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積累論 · 第二十五章 利潤的消費
到現在為止，我們始終不談從利潤中支出的消費以及食利者收入的存在。這樣做完全是為了便利說明。已經在沒有食利者的條件下確定了分析的主要方向，我們現在必須把食利者引進我們的模式。從財產收入中支付的消費，其政治的和社會的重要性影響深遠；可是就積累的分析而論，我們將看到，它會使論證複雜化，而無須任何本質的改變。
食利者的收入和支出
我們使用廣義的「rentier」（食利者）這個名詞，來代表作為財富所有者的資本家，和作為企業家的資本家相對立。我們在食利者的收入中包括股利以及利息，並且包括自己是業主的企業家交給他們的家屬的錢。
利息、股利和個人利潤的區別在某些方面是重要的，可是，如果我們堅持我們那種關於企業家的概念，就是企業家把他自己和他的企業等同起來都作為一種存在形式，而不作為一種用來取得財富和享受消費的手段，它們的區別就似乎不在於實際內容，而在於法律上的形式。股利和私人利潤是企業的支出，和利息相類似。支付利息的義務是一種契約性的協議，而股利和個人利潤的數額是由企業家酌量決定的；可是這種義務和決定權在實踐中都不是絕對的。當利潤很低，利息的支付會引起破產時，債權人往往覺得寧可妥協，留著一隻活鵝，希望它將來再生蛋，所以，利息支出會跟著利潤波動。另一方面，股利比較不那麼跟著利潤波動，因為企業家不願意減低股利，恐怕這樣做會損害他們自己的信用，使得未來的借款困難，同時他們也不願意增加股利，因為他們喜歡資金由他們自己控制。因此，利息變動的情況有些像股利，而股利變動的情況在很大的程度上像利息。同樣的論證適用於私人利潤。
在任何時期內，食利者的支出並不和他們在那個時期中的收入有密切的關聯，因為他們擁有財富，掌握著借款的能力（財富的所有權可以用作借款的抵押，例如銀行透支）。他們隨時可以任意花錢，支出儘管超過自己的收入。通常地，在長期中，他們用的錢少於他們的收入；他們在節約，增加自己的財富。 注191 結果，在正常的一年中，企業家付出的數目超過他們的收入，他們的負債（包括股票在內）在這一年中增加的數目等於食利者在這一年中的節約儲蓄。 注192 就長期來說，食利者越儉省（他們的支出對收入的比率越小），公司企業的對外債務對資本價值的比例越大。
從食利者自己的觀點來看，節約儲蓄和為了消費而用錢的區別是很模糊的。消費在購買以後發生，並需要一定的時間。購買長壽命的消費品是一種投資，某些消費品（房屋、藝術品等）部分地是債務投資以外的另一種持有財富的形式。這種消費品可以用過去的儲蓄來買，或者用借款來買而以將來的儲蓄償還借款。然而，消費者的投資和企業家的投資有一種重要的區別。典型的企業家的投資是作長期打算的，如果一切按計劃實現，這筆投資就會從自己的利潤中得到補充更換。典型的消費者的投資僅僅意味著消費能以比未投資以前高的水平繼續進行相當的時期，而不需要任何新的支出。消費品的耐久性，其重要性在於使消費比支出更穩定（耐久物品的購買從一種高水平降低到補充更換的水平，而消費不改變），可是就長期來說，維持一種特定消費水平需要維持支出，而維持特定數量的生產能力不需要淨投資。
從企業家作為一個整體的觀點來看，消費者的支出和消費者的節約之間的區別十分顯著。消費者的支出意味著企業家得到貨幣收入，消費者的節約意味著企業家的貨幣支出超過收入，以及淨負債增加。
在這方面，財務經營——銀行借款、股份保證承受人的手續費等——所賺得的收入，和食利者的收入是一致的。這種賺得的收入所不同的是，它們是執行對經濟的運行可能有重大關係的那種服務的報酬，有別於單純地占用財富；可是從企業家的觀點來說，它們代表超過工資總額的支出，從這一部分中支付的開銷，不管是為了私人消費或者為了投資於銀行辦公室、計算機等，都代表超過工資總額的收入。因此，為了積累的一般討論，宜乎把財務的收入和食利者的收入放在一起，並且把金融業者在工業產品上的投資包括在消費的支出里。金融方面的資金投資（銀行準備金等）兩面都不列入。
一般地說，一個普通食利者的收入比一個普通工人的收入高得多，食利者的消費由各種不同商品構成。從一種觀點來看，最好把我們的模式經濟弄得精細一些，來照顧這一事實，把消費部門分為兩部分，工資物品工業和奢侈品工業。可是這樣做一定會使我們的說明大大地複雜化。因此，我們將採取折衷辦法，大體上保持著那簡單化的假設，所謂消費品總是按同樣的比例購買，一方面工人的消費和食利者的消費的不同構成在論證中特別有重要關係的地方，不時地加以照顧。我們還是繼續不管那由勞動收入和財產收入混合構成的中等階級收入，以及專門職業的薪俸和業務收入。 注193
消費和節儉
食利者的支出和他們的收入的關係，對一個經濟組織發展的情況有重要影響，由於它既影響商品的需求和生產能力的關係，又影響企業組織的對外負債和自己的資本價值的比率。
食利者的支出對收入的比率在長期內可能會怎樣變化呢？當收入對財富的比率不變（利率水平和股票的股利收益不變）時，當食利者家庭的數目跟著資本的價值成比例地增長，以致每一家庭的財富始終不變時，以及當消費方面的習慣歷久不變時，支出對收入的比率就不變。
當每一家庭的財富在不變的利率下增長時，這種支出對收入的比率可能會怎樣變化呢？
當我們考察某一個時刻不同家庭的支出對收入的關係時，一般會發現大體上那些年收入較高的家庭其儲蓄對收入的比例也較高，從這一點可以推論，人們預期收入的增長會帶來支出對收入的比例的低降，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可以同樣言之成理地說節約儲蓄的目的是增加財富，一個家庭擁有的財富越多，想要節約儲蓄的動機就越少。
這兩種看法都是根據一種概念，把個人作為一個具有難於改變的嗜好和習慣的傢伙，不受外界勢力的影響——認為每一個人生存在一種心理的魯濱遜孤島上，在這種孤島上其他的人是風景的一部分，像山羊和樹木一樣。可是實際上消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性的事，每個人的習慣受別人的行為的影響很大，所以當整個社會一起變得比較富裕時，消費會跟著財富一同增長。這種傾向，大概在一切社會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並且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下，由於競爭的企業家的推銷術的壓力而格外加強。節約有幾分是一種道德的努力，即使在高生活水平下也是這樣，厲行節約的善良的決心，在經常受到廣告和新商品的引誘時，很難保持。再則，還有一種消費方面的競爭，起因於人們想要得到別人的重視；這使得每個家庭竭力要至少維持一種外表，顯示自己的境況不比來往的親友差，結果一個人的支出引起其他人的支出， 注194 正如一個企業家的技術改進引起他的競爭者也做出改進（即使在一個認為炫耀是庸俗的社會團體中，要維持高尚人士的風度而不特別引人注目，也可能花費很大）。
因此，似乎不是不合理，如果我們預期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裡，財富增長而食利者的節儉大體上歷久不變（在不變的利率水平下），雖然他們節儉的情況在不同的社會裡可能顯著地不同，一切決定於原有的一般消費習慣。
節儉和利率
收入和財富的比率上的差別（利率和股利收益水平的差別）對支出和收入的比率的影響，不容易弄得清楚。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典型的食利者家庭在兩種不同的局面下享有同樣的年收入（具有同樣的對商品的購買力）；在一種局面（C）中，過去、現在以及預期未來的利率都比另一種局面（A）中較高。在A局面中，這個家庭擁有較多的財富（因為年收入相同，而每單位財富的收益較少）。他們想要節約的動機較少，由於兩種原因——他們掌握的潛在的購買力比在C局面中較大，而每單位財富增加的收益較少。另一方面，如果他們打算增加將來的收入若干，他們就必須節約較多，因為每單位財富的增加在將來收入中造成的增加較少，那時候收益較低，不可能根據任何原理來推論，說他們會怎樣反應，或者，如果不同的家庭反應不同的話，哪一種類型最可能占優勢。
從研究實際行為著手來探討這個問題，也不容易，因為具有永遠不同的利率的兩個局面在空間或時間上一定是分開的（它們屬於不同的國家或者在不同時期的同一國家），並且除了利率以外，在很多其他方面，可能彼此不同。特別是，如果實際工資在A局面中較高，具有特定商品購買力的一筆收入就具有較低的對服務的購買力，這影響中等階級的支出和消費習慣的整個范型。
由於同一原因，關於利潤率長期降低同時利息率也相應地降低（像在一個走向滿足狀態的經濟中會發生的那樣）對支出和收入的比率的影響，也不可能做概括的結論。問題只好暫不解決。 注195
利率水平的長期下降——相對於利潤率而言——（像貨幣管理當局想要通過壓低利率，補救日益萎縮的投資時可能發生的那樣）已經減少了食利者在利潤中分取的份額（假設股利沒有相應地提高），這可能在降低消費對利潤的比例方面有重要影響，比降低利息在提高消費對食利者收入的比例方面的任何影響更為重要。 注196
預期不會持久的利率水平的降低，大概會刺激食利者的支出。一方面長期債券和股票的價格已經上漲，以致食利者全體對購買力的支配權已經增高；另一方面，債務投資暫時沒有吸引力（因為根據假設，它們的價格在不久的將來會下跌），食利者可能寧願購買耐久的貨物（特別是房屋），而不願持有一種流動形式的財富。這種現象加強利率的變動作為一種刺激或阻礙活動的手段的影響，可是，既然這種變動在特殊的短期局面下發生，這時候無論如何總有一些其他波動正在發展，可能淹沒利率方面的變動的影響，所以不可能對它們的影響做出任何肯定的一般性的結論。
預期在長期內價格會上漲，從食利者的觀點來看，就等於利率低於它的名義上的水平（因為預期未來貨幣的購買力低於現在貨幣的購買力），並且使低利息對節約習慣的影響（無論是什麼樣的影響）和人們寧願用股票與耐久物品而不用貨幣與債券作為持有財富的工具的傾向相結合。 注197
預期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完全轉變的價格下跌或上漲，可能對於刺激或者延緩食利者的支出有很大影響。
社會保障
到此為止，我們一直假設工人支出的唯一來源是現時的工資，失業工人的生活由親友的收入來維持。實際上，即使在最苛刻的時候，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總由於食利者對工人的捐助而多少變得溫和一些（食利者的這種行動出於人道主義的動機以及開明的利己主義），在現代，對失業工人的救濟已經通過社會保險而成為制度。我們將看到，這使我們的分析在有關長期中的積累和商業循環方面，都需要重要的修改。我們不打算在我們的簡單化的模式里加上一個國家機器，可是我們將假設食利者安排了對失業工人付給一種津貼，並且這種支出不影響他們自己的開支（當失業人數多的時候，他們從特定收入中節餘的數目比平常少）。
為了簡單起見，我們繼續假設工人不節約儲蓄，因而他們的支出一周一周地總是等於工資總額加津貼。 注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