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 · 原著者第二版跋

現在先向第一版讀者，報告第二版有著怎樣的變更。書的篇別，一看就知道，是更一目了然了。各處新加的注，都註明是第二版注。就本文說，最重要的變更，則有下述各點。 第一章第一節，即分析交換價值方程式並泛論價值的那一節，是科學地改得更嚴密了。又，第一版僅僅略述的價值實體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的關係，也表現得更嚴密了。第一章第三節（價值形態）是完全改作了。第一版的二重說明，使我們必須如此作。——在這裡，我可以附帶說一說，這種二重的說明，是經友人漢諾威的庫格曼博士（Dr. L. Kugelmann）的勸告寫的。1867年春，當初校樣由漢堡寄來時，我正好訪問他，他勸我，為大多數讀者計，對於價值形態，必須有一種補充的講義式的說明。——第一章最後一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也大部分改作了。第一篇第三章（價值尺度）也經過綿密的修正，因為這一節在第一版，不過提示了《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柏林）所已提示的討論，是討論得不甚周密的。第七章，尤其是當中的第二節，也大大地改作了。 當然，把各處原文的改正一一列舉出來，是沒有用處的。這種改正，多半是文體上的改正。這是全書都有的。我現在正在校訂巴黎發行的法文譯本，在這樣校正時，我發覺，德文原本有許多部分，在某場所，必須有更徹底的改作，在某場所，必須更在文體上改正，或將偶爾的錯誤，加以綿密的刪削。但時間不許我這樣做。因為1871年秋，我正忙於進行別一種緊急工作時，曾接到通知說，第二版的印刷，至遲須在1872年1月開始。 《資本論》迅急在德意志勞動階級的廣大範圍內，得到了理解。這種理解，對於我的勞動，是一種無上的工資。在經濟方面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梅耶先生（Meyer），維也納的工廠家，也曾在德法戰爭中發行的一本小書上，力言大的理論感受性——這個東西，屢屢被稱為德意志的世襲財產——已在德意志所謂知識階級中完全喪失，但卻在德意志勞動階級當中復活起來。 直到現在，經濟學在德意志還是一種外來的科學。古斯達夫•灣•居利希（Gustav von Gülich）在其所著《工農商業之史的發展》，尤其是在1830年刊行的同書第一第二冊中，曾詳細考察到：德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從而，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樹立，曾受到那幾種歷史事情的阻礙。經濟學在德國發展的地盤，依然沒有。這種科學，依然是當作完成品，從英法二國輸進來。德國的經濟學教授，都還是學生。外國現實之理論的表現，在他們手上，成了若干教義的集成。他們周圍的世界是小資產階級的世界。從這個世界的情形來解釋，這種種理論是被誤解了。他們覺得在科學上自己沒有多大的力量。他們還感覺不安地知道，自己所討究的問題，實際是自己所不熟習的問題。他們大都憑藉學說史之博學的美裝，或雜湊各種無關係的材料——那是由所謂官房學（Kameralwissenschaften）借來的，那是一種知識的混合物；德意志官僚的失意的候補者，沒有一個不要通過這一個煉獄——來掩飾。 1848年以來，資本主義生產在德意志迅速發展了，現今還正好在迷人的開花時期。但我們的專門家，時運還是不佳。當他們能夠公平研究經濟學時，近代的經濟關係在德意志還缺少現實性。而這種關係生出之後，在資產者視野之內，又不許再有公平的研究了。經濟學，在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限度內，換言之，即不把資本主義秩序，視為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卻把它視為社會生產之絕對的最後的形態的限度內，它只有在階級鬥爭仍在潛伏狀態中，或仍為間或發生的現象時，可仍為科學。 以英國為例來說罷。英國古典派經濟學，是屬於階級鬥爭未發展時期的，其最後一位偉大的代表里嘉圖（Ricardo），素樸地承認階級利害關係的對立（即工資與利潤的對立，利潤與地租的對立），是社會的自然法則，他還有意識地，以這種對立為研究的出發點。但從此出發，資產階級經濟學就達到了它不能跨過的限界了。因此，在里嘉圖時，經濟學已從里嘉圖反對的方面，受到西斯蒙第（Sismondi）這樣的人的批判。 繼起的時期（自1820年至1830年），在英國經濟學界，是科學活動極蓬勃的時期，是里嘉圖學說庸俗化與普及化的時期，也正是里嘉圖學說與舊派互相鬥爭的時期，這一場比賽，真是好看煞人。但因論辯主要是散在雜誌的論評上，論述時事問題的著作上，小冊書上，所以這種論戰，不大為大陸方面知道。這一次論戰的天真無私的性質——但里嘉圖學說，在例外的情形下，已被用為攻擊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武器——可由當時的情形來說明。1825年發生的恐慌（此為近代生活周期循環的開始），固然是大工業已脫離幼稚時期的證明，但它還是剛剛從幼稚時期脫離。資本與勞動間的階級鬥爭，又在下述兩種鬥爭前面，不得不暫時擱在幕後，即在政治方面，各政府與各封建諸侯正開始在神聖同盟周圍集合，與資產階級所統率的人民大眾互相傾軋；在經濟方面，產業資本與貴族土地所有權也互相抗爭不止（這種抗爭，在法國，是隱蔽在大地主與小地主的抗爭後面，在英國則以穀物條例為背景，公然爆發）。英國這個時期的經濟學文獻，頗叫我們想起魁奈醫生（Dr. Quesnay）死後法國的經濟的狂飆時期。但這隻好像良辰美景的秋日，叫人想起春天。1830年，決定的危機就發生了。 英法二國的資產階級，都已在那時奪得了政權。從此以往，無論從實際方面說，抑從理論方面說，階級鬥爭都益採取公開的威嚇的形態。科學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的喪鐘，敲起來了。從此以往，成為問題的，不是真理與非真理的問題，只是於資本有益抑有害，便利抑不便利，違背警章抑不違背警章的問題。超利害的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領津貼的論難攻擊；真正的科學考察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辯護論者（Apologetik）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惡的意圖。反穀物條例同盟在工廠主科布登（Cobden）與布賴特（Bright）領導下濫發的小冊子，因曾對土地貴族提出論爭，故雖無科學的意義，但還有歷史的意義。但庸俗經濟學的這個最後的刺激，自庇爾爵士（Sir Robert Peel）就位以來，也被自由貿易主義的立法奪去了。 1848年大陸的革命，在英吉利，也曾發生反應。不願單為支配階級辯護，不願單向支配階級獻媚，仍相當要求科學意義的人，就嘗試以資本的經濟學和已不容忽視的無產者的要求相調和。於是，一個淺薄的折衷派發生了。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就是一個最著名的代表。這正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破產的宣告。關於此事，俄國的大學者大批評家車爾尼舍夫斯基（N. Tscherneschewsky）曾在其所著《穆勒所倡導的經濟學說的綱要》中，說得很明白。 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在德國還沒有成熟時，其對立性質，已在英法二國，在歷史鬥爭的形態上，成為眾目昭彰的事實了。同時，德國的無產者，又比德國的資產者，有著更確實的理論的階級意識。所以，這時候資產階級經濟學好像可以在德國成立了，但實際依然不能成立。 在這情形下，德意志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辯護論者，分成了二組。一方面是聰明的營利心重的，實際的人。他們集合在巴斯夏（Bastiat）（庸俗經濟學辯護論者中最淺薄最成功的代表）的旗幟下。他方面是以經濟學教授資望自負的人。他們追隨在約翰•穆勒之後，企圖調和那不能調和的東西。所以，德意志人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古典時代，固然只是生徒，是盲從者，是摹仿者，是外國大商行的小販子；在其沒落時代，也是這樣。 德意志社會的特殊的歷史發展，使德意志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上，不能有獨創的造就，但批判是不包括在內的。這種批判如果可以代表一個階級，那麼它只能代表無產階級。而這個階級之歷史的使命，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顛覆和階級的最後的廢除。 德國資產階級的代辯人，博學的，無學的，當初都想用沉默把《資本論》悶死，這是他們對付我以前各種著作的老法子。當他們發覺這種戰術已不合時勢之後，他們才以批評為名，想寫下一個單方，來「鎮靜資產階級的意識」。但在工人報紙——例如狄慈根（Joseph Dietzgen）在《共和國》發表的論文——上，他們卻發現了較他們強而有力的戰士。對於這些戰士，他們直到現在，還是沒有答辯[1]。 資本論已有一個優秀的俄文譯本，於1872年春出版於聖彼得堡。初版3000冊差不多銷完了。1871年基輔大學經濟學教授西伯爾君（N. Sieber）已在其所著《里嘉圖的價值理論與資本理論》中，認定我的價值，貨幣，與資本的理論，根本是斯密，里嘉圖學說的必然的完成。他還說，西歐人閱讀這個優秀的著作而感到驚異，是因為著者能一貫保持純理論的立場。 《資本論》應用的方法，常不為人理解。這一點，可由各種關於本書的解釋的互相矛盾而知。 例如，巴黎的實證主義評論，既責我以形上學方法討究經濟學，又責我僅從事於一定事實之批判的分析，不為將來的食堂，寫出調味的方法來（實證主義的嗎？）。關於形上學云云的責難，西伯爾教授曾答說：「在所論為純粹理論時，馬克思的方法，不外是英吉利學派所通用的演繹法。其缺點與優點，也為最上乘的理論經濟學者所共有」。布洛克君（M. Block）在《德意志社會主義理論家》一文（1872年7月號8月號《經濟學雜誌》，曾將該文摘錄）中，卻發現我的方法是分析的，並且說：「著作這書的馬克思，必定是分析能力最強的人」。德國的評論家，則大聲非難我的黑格爾式的詭辯。聖彼得堡的《歐洲通信》，曾有一篇論文，專門討究資本論的方法（見1872年5月號427頁至436頁）。該文說，我的研究方法，純然是實在論的，但我的敘述方法，不幸是德意志辯證法的。他說：「驟然依照它的敘述的外形來判斷，我們一定會說，馬克思是一位最大的觀念論哲學者，並且是德意志式的從惡意方面解釋的觀念論哲學者。但在經濟學批判的工作上，他與任一個先驅者比較，都更是實在論者。……我們決不能稱他為觀念論者」。為答覆這篇論文的作者，我最好從他的批評，摘錄幾段在這裡。這種摘錄，對於不能直接閱讀原文的讀者，或者有點益處。 這位作者，從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自序（柏林，1859年版，序第6頁至第7頁）——在那裡，我說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論的基礎——中引用一段話之後，說：「在馬克思，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所研究的現象的法則。但他認為重要的法則，不僅是已在一定時期具有完備形態且保持相互聯繫的現象之法則。他更著重的，是現象變化的法則，是現象發展的法則，是由一形態到他一形態，由一系列關係到他一系列關係的推移的法則。這種法則一經發現，他就進一步，詳細研究這個法則在社會生活上表現的種種結果。……所以，馬克思只關心一件事：那就是由嚴密的科學研究，證明社會關係的次序的必然性，並對於當作出發點和根據點的種種事實，儘可能，予以完全的確認。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只須證明現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時又證明現在的秩序所必須推移進去的秩序，也有其必然性，至若人是否相信它，是否意識到它，那倒是一點不關緊要的。馬克思認為社會的運動，是一個自然史的過程；支配它的法則，不僅與人的意志意識意圖相對而言時，是獨立的，並且是人的意志意識意圖所由以決定的。……意識要素在文化史上位置既然如此低，則以文化為對象的批判，自不能以意識的任何形態或結果為基礎。這就是說，能作這種批判的出發點的，不是觀念，只是外部的現象。批判的職務，不是拿事實和觀念來比較對照，卻是拿事實和事實來比較對照。在這種批判上，最要緊的，是兩種事實必須儘可能的同受正確的研究；是這兩種事實必須在互相對待的限度內，成為同一發展過程上的相異的要素。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必須正確研究諸秩序的順序，研究諸發展階段的次序與聯絡。有人說，經濟生活的一般法則永久是相同的；適用於過去的法則，也必適用於現在。但這正是馬克思否定的事情。依他說，抽象的法則是不存在的。……依照他的意見，每一個歷史時期，皆有它特有的法則。……生命通過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階段向他一階段推移時，它就開始受別一些法則支配。經濟生活上呈現的現象，與生物學領域內的發展史，頗相類似。……舊經濟學家以經濟法則比於物理學法則或化學法則，他們是把經濟法則的性質誤解了。……更深刻的把現象分析一下，便知諸社會有機體間，和各種動植物有機體間一樣，是有根本的差別的。……且不只此。同一的現象，也因各種有機體的全部構造不相同，因它們的個別器官不相同，因這各種器官作用的條件不相同等等，而須受支配於完全不同的法則。例如，馬克思就否認人口法則是任何時任何地皆同的。他主張，各發展階段有各自的人口法則。……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不同，社會關係與支配社會關係的法則也不同。馬克思的目的既然是從這個見地，研究說明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所以他所不得不做的，只是嚴密地，科學地，把經濟生活的正確研究所必須有的這個目標，樹立起來，這樣一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闡明一社會有機體的發生，生存，發展，死滅，以及由它進到高級社會有機體的演變，是受何種特殊的法則支配。馬克思這書實際也有這種價值」。 這位作者既如此正確地，敘述了我的真正的研究方法，又如此好意地，敘述了這個方法在我手上的應用，他所描寫的，不是辯證法，還是什麼呢？ 敘述的方法，當然須在形式上與研究的方法分別。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種種發展形態，並探究這種種形態的內部關係。不先完成這種工作，則對於現實的運動，必不能有適當的敘述。不過，敘述一經成功，材料的生命一經觀念地反映出來，那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我的辯證法，不僅在根本上與黑格爾（Hegel）的辯證法不同，且正相反對。在黑格爾，思惟過程——他給它以「觀念」的名稱，把它轉化為一個獨立的主體——是現實之創造主；現實僅為思惟過程的外部現象。但在我，觀念界卻不外是移植在並翻譯在人類頭腦中的物質界。 在黑格爾辯證法仍甚流行的將近30年前，我已批評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的姿容。但我著作《資本論》第一卷時，猖狂的，自負的，在今日德意志知識份子中頗為人所信任的庸人，卻已像萊辛（Lessing）時代的摩塞•門德爾桑（Moses Mendelssohn）對待斯賓諾莎（Spinoza）一樣，對待黑格爾，把他看做是一條「死狗」了。因此，我倒公然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門人。在論價值學說的那一章，我還間或採用黑格爾特有的方法來賣俏。辯證法雖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綜合地，意識地，敘述辯證法一般運動形態的，仍須以他為第一人。在他手上，辯證法是倒立著。必須順過來，然後才能在神秘的外殼中，發現合理的核。 辯證法，在其神秘姿態上，是德意志的流行品，因為它使現存事態顯得光彩。但在其合理形態上，辯證法卻引起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的煩惱與恐怖。這是因為，對於現存事態，它固然包含著肯定的理解，但在這種肯定的理解中，它還包含著它的否定的理解，即現存事態必然歸於消滅的理解。這是因為，它認為每一生長的形態是在運動的流中，是暫時經過的；因為，它不甘受任何物的威壓，在本質上它便是批判的，革命的。 資本主義社會的充滿矛盾的運動，在近代產業的周期循環運動的轉變中，最深刻地，印在實際的資產階級心中。這種轉變的頂點，是一般的恐慌。在當前，恐慌尚在初期狀態中，但卻在向前進展。恐慌舞台是多面的，它的作用是深刻的，以致連神聖普魯士•德意志新帝國的暴發戶們，也不免要領教領教辯證法了。 馬克思 1873年1月24日倫敦 * * * [1]德意志庸俗經濟學的空口的饒舌家，曾非難拙著的文體及其說明方法。《資本論》的文字上的缺點，任何人都沒有我那樣痛切地感覺到。不過，為使這一班大人先生們和他們的讀者快意起見，我且在這裡引述一個英國人和一個俄國人的批評在下面。《星期六評論》雖完全反對我的見地，但關於《資本論》第一版，該志卻批評說，該書的說明方法，「把一個最枯燥無味的問題，也說得有一種特別的風味」。《聖彼得堡雜誌》1872年4月20日號說：「除一二特別專門的部分外，該書的說明方法，是以容易理解，明暢，和異常活躍（雖說它所討究的，是科學上異常繁雜的問題）為特色的。就這點說，該書作者……與大多數德國學者，極不相同。……那些學者，用非常枯燥，非常暖曖昧的文字來著書，簡直把普通人的頭都榨破」。但現時德國國家自由主義的教授的著作所榨破的，卻完全不是讀者的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