭辛苦地勞動。……其他的人，雖然，不紡績也不勞作，而支配著產業的生產物，但他們之得免於勞動，只是沾文明和秩序的光。……他們純然是市民制度（der Bürgerlichen Institutionen）的產物[4]。這樣一種制度，承認一個人雖不由自身勞動，也可占有勞動的結果。擁有獨立財產的人……他們之獲有財富，決非憑他們自己的卓越的能力，幾乎全是……靠他人的勞務。使社會中的富有者與勞動分子區別的，並不是因為前者擁有土地或擁有貨幣，而是因為他們支配著他人的勞動。這個計劃（艾登所贊成的計劃），將給有產者以支配勞動者的充分的（決非過分的）影響與權力，把那些勞動者安置在非下賤非奴隸的狀態中，但安置在安易而寬大的隸屬狀態中；凡屬通曉人間性，通曉人類史的人，都承認這種隸屬狀態，是勞動者為自身幸福所必要的」[5]。在這裡，我得順便指出，在亞當•斯密的門人中，只有艾登勳爵，曾在十八世紀成就某種重要的功績[6]。 在上面所假定的對於勞動者最有利益的蓄積條件下，勞動者對於資本的隸從關係，是採取可以容忍的形態，用艾登的話，就是採取「安易而寬大的」形態。資本增大了，這種關係與其說是跟著發生內包益益充實的傾向，寧說是發生外延益益擴大的傾向；換言之，不過資本榨取與支配的範圍，隨資本自身的增殖及其隸屬者數的增加，而益形擴大。在他們自己的但繼續不斷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餘生產物中，會有較大一部分，是以支付手段的方式，流回到他們自己手中，使他們得擴大享樂範圍，除充用衣類家具等等的消費基金外，還可貯積少額的貨幣準備。可是，衣食及待遇的改善及家財的增加，不足以廢絕奴隸的隸從關係與榨取；同樣，工資勞動者的隸從關係與榨取，也自無從由此得到消除。勞動價格隨資本蓄積而增騰的現象，實際不過表示勞動者為自己冶造的鎖鏈，已經有這樣長這樣重，就略微松放一點也無妨而已。所有關於這個問題的論爭，大抵都把主要問題——即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徵性質——忽略了。在資本主義生產之下，勞動力的購買者，並不是要由他所購買的勞動力者勞務，或其生產物，來滿足他個人自身的欲望。他的目的，是在增加自己的資本價值；換言之，在求所生產的商品中，含有他支付代價以上的勞動量，即含有他不用支付代價而得由售賣實現的價值部分。剩餘價值的生產或貨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絕對法則。勞動力之所以能夠出賣，只由於它能把生產手段當作資本來保存，當作資本來再生產它自己的價值，更以無給勞動，供給追加資本的源泉[7]。所以，不論勞動力的售賣條件是怎樣於勞動者有利，其中總包含勞動力不絕再售賣，和一切財富當作資本不絕再生產的必要。前面講過：工資在其本身性質上，就是以勞動者提供一定量無給勞動為前提。如把工資提高而勞動價格低落那等等事實，擱置不論，則工資的增大，至多不過表示，勞動者所必須提供的無給勞動量減少。這種無給勞動量的減少，決不能達到威脅資本制度本身存在的限度。設不問關於工資率的激烈衝突——在那種衝突中，主人大體上總不失為主人，那是亞當•斯密已經告訴過我們的——則由資本蓄積引起的勞動價格的昂騰，不外假定下述二事之一： （1）如不妨礙蓄積的進行，勞動價格得繼續昂騰。在這種事實上，沒有何等值得驚異的地方。因為亞當•斯密講過：「利潤縱然低減，資本不僅會繼續增加，且會較以前遙為急速地增加。……利潤小的大資本，一般都較利潤大的小資本，增加得更快」。在這種場合，無給勞動的減少，顯然不致侵害資本支配的擴大。——（2）勞動價格昂騰，利得的刺激鈍減，以致蓄積弛緩。在此種場合，蓄積雖然減退，但同時這蓄積減退的原因，即資本與可供榨取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衡，也歸於消滅，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構，把它暫時造出的障礙除去了。由是，勞動的價格，將復低落到與資本價增殖欲相照應的水準，至若此水平，是在工資昂騰以前的標準水平以上，或在其以下，或與其一致，那都沒有關係。我們由是知道：在第一場合，並不是勞動力或勞動者人口之絕對的乃至比例的增加之減退，引起資本的過剩，反之，卻是資本的增大，引起可供榨取的勞動力的不足，在第二場合也不是勞動力或勞動者人數之絕對的乃至比例的增加之增進，引起資本的不足，反之，卻是資本的減少，引起可供榨取的勞動力（或其價格）的過剩。資本蓄積上的這種絕對運動，反映為可供榨取的勞動力的量的相對運動，好像是由勞動力的量的自體運動所產生。以數學上的語辭來說：蓄積量為自變數，工資量為他變數，不能反過來說的。這好比，在產業循環途上的恐慌期中，商品價格的一般低落，表示為相對的貨幣價值的昂騰；在其繁榮期中，商品價格的一般昂騰，表示為相對的貨幣價值的低落。於是，屬於所謂通貨學派（Currency Schule）的人們，乃根據此種事實，得出以次的結論，即：在物價昂騰時，是流通中的貨幣過少；在物價跌落時，是流通中的貨幣過多。他們這樣對於事實的無知和誤解[8]，恰好同那些經濟學者是難兄難弟，那些經濟學者對於以上所說的蓄積現象，在一個場合，認為是工資勞動者過少的結果；在另一場合，則認為是工資勞動者過多的結果。 橫在所謂「自然人口法則」（naturlichen Populationsgesetz）根底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法則，得簡單地概述如次：資本蓄積與工資率的關係，不外就是化為資本的無給勞動，與運轉追加資本所必要的追加勞動的關係。所以，這並非兩種相互獨立的量（即一方為資本量，他方為勞動者人口數）的關係，而是同一勞動人口的無給勞動與有給勞動的關係。如其由勞動者階級所供給，由資本家階級所蓄積的無給勞動量，增加過於迅速，以致它轉化為資本，要求異常大的有給勞動的增加，在那場合，工資就要昂騰，在其他一切情形不變的限度內，無給勞動就要依比例減少。但這種減少，一觸到滋養資本的剩餘勞動，而不復能以常量供給資本的限點，馬上就會引起反動。所得中轉化為資本的部分減少，蓄積弛緩，由是，工資昂騰的運動受到阻止。所以，勞動價格的昂騰，將被限制在這限變內，在這限度內，它不單不會牴觸資本主義制度的根底，且會確保資本主義再生產規模的擴大。由經濟學者神秘化為一種自然法則的資本蓄積法則，在實際，不過表述以次的事實；即，勞動榨取程度的減退或勞動價格的昂騰，一經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資本關係的不絕的再生產與規模累進擴大的再生產感到威脅，那就會由資本主義蓄積自身的性質，予以排除。在這種生產方法之下，非對象的富，為勞動者的發展欲望而存在，反而是勞動者為既存價值的增殖欲望而存在。所以，在這種生產方法之下，上述那種事實，是無可如何的。人類在宗教上，是受他自己的頭腦的產物所支配，在資本主義生產之下，則是受他自己的手的產物所支配[9]。 Ⅱ　在蓄積及伴蓄積而生的累積（Konzentration） 進行中，可變資本部分將相對減少 據經濟學者們自己的主張，引起工資騰貴的，既非即有的社會財富量，也非已在運用中的資本量，而只是蓄積的不斷增進，和那種增進的速度（亞當•斯密《國富論》第一篇第八章）。我們以上所考察的，只是這種過程的一個特殊階段，在這階段，資本雖增加，它的技術構成是不變的。但過程會越過這一個階段向前進。 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基礎一經固定，在蓄積進行的途上，就必然要達到一個限點，在這個限點上，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成為蓄積的最有力的槓桿。亞當•斯密曾說：「引起工資騰貴的原因，就是資本的增加，而資本的增加，又有增進勞動生產力，使較少量勞動生產較多量生產物的傾向」。 把土地的肥沃及其他諸種自然條件暫置不論；把獨立的個別的生產者的熟練（這與其說是在量上由製作物的多寡來表現，寧說是在質上由製作物的良否來表現），也暫置不論，則社會的勞動生產力程度，就由一個勞動者，在一定時間，以同一勞動力強度，所轉化為生產物的生產手段的相對量，來表示。他進行勞動所需的生產手段量，隨其勞動生產力的增進而益益加大。但生產手段要扮演兩重任務。即某一些生產手段的增大，是勞動生產力增進的結果；別一些生產手段的增大，為勞動生產力增進的條件。例如，賴有製造業分工與機械採用之故，同一時間可加工好較多量的原料，從而，得以較多量的原料及補助材料，加入勞動過程，這就是勞動生產力增進的結果。在另一方面，如像機械，代勞家畜，礦物性肥料及排水管等等之量，卻成為勞動生產力增進的條件。又累積在建築物，鎔鐵爐，運輸機關等等方面的生產手段量，也可如此說。但不論是條件抑是結果，當生產手段量與所併合的勞動力比較而言增大時，這種增大，總歸是勞動生產力增進的表現。所以，勞動生產力的增進，是表示在這個事實上；即，與所運轉的生產手段量比較而言，勞動量在減少，換言之，與客觀因素量比較而言，主觀因素量在減少。 資本技術構成上所生的這種變化（即生產手段量，和給它以生命的勞動力的量比較而言，在不絕增大），會反射到資本的價值構成上，使資本價值的不變部分，犧牲其可變部分而增大。例如，有一種資本，原來是以50%投在生產手段上，以50%投在勞動力上，但後來勞動生產力增進的結果，生產手段占80%，勞動力卻只占有20%。不變資本部分與可變資本部分相比而累進增大的法則，已由前述商品價格的比較的分析——不管其所比較的，是同一國民的相異諸經濟時代，抑是同一時代的相異諸國民——證明是正確的。總之，價格中有一個要素，只代表所消費的生產手段的價值或不變資本部分，這個要素的相對量，是與蓄積的進行成正比例；價格中還有一個要素，只有關於勞動的給付，或僅代表可變資本部分，這個要素的相對量，則與蓄積的進行成反比例。 不過，可變資本部分與不變資本部分相比的減少，或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只近似地表示資本物質成分的構成的變化。比如，十八世紀初期紡紗業上投下的資本價值，是不變資本部分二分之一，可變資本部分二分之一，而在今日則不變資本部分八分之七，可變資本部分八分之一，但由一定量紡績勞動在生產上消費的原料量與勞動手段量，今日恐有十八世紀初期幾百倍之多。這當中的原由不外是，勞動生產力增進的結果，勞動所消費的生產手段的範圍固然擴大了，然與其範圍比較，其價值則已減退。這就是說，生產手段的價值，雖然絕對地在增進，但其增進，並不與其範圍的擴大成比例。所以，與生產手段量（由不變資本轉化）與勞動力量（由可變資本轉化）的差額的增進比較，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差額的增進，是小得多的。後者之差，雖與前者之差，在一同增進，但是以較小的程度增進。 可是，蓄積的增進，雖使可變資本部分的相對量縮小，但決不因此，就說它的絕對量沒有增大的可能。假令一個資本價值，原分為不變資本50%，可變資本50%，後來劃分為不變資本80%，可變資本20%。在這當中，如其原資本為6,000鎊，現在增加到18,000鎊，則可變資本也有1/5的增加，即由原來的3,000鎊，增加到3,600鎊。但要使勞動需要增加20%，從前只須有20%的追加資本，現在卻不能不把原資本增大三倍。 在第四篇，我們已經講過，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達，是以大規模的合作為前提；我們又講過，只有在那種前提下，勞動的分割與結合，才能組織起來，生產手段才得由大規模的累積而經濟；只有在那種前提下，那些在物質方面只適用於共通目的勞動手段（如機械體系），始能出現；巨大的自然力，始能配置於生產之下；生產過程始得轉化為科學之技術的應用。在商品生產基礎之上，生產手段屬於私人所有，手勞動者或個別地獨立地生產商品，或因缺乏獨立經營的資力，而將其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在這種基礎上，當作前提的大規模的合作，只有依個別資本的增大而實現，或比例於社會生產手段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家私有財產的程度而實現。商品生產的基礎，在資本主義形態上，才擔當得起大規模的生產。所以，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是以個別商品生產者手中，蓄積有一定量的資本，為必要的前提條件。由是，我們必須假定：這種蓄積，是發生於手工業向著資本主義經營的推移中。這種蓄積，不是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歷史的結果，寧是它的歷史的基礎，故可稱為原始蓄積（die urspriingliche Akkumulation）。至這種蓄積本身如何產生，我們用不著在此探究，我們只要說它是起點就行了。但是，一切促進勞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方法，雖是在這種基礎上成長起來，但它們同時又是增進剩餘價值或剩餘生產物（蓄積的形成要素）的生產的方法。所以，它們又是以資本生產資本的方法，或是增進資本蓄積速度的方法。剩餘價值不絕再轉化為資本的過程，現在，表現為參加生產過程的資本之量的增大。而這種增大，復又成為生產規模擴大的基礎，並與此相伴，成為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方法的基礎，成為剩餘價值生產加速的方法的基礎。所以一定程度的資本蓄積，雖表現為特殊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但資本主義生產，卻又反過來，增進資本蓄積的速度。即，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隨資本的蓄積增進而發達；同時，資本的蓄積，又隨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達而增進。這兩個經濟因素，相互給與刺激，形成複比例的演進，由是使可變資本部分與不變資本部分相比益益縮小，並引起資本技術構成上的變化。 每一個別資本，都是生產手段的一個或大或小的累積，指揮著一個相應的或大或小的勞動軍（Arbeiterarmee）。每一種蓄積，都成為新蓄積的手段。每一種蓄積，都在當作資本用的財富量增大時，使個別資本家手中的財富的累積加大，並由是擴大大規模生產和特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礎。社會的資本的增大，是由於許許多多個別資本的增大。在其他一切情形不變的限度內，諸個別資本及與此相應的生產手段的累積，比例於此等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的可除部分而增大。同時，原資本的嫩枝，也會與這原資本分立，當作新的獨立的資本來發生機能。把其他原因擱置不論，資本家家庭的分家析產，在這點，演有重大的作用。所以，隨資本蓄積的增進，資本家數，也有或多或少的增加。這種直接產生於蓄積或與蓄積相一致的累積，有兩點特徵：第一，在其他情形不變的限度內，社會生產手段在個別資本家手中的累積的增進，為社會財富的增殖程度所限制；第二，固著在各個特殊生產部門的社會的資本部分，是劃分於多數資本家之間，他們是當作相互獨立相互競爭的商品生產者，對立著。因此，蓄積與伴隨蓄積的累積，不僅是分散在許多方面；並且，機能資本的增加，都不免要受新資本形成與舊資本分割的妨阻。就因此故，蓄積在一方面表現為生產手段與勞動支配權的累積之增進，在另一方面又表現為許多個別資本相互間的反撥。 社會總資本碎分為許多個別資本的分割，或此等碎分部分相互間的反撥，為此等個別資本相互牽引的事實所抵消。但這種互相牽引，並不就指單純的與蓄積有同一意義的生產手段與勞動支配權的累積，卻是指已經形成的諸資本的累積，是個別資本獨立性的揚棄，是資本家被資本家剝奪，是多數小資本轉化為少數大資本。這種過程，與前此的過程不同，因為它只以已經存在已經發生機能的資本在分配上的變化為前提，由是，它的作用範圍，不受限制於社會財富的絕對的增加，不受限制於蓄積的絕對的限界。正因為資本在許多人手中喪失，所以能大量把握在一個人手中。這就是狹義的集中（Zentralisation），是和蓄積（Akkumulation）及累積（Konzentration）相區別的。 關於資本集中或資本吸引資本的法則，我們不能在這裡詳細討論，只簡單提示若干事實就行。營業上的競爭，是以商品的廉價來進行。在其他情形不變的限度內，商品的廉價要看勞動生產力如何，而勞動生產力又要看生產規模如何。所以，大資本會打倒小資本。我們還記得：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達的結果，在標準條件下營業所需的個別資本的最低限量，是擴大了。由是，小的資本，就只好擠向那些生產領域，即大工業甫經開始活動，或尚不曾為大工業完全征服的領域。在這類生產領域中，競爭，是與對抗的資本數成正例，與其大小成反比例，而激烈展開的；結局，許多小資本家往往是以慘敗而告終。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移到勝利者手中，一部分則歸於消滅。我們即把此點暫置不論罷。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會有一個全新的力量生出來，即信用制度（Kreditwesen）。這種制度，在最初只是偷偷摸摸地為蓄積作一個卑躬屈節的助手；借著不可見的線，把那些以大量或小量分散在社會表面的貨幣資源，牽引到個別資本家或結合的資本家手中。但不旋踵間，它在競爭戰上，就變成了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後且轉化為一個助長資本集中的巨大的社會機構。 競爭與信用，是集中的兩個最有力的槓桿；這兩者與資本主義的生產和蓄積，成正比例的發達。加之，蓄積的進步，會把集中的物質即個別資本增加起來；同時，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一方面會造出社會需要；另一方面又會為巨大的產業企業——這是以預先的資本集中為實現基礎的——造出技術的手段。今日個別資本的相互吸引力及其集中傾向，是過去任何時代所不能望其項背的。在某種限度內，集中運動的相對的擴展度與強度誠然是由資本家財富的既有量與經濟機構的優越所決定，但集中的進展，並不依存於社會財富之積極的量的增大。這正是累積與集中的真正區別，因為累積僅是擴大再生產的另一表現。集中卻只要變更既存資本的分配，變更社會資本成分的量的配置，就可發生。在此等場合，資本得由許多人的手中取出，蓄積到一個人手上來，而成為龐大的數量。如就一定的營業部門而論，集中的極限就是以這一部門投下的一切資本，結合而為一個資本[10]。在特定社會中，這種極限，要社會的總資本，集結在一個資本家手中，或集結到一個資本家公司手中，方始達到的。 集中使產業資本家能擴大經營的規模；它在這種活動上，可以補充蓄積的作用。經營規模的擴大，或是蓄積的結果，或是集中的結果；集中的進行，或是借強力的手段而實行合併（在這個場合，若干資本對於其他資本成為壓倒的重心，並由是擊破其他資本的個別的凝結，而吸收其各各分散的斷片），或是通過平坦的道路，將既經存在或在形成中的多數資本，合同設立股份公司。但無論如何，經濟上的作用總是一樣的。不論在什麼地方，產業經營規模的擴大，都會形成一個出發點，從那裡，多數人的合作勞動，將有一個更包括的組織；他們的物質的動力，將有更廣大的發展，換言之，即照常經營的個別生產過程，將益益轉化為社會結合的和科學規制的生產過程。 不過，顯而易見是；資本的蓄積，是由環狀形態轉為螺形再生產而進行著的漸次的增殖，與集中比較，是一個極緩慢的過程；集中所要求的，不過是變更社會資本成分的量的配置。假若我們必等待若干個別資本家，借蓄積來擔當鐵道的建築，恐怕世界到今日還會沒有鐵道出現。但集中卻以股份公司的組織，一反掌間，就把這種事業成就了。由此可知，集中會加速並加大蓄積的作用，同時還加大並加速資本技術構成上的革命，那就是犧牲可變資本而增大不變資本，並由是縮減勞動的相對需要。 由集中而一夜結合攏來的資本量，如同其他資本一樣增殖自己，再生產自己，並由是成為社會蓄積之新的有力的槓桿，其不同之點，不過是增殖更加迅速罷了。所以，我們今日一說到社會蓄積的進展，言外就有集中作用包含在裡面。 在正常蓄積進行中形成的追加資本（參照第二十二章第一節），大體是當作一種媒介物來利用新發明與發現，或利用產業上的一般改良。不過，舊資本一達到相當時期，也要一新其頭面與四肢，要脫去其舊的表皮，在一個完全的技術姿態上再生起來；在那種形態上，它也和新追加資本一樣，得以較少量的勞動，運轉多量的原料與機械。而由此必然發生的勞動需要絕對減少的傾向，當資本在這種更新過程上由集中運動而大量堆集時，自然會變本加厲的。 所以在一方面，與蓄積過程中形成的追加資本量相對而言，這種追加資本所吸收的勞動，是愈來愈小；在另一方面，周期以新構成方法再生產的舊資本，也益加要把它以前使用的勞動者驅逐。 Ⅲ　相對過剩人口（即產業預備軍）之累進的生產 資本的蓄積本來雖只是表現為資本之量的擴大，但如我們已經講過的，它會通過資本構成上的無間斷的質的變化，犧牲可變資本部分來擴大不變資本部分的[11]。 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適應於這個生產方法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及由是引起的資本有機構成上的變化等等，不僅與蓄積的進步，或與社會財富的增大，採取一致的步驟。那是以迅速得多的速力，向前進展。因為單純的蓄積，或社會總資本的絕對擴大，同時還伴有總資本各個別要素的集中；因為追加資本的技術上的變革，同時還伴有原資本的技術的變革。即在蓄積進行中，不變資本部分對可變資本部分的比率，將相伴發生變化。那種比率，如假定原先是1:1，現在次第成為2:1, 3:1, 4:1, 5:1, 7:1等等。隨著資本擴大，資本總價值中轉化為勞動力的部分，將逐漸遞減成1/3，1/4，1/5，1/6，1/7；等等，同時轉化為生產手段的部分，則在總價值中，逐漸遞加成2/3，3/4，4/5，5/6，7/8等等。因為勞動的需要，不是取決於總資本量的大小，而是取決於可變資本量的大小，所以，它不像我們以前假定那樣，與總資本為比例的增進，卻是隨總資本增大而累進地減少。就因為它對於總資本量是相對減少，故總資本量增大，它的減少將愈加速。不錯，隨著總資本增大，其可變部分，或併合在總資本中的勞動力，也增大，但其增大的比例，是不斷遞減的。蓄積在一定技術基礎上擴大生產的中間時期，是縮短了。為要吸收一定量的追加勞動者，甚且，為要在舊資本不斷轉變其形態時雇用既經雇用的勞動者，總資本有以累進增加的比例加速其蓄積之必要。但還不只此。這種增大的蓄積與集中，又會成為一個源泉，致引起資本構成上的新變化，並促使可變資本（比之不變資本）加速地趨於減少。可變資本部分的這種加速的相對的減少——它隨總資本的加速的增加而生，且較其增加為迅速——在另一方面，是採取這樣一種相反的形態，在這形態中，勞動人口之表面的絕對的增殖，常常較勞動者雇用手段（即可變資本）的增加，更為迅速。資本主義的蓄積，會比例於其自身的力量與範圍，不斷產生相對過剩的超過資本價值增殖平均所需的勞動人口。 就社會總資本來考察，它的蓄積運動，有時會引起周期的變化，有時會把它的諸種階段，同時配分在不同的生產領域。在若干生產領域，資本構成的變化，無須有資本絕對量增加，而單純由累積引起；在其他生產領域，資本之絕對的增加，與其可變資本部分或其所吸收的勞動力之絕對的減少，正相關聯；更在其他領域，資本在某一個時候，在它一定的技術基礎上，繼續增大，並比例於這種增大，吸收追加的勞動力，在另一個時候，它又變化其有機構成，並減縮其可變資本。然在一切的生產領域，可變資本部分的增加，從而，被雇用的勞動者人數的增加，往往總伴有一種強烈的變動，和暫時的過剩人口的生產；這種過剩人口生產，無論是採取較顯著的形態（即已雇勞動者被撥斥），抑是採取較不顯著但非較不確實的形態，（即追加勞動人口越發難於吸收入通常水道中）那是沒有關係[12]。已在機能中的社會資本量及其增加程度增進了，生產規模與其所運轉的勞動者人數增進了，此等勞動者的勞動生產力發達了，財富一切源泉之流益益廣泛而充實了，於是，資本對勞動者的較大的吸引力，也將以較大的規模，與資本對勞動者的較大的反撥力相結合。資本有機構成及其技術形態的變動的迅速程度將會增加，而在同時或交代發生此種變動的生產領域，也必增加。因此，勞動人口一方面成就資本的蓄積，同時卻以不絕增大的範圍，造出種種手段來，使自己變為相對多餘的[13]。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特有的人口法則。事實上，每種特殊的歷史生產方法，都有它自己在歷史上適用的特殊的人口法則。抽象的人口法則，只存在於不受人類干涉限度內的動植物界。 但是，剩餘的勞動人口，是資本主義蓄積的必然產物，是資本主義基礎上財富發達的必然產物，反之，此種人口過剩，還要為變資本主義蓄積的槓桿，甚且變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存在條件之一。過剩的人口，形成一個可以自由處理的產業預備軍（indstrielleu Reservearmee），它像是由資本出錢養成的一樣，絕對隸屬於資本。不管人口的現實增加有何等限制，資本總歸可以為它價值增殖上的變動需要，產出隨時可供它榨取的人類物質（Menschen material）。資本的突然的伸展力，得隨蓄積的進展，和與蓄積相伴的勞動生產力的發達，而增長；它的伸展力增長，不僅因為運用中的資本的伸縮性已經加大，不僅因為資本僅在其中形成一可伸縮部分的社會絕對財富已經擴增，也不僅因為信用每次受到特殊刺激，馬上會把那種財富的異常大的部分，當作追加資本委於生產支配；除此等等以外，那還因為生產過程自身的技術條件（如機械，運輸手段等等），允許把剩餘生產物，極迅速地轉化為追加的生產手段。隨蓄積進展而充溢起來，並得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像瘋狂般地，流進那些市場突然開展的舊生產部門，或流進鐵道（其需要，系應舊市場的發達而產生）一類的新形成的生產部門。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突然有巨數的人口，在不損害其他生產領域的規模的限度內，在決定的點上，供給出來。這種供給，必須取給於過剩人口的。近代產業所取的特徵的途徑，就是通過相當活躍，生產繁忙，恐慌，停滯諸階段，而每十年（其間有時也為諸種小變動所中斷）一度地循環。這種循環所以能夠成立，就因有過剩人口即產業預備軍不斷形成，嗣後或大或小地被吸收，然後再形成。但產業循環的諸種轉變，也會提供新的過剩人口，並成為這種過剩人口的最有力的再生產因素。 近代產業的這種特殊途徑，在近代以前的任何歷史時期，都不存在的。即在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的初期，那也尚沒有出現的可能。在那時，資本構成的變化，是極其緩慢的。所以，勞動需要的增大，大體與資本的蓄積相照應。與近代的進步比較，那時資本蓄積的進步，已算遲緩了，但它還要在可供榨取的勞動人口的自然限制前，受限制。這種限制，只有借我們後面要述及的強力手段，始能排除的。生產規模之突發的伸展，是生產規模的突然的收縮之前提；後者又喚起前者，但生產規模如沒有可供利用的人類物質如沒有勞動者數的增加，（在這裡，不是指人口的絕對增殖），則決無突發伸展的可能。這種勞動者的增加，是由不絕把勞動者一部分「游離」（"freisetzt"）的單純過程達成的，是由使被雇勞動者人數減少（比之於增大的生產而減少）的方法達成的。因此，近代產業的全部運動形態，是建立在不絕把一部分勞動人口轉化為失業者或半就業者的事實上。信用伸縮的現象，不過是產業循環周期轉變的徵候，經濟學卻把它看為是那種周期轉變的原因，那足顯示它如何淺薄。一度投入一定運動中的天體，常會反覆同一的運動；同樣的，一度投入上述伸縮運動中的社會的生產，也會不絕反覆那種運動。結果反過來變為原因；全過程——它不斷再生產它自身的條件——的轉變，是採取一個周期性的形態。這種周期性一旦固定了，在經濟學眼中，相對過剩人口（即超過資本價值增殖平均所需的人口）的生產，就成了近代產業的生存條件了。 原為牛津大學經濟學教授，後來曾充英國殖民部官吏的亨利•麥利維爾（H. Marivale）說過：「假如在恐慌的當中，國民像在死裡逃生一樣，努力把幾十萬過剩人口，移住國外，那將會引起怎樣的結果呢？那結果就是：當勞動需要恢復時，勞動感到不足。人類的生殖雖再迅速，要補充失去了的成年勞動，無論如何，非有一代的期間不可。我們製造業者的利潤，大體依賴一種經營力，必須有這種經營力，才能利用需要活潑的機會，以圖補償停滯期所蒙的損失。這種力的取得，只因他支配有機械與筋肉勞動。他必須在手邊準備著可供利用的勞動者；他必須能夠准照市況的變動，伸縮其操業的活動。不然的話，要想在競爭戰場上，維持我國的財富基礎，維持我國的優勝地位，恐怕難得做到吧」[14]。就在馬爾薩斯，他也認定人口過剩，是近代產業的一個必然；但他之所謂人口過剩，是依據他的窄狹見地，解作是勞動者的絕對人口過剩，而非其相對的人口過剩。他說：「對於結婚持慎重態度的習慣，如相當地通行於勞動者階級之間，則在一個主要依存於商工業的國家，將受到損害。……從人口的性質上說，如要在有特殊需要的場合對市場供給追加勞動者，勢非經過十六年乃至十八年不行。然由蓄積而以所得化為資本的過程，卻可以進行得遙為急速。一國勞動基金的增加，常較其人口的增加為迅速」[15]。經濟學在這樣把相對過剩勞動人口之繼續不斷的生產，宣示為資本主義蓄積的一個必然以後，更極輕易地以老處女的姿態，在資本家之『美的理想』（Bean idéal）的腔調下，對那些由追加資本（過剩者自己所創造的追加資本）所驅逐的「過剩者」（Ueberzâhligen），發出以次的論調：「我等製造業者，為諸君曲盡所能，來增大諸君生活上必要的資本；諸君必須使諸君的人數，適合於生活資料，以成就其餘的任務」[16]。 資本主義的生產，決不以人口自然增殖所供給的可供利用的勞動力之量為滿足。它為要自由活動，常要脫離這種自然限制，造成一個產業預備軍。 關於此點，我們以上皆假定被雇勞動者人數的增減，與可變資本的增減，完全一致。 但當資本所支配的勞動者數保持原狀，甚或減少時，可變資本仍可在如次場合增加起來；即個別勞動者供給較多勞動的場合。由是，那怕勞動價格不變甚或低落，但因比之勞動量的增大，那種低落較為緩慢，故工資仍將提高。在這種場合，可變資本的增大，乃是勞動增大的指數，而非被雇勞動者數增大的指數。每個資本家都情願，一定量的勞動，不由較多數的勞動者榨取，而由較少數的勞動者榨取，縱或勞動所費相同乃至較小。因為在使用較多數勞動者的場合，不變資本的投下，須比例於所推動的勞動量而增大，而在使用較少數勞動者的場合，則不變資本的增大，較為緩慢。生產規模愈大，由較少數勞動者榨取同量勞動的動機，也愈加有力，其力量，則隨資本的蓄積而益增強。 我們講過：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達與勞動生產力的發達——同時為蓄積的原因與結果——使資本家得在外延方面或內包方面，擴大對於個別勞動力的榨取，從而，投下同一可變資本，實現較多量的勞動。我們還講過：資本家是漸次用未熟練工人代替熟練工人，用未成熟的勞動力代替成熟的勞動力，用女工代替男工，用少年或兒童代替成年的。這一來，他得以同一的資本價值，購買較多的勞動力。 因此，在蓄積的進展中，一方面，較大的可變資本，不用雇用較多數的勞動者，然可實現較多的勞動；另一方面，同一量可變資本，又得以同一量的勞動力，實現較多的勞動；最後，更得由較高級勞動力的驅逐，推動更多的較低級的勞動力。 所以，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或勞動者的游離，比較生產過程之技術革命（伴蓄積的發達而生，且為蓄積的發達所促進），要來得迅速得多；且比較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相比的減少，也要來得迅速得多。假若生產手段，隨其範圍的加大與作用的加強，而變為更少數勞動者的僱傭手段，這種情形，又不免要因以次的事實，而生變化；那就是，比例於勞動生產力的增進，資本家會使勞動供給的增加，比他們對勞動者的需要的增加更迅速。勞動者階級中，就業者部分的過度勞動，勢將促使產業預備軍隊伍增大；而在反對方面，產業預備軍由競爭所加於就業者部分的加大的壓力，又強制後者不得不過度勞動，不得不服從資本的支配。由勞動者階級中一部分人的過度勞動，強使其他勞動者陷於游惰，又由其中一部分人的游惰，強使其他勞動者陷於過度勞動，那已成為個別資本家的致富手段[17]。同時且會適應社會蓄積的進展，而以一定規模，加速產業預備軍的生產。在相對過剩人口形成上，這種要素是如何重要，可以英國為例來證明。英國「節約」勞動的技術手段，是頂高明的。但如其在明天就把勞動一般限制到合理的程度，並把各種部類的勞動者，就其年別性別，加以適當的配置，則要以現存的勞動者人口，來繼續國家現有的規模的生產，是會絕對不足的。那一來，現在「不生產的」勞動者大多數，就不得不轉化為「生產的」勞動者了。 就全般而論，工資的一般變動，是專由產業預備軍的伸縮而調節，而此產業預備軍的伸縮，又與產業循環上的周期轉變相符合。所以，工資變動，不是取決於勞動者絕對人口數的變動，而是取決於勞動者階級分割為現役軍與預備軍的比例的變動，取決於過剩人口相對數的伸縮，即取決於那種過剩人口時而被吸收時而被游離的程度。佯言勞動的需要與供給，不是為資本的伸縮所規制，不是為資本增殖要求的變動所規制（因而，不是資本伸展，故勞動市場顯示相對不足，資本收縮，故勞動市場顯示過剩），卻是資本的變動，依存於人口數的絕對的變動，那就近代產業及其十年一度的循環及其周期諸階段（隨著蓄積的進展，此等階段，會由不規則的益益迅速地相互繼起的諸種變動，變得錯綜複雜）而言，倒是一個美好的法則。但勞動市場受資本伸縮的規則，正是經濟學者的信條。據他們所說，工資因資本的蓄積而增騰。而這增騰的工資，將刺激勞動人口之更迅速的增殖；這種增殖，又會引起勞動過剩，以致使資本對於勞動的供給，顯示相對的不足。在此場合，工資又跌落，並由此得到這個徽章的反面。勞動者人口，會因工資的跌落，而次第減少；這一來，資本再比之勞動者人口，發生過剩現象；或竟如其他諸人所說，工資低落及由此發生的勞動者榨取的增進，將進而促進蓄積的速度，同時，低廉的工資，又會阻止勞動者階級的增大。到這時，勞動的供給，復不夠供應需要，工資於是趨貴，並如是綿綿不斷地反覆下去。這在發達了的資本主義生產看來，實是一種美好的運動方法！在工資騰貴，因而實際有勞動能力的人口積極增加之前，必須再三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產業戰必須在這個時期進行，並決定勝負。 在1849年與1859年之間，英國農業區域的穀物價格雖然下落，勞動工資卻有增加（從實際方面考察，那只是名義上的增加）。例如，在菲爾特州，周工資由7先令增到8先令；在多塞特州，則由7先令或8先令增加到9先令等等。這種增加的原因，是農業上的過剩人口，由戰爭需要，由鐵道，工廠，礦山等方面的龐大擴張，引起了異常流出的結果。工資低時，工資雖略有增加，增加的百分比也會顯得很高。例如，周工資如果是20先令，由20先令增加到22先令，即是增加10%；但若周工資是7先令，由7先令增至9先令，卻就是增加28 4/7%。這就非常好聽了。到處的租地農業家，都咆哮起來；《倫敦經濟學界》（London Economist）關於這吃不飽餓不死的工資，喋喋不休地十分認真地，說是「一般的實質的增加」[18]。然則農業家該怎麼辦呢？他們將遵照教理的經濟學的頭腦，等待優良報酬激起農業勞動者的增加，由是再招致工資的跌落麼？不是的。他們是採用了更多的機械；在那瞬間，勞動者又以農業家也感到滿意的比例，再顯得過多了。這一來，農業上比以前投下了「更多的資本」，而採取更生產的形態了。勞動需要不但相對地減落，並且絕對地減落。 上面這種經濟學的虛構，把規制工資一般運動的法則，即規制勞動者階級（總勞動力）與社會總資本的比例的法則，和勞動人口在各生產領域間的分配的法則，混為一談了。比如，市場景況良好的結果，其生產領域的蓄積特別活潑，其利潤在平均水準以上，追加資本因而流到這種生產領域，在這種情形下，勞動需要自然增大，工資自然增高。由是在此市況良好的生產領域，就要因工資的提高，吸收去勞動人口的較大部分，致使這生產領域的勞動力達到飽和之點，結局，工資或再低落到從前的平均水準，或竟因勞動者流入過多，而低落到此水準以下。這一來，勞動者向著這種產業部門的流入，就不但要停止，甚且要發生逆流現象。在這裡，經濟學者就自信已經見到：勞動者的絕對增殖，因何與工資的增大相伴，工資的減少，因何與勞動者的絕對增加相伴。但他所見到的，不過是特殊生產領域的勞動市場的局部變動，不過是勞動人口在不同投資領域間的分配隨資本要求而變的現象。 在營業沉滯與相當繁榮的時期，產業預備軍對現役勞動軍，施以壓力；當生產過剩與亢進的時期，產業預備軍阻制現役勞動軍的要求。所以，相對的過剩人口，是勞動供求律發生作用的背景。它把這法則作用的範圍，限制在絕對適合資本的榨取熱與支配慾的限界之內。 論到這裡，我們必須回頭來述及經濟辯護論上一大偉績。我們該記得，由於新機械的採用或舊機械的擴張，一部分可變資本，轉化成了不變資本，這種活動，原是「拘束」（bindet）資本，「游離」（freisetzt）勞動，而經濟的辯護學者（der Okonomische Apologet），卻從反對方面，把它解釋為為勞動者而游離資本。我們現在已能充分理解這些辯護學者的厚顏無恥了。其實被游離了的，不僅是機械直接驅逐了的勞動者；那些可以補充他們的勞動者，那些在營業依舊基礎實行普遍的擴充時可以被吸收的勞動者，都要逢到同一命運。他們現在是被游離了，供尋求用途的新資本自由利用。不管此等資本所吸收的，是這些勞動者抑是其他勞動者，如其此等資本由市場吸去的勞動者人數，恰好與機械驅逐到市場上的勞動者人數相等，它對於一般勞動需要的影響，就等於零了。假若此等資本吸收的勞動者人數較少，過剩者數勢將增大；若所吸收的人數較多，則一般勞動需要，也不過依照被雇者數超過「被游離者」數的比例而增加。因此，追加資本所給於一般勞動需要的刺激，無論在以上那種場合，都要為機械驅逐勞動者的事實所中和。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機構是這樣安排的：它使資本之絕對的增加，不伴有相應的一般勞動需要的增進。辯護論者稱這種事實為貧民所得的報償，換言之，是被驅逐勞動者編入產業預備軍在過渡期中蒙到的窮乏痛苦與死滅的報償！勞動的需要，並不與資本的增加一致；勞動的供給，也並不與勞動者階級的增大一致。我們這裡不要把它們看為是相互作用的兩個獨立的力量。骰子是有假的啊！資本同時在雙方作用著。它一方面由蓄積增大勞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由勞動者的「游離」，而增大他們的供給；同時，更在失業者加壓力於就業者的限度內，使就業者不得不實現較多的勞動。這一來，勞動的供給，就在某限度內，與勞動者的供給相獨立了。在這種基礎上，勞動供求律的運動，實成全了資本的專制。勞動者工作愈加多，為他人生產的富愈是多，他們的勞動生產力愈是增進，則他們當作資本價值增殖手段所盡的機能，愈是增加他們的不安程度；當他們自己把自己何由至此的秘密看破時，當他們發覺自己相互競爭的強度，全繫於相對過剩人口的壓迫程度時，當他們由工會及其他方法，企圖在就業者與失業者間，組織計劃的協同動作，以打破或削弱資本主義生產這種自然法則所加於他們這一階級的破壞影響時，資本及其阿諛者即經濟學者，立即嚷叫起來，說那侵害了所謂「永遠的」「神聖的」供求法則。就業者與失業者間的結合，將會攪亂這種法則的「純粹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的場合，一旦有相反的情形，妨礙產業預備軍的形成，妨礙勞動者階級絕對隸從資本家階級時，資本及其平凡的桑差•班薩（Sancho Pansa），卻馬上就會背叛那「神聖的」供求法則，並要用強制手段來阻止它的作用。 Ⅳ　相對過剩人口的各種存在形態， 資本主義蓄積的一般法則 相對的過剩人口，有各種可能的存在形態。凡屬在半失業或全失業狀態中的勞動者，都屬於過剩人口。這種過剩人口，會依產業循環的階段的轉變，形成周期反覆的諸大形態；在恐慌的時候，採取急性形態，在疲滯的時候，採取慢性形態。如果我們現在不要說到這諸種形態，相對過剩人口就常常具有這三種形態，即流動形態，潛伏形態，停滯形態。 近代產業中心，為工廠，製造所，鎔礦所，礦山等等，在這些場所，有時勞動者被驅逐，有時勞動者被大量吸收，大體說來，被雇者人數是在增加的。但與生產規模比較，那種增加率卻在不斷低落。這就是過剩人口所採取的流動形態。 在嚴格意義的工廠和一切應用機械並相當實行，現代分工的大工作場所中，使用有多數未成年的少年工人。當這些少年工人一達到成年之期，他們在同一產業部門繼續工作下去的，只有極少數，其餘大部分則定規地解僱出來。此等被解僱者，對於隨產業擴大而增加的流動過剩人口，成為一個要素。他們有一部分，跟在流往外國的資本之後，流往外國。其結果，如像在英國，就有女性人口較男性人口的增殖得格外迅速的現象發生。勞動者人數的自然增殖，不夠滿足資本蓄積的要求，但卻經常超過那種要求，那是包含在資本運動本身的一個矛盾。資本要求少年勞動者多，成年勞動者少。於是，一方面有許許多多勞動者因被分工拘束在特定產業部門而在失業狀態中掙扎，同時卻又有人訴說勞動者缺乏[19]，這真是一種露骨到無以復加的矛盾。而且，資本對於勞動力的消費，是異常激烈的，大抵勞動者一到了中年，就多少成為腐朽。他們不轉落到失業者隊伍中，其地位也會由高級勞動者，降落為下級勞動者。生命最短促的，就是現代大工業上的勞動者。孟徹斯德的保健醫官李博士（Dr. Lee）說過，「在孟徹斯德，中等階級上層的平均死亡年齡，為三十八歲，勞動階級的平均死亡年齡為十七歲。前者在利物浦為三十五歲，後者為十五歲。即富裕階級比之於下層市民，有兩倍以上的生命價值」[20]。在這種情形下，這一部分無產階級的絕對增大，是必須採取這樣的形態，即個別份子急速磨滅，而其全體人數則增加。即勞動者一代一代地在急速更迭。（這法則，不適用於全人口中的其他階級）。這種社會的必要，是由早婚（那是勞動者在現代工業狀況下的必然結果）和兒童勞動的榨取（這種榨取，在兒童的生產上附上一個獎金）滿足的。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一侵入農業方面，或者，一在農業方面發生某種限度的影響，農村勞動人口的需要，就要比例於農業所用資本的蓄積的增大，而絕對地減少下來；但這種人口的反撥，不像在非農業的產業上一樣，能由較大的吸引力，得到彌補。其結果，農村勞動者的一部分，要不絕化為都市無產階級或製造業無產階級，並窺伺著有利於這種轉化的情況。（這裡所謂製造業，是指非農業的產業）[21]。由是，相對過剩人口的這種源泉，乃不斷地流動著。但這種向著都市不斷流出的事實，是以農村自身不斷有潛伏著過剩人口為前提；這種過剩人口的範圍，當其大開排出之門時，才顯而易見。就因此故，農村勞動者的工資，竟低落到無以復加的限度，他們經常是以一隻腳站立在被救恤的貧困的泥坑中。 第三個範疇的相對過剩人口，就是停滯的過剩人口，它所代表的，是現役勞動軍中的一部分，但其職業極不規則。它對資本提供了一個貯水池，其中蓄有可供利用的取之不竭的勞動力。他們這些過剩人口的生活狀態，沉到勞動者階級的平均水準以下。這事實，恰好使他們成為資本榨取的一種廣大基礎。他們的特徵，就是最高限度的勞動時間與最低限度的工資。其主要形態，我們在「家內工業」的項下，已經知道了。他們不絕由大工業方面和農業方面的過剩勞動者，得到補充；特別是由那些沒落的產業——如被製造業經營所征服的手工業經營，以及被機械經營所征服的製造業經營——上的過剩勞動者，得到補充。蓄積的範圍和強度增大了，過剩人口相應增進；於是他們這種過剩人口的隊伍，也有所擴充。但這種過剩人口，同時是勞動者階級中一個自己再生產與自己永久化的要素，它在勞動者階級的總增殖上，較之其他諸要素，還占有比例上較大的部分。在實際，與工資量（即與種種勞動者所得而支配的生活資料量）成反比例的，不僅是出生與死亡之數，同時還有家庭的絕對的人數。資本主義社會的這種法則，在野蠻人固不必說，就在文明化的殖民地人民，也將聞而覺其荒謬。我們由此想起了若干種動物的大量生殖了，它們的個體是脆弱的，不絕蒙受犧牲的[22]。 最後，沉澱在相對過剩人口底層部分的，就是那些靠救恤維持生存的人們。把浮浪人，犯罪者，賣淫婦，簡言之，即把嚴格的流蕩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撇開來說，這個社會階層，包含有三個種類。一是有勞動能力者。我們只要把英國被救恤的窮乏統計，作一皮相觀察，就可發現以次的事實：即被救恤的貧民數，每隨恐慌而增大，每隨營業的復興而減少。二是孤兒與被救恤的兒童。他們是產業預備軍的候補者。如在1860年那樣的大繁榮時期，他們就被急激地大量地編入現役勞動軍中。三是墮落者，零落者，無勞動能力者；他們的主要構成份子，是由分工所淘汰的人們，是超過勞動者標準年齡以上的人們；最後，是產業上的犧牲者，他們的人數隨危險機械，礦山，化學工廠等增加而增大，即殘廢者，疾病者以及寡婦等等。貧困的救恤，乃是現役勞動軍的殘廢院，也即是產業預備軍的重負。其生產，是相對過剩人口生產上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其存在的必然性，是依存於相對過剩人口的必然性；兩者合起來，成為資本主義生產與其財富發達上一個存在條件。貧困的救恤，為資本主義生產上一項虛費（falschen Kosten），但資本家很知道把這項虛費的大部分，從自己肩上，轉嫁到勞動者階級與中等階級下層肩上去。 社會財富愈大，運用的資本愈大，這種資本增大的範圍與能力愈大，無產階級的絕對數及其勞動生產力愈大，則產業預備軍也愈加大。促進資本伸展力發展的原因，會使可供利用的勞動力發展。所以，產業預備軍的相對量，將伴隨財富的潛力一同增加。但與現役勞動軍比較起來，產業預備軍愈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他們的貧困，與他們的勞動痛苦成反比例——也愈大。最後，勞動者階級中的求乞階層和產業預備軍愈大，官廳正式認為待救恤的貧民，也愈多。這就是資本主義蓄積的絕對的普遍的法則。如同其他一切法則一樣，這種法則，也會因種種情形，而在現實運用上有所修正，但我們在這裡不打算分析此等情形。 經濟學大師們，都教勞動者把他們自己的人數，適合於資本價值增殖的要求。這種愚笨，現在是顯而易見了。使勞動者人數不絕適合資本價值增殖要求的，是資本主義生產與蓄積的機構。這種適合的開頭一語，是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預備軍的造出；其結尾一語，是現役勞動軍中一個不斷擴大的底層陷於貧困，和被救恤的貧困成為一個重負。 社會勞動生產力增進的結果，以累進減少的人力支出，可運轉數量不絕增大的生產手段；這個法則，在資本主義（其特徵不是在勞動者利用勞動手段，而寧說是勞動手段利用勞動者）的基礎上，是如下面這樣表現的：勞動生產力愈高，勞動者所加於雇用手段上的壓迫愈大，從而，他們的生存條件，（即他們必須為增加他人之富，為促進資本價值增殖，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也愈加不安定。所以，生產手段與勞動生產力較之生產者人口增加得更急速的事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竟相反地，表現為這樣：即勞動者人口較資本價值增殖要求不絕增加得更為迅速。 在本書第四篇分析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時候，我們已知道：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增進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切方法，是以個別勞動者為犧牲而進行的；生產發展上的一切手段，都轉化為對生產者行使支配和榨取的手段，勞動者由此殘廢為畸形的人，並轉而他們全體則轉落為隸屬於機械的附件；他們的勞動，被奪去了一切內容，變為單調的痛苦；科學愈在生產上當作獨立的力量，歸併在勞動過程中，勞動者就要以同一比例，失去他在勞動過程上的靈性力；他們進行工作的條件被歪曲了，在勞動過程中，他們不得不服從卑陋而極其可憎的專制；他們的全生涯，轉化為勞動時間，其妻兒也被曳引到資本轢殺車輪之下。然而，剩餘價值生產的一切方法，同時就是蓄積的方法，而每種蓄積的擴大，都要成為生產剩餘價值的方法發達的手段。所以這裡就生出以次的結論，即資本蓄積增進，勞動者所得的工資，不管是高是低，其地位總歸要以同一比例趨於惡化。最後，使產業預備軍或相對過剩人口常常與蓄積範圍和能力相均衡的法則，又把勞動者鎖在資本上面，比火神赫芬塔斯所鍛煉而枷在巨神普洛麥雪斯身上的枷鎖，還要堅牢得多。由於這種法則的作用，貧困的蓄積遂與資本的蓄積相比例。在社會之一極有財富的蓄積，同時在其對極——即在資本形態上生產其生產物的階級——上，則有窮困，勞動痛苦，奴隸狀態，無知，凶暴，及道德墮落等等的蓄積。 資本主義蓄積上的這種內在矛盾[23]，經濟學者曾在種種形態上予以提示。但他們的提示，都把這種矛盾和以次諸現象混同了。這諸種現象，雖在某限度內和它類似，然本質相異，而且是屬於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法的現象。 在十八世紀，經濟學上有一位名叫奧特士（Ortes）的大著述家，一位威尼斯的僧徒，他就以資本主義生產上的對立性，解為社會財富之普遍的自然法則。他說：「一國經濟上的利害得失，常彼此維持平衡。若干人的財富上的充盈，正好與他人財富上的不足相抵。少數人的巨富，常與遙為多數人的必要品的絕對缺乏相伴。一國的財富，與其人口相照應，其貧困，則與其富相照應。若干人的勤勉，強使其他的人流於懶惰。貧者惰者，乃是富者勤者的一個必然結果」[24]。約在奧特士表述這種見解的十年後，英國高教會派的新教僧侶湯生德（Townsend），卻以粗率的態度，讚美貧困為財富之必然的條件。他說：「由法律來強制勞動，不免要引起過多的煩累，暴戾與叫囂。……然肚子餓，不單是平和的，恬靜的，毫不放鬆的壓迫，並且可以當作刺激勤勉與勞動的最自然的動機，喚起最大的努力。」由是，一切問題，端在使勞動者階級的飢餓永久化。對於這點，湯生德以為，那特別作用在貧民間的人口原則，已經把事情安排了。「好像依照自然法則貧民在某種限度內就是輕率而缺乏思慮的（好像口中不含著金匙就投生到世上來一樣輕率而缺乏思慮）。惟其如此，社會上乃不絕有若干人擔當最卑賤，最污濁，最劣等的任務。人類幸福的基金，由是頗有增加，同時，比較優雅的人，不但由是得解苦脫役，……並還有自由，可以不斷從事適於自己性向的各種職業。救貧法，有一種傾向，要把這種神與自然所設定的制度的調和，美好，均整，和秩序破壞」[25]。那位威尼斯僧徒，要在使貧困永久化的命運之內，發現基督教慈悲，獨身，修道院，布施等等的存在理由，這個新教牧師，就要在同一事實之內，發現一種非難英國救貧法——這給予貧民以享受公家救恤的權利——的口實。斯托齊（Storch）說過：「社會財富的發達，產出了這樣一個有用的社會階級，……它曲盡最厭倦，最下賤，最可嫌惡的職分，簡言之，就是把人生一切不愉快而且卑微的事體，都加擔在自己肩上，以便其他諸階級有閒暇，有晴朗的心境，有品性上的因襲的（至言！）尊嚴」[26]。他問自己：伴有民眾貧困與墮落的這種資本主義文明，與野蠻制度比較起來，究竟有何優點呢？他的唯一答案是：「安全」。西斯蒙第（Sismondi）曾說：「借著產業與科學的進步，每個勞動者每天所能生產的，遠較多於他每天所能消費的。但在同時，他的勞動雖生產財富，他如自己把這財富消費掉，那就會使他更不適於勞動了。」據他所說：「假若一切人都須以勞動者的勞苦工作，來購買產業所齎來的一切享樂，人們（即不勞動者）恐怕不會情願有藝術上的成就，和產業上齎與的一切享樂了。……在今日，努力已與報酬分開了，不是同一個人在勞動之後再休息，而是某些人一直勞動，某些人一直休息。……所以，勞動生產力的無限增大，除增進游惰富者的奢侈與享樂外，不復有何等結果」[27]。在最後，冷血的資產階級空論家特•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還殘忍地告訴我們：「在貧國，人民都是快適的；而在富國，則他們一般都是貧窮的」[28]。 V　資本蓄積的一般法則的例解 A　由1846年至1866年的英格蘭 最近20年，是近世社會中最適於研究資本主義蓄積的時期。在這個期間，宛然像是福爾卻那塔斯（fortunatus）的錢袋被發現了。而在一切國家中，英國在這方面會提供我們以典型的實例，因為在世界貿易上，英國是占第一位；資本主義的生產，惟有在英國成就了充分的發達；最後，庸俗經濟學的最後退路，又由1846年以降的自由貿易千年國的實現，被截斷了。在這20年中，生產上是成就了可驚的進步的，而其中後半期的成就，更大大地駕凌於前半期。這種事實，我們已在第四篇充分提示了。 在最近半世紀，英國人口的絕對增加，雖非常之大，但其相對的增加，或增加的比率，則遞有減落。政府戶口調查所提供的材料，是如次表。 英格蘭與威爾斯每十年人口年增殖的百分率： 1811——1821年 1.533% 1821——1831年 1.446% 1831——1841年 1.326% 1841——1851年 1.216% 1851——1861年 1.414%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財富的增大。關於財富增大之最確實的基礎，就是所得稅項下的利潤，地租等等的變動。由1853年到1864年間，英國有繳納所得稅義務的利潤（租地農業家及其他若干項目的利潤，不包含在內）的增加，為50.47%；即一年的平均為4.58%[29]，但同時期的人口增殖，卻不過12%左右。有納稅義務的土地租金（房屋，鐵道，礦山，漁場等包括在內），由1853年至1864年間增加38%，即一年平均增加3 5/12％。而其中增加最顯著的，是如下諸項目[30]。 1853年至1864年的年所得的增加 一年平均增加 房屋 38.60% 3.51% 石坑 84.76% 7.50% 礦山 68.85% 6.26% 制鐵所 39.92% 3.63% 漁場 57.37% 5.21% 瓦斯製造所 126.02% 12.25% 鐵道 83.29% 7.57% 就1853年至1864年間的每四個年來比較，我們將知道：所得增加的程度，是不斷地增進。例如，由利潤出來的所得，由1853年至1857年每年增加1.73%，由1857年至1861年每年增加2.74%，由1861年至1864年每年增加9.30%。聯合王國在一切所得稅項下的所得總額，1856年為307,068,898鎊，1859年為328,127,416鎊，1862年為351,745,241鎊，1863年為359,142,897鎊，1864年為362,463,279鎊，1865年為385,530,020鎊[31]。 資本的蓄積，同時伴有資本的累積與集中。英國政府沒有關於英格蘭的農業統計（但有關於愛爾蘭的），據它由十州任意供給的資料所得的結果，由1851年至1861年間，百英畝以下的租地，計由31,583起，減至26,567起，即其中有5,016起為較大的租地所合併[32]。由1815年至1825年間，應該負擔繼承稅一百萬鎊以上的動產，完全沒有。然在1825年至1855年，此種動產計有八起，而由1856年至1859年六月的四年半中，竟出現了四起[33]。然而，我們一把1864年至1865年的D種所得稅利潤，（除去租地農業家的利潤及其他），加以簡單分析，就大可發現資本集中的傾向。但在此要預先提示一點，就是這種所得達到60鎊以上，即有課擔所得稅的義務。英格蘭，威爾斯及蘇格蘭之應課所得稅的所得總額，在1864年為95,844,222鎊，1865年為105,435,579鎊[34]。納稅者數，在1864年，為人口總數23,891,009人中的308,416人；在1865年，為人口總數24,127,003人中的332,431人。這兩年該種所得的分配，有如次表： 聯合王國的石炭產額，1855年為61,463,079噸，值16,113,617鎊；1834年為92,787,873噸，值23,197,968鎊。生鐵產額在1855年為3,318,154噸，值8,045,385鎊；在1864年為4,767,951噸，值11,919,877鎊。而同國經營的鐵道距離，1854年為8,054英里，已繳納資本達286,068,794鎊；1864年為12,789英里，已繳納資本達425,719,613鎊。此外，同國的輸出輸入總額，1854年為268,210,159鎊，1865年為489,923,285鎊。下表表示輸出的變動： 1846年 58,842,377鎊 1849年 63,596,052鎊 1856年 115,826,948鎊 1860年 135,842,817鎊 1865年 165,862,402鎊 1866年 188,917,563鎊[35] 有了這若干實例，我們就不難理解英國戶籍司長的勝利的歡叫了，他說：「人口的增殖，固然迅速，但畢竟還不能與產業和財富的發展，取一致的步調」[36]。 我們可再回頭論到此種產業的直接運用者，此種財富的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階級了。格萊斯登（Gladstone）說過：「在人民消費力減少的時候，在勞動者階級之痛苦及貧困增進的時候，上流階級之富，卻在不斷地蓄積，他們習慣上的奢侈與享樂資料，卻在不斷地增大，這已是毫無疑義的事實了，這是我國社會狀態上的一個最可悲的特色」[37]。這位假裝熱忱的大臣，曾在1843年7月13日的下院中，這樣說過的。在二十年後的1863年4月16日，他在提出預算案的演說中，又這樣地表示：「由1842年至1852年間，我國有課稅義務的所得，計增加6%……而由1853年至1861年的八年間，如以1853年為標準來計算，又增加了20%!這事實，簡直達到了幾乎令人難於相信的可驚程度。……財富與權力之陶醉的增加悉以資產階級為限。……一定於勞動人民有間接的利益，因為一般消費的商品，由此低廉下來了。富者誠然要更富，貧民也要逐漸減少其貧困程度。但貧困的極限，是否會有所變易，那就未敢斷言了」[38]。這該如何使人縮頭！如其勞動者階級依然是貧困，不過比例於他們為有產階級造出的「財富與權力之陶醉的增加」，而「減少其貧困程度」，那在相對意義上，就仍不曾對於他們的貧困程度有改變了。如其貧困的極限不減退，那就定然會因財富極限的增進而增進了。至其所主張的生活資料低廉，也非事實，據倫敦孤兒院報告一類的政府統計所示，與1851年至1853年間比較，1860年至1862年那三年中的生活必需品價格，卻寧有騰貴趨勢。就此後三年即1863年至1865年而論，肉類，奶油，牛乳，砂糖，鹽，石炭以及其他許多生活必需品，都在不絕漲價[39]。而格萊斯登在1864年4月7日的預算演說，更對於財富的增大，對於由「貧困」而緩和的人民幸福，作抒情式的（Pindarischer）熱情讚頌。他談到被救恤的貧困的「極限」，談到「工資不曾增加」的諸產業部門，最後並還概論勞動者階級的幸福說：「人生有十分之九，是在作生存的競爭」[40]。不像格萊斯登那樣受政府地位拘束的福塞特（Fawcett）教授，卻率直地說：「貨幣工資曾由這種資本增殖（最近十年間）而增進的事實，我自然不否認，但因許多生活必需品在不斷高增價格（他相信那是由於貴金屬的價值低落），故這種表面的利益，大體還是失去了。……富者益益加速地富裕起來，而勞動階級所享受的安適，則不見有何等可以覺察到的進步。……勞動者簡直成為他們的債權者即零賣商人的奴隸」[41]。 英國勞動者階級，究竟在如何的情形下，為有產者造出「財富與權力之陶醉的增加」，我們已在討論「勞動日」及「機械」的諸章，提示過了。不過，在那諸章，我們主要是就勞動者盡其社會機能時的情形來考察。為使資本主義的蓄積法則充分明了起見，我們必得注意勞動者在工作場所外部的狀態，即其營養狀態與住宅狀態。但因篇幅上的限制，這裡大體只考慮到工業無產階級與農業勞動者中的報酬最薄者，他們占有勞動者階級的大多數。 首先，我想略略述及那些被政府認為應被救恤的人，他們在勞動者中間，是已經失去獨立生存條件（勞動力的出賣），靠公家救恤而維繫其生命的一部分。依據政府的調查，英格蘭[42]的被救恤貧民，在1855年，有851,360人，在1856年，有877,767人，在1865年，有971,433人。而在1863年及1864年，因棉花缺乏，故前者增到1,079,382人，後者為1,014,978人。1866年的恐慌，倫敦受到打擊最大，這個世界市場中心，擁有超過蘇格蘭的人口密度，它在同年度的被救恤的人民，就比1865年增加19.5%，比1864年增加24.4%，而在其進到1867年的前數個月間，其增加趨勢，較之前一年度還要顯著。但當分析被救恤貧民的統計的時候，有兩種事實值得注意。其一是，被救恤貧民的漲落變動，反射著產業循環的周期轉變，其二是，階級鬥爭，從而，勞動者的階級意識，愈隨資本的蓄積發展起來，關於被救恤貧民的現實人數的政府統計，就愈不免要流於欺騙。例如，最近兩年的英國報紙（如《泰晤士報》，《帕爾麥爾報》），曾就虐待被救恤貧民的事實，大聲急呼，其實那是自昔已然的舊故事。恩格斯在1844年，曾就完全同一的慘狀，曾就完全同一的假道學的「應時文章」所發出的悲鳴，論述過。不過，最近十年的倫敦餓死人數的可驚增加，毫無疑義的要增加勞動者對於貧民收容所（即貧乏懲治所）內的奴隸狀態的嫌惡[43]。 B　英國工業勞動階級中的報酬最微薄的階層 我們現在要進而論到英國工業勞動階級中報酬最微薄的階層。在1862年棉花缺乏的當時，斯密博士（Dr. Smith）曾受樞密院的囑託，調查蘭克夏與徹夏兩州之不幸的棉花工人們的營養狀態。他依他過去多年的觀察，得出以次的結論，即「為避免飢餓病」，平均婦人一日的榮養，至少須包含3,900克冷的炭素，和180克冷的淡素，平均成年男子一日的榮養，至少須包含4,300克冷的炭素和200克冷的淡素。在婦人的榮養素，與兩磅優良小麥麵包略略相等時，成年男子的，就更要增加九分之一。成年男女一周間的平均營養，至少須有28,600克冷炭素與1,330克冷的淡素。他的這種估計，很奇怪的在事實上予以證明了。即這估計，竟與迫於窮困的棉花工人們的可憐的消費量，恰好一致。在1862年12月，他們一周間的營養量，計為29,211克冷炭素與1,295克冷淡素。 在1863年，英國樞密院命令調查同國勞動者階級中營養最不良者的貧乏狀態，樞密院醫官西門博士（Dr. Simon），遂選定這位斯密博士，擔當這項任務。他的調查，涉及農業勞動者與工業勞動者中的綢織工人，女縫工，皮手套工人，織襪工人，織手套工人以及製鞋工人等等；屬於工業勞動者方面的，除織襪工人而外，其餘都在都市中工作。但不管是對於那方面的勞動者，他通是選取健康狀況最好與境況較優的家族，為他調查上的原則。 他的調查的概括結論，是下面這樣：「在被調查的都市勞動者各部類中，淡素平均供給量略略超過絕對最低限度的（即僅免於飢餓病發生的限界的），只有一個；勉強達到那種限度的一個；炭素淡素都感不足的，有兩個部類，而其中之一，則不足程度異常厲害。更就調查過的農業勞動者家族而論，有五分之一以上，沒有受到最低限度的炭素營養量，有三分之一以上，沒有受到最低限度的淡素營養量。而在柏爾克州，牛津州和桑牟塞州三州，淡素營養量的不足，簡直成為平均的狀態」[44]。在聯合王國中，以英格蘭王國為最富裕，但在農業勞動者中，則以屬於英格蘭者為最營養不足[45]。而在此等農業勞動者中間，又主要以婦女及兒童最缺乏營養。因為「成年男子有勞動的必要，也有吃的必要」。至調查過了的都市勞動者的窮困程度，則更為難堪。「他們的營養極壞，以致在他們之間，一定要生出許多有害健康的可驚的窮困」[46]。（這一切是資本家方面的節制！那就是節制著不付勞動者以維持生存所絕對不可缺少的生活資料）。 下面這個表，把最窮乏時代的棉業勞動者的營養程度，與斯密博士所假定的營養最低量加以比較，可以顯示上述都市勞動者諸部類的營養狀態[47]。 男 女 一周間的炭素平均量 一周間的淡素平均量 五門都市職業 28,879克冷 1,192克冷 蘭克夏的失業勞動者 28,211克冷 1,295克冷 在男女同數的假定下，必須供給 蘭克夏州勞動者的最低量 28,600克冷 1,330克冷 在調查過的工業勞動者的諸部類中，絕對沒有飲啤酒的，占100分之50（或125分之60），絕對沒有飲牛乳的，占100分之28。一個家族一周間的流汁營養物平均量，在女縫工為7盎斯，在織襪工為24 3/4盎斯。完全沒有飲到牛乳的人，有一大部分是倫敦的女織工。一周間的麵包原料消費額，女縫工為7 3/4磅，鞋匠為11 1/4磅，其餘則是在這兩者之間。一個成年工人一周間的平均總額，為9.9磅。砂糖（糖汁等）消費額，皮手套工人4盎斯，織襪工人11盎斯，其餘則在此兩者之間，對於一切部類的成年工人，每人每周的平均總額為8盎斯。一個成年工人一周間消費的乳油（脂肪及其他）平均量，為5盎斯。其肉類（醃肉及其他）平均量，在綢織工為7 1/4盎斯，皮手套工人為18 1/4盎斯，其餘則在此兩者之間，而各部類的平均總額，則為13.6盎斯。一個成年工人一周間的營養費，有以次的平均數字：綢織工人2先令2 1/4便士，皮手套工人2先令9 1/2便士，鞋匠2先令7 3/4便士，織襪工2先令6 1/4便士。馬克爾斯斐爾德市的綢織工的平均營養費，且不過1先令8 1/2便士。營養最壞的，是女縫工，綢織工及皮手套工人[48]。 關於這種營養狀態，西門博士在他的一般衛生報告中說：「由營養不足而激成而助長的疾病，實多到不能指數，每一個熟悉救貧法下的醫療手續及病院住診室及來診室等等的人，都是能夠斷言的。……但據我看來，關於此點，還要附加一項極關重要的衛生事項。我們要記得：忍受食物的缺乏，有難堪的痛苦；而極厲害的營養缺乏，照例是跟在其他各種各類的缺乏後面產生的。在營養不足成為衛生問題以前許久，在生理學者企圖計算生死攸關的炭素與淡素的最低限量以前許久，勞動者的家庭中，已被奪去一切物質上的安慰了。衣服與燃料，較之食物尤為貧弱；對於酷烈的天氣，是沒有何等適當的防衛的；而住宅的範圍，則局限到了激成疾病或助長疾病的那種程度。家具器皿都沒有，那怕就是保守清潔，也感到破費了，或者辦不到。如其有勉強維持清潔的自尊心，那種勉強，就等於說是加大餓肚子的痛苦。勞動者的家庭，都是位置在能夠以極低廉價格住下的地帶；那裡普通都談不到衛生上的取締，排水哪，污物掃除哪，公共惡害禁制哪，都很少注意；水的供給，是最不充裕，最不清潔的；如在都市中，則光線與空氣，都壞極了。像這各方面的衛生上的危險，凡在貧困達到了食物也感到缺乏的地方，殆為不可避免的現象。如把這般惡弊總計起來，那種危及生命的分量，就夠可驚了，所以，單是食物缺乏這件事，在其本身，已為一非同小可的事體。……特別是，當我們不以為這種貧困，是起於怠惰應得的懲罰的時候，那就要喚起委實痛苦的反感。要之，問題是勞動者的貧困。而且，就都市勞動者而論，他們僅僅換得了少許食物的勞動，常要延長到可驚的程度。說這種勞動能使勞動者自營生活，那就顯然要打一個折扣。……這有名無實的自營生活，究不過是達到被救恤的貧困這一條或長或短的迂迴之路罷了[49]。 最勤勞的勞動者部類的飢餓痛苦，與基於資本主義蓄積的富者的奢侈消費（無論那消費是粗率的，抑是考究的）之間，存在有內部的關聯，這關聯，要認識經濟上的法則，才能明了。但關於住宅的狀態，則不是如此。生產手段愈集中，勞動者就愈要相應地密集到狹小的場所。凡是不存偏見的觀察者，都當承認資本主義的蓄積愈急速，勞動者的住宅狀態即愈悲慘。財富發達的結果，會破壞建築不良區域，以圖「改善」街市，建造銀行倉庫一類大建築物，並為營業上的交通與奢華的大馬車，擴展街道，敷設鐵路。這一來，貧民就顯然要被驅往更壞更擁擠的角落。在另一方面，住宅租價，又將與其品質成反比例的加高；房屋投機者所利用的貧乏礦山，較婆托西礦山，支費較少而獲利更豐這事實，是盡人皆知的。在這場合，資本主義蓄積，從而，資本主義所有關係一般所含的對抗性質，乃異常明顯[50]。那怕就是關於勞動者住宅狀態的英國政府的報告，也對於「所有及所有權」充滿異端派口吻的攻擊。產業發達，蓄積增進，都市發展「改良」，同時惡弊也以同一步調而增多。所以，單單為了恐懼上流階級也難免傳染的傳染病，在1847年與1864年間，就制定了不下十條的衛生警察上的議會法令；而在利物浦，格拉斯哥及其他諸市，資產階級且於驚駭之餘，通過都市當局，來行使干涉。西門博士在他1865年的報告中說：「我們大體上不妨這樣說，英國的惡弊，是未受何等取締的。」1864年，朱理安•亨德爾博士（Dr. Julian Hunter）曾依樞密院的命令，調查農業勞動者的住宅狀態，翌年，又調查都市方面之貧民階級的住宅狀態。他的名噪一時的調查結果，系揭載於《公共衛生第七及第八報告》中。關於農業勞動者的部分，留待後面再說。至關於都市的住宅狀態，且先引錄西門博士的概述，作為引言。他說：「就職務上說，我雖然要專門保持醫術的見地，但站在一般人道立場上，則不容忽視這種惡弊的其他方面。……伴隨住宅密集而必然發生的現象，就是一切優點的否定，身體與身體機能的異常不潔的混雜，性的任意裸露，以致使他們不成為人類，而寧為動物。在這種影響之下，無疑是墮落的意味。這種影響作用愈久，就是墮落程度的加深。而在這種可詛咒的環境下生出的兒童，往往不免要受無恥的洗禮（Baptism into infamy）凡屬在這種境況下度過生活的人，要期待他將來在其他方面，在以肉體上道德上的清潔為本質之文明的空氣中，努力向上，是沒有希望的」[51]。 就絕對不適於人類居住的密集住宅狀態而論，倫敦算是首屈一指。亨德爾博士說：「我覺得有兩點顯而易見的事：第一是，在倫敦各別擁有一萬人的貧民窟，約有二十個。這每個貧民窟的悲慘狀態，幾比在英國任何地方所見的任何情景，都更悽惻；並且，那差不多完全是起因於房屋設備的不良。第二是，此等貧民窟的房屋密集而頹朽的狀態，已遠不如二十年前」[52]。「倫敦及紐凱賽某些地區所見的生活，就說是地獄，也非過言」[53]。 倫敦的街市在「改進」中，舊來的道路和房屋在破壞中，工廠在增殖中，人口在顯著的流入中，最後，隨土地租金增進的房金在昂騰中，所有這些傾向的進展，都會使勞動者階級中比較優裕的人，小商人以及其他屬於中流階級下層的人，相率轉落到同樣卑陋而值得咒詛的住宅狀態中。「房租騰貴起來，勞動者要租住一間房以上，殆不可能」[54]。在倫敦，殆沒有一所房屋，沒有許多中間人從中加大它的負擔。因為倫敦的土地價格，比之於土地年收入是在逐漸增高，所以，購買土地的人，都是打算以審定價格（即在收用時，由審查官審定的價格），把它再販賣出去，否則，就是看準附近會興建某種大企業，由是使土地價格大增特增。其結果，將近滿期的租賃契約的買賣，乃一般通行。「對於從事這種營業的人們，所可期待的，就是為所欲為。換言之，即當他們為房主的時候，儘可能向租房子的人榨取，並儘可能地不使繼有房子的人，有所獲得」[55]。因為房租是按周支付，這些紳士們是不會冒何等危險的。市內敷設鐵道的結果，「我們最近就看到這種光景：倫敦東區的勞動者，都由他們舊來的住宅驅逐出來，他們除了貧民收容所外，沒有歸宿地方，有些人背負著他們僅有的一點東西，在街上彷徨」[56]。貧民收容所已有人滿之患，而由議會通過的「改善」，還剛動手。勞動者因其住宅拆毀而被驅逐出來時，並不離開他們舊來的教區，即令離開，也必儘可能地定居在接近的地帶。「他們自然要設法住近他們工作場的地方，為了在原地方擠住下去，原來住兩間房的人，只好局限在一間房內……被驅逐出來的人，都住在較以前為貴但卻較以前為壞的房屋中。……定住在海岸的勞動者，有一半人……到工作場去，要徒步兩英里之遠」。這同一海岸，——那會給與外來者以倫敦財富之威壓觀感——，可視為倫敦方面的人類密集的榜樣。在屬於這一方面的某教區的人口，據保健官吏的計算，每一畝有581人，雖然那種計算，包括了泰晤士河面積的一半。倫敦一向採行的警察衛生方策，是拆毀無用的房屋，驅逐勞動者，但那種方策，顯然只是把勞動者由一個區域，驅向更密集的擠塞的其他區域內。亨德爾博士說：「這全部辦法，必得看為不合理的處置，而予以中止。否則就得有效地喚起公眾同情（！），使其曲盡那不用誇張也得稱為『國民』義務的義務，那就是對於那些雖無資本自建房屋，卻能按期繳納房租的人，供給住宅」[57]。讚美這種資本主義的公正吧！當土地所有者，房屋所有者，實業家們，因敷設鐵道，開拓街道的「改善」，致其所有物被收用時，他們不單要取得充分的代價，並還須對於勉強的「節慾」，依照神與人的法則，慰以莫大的利潤。但勞動者卻連同他的妻子與什物，被驅逐出來；如其他們成群結隊地擠塞到當局指定為紳士生活的區域，他們就要遭受衛生警察上的取締！ 在十九世紀之初，英國除倫敦外，沒有一個擁有十萬人口的都市。超過五萬人的，也還只有五個。然至今日，五萬人口以上的教市，已有二十八個。「這種轉變的結果，不但都市居民有可驚的增加，而舊來閉結一隅的小都市，現也已在其四周環繞起建築物，而成為在任何方面都沒有與敞闊天空接觸餘地的中心地帶，像這種地帶，已不復為富者所眷戀，他們都舍此而遷移到爽心悅目的郊外了。他們留下的房屋，就變為一家分住一室的大住宅；而在一家之中，往往還發現有兩三個投宿的人。在這樣非為他們建造的，完全不適宜的住宅中，密集著許多人，那定然會造出使成年墮落，使兒童前途破壞的環境」[58]。商工業都市中的資本蓄積愈迅速，可供榨取的人類物質的流入也愈迅速，而為這些流入勞動者即時安排的住宅，也愈加不成樣子了。紐凱賽•烏彭•台奈是一個產額不絕增加的煤鐵中心區，在住宅地獄一點上，僅次於倫敦。這個市上住在個別房間內的人數，不下三萬四千人。在最近，紐凱賽及格茲亥德兩處的許多房屋，都依據絕對有害公眾的理由，由警察拆毀了。新房屋的建築，雖是緩緩而行，但營業的進展，卻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在1865年，同市大有人滿之患。簡直沒有一間召租的房間。紐凱賽熱病院的愛布勒東（Dr. Embleton）醫師說：「窒扶斯病的繼續與猖獗，最大的原因在於人口的密集和其住宅的不清潔，這是毫無疑問的。勞動者所住的房屋，都是位置在閉塞而極不衛生的偏街陋巷，就空地，光線，空氣，以及清潔諸點說，簡直是最不充足和最不衛生的典型，簡直是文明社會的污辱。在他們的房間裡，成年男女和小孩，夜間都是混睡在一塊。成年男子們，做夜班的和做晝班的，輪流不斷地更換，所以被褥沒有冷的時候。全房屋的水的供給是不好的，廁所的設備更壞；全都是污穢的，滯悶的，製造惡疫的」[59]。而這種寄寓地方，每周租賃價格，卻是由8便士到3先令。亨德爾博士說：「紐凱賽•烏彭•台奈市，包容有我們國民最優美種類的標本，他們常由街道和房屋的外部環境，沉淪到近於野蠻的狀態」[60]。 有某些產業都市的住宅狀態，今日縱然還過得去，但因資本和勞動起伏不定的結果，明天也許就要變得難堪了。市當局說不定也曾鼓起勇氣，努力於這種可怕的惡弊的救治，但那種地方，不旋踵間就有大批的襤褸愛爾蘭人或頹廢的英格蘭的農業勞動者，如蝗蟲般的成群蜂湧而來。他們被堆進地窖里，穀倉里，或插入以前過著端正生活的勞動者的房屋裡，把那些房屋，轉化為三十年戰爭中的營房一樣的寄宿舍，不絕變換其投宿者。例如，布拉德福市就是如此。這個市中的當局，是孜孜於街市的改善的。加之，在1861年，那裡還空著1751棟未住人的房屋。然到現在，穩健自由主義者，黑人同情者福爾斯特君（Mr. Forster）近頃爽快歡呼的營業恢復，已經實現了。營業的恢復，自然同時要導來不斷波動的「產業軍」即「相對過剩人口」之流的盈溢。亨德爾博士由某保險公司代理店所獲得的表中[61]，就記載著那些令人戰慄的地窖和分租房間，大抵是由一些報酬較優的勞動者所居住。他們表示：如其有較好的住宅，他們是願意租賃的。在這當中，他們全都變為墮落的襤褸者，變為罹病的人；同時，那位穩健自由主義者，下院議員福爾斯特，卻正在為自由貿易的祝福，為布拉德福市的有力的毛絨業者的利潤，而奔流著歡喜之淚！布拉德福市有一位救貧醫師，名叫貝爾（Dr Bell）的，曾在他1865年9月5日的報告中，述及他管區內患熱病者的可驚死亡率，是起因於住宅狀態。他說：「在一個一千五百立方尺的小地窖中……有十個人居住著。在溫生特街，在克林•亞爾•普賴斯，以及在賴斯，有1,450人居住223棟房子，其中有435張床鋪，和36個廁所。……這床鋪，是指著一卷髒而舊的破布，或一束殘屑。平均3.3勞動者，睡一床，其中有五六人睡一床的。據他們告訴我，還有完全不睡床，在光板上，和衣而睡的；男的，女的，結了婚的，未結婚的，通通混在一起。至若此等住宅，有許多是黑暗，潮濕，污穢而發惡臭的穴窟，不適於人類居住，那又無待煩言了。這是病與死所由傳播的中心，那些生活在佳適境況下，一任這種毒菌在都市中心區繁殖的人，將身受其害啊」[62]。 就住宅的悽慘景況一點來說，次於倫敦及布拉德福的，就是布利斯托。「在歐洲堪稱為最富裕都市之一的布利斯托，充滿著赤貧與家庭的悲慘」[63]。 C　流浪勞動者 我們將由此論到那些大抵由農村到都市來就業的勞動者。他們是資本的輕裝步兵隨資本的需要，不絕轉換就業地點，今天在這方面，明天或在那方面。一旦不行軍，即張起「野營」。他們這種流浪勞動，大體是利用在排水和建築方面的各種作業，及燒磚，燒石灰，建築鐵道等方面。在他們的野營附近一帶，就有天花，窒扶斯，虎列拉，猩紅熱一類惡疫的飛往輸來[64]。如像在鐵道一類需要大量投資的企業方面，企業者通常是自動為他的勞動軍，供給木造小屋或其他類似住宅。那種住宅，毫沒有衛生設備，多半是在官憲監視不到的村落，臨時架設的。像那樣的村落，於企業者最有利益，他們對於勞動者，是把他當作產業兵與租屋人，而從事二重的榨取。那種小屋所包容的穴樣的房間，為一間，兩間，或三間，其居住者無論為土工或其他勞動者，每周須分別繳納一先令三先令或四先令的租金[65]。這隻要舉一個例子就行了。據西門博士的報告，在1864年9月，內政大臣格勒勳爵（Sir George Grey）曾由色勞洛克斯教區健康除害委員會主席，接到以次的控告狀：「約在十二個月前，這個教區，殆不聞有天花病的存在。在這時期以前不久，由留依雪姆到湯布利基的鐵道工程開始了。這個工程的主要部分，是進行於本市鄰接地區；因為工程總部是設在本市，多數勞動者就必然要在這裡工作。但把此等勞動者全部收容在原有的小屋中，實不可能，於是企業者傑伊君（Mr. Jay）就沿路線若干地點，建築可以使他們住宿的臨時小屋。在此等小屋中，換氣設備，排水設備都沒有，混雜擁擠更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每個小屋的房間，雖只兩間，不管一家有多少人口，都得擠住下來，並還要收容寄宿者。據我們受到的醫師的報告，在夜間，這些可憐的人們，還要為了充滿不潔的滯水，和由近窗廁所發出的惡臭，而忍著窒息的痛苦。不時住此等小屋參觀的一位醫師，曾就此種狀態，訴之於健康除害委員；他痛述此等住宅狀態的不良，並力言不講求何等衛生方策，將不免發生嚴重的後果，約在一年前，傑伊君曾允許安置一個小屋，以便收容其所雇勞動者中的傳染病患者。在去年7月23日，他提到這種約言。但此後，在他所雇勞動者中，儘管發現了若干天花病患者，並有兩名因此死亡了，他還未打算履行他的約言。9月9日，克爾生（Kelson）醫師他又以同一臨時小屋新發生天花病者的事，向我報告，並指述那些小屋的狀態，極其難堪。我還應向足下提述可供參考的一點，就是，這個教區設置有一棟隔離房屋，稱為傳染病房，專供收容區內染傳染病者之用；過去數月來，這個傳染病房，接連不斷地充滿了傳染病者。甚且有的家族，竟因天花與熱病，而死去五個兒童。本年4月1日至9月1日的五個月間，這個教區因天花病死去的，不下十名之多，其中有四名，是住在這臨時小屋中。凡屬患天花病的家族，都竭力保守秘密，所以患者的確數，還是無從知道的」[66]。 工作於炭坑及其他礦山的勞動者，是屬於英國無產階級中報酬最優厚的部類。他們為購獲這種優厚工資，所付的代價，我在前面已經述過了[67]。現在只想迅速一瞥其住宅狀態。採礦業者不論是礦山所有者，抑是礦山租借者，通常要為他所雇勞動者建設若干小屋。這種小屋和用作燃料的炭，都是「無代價」地給與勞動者，其實，這是物納工資部分。不住這種小屋的人，每年取得四鎊的代價。在礦山地方，礦夫自己，與群集其周圍的手工業者，零賣商人所構成的人口，迅速集中起來。土地租金在礦山，也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樣，人口一稠密了，就會提高，由是，企業者就在僅可能接近坑口的狹小區域內，建築夠收容勞動者及其家屬的許多小屋。假若在這附近採掘新坑，或重開舊坑，其雜沓之狀，即相應加甚。在小屋的建造上，凡非絕對不可避免的支出，資本家就要從他唯一的重要見地，概予「節慾」。朱理安•亨德爾博士說：「對諾桑蒲吞及杜赫姆兩州炭礦工及其他勞動者所供給的住宅，如撇開蒙畝茲州的礦山不說，那恐怕要算在英國所能見到的最壞與最昂貴的標本。……其極端不好的地方，就是在一間房內收容許多人，就是在窄狹的地段，密集許多小屋，就是水的缺乏，廁所的缺如，以及屋上架屋，或一屋區分為若干層等等。……租屋人簡直不是定居者，而像是屯營的殖民團」[68]。史蒂芬斯博士（Dr. Stevens）說：「我遵照命令，大抵視察過了杜赫姆聯合教區各大炭礦村落。……一般的批評，是說那裡對於居民的健康，沒有講求何等保護方策。我看，除極少場合外，這全是事實。一切礦工，都是以十二個月為期，『拘傭』（Bound這個字，與「隸農"Bondage一語，同是導源於農奴制時代）於炭坑租賃者或所有者之下。……假若礦工表示不滿，或以何等形式，煩擾了『監督人』，他們的姓名，將被記下，或附以便箋，到了一年『拘傭』更新之際，即被解僱。……在我看來，沒有那種物納工資制度（Truck-system），再比這種人口密集地方所行的更壞。礦工有一部分工資，要被強制的接受那位置在惡疫橫行的環境之下的住宅的供給。他們自己不能有所作為；無論從那點說，也都無異一個農奴。除僱主外，他是否可由其他的人得到生活的幫助，似有疑問。僱主首先是考慮他的損益表，其結果是頗為確實的。他們所用的水，也常是取給於僱主，無論好壞，都得支付代價，或者多分是由其工資項下扣除」[69]。 當資本和「與論」甚至和衛生警察發生衝突的時候，它對於它課加到勞動者勞動生活與家庭生活上的既危險又屈辱的諸種條件，定會毫不躊躕的「辯護」說那實在是增殖利潤的必要手段。由是它對於工廠危險機械的保護設備，對於礦山等等方面維持換氣及安全的諸種必要手段，概行「節慾」，而對於這裡論及的礦山勞動者住宅，也是根據同一理由來處理的。樞密院醫官西門博士在他呈給政府的報告中說：「礦山企業者辯解這種悲慘房屋設備的理由……謂採掘的礦山，通常是租賃的。因為租賃契約期間短促（炭坑通例為21年），故不值得為勞動者及其周圍密集的零賣商人，供給設備完整的住宅。並且，如其他自己關於此點，作寬厚處置，那通常也不免要為地主所破壞，因為為那些地下勞動者，在地面上建立起適當而舒服的房屋，地主就要為此特權，而要求額外的追加地租，以為代償。這種禁阻（縱非直接的禁阻）的價格，使那些有意建造房屋的人，也不得不同樣縮下手來。……這種辯解的價值如何，不是這個報告所要研究的；設適當的房屋設備安置起來，其費用究由地主，租地人，勞動者抑或公眾擔當的問題，我們也沒有在這場合考察之必要。但不論如何，匯集這諸種報告（亨德爾博士的，史蒂芬斯的，以及其他的），見到其中所證明的可恥的事實，我們就得提出速謀救濟的主張來。……土地所有權的使用，竟是這樣的不利於公眾。地主首先以礦山所有者的資格，召募產業殖民團到他所有地上從事勞動，然後再以地面所有者的資格，使他召募來的勞動者，不能獲有其生活必要不可缺少的適當的住宅。至若租地人，即資本主義採礦業者，他對於這種業務上的分割，並沒有金錢上的反對動機。因為他頗知道：後面這個條件，即令達到過分程度，其結果也不是歸他自己負擔；並且，承受這個負擔的勞動者，沒有受到能理解衛生權的價值的教育，居宅即令不潔，飲水即令腐濁，也到底不會成為促起罷工的誘因」[70]。 D　恐慌及於勞動者階級中報酬最優部分的影響 在把論點移到真正農業勞動者以前，我還得就恐慌及於勞動者階級中報酬最優的部分（即勞動貴族）的影響，作一例示。我們當記得，在產業循環終了期發生的大恐慌之一，是在1857年襲來。而次度循環期間，則是在1866年滿期。那次的恐慌，主要是採取金融的性質，因為在真正的工廠區域，已由棉花饑荒，預示了那個使大量資本，由慣常的投資領域，被驅逐到貨幣市場的大中心地帶。這次恐慌系爆發於1866年五月，而其信號則是倫敦某一大規模銀行的破產；接著是無數金融泡沫公司的倒閉。構成倫敦一大產業部門的鐵道建造業，也捲入這大瓦解的命運中。屬於這個部門的有力經營，不僅曾在詐欺時期中，妄作過剩的生產，並還預想信用也可同樣的活潑流動，而接受巨額的定購契約。然至最近，一個可驚的反動發生了，倫敦在這種產業乃至在其他產業方面[71]，迄今（1867年3月末）仍繼續在那種反動中。在1867年初，《晨星報》一位通信記者曾視察過貧困之主要的中心地。為要顯示勞動處在怎樣的狀況之下，且從他那詳細的報告中，引錄以次這一節：「在倫敦東部波蒲拿，米爾華爾，格林維，得卜特福爾來姆豪斯與侃林格•唐等處，至少有一萬五千勞動者及其家族，陷在極端貧乏的狀態中。他們中間有三千熟練的機械工人；在他們經過了半年窮乏後的今日，始在貧民收容所的圍場，錘擊鋪道用的石子。……我好容易達到了飢餓者群圍擠著的貧民收容所（在波蒲拿地方）的入口。……他們是為領受麵包券而來，但那時還沒有達到發券的時間。那個圍場，為一大的方形，一棟敞的茅屋環繞著，幾大堆雪，掩覆著中央的鋪石。那中間，還有用柳枝籬垣圍著的小場所，敞如羊欄，那就是他們在天氣較好時勞動的所在。我去視察的那天，因為那些羊欄樣的小場所，為雪所覆，不能進去工作，他們就在敞開的茅屋裡，忙著錘擊鋪道石子。每個人都是用一大塊鋪石做坐位，在覆蓋著霜的花崗石上，揮動大槌。他所錘碎的石子，不達到五布奚的容量，不得停止。因為這是他一天限定的工作，這工作做完了，始再獲得3便士和伙食津貼的報酬。圍場的另一部分，有一棟木造的小屋。當我們推開這小屋之門的時候，看見裡面裝塞著許多人，他們為了取暖，大家比肩擠湊起來，一面從事造船索的工作，一面則相與議論著：以一定量的食料，看誰能勞動最長的時間。因為他們視勞動的持久，為一種榮譽。在這個貧民收容所中，收容有七千待救恤的勞動者。在六個月乃至八個月前，他們中間有幾百人，尚是領受最優厚工資的熟練勞動者。除了這七千人外，還有些用完了貯金，而尚餘下少許可典質的物品的人，不願遽受公眾的救恤。若把這些人也收容進來，其總數恐怕要增加一倍。我離開這收容所，就到街上一巡。街上的建築物，大抵是在波蒲拿所常見的一樓一底的小房屋。我的嚮導者，是失業委員會的一員。……我首先是視察一個失業了二十七星期的鐵工的家庭。我看見他同他的家人坐在一間小的後房裡。那間房中，還殘下有一點家具，並還有火；因為當天異常寒冷，非升點火，決無法防護他那些赤著腳的小孩們的凍傷。在火前面的木盤上面，放著一些粗麻，他的妻，他的小孩，都用此造成船索，以便向教區領取伙食津貼。他自己每天為取得3便士和一點伙食津貼，則在收容所的碎石場勞動。這天，他從碎石場回來用午餐，他帶著陰沉的微笑向我說，我餓極了。他的午餐，只有兩片麵包，一點豬油，和一杯沒有加牛乳的茶。……當我敲他鄰家的門的時候，一個中年婦人出來開門，默不作聲地把我們引到一間小的後房裡。在那裡他們一家都在沉默中，注視著很快要消去的火。他們那種人，與他們的那種小屋，都滿覆著可驚的落寞與絕望的光景，那使我們決不想再看第二次。那位婦人指著他的小孩們，向我說：『先生，二十六個星期，毫無所事事，我們所有的錢，我同父親在景況較好時貯積下來，為了應付不景氣時光的所有的20鎊，現在全都用光了。請看吧』。他一邊幾乎是兇悍地說，一邊拿出一本存入取出寫得清清白白的銀行存摺，我們由是知道他的小財產，由最初存5先令起，次第增加到20鎊；此後則又次第溶消去，仍淨存若干鎊，若干先令，直至最後一次提款，才把這存摺化為一張無價值的白紙。這一家人，每天由收容所供給一次淡薄得可憐的食物。……以次視察的，是原來在造船所工作的一個鐵工的家庭。他的妻，餓病了，和衣睡在席上，只在身上蓋著一條毛氈，被褥等等都當了。有兩個可憐的小孩看護著他，而他們自己卻像是和母親同樣需要人看護。十九個星期的被強制的懶惰，使他們陷入了這樣的窮境。那個婦人談及她充滿了痛苦的過去的時候，深深嘆息著，好像對於將來沒有存著任何希望。……甫出這家的門口，一個青年人追上來，一定要我們到他家一看，仿佛我們能夠為他作何等幫助似的。一個年輕的妻，兩個可愛的小孩，一卷當票，一間空房——這是我在他家裡所見的一切。」 就1866年恐慌的餘波說，我們從托利黨（Tory）新聞，得到以下這樣的拔萃。但我們必得記著：那拔萃所涉及的倫敦東部，不單如前所述是鐵船建造業中心，並且還是經常領受最低限度以下的報酬的所謂「家內勞動」的中心。「昨天在這個大都會中的一角，目擊到令人驚駭的光景。東部方面的幾千失業者，雖不曾張起黑旗，在市內成群列隊地整步，但其人波已夠給吾人以威壓之感。讓我們回憶起他們那種貧乏狀態吧。他們都快要餓死了。那是簡單而可怕的事實……他們總共有四萬人，在我們眼前，在這個可驚異的首都的一角，竟在財富之空前的大蓄積的旁邊，橫著四萬之多的哀號無告的餓莩。他們現在侵到市內其他區域了。這些餓到瀕死的人們，向我們訴苦，向天哀號；他們從他們悲慘的住宅中，告訴我們說找職業是不可能了，求乞也沒有用處。因為有繳納救貧稅義務的人，他們自身也因教區所課加的負擔，而驅向要被救恤的貧困的深淵」（標準報1866年4月5日）。 在英國資本家之間，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就是稱比利時為勞動者的樂園，因為「勞動的自由」或者——結局不外是同一事——「資本的自由」，在比利時沒有受工會之專制的妨害，也沒有受工廠法的妨害。我們且就比利時的勞動者的「幸福」一說吧。關於這種「幸福」的秘密，確沒有比已故杜克柏西亞君（Herr Ducpetiaux）更有研究的人，他是比利時監獄署及慈善機關的總監督官，是中央統計委員會的委員。我們試翻閱他所著《比利時勞動階級之家計》預算（布魯塞，1855年刊）吧。在這書中，他特別就比利時勞動者的標準家族來敘述。他以極正確的材料，計算這個家族每年的收支，然後再就其榮養狀態，與兵士，水夫，囚徒等等，作一比較。這個家族，包括父母及四個子女，共六人，其中「四個人可以終年就業」。假定「這一家之中，沒有病人，也沒有不能勞動者」，「除了應納教堂少許席費外，在宗教，道德，知識諸方面，更沒有何等支出」，「對於貯蓄銀行及養老保險，也不拿出何等費用」，「在奢侈及其他方面，也沒有什麼支出」。不過，父親和長男，得抽抽菸，星期日得往酒場走走，其費用每周計為86生丁姆。「把各種不同職業勞動者所取得的工資，加以對照比較，可得出以次的結論：……一日工資的最高平均額，成年男子1佛郎56生丁姆，婦人89生丁姆，青年男子56生丁姆，少女55生丁姆。准此計算，一家年收入的最高限度，為1068佛郎……這個家屬，假定是一個典型的家屬，一切可能的收入都合算起來了，然在事實上，如母親獲得工資，勢將引起家政上的管理問題。在那場合，誰主持家內經濟呢？誰照料小孩呢？誰準備食事，和擔當洗濯縫補等工作呢？這是勞動者每天都感到棘手的問題。」 依據這假定，這一家的預算如次： 一日的工資 三百勞動日的工資 父 1.56佛郎 468.00佛郎 母 0.89 267.00 男兒 0.56 168.00 女兒 0.55 165.00 合計 1068.00 現在，如假定勞動者攝取以次各項的榮養，則這一家的年收入，就表示這樣的不足： 「我們由此知道：勞動者家族攝取的榮養，比之水夫兵士固相形見拙，即此之囚徒，也趕不上。由1847年至1849年間，比利時的每個囚徒，一天平均要費63生丁姆。把這個數目與勞動者一日的生計費比較起來，要顯出13生丁姆的差額。就囚徒方面說，其費用固須包含管理費監督費等在內，但他們不用拿出房租的事實，足可與此相抵……然則勞動者中的多數人或大多數人，究如何過著儉約生活呢？那是採行一種只有勞動者們自己知道其中秘密的應急策：逐日節減糧食；用黑麥麵包代替小麥麵包；對於肉，奶油或香料等，或則減少分量，或則完全廢止；全家大小擠塞在一兩間房內，少年少女不但混睡一塊，往往甚且是同枕混睡；關於穿衣，洗濯，清潔資料等，都儘可能地節省；星期日的消遣也停止了；總之，無論就那方面講，都是忍受著極其痛苦的貧乏。一旦達到這貧困極限時，生活資料稍稍騰貴，或無工可作，或偶患疾病，就要加深其困厄，而招致完全的破滅，債台高築，賒借無門，只好把衣類或萬不可缺少的家具，送往當店。結局，乃請求把全家都登錄在被救恤者名簿中」[72]。其實，在這「資本家的樂園」中，生活必需品價格上的些微變化，就要伴起死亡及犯罪件數上的變化！（見《船員工會宣言：『向前邁進呵，福拉門人！』》布魯塞，1860年刊第156頁）。據政府統計，全比利時共有九十三萬家族，其中有九萬（包含人口四十五萬）富裕者，有選舉權者。屬於都市及村落的中等階級下層的家族，為十九萬（包含人口一百九十五萬），其中一大部分在不絕轉落為無產階級。最後，勞動者的家族，為四十五萬（包含人口二百二十五萬），其中典型的家族，就是享受著杜克柏西亞君所描寫的那種幸福。其中有二十萬以上，記在被救恤者名簿中！ E　英格蘭的農業無產者 資本主義生產及蓄積的對抗性質，沒有其他什麼地方比較英國農業（包含飼養家畜業）上表現得更粗暴露骨了，其農業在進步，而其農業勞動者則在退步狀態中。我在論及此等農業勞動者之現狀以前，且迅速一瞥其過去境況。英國的現代農業，系開始於十八世紀中業。但遠在這時以前，就發動了土地所有關係的革命。生產方法的變化就是以這個革命為起點。 亞澤•楊格（Authur Young）雖是一位皮相的思想家，但還不失為正確的觀察者，據他在1771年的敘述，當時英國的農業勞動者，較之「他們過著豐裕生活，且能蓄積財富」的十四世紀末的先人，已經演著極可憐的角色[73]，更不用比照「英國都市和農村勞動者的黃金時代」十五世紀了。但我們在這裡沒有追述到如此久遠的過去的必要。在1777年刊行的一部頗有內容的書中，有這樣的描述：「大規模的租地農業者，幾與紳士立於同一的地位，同時可憐的農業勞動者，卻肝腦塗地了。只要一比較他們過去四十年的生活，就充分明了他們現在該是如何的不幸。……土地所有者與租地農業者，聯合壓迫他們」[74]。以次，同書復詳細論證1737年至1777年間真實農業工資，幾跌落1/4或25%的情形。理查爾•蒲萊士（Dr. Richard Price）也說：「現代的政策，實於上流階級更有利益。所以，整個聯合王國，遲早將是由上流者與乞丐，或領主們與奴隸所構成。」[75]。 然而，由1770年至1780年間的英國農業勞動者的地位，不論是就榮養住宅上講，抑是就其自尊心和娛樂上講，都為此後不復能達到的理想了。把他們的平均工資，以品脫量的小麥來表現，則在1770年至1771年間為90品脫，在艾登時代（1797年），僅65品脫，至1808年，則不過60品脫[76]。 在反雅各賓黨戰爭之際，土地貴族，租地農業者，製造業者，商人，銀行業者，股票經紀人，軍需品供給者等等，都大發其財了，可這戰爭結束時的農業勞動者的狀態，則如我們前面所述過的那樣，一部分由於銀行鈔票的貶價，一部分由於無關鈔票貶價的生活必需品的昂騰，名目工資是增加了。現實工資怎樣呢？這裡雖沒有詳細論述現實工資之必要，但其變動，卻能由簡單的方法證示出來。救貧法及其施行辦法，在1795年與1814年無任何差別。至若這種法律如何在農村地方推行，我們是該記得的；那就是，勞動者的工資，僅僅達到維持其生存所必要的名目額，其餘則由教區的救恤補充。由租地農業者支給工資，由教區補助工資不足額；我們由這種工資與工資不足額的比率，指示了兩件事：一是工資低落到了最低限度以下；一是農業勞動者，該在如何的程度，為工資勞動者與被救恤貧民所合成，即是以如何的程度，轉化為教區的農奴。我們且就代表各州平均狀態的一州來說吧。在1795年，在諾桑蒲吞州，一周間的平均工資，為7先令8便士，六口一家的年支出總額，為36鎊12先令5便士，一年的總收入為29鎊18先令，由教區補助的不足額為6鎊14先令5便士。然同州在1814年的工資，為12先令2便士，五口一家的年支出總額，為54鎊18先令4便士，一年的總收入為36鎊2先令，由教區補助的不足額，為18鎊6先令4便士[77]。這就是說：1795年的不足額，為工資的四分之一弱，而1814年的不足額，則為工資的二分之一強。在此種情形下，艾登在農業勞動者小屋中發現的一絲慰樂，至1814年消滅得無影無蹤了，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78]。自是以後，在租地農業者豢養的一切動物中，就要以勞動者，即有聲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為最受酷使，最受惡劣給養，和最受殘忍待遇的了。 同一的事態，一直穩靜的繼續到了以次這個時候。在「1830年，斯文格的暴動發生了，那次暴動以輝煌的稻禾的火焰，向我們（即支配階級）表示：在農業英國的表面之下，也正如在工業英國的表面之下一樣，窮困與黯淡的反抗的不滿，非常猛烈地燃燒起來了」[79]。當時薩得勒（Sadler）曾在下院給予農業勞動者以「白奴」（White Slave）的名稱，某大僧正也曾在上院反覆應用這個名辭。當時最著名的經濟學者衛克斐爾德（E. G. Wakefields）說：「英格蘭南部的農業勞動者……不是自由人，也不是奴隸，而是被救恤的貧民」[80]。 剛在穀物條例撤廢之前不久的時期，農業勞動者的地位，被投給了新的光明。在一方面，論證穀物條例對現實穀物生產者沒有何等保護效用，那是資產階級煽動者的利益；在另一方面，土地貴族對工廠狀態所加的非難；（他們根本是腐敗的，無情的，斯文的懶惰者，卻偏對工廠勞動者，假裝同情）；以及他們對於工廠立法所表示的「外交的熱忱」，都為工業方面的資產階級所深惡痛嫉。英諺有云：兩賊相爭，良善者從中獲利。在實際，統治階級的這兩派，都在極無恥地榨取勞動者，他們彼此關於榨取問題的喧譁論爭，雙方都成為真理的產婆。沙夫茲柏勒伯爵（Earl Shaftesbury）即亞胥勒勳爵（Lord Ashley）；他就是貴族方面反工廠主的博愛戰上的主將。所以，他在1844年至1845年間，屢屢成為《晨報》（Morning Chronicle）上面暴露農業勞動者狀態的文章的話題。那個報紙是當時最有力的自由黨機關報，它在各農業地方派有特派員。那些特派員不以一般的敘述和統計為滿足，更進而發表他們親自調查的勞動者家族和地主兩方的姓名。下面這個表[81]，乃表示布蘭福爾，威波爾奈及婆爾市附近三個村莊所支付的工資。此等村莊，系屬於本克斯（Mr. G. Bankes）及沙夫茲柏勒伯爵所有。這位伯爵，這位低教會派的法王，雖然英國虔敬教派的頭目，他和本克斯曾如何在勞動者可憐的工資中，以房租的名義，混戰友去一大部分，由次表可見： 穀物條例的廢止，給予了英國農業以絕大的刺激。極大規模的排水[82]，廐飼的新方法和人造飼草栽培的新方法，機械的施肥裝置的採用，粘土性土壤的新調度，礦物性肥料的增加使用，蒸汽機關及各種新工作機具的應用，一般耕作上更集約方法的推行等等，都是這個時代的特徵。據皇家農業協會主席皮塞伊氏（Mr. Pusey）所說：當時農業上的相對費用，幾由新機械的採用，而減少一半。在另一方面，土地的實收穫，則迅速增加起來。每英畝投資額的增大，及由是引起的租地迅速累積的傾向，乃新農業方法之基本的條件[83]。同時，由1846年至1856年間，耕地的面積，擴大了464,179英畝，而東部諸州，原來用作養兔場，用作貧瘠牧場，而現在則變為穀物栽培地的廣大地面，尚不計算在內。可是，在另一方面，從事農業的人員總數，我們已經知道是減少了。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嚴格的農業勞動者，在1851年，其總數為1,241,269人，至1861年，則減至1,163,217人[84]。所以，英國戶籍司長說：「在1801年以後，租地農業者及農業勞動者的增加……與農產物的增加，沒有保持均衡」[85]，這是不失為妥當的，但至最近時期，伴隨耕地面積的擴大，伴隨集約耕作的發達，伴隨併合於土地並使用在土地上的資本的空前蓄積，伴隨英國農業史上無前例的土地產物的增大，以及伴隨歸屬於土地所有者手中之地租的豐盈和資本家租地農業者的財富的增加等等，而發生的農村人口積極減少現象，卻更使那種不均衡變為顯著。假令我們再把都市販路和自由貿易支配不斷迅速擴大的事實，連同考慮，我們會以為農村勞動者，結局將被位置在那種使他們沉醉於幸福的狀態中。 然而羅傑士教授（Prof. Rogers）卻得出以次的結論，即，以今日英國農業勞動者的命運，比較他們十四世紀下半期及十五世紀的先人，固然望塵莫及，就是與1770年至1780年那個時期的先人比較，亦異常惡化了，「農民已經又變為農奴」，而且是衣食更加惡劣的農奴[86]。朱理安•亨德爾博士在他關於農村勞動者住宅的劃時期的報告中說：「農仆（hind——由農奴時代傳襲下來的農村勞動者的名稱）的生活費，是依照僅夠維持其生活的最低可能額，來規定的。……他的工資與住宅，沒有計算在利潤——即由他的勞動所榨出的利潤上面。他在租地農業者的計算上，是等於零[87]。……他的生活資料，常被假設是一個固定的數量」[88]。「如其把他的收入進一步節減，那他就可以說：『我什麼也沒有，什麼也不相干』。因為他現在除了絕對不可缺的少許物品以外，一無所有，所以對於將來，也毫無所顧念。他已經成為租地農業者計算上的零了。繁榮也好，歉收也好，橫豎於他無關，所以，他皆無所容心」[89]。 在1863年，政府曾對被處流刑和懲役的囚徒們的榮養狀態與勞動狀態，作過調查。其結果都載在兩大部藍皮書中。其中有云：「把英國監獄中囚徒的經常食物，與同國貧民收容所的被救恤貧民和自由農村勞動者的經常食物，加以精密的比較……囚徒的榮養，比後兩者的任一方面，都遙為優良」[90]。但「懲役囚徒被課的勞動量，確實只相當於普通勞動者所成就的勞動的一半」[91]。且看若干有特別意義的供辭罷。愛丁堡監獄典獄官約翰•斯密的供辭（第5056號）是：「英格蘭監獄的經常食物，比較同國普通農村勞動者的經常食物為優」。（第50號）「蘇格蘭普通勞動者，連吃一點肉的時候也非常稀罕」。（第3047號）「問：對囚徒給予遠較普通農村勞動者為優良的榮養的必要理由，你沒有留意麼？答：沒有」。（第3048號）「問：要確認懲役囚徒的經常食物，略等於自由農村勞動者的經常食物，是否可能，你以為還有實驗之必要麼[92]？」「農村勞動者會說：我從事強烈的勞動，而不能得到充分的食物。入獄之後，勞動沒有以前那樣強烈，但卻吃得十分充足。所以，我與其在此勞動，是不如再入獄了」[93]。下面所揭的概括比較數字，系由上述報告第一部所載諸表編合而成。 一周間的榮養量[94] 1863年，醫務委員關於食物供給最不良的人民的營養狀態，曾作過調查，那次調查的一般結果，讀者是已經知道的。至若大部分農業勞動者家族的經常食物，都在『防止飢餓病』的必要最低限度以下這事實，讀者當也能記憶。這在科沃爾，德文，桑牟塞州，菲爾特州，斯台福州，牛津，柏克士，赫特福等等純粹農業區域，都是如此。斯密博士說：「勞動者自身所受的榮養，較之平均量所顯示的更會大，因為他比較他的家人，要攝取勞動上必要不可缺少的較多的食物，而在較為貧困的地方，他幾乎要吃去一家人所享用的肉及醃肉全部……勞動者的妻，乃至他們在發育期的兒童的榮養里，多不充分，特別是淡素多感不足，在各洲都是如此」[95]。至伴同租地農業家居住的婢僕。則榮養充足。他們的人數，在1851年為288,277人，在1861年則減至204,962人。斯密博士說：「婦人從事戶外的耕作勞動，不論在其他方面如何不利，但在現在的情形下，卻於他一家極為有利。因為由他從事耕作勞動所追加的收入，得用以購置鞋子衣服，支付房租，並使一家有較好的榮養」[96]。這個調查最可注意的結果，就是英格蘭的農村勞動者，比之聯合王國其他地方的農村勞動者，其「榮養遙為不良」。這由下表可以征知： 平均農村勞動者一周間消費的炭素量和淡素量[97] 碳素 克冷 淡素 克冷 英格蘭 40673 1594 威爾斯 48354 2031 蘇格蘭 48980 2348 愛爾蘭 43366 2434 西門博士在他對政府提出的衛生報告中說：「關於我國農村勞動者住宅之量的不足與質的悲慘，亨德爾博士報告的每一頁，皆可列舉證明的事實。過去許多年以來，在這方面的農業勞動者的狀態，逐漸惡化了；他們找尋住宅的困難程度，所找得的住宅對於他們需要的不適合程度，均還較過去數世紀為尤甚。特別是最近二三十年來，這種弊害，益發滋長得迅速；農村勞動者的悲慘狀態，可以說是達到極點了。如把那些靠他的勞動致富的人，有時或許以寬大的同情待遇他的場合除外，他在這個問題上面，早已達到了束手待斃的地步了。他是否應在他所勞動的土地上尋找住宅；他所找得的住宅，究是適於人住，抑是適於豬住；那住宅是否有足緩和其貧困壓迫的小庭園——所有這些問題，已不是取決於他對於他所需要的適當住宅，是否有支付合理房租的意向和能力，卻取決於他人對於，他們自己高興怎樣處分，就可怎樣（處分的所有物的權利），如何行使。不論租地如何大，都沒有規定那裡必須設下一定數勞動者的住宅，更沒有規定應該有多少適於人住的住宅。儘管對於土地，勞動是和日光和雨一樣有它的必要，但任何法律，都不曾為勞動者保留下對於土地的些許權利。……並且，還有一件大不利於農業勞動者的外部事實。……那就是，救貧法規定居住及救貧稅負擔所生的影響[98]。在此種影響下，任何教區，都要為其金錢上的利益儘量縮減其區內居住的農業勞動者數。因為，這種農業勞動，對於辛苦勞動的勞動者及其家族，並無安全的永久獨立的保障可言，他們大抵經過或長或短的迂徑，而在結局走上被救恤的貧困的道程；這貧困是一天迫近一天的，一旦患著疾病，或暫時失業，就不得不直接仰賴教區的救助。所以，居住在一個教區內的農業勞動者人口加多，那就等於為他們負擔的救貧稅加多。……大地主們[99]……其所以不肯在他們自己的領地內設定住宅，就是為要免脫此後對於貧民的一半負擔。英國的憲法及其他法律，對於『高興怎樣處分其所有物，就可以怎樣處分』的地主，付與了一種無條件的所有權，使他可以像待遇異邦人一樣的待遇土地的耕作者，把他們由自己領地驅逐。關於這種立法的適用範圍，不是我們在這裡要討論的問題。……但這種驅逐權，並不僅是在理論上存在，並且還……是支配農業勞動者住宅狀態的一個主要事實……而在實際上異常大規模的施行。……關於這種惡弊的範圍，只要把亨德爾博士根據最近戶口調查所編纂的例證，舉列出來就行了。那是說，在最近十年間，房屋的需要，儘管在著著增加，而英格蘭八百二十一個地方所拆毀的房屋，卻遞有進展，把那些不得居住在自己勞動所在的教區的人撇開不論，此等地方在1861年，就比在1851年，是少了4 1/2%的小住宅，收容多了5 1/2%的人口。據亨德爾博士所說：當那種驅逐人口的過程自行成就時，其結果就產生了只殘留下極少數小屋的遊覽村落（Show-village），那種村落，不是當作特殊階層，受有優厚報酬的正規奴僕，如牧人，園丁或獵夫等等，都莫想居住[100]。但土地是需要耕作的。而從事這種耕作的勞動者，都不是居住地主房屋的人，他們在鄰近不開放村落的小屋拆毀後，遷往那為多數小房主所有的開放村落，由那裡到他們勞動所在，也許有三英里之遠。凡屬陷於這種事態的農村小屋，都是完全不加修葺，任其頹朽地，以慘澹的光景，顯示其毀滅的命運。人們看著它通過自然頹朽的種種階段。然不論在任何頹朽階段，只要它還保持房屋的形相，勞動者都得支付房租，甚且要支付相當於優良房屋的房租。除了一文莫名的租住者以外，誰也不肯對此等房屋加以修補或改良。到最後完全不能居住了，於是又多一個拆壞的村落，而將來的救貧稅，則相應輕減下來。當大地主依照這種方法，在自己所有地上驅逐人口，減免救貧稅的當中，其附近的市集或開放村落，則收容那些被驅逐的勞動者。但這所謂「附近」，距其勞動所在的租地，有三四英里之遙；勞動者每日除做換取麵包的勞動以外，還得追加一無所獲的六英里乃至八英里的徒步勞動。他們妻子從事農業勞動，同樣要在這種不利條件下進行。而且，距離所給予他們的勞苦，還不只此。在開放村落中，房屋投機家們，購置少許的土地，以儘可能的價廉價格，儘可能的密集程度，建造小屋，所以，此等小屋雖鄰接於敞闊的田野但竟具有最壞的都市住宅的最壞特徵；英格蘭的農村勞動者，都是擠塞在這種慘黯的小屋中[101]。……而且，農村勞動者就是居住在自己耕作的土地之上，也並不就是說，他獲得了與其生產努力相稱的生活的住宅。那怕是住在王侯領地之上……他的住宅……也往往是極其悲慘的。有些地主，一面雖認定勞動者及其家屬，住怎樣的小屋都行，但同時卻毫不知恥地，向他們榨取儘可能的多額房租[102]。他所供給的小屋，也許僅是一間破爛的寢室，沒有火爐，沒有便所，除壕溝外，沒有給水設備，且沒有庭園，但勞動是對於這非法榨取，莫可如何。……健康除害條例……不過是具文罷了……其實施，主要是讓那些小屋出租人自行處理。……由罕見的燦爛光景轉過眼來，注意這有辱英國文明的壓倒的事實，從正義的立場說，是必要的。儘管勞動者的住宅不良，為彰明較著的事實，但觀察者卻異口同聲的，說較這遙為迫切，而急待匡救的惡弊，寧為住宅的不足，這實在是可悲的事態。農村勞動者住宅雜沓密集的狀態，多年以來，已不僅成為注意健康者的重大問題，且成為注意端正道德生活者的重大問題。報告農村地方傳染病蔓延事實的人們，都像以鉛版印製的一律語辭，反覆這樣主張，說在如此住宅雜沓密集的情態之下，一切阻止傳染病蔓延的企圖，都沒有效果。並且，儘管田園生活有不少適於健康的良好影響，但因有助長傳染病蔓延的這種原因存在，故也會助長其他非傳染性的疾病的發生，這事實，也是曾經一再被指明過的。加之，指摘這種狀態的人們，對於其他惡弊，也不曾保守沉默。那怕原來單是注意健康保護吧，往往總不免要把注意移到其他問題上面。在他們指明既婚未婚成年男女，多擠塞在窄狹寢室中的事實時，必然要喚起一種道德之感，表述在那種狀態下的男女，決難維持其端正[103]。例如，在我最近常年報告的附錄中，有奧特博士（Dr. Ord）的這種報告。他報告說巴金漢州的文格地方，流行一種熱病，那熱病是由一個從文格拉夫來的青年帶來的；『他發生熱病後幾天，與其他九個人同睡一房。在兩星期之內，幾個人受傳染了，不久，那九個人中有五個患病，一個死去』……當時有一位聖•喬治醫院的哈佛博士（Dr. Harvey），曾以私人醫師的資格，診視文格的病者，他給與我的報告，與上述報告恰好相同，他說：『一個青年婦人，患著熱病，與她同睡在一間房中的，有她的父母，她的一個私生子，兩個兄弟，外加各有一個私生子的兩個姊妹，合計十人。而在數周以前，這同一房間，還是十三個人的寢室』」[104]。 亨德爾博士曾調查過5375個農業勞動者住宅，那些農業勞動者，不全是屬於純粹的農業區域，而是散在英格蘭各州。在他所調查的這些住宅中，有2195個住宅，只有一間往往同時兼用作寄宿舍的寢室。只有兩間寢室的，占2930宅，有兩間寢室以上的，占150宅。以下且就十二州採選若干標本。 （1）柏得福州 勒斯特林格華茲教區——寢室縱約十二呎，橫約十呎。較這更小的還不少。小小的平房，往往以木板隔成兩個寢室，在高五呎六吋的廚房中，放一張床。房租一年三鎊。便所由租房人自備，房東僅僅供給一個安便所用的穴窟。有誰設好便所，其鄰居都來共用。屬於理查爾孫那位勞動者一家的房屋，是美好的無以復加的了。「其塗刷的牆壁，膨脹得像婦人屈膝為禮時的衣服。三角頂之一端突出，一端凹進；而在此凹進的方面，立著一個用泥土和木造成的形似象鼻的彎煙突，其旁撐有一根防備它倒下的長棒。戶口和窗，都是長菱形的」。在視察過的十七棟房屋中，僅有四棟有一個以上的寢室，但它們卻都是擠得滿滿的。僅有一個寢室的小屋中，住有三個大人，三個小孩，而在其他一個同樣的小屋中，則住有夫婦兩個加六個小孩，諸如此類。 擔敦教區——房租昂貴，由四鎊到五鎊。成年男子一周間的工資十先令。為湊足房租，其家人都從事麥杆編結。房租愈高，合起來負擔房租的人數就愈多。有六個成年人連同四個小孩住在一個寢室內，其房租要三鎊十先令。這個教區房租最低廉的小屋，其外廓是縱十五呎，橫十呎。房租三鎊。在視察過的十四棟房屋中，有兩間寢室的，只有一棟。村外不遠的某房屋周圍，大家都任意大便，該屋的門的下端，朽爛去了五吋。到夜間關門的時候，則塞以若干磚頭，並覆以草蓆。窗的一半，玻璃同框子，全毀壞了。室內沒有一點家具，只是三個大人五個小孩擠做一團。可是這教區與比格斯斐德聯合教區的其餘教區相比較，並還不算是壞的。 （2）貝克州 賓赫姆教區——在1864年6月，有一個小平屋內，住著夫婦兩個和四個小孩。一個女孩由工作場所帶回猩紅熱病，死了。其他一個小孩也病了，死了。當亨德爾博士被請到的時候，母親同一個孩子在患窒扶斯；父親同其餘一個孩子睡在屋外邊。但隔離是難於做到的。因為在這個悲慘村落的擁擠市場中，就堆有待洗濯的患熱病人家的敷用布。H家一周的房租一先令。僅一間寢室，住有他夫婦和六個小孩。另一家的一周房金為八便士，縱十四呎六吋，橫七尺；廚房高六尺。寢室沒有窗，沒有爐，沒有門，除了通到廊下，更沒有其他出入口，庭園是沒有的。在最近，這個房屋中住有一個男子，同他的兩個成年女兒和一個成年兒子。父親同兒子睡在床上，兩個女兒則睡在過道上。他們都生了一個小孩，其中有一個，曾為分娩到貧民收容所去，然後回來的。 （3）巴金漢州 在這一州中，建在一千英畝地面上的三十棟小屋，約住130人乃至140人。在布拉登赫姆教區的一千英畝地面上，1851年建屋36棟，居住者男子84人，女子54人，男女數的不平衡，至1861年緩和下來了，其所住為男子98人，女子87人。即在十年之中，男子增加14人，女子增加33人。然同期間的小屋數，卻減少了一棟。 文斯洛教區——這個教區的大部分新屋，都是以上等樣式造成。小屋需要倍極顯著，由是，極不成樣的平屋，一周要租一先令乃至一先令三便士。 華特爾•伊東教區——這裡的地主，眼見人口增殖，而把既有房屋拆毀去20%。一個須徒步到四英里之遠去勞作的可憐勞動者，曾被人這樣采問：你不可以在近點的地方找到小屋麼？他答：「否，他們肯容受我們這樣多人數的家族嗎？」 在鄰近文斯洛教區的丁克斯恩德，某一棟小屋的一間寢室內，住有四個大人四個小孩，縱十一呎，橫九呎，最高處所六呎五吋。還有一間寢室，縱十一呎三吋，橫九呎，高五呎十吋，住六個人。此等家族所占的地面，都較每個囚徒所占的地面為小。這每棟十小屋都只有一個寢室，並且都沒有後門，水是缺乏極了。一周的租金，卻是從一先令四便士到兩先令。在視察過的十六棟房屋中，只有一個男子一周的收入有十先令。在此種情形下，每個人的空氣量，相當於全夜關閉在四立方尺的箱中。然在舊時的小屋，還供給一定量的偶爾的換氣設備。 （4）劍橋州 甘布林格教區，屬於幾個地主所有。這裡也多的是到處能見到的小平房。麥杆編織極其通行。「死一般的倦怠，對於不潔之絕望的屈服」，支配著這個教區。該教區中心的房屋，全是任其頹朽，不加注意。而在其兩極方面，則更見慘澹，許多房屋都朽爛不堪了。住在傍的地方的地主，自由自在地向這裡吸取人血。房租異常之高；在同一寢室內，住八九個人。各有一兩個小孩的六個大人，一同塞在一間寢室中的例子，有兩個。 （5）愛色克斯州 在該州的許多教區中，人口在與小屋相併減少。不過，房屋的拆毀，仍不足以阻止人口增殖，也尚未曾在「移住都市」名義下驅逐農民的教區，仍有22區之多。在地積占3443英畝的芬格林果教區，其小屋在1851年有145棟，而至1861年，則不過110棟。但雖如此，住在那裡的人，還是不願離開，並且還在那種遭遇之下，增殖起來。在拉姆斯登•克拉格斯1851年，252個人住61棟房子，但至1861年，則是261人，擠塞在49棟房屋之內。在巴希爾登1851年，由157人住在占有地積1,821英畝的25棟小屋中，但十年之後，則是由180人住27棟小屋。在蘇格林果，南芬橋，維得福爾，巴希爾登，拉姆斯登•克拉格斯等區，在1851，有占總地積8，449英畝的小屋316棟，共住1,392人，但至1861年，同地積上的小屋數，減到249棟了，其居住者數，卻增加到1,473人。 （6）赫列福得州 這個小州農尺所受「驅逐精神」（"Eviktionsgeist"）的痛苦，較之英格蘭其他任何州為尤厲害。拿比區的小屋，大抵只有兩間房，多半是屬於租地農業者的。這種小屋，每年容易獲取三四鎊的租金。而這些租地農業者支給農業勞動者的工資，則每周不過九先令。 （7）漢亭登州 1851年，哈得福德教區有小屋87棟，此後不久，這個小教區（地積1725英畝），竟把小屋拆毀去19棟。而住民之數，則在1831年為452人，1851年為832人，1861年為341人。被視察過的小屋，有14棟，每棟都只有一個寢室。就中有一棟，計住有一對夫婦，三個成年兒子，一個成年女兒，再加四個小孩，共十人。另有一棟，擠住著三個大人，六個小孩。有某一間住八個人的寢室，縱十二呎十吋，橫十二呎二吋，高六呎九吋，把室內突出部分都加算起來，每人平均約有一百三十立方呎。在十四棟房子的十四間寢室內，共住有四十三個大人，三十三個小孩。此等小屋，很少附有庭園，不過有一片地面，得以一洛德（一英畝的四分之一）十先令乃至十二先令租賃下來。這種租地例與小屋隔離著；小屋如沒有便所，那就是大小便的地方，否則就是在小屋內安置一個像櫥櫃的抽屜樣的木缽，權作便所：待其滿載，然後再拿到那裡去卸空。就在日本，生命條件的循環，也比較這來得清潔 （8）林肯州 蘭格托佛特教區——在這教區的某一小屋中，住有一對夫婦，他的岳母，和他的五個小孩。小屋內有廚房同洗濯地方，廚房對面為寢室廚房與寢室縱十二呎二吋，橫九呎五吋。總地積縱二十一呎二吋，橫九呎五吋。寢室有屋頂，牆壁像棒砂糖樣的向著屋頂集中，屋頂窗向前面開著。他為什麼住在這裡呢？因為有庭園麼？不是的，庭園小極了。因為房租便宜麼？不是的，每周一先令三便士，貴極了。因為靠近勞動的地方麼？不是的，離勞動場所有六英里之遠，每天得往復步行十二英里。然則他住在這裡，就不外因他能租到這個小屋。他要一棟專供他一家用的小屋，至若這小屋在什麼地方。是怎樣的貨色，他都顧不得了。下面的表是蘭格托佛特教區住三十八個大人和三十六個兒童有十二個寢室的十二棟小屋的統計。 （9）肯特州 肯寧格東教區——在1850年，住民的擁擠，達於極點。當年白喉症流行，教區醫師以職務上的關係，調查貧民的狀態。他發現當地僅管需要勞動，而小屋則不斷拆毀，並不曾建築新的小屋。在某一地區，有被稱為鳥籠的四棟小屋。每棟小屋有四個房間，其大小如次： （10）諾桑蒲吞州 在布林華茲，皮克福德及福洛爾諸村，一到冬天，就有二三十人因找不到工作，而漫步路頭。租地農民每每不盡力耕作穀物和蘿蔔栽培地。地主知道他頂好是把他所有的零散小租地，並集為二三處大租地。這一來，有些人就無工可作了。在一邊是土地需要勞動，而另一邊則是被欺騙了的勞動者，殷切地要求獲有土地。夏天過度興奮的勞作，冬季則陷於半飢餓的狀態，無怪他們常用其獨特的方言說：「僧侶貴族結托著，苛殺俺們！」 在福洛爾村，一個極小的寢室內，住有一對夫婦，加四個五個或六個小孩；有一個小寢室，住三個大人五個小孩；更還有一對夫婦，一個祖父，同患猩紅熱的六個小孩一同住著；有兩棟各有兩間寢室的小屋，一棟住有八個大人的一個家族，一棟住有九個大人的一個家族。 （11）菲爾特州 斯特拉東教區——有三十一棟房屋被視察過。其中，有八棟房屋，都只一個寢室。在同教區的彭基爾地方，有一棟小屋，每周房金一先令三便士，住有四個大人四個小孩的一家。把牆壁將就過得去這一點除外，由粗爛石片壓成的地板，到腐朽了的茅葺屋頂，都毫無足述。 （12）渥塞斯特州 這一州的小屋的拆毀，雖不怎麼厲害，但由1851年至1861年間，一屋的平均人數，卻由4.2人增加到了4.6人。 巴德色教區——這個教區有許多附有小庭園的小平房。若干租地農業家說：小屋是「妨害物，因為它們招致貧困者。」某紳士說：「縱建小屋，他們的狀況並不因之改善。你即使建造起五百棟，馬上就會塞滿。在實際，你建造愈多，他們需要也愈多」。（即在他看來，房屋會招致住民，而住民則依自然律壓迫著房屋）。關於此點，亨德爾博士說：「此等貧民，總歸是來自某某地方。那種地方，既然沒有像巴德色救貧設備那樣的特殊事項，足以吸引他們，他們就必然要由不適合事體的反撥，而移住到這裡來了。假若每個人都能在他勞動所在的附近，租到一個小屋和一塊空地，他就不用搬到巴德色來了。巴德色一塊空地的租價，有租地農業家支付地主的租率兩倍。」 人口向都市的不斷移住；由租地累積，耕地牧場化，以及機械採用所造成的農村人口的不斷過剩化；與小屋農民因小屋拆毀而不斷驅逐的現象，相互攜手並行。一定地方的人口愈空虛，在同地方的「相對過剩人口」就愈增大；而他們對僱傭手段上的壓迫，及農村人口比於房屋的絕對過剩，也益加大，由是，在農村方面，地方的過剩人口，與惡疫所由形成的極端擁擠現象，遂益臻顯著。人口在散在的小農村和鄉村市鎮方面的密集，和人口在農村地方一般的強制的驅逐，是相伴而行的。農村勞動者，人數儘管在減少，由他們所生產的生產物量儘管在增大，他們的人口，卻在不斷地趨於過剩化，這種事實，就是使他們陷入被救恤的貧困的搖籃。而此被救恤的貧困，結局又成為驅逐他們的一個動機，成為使他們住宅變得非常可憐的主要源泉。這種難堪狀態，把他們最後的反抗力挫折了，使他們變成地主和租地農業者的單純奴隸[105]。這一來工資的最低限度，對於他們就成為自然律來推行了。在另一方面，農村地方儘管不斷引起「相對過剩人口」，但同時卻又感到人口不足。此種人口不足現象，不僅局部地見於那些人口激急流向地方都市，礦山，鐵道建設方面的地點，並且，在春夏之交，在收穫季節，在英國周到而集約的農業，需要臨時勞動力的許多時期，隨在都可見到人口不足的事實。這就是說，農業勞動者對於耕作上的經常需要，常顯得過多，而對於耕作上之例外的或暫時的需要，則又常顯得過少[106]。由是，我們在政府公文中，就發現同一個地方，同時訴說勞動不足與勞動過多的矛盾。暫時的或局部的勞動不足，並不會引起工資的提高，那不過在耕作上促使婦女兒童勞動被採用，使勞動者的年齡降下。婦女兒童的榨取規模一經擴大，那馬上就要反過來成為一個新手段，促使耕作上的成年男子勞動者過剩，從而，使他們的工資低下。在英格蘭的東部，盛行著這個有缺陷的循環的美好果實——勞動隊制度（Gangsystem Oder Bandensystem）。下面且就這種制度，作一簡括的敘述[107]。 勞動隊制度，一般通行於林肯，漢亭登，劍橋，諾福爾克，沙福爾克以及諾亭漢諸州，而在洛桑蒲吞，柏得福及魯特蘭等相鄰的諸州，也在有些地區可以見到。這裡且以林肯州為例來說。這個州有一大部分是新的土地，或由原來的沼澤地形成，或者如上述其他諸州一樣，是最近由海中獲取的陸地。在排水上，蒸汽機關表示了奇蹟的作用。昔日的沼澤與砂地，今日竟成為鬱勃蒼蒼的穀物之海原，並擔負著最大的地租。如在亞克斯荷蒙島及特倫特河畔諸教區所見的人工沖積地，也是如此。在這些地區，其租地因為是新起的，故不僅沒有新建造小屋，且還把舊小屋拆毀了，由是，勞動的供給，就必得從若干英里以外的開放村落，沿著崎嶇的山路而來。農民從前在冬季長期過剩中得到住所的，就只是那些開放村落。定居在四百畝到一千畝的租地上的勞動者（他們被呼為「拘束著的勞動者」，Confined labourers），是專門使用在有恆久性的，困難的，和借馬幫助的農業勞動上。平均每一百畝租地，還沒有一棟小屋。例如，某沼澤地的租地農業者，曾向調查委員這樣供述：「我租賃320畝耕地。那裡沒有一棟小屋。在我的租地上，現僅住著一個勞動者。我還有四個馬丁住在這附近。需要多數勞動者的輕易工作，則找勞動隊去做」[108]。土地耕作上需要多量輕易勞動，如除草，鋤地，施肥及拾取石子等等。像這樣勞動，通是由那些住在開放村落的勞動隊（或有了組織的一隊勞動者）去擔當。 勞動隊的隊員，包括有婦人，男女少年（由十三歲到十八歲，不過少年男子一到十三歲，就多半要被排除出來）及男女兒童（由六歲到十三歲）。每隊由十人以至四五十人不等。領隊的隊長，常為普通農村勞動者，這種人雖多為稱作惡徒的無定業的，好飲酒的無賴，但還有一定的企業心和經營的才幹。由他召集的勞動隊，是在他的指揮下活動，而非在租地農業者指揮下活動。他常與租地農業者，成立計件勞動的契約。他的收入，雖較普通農村勞動者的牧入，多不了多少[109]，但視所指揮的勞動隊，能夠怎樣熟練地在最短時間內支出最大勞動，生出大小差別。租地農業者都知道：婦女誠然要在男子指揮之下，按步就班地做去，但如佛利埃所說，不論是婦女還是兒童，只要一著手勞動，他們就肯猛烈地支出自己的生命力；但成年的男子勞動者則不是如此，他們都會狡猾地儘可能地節省自己的生命力。勞動隊長率領他的隊伍，由這個租地，到那個租地；一年中，使他的隊員勞作六個月乃至八個月。在勞動者的家族看來，在他指揮下勞動，比在間或使用兒童的個別租地農業者指揮下勞動，收益遙較為多，而且遙為安定。就因為這種緣故，他在開放村落內的勢力，頗為鞏固；要雇用農民的兒童，都得通過他的媒介。由是，撇開勞動隊而個別地貸出兒童，就成了他的副業。 這個制度的黑暗面，就是使兒童及少年少女作過度的勞動，就是使他們每天不得不在五英里乃至六七英里的距離之間，徒步往來，最後，就是勞動隊裡面的風紀紊亂。隊長在若干地方，雖被稱為「駕馭者」（"The driver"），並攜帶一根長棒，但他使用長棒的時候極少，虐待的怨言，也不大聽見。他是一位民主的皇帝，或是一種哈麥林的捕鼠者（eine Art Rattenfanger von Hemeln）。因為他有對部下維持人望的必要，故他借著在他指揮下展開的流浪人的生活，以懷柔其部下。粗野的放縱，毫無拘束的酣樂，和猥褻的行為，給予勞動隊以魔力。他通常在酒館中耗去他的錢財，酣醉歸來左右扶以頑強的婦人，走在行列的前面，而兒童及少年少女，則跟在後面，叫囂恣肆地唱著猥褻的歌曲。他們每天是這樣歸來，這正如佛利埃所謂「男女公開」（Phanero gamie）。十三四歲的少女，與同年齡的男隊員，發生關係，生產小孩，已成為數見不鮮的事實。供給勞動隊隊員的開放村落，早變成了罪惡深重的地方[110]。這種地方，比之英吉利王國的其他地方，要供給兩倍的私生子。在這種學校育成的少女，該會在結婚後招致如何的道德結果，那是我們已經指示過了的。他們的子女，在沒有受到鴉片之毒的限度內，將為生成的勞動隊的新兵。 像以上所說的這種典型的勞動隊，被稱為公勞動隊，普通勞動隊或流浪勞動隊。因為此外還有私勞動隊存在。私勞動隊的組織，與普通勞動隊同，不過人員較少；並且，這種隊伍，不是在隊長指揮下勞動，而是在老農仆——在租地農業者看來不知道怎樣使用他們才好的老農仆——手下勞動，在這種勞動隊中，流浪人的狂態是消滅了，但兒童報酬更壞待遇更壞的事實，則是為一切目擊者所確認的。 最近數年來，勞動隊制度在不斷擴大[111]；這種制度，顯然不是為隊長的利益而存在，而是為增進大租地農業者[112]的財富，從而，為增進土地所有者的財富而存在[113]。租地農業者因既要把他的僱傭勞動者數，保持在正常水平以下；卻又要為臨時的一切勞作，常準備好臨時的勞動者；並且要以最小可能的貨幣額，榨出最大可能的勞動[114]，此外，又要使成年男勞動者流於「過剩」，所以再沒有比勞動隊制度更好的方法。一方面儘管承認農業勞動者有多少人在失業，但他方面又承認因為成年男勞動者不足，因為農民向都市移住，所以有勞動隊制度的「必要」這種矛盾現象，可由以前的說明而得到理解[115]。林肯州的鋤去了雜草的土地，和沒有清除的人類的雜草，恰好是資本主義生產上互相對立的兩極[116]。 F　愛爾蘭 在結束這一節的時候，我們還有暫時旅行愛爾蘭的必要。首先且述問題所關的重要事實。 愛爾蘭的人口，在1841年為8,822,664人，1851年減為6,623,985人，1861年減為5,850,309人，至1866年，更減為5,500,000人，約與1801年的人口相當。這種人口減少趨勢，乃開始於凶荒的1846年。此後下列20年間，愛爾蘭竟失去它的總人口5/16以上[117]。自1851年5月至1865年7月間，由愛爾蘭移住其他地方的人總數，為1,591,487人。其中，在1861年至1865年最後五年間移出的，就有五十萬人以上。由1851年到1861年間，同國的住宅數，計減少52,990棟。在同一時期內，15英畝乃至30英畝的租地數，雖有61,000的增加；30英畝以上的租地數，雖有10,900的增加，但各種租地的總數，卻減少120,000之多。這就是說，這種減少，完全是由於15英畝以下的租地的消滅，或者說由於它們的集中。 人口的減少，必然要伴隨生產物量的減少。在我們的探究目的上，只須考察由1861年至1865年那五年間就行了；在這五年間，在五十萬以上的人口移住國外，絕對的人口數，竟減少三十三萬以上（參照A表） A　表 家　畜　類 上表會生出以次的結果 馬 牛 羊 豕 絕對的減少 絕對的減少 絕對的減少 絕對的減少 72,358 116,626 146,608 28,819[118] 現在，我們且轉而論到供給家畜和人類以生活資料的農業。下表所揭各年度的增減，系參照上表而計算的。在穀物中，包含有小麥，燕麥，大麥，黑麥，長豆及豌豆；在野菜類中，包含有馬鈴薯，蘿蔔，甜菜，芒果，捲心菜，紅蘿蔔，防風草，莢豆等等。 B　表 耕地與草場的地積的增減（單位英畝） C　表 1865年與1864年比較耕地面積和每英畝生產物及總生產物的增減[119] D　表 有負擔所得稅義務的所得（單位鎊）[120] E表 愛爾蘭的D種所得，即利潤所得（60鎊以上）[121] 在1865年，「草場」有127,470英畝的增加。那主要是由於未被利用的荒地及泥澤地，有101,543英畝減少的結果。假若把1865年與1864年加以比較，則穀類有246,667卡德（就中，小麥48,999卡德，燕麥160,605卡德，大麥29,892卡德）的減少，馬鈴薯有446,398噸的減少；而馬鈴薯栽培地的面積，卻在1865年有所增加（參照C表）。 愛爾蘭的人口及農產物的變動，已如上述。我們且進而論及它的土地所有者，大租地農業者及工業資本家們的財富的變動。這種變動，反映在所得稅的增減上。但理解D表所應注意的事項，就是在D種所得（租地農業者所得以外的利潤）中，包含有稱為「自由職業」所得的利潤（如律師，醫生等等的所得）；而在未揭出細目的C種及E種所得中，包含有文武官吏，掛名受祿者及國債券所有者的所得。 由1853年到1864年，D種所得的年平均增加，在愛爾蘭不過為0.93，而在大不列巔全體，則達到4.58。E表，乃表示1864年及1865年的利潤（租地農業者的利潤除外）的配分。 如其愛爾蘭那樣的人口減退現象，發生在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英格蘭，發生在以業為主體的英格蘭，那英格蘭恐不免要因出血而致死罷。然而愛爾蘭就在今日，還不過是由寬大海峽所隔開的英格蘭的一個農業區域，它對英格蘭供給穀物，羊毛，家畜，並供給產業上軍事上的新兵。 因為人口減少，愛爾蘭有大量的土地不得耕種，以致引起土地產物的激減[122]。同時，用作牧場的土地面積儘管擴大，但在某種牧畜部門上，生產也絕對減少；而在其他牧畜部門，則不過齎來了不足齒數的一點進步，並且，那一點進步，還在不斷受著阻撓。人口減少了，地租和租地農業者的利潤，卻不斷增大起來。不過，利潤的增大，不像地租那樣行之以漸，那理由是容易理解的。在一方面，隨著小租地的集中化與耕地的牧場化，總生產物中轉化為剩餘生產物的部分增大了，惟其如此，總生產物縱然減少，其中的一部分即剩餘生產物，卻仍有所增加；在另一方面，最近二十年來，特別是最近十年來，肉類，羊毛等市場價格騰貴的結果，剩餘生產物在貨幣價值上的增進，比之其量的增大，更為急速。 由生產者自身消費的生產物，不是商品。在同一意味上，只當作生產者自身的職業手段和生活資料，而不併合他人的勞動，以增殖其自身價值之分散的生產手段，也不是資本。使用在農業上的生產手段量，雖隨人口減少而減少，但使用在農業上的資本量，卻增大了。因為這是從前分散的生產手段一部分轉化為資本的結果。 除農業外，愛爾蘭投用在工商業上的總資本，在最近二十年來的不斷的大變動下，徐徐有所蓄積。但這種資本之個別構成部分的累積，卻反而來得迅速多了。並且，這種總資本的絕對的增大雖小，但與減縮的人口數比較起來，又顯示它相對地在著著增加。 在這裡，在我們眼前大規模地展開了一個過程，這過程，對於支持古典派經濟學的以次教義，是再好沒有了。那教義是說：窮困系由絕對的過剩人口產生；一旦人口減退，均衡重又恢復。愛爾蘭的實驗，較之過去為馬爾薩斯信徒所讚美的十四世紀中葉的黑死病，是遙為重要了。但這裡應順便一言的是：想把十四世紀的尺度，應用到十九世紀的生產關係，及與此生產關係相照應的人口情形之上，那只能說是學校教師的素樸；而且，那還不僅是素樸，並把以次的事實忽略了。即緊隨上述黑死病及人口減少而起的現象，在海峽此岸的英格蘭，是農民得到解放，和他們的財富的增加，反之，在海峽彼岸的法蘭西，則是相反地增進他們的隸屬狀態，增進他們的貧困[123]。 愛爾蘭由1846年的饑饉，犧牲了一百萬以上的人命。但被犧牲的，都是貧乏的人。對於同國的財富，沒有給予一點損害。此後二十年的國外移住，不斷有所增加的國外移住，並不曾破壞生產手段和使用生產手段的人類。這是與三十年戰爭不同的地方。愛爾蘭的天才，發明了一種嶄新的方法，把貧民由窮乏的舞台，驅遣到數千里以外。往美洲合眾國移住的人們，會逐年向故國的殘留者，匯回一定額旅費。這樣，今年移出的一隊，到明年就能帶出其他一隊，結局，向國外移住，就不但不加愛爾蘭何等負擔，且寧為其輸出貿易之最有利的一個部門。最後，國外移住還成為一個組織的過程，它不單是偶爾排去人口的一部分，且由年年汲出的人口，超過年年依出產補充的人口的方法，使絕對的人口水準，逐年低落[124]。 然則國外移住，對於那些殘留在國內的，由過剩人口得到解放的愛爾蘭勞動者，該有怎樣的影響呢？那影響是：相對的過剩人口，就在今日，也還和1846年以前沒有什麼不同，工資是同樣低廉；勞動上的痛苦增大了；農村地方的貧困，更喚起了一種新的危機。其原因是簡單的。在國外移住的當中，農業是在以同一的步調推行革命；相對的過剩人口的生產，較之絕對的人口減退，還要來得迅速。我們一看C表，就知道愛爾蘭的耕地牧場化，比較英格蘭的耕地牧場化，是定然要作用得更加尖銳的。在英格蘭，牧畜與野菜類的栽培，雖然都稱發達，而在愛爾蘭，則實有所減退。從前耕作的土地，有許多休耕了，或者永久轉化為草場；從前未經利用的荒地或泥澤地，則有一大部分在用以擴展牧畜。較小的及中層的租地農業者——我把未耕作到一百畝以上的租地農業者，都算在這個部類——現今仍約占總數十分之八[125]。他們在以空前無比的程度，為那些從事資本經營的農業所壓迫，並且乃不絕對於工資勞動者階級，供給新的補充隊伍。愛爾蘭的唯一大工業，就是亞麻製造業；這種製造業上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較不多，所以，由1861年至1866年棉花騰貴以來，這種工業雖頗有擴張，但它所使用的人數，仍只是全人口中的一個無關重要的部分。並且，在這種工業方面，也正如在其他一切大工業上一樣，那怕就在它所吸收的人口數在絕對增大的場合，也往往要因其自身範圍內所生的不斷變動，而不絕造出相對的過剩人口來。農民的貧困，是大襯衣製造廠及其他工廠的基礎，而此等方面的勞動者隊伍，則大抵是散在國內各地。在這裡，我們重又碰到了以前描述過的家內勞動制度，那制度，是由過少的給付，與過度的勞動，作為人口過剩化的有組織的手段。最後，愛爾蘭的人口減退，雖然沒有像資本主義生產發達國家那樣帶來破壞結果，但在國內市場上，也並不是沒有引起不斷的反應作用。由人民移住國外所造成的空隙，不單是使地方的勞動需要縮小，且還使零賣業者，手工業者等等小本經營者的一般收入縮小。E表所表示的60鎊至100鎊的所得的減退，即由於此。 關於愛爾蘭農村日傭勞動者的狀態，在愛爾蘭救貧法監督官的報告（1870年）[126]中，有一個簡單扼要的敘述。此等監督官，因為是這樣一個政府的官吏，這個政府，只是由刺刀和或明或暗的戒嚴狀態所維持，故不得不在措辭上十分審慎，那是英格蘭同僚們所蔑視的。但雖如此，他們仍不讓其政府安眠在幻想中。據他們說，農村地方的工資率，仍極低下，而這低下的工資率，還算經過了最近二十年間百分之50乃至60的昂騰。現今一周間的平均工資，為六先令乃至九先令。然而隱在這外表上昂騰之背後的，是現實工資的低落。因為工資的昂騰，決沒有與同一期間生活必需品價格的昂騰，保持均衡。試從愛爾蘭某一貧民收容所的政府計算，摘出其精華，作為例證吧。 一周每個人的平均生活費 與二十年前比較起來，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已足為兩倍，而衣類的價格，也恰為兩倍。 就把這種不均衡撇開不說罷，單是比較由貨幣所表現的工資率，也不會給予我們以正確的結論。在饑饉以前，農村工資的大部分，是用實物支付，以貨幣支付的，只不過一極小部分；而在今日，則是以貨幣支付為通則。單憑此種事實，就會生出以次的結論，即：不管現實工資的變動如何，工資的貨幣率是非增騰不可的。「在饑饉以前，勞動者還有一塊可以栽培馬鈴薯，飼養豚或家禽的土地，然至今日，他須購買一切生活資料；由出賣豚，家禽，乃至雞卵而得的一切收入，都喪失了[127]。」其實，在從前，農業勞動者與小規模租地農業者，沒有何等顯然的區別；他們多半是靠中型租地與大型租地來確保自己職業的人口階層。他們成為純粹的工資勞動者階級的一部分，成為一個特殊階級，通過貨幣關係，而與工資給付者相結合，那只是1846年災變以來的事。 他們在1846年的住宅狀態如何，我們是知道的。自是以後，那種狀態更形惡化。農業上的日傭勞動者，是在一天一天減少，但他們有一部分，迄今尚住在租地農業者保有地的小屋中，那種令人戰慄的擁擠狀況，為我們提供了英國農村地方在這方面的最壞的標本。這事實，除了亞爾斯塔若干地區外，所有在南部考克，里梅利克，基爾尼諸州，在東部威克洛，衛克斯福爾德諸州，在中部金斯，昆斯，杜伯林諸州，在北部斯里果，羅斯卡蒙，梅約，加爾威易諸州，都一般地通行。一位救貧監督官厲聲說：「農村勞動者所住的小屋，簡直有傷基督教及本邦文明的面目」[128]。為使日傭勞動者更加愛好這種小屋，不知在什麼時代附著於其住宅的一片土地，也被有組織的沒收了。「他們生存是全依靠地主及其代理人的感覺，竟使他們對於那些把他們看作無權利的人種看待的人們，在內心生起一種反抗憎惡的念頭」[129]。 農業革命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掃除那些位置在勞動場所的小屋。這個掃除工作，在以極大的規模進行，儼然是奉旨掃除一樣。其結果，許多勞動者，就不得不在村落與都市，尋求隱身的場所。他們宛如廢物，被投進那些最不良區域的屋頂室中，窖穴中，地下室中以及角落中。愛爾蘭人對於家庭的稀有的懷鄉心，對於精神上的歡樂，對於家庭生活的純潔，是一向著稱的。他們有幾千這樣的家族，突然被移植到了惡德的暖房中，這是囚於國民的偏見的英國人，也肯證言的。成年的男子，現在都得在鄰近租地農業者那裡找尋工作，那些租地農業者只肯以最不確實的日僱工資形態雇用他們。加之，「他們到勞動的場所，須在長距離之間往來。途中往往被淋濕了，或遭遇其他種種困難，以致時常惹起衰弱，疾病，而陷於窮乏」[130]。 「在農村地方被視為過剩勞動的人，逐年都得由都市方面收容」[131]。由是世人對於「都市及村落勞動者過剩的時候，若干農村地方竟缺乏勞動者，或怕要缺乏勞動者」[132]，感到奇怪。其實這種勞動缺乏之感，只限於「春秋二季，農業勞動繁忙的季節」，而「在其他季節，許多勞動者，都無所事事」[133]那就是說：「由收穫主要農作物即馬鈴薯的十月，至翌年早春的時間……他們都無工可作」[134]而且，那怕就在繁忙季節罷，「也有一連幾天不勞動的時候，也不免要碰著一切種類的勞動中斷」[135]。伴隨農業革命——如耕地牧場化，機械的利用，以及嚴格意義的勞動節約等等——發生的這種結果，因標本地主，因那些不消費其地租於國外，而屈居在其愛爾蘭領地內的土地所有者，進一步嚴重化了。為了不使需要供給法則受到妨礙，這些紳士們，「主要由小租地農業者，取得勞動供給。那些租地農業者，不論在什麼時候，都得應地主的要求去勞動。他們的工資，比較普通日傭勞動者的工資率為低；並且，如像在播種期或收穫期那樣的重要時期，他們雖然眼見自己農作物受到不利益或損害，也不得稍有顧慮」[136]。 這種僱傭不確定與不規則的事實，勞動停滯現象會不斷再現且經久持續的事實，是相對過剩人口的徵候，此等徵候，都在救貧法監督官報告中，當作愛爾蘭農業無產階級的痛苦原因而指出了。我們當記得：英格蘭的農業無產階級，也有過同樣的現象。但其間有一不同之點，就是，在工業國的英格蘭，其工業上的預備軍，是由農村地方得到補給，而在農業國愛爾蘭的農業預備軍，則是由那成為農村勞動者避難所的都會取得補充。在英格蘭，農業上的過剩勞動者，轉為工廠勞動者，而在愛爾蘭，被驅逐到都會的農業勞動者，雖然壓迫著都會的工資，但他們仍舊是農業勞動者，會不絕為求得勞動，而被送還到農村地方去。 救貧法監督官曾概述農業日傭勞動者的物質狀況如次：「他們雖過著極端儉約的生活，但其工資，對於供給一家的食物和支付房租，仍嫌不夠。要為自身及妻子添制一點衣服，勢須設法求得其他財源。……他們小屋中的那種氛圍氣，與其他方面的睏乏情形配合起來，使他們這個階級格外容易受到窒扶斯和肺結核的侵襲」[137]。據監督官們的報告所異口同聲地證明的，在這種狀態下，無怪他們這個階級滲透了陰鬱的不滿，使他們對過去憧憬，對現在嫌惡，對將來絕望，終至委身於「煽動家之邪惡的影響」，除了想移住美洲以外，再沒有其他何等有恆的觀念。這就是樂土，是綠的愛爾蘭，由偉大的馬爾薩斯萬應丹即人口減少所轉化成的樂土！ 然則愛爾蘭的工業勞動者，是過著怎樣的幸福生活呢！那由下面一個例子可以征知。英國工廠監督官洛巴特•貝克爾（Robert Baker）說：「當我最近視察愛爾蘭北部的時候，我發現同地某一熟練勞動者，是這樣努力，成就他的子女的教育。我照他親口的供述，寫在下面。他為一熟練勞動者，因我見他是被使用在供給孟徹斯德市場的商品的製造上。約翰生——我是一個槌工，每周由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是由上午六時上工，午後十一時下工，星期六則在午後六時下工。並有三小時的食事及休息時間。我有五個子女。我一周勞動所得工資為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和我在一處勞動，她每周的工資為5先令。長女十二歲，照管家務。她是我們一家的廚役，一家唯一的僕人，她照料弟妹上學。每早通過我們住宅旁邊的小姑娘，在五點半鐘喚醒我。我和妻一同起床去上工。在上工以前，我們什麼都不吃。長女則終日照料弟妹。我們工作到八點鐘，才回家來吃早飯。每星期，只用一回茶。有時吃燕麥粥，有時吃玉蜀黍粥。到了冬天，則在玉蜀黍粥里滲點砂糖和水。在夏天，我們吃點馬鈴薯，那是在我們自己小庭園栽種的。沒有馬鈴薯，還是吃粥。我們間或也用點牛奶。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我們一直是這樣過下去。夜間，工作終了，我們極其疲勞。有時，我們也會見到一片肉，但那是太稀罕了。我們有三個小孩上學，其費用，每人每周約要1便士。房租每周9便士，泥炭就再便宜，每兩周間也要1先令6便士」[138]。這就是愛爾蘭的工資，這就是愛爾蘭的生活。 在實際，愛爾蘭的窮乏，現今仍成為英格蘭日常的話題。由1866年終末到1867年初葉，有一位名為達斐林勳爵（Lord Dufferin）的大地主，曾在《泰姆士報》上從事這個問題的解決。「這該是如何有人味的大地主！」 據前揭E表，我們知道：在1864年，總利潤為4,368,610鎊，就中為三位貨殖家所攫有者，不過262,610鎊。然至1865年，這三位大「節慾家」在總利潤4,669,979鎊中所攫有者，已達到274,448鎊。在1864年，有26位貨殖家，攫有646,377鎊；在1865年，28位貨殖家，攫有736,448鎊。1864年，121位貨殖家，攫有1,069,912鎊；1865年，186位貨殖家，攫有1,329,916鎊。1864年，1131位貨殖家，攫有2,150,818鎊，約當年利潤總額之一半；1865年，1194位貨殖家，共攫有2,418,933鎊，占年利潤總額一半以上。但因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以極少數大地主，在逐年國民地租總額中，竟攫有這麼巨大的分額，所以英國國家的智慧，覺得對於地租的分配，還以不提出像利潤分配那樣的統計資料為得策。達斐林勳爵就是這種大地主之一。說地租與利潤常為「過多」的觀念；或說此種過多，常與人民貧乏的過多有某種關聯的觀念，皆是「不名譽的」，「不健全的」。他是完全根據事實。那事實就是：愛爾蘭人口減少，地租卻隨之增大。由是，人口的減少，於土地所有者「有利」，從而，於土地，於那些只被看作是土地附屬物的人民「有利」。惟其他根據這種事實，故倡言：愛爾蘭的人口，現今還是過剩；國外移住之流，還太緩慢。要使愛爾蘭享有完全的幸福，今後至少還須排出三十幾萬勞動者人口。山格拉得派（der Schule Sangrados）醫生，見病人沒有起色的時候，往往是命其放血，還無起色，還再放血，直到病者的病沒有了，血也沒有了的時候為止；我們不要把這位地主（且為詩人）與山格拉德派醫生同樣看待。他只要求放出三十幾萬的血，但要愛爾蘭得到一千年太平，則非放兩百萬的血不可。這證據是容易提供的。 愛爾蘭在1864年的租地數及其面積[139] 數 英畝 （1）1英畝以下 48,653 25,394 （2）1畝以上5英畝以下 82,037 288,916 （3）5畝以上15英畝以下 176,368 1,836,310 （4）15英畝以上30英畝以下 136,578 3,057,343 （5）30英畝以上50英畝以下 71,961 2,906,274 （6）50英畝以上以100英畝以下 54,247 3,983,880 （7）100英畝以上 31,927 8,227,807 （8）總面積 —— 20,319,924 由1851年至1861年之間的集中結果，主要是使1英畝以下到15英畝的前三部類的租地，被剿滅了。這些租地，是有首先剿滅之必要的。結局，產生出了307,058個「多餘的」租地農業者，如低低估計他們一家平均為四人，則其總人數將達到1,228,232人。如其作一過分的假定，說在農業革命完成後，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得再被吸收，其結果，就有291,174人，待移住外國。至若屬於第四部類至第六部類的15英畝以上，100英畝以下的租地，用以從事資本主義的穀物耕作已嫌小，用在牧羊的目的上，則成為近於零的面積，這是在英格蘭早就知道的。由是，在上述的同一假定下，更有768,761人要移住國外。與前者合計，即為1,709,532人。因為食慾是由吃當中生出來的，在愛爾蘭地主的眼中，立即發現了：有3,500,000人口的愛爾蘭，仍時常鬧著窮困，乃因為它的人口過多了。因此，要使愛爾蘭變為英格蘭的牧羊場與放牧場，它的人口還必須進一步減退[140]。 但好像這個世界的其他一切好事一樣，這個有利的方法，也有它的短處。地租在愛爾蘭蓄積，而愛爾蘭人則以同一步調，在亞美利加蓄積。被羊子和公牛驅往國外的愛爾蘭人，再以斐理亞團員（Fenior）的名義，崛起於大西洋的彼岸。巨大的新興的共和國，面向著海對岸的老女皇，日益增加其威脅地，昂起頭來： 辛酸的命運，使羅馬人漂浪著， 殘殺同胞的罪孽呵！ * * * [1]馬克思著：《工資勞動與資本》。——「民眾所受的壓迫程度不變，則一國無產者階級人數愈大，其國乃愈富。」（柯林Colins著：《經濟學，革命與社會主義烏托邦的源泉》巴黎1857年第Ⅲ卷第331頁。）從經濟學上來考察，所謂『無產者階級』，不外就是生產『資本』增大『資本』的工資勞動者，只要他們對於貝魁爾（Pecqueur）所謂『資本君』的價值增殖欲望，一旦成為多餘的，他們馬上就要被驅逐的。「原始森林的病弱的無產者」，乃是羅雪爾心中的美妙的幻想。原始森林的棲息者，就是原始森林的所有者。他像猩猩一樣，無所忌憚地，把原始森林看為自己的所有。所以，他不算是無產者。必須是原始森林利用他，不是他利用原始森林，他方才成為無產者。就健康狀態說，這種人不單足與近世無產階級相比較，且還足與梅毒的瘰癧的上流階級相比較。不過，羅雪爾先生所謂原始森林，恐怕就是他的故鄉里奈堡的叢林罷。 [2]約翰•白拉斯著：《設立工業大學的建議書》第2頁。 [3]孟德維爾著：《蜜蜂寓言》第5版倫敦1728年評述第212頁，213頁228頁。「有節制約生活和不斷的勞動」（著者的思想，是說儘可能延長勞動日，儘可能減少生活資料），「是使貧者有合理的幸輻」，「使國家（即地主，資本家，及他們在政治上的高官和代理人）富而有力的直接的路。」（《工商業論》倫敦1770年第54頁。） [4]艾登所應問的，寧是「市民制度」究從何產生。他由法律幻想的立場，不認法律為物質的生產關係的產物，卻反而以生產關係為法律的產物。對於孟德斯鳩的幻想的「法的精神」林格（Linguet）單用「法的精神即是所有權」一語，就把它全盤推翻了。 [5]艾登著：《英國貧民的狀態》或《勞動階級史》第Ⅰ卷第Ⅰ篇，第Ⅰ章第1頁第2頁。序文第20頁。 [6]如其讀者記起1798年刊行《人口論》的馬爾薩斯，我就要以下面的事實，提醒讀者。就那部書最初刊行的內容來說，它也不過是對於德福（Defoe），斯杜亞，湯生德（Townsend），富蘭克林，瓦拉斯（Wallace）一輩人的言論，加以小學生樣淺薄的，僧侶樣改頭換面的剽竊。那裡面沒有包含一個獨創的命題。至那部小書所以會名噪一時，全是由於黨派利害的關係。在當時，法蘭西的革命，已經在不列巔聯合王國，找到了熱心的擁護者。「人口的原理」，是在十八世紀慢慢演成的；嗣後便在一個大社會危機當中，大擂大鼓的，被吹得像似康多塞（Condocet）等等學說的有效的消毒劑；英國的寡頭政治，也把它看作是一切渴望人類進步的熱望的大剷除器，報之以歡呼。馬爾薩斯對於他自己的這種成功，也大為驚愕的，他於是進而著手改編他的《人口論》，把各種皮毛搜集的材料，塞進舊的構造中，並追加一些非由他發現，不過由他拼湊的新材料進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馬爾薩斯雖為英國國教會的僧侶，卻立過嚴守獨身的修道院的誓言。因為必須如此，他方才能夠取得新教的劍橋大學的校友資格。「我們不容許既婚者為校友會會員，一經結婚，就會取消他的校友資格。」（劍橋大學委員會會報第172頁。）這種事實，使馬爾薩斯對於其他新教僧侶，顯示了一種有利的區別，即其他的新教僧侶，一方面脫棄僧侶應該獨身的加特力教的命令，主張以「多生多殖」為特殊的聖經的使命，到處以不體面的程度，貢獻於人口的增殖，但同時卻又向勞動者宣論「人口的原理」。這裡有一個特徵的現象，就是經濟上的原始罪惡，亞當的蘋果，急迫的情慾，以及僧侶湯生德滑稽稱說的「挫鈍古比德神的劍的各種障礙」——這諸種事實，都為新教神學或新教會的人所獨占，所繼續獨占著。除了有創見的，才氣橫溢的威尼斯牧師奧特土（Ortes）一人而外，所有的人口問題的論者，差不多都是新教僧侶。 把討論這個問題的小僧侶們暫置勿論，如近世人口論集大成的《動物體系論》（勒登1767年刊。這書的觀念，系得自魁奈及其老弟子米拉波間關於人口問題的論爭）的著者布洛克納（Bruckner），其次如僧侶瓦拉斯，如僧侶湯生德，如僧侶馬爾薩斯及其弟子大主教湯瑪斯•查爾麥斯（Thomas Chalmers），都是新教的僧侶。在最初，從事經濟學研究的，為霍布士，洛克，休謨等哲學者，為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騰普爾（Temple），沙里（Sully），德•韋特（De Witt），諾茲（North），勞（Law），凡德林（Vanderlint），闞梯龍，富蘭克林等實業家政治家；而特別在理論方面收到最大結果的，是配第，巴賁（Barbon），孟德維爾，魁奈之流的醫生。就在十八世紀中葉，當時顯著的經濟學者僧侶杜克爾（Tucker），還聲辯他為什麼要研究財神。然此後，新教僧侶的喪鐘，正是用這個「人口原理」敲起來的。配第把人口視為是富之基礎，他和亞當•斯密同樣為僧侶的公然的敵人，他好像預覺到了他們這種拙劣的干涉，所以說：「僧侶最肯制欲的時候，就是宗教最繁盛的時候；那正如同我們前此說到的法律一樣，法律家最少作為的時候，就是法律最有效果的時候。」因此，他忠告新僧侶們說：假若諸君遵從使徒保羅的教言，由獨身而「制欲」，「諸君所造出的教職者，就不致超過現在寺產所能吸收的人數。換言之，英國蘭和威爾斯僅有一萬二千教職的時候，諸君造出二萬四千教職者，實為不智。那時候，得不到教職的一萬二千人，就得尋求謀生的路。他們要達成這種目的，最簡而易行的方法，就是向著世人，記已有教職的一萬二千人，在毒害並飢餓世人的靈魂，在迷混他們走向天國之路。」（配第著：《賦稅論》倫敦1667年刊第57頁。）亞當•斯密對於當時新教僧徒們的態度，也可由以次的事實征知。參看「一封給亞當•斯密博士的書信：論其友人休謨之生涯與哲學。」（所謂基督教徒的一份子著：第四版，牛津1784年。）諾爾維克市的僧正霍爾尼博士（Dr. Horne），曾根據下述的理由，非難亞當•斯密，那就是亞當•斯密在給斯特拉罕（Strahan）的公開信中，要「使他的朋友大衛（即休謨）成為不朽」，並昭告於世，說「休謨在臨終的床上，尚讀《盧細安》與《荷伊斯特》自娛，」此外，他還這樣魯莽地描述休謨，說「在他看來，休謨無論在其生前在其死後，都常常在人間脆弱性許可的範圍之內，和全智有德的人物的理想相接近」。對於他這些議論，那位僧正憤然譴責地說，「先生，你把一個對於整個宗教抱著不可救治的反感的人的品性和行為；把一個用全幅精力，在人類間，破壞，抑壓，剷除宗教精神，如其可能，當使其名字不復留於記憶中的人的品性和行為，表示為『全智有德』，這是得當的麼？」（前書第8頁）「真理的愛好者，不用喪氣啊！無神論是不會永久存續的。」（前書第17頁）亞當•斯密「抱有在國內傳播無神論的可怕的惡意。」（這是就他的《道德情操論》說的）「大體說來，博士先生，足下的手段是高明的。但這次我相信足下不會成功。足下想依大衛•休謨的實例說服我們，使我們相信無神論是元氣缺少者的唯一的亢奮劑，是死的恐怖之切當的解毒劑。……足下只好向著成為廢墟的巴比倫微笑啊！只好向覆滅在紅海中的無情的巴諾王祝福啊！」（前書第21頁第22頁。） 把討論這個問題的小僧侶們暫置勿論，如近世人口論集大成的《動物體系論》（勒登1767年刊。這書的觀念，系得自魁奈及其老弟子米拉波間關於人口問題的論爭）的著者布洛克納（Bruckner），其次如僧侶瓦拉斯，如僧侶湯生德，如僧侶馬爾薩斯及其弟子大主教湯瑪斯•查爾麥斯（Thomas Chalmers），都是新教的僧侶。在最初，從事經濟學研究的，為霍布士，洛克，休謨等哲學者，為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騰普爾（Temple），沙里（Sully），德•韋特（De Witt），諾茲（North），勞（Law），凡德林（Vanderlint），闞梯龍，富蘭克林等實業家政治家；而特別在理論方面收到最大結果的，是配第，巴賁（Barbon），孟德維爾，魁奈之流的醫生。就在十八世紀中葉，當時顯著的經濟學者僧侶杜克爾（Tucker），還聲辯他為什麼要研究財神。然此後，新教僧侶的喪鐘，正是用這個「人口原理」敲起來的。配第把人口視為是富之基礎，他和亞當•斯密同樣為僧侶的公然的敵人，他好像預覺到了他們這種拙劣的干涉，所以說：「僧侶最肯制欲的時候，就是宗教最繁盛的時候；那正如同我們前此說到的法律一樣，法律家最少作為的時候，就是法律最有效果的時候。」因此，他忠告新僧侶們說：假若諸君遵從使徒保羅的教言，由獨身而「制欲」，「諸君所造出的教職者，就不致超過現在寺產所能吸收的人數。換言之，英國蘭和威爾斯僅有一萬二千教職的時候，諸君造出二萬四千教職者，實為不智。那時候，得不到教職的一萬二千人，就得尋求謀生的路。他們要達成這種目的，最簡而易行的方法，就是向著世人，記已有教職的一萬二千人，在毒害並飢餓世人的靈魂，在迷混他們走向天國之路。」（配第著：《賦稅論》倫敦1667年刊第57頁。）亞當•斯密對於當時新教僧徒們的態度，也可由以次的事實征知。參看「一封給亞當•斯密博士的書信：論其友人休謨之生涯與哲學。」（所謂基督教徒的一份子著：第四版，牛津1784年。）諾爾維克市的僧正霍爾尼博士（Dr. Horne），曾根據下述的理由，非難亞當•斯密，那就是亞當•斯密在給斯特拉罕（Strahan）的公開信中，要「使他的朋友大衛（即休謨）成為不朽」，並昭告於世，說「休謨在臨終的床上，尚讀《盧細安》與《荷伊斯特》自娛，」此外，他還這樣魯莽地描述休謨，說「在他看來，休謨無論在其生前在其死後，都常常在人間脆弱性許可的範圍之內，和全智有德的人物的理想相接近」。對於他這些議論，那位僧正憤然譴責地說，「先生，你把一個對於整個宗教抱著不可救治的反感的人的品性和行為；把一個用全幅精力，在人類間，破壞，抑壓，剷除宗教精神，如其可能，當使其名字不復留於記憶中的人的品性和行為，表示為『全智有德』，這是得當的麼？」（前書第8頁）「真理的愛好者，不用喪氣啊！無神論是不會永久存續的。」（前書第17頁）亞當•斯密「抱有在國內傳播無神論的可怕的惡意。」（這是就他的《道德情操論》說的）「大體說來，博士先生，足下的手段是高明的。但這次我相信足下不會成功。足下想依大衛•休謨的實例說服我們，使我們相信無神論是元氣缺少者的唯一的亢奮劑，是死的恐怖之切當的解毒劑。……足下只好向著成為廢墟的巴比倫微笑啊！只好向覆滅在紅海中的無情的巴諾王祝福啊！」（前書第21頁第22頁。） 有一位正統基督教徒，亞當•斯密的同學，曾在斯密死後，這樣描述他：「他對於休謨的友誼……使他不克成為一個基督教徒。……他對於他所愛好的公正人的話，幾乎沒有不相信的。假若他是有創見的天文學者霍洛克斯（Horrox）的友人，他也許會相信：即令沒有雲的作用，月亮有時也會在澄澈的天空中消滅。……他在政治上的主義，接近共和論。」（傑姆斯•安徒生著：《蜜蜂計》十八卷，愛丁堡1791年至1793年第三卷第166第165頁。）僧侶湯瑪斯•查爾麥斯就猜想，亞當•斯密發明「不生產的勞動者」這個範疇完全是出於惡意，專門拿來影射新教僧侶的，雖然這些新教僧侶在主的葡萄園中，也有他們的被祝福的工作。 [7]第二版註：「不論為工業勞動者，抑為農業勞動者，他們受僱的限界總是一樣的。這個限界就是，由他的勞動生產物，僱主有敲出一個利潤的可能。如其工資率太高，致僱主的利得，降到資本的平均利潤以下，僱主就不會僱傭勞動者；要他們續雇，就只有勞動者承認把工資減低。」（約翰•韋德John Wade著：《中等階級及勞動階級之歷史》第241頁。） [8]參看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66頁以下。 [9]「如果我們現在回到最初的研究，認資本本身不過是人類勞動的產物……為什麼人類會陷在他自己的生產物（即資本）支配之下，甚至成為資本的隸屬這一件事，就似乎完全不能理解了。但因為在現實上，這種隸屬是毫無疑問地存在，所以我們就不禁要提起以次的問題：即，勞動者怎樣會由資本支配者（因為他們是資本的創造者），變為資本的奴隸呢？」（屠能Von Thünen著：《孤立國》第二卷，第二篇，洛斯托克1863年第5頁6頁。）提起這個問題，是屠能的功績，但他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是幼稚不過的。 [10]第四版註：「最近在英美兩國發達的托拉斯，至少是要由這個方法達到上述的目標；那就是，把一切屬於同一營業部門的大經營統合超來，使成為實際上擁有獨占權的一個大股份公司。」——F. E. [11]第三版註：關於這點，馬克思的藏本，附有以次的標註：「這裡附加一言，以供後來參證。即，資本的擴大，如果不過是量的擴大，則就同一營業部門的或大或小的資本而言，利潤的大小，是與墊支資本的大小成比例。如量的擴大，伴有質的變化，則大資本的利潤率，同時也會提高的。」——（F. E.）。 [12]據英格蘭與威爾斯的戶口調查：從事農業的全體人數（包括土地所有者，租地農業家，園丁，牧羊者等），在1851年為2,011,447人；在1861年，為1,924,110人，計減少87,337人。毛絨線製造業在1851年為102,714人，在1861年為79,242人。絲製造業，在1851年為111,940人，在1861年為101,678人。印花布染業，在1851年為12,098人，在1861年為12,556人。就最後這種產業說，它的規模雖異常擴大了，但人數增加，是極有限的，被雇勞動者數，與其規模相比較，其實是大大減少了。制帽業在1851年為15,957人，在1861年為13,814人。草帽及軟帽製造業，在1851年為20,393人，在1861年為18,176人。麥芽製造業，在1851年為10,566人，在1861年為10,677人。蠟燭製造業，在1851年為4,949人，在1861年為4,686人——這種減少，主要是由於汽油燈的推廣。制梳業在1851年為2,038人，在1861年為1,478人。鋸木業在1851年為30,552人，在1861年為31,674人——這種僅少的增加，是由於鋸木業的流行。制釘業在1851年為26,940人，在1861年為26,130人——這種減少，是機械競爭的結果。在采銅錫業上的勞動者，1851年為31,360人，1861年為32,041人。而綿花紡織業上的勞動者，1851年為371,777人，1861年為456,646人。炭礦在1851年為183,389人，在1861年為246,613人。「總之，自1851年以後，勞動者增加最顯著的方面，都是到現今使用機械尚沒有良好成績的諸產業。」（《1861年英格蘭及威爾斯的戶口調查》第Ⅲ卷倫敦1863年刊第35頁36頁37頁以下。） [13]可變資本相對量累進減少的法則，以及那種法則在工資勞動者階級狀況上所生的影響，在古典派經濟學者中已有若干卓絕的學者感到了，但沒有充分把它把握著。其中在這方面留下最大功績的，要算約翰•巴登（John Barton），雖然他和一切其他古典派經濟學者一樣，把不變資本和固定資本混同了，把可變資本和流動資本混同了。他說：「勞動的需要，不是繫於固定資本的增加，而是繫於流動資本的增加。這兩種資本的比例，如果不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是一樣，則會在實際上得出的結論是，被雇勞動者數，與國家之富成比例。不過，這個假定，殊與實際情形不合。隨著技術進步及文明普及，固定資本對流動資本的比率，會不絕增大。英國生產洋紗一匹所使用的固定資本額，比印度生產紗布一匹所使用的固定資本額，至少有一百倍，也許竟有一千倍。反之，其流動資本額，則不過後者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縱令把逐年節蓄的全部，都化為固定資本，那也不會在勞動需要的增加上，發生何等影響。」（巴登著：《論各種影響社會勞動階級狀態之情形》倫敦1817年刊第16頁17頁。）「使國家純收入增大的原因，同時就是使人口過剩，使勞動者階級狀態惡化的原因。」（里嘉圖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第469頁）。與資本的增加相比，「勞動的需要，是在遞減。」（前書第480頁注。）「決定用來維持勞動的資本額，得自行變化，而與總資本的變化相獨立。僱傭上的大變動與勞動者的睏乏，得隨資本自身的豐富，而益加頻繁。」（瓊斯著：《經濟學導言》倫敦1833年刊第13頁。）「勞動需要……的增加，不與一般資本的蓄積成比例。……從而，預定用在再生產上的國民資財的增加，將因社會益益進步之故，以致對於勞動者的地位，僅能發生益益小的影響。」（蘭塞著：《財富分配論》第90頁91頁。） [14]麥利維爾（H. Merivale）著：《殖民及殖民地講話》倫敦1841年及1842年第一卷第146頁。 [15]馬爾薩斯著：《經濟學原理》第254頁第319頁第320頁。在這書中，馬爾薩斯借著西斯蒙第之助，發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美好的三位一體：生產過剩，人口過剩，消費過剩——那是極微妙的三個怪物！參看恩格斯著：《國民經濟批判綱要》第101頁以下。 [16]馬鐵努（Harriet Martineau）著：《孟徹斯德的罷工》1842年刊第101頁。 [17]就在1863年棉花匱乏的當時，布萊克朋市棉紡工人，曾發表一個猛烈非難過度勞動——工廠法實施的結果，這種過度勞動，當然只影響於成年男工——的小冊子，其中說：「這個工廠的成年工人，每天要做12小時乃至13小時的勞動，儘管同時有幾百個被迫沒有事做的勞動者，為了要維持家族的生活，且為了要防止同儕過度勞動而早死的現象，情願擔任一部分時間的勞動。」又說：「我們要問：像這樣使若干勞動者超過時間來勞動的辦法，究會在僱主和被雇者間，造出好感嗎？過度勞動者與強迫不勞動者，同樣會感到不公平啊。如其作適當的配分，這個地方的一切勞動者，將都會有職業。我們的要求，是合法的，因為我們不過請求僱主，至少，在現狀轉好以前，與其使一部分勞動者，因無工可作，而不得不依慈善生活，同時卻使別的勞動者作過度的勞動，就不如一般地把工作時間縮短。」（工廠監督專員報告1863年10月31日第8頁。）《工商業論》的著者，也用他的通常沒有錯誤的資產階級的本能，理解了相對過剩人口所及於就業勞動者的影響。他說「在這個王國內，怠惰的另一原因，就是勞動者人數，還嫌不充分。……當製造業有非常的需要而感到勞動不足時，勞動者就會感到自己的重要，同時使僱主也這樣感覺。這是值得驚異的。他們的性情，實墮落不堪；在那種場合，一群一群的勞動者會團結起來，以虛度終日的手段，來苦惱僱主。」（《工商業論》第27頁28頁。）這些傢伙是要求工資提高。 [18]《經濟學界》雜誌1680年6月21日。 [19]在1866年的下半期，倫敦有八萬乃至九萬勞動者失業了。然該半年的工廠報告卻說：「說需要恰好會在必須有供給的瞬間，造出供給，那似乎不是絕對正確的。以勞動而論，就不是如此。去年有許多機械，就因為缺乏勞動力，不得不停頓。」（工廠監督專員報告1866年10月30日是第81頁。） [20]1875年1月15日，當時伯明罕市市長，即今日（1883年）商務大臣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在該市衛生會議席上的開會致辭。 [21]1861年英格蘭及威爾斯的戶口調查中說：「781個都市的居民，已達到10,960,998人之多，而村落及農村教區的居民，則不過9,105,226人。……1851年的都市計為580處，其人口，差不多與農村諸地方的人口相等。然在此後十年間，農村地方的人口，僅有五十萬人的增加，而同時580處都市的人口，則有1,554,067人的增加。前者的增加為6.5%，後者的增加，則為17.3%。兩者在人口增加率上所以發生這種差別，乃因農村人口向都市移住。人口的總增加，有四分之三是在都市方面。」英格蘭及威爾斯的戶口調查。 [22]「貧困似乎有利於生殖。」（亞當•斯密著：《國富論》第一篇第8章第185頁。）依照精明而富於才氣的僧院長加里安尼（Galiani）說，那種事實，還是出於造物主的特別智慧的安排呢。他說：「經過造物主的安排，擔任最有用職分的人，都出生於富裕的境遇中。」（加里安尼著：第78頁。）「貧乏就令達到了飢餓與惡疫的極度，也不但不足以妨阻人口的增殖，且反有促進人口增殖的傾向。」（蘭格S. Laing著：《國難》1844年第69頁。）蘭格以統計解釋這種事實以後，更繼續說：「如其一切人民都位置在舒適境遇中，地球上的人口必會迅趨於減少。」 [23]「下面的一切事實，是一天一天更明白了，那就是：資產階級所依以運動的生產關係，沒有統一的單純的性質，但有一種兩重的性質；在這種關係下，富足生產出來了，貧困也依同一比例生產出來了；在這種關係下，生產力在發展著，而對於生產力的抑制力，也在依同一比例發展；而且，此等關係所以能為市民即資產階級造出財富，就因為它同時會不絕破壞這個階級內一部分成員的富，並造出一個連續增大的無產階級。」（馬克思著：《哲學的貧困》第116頁。） [24]奧特士著：《國民經濟論》第6篇1777年庫斯托第編《義大利經濟名著》近世篇第21卷第6頁9頁22頁25頁等處。奧特士更在同書（第32頁）說：「我不要設計一些於人民幸福無所益助的制度，不過研究他們不幸的原因。」 [25]一個希望人類幸福者（即僧侶約瑟夫•湯生德）著：《論救貧法》1786年倫敦1817年重刊第15頁39頁41頁。湯生德這部著作及其所著《西班牙旅行記》，馬爾薩斯屢屢是一連幾頁的抄錄，但這位優閒僧侶自己的學說，則有一大部分采自斯杜亞，雖然他在抄錄時很有改竄的地方。例如，斯杜亞說：「在這種奴隸制度之下，有一種使人勤勉（為了非勞動者的利益）的強制方法。……那些人因為是別人的奴隸，都是被迫去勞動（那就是白替人勞動）。現今，卻因為他們是他們自己的欲望的奴隸，故被迫去勞動（白白地，為非勞動者勞動）。」不過斯杜亞雖如此說，但不像肥頭胖肉的僧院主持湯生德那樣，說工資勞動者應當常常挨餓。反之，他是主張增加工資勞動者的欲望，使他們的增大的欲望，成為一個為優閒階級勞動的刺激。 [26]斯托齊著：《經濟學教程》聖彼得堡1815年第Ⅲ卷第223頁。 [27]西斯蒙第著：《新經濟學原理》第Ⅰ卷第78頁79頁80頁81頁85頁。 [28]特托拉西著：《論意志及效果》第231頁。 [29]《國內收入委員會第十報告》倫敦1866年第38頁。 [30]前書。 [31]這些數字，用在比較的目的上是很適當的。但絕對地說，卻是虛偽的，因為每年恐怕有一萬萬鎊的所得，沒有公布出來。關於這點，國內收入委員會在每一次報告中，都指責那有組織的欺瞞，特別是商工業方面試行的欺瞞。例如，說：「某股份公司，其申報應課稅的利潤為6,000鎊，稅務員卻計算有88,000鎊，結局乃照稅務員的計算徵收。另有一個公司的申報額為190,000鎊，但後來迫而承認實有250,000鎊。」（前書第42頁。） [32]前揭《英格蘭及威爾斯的戶口調查》第三卷第29頁。約翰•布萊特（John Brights）認為：英格蘭的土地，由150個地主領有一半；蘇格蘭的土地，則由12個地主領有一半。他這種主張，是從不會被人否認過的。 [33]《國內收入委員會第四報告》倫敦1860年第17頁。 [34]這是純所得，法律所認可的一定額已經扣除了。 [35]當時（1867年3月）的印度及中國市場，已由英國棉製品的輸運，而感到供給過多了。1866年，棉業勞動者的工資，開始減低5%；翌年遂引起布勒斯吞二萬人的罷工。（這是跟著襲來的恐慌的前奏曲——F. E.） [36]《英格蘭及威爾斯的戶口調查》第三卷第11頁。 [37]1843年2月13日，格萊斯登在下院的演說。（《泰晤士報》1843年2月14日號《議會速記錄》同年2月13日。） [38]1863年4月16日格萊斯登在下院的演說《晨星報》同年4月17日。 [39]參照藍皮書的官報《聯合王國雜錄統計》（第四部倫敦1866年第260頁至273以下）中所載。且不說孤兒院及其他機關的統計，就是主張支給孤兒津貼的教務雜誌，也可為左證。此等雜誌從未忘記生活品的昂貴情形。 [40]1864年4月7日，格萊斯登在下院的演說。據議會速記錄是說「一般說來，人生在多數場合，不外是生存競爭」——英國有一位著作家，曾引述莫里埃（Molière）下面的文句，來顯示格萊斯登1863和1864年預算演說中所含的連續而顯著的矛盾： 「你看這個人是怎樣。他由白到黑。 他在早上，會對他夜中的意見譴責； 他惹人煩惱，也苦惱他自己， 他時時更換他的精神，像時時更換衣服。」 （《交換論》倫敦1864年第135頁）。 [41]亨利•福塞特著：《英國勞動者的經濟地位》第67頁82頁。勞動者所以會更須依賴零賣商人，是因為他們的職業不確定，並且有失業的可能性。 [42]說「英格蘭」時，除英格蘭外，常把威爾斯包括在內；說「大不列巔」時，更含有蘇格蘭在內；說「聯合王國」時，除以上三者外，尚把愛爾蘭包括在內。 [43]亞當•斯密有時把workhouse（貧民收容所）一字，和Manufactory（製造廠），用在同一意義上，這件事，對於他以後的進步，投下了特殊的光明。例如，他在「分工論」一章劈頭就說：「被雇在各種不同作業部門的人，常常可以集合在同一workhouse中。」 [44]「公共衛生第六報告1863年」倫敦1864年第13頁。 [45]前書第17頁。 [46]前書第13頁。 [47]前書附錄第232頁。 [48]前書第232頁233頁。 [49]前書第14頁15頁。 [50]「公然無恥地把人權供所有犧牲這件事，是在勞動階級住宅方面最為厲害。任何大都會，都可以視為是人間的犧牲所，都可以視為是祭壇，那裡逐年會把幾千人，當作貢品，貢獻給貪慾的摩洛克火神。」（蘭格著：《國難》1844年第15頁。） [51]「公共衛生第八報告」倫敦1856年第14頁注。 [52]前書第89頁。亨德爾博士曾就這種貧民窟的兒童，描述如次：「在貧民這樣擁擠群居以前，他們的兒童，是在怎樣的情形下教養，我們不知道。但到現在，他們的兒童的生活情形，卻是半裸體的，鬧酒的，卑褻的，喧譁的，與各種年齡的人，胡鬧到半夜。他們在我國堪稱為空前惡劣的境況下，受一種使他們將來成為『危險階級』人物的教育。只有大膽的預言家才敢斷言受過這種教育的人，長成後會怎樣作為。」（前書第5頁。） [53]前書第63頁。 [54]「聖馬丁區衛生官吏報告1865年」。 [55]「公共衛生第八報告倫敦1866年」第91頁。 [56]前書第88頁。 [57]前書第89頁。 [58]前書第55頁56頁。 [59]前書第149頁。 [60]前書第50頁。 [61]布拉德福市某一勞動者保險公司代理處製成的表：（公共衛生第八報告第111頁） 吳爾侃街122號 1室 16人 倫姆勒街13號 1室 11人 波威爾街41號 1室 11人 卜特蘭街112號 1室 10人 哈狄街17號 1室 10人 諾爾茲街18號 1室 16人 諾爾茲街17號 1室 13人 懷麥爾街191號 1室 成年8人 約威特街56號 1室 12人 喬治街150號 1室 3家 來佛爾•可特•馬利格街11號 1室 11人 馬雪爾街28號 1室 10人 馬雪爾街49號 3室 3家 喬治街128號 1室 18人 喬治街130號 1室 16人 愛德華街4號 1室 17人 喬治街49號 1室 2家 約克街34號 1室 2家 蘇爾特•皮街底 2室 26人 列簡特•斯魁爾 1（地窖） 8人 亞克爾街 1（地窖） 7人 洛貝特•可特 1（地窖） 7人 柏克•普拉特街（煉銅場） 1（地窖） 7人 愛本涅色街27號 1（地窖） 6人 [62]前書第114頁。 [63]前書第50頁。 [64]「公共衛生第七報告倫敦1865年」第18頁。 [65]前書第165頁。 [66]前書第18頁注。查庇爾•安萊•夫利斯聯合教區的救貧吏員，向戶籍監督報告說：「在達佛霍爾，由石灰屑積成的山上，鑿有若干小洞。那些小洞，就是在附近鐵道上工作的土工及其他勞動者的住宅。沒有排水溝，也沒有便所。除了在頂上鑿有用作煙囪的小孔外，更沒有其他的換氣地方。在這種狀態下，天花有時極形猖獗，他們（這種洞居人）有些還因此喪了性命。」（同上注2。） [67]第四篇末所揭載的各點，主要就是關係炭礦勞動者的。而關於金屬礦山方面的更不良的狀態，則請參照1864年敕命委員會所提供的確實報告。 [68]前書第180頁第182頁。 [69]前書第515頁第517頁。 [70]前書第16頁。 [71]「倫敦貧民整批的飢餓！」……近數日來，倫敦到處的壁上，都張貼有文字惹人注目的傳單：「肥牛啊！飢餓的人啊！肥牛從玻璃宮中出來，偎養著住在豪華第宅中的富裕者；對於飢餓的人，則聽其疲病，聽其死亡在悲慘的洞穴中」。載有這種不祥文字的傳單，是不絕更新的，以前的傳單被銷毀了或被掩蔽了，馬上就會在同一場所或其他類似場所，貼出新的來。這……使人想起那準備1789年法國事變的秘密革命團的行動。……當英國勞動者連同妻子凍餒而死的時候，該國勞動者的產物——幾百萬的黃金，卻被投用到俄羅斯，西班牙，義大利以及其他外國的企業去。（《勒諾新聞》1867年1月20日。） [72]杜克柏希亞著：《比利時勞動階級的家計預算》布魯塞爾1855年刊151頁154頁155頁156頁。 [73]牛津大學經濟學教授羅傑士（James E. Th. Rogers）著：《英國農業及物價史》牛津1866年第Ⅰ卷第690頁。這個著作，到現在還只刊行了最初二卷；僅包含由1259年到1400年的期間。第二卷所載，純為統計材料。這部書是我們當時第一部可靠的特價史料。 [74]《最近救貧稅增加的理由》又名《勞動價格與食物價格的比較觀》，倫敦1777年第5頁11頁。 [75]蒲萊士著：《定期支付論》第6版莫爾根編，倫敦1803年第二卷第158頁159頁。著者在159頁說：「與1514年比較，現在勞動日的名義價格，不過高了大約四倍或五倍。但穀物的價格，卻增高七倍；肉類及衣類的價格，約增高十五倍。這就是說，勞動的價格，沒有按照生活費增加的比例增加，和當時的生活費比例來說，勞動的價格在現在，好像只有當時的一半。」 [76]巴登著：前書第26頁。若就十八世紀末葉而論，則請參照前揭艾登的著作。 [77]巴利著前書第86頁。 [78]前書第213頁。 [79]蘭格著前書62頁。 [80]衛克斐爾德著：《英國與美國》倫敦1833年第一卷第47頁。 [81]《倫敦經濟學界》雜誌1845年3月29日出版第290頁。 [82]為此目的，土地貴族曾以極低的利息，由國庫把資金墊支給他們自己——這自然是由議會通過的——他對於這種資金，租地農業家須以兩倍的利息率返還。 [83]關於中等租地農業家減少的事實，特別可由戶口調查的這個項目而知；即：「租地農業家的兒子，孫子，兄弟，侄子，女兒，孫女，姊妹，侄女」——簡言之；即租地農業者使用的家人。屬於這個項目的人口，在1851年為216,851人，至1861年不過176,151人。由1851年至1871年間，英國20英畝以下的租地，計減少900件以上，由50英畝到70英畝的租地，則由8,252件減到6,370件。100英畝以下的其他一切租地，都有類似的減少。然而，在這二十年中，大租地的件數，卻增加了。300英畝乃至500英畝的租地，由7,771增到8,410。500英畝以上的，由2,755增到3,714；1000英畝以上的，則由492增至582。 [84]牧羊者人數，由12,517人增到25,559人。 [85]英格蘭及威爾斯的戶口調查第36頁。 [86]羅傑士著：《英國農業及物價史》第693頁。羅傑士君系自由主義派人物，與科布登（Cobden）及布萊特（Bright）為友人。他不是過去時代的讚美者。 [87]「公共衛生第七報告」倫敦1865年第242頁。房主聽到勞動者的所得增加了一點，通常會立即把房租抬高；租地農業者一發現「勞動者的妻找到了工作」，也通常會立即把勞動者的工資減低。 [88]前書第135頁。 [89]前書第134頁。 [90]「關於流刑及懲役……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倫敦1863年第42頁50頁。 [91]前書第77頁。最高法院院長備忘錄。 [92]前書第Ⅱ卷供述。 [93]前書第Ⅰ卷附錄第280頁。 [94]前書第274頁275頁。 [95]「公共衛生第六報告1863年」第238頁，249頁，261頁，262頁。 [96]前書第262頁。 [97]前書第17頁。英格蘭農業勞動者所享有的牛乳，只有愛爾蘭農業勞動者的四分之一，他們所享有的麵包，只有愛爾蘭農業勞動者的二分之一，愛爾蘭農業勞動者的較好的榮養狀態，在十九世紀初葉，已由亞澤•楊格（Arthur Young）所著《愛爾蘭旅行記》中，描述過了。其較好的簡單理由是，貧困的愛爾蘭租地農業家，比富裕的英格蘭租地農業家，有更好得多的人道心。以威爾斯而論，本文中所述，不適用於其西南部地方。那裡的一切醫生，一致認為，那裡由肺結核和瘰癧而起的死亡率，隨著人民身體狀態惡化，而增進了；並都認為，他們身體狀態的惡化，是由於貧困。「他的（農業勞動者的）一日的生活費，雖約為5便士，但許多地區的租地農業家（因他自己也是貧困）所給付他的工資，卻遙較5便士為少。用鹽漬了，幹得像桃花心木一樣硬的……一片醃肉或豬油（榮養少而消化難），摻在混有粗麥粉和蔥的大量稀薄的湯或粥中，調和味道。這就是他們經常的正餐；」……工業進步的結果，對於處在這樣酷寒與潮濕地方的勞動者，不過以低廉的棉織品，代替堅實的手織棉布；以「有名無實的茶」，代替強烈的飲料而已。「農民櫛風沐雨若干小時以後，回到他的小屋；他的小屋中，雖用泥炭，或混有粘土或煤屑所製成的煤塊，升起火來，但此等燃料會熊熊地吐出炭酸氣及硫酸氣來。小屋的牆壁，是用泥和石所造成，其底層就是光地。屋頂是一束隨便放著的，濕透了的草杆。為了保暖，一點點小孔都緊塞起來，屋內充滿著可怕的惡臭，他經常是在這種空氣中，腳踏光地，身裹濕衣，和妻子共食共寢。曾在這種小屋中，在夜中逗留若干小時的助產醫生們，都告訴我們，說他們的腳，是如何地浸沒在光地的泥濘中；他們如何為了呼吸，不得不在壁上鑽一個孔。榮養不足的農民，每夜都生活在這種或其他種種有害健康的影響下，這是可由一切方面的證人，得到證明的；此等影響曾產生虛弱的瘰癧的人民這一件事，也不乏證據。卡爾馬拯及卡底干兩州的救貧官吏們，就曾在他們的報告中，切當地，論證這種事實。而在此以外，並還流行著更可怕的傳染病，即白痴。再說說氣候罷。那裡每年有八九個月吹著強烈的西南風，帶來暴雨，主要是浸襲在山嶽的西坡上。除有圍垣的場所外，樹木是極稀罕的，那是由暴風吹拔了，農民的小屋，一般都是建在山麓，往往也建在峽谷或石坑中；能在牧場生活的，只有少數的羊與土牛。……年輕的人，都向格拉莫干州及蒙畝茲州的東部礦區移住了。卡爾馬拯州是礦工的養成所和病院……故其人口數僅勉強維持原狀。」例如，在卡底干州—— 1851年 1861年 男子 45,155 44,446 女子 52,459 52,955 合計 97,614 97,401 （1864年公共衛生第七報告倫敦1865年，第498頁502頁以下——亨德爾博士的報告） [98]這個法律，至1856年有若干改善之處，但其無濟於事，不久就由經驗證明了。 [99]為了理解以下的敘述，讀者應記著：所謂「不開放村落」（Close villages, geschlossne Dorfer），是指那屬於一個大地主或兩個大地主的村落；所謂『開放村落』（Open Villages, offne Dorfer），是指那屬於許多小地主所有的村落。建築投機家只能在後一種村落建築小屋或寄宿舍。 [100]這種遊覽村落，外表雖堂皇，其內容則空無所有，一如加澤倫二世（KatharinaⅡ）在克里米旅行中所見的村落。到最近，就連牧夫，也往往由這種遊覽村落驅逐了。例如在哈普洛市場附近，雖有一個占地約500英畝的牧羊場，但僅使用一個牧羊人的勞動。在從前，為要使牧夫可以無須在萊色斯特及諾桑蒲吞的廣大美麗的牧場中長途步行，通常會在租地的內部，備有一小屋；但現在，他卻是每周取得1/18先令的住宅費，必須到永遠的開放村落去尋求住宅。 [101]「開放村落里的勞動者住宅，自然常是擠得滿滿的。此等住宅，通常系建築投機者在那稱為自有地段的邊緣，成排建築起來，所以除了從前面，日光和空氣都無從進來。」（亨德爾博士——公共衛生第七報告第135頁。）這種村落的啤酒店與雜貨店，往往是由房主人附帶經營。在這場合，農業勞動者在租地農業家外，還有第二個主人。並且，他必須同時還是這第二主人的顧客。「他一周收入10先令，每年4鎊房金，其淺餘額數，……是必須用來購買販賣者任意開價的少許茶，砂糖，麵包粉，肥皂，蠟燭，啤酒」。（前書第134頁。）像這種開放村落，其實就是英國農業無產階級的「流刑執行處」。許多的小屋，純是一種寄宿舍，附近的流浪者，都在那裡出進。農業勞動者及其家人，原可在極討厭的境遇下，由一種真正可異的方法，維持他們的品性之堅實與純潔的，但一到這裡，就終不免趨於墮落。對於建築投機者，小地主，和開放村落，上流的重利盤剝者，例皆為善地，聳聳他們的肩頭，但他們充分知道：他們的「不開放村落」和「遊覽村落」，就是「開放村落」的產原地；沒有後者，前者是不能存在的。「如沒有小地主……大部分的農業勞動者。說不定要睡眠在他們從事耕作的農地的樹下。」（前書第135頁。）「開放村落」與「不開放村落」的制度，在英格蘭中部諸州及東部一帶，都很通行。 [102]「僱主（租地農業家或地主），……每周以10先令雇用一個勞動者，而由是直接或間接確保他的利潤，然後再在真正自由的市場上，以僅值20鎊的房屋，由同一勞動者每年吸取4鎊至5鎊的房租。房主維持房租的人為市價，是用這樣的命令的權力：『住我的房子罷，否則不給予勞動證明書，看你到何處去找工作』……假若一個勞動者為要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去充當鐵道上的路工或石坑工人，這種權力馬上會告訴他：『照這低廉工資替我作下去罷，不然的話，就請在一周前作離開的預告，把豬也帶走，看你在庭園中種植的馬鈴薯，怎樣能拔去罷』。假若他還是覺得離開為有利益，在這場合，房主（或租地農業家）就往往會抬高房租，作為他離職的罰款。」（前書亨德爾博士的報告第132頁。） [103]「新婚的夫婦，對於同一寢室內的成年兄弟姊妹，不會給予好的教訓。這裡雖不必一定要舉出實例，但關於骨肉通姦的婦女所受到的痛苦或死亡，卻有充分的材料予以證明。」（前書亨德爾博士的報告，第137頁。）有一位農村地方的警察官，他曾多年從事倫敦最不良區域的偵探工作。他關於他那個村落的少女說：「我雖在倫敦最不良區域奉職過多少年，但像她們在性的方面這樣大膽和無恥的事，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她們過著像豬樣的生活。成年的男子，成年的女子，大抵和父母睡在同一個寢室內。」（「童工委員會第六報告倫敦1867年」附錄第77頁第155號。） [104]「公共衛生第七報告1864年」第9頁至第14頁以下。 [105]「農村勞動者的天生的（heaven-born）職業，使他們的地位覺得尊嚴。他們不是奴隸，而是和平的兵士。他們應由地主給予相當於既婚者的住宅，因為地主有權向他們要求強制的勞動，和國家向兵士要求強制的勞動一樣。且地主對於他們的勞動未給予市場價格，也和國家對於兵士的勞動，沒有兩樣。他們和兵士，同樣是從幼小無知，只知道自己的本分和故鄉那時候起，就被找去了。他們受早婚事實和各種限制居住的法律的影響，又同兵士受新兵徵募和軍隊處罰令的影響一樣」。（亨德爾：「公共衛生第七報告」和132頁。）有時也有例外的善心腸的地主，對於自己造出的慘象動憐憫之情。萊色斯特勳爵祝賀霍克哈姆城落成的時候說：「獨居在自己的領土，是一件最憂鬱不過的事。我環顧四周，除了我自己的房屋以外，再沒有其他的房屋；我是一個巨城的巨人，把一切鄰人都吃光了。」 [106]在最近十餘年來，法國也有類似的運動發生；資本主義生產越是侵入農業，那裡就越是把過剩農村人口驅向都市。在法國，也是在「過剩人口」的產源地，顯出住宅狀態及其他情形的惡化。至若那因土地分割制度而起的特殊「農村無產階級」（"Land proletaliat"）。那可以參照以前引述過的柯林士著《經濟學》及馬克思著《路易•拿破崙的霧月十八日》（第二版，漢堡1869年第56頁以下）。1846年，法國都市人口占24.42%，農村人口占75.58%；然至1861年，都市人口占28.86%，農村人口則占71.14%。在最近五年中，農村人口率的減少，益加顯著。早在1846年畢爾•杜滂（Pierre Dupont）已在其所著《勞動者》中，這樣歌說： 「纏著敝衣，宿在悲慘的穴里， 屋頂里，塵芥里； 我們過著梟和盜賊般的生活， 變成了黑暗的愛好者」。 [107]1867年3月底刊行的「童工委員第六報告」。那是專門紀述農業上這種勞動隊制度的。 [108]「童工委員報告」證言第37頁第137號。 [109]但其中有若干隊長已變為能租500英畝地的農業家，變為若干棟成排小屋的所有者。 [110]「盧德福州的少女，有一半在勞動隊里死掉了。」（同上「報告」附錄第6頁第32號。） [111]「近年以來，勞動隊逐漸增加了。有些地方的勞動隊，至最近方始推行。而在這種制度。……已推行多年的地方，參加勞動隊的兒童人數加多了，他們的年齡也更小了。」（同上「報告」第79頁第174號。） [112]「小租地農業家，從不使用勞動隊，使用婦女和兒童最多的，非貧瘠的土地，而是每英畝能提供40先令至50先令地租的土地。」（前書第17頁14頁。） [113]有一位地主，他是這樣覺得他的地租的味道好，所以向調查委員憤然說：非難的發生，不過是由於制度的名稱；若不名之為「勞動隊」而名之為「少年農工合作自給會」，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114]有一位曾經充當勞動隊長的人說：「勞動隊的勞動，比較其他勞動低廉，就因此故，所以這種勞動有人雇用。」（前書第17頁14頁。）某一個租地農業家說：「勞動隊的勞動，對於租地農業家確是最低廉的，但對於兒童則是最有害的。」（前書第16頁第3號。） [115]「今日由勞動隊兒童擔任的工作，有一大部分在從前，是由成年男子和婦人擔任，這是毫無疑問的。在使用兒童和婦人的地方，成年男子失業的都更多了。」（前書第43頁第202號。）在另一方面，還有這樣的反對主張：「在許多農業地方，特別是在產業穀物的地方；因為農民移在他處，且因為鐵道便利他們流往大都市，故勞動問題，成為極重大的問題。我（這所謂『我』，是指某大地主的管事）由是認定兒童的使用，有絕對的必要。」（前書第80頁第180號。）英國的農業地方，與其他文明世界不同。那裡的勞動問題，是指地主及租地農業家的問題，那問題是：在農民流出不絕增加場合，要如何才能在農村地方，維持充分的『相對過剩人口』，並由是使『勞動工資的最低限度』，可以永久保持。 [116]我在前面引述過的「公共衛生報告」，雖在論及兒童死亡率的時候，順便提到了勞動隊制度，但報紙和大眾都還不知道它。但在另一方面，「童工委員」的最後報告，卻常被歡迎為惹人注意的新聞材料。林肯州多的是優美的紳士淑女和領受優俸的僧侶們，他們這干人，一面雖以「改善南洋土人道德」的特殊目的，向南半球派遣傳教士，一面卻睜眼看著，謀那種制度在自己領土內發展起來；對於他們這種行徑，自由主義的報紙，是以懷疑的態度詰問過，而同時比較更投合優雅社會氣味的報紙，也都集中注意力，去考察那些肯在這種奴隸狀態下拍賣兒女的農民的墮落情形！其實農民處在「優雅」人們視為可咒詛的境遇之下，慢說拍賣兒女，就是把自己的兒女吃掉。也沒有什麼稀奇的；真值得稀奇的，倒是他們大抵還維持著品性的堅定。就在盛行勞動隊的地方罷，為人父母的農民，也都對這種制度表示嫌忌，這是政府方面的諸種報告所論證了的。「兒童的父母，大都感謝這種法律義務的限制，因有這種限制，他們就可把他們屢屢受到的壓迫與誘惑抗拒了。這事實，在供述中，可以找到許多實例的。他們其所以不使子女就學，而令其從事勞動，那是因為他們不這樣做，自己就有解僱的危險；僱主們，教區的官吏們，有時就是用這種威嚇方式，強使他們令子女去勞動的。……時間上精力上的浪費；過度的無益疲勞，所給於農村勞動者及其子女的痛苦；小屋內過度擁擠與公勞動隊制度對於農民子女品性的破壞影響：這諸種事實，該會在勞動貧民身上引起如何的反感，那是我們所能完全理解的，沒有詳細說明的必要。他們一定意識到了，那些使他們肉體上精神上感到不少痛苦的事情，都是自己無法支配的，如其有權力支配，他們決不會同意。對於這種種事情，他們是只好聽人擺布。」（前揭報告第20頁第82號第23頁第96號。） [117]愛爾蘭的人口，在1801年為5,319,867人；在1811年為6,084,996人；在1821年為6,869,544人；在1831年為7,828,347人；在1841年為8,222,664人。 [118]如其我們回溯較遠的過去，結果會更顯得不利的。羊在1865年為3,688,742頭，在1856年為3,694,294頭；豬在1865年為1,299,893頭；在1858年為1,409,883頭。 [119]表中的數字，系得自《愛爾蘭農業統計》摘要（杜伯林1860年及以後的續刊）及《愛爾蘭農業統計平均產物預算表》（杜伯林1866年）。此等統計，均系由政府編制，逐年向議會提出。——第二版加註：據政府的統計，1872年的耕地面積，較之1871年，減少134,915英畝；野菜蘿蔔之屬的栽培擴大了。在耕地面積中，小麥栽培地減少16,000英畝，燕麥栽培地減少14,000英畝，大麥及裸麥栽培地減少4,000英畝，馬鈴薯栽培地減少66,632英畝，亞麻栽培地減少34,667英畝，牧草等等栽培地則減少3,000英畝。在最近五年中，小麥栽培地的減退數字如下：1868年285,000英畝，1869年280,000英畝，1870年229,000英畝。1871年244,000英畝，1872年228,000英畝。在這最後一年中，以成數而論，馬增加2,600頭，牛增加80,000頭，羊增加68,609頭，豬則減少236,000頭。 [120]國內收入委員會第十報告倫敦1866年。 [121]本表D種總所得，與前表不一致，那是因為法律允許的免稅額已經減除。 [122]當我們注意每英畝生產物的減少時，切不要忘記以次的事實，即在一個半世紀中，英格蘭雖在間接地輸出愛爾蘭的土地，但對於愛爾蘭耕作者，並未給予以恢復土地豐度的手段。 [123]愛爾蘭簡直變成了「人口原理」的天國。湯瑪斯•薩得勒（Thomas Sadler）在發表其討論人口的論著以前，曾刊行他的名著《愛爾蘭——其惡弊及其政治》（第2版，倫敦1829年）。他在這部書中，把愛爾蘭各區域的統計及各區域內各郡的統計加以比較，由是論證愛爾蘭的窮乏，並不像馬爾薩斯所說的那樣，與人口數成正比例，卻是與人口數成反比例。 [124]由1851年到1874年，移住國外者的總數，為2,325,922人。 [125]第二版註：據穆肥（Murphy）在其所著《產業的政治的及社會的愛爾蘭》（1870年刊）中所揭載的表：百英畝以下的保有地，占租地94.6%，百英畝以上者，僅占5.4%。 [126]參照救貧法監督員「關於杜伯林農業勞動者工資之報告，1870年」並參照「愛爾蘭農業勞動報告1862年3月8日」。 [127]「救貧法監督員報告」第29頁。 [128]前書第12頁。 [129]前書第25頁。 [130]前書第25頁。 [131]前書第27頁。 [132]前書第25頁。 [133]前書第32頁。 [134]前書第32頁。 [135]前書第25頁。 [136]前書第30頁。 [137]前書第21頁13頁。 [138]「工廠監督專員報告1866年10月31日」第98頁。 [139]在這總面積中，包含有泥炭地及荒地。 [140]各個土地所有者，乃至英國的立法院，都在有計劃地利用饑饉及其結果，以達成強制推行農業革命的目的，以減薄愛爾蘭的人口，使其達到地主所希望的限制。關於這種事實，在本書第三卷討論土地所有權的章節中，還要詳細地論證。至關於小租地農業家與農業勞動者的狀態，也將在那裡重行論到。這裡只要引述一段文字就行了。西尼耳在其遺稿「關於愛爾蘭的雜誌，對話及論文」（全二卷倫敦1868年第Ⅱ卷第282頁）中說，「G博士說：『我們有了救貧法；救貧法是地主確保勝利的一大工具；我們還有一種更有力的工具，就是國外移住。』……凡屬愛爾蘭的友人，都不能希望地主與色爾特族小租地農業家間的抗爭，繼續延長下去。若那種抗爭，不能由租地農業家方面的勝利結束，則尤其如此。越是早把這種抗爭結束越是早使愛爾蘭成為一個牧場國，使其人口像牧場國一樣稀薄，那就於一切階級愈有利益」。1815年的穀物條例，使愛爾蘭穀物對於大不列巔自由輸入，保有一種獨占權。由是，這種條例，就成為助長穀物栽培的人工的刺繳了。迨1846年穀物條例撤廢，上面這種獨占權突被廢除了。把其他情形擱置不論，單是這種情形，就夠成為愛爾蘭耕地牧場化，租地累積化，和農民被驅逐這幾種現象的一大刺激。由1815年至1846年間，世人都交口稱揚愛爾蘭的土地豐饒，並力說愛爾蘭的土地，本來就適於小麥的栽種，但至1846年以後，英國的農學者，經濟學者，政治家們，又突然發現愛爾蘭的土地，僅適於種植飼草了。拉味爾尼君（Leonce de Lavergne）很快就在海峽的彼岸，傳播起這種見解。像這種近似兒戲的勾當，由拉味爾尼君這種『認真的』人物去做，是再適當沒有的。」 第二十四章　所謂原始蓄積 Ⅰ　原始蓄積的秘密 貨幣如何轉化為資本，如何由資本產生剩餘價值，並如何依剩餘價值造出更多的資本，那都是我們已經知道的。但資本的蓄積，是以剩餘價值的存在為前提；剩餘價值是以資本主義生產的存在為前提；資本主義生產，又是以資本及勞動力已經大量存在於商品生產者手中為前提。由是，這全列運動，就好像是在一個有缺陷的（fehler-haften）循環中迴轉了。要從這有缺陷的循環中脫出，我們只能假定在資本主義蓄積之前，有一種原始蓄積（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亞當•斯密稱此為先行的蓄積previous accumulation），換言之，要假定一種蓄積，它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結果，而寧為其出發點。 這種原始蓄積在經濟學上所扮演的角色，同原罪（Sündenfall）在神學上所演的角色一樣。亞當吃了蘋果，於是罪過落到人類身上了。對於這種原始蓄積，人們是把它當作一種過去的逸話來說明它的起源。在許久許久以前，世上有兩種人，一是勤勉，智慧，特別是節儉的中堅人物；一是浪費自己所有一切，並浪費到超過這一切以上的怠惰者。神學上的原罪的傳說，使我們知道，人類如何被註定要在額上流著汗吃麵包，但經濟學上的原罪的歷史，卻指示我們，何以有那些無須出此的人存在。如是，屬於前一種類的人，蓄積財富；而屬於後一種類的人，則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其他可以出賣的東西。結局，不論如何勞動仍只有拿自己本身來出賣的大多數人的貧，與老早就不勞動但財富尚不斷增大的少數人的富，就成為自有原罪以來的現象了。像這種乾燥無味的幼稚故事，迄今仍為人們所反覆背誦。如像丘愛爾君（M. Thiers），他就曾以政治家的全幅嚴肅神情，在一時才氣橫溢的法國人之前，為辯護所有權而反覆演述這故事。當所有權成為問題時，主張兒童讀物，為一切年齡一切發展階段的人的適當讀物，乃成為神聖的義務。在現實歷史上，是由征服，隸屬，劫掠，殺戮，簡言之，是由暴力演重大的角色，那是世所周知的。但在脆弱的經濟學上，卻最初是由牧歌所支配。自古以來，正義與「勞動」，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僅有「我們的時代」是例外。其實，原始蓄積的方法，決不是牧歌式的！ 貨幣與商品，並非最初就是資本，那正如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並非最初即是資本一樣。貨幣與商品，要轉化為資本；但這種轉化，只能發生於以這個事實為中心的一定情形下；這個事實是，兩種極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在一方面，是貨幣，生產手段，生活資料所有者，他渴望由購買他人的勞動力，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價值量；在另一方面，是自由勞動者，他是自身的勞動力的出賣者，從而是勞動的出賣者——必須相互對立，相互接觸。自由勞動者（freie Arbeiter）有兩重意義：他不像奴隸，農奴那樣，直接形成生產手段的一部分，也不像自耕農那樣，保有生產手段，他寧說是由生產手段自由了，不受生產手段的牽累了。商品市場上這二對極的分化，給予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資本關係的前提，即是勞動者與其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完全分離。資本主義的生產一旦立定腳跟，它就不單維持那種分離，且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那種分離。所以，造出資本關係的過程，不外就是勞動者與勞動條件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把社會生活資料及生產手段轉化為資本，他方把直接生產者轉化為工資勞動者。故所謂原始蓄積，不外是生產者與生產手段分離的歷史的過程。而它所以表現為「原始的」，那是因為它是資本及資本生產方法的史前期。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系由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產生出來。前者的要素，由後者的分解而被游離出來。 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到他已經不是土地的附屬物，已經不是他人的農奴或隸農時，才能處分他自己一身。他要成為能隨在找到市場，隨在出賣其商品（即勞動力）的自由出賣者，他得進一步脫卻基爾特的支配，脫卻基爾特關於徒弟制度，職工制度，及阻礙勞動進步的種種規定。由是，生產者轉化為工資勞動者的歷史運動，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者解脫隸農束縛和基爾特桎梏的運動，我們資產階級的歷史家的眼，是只看到運動的這一面；但在另一方面，這些新被解放的人，要在他們所有的一切生產手段，和舊封建制度給與他們生存上的一切保證，都被剝奪之後，才成為他們本身的出賣者。這種剝奪的歷史，是以血與火的文字，寫在人類記錄中的。 產業資本家，這些新權勢者，不僅要驅逐基爾特手工業老闆，更要驅逐富源的所有者，即封建領主。從這方面看來，他們取得社會權力，乃是戰勝封建勢力及其反抗特權的結果，是戰勝基爾特，戰勝基爾特在生產自由發展和人對人自由榨取上所加的桎梏的結果。不過，產業上的騎士，所以能代替佩劍的騎士，只因為他們有一些和他們全無關係的事變可以利用。他們登上優勝者的地位，他們所利用的手段，和羅馬被解放者用來支配舊主人的手段，一樣卑劣。 工資勞動者及資本家所由發生的發展的起點，是勞動者的隸從狀態。此後的進展，則存於這種隸從狀態的形態變化中，換言之，存於封建榨取，到資本主義榨取的轉化中。要理解這種演進程序，殊無追溯過遠之必要。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在十四世紀十五世紀，已散見於地中海沿岸的若干都市，然資本主義時代的序幕，卻到十六世紀方始揭開。在資本主義呈現的地方，農奴制度的廢止早經實行了；在中也紀發達至最高點的獨立都市，也早經失其存在了。 在原始蓄積的歷史上，一切對新興資本家階級有槓桿作用的革命，都是劃時代的，但多數民眾，突然地，強制地，由生活資料分離，當作自由的無產階級，而投到勞動市場上來的瞬間，尤屬如此。剝奪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就是這全過程的基礎。這種剝奪的歷史，在各不同的國度，有其不同的色彩；它是以不同的順序，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其不同的階段。其典型形態，只見於英格蘭[1]。故我們以英格蘭為例。 Ⅱ　農民土地的剝奪 英格蘭的農奴制，事實上，在十四世紀末期已經消滅了。在當時，尤其是十五世紀，英國人口的最大多數[2]，皆為自由的自耕農（Bauer），儘管這些自耕農的所有權，尚為封建的招牌所隱蔽著。在大領主的土地上，過去由農奴充當的管事（Bailiff），已為自由的租地農業者（Pächter）所代替。農業上的工資勞動者，包括有兩種人，一是利用閒暇時間而在大領主下勞動的自耕農，一是立在獨立地位，相對說絕對說都只占少數的嚴格的工資勞動者階級。後者在事實上也兼為自耕農。他們除工資外，還分得有小屋和四英畝或以上的耕地。此外，他們且得與嚴格的自耕農，同樣享用公共土地。在公共土地上放牧其家畜，並取得用作燃料的木材和泥炭等[3]。在歐洲一切國家中，封建的生產，都以儘可能把土地分家於多數家臣為特徵。如同其他一切主權者一樣，封建領主的權力，不是依存於他可徵收的地租額的大小，乃依存於他臣下數的多寡，後者又依存於自耕農數的多寡[4]。所以，諾曼人征服以後的英國土地，雖然分裂為巨大的男爵領地，往往一個男爵領地，包括有九百個盎格魯•薩克遜貴族領地，但小自耕農仍散見於全國各地，大領主土地不過寥若晨星地介在其間罷了。這種情形，再伴以當時的都市繁榮（這種繁榮，特別是十五世紀的特徵），遂促成了英國國民之富的成立；對於這種國民之富，是最高法院院長福特斯鳩（Fortescue）在其《英吉利法讚揚》（Laud ibus Legum Angliae）中，曾流暢描述過的。但資本主義的富，還談不到。 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附以基礎的革命的前奏曲，系開演於十五世紀最後三十餘年及十六世紀最初十數年。當時封建的家臣，正好如傑姆斯•斯杜亞（Sir James Steuart）所適當描寫的，「到處無用地充滿了房屋和城堡」，這種封建家臣團的分解，遂把許許多多解放出來的無產者，投到勞動市場上來。當時的王權，其自身原系資產階級發展的一個產物；它為要努力掌握絕對的主權，強制地，促進了這種封建家臣團的分解，但那決不是這種分解的唯一原因。大封建領主對於王權，對於議會，曾作堅決的反抗，他們以強暴的手段，使自耕農由土地（他們和封建領主同樣有封建權利的土地）上，遭受驅逐，並掠奪去他們的公共土地，結果遂造出了無從比較的更多數的勞動者。這種剝奪在英國所受的直接刺激，就是佛蘭德羊毛製造業的勃興，及與此相伴的羊毛價格的昂貴。舊來的封建貴族，都為大封建戰爭所消滅了。新的貴族，已經是他們的時代的兒子，在他們看來，惟有貨幣是權力中的權力。所以，他們的格言，就是把耕地轉化為牧場。哈利生（Harrison）在其所著《英國紀》（霍林希德編年史序言），曾敘述剝奪小自耕農土地所引起的土地荒廢情形。「我們大侵奪者，何所憚而不為？」他們以暴力拆毀自耕農的住宅和勞動者的小屋，或一任其腐朽。哈利生說：「假若把各分封領地的舊財產記錄拿來比較……我們馬上會發現：無數的房屋與小自耕農經營都消滅了，國內的人口，大為減小了；儘管若干新都市趨於繁榮，但多數的都市，則歸於廢滅。……至關於那些被破壞而轉化為牧場，因而除領主房屋外，更無其他任何住宅的都市與村落，我也能敘述出來。」這位老歷史家的低訴，雖常不免有些誇張，但卻確然反映出了，生產關係的革命，曾在當時人心中給予怎樣的印象。把最高法院院長福特斯鳩的文獻與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的文獻一加比較，我們就可明示十五世紀與十六世紀之間的距離。誠如松吞所說，英國勞動者階級，未經過任何過渡階段，就由黃金時代，投進了鐵的時代。 在這種革命的當前，立法機關感到驚愕了。當時英國的立法機關，還沒有達到以「國民之富」（即資本的形成，對民眾無所顧忌的榨取和民眾的貧困化）為治國策最高原則的文明水準。培根在亨利七世傳中說：「在當時（1489年），圈地更加習見了，前此非有多數人及其家族即不能施肥的耕地，都轉化為使用三數牧人即容易監視的牧場了；前此為許多小農民（yeomen）生活基礎的有期租地，終身租地及任意租地，都轉化為領主的所有地了。其結果，人民頹廢，由是，都市，教會，什一稅等等，都不免於頹廢。……在這種弊狀的匡治上，國王及議會的智慧，可為嘆賞。……他們對於那種使人口減少的圈地活動和牧場化活動，採行一種防止的方策」。根據1489年享利七世當時定下的一種條例（第十九章），至少有二十英畝土地的農民房屋，概不得拆毀。這種法律，曾在亨利八世第二十五年制定的條例中，予以更新。其中有云：「許多租地與大畜群，特別是大羊群，都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了，由是，地租昂騰，耕地減縮，教堂與房屋拆毀，可驚的多數人，都被奪去了維持自身及一家生計的手段」。於是，這種法律乃命令荒廢了的農場，再開始經營，並在穀物耕地與牧場等等之間，設下一定的比例。1533年的一個條例，曾宣稱若干的地主擁有二萬四千頭羊，因而規定羊的所有，不得超過二千頭以上[5]。然人民的怨謗，乃至亨利七世後繼續有一百五十年之久的禁止剝奪小租地農自耕農的立法，都同樣沒有效果。這種失敗的秘密，培根不自覺地，在其所著《文明與道德論文集》（第二十九文）中，曾這樣指示我們：「國王享利七世企圖造出合一定標準的農業經營與農民房屋的計劃，是深思遠慮而且值得讚賞的。他那計劃，要求給與各農民以一定量的土地，使他們可以不在奴隸狀態下生活，而在富裕狀態下生活；使所有者自己也在手中把握著耕犁，不僅傭工」[6]。然而，資本主義制度所要求的，卻正是把民眾安置在奴隸狀態下，把他們轉化為傭工，把他們的勞動手段轉化為資本。在這種轉變的時代，英國的立法，卻企圖使農村工資勞動者的小屋，保留四英畝土地，並禁止在他們小屋中有借居的人。在傑姆斯一世治下的1627年，就有佛倫脫•米爾之羅傑•克洛克爾（Roger Crocher）其人，因在地主領地建築小屋，沒有把四英畝土地當作永久附屬物，而被宣告有罪。延至查理一世的1638年，還任命一個敕命委員，監督舊來諸法律的實施，特別是每小屋應附有四英畝土地的條例的實施。就在克倫威爾（Cromwell）時代，在倫敦周圍四英里內，建築未附有四英畝土地的房屋，也在所必禁。直遲至十八世紀上半期，農業勞動者的小屋，如沒有附屬一英畝或二英畝土地，仍不免訴說苦情。然至今日，一個小屋如備有一個小的庭園，或能在遠隔小屋的地方，租到若干小塊土地，在農業勞動者看來，就算是幸運了。亨德爾博士說：「在這方面，地主與租地農業家是相互提攜的。使小屋附有若干英畝土地，恐不免要招來勞動者過於獨立的結果」[7]。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與繼起的大規模盜劫寺產的運動，對於民眾土地強制剝奪的過程，給予了可驚的新的刺激。在宗教改革的當時，加特力教會是英國大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對修道院的壓迫，使住在修道院等處的人們，都被投進到無產者的隊伍中。教會的地產，則大抵是給與那些貪得無厭的國王寵臣，或以近似開玩笑的微乎其微的價格，賣給那些投機的租地農業家和市民。這班人，把世襲寺院領地的租戶，概行驅逐，而合併他們的經營。至若貧困農業勞動者，以前在教會什一稅中，本有取得一部分的法律保障權，這時，這種權利也在暗中被沒收去了[8]。伊利薩伯女王在巡幸英國國內之後，曾嘆說「到處皆是待救恤的窮人」。在這位女王治世的第四十三年，竟不得不由救貧稅的採行，公認被救恤貧困（Pauperismus）的存在。「這種法律的起草者，似乎以說明其理由為可恥。這由他們反乎慣例，不肯對這法律附以何等理由而知」[9]。這種法律，由查理一世第十六年的條例（第四章）永久化了，至1834年，更採取新的更嚴厲的形態[10]。宗教改革的這種直接影響，還不算是它的最有持續性的影響。寺院領地原是舊傳土地所有權關係的宗教的堡壘。寺院領地消滅時，那種所有權關係也就不復能夠維持了。 就在十七世紀最後數十年間，小農（Yeomanry）即獨立農民階級，還擁有較多於租地農業者階級（Pächter, farmers）的人數。他們曾是克倫威爾勢力的支柱；比之醉熏熏的鄉紳，比之那些當作鄉紳僕人而不得不迎娶主人棄妾的田舍僧侶，他們是更好得多。這事實，就連麥皋萊也是承認的。那怕是農村工資勞動者，他們也分享有共有土地[11]。在1750年頃，小農制度消滅了[12]。至十八世紀最後十數年間，這種共同所有權的最後痕跡，也被抹去了。我們在這裡，且撇開農業革命（Agrikulturrevolution）之純經濟的原因，而只論到這種革命所由推行的強制手段。 在斯圖亞特王朝復興後，英國土地所有者，是以合法手段實行掠奪的。（這種掠奪在歐洲大陸各處，卻都沒有經過法律手續）。他們廢除土地封建制度，即廢止土地對國家的一切給付義務，而以農民及一般民眾所納的賦稅，「賠償」國家；他們對於以前僅有封建所有權的財產，則使其化為近代的私有權；最後，更勵行居住法（Laws of Settlement）。這種法律對於英國農村勞動者的影響，和韃靼王波利斯•果都洛夫（Boris Godunof）敕令對於俄國農民的影響一樣。 這種「光榮的革命」，不僅使奧蘭吉公威廉三世（William of Orange）立於支配者的地位，並使地主的和資本家的貨殖家，也立於支配者的地位[13]。對於國有地的盜掠，本來還是比較和緩地進行，到這時，他們方才以大規模的盜掠，來開始新的時代。他們對於國有地，或者是由贈與的方式取得，或者是以類似開玩笑的微乎其微的價格取得，甚或是由直接的掠奪取得，以併合於其私有地內[14]。這一切的進行，都絲毫沒有顧及法律上的形式。像這樣在欺詐方法下被人占有的國有地，連同以前被人盜掠的寺院領地的一部分（未曾在共和革命中再喪失去的那部分），就成了英國今日寡頭政府的御用地了[15]。布爾喬亞的資本家，曾助長以上的過程。他們的目的，在把土地轉化為純粹的商品，在擴大大規模的農業經營範圍：在增加被解放的農村無產者的供給。此外，新土地貴族，和新的財閥，新孵化的高等財政家，以及由當時保護稅支持著的大製造家，是自然的盟友，英國資產階級對於為自己利益的行動，絲毫沒有弄錯。他們在這點上，和瑞典資產階級從反對方面，結托自耕農民為經濟支柱，努力幫助國王，由寡頭政府手裡，強制奪還舊有王地的行動（此事見於1604年以降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時代），是一樣聰明。 共有地（Das Gemeindeeigentum）與前述國有地（Staatseigentum）完全不同，那原是古代條頓族的制度，在封建制的外衣下存續下來。我們已經知道：對於這種共有地的暴力的掠奪，是開始於十五世紀末葉，而繼續至十六世紀，那大抵與耕地的牧場化相伴。但在當時，那種過程是由個人的暴力行動來推進，立法機關對於那種暴力行動，雖繼續抗斗有一百五十年之久，都沒有收到效果。十八世紀的進步，表示在這個事實上，即法律自身也變為共有地盜掠的工具——雖然大租地農業者，同時還不斷利用獨立的私人的小方法，來從事盜掠[16]。這種盜掠的議會的形態，就是「共有地圈圍法」（Bills for Inclosures of Commons）。這種法律，使共有地化為地主私有，使人民被剝奪。艾登勳爵（Sir F. M. Eden）雖力圖以共有地視為大地主（代封建領主而起的大地主）的所有，但他要求議會制定共有地圈圍法，說共有地的私有化，必須來一次議會非常手段（ein parlamentarischer Staatsstreich），又要求對被剝奪的貧民，制定「賠償」法時，他自己也把他原來為大地主辯護的主張否定了[17]。 任意的租戶（Tenant-at-will），代替獨立的小農（yeoman）而出現了。這種任意租戶，就是逐年依契約租地的小農業者，是完全受地主意向支配的隸民。在這種租戶代替小農時，同時又行著國有地的盜掠，特別是共有地的有組織的盜掠。由是大租地（pachten, farm）更形擴大，而農民則被「游離」成為工業上的無產者。十八世紀當時的人，曾稱那種大租地為資本租地（Kapital-pachten）[18]或稱為商人租地（Kaufmanns-pachten）[19]。 國民之富（Nationalreichtum）與民眾之貧（Volksarmut），為相互一致的事實，在這種事實的理解上，十八世紀究還不及十九世紀。惟其如此，在當時的經濟文獻中，關於「圈圍共有地」（inclosure of commons）這件事，遂有極激烈的論爭出現。在下面，且從我手邊所有的大量材料中，選拔出可以表示當時情狀的章句。 某位著者憤慨地說：「在赫特福州的若干教區，平均有五十至一百五十英畝的租地二十四塊，併合而為三個大租地了」[20]。「在諾桑普吞州和萊塞斯特州，共有地在極大規模地圈圍，而由是生出的新所有地，則被轉化為牧場。其結果，從前一年耕作一千五百英畝面積的許多領地，現在一年只不過耕作五十英畝。住宅，穀倉，畜廄等等的廢址，成了舊居住者的唯一痕跡了。在開放村落（open-field village）原有房屋一百棟的，現在大都減到十棟八棟。且就那些在十五年前或二十年前才開始圈圍的大多數教區說，在這種教區內保有土地的人數，就比在開放村落內保有土地的人數，更少得多。從前由二三十個租地農業者，小地主，小自耕農保有的土地，現在則由四五位富裕飼畜業者收奪為大圈地，這已成為習見的現象了。那些被奪者的家庭，乃至由他們雇用及依他們生活的其他許多家庭，概由所有地被驅逐了」[21]，在圈地口實下為鄰近大地主所併合的土地，不單是荒地；須對共同體納一定地租的耕地，也往往同樣被圈圍去。「這裡且就既耕開放地的圈圍來說。這種土地的圈圍，勢必增進租地的獨占，提高食品的價格，並喚起人口的減少，這事實，就在擁護圈地的著作家，也是承認的。……那怕是現正進行的荒地圈圍，貧民也將因有一部分生活資料被剝奪，而受壓迫；由此，已經過大的租地，更加擴大」[22]。蒲萊斯博士（Dr. Price）說：「當土地歸屬到少數大租地農業者手中時，小農業家（蒲萊斯所稱的小農業家，就是指那些靠自耕土地上的生產物，和共有地上所養的羊，家禽，豬等來維持自身及一家生活，幾無需購買任何生活資料的小自耕農和小租地農）結局要變為替他人提供勞動，必須赴市場購買一切需要品的人，……強制加大，勞動也許會加多……因為被驅逐的人們，都為求職而流入都市和製造業上來，故都市和製造業的範圍擴大了。這就是租地累積這件事的自然作用方法，也即多年在我國實際進行著的方法」[23]，他由是總論圈地的結果說：「概言之，下層人民的地位，無論在那方面，都趨惡化了。他們由小自耕農，小租地農的地位，轉落為日傭勞動者（Taglöhern）或傭工的地位。在這種狀態下，他們的生活，是比以前更困難了」。[24]共有地的掠奪，及伴同這種掠奪而生的農業上的革命，實在對於農業勞動者有異常尖銳的影響；就依艾登自己所說的，由1765年至1780年間，他們的工資，也已開始低落到最低限度以下，而必得由公眾的救恤來補充。他說：他們的工資，「僅夠購買絕對的生活必需品」。 我們暫且聽聽圈地擁護論者（蒲萊斯博士的反對論者）的高論罷：「在開放地上浪費勞動的事，沒有見到了，但不能因此，便引出人口減退的結論。……如果因小農業家變為替他人勞動的人，結果產出了更多的勞動，那其實是國民（那些變為替他人勞動的人，當然除外）所期待的一種利益。……當他們的結合勞動，被利用到一個租地時，其生產物將增大，製造業將有一種剩餘。國民富源之一的製造業，將比例於穀物生產量的增加而擴大」[25]。 對於神聖所有權的最無恥的凌辱，對於人身生命的極狂暴的侵奪，在此等凌辱與侵奪，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基礎的建設所必要時，經濟學者是以斯多亞主義的漠不關懷的冷靜態度來觀察。帶有保守黨色彩的政治家及「博愛家」艾登勳爵的言論，可為我們提示一個例子。由十五世紀七十年代到十八世紀，伴隨暴力剝奪而生的盜掠，殘暴，以及人民窮困的全列現象，僅夠導出他以次的快慰的結論：「在耕地與牧場之間，須設定一個適當的比例。就十四世紀全部及十五世紀大部分來說，有二三英畝乃至四英畝耕地，才有牧場一英畝；至十六世紀中葉，有耕地二英畝，也就有牧場二英畝；更後，有一英畝耕地，就有牧場二英畝了；結局，竟達到一英畝耕地，三英畝牧場的比例。」 農業勞動者與共有地的關聯，到十九世紀，自然不再為人記憶了。姑且不說比較近時的事。由1801年至1831年間，地主由農民手中盜掠的共有地，即由議會贈與他們的那3,511,770英畝共有地，曾對農民給與一個銅板的代價麼？ 最後對農民施行的大規模的土地剝奪，是被稱為所有地掃除（Clearing of Estates），那其實是把人從所有地掃除。以上考察過的英國一切方法，到這種「掃除」，才達於絕頂。照前章關於近代情形的描述看，現今已沒有一個要掃除的獨立農民存在了，小屋的「掃除」，遂由此開始。因此，農業勞動者在他們自己耕作的土地上，已不復能找到他們居住所必要的地方了。但「所有地掃除」的真正的嚴格的意義，我們僅可由近世傳奇中的天國（即蘇格蘭高地），得到理解。那裡的所有地的掃除，系以如次諸種事實為其特徵，那就是其進行極有組織，其一掃的規模極大（愛爾蘭的地主，往往一舉掃蕩幾個村落，在蘇格蘭高地，則有和德意志一個公國那樣大的土地面積，一舉而被掃除），最後，掃除的土地財產，都采有特殊的形態。 蘇格蘭高地的克爾特人，系由諸種氏族所組成，那些氏族是它們各自所居的土地的所有者。各氏族的代表者即族長或「大人」（"Grosser Mann", "Great man"），不過是那種土地的名義上的所有者。此與英格蘭女王不過是國民全土的名義上的所有者，正相同。英國政府對於此等族長相互間的戰爭，對於他們不絕向蘇格蘭低地的侵掠，後來是鎮壓成功了，但那些族長並不因此就放棄他們的盜掠職業，不過形態有所改變罷了。他們以自己的權力，把舊來名義上的所有權轉化為私有財產權。當族民起而反抗，他們就決定以公然的暴力，把這些族民驅逐。牛曼教授說：「照此作法，英國國王就把人民驅向海中，也沒有什麼不行了」[26]。這種革命，在蘇格蘭，是在僭位者（Prätendenten）黨徒的最後武裝叛亂以後開始的。關於它初期的情形，得由傑姆斯•斯杜亞[27]與傑姆斯•安徒生（James Anderson）[28]的文章，追溯其經過。在十八世紀，由農村被驅逐的格爾人，被禁止移住國外。其目的，是要強制地使他們集中到格拉斯哥及其他製造業都市[29]。至於十九世紀採行的方法，我們只要把蘇德蘭女公爵所成就的「掃除」，作為一個例子[30]，就行了。這位女公爵通曉經濟，她一即位為女公爵，立即在經濟上進行徹底的治療；她所治理的全州，其人口已由過去所行的類似方法，縮減到一萬五千人了，她決心把這全州轉化為牧羊場。由1814年至1820年間，這大約包含有三千家族的一萬五千人口，都被有組織地驅逐了，剿滅了。他們的村落，破壞了，焚毀了，其田地則全部轉化為牧場。英國的兵士，執行驅逐剿毀的命令，與住民發生衝突。有一個老婦人拒絕離去她的小屋，竟被燒死在烈焰中。這一來，這位高貴女公爵，把那不知從什麼時代起即為氏族所有的七十九萬四千英畝土地，占為己有了。她為那些被驅逐的住民，指定了海濱約六千英畝土地——一個家族約得二英畝。這種土地，在當時是聽其荒蕪，對於所有者毫無收入可言的。但這位女公爵，卻以她的名貴的心情，把這荒蕪土地，以每英畝平均二先令六便士的地租，貸與那些被驅逐的，幾世紀來曾為她家流過不少血的族民，她把她掠奪來的族有地（Clanland）全部，分劃為二十九個牧羊租地，每個租地，不過居住一個家族，他們大抵是由英格蘭移入的租地農仆。1825年，那一萬五千格爾人，已由三十萬一千頭羊所代替。這些被驅往海濱的人們，只有依靠著漁業維持生活，他們成了兩棲動物；照一位英國著者所說，他們是一半在陸上生活，一半在水中生活。但雙方合起來，僅及生活的半分[31]。 但勇敢的格爾人，還須更艱苦地，對於族長竭盡山嶽的浪漫的崇拜。魚的香氣，傳到族長「大人」鼻里了；他們在那種香氣中，嗅出了生財之道。由是，這海濱也被租賃於倫敦的大魚商，格爾人再被驅逐了。[32] 最後，牧羊場的一部分，還再被轉化為鹿場。英格蘭沒有真正的森林，那是誰都知道的。高貴大老們獵苑的鹿，都是馴畜，肥得像市參事會議員一樣。結局，蘇格蘭就成為「高貴情慾」（"noblen passion"）的最後的寄託所了。在1848年，蘇麥斯（Somers）曾說：「新森林像雨後春筍樣地簇生在蘇格蘭高地了。在加伊克這一邊，有格倫佛希新森林，在其對邊，則有亞德維利克新森林。在同一方面，布拿克•蒙特的廣大荒地，最近也開始栽植了。由東到西，由亞柏狄附近到奧本的峻岭，現今都有森林綿亘著。而在高地的其他方面，復有洛奇•亞爾奇格，格倫格利，格倫摩利斯敦等新森林出現。一向成為小農民社會中心的峽谷，已導入羊群了。那些小農民則由此峽谷地方，被驅往更磽瘠不毛的地帶，去尋生活。現在鹿代替羊了，小租地農再被驅逐去；他們只好移向更貧瘠的地方，陷於更貧苦的狀態。鹿林[33]與人民是不能共存的。兩方總有一方要降服。如其在未來的二十五年間，森林的數和範圍，是以過去二十五年間的同一程度增大，格爾人就要絕跡於其故土了。……在蘇格蘭高地地主間進行的這種運動，一部分是由於功名心，一部分由於娛樂的嗜好，……但其他更講實際的人們，則專以利潤為目的，而經營鹿的交易。因為在許多場合，為所有者的利益打算。與其把一個山脈變為牧羊場，實不如把它變為森林。……要求鹿林的獵人，錢袋裡有多少錢，就願出多少錢。由此給與蘇格蘭高地的痛苦，實不下於諾曼王政策所給於那裡的痛苦。鹿占據廣大的地域，人益被驅向更狹隘的地域。……人民的自由，節節地被剝奪去。……壓迫日復加甚一日。如同美洲澳洲的山林斬伐一樣，人民的掃除驅逐，簡直在當作固定的原則，當作農業上的必要來推行。一切都在穩靜地井然地進行著」。[34] 奪取寺產，欺詐讓渡國有地，盜掠共有地，掠奪封建所有地氏族所有地，把它在無所顧忌的恐怖主義下，轉化為近代私有財產，這種種，都是原始蓄積的牧歌的方法。這些方法，給資本主義農業以活動的領域，使土地併合於資本，同時並為都市的產業，造出被追放的無產者的必要供給。 Ⅲ　十五世紀末葉以來對於被剝奪者的 殘酷立法。降低工資的法律 無產者是由封建家臣的分解，和突發的強制的土地剝奪所造成的。由這樣放逐出來的無產者，要想一被放逐出來，即為新興的製造業所吸收，當不可能。而在另一方面，這些由舊習慣生活環境突然投出的人，要突然適應新狀態的訓練，也所難能。他們整批地轉化為乞丐，盜賊，浮浪者等等；這種轉化，一部分雖由於習性關係，大部分則由於環境逼迫使然。由是，在十五世紀末葉至十六世紀，西歐各國都制定懲治浮浪人的殘酷法律。今日勞動者階級的祖宗，都曾因迫不得已變為浮浪人，變為被救恤的貧民，而蒙受懲罰。他們繼續工作的舊環境，儘管已經不存在了，但立法者卻假定，他們是否繼續工作，全看他們自己是否有工作的善意，由是，當他們變為浮浪者時，法律就把他們視為「自動的」犯罪者了。 英格蘭的這種立法，系開於亨利七世時代。 在亨利八世治下的1530年，凡年老及無勞動能力的乞丐，被給與乞食特許狀。但身體強壯的浮浪者，則應受鞭打與監禁的懲罰。他們將被系在載重馬車的後部，鞭打至身體流血為止，然後再立下「自願勞動」的誓言，被遣回故里，或其最近三年居留的所在。這該是如何可怕的諷刺！在亨利八世治下的第二十七年，重申以前的法律，並新加上一些更酷烈的條款。凡再度以浮浪罪被捕的，除鞭打外，復割去其耳之一半，若三度被判有罪，則被視為重罪犯人或公安之敵，處以死刑。 據愛德華六世即位第一年（1547年）制定的法律：凡拒絕勞動的，得被告發為游惰者，被判為告發者的奴隸。主人得以麵包，水，稀薄的飲料及他自認為適當的殘肉，豢養奴隸。他有權利強迫奴隸從事任何勞動，用鞭，用鎖鏈都行。凡逃亡到十四天的奴隸，將被判定為終身奴隸，並在額上或背上，附以S字的烙印。奴隸三度逃亡時，得處以叛逆者的極刑。主人可以把奴隸出賣，讓與，或作為奴隸而租貸，像處分動產或家畜一樣。假若奴隸企圖反抗主人，也將處以極刑。治安裁判官得依據報告，搜索這種犯人。如其一個浮浪人在某地三天內無所事事，他將被送回他的出生地，用燒紅的鐵器，在胸上附以V字的烙印，然後用鎖鏈繫著，使其從事築路或其他的勞役。如其浮浪人謊報出生地，他將終生成為該地居民或其自治團體的奴隸，也附以S字的烙印。不論是誰，都有權將浮浪人的子女取去為徒弟，男得保留至二十四歲，女得保留至二十歲。此等徒弟如果逃亡，他們就須在那種年齡以內，成為主人的奴隸，主人得任意枷鎖他們，鞭打他們。主人為了易於識別，或便於確實保存，得在奴隸的頸上，腕上，或腿上，嵌以鐵環[35]。這個法律的最終部分，並規定某些貧民，應在願意給他們以飲食，給他們以工作的地方或個人之下，從事勞動。這種教區奴隸，曾在「巡役」（Ronndsmen）的名稱下，到了十九世紀開始以後許久，還在英國保存著。 據伊利薩伯治下的1572年的法律，凡年在十四歲以上，沒有領得特許狀的乞丐，尚無人願在二年內使役他，即應受酷烈的鞭打，並在左耳上附以烙印。凡年在十八歲以上，再度被捕者，尚無人願在二年內使役他，他將判處刑罰；若三度被捕，則看作罪不容赦的叛逆，而處以死刑。伊利薩伯治下第十八年的法律（第13章）及1595年的法律，均曾有同樣的規定[36]。 在傑姆斯一世治下，流浪與乞食，均被視為無賴漢和浮浪人的行徑。輕罪即決法廷（petty session）的治安裁判宮，有權公開鞭打他們，並得把初犯者判處六個月監禁，再犯者判處兩年監禁。在他們被監禁的當中，治安裁判官認為適當時，得隨時把他們提出來鞭打，要鞭打多少就鞭打多少。……被視為無可救治的，有危險性的無賴者，即在其左肩上附以R字的烙印，使其從事苦役。若再度因乞食被捕，則處以殺無赦的極刑。此等法律，在十八世紀初葉尚有效力，直至安女王治世第十二年的法律（第23章），始予以廢止。 法蘭西也有同樣的法律存在。在十七世紀中葉，巴黎曾創設有一個浮浪人王國（Vagabundenkonigreich, royaume des truands），甚至在路易十六世初期的法律（1777年6月13日），也規定由十六歲至六十歲的強壯者，如沒有生活資料，又不從事何等職業，則遣往扁船上從事奴隸的勞役。查理五世對於尼德蘭的法律（1537年10月），關於荷蘭諸邦諸市的第一勅令（1614年3月19日），乃至聯合州的告示（1649年6月2日）等等，均有同一的性質。 於是，土地被強制剝奪，被強制離去家宅，被迫轉化為浮浪者的農民，又依奇怪而極有威嚇性的法律，被鞭打，烙印，苛責等方法，被迫去接受工資勞動制度的必要的訓練。 單是在一極端，有勞動條件以資本的形態表現，在另一極端，有一種人，他們除有自己的勞動力外，更無他物可以出賣，還嫌不夠的。就是強使後者任意出賣自身，也還不夠。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進步，一個勞動者階級發達起來了，這個階級由教育，傳習，習慣的結果，認定那種生產方法的要求，為自明的自然法則。已經十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組織，會把一切的抵抗打破。相對過剩人口的不絕造出，使勞動的供給與需要，從而，使勞動者的工資，拘束在順應資本價值增殖欲的軌道中；經濟關係的無言的強制力，使資本家得以完成其對於勞動者的支配。在此之後，經濟關係以外的直接的暴力，自然還被使用著，但那不過是例外的現象了。在事物正常推移的限度內，勞動者可以聽憑「生產自然法則」的擺布了，換言之，就是聽憑資本擺布；他對於資本的隸屬性，是由生產條件本身出發的，且受生產條件保證，由生產條件而永久化。但在資本主義生產之歷史的發生時代，不是如此。資產階級由它興起之初，為要「調節」工資，為要使工資不超越貨殖的限界，並為要延長勞動日，為要使勞動者自身維持正常的隸屬狀態，它是需要用國家的權力的。這就是所謂原始蓄積的一個基本要素。 工資勞動者階級系發生於十四世紀後半期，但在當時乃至在次一世紀中，它還不過是占著人民的極小部分，其地位，則由農村方面的獨立自耕農制度及都市方面的基爾特製度，所妥為保護。在農村方面也好，在都市方面也好，僱主與僱工在社會上是密切接觸的。勞動對於資本的隸屬，只是形式的；換言之，生產方法自身，尚不曾具有何等嚴密的資本主義性質。資本的可變要素，大大超過其不變要素，工資勞動的需要，雖隨資本蓄積而急速增進，但工資勞動的供給，卻只緩慢地隨在後面。國民生產物的大部分，後來轉化為資本蓄積基金的，在當時，是仍舊要加入勞動者的消費基金中。 工資勞動的立法[37]，先前原是以榨取勞動者為目的，後來竟演成為對抗勞動者的手段了；這種立法，在英格蘭是開始於愛德華三世治下的1349年的勞動者法令（The Statute of Labourers）。法蘭西相當於這種法律的，則是以國王約翰之名公布的1350年的敕令。英法兩國的立法相互並進，其內容也復一致。至勞動者法令強制延長勞動日的事實，我們已在前面（第八章第五節）述過了，這裡不再複述。 勞動者法令，是依下院的迫切要求而通過的。一位保守黨黨員素樸地說：「貧民從前要求的工資是如此高，以致予產業與富以威脅，他們今日所得的工資又如此低，以致同樣地或許更厲害地，從相反的方面，予產業與富以威脅」[38]。城市與農村，計件勞動與日傭勞動，都確立了法定工資率。農村勞動者的被雇，以一年為期，都市勞動者的被雇，則是依照自由契約。給付工資不得超過法定額以上，違者投獄。但法定額以上的工資受者，較之給者，還要受更酷烈的處罰。例如，在伊利薩伯女王治下之徒弟法第18節及第19節，就規定給付法定額以上的工資者，監禁十日，而領受法定額以上的工資者，則監禁二十一日。1360年的法律，更規定給付法定工資率的僱主，得以體刑，迫使勞動者勞動。泥水匠木匠相互約束的一切聯合，契約，誓約等等，都被宣布無効。由十四世紀，到工會禁止法廢除的1825年，勞動者的結合，都被視為是大罪。1349年勞動者法令及由是派生的諸種法律的精神，明白地由這個事實表示了；即，國家雖規定工資的最高限度，但未規定其最低限度。 我們都知道：「十六世紀勞動者的狀況，是更加惡化了。貨幣工資雖然昂騰了，但卻不曾與幣價下落，物價上升為比例的昂騰。換言之，就是工資在實際上是下落了。但以降低工資為目的的法律，卻與『無人願雇』者的割耳的刑罰和烙印的刑罰，一同存續下來。在伊利薩伯女王治下第五年徒弟法第三章中，治安裁判官依法有確定工資，或依照季節及物價，而變更工資之權。傑姆斯一世更把這種勞動規定，擴展到織工，紡績工，以及各種勞動者方面」[39]。至喬治二世時代，取締勞動者結合的法律，已在一切製造業上發生效力了。 在真正的製造業時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已經夠有力了，工資的法律規定已變為不必要，且沒有實行的可能了，但人們在必要的場合，還不願缺少這舊兵工廠製造的武器。喬治二世治下第八年的法律，且禁止倫敦附近的裁縫織工，在國喪以外的場合，給付二先令七便士半以上的日工資。而喬治三世治下第十三年的法律（第六八章），更把絲織工工資的規定權，委之於治安裁判官。就在1799年，關於治安裁判官關於工資的命令，能否適用於非農業勞動者的問題，還有取決於高等法院二次判決之必要。1799年的議會條例，還諭令蘇格蘭礦工的工資，應遵照伊利薩伯女王治下的法律，和1661年1671年二蘇格蘭條例來規定。然這當中的事勢，曾經過如何的激變，我們由英國下院中一件前所未聞的事件，就可以證明。四百餘年以來，一切規定工資最高限度的法律雖都出自英國下院，但至1796年，竟有惠特布勒德（Whitbread）在同院提出農業日傭勞動者法定最低工資案。庇特（Pitt）反對這種提案，並且承認「貧民狀況的悲慘」最後，至1813年，規定工資的諸種法律，才終於廢止了。因為，資本家既得依他的私法，取締自己的工廠；又得在農業勞動者工資未達到絕對必要最低限度的場合，以救貧稅補充其不足部分，以上所說的諸種法律，自成為荒謬的變則了。但勞動者法令中，有幾種關於僱主與工資勞動者締結契約的規定——例如先期通告的規定，依照這種規定，僱主違犯契約時，只許作民事訴訟，勞動者違反契約時，則允許作刑事訴訟——就至今日，也還在毫無假借的勵行中。 取締工會的諸種殘酷法律，延至1825年，始在無產階級威脅的態度之前撤除，然所撤除的，究不過一部分。因為舊法律的若干美的殘片，是到1859年才歸於消滅。最後，1871年6月29日的議會條例，才在法律上承認工會，把這種階級立法的最後痕跡除去。然同日的議會條例（關於暴行，迫脅及妨害的刑法修正條例），實無異使舊的事態，在新的形式上重建起來。依著這種議會的手法，勞動者在罷工或罷業（既相互聯盟的工廠主，同時將工廠閉鎖的罷業）場合可以利用的手段，竟由普通法的取締，轉受例外刑法的取締了。而那種刑法取締的解釋，又委之於以治安裁判官資格出面的工廠主自身。在兩年前，同一格萊斯登君，曾在同一下院，以人所共知的率直的態度，提出一個法案，主張廢止一切取締勞動者階級的例外刑法。但他那法案，止於一讀了事。這個問題一直延擱下來，直到後來「大自由黨」（grosse liberale Partei）得保守黨的聲援，竟鼓起勇氣來，背叛原來扶他上台的無產階級。大自由黨還不以這種背叛為滿足，它更進而允許一向乞憐於支配階級的裁判官，重新掘起已失時效的「陰謀」取締法，使其適用於勞動者的組合。英國議會以不知羞恥的自利心，在五百年間，一直與勞動者相反，成為資本家的永久的御用組織，直到最後，才在民眾壓迫下，無可奈何地，拋棄了反對罷工，反對工會的法律。 法國資產階級在革命暴風雨的初期，就敢把勞動者剛剛獲得的結社權取消。他們1791年6月14日的法律，宣布勞動者的一切組合，皆為「反抗自由與人權宣言的企圖，應課以五百里維爾的罰金，和剝奪公權一年的懲罰[40]。這種法律，借國家警察權，把勞動與資本間的鬥爭，限制在有利於資本的範圍內。革命發生了幾次，王朝轉變了幾次，這法律依舊存續著。就在恐怖政治時期內，它也沒有被觸到，直到最近，方始由刑法法典中排除出來。資產階級這種非常手段的口實，是最有特徵的。這種法律的報告委員查卜禮（le Chapelier）說：「工資應當比現在提高……應當高到使領受工資者，不致因生活必需品缺乏，而陷於與奴隸狀態相近的絕對的隸屬狀態」。但勞動者如就自己的利害關係相互協議，或採取同盟的行動，冀使那「與奴隸狀態相近的絕對的隸屬狀態」有所減輕，卻是不行的。因為那樣做去，他們定會損害「舊時的老闆即今日的企業者的自由」（使勞動者保持奴隸狀態的自由！）；因為，反抗舊基爾特老闆的專制之團結（猜猜罷！），不免會引起已被法蘭西憲法廢止的基爾特的復活[41]。 Ⅳ　資本主義的租地農業家的發生 我們以上考察，如何以強制手段，造出由土地放逐的無產者；如何以殘酷的訓練，把那些無產者轉化為工資勞動者，國家如何不怕羞地，借警察的力量，來增進勞動的榨取程度，並由是增進資本的蓄積。以次，我們要根究資本家的來歷。因為，農民的剝奪，只不過直接造出了大地主。而關於租地農業家的發生，則殊費摸索，因為那是經過許多世紀而徐徐展開的一個過程。農奴和自由小土地所有者一樣，是被位置在極不同的各種所有關係下，從而，他們也是在極不同的各種經濟關係下被解放。 英國租地農業家的最初形態，就是本身也為農奴的領主管事（Bailiff）。他的位置，類似古代羅馬的斐力卡斯（villicus）的位置，所不同的，只是他活動的範圍較為窄狹。在十四世紀後半期中，他的地位，已為直接由地主取得種子家畜農具供給的租地農業者（Pächter）所代替。這種租地農業者的地位，與自耕農（Bauer）的地位，無顯著差異。不過他榨取更多的工資勞動。不久他就成為半租地農業者（Halb Pächter）即麥太耶或兩益農（metayer）。他的農業資本，一部分由自己籌措，一部分由地主提供。其總生產物，則依契約的比率，由兩方面分配。不過這種形態，不旋踵間就在英國消滅了，代之而起的，是狹義的租地農業家，他使用工資勞動者，增殖自己的資本，並把剩餘生產物的一部分，以貨幣或現物的形態，支給地主。 在十五世紀中，獨立自耕農民與那些一邊為工資勞動，一邊為自已耕作的農仆，都在以自身的勞動，為自己致富。在這種情形繼續的限度內，租地農業家的境遇和生產範圍，自不會有何等起色。開始於十五世紀七十年代，而延續至十六世紀全部（最後十年除外）的農業革命，一方面使農民貧困，同時則以同一速率，使租地農業者富裕[42]。他們由共有地的剝奪等等，幾乎是不需代價地，把家畜大增特增起來，而這樣增多的家畜，更供給他們以更豐富的肥料，而利用在土地的耕作上。 到十六世紀，又添加了一個極關重要的要素。當時的地租契約頗長，往往達九十九年。貴金屬價值，從而貨幣價值的不斷的低落，使租地農業者由是獲得了黃金的果實。我們就把上面考察過的種種情形撇開不說罷，單是這種幣價減落，已招致工資低落的結果。工資的一部分，被加到租地農業者的利潤中去了。穀物，羊毛，肉類，約言之，一切農產物的價格，都不斷昂騰，其結果，租地農業者不費何等努力而增大其貨幣資本。他們支付給地主的地租，則以契約所定的舊貨幣價值為標準[43]。 所以，他們是犧牲工資勞動者與地主兩方面，而致富的。把當時這種情形一加考察，就無怪英國十六世紀末葉會產生富裕的「資本租地農業家」（"Kapitalpächter"）階級了。[44] V　農業革命在工業上的反應作用， 工業資本的國內市場的形成 我們講過：對於農民之大舉的，不絕更新的剝奪與驅逐，把那些立在基爾特關係圈外的無產者，賡續不斷地供給都市的產業。這種湊巧的安排，使老亞當•安徒生（A. Anderson——不要和傑姆斯•安徒生James Anderson混同）在他的《商業史》中，相信造化主的直接的干涉。關於原始蓄積的這種要素，我們須暫停下來，考察一下。喬佛洛伊•聖•希拉伊爾（Jeofloy Saint-Hilaire）對於宇宙物質的一方面的濃密化，是以他方面的稀薄化來說明[45]，恰和這一樣，獨立自耕農的稀薄化，就齎來了工業無產者的濃密化。然不單是如此。耕作者人數儘管減少，土地卻提供了與從前等量的或更多量的生產物。因為土地所有關係上的革命，伴隨有耕作方法的改良，合作的增進，生產手段的累積等等；因為，農業上的工資勞動者，不但曾以更大的強度從事勞動[46]，他們為自身從事勞動的生產範圍，也益形縮小了。這一來，農民有一部分被游離了（freigesetzt），他們這一部分人以前的榮養資料，也被游離了。這種榮養資料，現今轉化為可變資本的物質要素。被驅逐的農民，遂必須從他的新主人（即工業資本家）那裡，以工資的形態，購買這種榮養資料的價值了。依存於國內農業的工業原料，也與生活資料相同。它轉為不變資本的一個要素。 試舉一例來說罷。在斐特烈二世時代，韋斯特法里亞的農民，都是從事亞麻的紡績，假定他們有一部分，因受強制的剝奪，由土地驅逐出來，殘下的一部分，因轉化為大租地農業家的日傭勞動者；同時更假定：有亞麻大紡織廠出現，把被「游離」的人，收容在它那裡從事工資勞動。亞麻的外貌，完全與從前一樣，它的每一根纖維，也發現不出一點變化。不過在它身體內，卻鑽進了一個新的社會的靈魂。現在亞麻成為製造業主的不變資本的一部分了。那在從前，雖然是配分於大群小生產者（他們自行栽培，並與家人零碎地紡績）之間，現在卻累積在那位使他人為自己紡績的資本家手中了。亞麻紡績上支出的額外勞動，在從前，是實現為無數農家的額外收入，或就斐特烈二世時代說，實現為普魯士國王的賦稅。現今則是實現為少數資本家的利潤。在從前，紡錘與織機，是配布在農村地方；現今則連同勞動者與原料，一同密集在少數的大勞動營中。並且，紡錘，織機，以及原料，原是紡工織工獨立生存的手段，現今則轉化為命令紡工織工[47]，且由他們吸取無給勞動的手段。一個人單看大規模的製造廠和大規模的租地，他不會知道；那是把許多小生產場所打成一片而成，那是由剝奪許多獨立小生產者而成。然而沒有偏見的觀察者，是不會認不清事實的。在革命的獅子米拉波（Mirabeau）時代，大製造廠仍被呼為聯合製造廠（Manufactures réunies），或如我們稱集合田園一樣，稱其為集合工作場（zusammengeschlagen Werkstatten）。米拉波說：「世人所注意的，只是通常稱為聯合製造廠的大製造廠，在那種廠中，有幾百人在一個人指揮之下勞動；至若極多數個別勞動者，各為自己打算而進行的製造場，則被視為不值得考慮，完全拋在背後了。其實這是一個大錯誤。國民之富的真正重要成分，只是此等個別的製作場。……聯合工廠雖使一二企業者成就巨富，但勞動者不過是日傭工人罷了，其報酬無論多寡，對於企業上的成功，他是完全無分的。反之，在個別工廠方面，發大財的人雖不會有，但多數勞動者都會享受舒適的生活。……勤勉而節儉的勞動者，是會增多的，因為在他們心目中，賢明的行為和努力，不是可以增進少許工資（這不過對於他們日常僅夠餬口的生活，稍有補益，決非未來計算上的重要對象）的手段，而寧是在本質上改善自身地位的手段。……大抵與小農業相結合的個別分散的製造業，才是自由的製造業」[48]。但一部分農民的剝奪和驅逐，卻不僅為工業資本「游離」出勞動者及其生活資料和勞動材料來，且曾由此造出一個國內市場。 使小自耕農民轉化為工資勞動者，使他們的生活資料及生產手段轉化為資本物質要素的過程，同時就為資本造出了國內市場。在從前，農民家族所消費的大部分的生活資料和原料，是由他自己生產並加工製造，但現在都成為商品，大租地農業者售賣它們，他是在製造業上找到他的市場的。紗，麻布，粗毛織物，簡言之，即各農家以自家的原料，為自家使用而紡織的諸種物品，現在都轉化為製造業的製品，並轉而以農村地方為銷場。從前照顧許多小生產者（依自己的打算而從事勞動的小生產者）的許多個別分散的顧客，現在都累積到受工業資本供給的大市場了[49]。這就是說，在舊自耕農遭受剝奪而與生產手段分離時，還有農村副工業的破壞，還有製造業與農業的分離過程。而且，也只有這種農村家庭工業的破壞，能使國內市場，有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必要的範圍與穩固程度。 可是在真正的製造業時代，這種轉變，還沒有徹底的實現。我們當記著，這個時代的真正的製造業，還只部分地征服國民生產領域，都市的手工業與農村的家庭副工業，常常成為它的廣大的背景。假若這種背景在某一形態，在某一特殊部門，在若干點上受到破壞，那不免會在其他地方，喚起同一背景的再生。因為在這真正的製造業時代，原料的加工生產，還在某程度內，需要這種背景。所以，在這個時代，就產生了一個小農民的新階級，他們以土地的耕作為副業，以工業的勞動為主業，他們把工業勞動的生產物，直接販賣於製造業，或經過商人之手，間接販賣於製造業。這個事實，雖非最初即是英國史研究者感到昏迷的主要原因，但至少是原因之一。研究英國歷史的人，會看到，從十五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農村方面就繼續（不過偶有間斷）訴說資本經營的增大，和小農階級破滅的進展；同時在其他方面，又看見：小農階級的人員雖在減退，狀況雖在惡化，且常有新的農民出現[50]。其主要理由是：英國在這時代，以穀物的栽培為主，在那時代以家畜的飼養為主，每經一度轉換，農民經營的範圍就有變動。迨大工業興起，始由機械給與資本主義農業以不易的基礎。可驚的多數農民，至是始遭徹底的剝奪，而農業與農村家庭工業的分離，也由是完成；構成農村家庭工業之根底的紡績業與織業，也為大工業所根除[51]。大工業至是始為工業資本徵服整個的國內市場[52]。 Ⅵ　工業資本家的發生 工業的[53]資本家，不像租地農業者那樣是徐徐發生的。無疑的，也有許多基爾特的老闆，有更多的獨立小手工業者，甚至有一些工資勞動者，轉化為小資本家，然後再依工資勞動榨取的逐漸擴大，和蓄積的增進，轉化為成熟的資本家。在中世都市的幼年期，逃亡的農奴，有的變為主人，有的變為僕人。他們為主為仆，主要取決於他們逃亡時日的早遲。資本主義生產幼年期的情形，也往往是這樣。然這種方法的蝸牛式的進行，與十五世紀末業諸大發現所造出的新界市場的商業要求，是不相應的。中世紀，曾傳來兩個不同的資本形態，它們是成熟於極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下，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以前，它們都被視為資本一般（als kapital quand meme）；那兩個資本形態，就是高利貸資本與商人資本。「在現在，一切社會的富，首先都要落在資本家手中。……他對地主支付地租，對勞動者支付工資，對稅吏及什一稅徵收者支付其所要求的金額；勞動年產額中一大部分，實際是最大而且不絕增大的部分，則由他自己保留。今日的資本家，可以說是社會一切財富的最初所有者，雖然他不曾由法律被賦與這種所有權。……這種所有權的變化，是起因於以資本的生息。……歐洲一切立法者，都努力用取締高利貸的法律，來防上它，那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資本家支配一國所有的富的權力，是所有權上一種完全的革命。這革命，究由那種法律，或那一列法律成就的呢？[54]」。著者必定會答說，革命不是由法律成就的。 由高利貸業和商業形成的貨幣資本，要轉化為產業資本，在農村方面會受到封建制度的妨阻，在都市方面會受到基爾特製度的妨阻[55]。然此等限制，隨封建的家臣團的分解，和農民的被剝奪及其一部分的被驅逐，而歸於消滅了。新的製造業，在通海口岸，或在舊都市及其基爾特製度沒有勢力的內地，相率建設起來。所以，在英國，舊來擁有特權的諸都市，曾對此等新工業的培養所，釀起劇烈的抗爭。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美洲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隸化，被埋於礦坑內部；東印度的征服與劫掠之開始，非洲之被轉化為商業的黑人獵奪場這等等事實，都表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牧歌的過程，就是原始蓄積的主要要素。緊隨此等過程而起的，是歐洲諸國以地球為舞台而展開的商業戰，那種商業戰，是以尼德蘭對西班牙的叛亂開始，在英國反雅各賓黨戰爭中取得廣大的範圍，並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向前進的。 原始蓄積的種種要素，現在，多少可依時間的順序，特別配分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蘭西，英吉利等國之間。其在英國，此等要素，已在十七世紀末葉，依殖民制度，國債制度，近世賦稅制度，與保護制度，達成一體系的綜合。在這些方法中。一部分，得使用極凶暴的強力，如殖民制度就是如此。但它們全部都要利用國家的權力，利用累積著組織著的社會力量，像溫室般的，助長封建生產方法向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轉化過程，並縮短其過度的推移。強力乃是一切孕育新社會的舊社會的產婆。它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 關於基督教的殖民制度，有一位專門研究基督教的威廉•霍維特（W. Howitt）曾說：「世界各地有所謂基督教人種，他們對於他們所能征服的一切種族所加的殘酷與暴行，非世界史上任何時代，任何兇猛，任何無教育無情無恥的人種的殘酷暴行，所可比擬」[56]。荷蘭是十七世紀資本制度的標本國，它的殖民地經營歷史，「展示了一幅極度無信義，賄賂，虐殺，卑劣的畫圖」[57]。最有特徵的是：荷蘭人為要獲得在爪哇使用的奴隸，竟在色勒布斯島實施一種盜人制度（System des Menschendiebstehler）。它並為此目的，訓練一批盜人的人。盜賊，通譯者，販賣業者，是這種營業上的代理人；土著的王侯，是主要的販賣者。被盜來的青年人，在準備好用奴隸船送出以前，都是拘禁在色勒布斯島的秘密監獄中。政府曾在一件報告中說：「例如，馬卡薩爾這個城市，就充滿秘密監獄；最可怕的事實之一，就是那裡塞滿在貪慾與暴虐中犧牲的不幸者，他們被強制地與家人分離。並被系以鎖鏈。」荷蘭人為要獲有馬拉加市，曾賄通葡萄牙的總督。1641年，總督允許他們進入市內，他們立即衝進總督邸，為要「節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鎊的賄金，而把他殺掉。他們足跡所至，隨即發生荒廢與人口消滅的現象。爪哇的本鳩汪吉地方，在1750年，居民達八萬以上，至1811年，不過留下八千人。這實在是稱心的商業啊！ 誰都知道：英國東印度公司除擁有東印度政治的支配權外，還對於茶貿易，對於中國一般貿易，對於印度與歐洲間的貨物輸送業，擁有絕對的獨占權。但印度沿海貿易，諸島嶼間的沿海貿易，以及印度內地貿易，都是歸該公司的高級吏員們所獨占。鹽，鴉片，檳榔及其他商品的獨占，簡直是富的無盡藏。東印度公司吏員們，自定價格，任意劫掠不幸的印度人。印度總督也參與這種私人買賣。為他所寵遇的人們，都在比鍊金術還要巧妙的從無生金的條件下，承受包攬契約。大資產像雨後春筍般地一夜簇生起來，原始蓄積的進行，不用墊支一個銅板。在伐倫•赫斯庭格（Warren Hastings）的裁判記錄中，充滿了這種實例。試舉一例來說吧。當某位薩里芬，帶著公務，往一個隔離鴉片出產區域頗遠的印度地方出發時，他承受一件鴉片包攬契約。他把這契約，賣給一位名叫邊恩的入，獲得四萬鎊；邊恩在同日更以六萬鎊的價格，賣給其他的人。這個契約的最後購買者即其履行者，還表明他曾由此賺到莫大的利益。根據一張提到議會中去的表冊，由1757年到1766年，東印度公司及其吏員們，從印度人那裡得到了六百萬鎊的貢物！由1769年到1770年間，英國人竟由囤聚全部米谷以非分價格再賣的方法，在印度造出一次饑饉[58]。 對土著居民待遇最壞的，自然要算西印度那樣專營輸出貿易的殖民地，和墨西哥東印度那樣任人劫掠的人口稠密的富國。不過，就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蓄積，也不愧有基督教的性質。在1703年，新教主義正氣所鐘的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們，曾集會決議，對每個印第安人的腦蓋或每個被捕紅人，懸四十鎊的賞格。1720年，每個腦蓋的賞格，增加到一百鎊了。1744年，當麻薩朱色灣某種族被宣稱為叛徒時，其賞格如次：十二歲以上的男子腦蓋每個一百鎊，男的捕擄每個一百零五鎊，婦人與小孩捕擄每個五十鎊，其腦蓋每個五十五鎊。數十年後，這種殖民制度，曾對這種虔誠的清教徒的子孫，——他們在那時正背叛他們的祖國——施以報復。他們在英國的煽動與賞格之下，受土人的戰斧的劈殺。英國議會並宣言，殺戮與割取腦蓋，「系神與自然所授於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像溫室般地使貿易與航海業成長。「獨占公司」（路德語）是資本累積的強有力的槓桿。殖民地對於當時在萌長中的製造業，提供市場，更依市場的獨占，引起加強的蓄積。在歐洲外部直接由劫掠，奴隸化，殺戮等手段所蓄積的財寶，都流到母國，轉化為資本。首先給殖民制度以充分發達的荷蘭，在1648年，已達到商業勢力的焦點。它「對於東印度的貿易，對於歐洲東南部與西北部間的商業，幾乎全部獨占著。它的漁業，海運業，製造業，都凌駕於一切其他國家。荷蘭共和國的總資本，恐怕比歐洲其他諸國全體的資本還要大」。但居里希（Gülich）忘記補述的一件事，是在1648年，把歐洲其他一切國家的民眾總合起來，還不敵荷蘭民眾那樣工作過度，那樣貧困，那樣遭受凶暴的壓迫。 在今日，工業上的至上權，雖伴有商業上的至上權，但在真正的製造業時代，卻是商業上的至上權，帶來工業上的優越。惟其如此，所以當時的殖民制度有主要的作用。「異神」（"der fremd Gott"），原來是和歐洲各箇舊神，在祭壇上並占一席的；有一天，它在一擊一蹴之卞，把它們都打倒了。它宣布，人類最後的唯一目的，是貨殖（plusmacherei）。 公共信用制度即國債制度，在中世紀時代，已可從熱那亞和威尼斯發現其起源，不過到製造業時代，它才征服全歐洲。殖民制度及伴起的海上貿易與商業戰爭，都是育成這種國債制度的溫室。所以這種制度首先在荷蘭立下根底。不管國家是專制的，立憲的，抑是共和的，這種國債即國家的讓度（Verausserung des Staats），總歸會在資本主義時代捺下它的印記。在所謂國富中，只有一部分，是實際加在近世人民的總所有中。這一部分，就是他們的國債[59]。必然的歸結，就導來一國負債愈多乃愈富的近世的教義。公家信用由是成為資本的信條。國債成立了，代賣聖靈為不赦罪的，是國家債務上的背信。 公債為原始蓄積之最強有力的槓桿之一。它如像揮動魔杖，使不孕的貨幣有生殖力，把它轉化為資本。由是，產業投資甚或高利貸業所不可避免的困難與危險，貨幣都不用親自負擔了。國債的債權者，實際並不曾拿出什麼，因為，他所貸與的金額，轉化為容易移轉的公債券了，這種公債券在他的手中，和同額硬幣有相同的作用。由是，即產生了一個無所事事的食利者（Rentner）階級；由是，在政府與國民間盡著媒介機能的金融業者，獲得了速成的富：由是，賦稅包征人，商人，私人製造業者，將以國債的一大部分，當作從天而降的資本來利用。但除開這些，國債還引起了股票公司，一切有價證券的買賣，公債券的投機買賣（die Agiotage），約言之，即股票投機與近世的銀行支配（Moderne Bankokratic）。 以國民名義為裝飾的大銀行，在出生之始，即不外是一個私人投機者的公司，它站在政府方面，借著政府給予它的特權，而取得以貨幣貸與政府的地位。所以，這種銀行股票的連續不斷的漲價，乃是國債增加的最確實的測量。這種銀行的充分的發達，乃1694年英格蘭銀行設立以後的事。英格蘭銀行開始營業的第一筆生意，是以8%的利息，貸款於政府；同時更由議會取得從這種出貸資本鑄造貨幣的權能，即以銀行券的方式，再把它貸於大眾。它並得利用這些銀行券，作匯票的貼現，商業的貸款，購買貴金屬。不久，該銀行自身所製造的信用貨幣（Kreditgeld），又變為該銀行貸款給國家的鑄幣，變為國家支付公債利息的鑄幣。但用一隻手拿出去，一隻手拿更多的進來，那在英格蘭銀行是還嫌不夠的。它雖拿了更多的進來，但依然是它墊支出去的每一個銅板的國民的永久債權者。它逐漸變成了英國貴金屬貯藏的避難的容器，成為一切商業信用的重力中心。英國就在禁止焚殺魔女那時候，頒布偽造銀行券者絞殺無赦的命令。至若銀行財閥，金融業者，食利者，經紀人，股票投機者，交易所活動者這一千人的突然勃興，對於同時人曾發生怎樣的影響，此可由當時的各種文獻，例如波林格布洛克（Bolingbroke）的論著而知[60]。 國債發生時，國際信用制度也成立了。那種信用制度，往往成為這國或那國的原始蓄積的一個源泉。如像威尼斯盜掠制度上諸種卑劣的行為，就是荷蘭的資本財富（Kapital reichtums）的秘密基礎之一；因為威尼斯在瀕於壞滅的過程中，曾對荷蘭貸與巨額的貨幣。英國對荷蘭的關係也是如此。在十八世紀初葉，荷蘭製造業已落在人家後面好遠了，它已不復是一個優越的商工業國家。由是，自1701年至1776年，荷蘭的主要營業之一，就是以莫大的資本貸與他國，特別是貸與英國，它的有力的競爭者。在今日，英國與美合眾國之間，也可發現同樣的關係。今日在美合眾國發現的許多生地不明的資本，昨天還是當作資本化的兒童之血，存在於英國的。 國庫收入，必須夠逐年支付公債的利息等等。國債既以國庫收入為支柱，於是近世的賦稅制度，就成為國債制度的不可缺少的補充了。政府靠國債來開銷臨時費，納稅者是直接感知不到的，但其結果仍非借增稅來彌補不可。在另一方面，由負債重迭增加所引起的增稅事實，又使政府發生新的臨時費的開支，因而有不絕進行募集新公債的必要。由是，以必要生活資料稅（生活資料的價格，當然因以昂騰）為運轉樞軸的近世財政制度，就在其自身內部，包藏有自動進行的胎胚了。賦稅過重已不是一個附隨事件，而是成為一個原則了。所以，在開始採行這種制度的荷蘭，就有大愛國家韋特（de Witt）在他的《金言》中，把這種制度讚美為促使勞動者從順，節儉，勤勉，同時並使其從事過度勞動的最良制度。可是，在這裡，我們視為更重要的，與其說是這種制度所及於工資勞動者狀態的破壞影響，不如說是這點：即這種制度，曾使小農民，手工業者，以及一切小中產階級份子，受強制的剝奪。關於後者，就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之間，也沒有兩種相異的見解。其剝奪效力，又由這種賦稅制度的必要因素之一的保護制度，進一步加強了。 公債及與公債相照應的國家財政制度，在財富之資本化及民眾的剝奪上，演了重大的角色，就因此故，如像科培特（Cobbett）達布爾德（Doubleday）等著作者，都誤以為近世民眾窮乏的根本原因是在這裡。 保護制度實不外一種人為的手段，借著這種手段，製造業者被製造出來了，獨立勞動者被剝奪了，國民的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被資本化了，由古代生產方法向近世生產方法的行程，被強制地縮短了。歐洲各國都為要攫得這種發明的特許權，而相互鉤心鬥角。它們一旦變為貨殖家的僕役，就不單為這種目的，間接以保護稅，直接以輸出補助金誅求其國民，並進而強制傾覆其屬地的產業，例如英格蘭強制傾覆愛爾蘭的羊毛製造業。在歐洲大陸各國，這種過程，因仿照科爾培（Colbert）的先例，而大大簡單化了。它們的原始工業資本，一部分就由國庫直接供給。米拉波這樣喊叫了：「我們在探索七年戰爭以前薩克遜製造業繁榮的原因時，為什麼要追溯至這樣遠呢？為那180,000,000的國債呀！[61]」。 殖民制度，國債，過重的賦稅，保護制度，商業戰爭等等都是真正的製造業時代的兒童，這些兒童，到大工業的幼年期，都有巨大的成長。大工業的誕生，是由大規模的農兒童掠奪來頌祝的。英國的工廠，與英國的海軍一樣，是由強募手段召集新兵。艾民爵士（Sir. F. M. Edea）看見十五世紀七十年代到他那時代（十八世紀末葉）的可怕的土地剝奪，雖是樂不可支；對於建設資本主義農業，確定「耕地牧場比率」所必要的，這個過程，他也以異常滿足的情緒來表示歡祝，可是，對於製造業經營轉化為工廠經營，在資本與勞動力之間，樹立「適合關係」所必要的兒童的掠奪與奴隸化，他卻不曾表示同樣的經濟上的明見。他說：「把貧困兒童居住的小屋，和他們從事勞動的工作場所，概行掠奪；使他們在夜間大部分時間內輪班工作，把他們較任何人都更感到必要的休息，任意剝奪了；並使各種年齡各種性格的多數男女，密集在窄狹地方，以助長放肆與淫蕩的感染——所有這些，是否製造業成功的必要條件，是否能增進個人的與國民的福祉，那恐怕是值得大家考慮的問題[62]。菲爾登（Fielden）說：「在德貝州，在諾亭漢州，特別是在蘭克夏州，沿著有水可以運轉水車的河流，已設有大工廠，採用新發明的機械。在這些與市鎮遠隔的地方，突然有幾千職工被需要了。蘭克夏原是一個人口比較稀薄，土地磽瘠的地區，故其對於人口的要求，尤為迫切。而它最感必要的，則是兒童的纖小而敏捷的手指。由是，突然發生一種從倫敦，伯明罕各處教區貧民收容所獲取『徒弟』的習慣，由七歲到十三四歲的幾千無所依賴的兒童，乃被送往北方。依照習慣，主人（即兒童的盜掠者）須對徒弟給與以衣食，使其住宿在工廠附近的『徒弟小屋』中。有監督人監視徒弟的勞動。但因監督人的給養額，與他們所能榨取的勞動量成比例，所以他們都要使徒弟勞動達至極度。由是，殘虐就成了必然的結果。……在許多工廠區域，特別在我所居住的蘭克夏州，無辜無告的兒童，都一任工廠主的殘酷虐待。過度勞動使他們苦到奄奄一息。……他們在倍極巧妙的虐待中，遭受鞭打，梏桎與苛責。以鞭打逼兒童勞動，致有許多兒童累到澈骨的勞頓。……甚至還有迫而自殺的。……德貝州，諾亭漢州，蘭克夏州的僻靜幽美而浪漫的溪谷，已經化為磨折人，虐殺人的陰慘寂寞的境界了。工廠主的利潤是極優厚的。但這種利潤，適足以刺激其貪慾，使他們訴於一種方法，冀由此可以無限制地，確保這種利潤。他們開始實行所謂『夜工』（Nachtarbeit）。那就是在一組勞動者在白晝過勞後，再繼以他組勞動者在夜間過勞。在這制度下，日工在夜工離去時鑽進被頭裡，夜工在日工離去時鑽進被頭裡，被頭永沒有冷的時候，那是蘭克夏一般的習慣」[63]。 在製造業時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發達了，歐洲的輿論，也喪失了它的最後的廉恥心與良心。歐洲諸國都把一切可為資本蓄積手段的醜惡行為，覥然引以自傲。試讀亞當•安徒生（Adam Anderson）這位紳士的素樸的《商業年鑑》罷。在那《年鑑》中，這位紳士對於以次的事實，竟大擂大鼓地說是英國的勝利。那事實是：奴隸的貿易，原來只行於非洲和英領西印度之間的，後來英國依烏特勒希特媾和判談，與西班牛人成立《英西條約》，始由西班牙人，取得一種在非洲和西領美洲之間經營奴隸貿易的特權。英國由是至1743年為止，每年得供給西領美洲四千八百個黑人。同時，這又成為英國走私貿易的政府的掩護。利物浦市就是以奴隸貿易為基礎，進於繁榮的。奴隸貿易就是它的原始蓄積方法。那怕在今日，利物浦的「體面」，還存在讚揚奴隸貿易的抒情詩人身上。那種貿易——參照已經引述過的亞金（1795年）的著述——「和同市商業所賴以急速達於現在這種繁榮狀態的冒險精神相一致，那曾對於航海業與海員，給與莫大的工作機會，且大大增進了英國製造品的需要」。利物浦使用在奴隸貿易上的船舶，1730年為十五艘，1751年為五十三艘，1760年為七十四艘，1770年為九十六艘，1792年為一百三十二艘。 在英國使兒童奴隸制度見諸實施的棉工業，又在美合眾國，成為一個刺激，使從前多少帶有家長制性質的奴隸制度，轉化為商業的榨取制度。一般說歐洲工資勞動者的半開門的奴隸制度，即以新世界的無所掩蔽的奴 隸制度為基礎[64]。 要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永遠自然法則」；要完成勞動者與勞動條件的分離過程；要在一極，使社會的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一極，使民眾轉化為工資勞動者，轉化為自由的勞動貧民，（近世史上的人為的產物）[65]，必須有極大的辛苦。奧琪爾說，貨幣「出現世上，會在頰的一邊，帶有生成的血痕」[66]，我們也可說，資本出現世上，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滲透著血和污物[67]。 Ⅶ　資本主義蓄積之歷史的傾向 資本的原始蓄積，換言之，資本之歷史的發生，究竟是什麼呢？在不是由奴隸和農奴直接轉化為工資勞動者的限度內，換言之，在不僅僅有形態變化的限度內，那等於是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即等於是以生產者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財產的解體。 與社會的集體所有的財產對立而言，私有財產僅存在於勞動手段及外部勞動條件屬於私人的地方。不過，這種私人，有勞動者與非勞動者的不同；因此，私有財產也有彼此不同的性質。私有財產在最初一看，雖呈現無數濃淡不等的色度，但這種色度所反射的，不過是這兩極間的各種中間狀態。 勞動者私有他的生產手段，那是小經營的基礎。此小經營，在社會生產和勞動者自身的自由個性的發展上，為必要條件。這種生產方法，雖也存在於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及其他隸從關係之內，但其全面的展開，其全部精力的奔放，其適當而典型的形態的採用，卻限於在勞動者自由私有其勞動條件的地方。就農民說，是私有他自己耕作的土地；就手工業者說，是私有他自己以專門技術者資格處理的工具。 這種生產方法，系以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的分散為前提。此等生產手段的累積，乃至合作，乃至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自然之社會的支配及統制，以及社會生產力之自由的發展，均為這種生產方法所不能有。這種生產方法，與生產及社會之狹隘的自然發生的限界相一致。要使這種生產方法永久保存，用帕克爾（Pecqueur）的適當的說明，等於「令行普遍的凡庸」。這種生產方法一經發達到一定的程度，就會齎來破壞它自身的物質手段。在這瞬間以後，社會的胎內，將開始發出諸種的力和熱情，並感到那種生產方法的梏桎。它不得不被破壞，並且被破壞了。這種破壞，便是個人的分散的生產手段，轉化為社會的累積的生產手段，便是多數人零碎所有的財產，轉化為少數人大量所有的財產，也即是民眾的土地，民眾的生活資料，和民眾的勞動工具被剝奪。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就是資本史的前奏曲。這種剝奪，包含有一系列強力的方法。我們所考察過的，只是資本原始蓄積上有劃時期意義的方法罷了。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以極無情的橫暴手段，在最可恥最醜惡最卑劣最可厭的慾念衝動下進行的自力獲得的私有，是以個別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之融合為基礎，但這種私有，為資本主義的私有所驅逐了，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則以他人的在形式上自由的勞動之榨取為基礎[68]。 當這種轉變過程在其深度上闊度上都夠分解舊社會時，當勞動者轉化為無產者，其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時，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用自己的腳站起來時，勞動的進一步的社會化，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進一步化為社會利用的共同的生產手段的轉化，從而，私有者的進一步的剝奪，就要採取一個新的形態的。這時被剝奪的，不復是自己經營的勞動者，只是榨取多數勞動者的資本家。 這種剝奪，是由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法則的作用，即由資本的集中，完成的。一個資本家往往使許多資本家倒斃。伴著這種集中現象（多數資本家為少數資本家所剝奪），勞動過程的合作形態，將益益發展為大規模的，科學之意識的技術的應用將發達，土地的計劃的利用將發達，勞動手段將更轉化為僅能共同利用的勞動手段，一切生產手段，當作結合的社會的勞動之生產手段使用，將更加經濟，一切國民在世界市場網上將更加錯綜，由這許多事實，資本主義的國際性質將發展。在轉變過程中橫奪獨占一切利益的大資本家數，不斷減少，同時，窮乏，壓迫，隸屬，頹墮，榨取等等之量，則益益增大。但同時，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自身機構所訓練，所統合，所組織，而人數不絕膨大的勞動者階級的反抗，也增長。資本的獨占，成了伴隨此獨占，並在此獨占下繁榮起來的生產方法的桎梏。生產手段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一達到與資本主義外殼勢難兩立之點，這種外殼就要破裂。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響起來了。剝奪者被剝奪了。 由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生出的資本主義占有方法，即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個人的以自身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又以一種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出它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之否定。這種否定，並不是恢復勞動者的私有制，但將以資本主義時代已有的造詣為基礎，以合作及土地與生產手段（由勞動所生產的生產手段）的共有為基礎，建立一種個人的所有制（individuelle Eigentum）。 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一種轉化。以事實上已以社會生產經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社會所有制，又是一種轉化。與後一種轉化比較起來，前一種轉化，自然是遙為持久，遙為酷烈，遙為困難的過程。因為在前一場合，成為問題的，是少數掠奪者對於民眾的剝奪，在後一場合，則成為問題的，是民眾對於少數掠奪者的剝奪[69]。 * * * [1]資本主義的生產，最初是在義大利發展，而農奴關係的分解，也在那裡最早發生。義大利農奴，在獲得土地時效權以前，就已經解放了。他們一經解放，就成為自由的無產階級；而在當時，那些大抵由羅馬時代傳下的都市，又已經有了歡迎他們的新主人。但十五世紀末葉以來，世界市場發生革命，義大利北部的商業至上權被破壞時，卻發生了與上述方向相反的運動；那就是：都市的勞動者，大批地驅往農村，因而對於園藝經營式的小規模耕作，給予了空前的刺激。 [2]「以自己的手，耕自己的田的小土地所有者所過的生活，是相當順適的。……他們在當時，比在現在，在國民中占有遙為重要的部分。如其當時的統計可以徵信的話，靠耕種小自由所有地而生活的人，計有十六萬之多（把他們的家族合算起來，定然占有全人口的七分之一以上）。這種小地主的年平均所得，……為60鎊至70鎊。自耕土地的人數，是比較租耕土地的人數為多的。」（麥皋萊著：《英國史》第10版倫敦1854年第Ⅰ卷第333頁334頁。）甚至在十七世紀最後三十餘年間，英國人口尚有五分之四為農民。（前書第413頁。）我所以在這裡引述麥皋萊，因為他是歷史的有組織的偽造者，他對於這類事實，是儘可能加以抹煞的。 [3]我們決不要忘記，就連農奴也不僅是住宅所附屬的一塊小土地的所有者（雖然是有貢納義務的所有者），且為共同土地的共同所有者。米拉波在他所著《普魯士王國》中，說「那裡（西里西亞）的農民，就是農奴」。但他們是共同地的所有者。「當時的西里西亞人，尚不曾獲得分割共同地的刺激。但在新界之內，殆沒有一個村落，在實行這種分割時，沒有獲得最大的成功」。（《普魯士王國》1788年刊第2卷第125頁126頁。） [4]在日本，土地所有的組織，是純粹封建的；小農的經營，是頗為發達的。該國的情形，較之一切大都在資產階級偏見下寫成歷史書，是遙為忠實可靠的歐洲中世紀的描寫。犧牲中世紀而取得「自由」，那是再便當不過的事！ [5]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在其所著《烏托邦》中，曾說英國是一個奇怪國度，那裡的「羊子，把人吃盡了。」（見魯濱孫譯《烏托邦》亞伯爾版倫敦1869年第41頁。） [6]培根曾就自由而小康的自耕農與優秀的步兵間之關聯，作這樣的說明：「為了使有工作能力的人不致陷於貧困，而替他們準備充分的租地，那對於我們王國的權力和威儀，是極關重要的。要達成這種目的，我國土地的大部分，就得轉移於介在紳士與小屋農及隸農之間的小農階級或中等人民，成為他們的所有。……照一切軍事專門家的主張……軍隊的主力，在於步兵。那些在奴隸窮乏境遇下育成的人，決不能成為優良的步兵的，只有在自由而小康境遇下育成的人，可以。所以，一國如過於重視貴族及上流人士，使農民與耕作者，變為他們的勞動者，隸農，或小屋農（那不過是有地方棲身的乞丐），那一來，縱令能有良好的騎兵，也決不能得到堅忍卓絕的步兵。……在法蘭西，義大利及其他諸國就是如此。在此等國家中，人民只有兩極，一極是貴族，另一極是窮乏的農民；由是，它們的步兵隊的組織，就只好雇用瑞士人為庸兵了；人民儘管多，但卻幾乎沒有兵士。」（培根著：《亨利七世傳》——肯奈特Kennet著：《英吉利》1719年版全本翻印倫敦1870年第308頁。） [7]「公共衛生第七報告1864年」第184頁。——「依照舊法律分派的土地量，就今日來判斷，對於勞動者是嫌過大了；不如把他們變為小規模租地農業者。」（喬治•洛伯茲G. Roberts著：《過去數世紀英格蘭南部諸州人民之社會史》倫敦1856年刊第184頁185頁。） [8]「貧民參與什一稅分配的權利，是由昔時法律條文的語意所確定了的。」（杜克提Tuckett著《勞動人口之今昔狀態史》第Ⅱ卷第804頁第805頁。） [9]威廉•科培特（William Cobbett）著：《宗教改革史》第471節。 [10]新教的「精神」，可由以次的事實而征知的。在英格蘭南部地方，若干地主與富裕的租地農業家，曾鳩首集議，就伊利薩伯女王的救貧法的正確解釋，起草十項質問；他們把這十項質問，就正於當時著名的一位法學者，即高等律師斯尼格（Sergeant Snigge——後來曾為傑姆斯一世治下的審判官），而請其開陳所見，其中第九項質問是：「本區比較富裕的租地農業家們，設計了一種巧妙的方法。用這方法，實施這個條例（伊利薩伯第四十三年）所遭遇的一切困難，都可除去。那方法就是：他們創議在本教區設立一個監獄。然後通告鄰人：如有誰決定租地於這教區的貧民，他就可在一定的時日，以密封函件，提出他接引他們的最低價格；那些貧民，必須關在上述的監獄中，才不能拒絕這種引渡的。這種計劃的創議者，以為在鄰近諸州，尚有人不願勞動，同時又沒有財產信用，足獲得土地或船舶，那是坐食生活所必要的。他們以為，盡可誘導這種人，使他們對教區，為最有利的貢獻，貧民如其在僱主保護下死亡了，罪在僱主，教區總算對於他們盡了義務。固然依據現行條例，我們恐怕，這種有思慮的方策，不能見諸實行。不過，諸君要知道，本州及鄰接諸州的獨立農民，都樂於加入我們這個組織，並慫恿他們的議員，提出這樣一種法律：「允許監禁貧民，並強迫他們勞動，如其貧民拒絕這種監禁，拒絕這種強迫工作，則不與以任何救濟。我們希望，這種法律。可以使貧乏者不要求救恤。」（布拉基R. Blakey著：《從極初時代以來的政治文獻史》倫敦1855年第Ⅱ卷第84頁85頁）——蘇格蘭廢除農奴制度，較英格蘭後幾百年。遲至1698年，沙爾敦的佛勒雪（Fletcher）始在蘇格蘭的議會中這樣宣言：「蘇格蘭的丐，不下二十萬人。我在主義上為共和論者，但我所能提倡的唯一救治方策，就是恢復農奴制的舊狀態，把一切無能力營獨立生計的人，變為奴隸」。艾登在其所著《貧民狀態史》第Ⅰ卷第一章第60頁第61頁中，也同樣說：「農奴制的退步，好像必然會齎來貧乏；製造業與商業，是我國貧乏的父和母」。艾登和那位在主義上為共和論者的佛勒雪，不過在這一點上有錯誤：那就是使農民變為無產階級的，從而，變為被救恤民的，不是農奴制的廢止，而是農民土地所有權的廢止。——法蘭西的剝奪形態是不同的；在那裡，與英國救貧法相當的法律，是1571年的摩林（Moulins）法令與1656年的敕令。 [11]羅傑士君在他著述《農業史》的當時，雖還是新教正統派的溫床牛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但在該書序言中，他卻力說宗教改革，是使民眾化為被救恤民的手段。 [12]一個薩福爾克紳士著：《給本布利勳爵書，論食品價格的高昂》（依蒲斯維1795年第4頁）。《當前食品價格與租地大小之關係》一書的匿名著者，雖是一位大租地制的狂熱擁護者，但在該書第133頁卻說「我看到，支持我國國民獨立的一群自耕農的消滅，是不勝其悲痛的。他們的土地，現在都落到獨占的地主手中了；地主把他的土地，分租於小租地農，小租地農則在比隸農——他們隨時準備在不幸的時候，聽人召喚的——無任何優點的條件下，保有他們的租地。當我看到這現象時，我也是不勝其戚戚的。」 [13]關於這位資產階級英雄的私人道德，請看下面的事實罷——「他在1695年，以愛爾蘭的重要土地，給與鄂克奈夫人，因為這位夫人為國王所寵幸，且在上流社會中占有非常的勢力。……她的高貴的任務，被人猜想是不名譽的任務。」（大英博物館《斯羅恩稿本集》第4224號。）那個稿本的標題是：「由桑麥斯，哈利福克斯，牛津及斐爾倫等給希爾斯堡公爵書簡中看到的威廉王的品性與行為。」這是一個珍奇的作品。 [14]「半賣半贈，非法讓渡御用地，是英國史上的污穢的一章，……是對於國家的一大欺詐。」（牛曼F. W. Newman著：《經濟學講義》倫敦1851年第129頁130頁）——（關於今日英國大地主們如何取得土地所有權的詳細情形，可參照洛布勒斯•奧布勒Noblesse Oblige著：《我們的舊貴族》倫敦1879年——F. E.） [15]例如，柏克（Edmund Burke）記述貝福爾德公爵家——其後裔，便是「自由主義的山雀」約翰•羅素爵士——的小著，即可供參考。 [16]「租地農業家不准小屋農在他們自身及子女外，保有任何的生物。他們的理由是：如其他們飼養家畜或家禽，就不免會向他們的倉庫盜取飼料。他們並說：一直讓小屋農民貧窮下去啊！要這樣，他們才肯勤勉呢。但我相信，真的事實是：租地農業家，要把共同地的一切權利，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裡。」（《圈圍荒地的結果之政治學的研究》倫敦1785年第75頁。） [17]艾登著：《貧民的狀態》序言第17頁19頁。 [18]「資本租地」（Capital-farms）。一個實業家著：《論麵粉業與食物高價的兩封信》倫敦1767年第19頁第20頁。 [19]「商人租地」（Merchant-farms）《食品高價的研究》倫敦1767年刊第11頁注。這個匿名刊行的佳作，是牧師福斯德（Nathaniel Foster）著的。 [20]湯瑪斯•萊特（Thomas Wright）著：《論大租地的獨占，一封給與大眾的簡訊》1779年第2頁3頁。 [21]牧師亞丁敦（Addington）著：《開放地圈圍之贊成的論據和反對的論據》第Ⅱ卷倫敦1772年第37頁至43頁及其他各處。 [22]蒲萊斯博士前揭著作，第Ⅱ卷第155頁。試一讀福斯特，亞丁敦，肯特，蒲萊斯，傑姆斯•安徒生的論著。把這些論著，和麥克洛克在他的目錄著作《經濟學文獻》（倫敦1845年）中所提示的慘澹而阿諛的饒舌，一加比較罷。 [23]蒲萊斯前書第147頁148頁。 [24]蒲萊斯前書第159頁。這使我們想起古代羅馬了「未分割的土地的大部，是由富者占有。他們就當時的事態，斷定他們所占有的土地，不會被奪還的，於是，他們就把那些附近的屬於貧民的小塊土地，半買半劫奪地併合起來。他們現在已不是耕作零碎小塊土地，而是耕作廣大的領域了。他們在農耕和飼畜上，都使用奴隸。因為自由民是不事勞動，只服兵役的。奴隸既免除兵役義務，能夠自由增殖，能夠有多數子女。所以，在這點上，占有奴隸，是非常有利的。由是，強而有力者，獨占了一切的富，一切的土地都充滿奴隸了。在另一方面，義大利人則由貧困，貢賦，兵役等等的磨折，而益益減少了。就在和平的時候，他們仍不能不過著完全無所事事的生活。因為富有者已占有土地，他們不用自由民耕種土地，都用奴隸耕種土地了。」（亞庇安Appian著：《羅馬內戰》第Ⅰ篇第7章。）以上的敘述，系以里希尼法典以前的時代為對象。加速羅馬平民之沒落的，是兵役；而查理曼大帝助長德意志自由農民之隸農化及農奴化的主要手段，也同樣是兵役。 [25]《食品高價與租地大小之關係》第124頁第129頁。以下的引述，其傾向雖相反，其主張則一致——「勞動者由小屋被驅逐，為求職而流往都市；但由是有大量的剩餘造出了，資本也增大了。」（《國難》第二版倫敦1843年刊第14頁。） [26]牛曼著：《經濟學講義》第132頁。 [27]斯杜亞說：「如果你把此等土地的地租」（他錯誤地把地租這個經濟學上的範疇，應用於小農對族長所納的貢物）「與土地本身的大小加以比較，那曾覺得是極小的。但若把它和租地所養的人口數比較，你將發現：蘇格蘭高地的所有地，和肥沃地方的同價值的所有地比較，也許能夠維持十倍的人口。」（《斯杜亞全集》第Ⅰ卷第16章第104頁。） [28]傑姆斯•安徒生著：《論振興國民產業精神之手段》愛丁堡1777年。 [29]在1860年，那些被剝奪了的人們，都在一種虛偽的口實之下，被強迫輸往加拿大。其中，有些人逃往山中，逃往附近的小島去。警官追趕他們，他們一面與警官格鬥，一面逃走。 [30]亞當•斯密的注釋者布哈南說：「在蘇格蘭高地一帶，舊來的所有權狀態，現已日復一日地，破壞了。……地主不顧慮世代租地人」（這個語辭，也用錯了）「把土地提供於最高價格的投標者。如其這個投標者是一位改良家，他立即就要採行新耕作制度。所以，在先前，那些土地原是廣布著小租地人與農業勞動者，但其人口尚與生產物保持均衡。然在耕作改良地租增大的新制度下，人們開始要以儘可能最小的費用，獲取最大的生產物了；為達到此目的，無用的人手是要除去的；於是，人口減少了，但其減少，不是依照土地能夠維持的程度，卻是依照土地所能使用的程度。被驅逐的租地農民，乃向附近的都市去尋求生活……」（布哈南著：《亞當•斯密國富論述評》愛丁堡1814年第Ⅳ卷第144頁。）「蘇格蘭的貴族，像拔除小樹一樣地驅逐其人民的家族：他們像被野獸苦惱的印度人，復仇地，蹂躪野獸一樣，對待村落和住民。人竟與一頭羊的毛或一頭羊的肉，或與更低的代價，交換了。……當蒙古人侵入中國北部時，曾提議剿滅其住民，而將其土地牧場化，但蘇格蘭高地的地主在這種建議上所抱的企圖，比蒙古人的提議，還要卑劣。他們有許多人，確曾實行這個建議，而在自己國內，對待自己的國民。」（喬治•恩梭爾George Ensor著：《各國人口的研究》倫敦1818年第215頁216頁。） [31]蘇德蘭女公爵，為要表示她對於美洲共和國的黑人奴隸之同情——但當「高貴的」英國人的全心臟，都為奴隸所有者而鼓動的南北美戰爭當時，這位貴婦人和她的同輩的貴婦人們，都持重地，忘記表示這種同情——曾在倫敦鋪張揚厲地，歡迎《叔父托姆的小屋》著者斯托（Beecher Stowe）。正在那時候，我卻在《紐約論壇》上，披露了蘇德蘭奴隸的關係（卡勒在其所著《奴隸貿易》倫敦1853年第202頁203頁中，曾部分的，抄引我這種敘述）。這篇文章，被一個蘇格蘭的報紙所轉載，並曾由是，在該報紙與蘇德蘭的阿諛者間，引起一種有趣的論爭。 [32]關於這種魚買賣的趣事，在大衛•厄哈特（David Erquhart）所著《挾帖新集》中可以見到。——西尼耳在他前面引述過的遺稿中，竟稱揚「蘇德蘭州的處置，為開天闢地以來的最有利益的掃除運動之一。」 [33]在蘇格蘭的鹿林中，並沒有一株樹木。那不過由禿山驅出羊群，趕進鹿群，故名之為「鹿林」。「造林」是全談不到的。 [34]蘇麥斯（Robert Somers）著《來自蘇格蘭高地的書簡》或《1847年的饑饉》倫敦1848年由第12頁到18頁及其他各處。這些書簡最初是在《泰晤士報》發表。英國的經濟學者，都把1847年格蘭人的饑饉原因，歸之於人口過剩。無論如何，他們總是壓迫著他們自身的生活資料。「所有地掃除」（"clearing of estates"）一語，在德國是稱為「農民放逐」（"Bauernlegen",）。德國的「農民放逐」，特別是推行於三十年戰爭以後。遲至1790年，古薩克森侯國，竟因此發生農民的暴動。那在東德意志是推行得非常徹底的。在普魯士許多地方，農民的所有權，是由斐特烈二世第一次確定的。他在征服西里西亞後，就叫地主再建小屋，再築倉庫，並為農民供給家畜和器具。因為他的軍隊，非有兵不行，他的國庫，非有納稅者不行。但在另一方面，農民在斐特烈的財政與專制主義的，官僚主義的，封建主義的混合行政之下，究竟過的是怎樣的愉快生活呢，那可由斐特烈的崇拜者米拉波的以次敘述來征知——「亞麻為北德意志自耕農民的最大財富之一。然那對於人類，只不過是妨止極端窮乏的一種手段罷了，那並不是什麼福祉的源泉。德意志的自耕農民，須支付直接稅，擔負徭役，及各種類的服役。但除此以外，他們對於他們所購買的一切物品，還要支付間接稅。……而使他們完全歸於滅亡的另一事實，就是不能在自己願意的場所，以自己願意的方法，出賣他們的生產物。他們並還不敢向那些以較廉價格供給商品的商人，購買他們的必需品。由於所有這些原因，他們就在不知不覺間，逐漸陷於破滅了。本來，他們不紡績，也就不能在規定的日期，繳納直接稅的。紡績業使他們的妻，他們的子女，他們的僕婢，乃至他們自身，得有有用的勞作，並由是給他們一個財源。但雖然有這種補助手段，他們的生活仍是可憐極了咧。在夏季，他們像扁船上的奴隸一樣，從事耕作收穫的勞動；每天晚九時睡覺，早兩點鐘就要起來工作。在冬季，儘管需要大大的休息，以恢復體力，但為要湊集應繳的賦稅，連自家吃的穀物，和來年播種用的種子，也要賣掉，因此，在這個時節，他們為要填補這種不足，遂不得不從事紡績勞動。且還得極勤奮地從事這種勞動。他們在冬季常在深夜或午前一時就寢，在午前五時或六時起來，或晚間九時就寢，午前二時起來。除了星期日以外，每天都是如此。這種過度的不眠與過度的勞動，使人橫受摧毀了，由是竟招來農村男女較都會男女早老的結果。」（米拉波著：《普魯士王國》第Ⅲ卷第212頁以下。） 第二版加註：在1866年4月，即在前揭蘇麥斯著述刊行18年後，教授勒維（Lecne Levl）在技術協會上，曾就牧羊場轉化為鹿林的事實，作一次講演。他在這演講中，有一節敘述蘇格蘭高地荒廢狀態的加甚，說：「人口的消滅與耕地的牧場化，是一種毫無所費的最便利的獲取所得的手段。……鹿林代牧羊場而出現，那是蘇格蘭高地的一般的轉變。地主以前把農民由其所有地驅逐，現在同樣驅逐羊，而歡迎新的租地人——野獸和羽禽之屬——了。由福爾發州的達爾好西伯爵的領地，以至約翰•奧戈洛茲一帶，森林是連綿不斷的。……在此等森林中，許多都有狐，山貓，黃鼬，臭貓，鼬，野兔等等，最近更把家兔，栗鼠，鼠等等加進來了。有廣大的地帶（依蘇格蘭統計中的描述，那些地帶都有具有極大豐度和面積的牧場），都像這樣，不許耕作，不許改良，而只在一年的短短期間內供少數人娛樂。」《倫敦•經濟學界雜誌》在1866年6月2日出版的那一號中說：「前周，某蘇格蘭新聞的記事中，載有以次的消息：蘇格蘭的最良牧羊場之一，最近每年提供1,200鎊的地租，但到租賃契約滿期的今日，那塊牧羊場被轉化為鹿林了。從前，諾曼征服者威廉為造新林而破壞三十六村的封建本能，竟在這種場合發生作用了。包含有蘇格蘭最肥沃土地在內的2,000,000英畝地，……現在已完全聽其荒蕪了。格倫•梯爾特地方的野草，算在帕爾茲州最富有榮養的牧草內了。本•阿爾德的鹿林，原是柏德洛奇地方的最良牧地。黑山鹿林的一部分，原是最宜於餵養蘇格蘭的黑面羊的。至若在蘇格蘭全土中，純粹以娛樂為目的而聽其荒蕪的土地，究有多大的範圍，我們可由其面積較大於整個帕爾茲州的面積這一件事而知。因此強制荒廢所引起的損失，就本•阿爾德森林所含的資源看來，也不難推知。本•阿爾德森林可養活15,000頭羊，但這森林在蘇格蘭全森林面積中，不過占有十三分之一罷了。……此等森林地，現在完全變為不生產的了，儼然像沉陷在北海底一樣了。……像這種臨時造出的荒蕪或荒廢，是應該以斷然的立法干涉來剷除的。」 [35]《工商業論》（1770年）的著者說：「英國人在愛德華六世時代，就似乎已經認真地，開始製造業的獎勵和貧民的使用了。那可由當時『一切浮浪者應附以烙印』這一條值得注意的法律，而知」。（前書第8頁。） [36]湯瑪斯•摩爾在其所著《烏托邦》中說：「於是，就導來以次的事態：彼貪饞無厭的貪慾者（簡直是他出生地的傳染病），一下把幾千英畝的土地，用柵或垣圈圍起來；對於原先的所有者，就用種種欺騙的不法手段，或用暴力，以苦累他們，使他們不得不賣掉他們所有的一切。他們這些可憐的愚魯的窮困者，男的，女的，丈夫，妻子，孤兒，寡婦，乃至抱著乳兒的母親，一律無赦的被迫離開。他們雖缺乏資力，但卻多的是人口，因為從事農業，必須有許多人。他們既由自己慣熟的住宅被驅逐出來，安身無地，常徬徨於道中。他們所有的家俱，雖然不值什麼，但如有充裕的時間，也許不難多換出一點錢來，可是他們既在倉卒之間被迫離開，自然只好白白丟掉了。當他們到一文莫名的徬徨的時候，若為盜去，那就會在一切的法律形式，遭受絞刑；那麼，除了當乞丐，就無路可走了。但一為乞丐，就要以不勞動而流浪的理由，當作流浪者，投到監獄去的。他們儘管希望勞動，但誰也不肯給他們勞動。」在湯瑪斯•摩爾所說的這些迫而為盜的可憐的被放逐者中，「有七萬二千大大小小的犯人，在亨利八世時代被殺掉」。（霍林雪德Holinshed著《英國記》第Ⅰ卷第186頁。）在伊利薩伯女王時代：「差不多沒有一年，沒有三四百無賴者，系成行列，牽上絞首台去」。（斯特萊蒲Strype著《伊利薩伯女王聖代之宗教改革運動，國教運動及英格蘭教會及其他各種事變編年紀》第二版第1725年第Ⅱ卷。）據這位斯特萊蒲所說，在桑牟塞州，一年中被殺的有四十人，附烙印的有三十五人，遭鞭打的有三十七人，當作「不可救藥的流浪人」而被釋放的，有一百八十三人。不過，他還說：「因為裁判官的怠惰，和人民之愚昧的同情，這許多被告者，實際不及實際犯罪者總數的五分之一」。他更附帶表示：「在這點，英格蘭其他諸州，不但不較桑牟塞州好，卻有許多更較桑牟塞州壞。」 [37]亞當•斯密說：「不論何時，立法院如企圖調解僱主與勞動者間的爭執，其法律顧問常為傭主。」林格（Linguet）說：「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權。」 [38]一個律師著《自由貿易的詭辯》倫敦1850年第55頁。這位著者還辛辣地說：「我們常為僱主說話，現在就不能為被雇者有所作為麼？」 [39]依據傑姆斯二世治下第二年法律第六章某一條，就知道若干制布業者，是在怎樣僭越地以治安裁判官的資格，為自己的工作場所，施行公定的工資率。——在德國，尤其在三十年戰役以後以降低工資為目的的法律，是屢屢見到的。「對於人口稀薄地方的土地所有者，僕婢和勞動者的缺乏，是一件頗麻煩的事，任何村民，皆不許以住宅貸於獨身的男女；如其有這種投宿者，一定要報告官廳；並且，這種投宿者如不願為僕婢，那怕他們已經在領受日工資，為農民從事播種工作，或已經在穀物買賣的經營上生活，都須投入獄中。」（《帝國對於西里西亞的特權與法令》，第Ⅰ章第125條。）不欲遵從苛刻的條件，不以法定工資為滿足，就是惡意不可理喻的無賴者；一世紀來，地主的皇皇文告中，對於這種無賴者，是責罵備至的。任何個別地主，都禁止超過地方規定的工資率給予工資。然三十年戰爭停止後的服務條件，猶較百年以後的服務條件，為優越。在1852年，西里西亞的農仆，每周吃肉兩次，然至現世紀，西里西亞竟有些地方，每年僅吃肉三次。以日工資而論，在三十年戰爭後，也較此後一世紀為優。（格斯塔夫•佛列依塔格Gustav Freytag。） [40]這法律第一條說：「廢止一階級或一職業的各式各樣的市民結合，是法蘭西憲法的根本基礎之一，故禁止以任何口實任何形式，恢復那種結合。」其第四條還說：「經營同一職業技藝或手工業的市民，如果為要拒絕勞動，成為要領受一定價格才肯勞動，而相互集議相互協定，那種集議和協定，有違憲法，應視為是自由與人權宣言的破壞」，從而，像舊勞動法所規定的那樣，是國事犯。（《巴黎的革命》巴黎1791年刊第Ⅷ卷第523頁。） [41]畢雪（Buchez）與洛（Roux）合著：《議會史》第X卷第193頁至195頁。 [42]哈利生（Harrison）所著《英國記》中說：「雖然原租4鎊的地方，現在要租到40磅，但臨到租賃契約滿期時，如其租地農業家手中沒有蓄下六七年的地租額，他就會覺得，他的利得是太少了。」 [43]關於十六世紀貨幣價值低落所及於社會各階級的影響，可參照蘇格蘭一個紳士著：《關於現今我國各種不平事態的簡單調查》（倫敦1581年）。因為這部書是用問答體寫的，故有一個長時期，人們都相信是出自莎士比亞的手筆，延至1751年，仍是以他的名字刊行。其實，這部書的真著者，是威廉•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在其中某處，騎士曾作以次的推論： 騎士：「你，我的鄰人，農夫啊；你，雜貨商啊；你，銅匠及其他手工業者啊——你們都能真正擁護你們自身的利益。因為，現在一切物雖都比從前昂貴了，但你們所出賣的物品和勞動，也同樣昂貴了。然在我，我沒有什麼可以販賣，只購買高價的物品，所以我雖想由販賣物品漲價，來抵償購買高價物品的損失，但無法辦到。」在其他處，騎士問博士： 「請問：足下意下的人，究是指著那種人呢？首先，且看在這場合，究竟誰是毫不受損失的人？」博士：「那是指靠買賣而生活的一切人，因為他們以高價購買進來，以高價販賣出去。」騎士：「然則在這時候，你說誰是受到利得的人呢？」博士：「是依照原地租額繳納地租的一切租地耕作者。因為他們以舊來的價格付納，以新的價格出賣。那就是，他們所付納的地租低廉，而由土地所獲得的生產物價格高昂。」騎士： 「所受損失較大於利得的，你以為是怎樣的人呢？」博士：「那就是一切貴族，騎士，以及其他依固定地租固定薪俸生活，不耕作土地，也不從事買賣的人。」 [44]法國在中世紀之初，有一種由封建領主領受報酬的管理徵收人，被稱為「雷幾雪」（der regisseur）。他們由聚斂與欺瞞的方法，一躍而變為資本家，變為實業家（homme d' affarres）。在雷幾雪中，往往還有成為貴族的。參看「柏聖松城守傑克•德•托冷氏，就1359年12月25日至1360年12月18日應繳納於巴根侯爵伯爵的地租，向他們的狄將地方的管賬先生提出的計算書。」（亞勒克希斯•蒙台Alexis Monteil著：《稿本史》第244頁。）我們由此知道：在社會生活的一切部面，究有多大的分額，歸屬於那些中間人。拿經濟方面來說，金融業者，證券交易業者，大商人，零賣商人等，是把營業上的精華吸取去了；拿民法方面來說，律師是請託人的寄生者；拿政治方面來說，議員較選舉人重要，各部大臣較主權者重要；拿宗教方面來說，上帝被「中保人，」推在背後，而此中保人更被牧師們所橫奪，這些牧師把自己插入善良的牧羊者與羊之間，充作無可避免的中間人。在法國，也正如在英國一樣，大封建領地分割為無數的小農地，但那種分割的情形，還更不利於農民。在十四世紀，租地或當時所謂『特利爾』（terriens）出現了。其數繼續增多，甚至遠在100,000以上。此等租地，系以貨幣或現物的形態，支給生產物1/5或1/12或為地租。租地的面積，有許多僅包含若干莫爾根，依其價值的高低與面積的大小，或者稱為封土（fief），或者稱為副封土（sub-fief）。所有這些租地，對於居民，都享有某種限度的裁判權。在裁判中，有四個等級。農民在這些小暴君之下，曾遭受怎樣的壓迫，我們是不難由此推知的。據蒙台說：有一個時候法國有160,000個法庭。而在今日的法國，就把治安裁判法庭合起來，也只有4,000個。 [45]見他所著《自然哲學概論》（巴黎1838年）。 [46]這是斯條亞極力主張的一點。 [47]資本家說：「如其把你手中僅有的東西，都給與我，當作我命令你的酬勞，我將讓你有服事我的榮譽。」（盧騷Jean Jacques Rousseau《經濟學論究》日內瓦1760年第70頁。） [48]米拉波著：《普魯士王國》第Ⅲ卷第20頁至109頁及其他各處。米拉波以分散的工作場，較「集合的」工作場為更經濟更生產；並把後者看為是政府所培養的人工的溫室植物。那是可由歐洲大陸當時製造業大部分的狀態，來說明的。 [49]「勞動者家族，在從事其他勞動之餘，努力生產二十磅羊毛，使其轉化為一家一年的衣著物；這本是區區不足道的。但若將其搬往市場，送入工廠，通過經紀人，與商人，則將引起頗大的商業活動，從事這種商業活動的名義資本，也須二十倍於這物品的價值。……勞動者階級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為維持悲慘的工廠人口，維持寄生的零賣商人階級，維持空虛的商業制度，貨幣制度，金融制度而被榨取的。」（厄哈特著：《通用語集》倫敦第120頁。） [50]在克倫威爾時代，這是例外。在共和制度繼續的限度內，英國一切階層的民眾，都由他們在杜鐸爾王朝墮落的坑中，得救了。 [51]就在採用機械的同一個時候，大規模的現代羊毛工業，由嚴格的製造業，由農村的或家庭的製造業的破壞中，發生起來了，這事實；杜克提是意識到了的。（杜克提著：《勞動人口今昔狀態史》第Ⅰ卷第139頁至144頁。）「犁與軛，為神所發明，為英雄所使用。織機，紡錘，紡車的由來，沒有這樣高貴麼？你們把紡車與犁分開，把紡錘與軛分開時，就產生了工廠與救貧院，信用與恐慌，就造出了農業與商業兩個相對抗的國民。」（厄哈特著：《通用語集》第122頁。）這裡就導來了卡勒對於英國行動的不平鳴了，他的不平鳴，確有理由，他說：「英國使其他一切國家，轉化為純粹農業國，而它自身則成為工業國」。他表示：「土耳其就是這樣破滅了的。因為英國不允許土耳其的土地所有者及耕作者，把他們犁和織機，槌和耙自然聯合起來，以鞏固他們自身。」（《奴隸貿易》第125頁。）據卡勒說，那位厄哈特，就是為英國利益而宣傳自由貿易，而破滅土耳其的主動人物之一。由是，這裡就有一件趣事了，上述的分離過程，本來是由保護制度所促成，卡勒（他是一位俄羅斯農奴制度的熱望者）卻想用保護制度來予以阻止。 [52]英國博愛的經濟學者，如穆勒、羅傑斯，高德文，斯密，福塞特等；自由主義的工廠主，如約翰•布萊特及其一派，都像上帝向開因詢問亞伯爾的行蹤一樣，向英國的土地貴族們，詢問我們那幾千獨立農民何處去了？諸公又是從何處來的？在那些獨立農民的破滅中出來的呀。諸公為什麼不進一步問：獨立的織布業者，紡績業者，手工業者，往何處去了呢？ [53]industriell一字，在這裡，是用在與「農業」相對立的意義上；若照其「範疇的」意義解釋，則租地農業家和工業家，同為industrieller Kapitalist（產業資本家）。 [54]《自然的所有權與人為的所有權之比較》倫敦1832年第98頁99頁。這個匿名的著作，系成於湯瑪斯•浩治斯金之手。 [55]不僅如此，就是遲至1794年，里茲市的小織布業者，尚派代表向議會，請制定一種法律，禁止任何商人成為製造業者。 [56]威廉•霍維特（WilliamHowitt）著《殖民與基督教——歐洲人在殖民地待遇土人的通俗歷史》（倫敦1838年第9頁）。關於奴隸的待遇，查理士•孔德（Clarles Comte）在其所著《立法論》（第三版布魯塞1837年）中，編入了很好的材料。如要知道，資產階級在能無所顧忌，照著自己的形像來模造世界時，他們會怎樣處理他們自身和勞動者，我們對於這部書，是應作詳細的研究的。 [57]前爪哇副總督拉佛爾斯（Thomas Stamford Raffles）著：《爪哇及其屬領》倫敦1817年。 [58]在1866年，單是阿里沙一個地方，就有一百萬以上的印度人餓死了。但當時的英國人，對那些將要餓死的人，卻以高價販賣生活資料，期使印度的國庫充實。 [59]威廉•科培特：英國一切公共的機關，都稱為「皇家的」，但公家的債務，卻被稱為「國民的」。 [60]「如其韃靼人竟充滿今日的歐洲，那麼，要使他們理解歐洲的金融業者是怎麼一回事，一定會頗感困難。」（孟德斯鳩著：《法之精神》倫敦1767年第Ⅳ卷，第33頁。） [61]米拉波著：《普魯士王國》第Ⅳ卷第101頁。 [62]艾登著：《貧民的狀態》第Ⅱ篇第1章第420頁421頁422頁。 [63]約翰•斐爾登（John Fielden）著：《工廠制度的詛咒》第5頁第6頁。關於早期工廠制度的醜行，可參照前揭亞金著《孟徹斯德周圍三四十英里的敘述》第219頁及吉斯波尼（Gisborne）著《人類義務的研究》（59年第Ⅱ卷）。蒸汽機關的採用，使一向位置在農村瀑布旁邊的工廠，移轉到都市中心了。其結果，『節慾的』貨殖家們，早已用不著向貧民收容所要求強制的奴隸供給，他們隨在可以找到兒童材料了。——當洛伯特•庇爾（法螺大臣庇爾之父）在1815年提出兒童保護案時，佛蘭西斯•荷爾訥（Francis Horner——他是生金委員會的特出人物，是里嘉圖的密友）曾在下院聲言：「大家都知道：有一位破產者，竟把一隊（如其不妨這樣說）兒童，連同他的有價物件一同拍賣，他並把前者公然當作一部分財產，登在廣告上面。兩年以前，曾有一件極可恥的事，提到英國高等法院刑庭來，那就是，倫敦某教區送交某工廠主充當學徒的兒童，後來有多數移轉到別的工廠主那裡去了；照若干慈悲家所發現的，此等兒童都陷在瀕於餓死的狀態中。此外，我，議會的一個委員，還知道一件更可怕的事，即在不多年以前，倫敦教區與蘭克夏製造者間，締結了一種兒童買賣契約，其中預定每購買二十個健全兒童，應購去一個白痴。」 [64]在1790年，自由反對奴隸的比例，在英領西印度為1:10；在法領西印度為1:14；在荷領西印度為1:23。（亨利•布魯安（Henry Bourgham）著：《歐洲列強的殖民政策研究》愛丁堡1803年，第Ⅱ卷第74頁。） [65]工資勞動者階級一經惹人注意，「勞動貧民」（「labouring poor」）一語，就立即出現在英國法律中了。「勞動貧民」一方面是與「游惰貧民」（即乞丐等）相對立；另一方面，是與尚未受他人榨取而自擁有勞動工具的勞動者相對立。這個用語，後來在法律上移轉到經濟學上了。由卡爾帕帕爾（Culpeper），蔡爾德（Child）等等，下至亞當•斯密，艾登的著作中，都可見到。我們且依照這種事實，評一評「可咒罵的政治用語販賣者」柏克（Edmund Burke）的善意罷，他把「勞動貧民」一語，解作是「可咒罵的政治上的語辭」。這位阿諛者，當他為英國的寡頭政府所雇用時，對於法蘭西的革命，是演著浪漫主義者的角色；在美洲動亂初期，當他為北美殖民地所雇用時，他對於英國寡頭政府，卻是演著自由主義者的角色。他徹頭徹尾是平庸的資產階級。「商業的法則，是自然的法則，從而，是神的法則。」（柏克著：《貧乏論》第31頁32頁。）惟其他忠於神的法則，忠於自然的法則，所以無怪他常常會在最有利的市場上拍賣自己。杜克爾（Tucker）雖是一個牧師，屬於王黨，但在其他各點上，卻是一位端正的人物，一位有學力的經濟學者；他在他的論著中，曾對自由主義者時代的柏克，有一個絕好的特徵的描寫。在今日，流行一種可恥的變節。它極虔誠的，信仰「商業的法則」。惟其如此，所以，再三把柏克估價，成了我們的義務；這種柏克，不過在才能一點上，和他們的後繼者有別啊！ [66]馬利•奧琪爾（Marie Angier）著：《公共信用論》巴黎1842年刊。 [67]「《評論季刊》，曾說資本在逃避混亂與紛擾，它的性質是膽怯的。他這話雖然極其真確，但沒有概括全面的真理。以前曾有人說自然懼怕真空；正像這樣，資本原是懼怕沒有利潤或利潤極微的所在的。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膽壯起來；如確有10%的利潤，資本就會在任何地方使用的；有20%的利潤，它將活潑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積極地大膽了；利潤達到100%，人間所定的一切法律，都將被它踢開了；利潤達到300%，資本就會不顧任何的犯罪，資本所有者甚至不惜冒絞首的危險了。走私與奴隸貿易，為我們充分證明了這裡所說的一切。」（鄧林格T.J. Dunning著：《工會與罷工》倫敦1860年第36頁。） [68]「我們是生存在一種完全新的社會情形之下。……我們在努力把各種所有權和各種勞動分離。」（西斯蒙第著《新經濟學原理》第Ⅱ卷第434頁。） [69]「產業的進步——它的無意志的無抵抗的擔當者，是資產階級——以勞動者由合作形成的革命的結合，代替他們由競爭引起的隔離的孤立。所以，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生產和占有生產物的基礎，就從資產階級腳下，被奪去了；這就是說，資產階級先生產了它自身的掘墓人。它的沒落與無產階級的勝利，都是無可避免的。……在今日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各種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他諸階級則隨大工業出現，而衰頹消滅。無產階級是大工業特有的特徵的產物。……像小產業經營者，小商人，手工業者，小農民等等中層階級，都為要保障他們的中層階級的存在，才與資產階級抗爭。……他們力圖倒轉歷史的車輪，所以是反動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倫敦1848年第9頁第11頁。） 第二十五章　近世殖民學說 經濟學在原則上，把極其相異的兩種私有制混為一談了。那兩種私有制之一，是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其他則是以對他人的勞動的榨取為基礎。它忘記了，後者不單與前者正相反對，並且完全要在前者的墳墓上發育。 西歐是經濟學的故鄉，在那裡，原始蓄積的過程，既已多少完成了。在那裡資本制度已直接征服了國民生產的全部，在這種關係尚未發展的地方，至少，那些屬於陳舊生產方法（那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相併存，但卻在向著潰滅之途）的社會部類，也在間接受其支配。對於這種完成了的資本世界，經濟學者愈加熱心愈加執拗地，要應用那屬於資本主義前期世界的權利觀念及所有觀念，雖然他的觀念的理論，是愈加要為事實所反對。 在殖民地則不是如此[1]。在那裡，資本制度到處都會碰著生產者的妨礙。那裡的生產者，以自己的勞動條件的所有者的資格，依自己的勞動使自己致富，而非使資本家致富。這背道而馳的兩種經濟制度的矛盾，在那裡，實際發作為兩者間的抗爭。資本家在他有母國權力為後盾的地方，曾企圖以強力掃除那以生產者自身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方法及占有方法。同一的利害關係，在母國，使資本的阿諛者即經濟學者，在理論上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與其反對物相一致；在殖民地，那又使他「毫無隱諱地曝露事實」並大聲宣明這兩種生產方法的對立。為了這個目的，他證明：不對勞動者行使剝奪，不把他們的生產手段化為資本，則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達，合作，分工以及機械的大規模使用等等，皆不可能。為了所謂國富，他找到了使國民貧困的人為手段。在這場合，他的辯護論的甲冑，就像腐爛的火絨一樣，裂成一片一片了。 衛克斐爾德（E. G. Wakefield）關於殖民地雖沒有何等新的發現[2]，但曾在殖民地，發現關於母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真理。這是他的偉大功績。正如同保護制度原來[3]是想在母國造出資本家一樣，衛克斐爾德的殖民學說，英國曾有一個時候想用立法手段來實行的殖民學說，卻是企圖在殖民地造出工資勞動者。他稱此為「系統的殖民」（Systematic colonization）。 衛克斐爾德首先在殖民地發現了以次的事實，即一個人儘管擁有貨幣，生活資料，機械以及其他生產手段，如其他缺乏補充這等等的工資勞動者（即被迫而自願出賣其自身的人），他就不能為資本家。他發現了：資本並不是一個物件，那是以物為媒介而成立的人與人間的一種社會關係[4]。他對畢爾君（Mr. Peer）以值五萬鎊的生活資料與生產手段，由英國攜往澳洲西部斯汪河地方的事，表示惋惜。畢爾君除此以外，並還準備周到地，帶去了勞動階級的成年男女及兒童三千人。可是，一達到目的地，「畢爾君就找不到一個為他安置床鋪，往河邊取水的僕人」[5]。不幸的畢爾君！什麼都準備好了，但只忘記把英國的生產關係輸往斯汪河去。 在理解衛克斐爾德以次的發現以前，且先述及兩件事。我們知道：生產手段與生活資料，在它為直接生產者所有的限度內，不是資本。在它成為榨取勞動者的手段，同時並成為支配勞動者手段的條件下，它才成為資本。不過在經濟學者的腦海中，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的這種資本的靈魂，與此等物的物質的實體，有非常密切的聯繫；不管此等物在何種情形下，甚至在與資本正反對的場合，他們也名之為資本。在衛克斐爾德也是如此。其次：衛克斐爾德對於生產手段分歸許多自己經營的獨立勞動者所有這件事，稱之為資本的均分（gleiche Teilung des Kapitals）。經濟學者的作法，正和封建法學者的作法一樣，後者對於純粹的貨幣關係，曾給它貼上封建的法律標箋。 衛克斐爾德說：「假若社會一切人員都擁有等量的資本……任誰也沒有動機，要蓄積較多於其親手所能使用的資本。在美洲的新殖民地，就在某種限度是如此。土地所有的熱望，在那裡，妨礙著工資勞動者階級的存在」[6]。在勞動者所有其生產手段的限度內，他能為自身蓄積；他能為自身蓄積，則資本主義的蓄積和生產方法，就不可能，這種蓄積和生產方法所不可缺少的工資勞動者階級，將不存在。然則在舊時的歐洲，由勞動者剝奪其勞動條件，是如何進行的呢？資本與工資勞動，是如何相併存在的呢？照衛克斐爾德說，那是靠一種原始的社會契約。「人類……曾經採行一種促進資本蓄積的單純方法」。這種方法，自然是從亞當時代以來，就當作人類生存之唯一的終局的目的，浮在人類想像中的。即「人類已經把他們自己區分為資本所有者與勞動所有者。……而這種區分，是協商與結合的結果」[7]。一言以蔽之，即大多數人為了「資本的蓄積」的名譽，曾對自身行使剝奪。由是，一個人就不妨假定：這種克己的狂熱的本能，特別可在殖民地自由地發動。因為能夠使一種社會契約由夢境移轉到現實界的人類與情況，唯有在殖民地存在著。然則，為什麼又要提倡「系統的殖民」來對抗自發的殖民呢？可是，可是，「在美洲聯合國北部諸州，屬於工資勞動者那一部類的人口，恐怕還沒有達到總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在英國……其人口的大部分，都是工資勞動者」[8]，為資本打算而施行自己剝奪（Selbsexpropriationstrieb）的衝突，事實上，在勞動人類方面，是不存在的。正惟其如此，所以在衛克斐爾德自己看來，奴隸制度是殖民地財富之唯一的自然的基礎。他的系統的殖民，不過是應急策罷了，因為他要當作問題處理的，是自由民而非奴隸。「最初殖民於聖•多明戈的西班牙人，並沒有從西班牙獲得何等勞動者。但是，沒有勞動者（即沒有奴隸制度），他們的資本是定會消滅的。至少，定會縮減到各個人所能親手使用的少額。實際上，由英國人建設的最後殖民地——斯汪河殖民地——就可見到這種現象。在這殖民地上，包括種子，器具，家畜等等的巨額資本，是因為沒有工資勞動而消失了；任何殖民者，都只有恰夠自己能親手使用的資本」[9]。 我們已經知道：對民眾的土地剝奪，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礎。但自由殖民的本質，卻是存於以次的事實，即土地的大部分，屬於民眾所有，從而，每個殖民者，都可以把那種土地的一部分，轉化為自己的私有，轉化為個人的生產手段，而仍無害於後來者為同一的活動。[10]。這種事實，正是殖民地的繁榮與痼疾——對於資本殖民的反抗——的秘密。「在土地價格極廉，一切人皆得自由的地方，在任何人想獲得土地，即容易獲得土地的地方，勞動價格的高昂（就勞動者在生產物中所占的分額而言），固不必說；而且，以任何的代價，還難於獲得結合的勞動」[11]。 因為勞動者由勞動條件分離，由其根（即土地）分離的事實，在殖民地還不曾存在，或止於在此處彼處存在，或止於在非常局限的範圍內存在，故其農業與工業也還不曾相互分離，其農村家庭工業也還不曾破壞。然則在這種殖民地中，資本的國內市場，究由何處得來呢？「除了在特殊經營上結合資本和勞動的奴隸與僱主而外，在美洲，沒有專門從事農業的人民存在。從事土地耕作的自由的美洲人，同時還從事有其他許多職業。他們所使用的家具與工具，照例有一部分是由他們自己製造。他往往還建築自己所住的房屋。不論距離的遠近，他們都要把自己所製造的生產物，搬往市場。他們是紡績者，同時又是織布者。他們製造肥皂和蠟燭，在大抵的場合，並還製作自己所穿的皮鞋與衣服。在美洲，耕作土地，往往是鐵匠，碾米匠，或零賣商人的副業」[12]。然則在這樣畸形的人間，資本家的「節慾的餘地」，究在何處呢？ 資本主義生產的大優點，是在這點：即它不但把工資勞動者當作工資勞動者而不斷再生產，並且比例於資本的蓄積，常常生產出工資勞動者的相對的過剩人口。惟其如此，勞動的需要供給法則，得不出正常軌道；工資的變動，得拘束在利於資本主義榨取的限界之內；最後，資本家視為必不可缺少的條件（即勞動者的社會的隸屬），也得由此確保。那種隸屬，雖是一種絕對的隸屬關係，但母國的經濟學者，卻支吾其辭地，欺騙地，把它表現為購買者與販賣者間的自由契約關係，為平等獨立的商品所有者（即資本商品所有者與勞動商品所有者）間的自由契約關係。但這種美麗的妄想，一到殖民地就粉碎了。在那裡，因為許多勞動者都以成人資格來到這個世界，故與母國比較起來，其絕對人口的增殖，是遙為急速的。但勞動市場，卻常感到供給不足。勞動供求法則破壞了。在一方面，渴望榨取與貪求節慾的資本，不絕由舊世界輸來；在另一方面，規則地把工資勞動者當作工資勞動者來再生產的運動，卻遇到了極不雅馴的，且在某種限度難於克服的障礙。怎樣可以比於資本蓄積，而生產過剩工資勞動者呢？今日的工資勞動者，到明天會成為獨立自耕農民或手工業者。他由勞動市場消去了，但卻不是投到貧民收容所。工資勞動者轉化為獨立生產者了，他不為資本勞動，而為他自身勞動；他不為主人即資本家致富，而為他自身致富。這種不斷的轉化，在勞動市場狀態上發生了極有害的反應作用。工資勞動者的榨取程度，固然是低微得不成樣子，工資勞動者對於節慾的資本家，也失其隸屬關係，並連帶失去其隸從心。我們這位衛克斐爾德爵士，以那麼勇敢，那麼雄辯，那麼傷感所描述的惡弊，就是由此來的。 他為工資勞動供給的不連續，不規則，不充分，而感到不平。他說：「工資勞動的供給，不但常常過少，且極不確實」[13]。「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所分配的生產物，雖然頗大，但勞動者所受得的分額，是異常之大的，他們不旋踵間便成為資本家。……然即在長壽的人，也很少有蓄積巨額財富的」[14]。資本家即要節制著對勞動者的勞動大部分不付代價，勞動者也是斷不許可的。即令資本家非常狡滑，當他由歐洲輸入資本時，連帶由歐洲輸入工資勞動者，也無濟於事。此等勞動者，轉瞬「就不是工資勞動者了。他們……即使不在勞動市場成為舊僱主的競爭者，也會成為自耕的土地所有者」[15]。這該是如何可怕的事啊！善良的資本家，竟支付他的貴重的貨幣，由歐洲輸來自己的競爭者！一切皆行不通了。無怪衛克斐爾德嘆說殖民地的工資勞動者，缺少隸屬關係，缺少隸從心。他的門人麥利維爾（Merivale）說：惟其殖民地的工資高昂，故那裡「對於較低廉與較從順的勞動者，即非課加條件於資本家，而得由資本家課加條件的階級，有一種熱烈的要求。……在舊文明國中，勞動者雖然自由，但卻是自然而然地隸從於資本家；在殖民地，則必須以人為手段造出這種隸從」[16]。然則照衛克斐爾德的見地看來，殖民地方面這種惡弊的結果，究是怎樣呢？那不外是使生產者與國民財產「分散的野蠻化的傾向」[17]。使生產手段分散在無數自己經營的所有者手中，資本的集中，固不可能，勞動結合的一切基礎，也將遭受破壞。凡需要投下固定資本，必須經歷多年的有永續性的企業，都會在進行上遭遇障礙。在歐洲，資本家對於這種企業的投資，是絲毫不會躊躕的，因為對於資本，勞動者階級常是過多的，且常是可供其利用的，活的附屬物！在殖民地卻是如何不同啊？衛克斐爾德會告訴我們一件極可悲的奇談。在加拿大和紐約州，移住之流，是常常停滯的，但卻由是，使「過剩」的勞動者，淤積起來。他曾與那裡的若干資本家，談過話；這傳奇劇中的一個人物就嘆息說：「我們的資本，準備從事那種種企業，那都需有長時期始能完成的，但因我們知道勞動者不久就要離開我們，所以我們不能開始這些企業。假若我們能確實保持移住者的工資勞動，我們是樂得馬上用高價來僱傭的。並且，縱令這種勞動者一定要離開我們，如其我們在必要的場合，一定能得到新的供給，我們也是願意僱傭的」[18]。 衛克斐爾德把英國資本主義農業與「結合」勞動，和美洲分散的自耕農業，作一華美的比較以後，不期然而展示我們以徽章的反面。他把美洲的民眾，描寫為富裕而有獨立心，有企業精神，且比較有教養的人。同時，「英國的農業勞動者，則為悲慘的窮乏者，為待救恤的貧民……除了北美洲及若干新殖民地而外，究有何等國家的自由農業勞動者的工資，大大超過勞動者不可缺少的生活資料呢？……英國使用在農業上的馬，為貴重財產之一。馬所享有的榮養，還遠較農業勞動者為優」[19]。但不要擔憂，國富云云，本來就與人民的貧乏相一致的。 然則殖民地的反資本主義的癌疾，該當如何治療呢？假若一切的土地，都一舉而由公有轉化為私有，毒弊的根源，是無疑會破壞的，但同時殖民地也被破壞了。所以，其關鍵在求得一舉而兩得的妙策。那就是，撇開需要與供給的法則，以政府的權力，對處女地課以人為的價格，使移住者在能掙得充分貨幣購買土地，成為自由農民以前，必須作長時間的工資勞動[20]。這樣把土地的販賣價格，定到工資勞動者資力所難勝的程度，並破壞神聖的供求法則，從工資中強取一個貨幣額，政府就能由此設立一個貨幣基金，待其增大，即可將歐洲一文莫名的人，輸來殖民地，為資本家充實勞動市場。在這種狀態下，一切就都恰到好處了。這就是所謂「系統的殖民」的大秘密。衛克斐爾德洋洋得意地說：「勞動的供給，必須是不斷的，是規則的。因為第一，無論怎樣的勞動者，在不曾為貨幣而勞動以前，都無法獲有購買土地的資力，因此，一切移住的勞動者都須有一個時候，從事工資的結合的勞動，並從此造出可以使用更多勞動者的資本；第二，不再從事工資勞動而變為土地所有者的一切勞動者，將由土地的購買，使新勞動輸入殖民地的基金，有所保證」[21]。由國家所課的土地價格，自然是要「充分的價格」，那就是，那種價格，須高到「使勞動者未曾在工資勞動市場上找到替身以前，不能變為獨立農民」[22]。所以，這種「充分的價格」，不外是勞動者對資本家支付的贖金——由工資勞動市場退入土地所須繳納的贖金——之婉曲的表現。勞動者首先得為其主人即資本家，造出可以榨取更多勞動者的「資本」。其次，為了舊主人即資本家的利益，他得由自己的費用，使政府從海的彼岸，把「補充員」輸送到勞動市場來。 衛克斐爾德君特地為殖民地制定的這種「原始蓄積」方法，英國已實行過多年了，這是極有特徵的一件事。那種方案的失敗，和庇爾（Sir. Robert Peel）銀行條例的失敗，是一樣的丟臉。移住之流，不過是由英領殖民地轉向美合眾國罷了。在這期間，歐洲資本主義生產的進步及增大的政府的壓迫，已使衛克斐爾德的方案，歸於無用了。在一方面，逐年驅往美洲的巨大而連續的人口之流，已在美合眾國東部地方殘留下了停滯的沉澱。自歐洲來的移住潮流，以極大的速度流入東部勞動市場，故雖有移向西部的潮流，也不能將其洗去。在另一方面，南北美戰爭的結果，莫大的國債產生了，賦稅的壓迫加甚了，最劣等的金融貴族被造出了；巨大部分的公用土地，被濫贈於鐵道礦山等等的投機公司了，簡言之，資本的集中，在以非常的速力進行著。由是，這個大共和國，已經不是移住勞動者的天國了。那裡工資的低落與工資勞動者的隸屬性，雖和歐洲的水準比較還是差得很遠很遠，但資本主義的生產，也已在那裡以巨大的速力向前進展。至英國政府以殖民地未耕土地濫贈於貴族及資本家的事實，衛克斐爾德自己也是大聲非難的；這種濫贈，加以採金業所吸引的人口之流，與英國商品輸入對小手工業者喚起的競爭，遂特別在澳洲[23]產生了充分的「相對的過剩勞動者人口」。故每次的郵船，幾乎都帶來「澳洲勞動市場過於充溢」的凶報。由是，在澳洲若干處，賣淫這件事，就同在倫敦的赫馬克托一樣，蓊鬱繁茂起來了。 不過，殖民地的狀態，不是我們在這裡要述及的。我們所關心的唯一事項，是舊世界經濟學在新世界發現且高聲宣揚的秘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與蓄積方法，換言之，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必須把以自身勞動為基礎的私有財產破壞，必須把勞動者剝奪。並以此為條件。 * * * [1]這裡所論及的，是真正的殖民地，是自由殖民者所拓殖的處女地。從經濟上說，北美合眾國仍然不過是歐洲的殖民地。但情形已由奴隸制度廢止而完全改變的舊殖民地，也包括在內的。 [2]衛克斐爾德關於殖民地本質的幾許明見，早就由重農學者老米拉波，甚至在更早以前已由英國經濟學者們提示過了。 [3]到後來，保護制度成了國際競爭戰上一種暫時必要的手段了。但採行保護制度的理由不論如何，其結果總歸一樣。 [4]「一個黑人就是一個黑人，在一定情形之下，他總成為奴隸。一架紡棉機就是紡績棉紗的機械，在一定情形之下，它總成為資本。離開這種情形，它就不成資本，正如黃金本身不是貨幣，砂糖不是砂糖的價格一樣。……資本是一種社會的生產關係。它是一種歷史的生產關係。」（馬克思著《僱傭勞動與資本》1849年4月7日《新萊因新聞》第266號。） [5]衛克斐爾德著：《英國與美國》第Ⅱ卷第33頁。 [6]前書第1卷第17頁18頁。 [7]前書第18頁。 [8]前書第42頁43頁44頁。 [9]前書第Ⅱ卷第5頁。 [10]「土地，要成為殖民的一個要素，不僅須是未耕荒地，並須是可以轉為私有的公有地。」（前書第2卷第125頁。） [11]前書第Ⅰ卷筆247頁。 [12]前書第Ⅰ卷第21頁22頁。 [13]前書第Ⅱ卷第116頁。 [14]前書第Ⅰ卷第131頁。 [15]前書第Ⅱ卷第5頁。 [16]麥利維爾著：《殖民及殖民地講義》第Ⅱ卷第235頁至314頁及其他各處。摩里拿利（Molinari）雖然是一位溫和的自由貿易主義者，一位庸俗的經濟學者，但也說：「在奴隸制度已經廢止，而強制勞動尚不曾由等量自由勞動代替的殖民地中，許多的事實，都是與日常反映在我們眼前的事實相反的。那裡單純的勞動者（einfachen arbeiter），竟榨取產業上的企業家。他們所要求的高昂工資，與應歸屬他們的正當的生產物部分，簡直不成比例。殖民者因為不能由所生產的砂糖，得到一種夠抵償高昂工資的價格，不得已，要用他的利潤來填補，往後更不得不用他的資本本身來填補。這一來，許多殖民者破產了，其他殖民者為了避免迫於眉睫的破產，也中止經營了。固然，與其看著類人世系的破滅，就不如看著蓄積資本的破滅（摩里拿利君是如何寬宏大量啊！）。但二者都不破滅，不是更好麼？」（摩里拿利著：《經濟學研究》第51頁52頁。）摩里拿利君啊！摩里拿利君啊！如果歐洲企業家能縮小勞動者應得的正當的分額，在西印度勞動者也能縮小企業者應得的「正當的分額」，十誡究竟成了什麼呢？摩西和預言者究竟成了什麼呢？需要供給法則究竟成了什麼呢？足下說，歐洲資本家沒有按日給付「正當的分額」，這所謂正當的分額，又是怎樣一回事呢？在殖民地那裡，勞動者竟「直率」到榨取資本家的程度了；所以在那種殖民地上，摩里拿利君是覺得必須用警察的權力，把這在其他各處會自動發生作用的供求法則，納諸正軌的。 [17]衛克斐爾德前書第Ⅱ卷第52頁。 [18]前書第191頁192頁。 [19]前書第Ⅰ卷第47頁第246頁。 [20]「那麼照你的主張：一個除手以外一無所有的人所以能獲得工作，能兼有所得，不外是土地和資本為私人占有的結果了。……但我告訴你，事實寧是這樣，一個除手以外一無所有的人所以存在，才是土地為私人占有的結果。……你把一個人推進真空裡面，你就把他應呼吸的空氣奪去了。當你把土地占有時，你就是這樣做的……你把他推進沒有一切財富的真空了，所以他只能聽你的意志來生活了。」（柯林士著：《經濟學》第Ⅲ卷，第268頁至第271頁及其他各處。） [21]衛克斐爾德著：前書第2卷第192頁。 [22]前書第45頁。 [23]澳洲一在立法上取得自主權，它馬上就為移居者制定了有利的法律。但英國政府所行的土地濫贈政策，卻顯然成了這種法律的障礙。「1862年新土地法的第一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的移住，更為容易。」（公有地主大管臣杜福Hon G. Duffy的《維多利亞土地法》倫敦1862年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