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積累論 · 第四章 資本和所得

資本和所得的區別，紮根於道德觀念。道德既不是合乎理性的也不是不合乎理性的；好像是，它在一種不同的世界中發生影響。對雕像焚香來提高莊稼的收成，是不合理性的，因為人們觀察的結果證明不信神的人用科學方法取得了較好的收成。可是焚香不是不合理性的，因為這樣做是不錯的和適當的。一個人想到自己一百年後能夠有名會多麼快樂，而讓這個思想影響他的行為，是不合理性的；可是感覺到自己對世界上未來的人類有一種責任，不是不合理性的。「我們必須為了未來的世代而保存我們民族的遺產」，和「我們應該為子孫做什麼？他們從來沒有為我們做過任何事情」，這兩種說法表現兩種相反的道德觀念，兩者的合理性分不出高低。 可是我們可以從外面來看一個經濟組織，把它看作一個運行中的機構，並且它的生存能力決定於它的成員的道德觀念，以及他們遵行這些觀念到何種程度。（即使拿知更鳥來說，使它們承認彼此的領土權的那種本能或者無論什麼東西，也起著像保證種族的生存能力的道德律那樣的作用） 道德和生存能力 農民按季節收取莊稼，他的道德是把他從土壤中得來的東西歸還給土壤，從每次收成中提出種子，以便保存未來的生產能力，不僅為了他自己的一生或者他的子女的一生，而且為了永遠的未來。正是這種道德產生了資本和所得的概念。所得在於大地恩賜的成果，資本在於土壤的生產力。動物和人類的經濟，可以靠挖掘土壤、利用荒地或者掠奪其他的經濟而繁榮一時；可是要長期地在和平的條件下能夠生存，一個經濟必須充分具有農民的道德。對於一個工業經濟，顯然也是這樣；它的生產能力大部分在於一批壽命長的現有設備，這些設備必須通過修理和更換加以維持，並且只有在那些關於財產、貿易和金融制度的規章及慣例都被人們所接受並繼續實行的環境中，才能發揮作用。 注21 個別的農民家庭既是一個消費的又是一個生產的實體。一個國家只能在很模糊的意義上被看作是一個消費的實體，可是（雖然在許多方面和整個世界經濟相互依存）可以被看作一個生產的實體。它的勞動力在於公民的腦力、體力和勤勉；它的資本在於天然資源、訓練和教育以及具體的物品；它的組織部分地由公認的當局有意識地管理指導，部分地從規章慣例的實行中產生出來。 對一個國家來講，資本和收入的區別是實際的，可是決不精確，而且農民的道德對它不完全適用。一個國家的生產部分地在於真正的採礦。它的生產又可能部分地在於採伐自然的或天賦的資源，而不保持它們將來的生產能力；部分地在於掠奪其他的經濟（通過征服或詐騙）；部分地在於不顧一切地利用國外市場，以致影響它們將來的獲利能力。這一切的壞處在國家道德的眼睛裡是相當模糊的，因為國家對它所繼承的財產的關懷只是模糊地為人所覺察。大體上，一個國家的生產資源的保存，決定於國內各個人和各個集團對於保持總體中跟他們有關係的那個部分的關懷。 食利者的資本 某些類型的個人財產和它們所在的經濟組織的生產能力完全沒有關係。特別是對國家公債的投資有這種情況。錢早已借去，用在軍事方面來破壞東西。這種債務不和生產能力方面的任何成分相應，僅僅靠政府的信用做擔保——就是，靠人們相信政府將安排用一部分稅收或者新借款來支付那約定的利息並按照規定辦法還本。名義上的利息（五厘戰時公債，二厘半統一公債，等等）反映過去政府各次借款時資金的價格。一個食利者現在做一筆債務投資所能獲得的有效利率或收益，決定於債券在一般市場上對投資所保持的價格。實業公司的債券或股票代表（在典型的事例中）用於創造實際資本財貨的資金，可是它們在市場上的價格卻受許多跟生產能力沒有什麼關係的勢力的影響。一種和另一種在收益上的區別部分地決定於它們的流動性，而整個收益水平（利率水平）決定於在銀行制度所造成的供給情況下對具有流動性的債務投資的需求。（這些問題以後再討論） 注22 因此，對整個經濟來說，債務投資的收益和資本價值之間的關係，跟產量和生產能力之間的關係，聯繫很不密切。可是對個別的食利者來說，債務投資的收益和土地的收益十分近似。 典型的食利者是在反映農民道德的那種概念下教養出來的。他感到有權用掉自己的收入，可是假如他從原有的資本中抽取購買力，他就覺得太不應該。當他的支出少於收入時，他就認為自己節約和增多資財的成績很好。然而，他的資本，除了作為若干數量的價值以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表明。貨幣的價值也許正在變動，或者可望在將來變動；可是就我們現在的論點來說，我們將假設一般物價水平十分穩定，使得食利者有理由只根據貨幣價值來考慮問題。一年中總有某些特殊的債務投資的價值（就是以貨幣計算的購買力）在變動。那麼，食利者對於他一年中的收入怎樣規劃呢，他可能使他的債務投資保持不變，同樣的那些證券一年來始終收藏在他的保險箱裡。因此他可以認為這些證券是他的資本，他所收到的報酬是他的所得。或者，當他改變他債務投資的種類時，他可以立一本獨立的資本賬，而把利息和股利記入所得賬。可是這不過是他願意遵守的一種習慣。對個人來講，利息和資本增值沒有必然的區別。例如，當整個債務投資者的市場預期一兩年內的一般利息水平會降低的時候，長期債券（這種債券預先保證在未來許多年內每年付給一定的數目）的價值就比短期債券高（因為當債務清償時，只能按較低的收益再投資於債務），它們的相對價格（由於市場上的供求作用）會被調節，使得短期債券的利息差不多等於長期債券的利息加上 預期的增值。 注23 或者，借債人可能以低於票面的價格發行債券（就是，保證將來償還的貨幣數目大於最初收取的數目），以便少付一些年息。把任何叫作利息的東西當作所得，是不合邏輯的。對個別食利者來講，合理的程序是按期地進行估值，從一個時期內收入的利息中減去證券的市價下跌數或者加上市價上漲數，才能說他這一段時期的所得是多少，並且估計這種價值變化的意義，以便預測他將來的所得。如果他在這種預測方面很成功（根據他的經紀人的意見或者依靠他自己的想像），投資於一些價格上漲了的債券，以致他的資本增值了，他就需要自問良心，是否有權利把這種增值實得到手，把它用掉；他怎樣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出於他是否預期將來會得到同樣的利益，以致這種利益可以適當地認為是一種連續不斷的收入。 如果他所持有的證券的價值上漲，不是由於他個人在債務投資方面的本領，而是由於利率水平的降低，並且人們預料這種利息降低是長期的，那麼，他就面臨了一種不同的問題。暫時他的收入沒有變動，而他的投資的價值上漲了，可是，除非他所持有的全部都是很長期的債券，或是市場上深信將來有能力支付股利的股票，他以後就得按較低的收益再投資，結果他未來所得的希望已經降低。這種情況會怎樣影響他現在用錢的速度呢？他可以認為他現在的所得是他的債務投資的現在價值在將來的永久收益（按照新的利率水平）。把債務投資的資本價值的增長包括在利率恰巧下降的那一年的所得之內，確實不是適當的。在利率恰巧上漲的一年中，他也不需要覺得必須（通過努力節儲）恢復他所有債務投資的價值。利率水平上的變動意味著通過占有財富而能取得收入的條件上的變動（類似於在工資水平變動時從工作中取得收入的難易程度的變動），食利者可以決定接受收入方面的變動，而相應地調整他對於什麼是應該用的錢的看法。可是，由於一般利率水平的變動和各種不同的債務投資的相對收益的變動混淆不清，對任何個別食利者來講，要決定他應將其所得看作什麼，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謹慎的食利者所遵守的慣例，對經濟組織說來也許跟對他自己一樣重要。如果他在任何時候都有節約的餘地，並且把他的支出保持在一種穩定的水平，他願意把他的所得和他的儲蓄率叫作什麼，沒有任何實際的區別。可是，如果他的支出跟他對他的所得的看法有關，那麼，他對物品和服務的需求（從而同一經濟中其他成員的銷售）就受他所遵守的那些慣例的影響（也受他遵守慣例的決心的程度的影響）。因此，食利者的所得的定義是一個在邏輯上可以爭論的問題，而食利者據以行動的見解卻是經濟組織中的一種發生作用的因素。 稅收當局在關於什麼是所得和什麼不是所得這一點上所遵守的慣例，對於個人和整個經濟，也是一個具有實際重要性的問題。 注24 收入和成本 把農民的關於所得的概念應用在企業家的事情上，比把它應用在食利者的事情上，還要困難。一個公司的所得是它的利潤，就是收入超過成本的超過額，可是收入和成本都根本不是簡單的觀念。 首先，可以歸因於一年銷貨的收入並不十分明確。信用的條件不同，結果支付和銷貨沒有一種一定的關係（而且可能碰到呆賬）。第二，公司的一部分收入可能是實物。當設備在公司自己的工場裡製造，以及部分加工貨品的存底增多時，就有這種情況。這些東西對公司的價值在於未來（由於預期在不久的未來銷貨會增加而在制品增多，和由於最近銷路減少而存貨積壓增多，完全不同），在收入方面應該相應地怎樣計算，是一個需要斟酌決定的問題。 要把成本的觀念弄得精確，困難還更大。甚至一年的工資總額也不完全是一個明確的數量。對公司的養老金的補助或者對食品販賣部的津貼，可以認為是一種補充的工資成本，也可以認為是一種從利潤中分給工人的紅利。薪金和利潤有些分不清。 注25 物資必須早些時買進而後才賣出，既然這些物資的價格是會變動的，就有一種利潤或損失的成分，其多少可以根據核算價值的日期來決定。 租金支出以及利潤中必須作為利息而支出的一部分的數額多少，是一個有關歷史情況的問題，決定於公司的資金周轉依賴借入到什麼程度，以及公司的房屋地基是否自有。 然而，這些是比較次要的問題。主要的困難是在長壽命的工廠方面。工廠設備一生中在三種不同的情形下損失價值：由於使用的損耗，假如擱置不用，這種損耗就會冤掉；由於時間推移而本身老舊，以及易受火燒的危險等；還有由於流動費用或者顧客需求的改變，或者由於同行的競爭，致使它的出產品不能獲利。全部設備的成本是由使用期內的全部出產品分攤的，任何一個時期的出產品應該分攤多少呢？任何一年的出產品應該分攤的數目，大部分決定於這些設備的預期的能掙錢的未來的壽命。未來的壽命越短，本年分擔的成本越多，因而本年的利潤越小。（再加上使用一筆折舊基金做債務投資所能得到的利息，或者把它用作資金時所能得到的利潤，那就更加複雜了）所以收入和成本都不是明確的貨幣數目，而是包含著許多假想的估值成分的。 企業家的資本 企業家的道德以一種更極端的方式反映農民的道德。對企業家來講，謀取利潤的目的不是任性消費，而是維持和擴充他的業務。因此他的道德要求他在發生疑問的時候，應該採取傳統的辦法，使成本儘可能顯得高而利潤儘可能顯得低（在這方面企業家不斷地和徵稅人員爭論）。誠然，以家庭營業店主、總經理和內部股東的姿態出現的企業家，一般地確實比他雇用的工人享受一種高得多的消費水平，可是這是因為沒有一個人完全實行他自己的道德要求（並且他們為自己辯解，說是為了公司的信用，必須顯得生意興隆的樣子）。企業家的道德要求他（在家庭營業中）把營業放在家庭之上，以及（在經理制的公司中）分配一部分利潤，只須足以保持股東的興致，使他們不致行使法律上的權利，結束業務，收回資本，或者把企業賣給另一個待他們比較好的企業家，同時足以維持股票在債務投資市場上的價格，以便在將來擴充業務時可以方便地籌到新的資金。儘可能多的利潤應該投資於增加生產能力，並且為了謹慎起見，作為被成本吸收的一部分准租金的數目應該在合理的範圍內儘可能定得高。 把利潤用在公司本身的習慣，部分地是由於競爭的壓力，因為任何企業，如果不時刻努力擴充，就容易萎縮和失敗。可是主要是由於企業家們遵守一種嚴格的規律。誠然，有些人滿足於管理一個小企業，絕對喜愛一種舒舒服服的和不受打擾的生活，可是他們被人認為有怪癖；的確，假如所有的人都像他們那樣，資本主義制度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發展和繁榮。 利潤由銷貨造成，不是通過創造財富，而是像我們已經注意到的那樣，必須使購買物和消費者需要的滿足相應，作為穩固的核心。因此，那似乎荒謬的對利潤的追求，結果發展形成了一種經濟制度，它不僅能夠生存，而且顯著地能生產財富。 注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