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 · 第九章 書院

史浩為相，必欲官文公，或言宜處以外郡。淳熙五年八月，差權發遣南康軍（今四南江康縣）事。東萊、南軒，皆謂須一出為善，遂赴召。 南康在廬山下，山中有白鹿洞者，故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游，遂立黌舍。五代時，李氏為建書院，官師給贍田養，從眾甚盛。宋太宗時，嘗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其後淪壞，日久莽為邱墟。朱子為訪求遺址，屬教授楊大法、星子縣令王仲傑，重建書院於其地。落成之日，率賓佐合師生修釋菜之禮，以告於先聖先師，又置田以贍學者。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 白鹿洞書院學規，先立五教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堯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五者何？「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其道。修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廬山第一泉 又為之說曰：「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己淺矣，而其為學，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漸而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熙寧（神宗年號）初，明道在朝，建白學制，綱條甚悉，而為王安石所阻，至是始復書院。而學問之統紀，關洛之緒言，益以光大。其關係於學術民風者，至重且大。後至潭州又復嶽麓書院，亦此意也。 官南康之明年，陸子靜來訪，此亦學術史上一佳話也。蓋子靜之見，本與朱子不同，今特造訪，請書其兄子壽墓誌，則其心折朱子而重視之也至矣。朱子見其至，如接大賓，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章（見《論語》），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然動心焉，請書於簡以諗同志。 【批評】 白鹿洞書院學規，要言不煩，竊謂大小學校中，皆應楷書一通，以提撕而警覺之也。 朱子在南康，時雖不久，而善政甚多。予嘗游其地，越七百餘年，其地之人，無不知有朱子，而太息斯人之不再作也。書院之風，始於白鹿。明之東林，至與強臣相對壘，節義文章，皆自白鹿啟之也。 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之途。君子無非為義，小人無非為利。其黠者且假仁義之跡，陰成其攘利之志。玩一喻字，夫子之言，可謂深切。陸子講義，今有石刻，亦見《象山集》中。 史浩擔任宰相，一定要給朱熹封官，有人建議說可以把朱熹放到外面的郡縣做官。淳熙五年八月，朝廷任命朱熹南康（現在的四南江康縣）軍事。呂東萊和張南軒均勸說朱熹出仕為好，於是他奉命赴任。 南康位於廬山腳下，山上有個叫白鹿洞的地方，是以前唐朝的隱士李渤居住的地方，當時的很多學者和他交往，於是建了一個書院。五代時，李氏為了建設書院，請政府撥付田地供養，到此求學的人非常多。宋太宗時曾下詔賞賜給書院《九經》，並封白鹿洞山長官職。後來書院荒廢了，時間一長變成了廢墟。朱熹探尋到書院的遺址，責令教授楊大法、星子縣令王仲傑在原址上重新建設書院。書院建成那天，朱熹帶領幕賓佐吏及老師學生，舉行祭祀先聖先師的釋菜禮，以祭告先聖先師，又劃撥田產以供養學者。每到休假時，朱熹就來到書院，學生有疑問和難題，則耐心教育引導而不知疲倦，講解完後則與學生一起閒遊山水之間，過一整天才返回。 白鹿洞書院的學規，先要樹立五倫的教育，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堯讓契擔任司徒，恭敬地推行五種教化，說的即是這五教。學習的人學的也就是這些而已，而用來學習聖賢學問的方法次序，也有五步，哪五步？「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四個方面，是用來窮究道理的方法，至於篤行之事，從修養身心到處事、接物，都各有不同的道理。修養身心的關鍵是「言語忠誠老實，行為忠誠厚道而又嚴肅認真。克制憤怒，杜絕私慾，改正過失而趨向至善」。處理事務的關鍵是「言行合乎正義，不謀個人私利，宣明大道而不計較功利」。與人交往的關鍵是「自己不願承受的事，也不要強加在別人身上」。 然後又解釋說：「我私下裡看古代的聖賢教導人們學習的原因，無非就是讓人了解掌握義理，來修養身心，然後推之於別人，而不只是讓人專門致力於背誦閱讀和遣詞造句，以釣取聲望名聲和功名利祿而已。現在研究學問的人，則是恰恰相反。然而聖賢用來教育人的方法，都存在於經書之中。立志學習的人，固然應當熟練誦讀、深入思考，詢問辨識其中的道理。如果知道其中的道理應當怎樣，因而要求自己必須這樣，那麼所立的規矩禁忌又豈用得著他人約束，然後才有所遵循呢？近代在書院裡所立的規矩，對於學習的人而言，對自己來說太膚淺，做學問又未必符合古人的意圖。因此現在這些規矩不在這個學堂施行，而專門選取聖賢用來做學問的重要綱目，逐條列舉如下，懸掛在門楣之上」。 宋朝初期，老百姓才擺脫五代十國的戰亂之患，做學問的人還很少，漸漸地社會穩定下來，研究學問的風氣日益興起。儒者往往依附山林之中，在閒暇之中講解傳授學問，造詣高深的學者多到數十乃至上百人，嵩陽書院、嶽麓書院、睢陽書院及白鹿洞書院尤為著名，世上稱為四大書院。在那個時期，士子都注重本質和務實，輕視創新，勉力去做到義而不取巧，恪守訓詁而不牽強附會。等到河南二程、張載一同倡導闡明理學，熙寧（宋神宗年號）初，程顥在朝中為官，建立白學制，綱領條目非常完備，但被王安石所阻撓，到此時才恢復書院，學問的頭緒條理、伊洛之學已發而未盡的言論，日益得以發揚光大，影響民間教化風俗至為重要和深遠，後來到潭州又恢復嶽麓書院也是這個意思。 在南康做官的第二年，陸九淵來探訪朱熹，這也是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陸九淵的觀念，本來就與朱熹不一樣，現在特意造訪朱熹，請他為兄長陸子壽寫墓志銘，可看出他內心已被朱熹折服，極為重視朱熹。朱熹看到他來了以後，如同迎接貴重的賓客，帶著同僚和學生，與陸九淵一同到白鹿洞書院，請他登上講經的席位講經說法，陸九淵講解「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見《論語》）。朱熹認為他講的十分切合學習之人隱約細微的積習病根，聆聽講解的人無不觸動內心，於是請陸九淵把他講的內容寫在書簡上，以勸告同道之人。 【評論】 白鹿洞書院學規，簡明扼要，我個人認為大小學校里，都應該抄寫一遍，以教導提醒警覺學生。 朱熹在南康的時候，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好的政策措施卻非常多。我曾經去過南康，歷經七百多年，當地的人沒有不知道朱熹的，對朱熹不存於世而感到嘆息。興辦書院的風氣，開始於白鹿洞，明朝的東林書院甚至與當朝權臣相抗衡，後世讀書人的節操義行文章，都是從白鹿洞書院開啟的。 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在於追求義還是利。君子是為了義，小人為了利。那些狡詐之人用假仁假義的行跡，暗中實現他們攫取利益的目的。玩味一個「喻」字，孔夫子的話可以說是深入透徹。陸九淵的講義，現在有石刻本，《象山集》中也有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