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 · 第八章 解經
自伊洛之說昌,而學說已煥然一新。至於經書,則仍以漢唐註疏立於學官。及朱子之《集注》出,註疏之學為之一變。元明以來,易、詩、書、禮、論語、孟子皆宗宋學,而漢唐註疏幾乎不行,此亦可見文公學力之大矣。
諸經之中,論孟二書,最為精要。文公先編次《論孟精義》三十四卷,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注》,即今所行者是也。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論孟或問》三十四卷。
朱子自言於此二書,理會過四十年,字字為咀嚼過,所作集注,多一字不得,少一字不得。秦呂不韋撰《呂覽》(亦名《呂氏春秋》),嘗榜咸陽門曰「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卒無有人能增損一字者。此畏其勢耳,豈不能增損哉?朱子之書則庶幾矣。
《大學》、《中庸》,本《禮記》中篇名。宋儒以《大學》為初學入德之門,《中庸》為孔門傳授心法,故抽出別行,以配論孟,總稱四書。文公始為章句,較漢唐舊本,經文頗有移易,語孟早成,學庸至晚年始定。易簀之日,猶伏枕改大學誠意章曰,「此人鬼關也」。別有《大學或問》一卷、《中庸或問》一卷。
《詩經》自毛鄭(詩有毛傳鄭箋,毛萇傳之,鄭元箋之也)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小序,序所以作詩之意冠各篇,或雲子貢所作),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為說以通之。鄭樵(字漁仲,莆田人)撰詩辨妄,力詆其非。文公作《詩集傳》,乃盡廢小序,涵詠經文,而得其意,訂其序之是非,別為一編,附置經後,以還其舊(今坊本每不刻次卷)。
《易》以卜筮之書,未遭秦火。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東漢之時,馬融、鄭玄皆為費氏學,其書始盛行。自康成(鄭玄字)、輔嗣(王弼字,注《易經》)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東萊呂子,因嵩山晁氏所編古《周易》,而重定之。朱子撰本義,謂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之實。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求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者後推之於事(畫卦揲蓍之法別有一書,摸印以傳,名曰《易學啟蒙》,署名雲台真逸,即朱子別號也)。
《書》本行孔安國注,朱子命弟子蔡沈(字仲默,號九峰,建陽人)作集傳。光宗紹熙元年冬,刊易、詩、書、春秋經義四子書於臨漳。及其成也,為文以告先聖,有書臨漳所刊四經後,書臨漳所刊四子後文各一首,其論四子云:
「聖人作經義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賅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次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也。因竊並記於此雲。」
文公於三禮,未及訂注,第以《儀禮》授之黃干,成《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於《孝經》有刊誤,於《離騷》有集注,於韓文有考異,於道家言,如《參同契》《陰符經》,亦皆有撰述。蓋無所不通雲。
【批評】
漢唐箋注之學,詳於名物,而略於義理,未免偏重。北宋諸儒,如司馬溫公、歐陽文忠公、蘇文忠公皆兼以義理說經。伊洛繼起,析理愈精,而聖人之道愈明矣。其後承學之士,盡廢漢學,高談義理,空疏無補,則其末流之失,而不可以並疵朱子,朱子固極博學者。善乎!清陳澧(字蘭甫,番禺人,著《東塾讀書記》等書)之言曰:「近儒考據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詆朱子。」
朱子之學,細讀《四書集注》,《大學》《中庸》章句,足以盡之矣。文集語錄,共數百卷,人不能盡有,有之亦不能讀,不如四子書之到處可得也。
朱子說《詩》,以孔子有「鄭聲淫」,《禮記》有「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等語,遂盡以鄭衛為淫奔之詩,不知此指其聲也,非指其詩也。
自從伊洛之學盛行以後,學術界面貌煥然一新。至於研習經書,在學校中則仍然是使用漢朝和唐朝的註解。等到朱熹的《四書集注》完成,註疏的學問因此發生巨大變革。元朝明朝以來,《易經》《詩經》《尚書》《禮記》《論語》《孟子》均推崇宋代註疏,漢唐時期的註疏幾乎不再流行。這也可以看出朱熹學問的精深。
各類經書之中,《論語》和《孟子》兩本最為精粹切要。朱熹先編纂了《論孟精義》三十四卷,又撰寫了《訓蒙口義》,然後凝練其中的精華,將能夠反映《論語》《孟子》核心旨意的內容編成《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就是現在通行的版本。然後又解釋所作註解取捨的原因,編成《論孟或問》三十四卷。
朱熹自己評價這兩本書說,研究領會超過四十年,每個字都仔細推敲過,所作的集注,多一個字不行,少一個字也不行。秦朝呂不韋編纂《呂覽》(也叫《呂氏春秋》),曾在咸陽城門口張榜公示說「如果有人能夠增加或刪改其中一個字的,就給他一千金」,最終沒有人能增加刪改一個字。這只是畏懼呂不韋的權勢而已,哪裡是不能刪改?朱熹所作的集注則差不多接近無法刪改。
《大學》《中庸》原本是《禮記》中的一部分,宋代儒學家將《大學》看作是初學者進入聖人品德修養境域的門路,《中庸》是孔門傳授聖賢大道的心法,因此將這兩篇文章抽出來另成書籍,配合《論語》《孟子》一起統稱為「四書」。朱熹最初做書籍注釋,跟漢唐的舊版本比較,經文有較大改動。《論語》和《孟子》註解完成較早,《大學》和《中庸》註解等到晚年才定稿。朱熹將要去世之前,仍然倚著枕頭修改《大學·誠意章》,說「這是人與鬼的區別」。另外還著有《大學或問》一卷和《中庸或問》一卷。
《詩經》自從毛亨、毛萇和鄭玄(《詩經》有毛傳鄭箋之說,毛萇所作的註解名叫《毛詩故訓傳》,鄭玄又為「毛詩」作箋注名為《毛詩傳箋》)以來,都以註解小序為主(小序,就是冠於《詩經》各篇之首解釋主題的簡短序言,有人說是子貢所寫的),小序內容和對應的文章內容相悖謬,則把講不通的硬要講通。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寫文章辨明其中錯誤,有力地指明其中的不當。朱熹做的《詩集傳》,於是全部廢除小序,反覆吟詠詩文意境,從而明確其含義,修訂序言的對錯,另外編成一書,附在《詩經》後面,以還原其本意(現在民間書坊的版本基本不刻印附件)。
《易經》因為是用來占卜的書籍,所以沒有被秦朝焚毀。漢朝興起後,研究易經的有六個派別。只有費氏傳授古文的《易經》,沒有被官方認可。東漢的時候,馬融、鄭玄都推崇費氏學說,然後費氏的書才開始盛行。自從康成(鄭玄的字)輔嗣(王弼的字,注《易經》)將彖、象、文言與經合為一體,學者於是就看不到古本《易經》了。呂東萊,在嵩山晁氏所編寫的古《周易》的基礎上重新編訂。朱熹撰寫《周易本義》,指出象數才是創製易經的根本目的,占卜是易經實際運用。每分析一卦一爻,就如同占卜時得到的卦辭爻辭,虛心探求卦爻所要表達的意思,分析斷定所占之事的吉凶可否,然後探求卦象為什麼呈現出這樣,探求其中的道理為什麼是這樣,然後將卦象與實際聯繫起來(畫卦數蓍草的方法另外有一本書,刻板印刷流通,叫《易學啟蒙》,書籍署名叫雲台真逸,即朱熹的別稱)。
《尚書》版本通行的是孔安國註解本,朱熹讓弟子蔡沈(字仲默,號九峰,建陽人)作《尚書集傳》。宋光宗紹熙元年冬天,在臨漳刊印了《易經》《詩經》《尚書》《春秋經義》四部子集。等到完成後,作文來告慰先聖,分別在臨漳刊印的四經後面和臨漳刊印的四部子集後面分別作文一篇,論述四部子集說:
「聖人作經義來詔示後世之人,為了使讀者在誦讀這些文章時,能夠思考其中的義理,來知曉事理的本來狀況,窺見道義的全部面貌,從而身體力行以達到聖賢的境界。文章雖然簡練,但天下的緣故、無論有形和無形的、大的和小的都無不涵蓋其中,想要追求得道而進入聖賢境界的人,不這樣就沒有地方用心了。然而現在離聖賢時代久遠,講解誦讀方法沒有流傳下來,對於其中的象數、名物、訓詁、凡例等內容,閱歷豐富的老師和素有聲望的博學之士尚且有不明白的地方,更何況是才入學的兒童很快就讀這類書,怎麼能夠掌握文章的大旨要義呢?因此河南程顥教育人必須先讓人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這幾本書上下功夫,然後再學習六經,求學先易後難、先近後遠、先小後大的順序是固定的,不能夠隨意顛倒改變。因此現在刻印四本古文經書,然後才是這四本書,以區分先後之序,並且考證往昔的典籍,為其注音解義,方便閱讀的人。又全部將程顥關於四書的言論附在書後,以使閱讀的方法能夠讓學習的人得以看到。曾猜測《中庸》是《孟子》七篇中抽出的內容,但讀者如果不在讀《孟子》之前研習《中庸》,則也不符合聖賢之道循序漸進的要求。因此一併記錄於此。」
對於《周禮》《儀禮》《禮記》三禮,朱熹還沒來得及修訂註解,先把《儀禮》傳授給黃干,著成《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後又續二十九卷。針對《孝經》著成《孝經刊誤》,針對《離騷》著成《離騷集注》,針對韓愈的文章寫了《韓文考異》,對於道家的言論,比如《參同契》《陰符經》也都有著作論述,朱熹可謂沒有什麼不通曉的。
【評論】
漢唐以來的箋注之學,對於事物名稱研究的比較詳細,但對其中的義理分析有些簡略,總體上未免有些輕重失衡。北宋的各個儒學家比如司馬光、歐陽修、蘇軾都結合義理來闡述經書。伊洛之學興起之後,剖析義理更加精微,聖人之道更加明晰。在此之後繼承他們學說的人,徹底拋棄漢代學說,圍繞義理大發議論,空洞無用,但這只是末流學者的謬誤,而不能藉此來批評朱熹,朱熹確實是博大精深的學者。清朝陳澧(字蘭甫,番禺人,著《東塾讀書記》等書)有句話說的好:「近代儒學家的考據之學,起源於朱熹,不能反過來由此而詆毀朱熹。」
朱熹的學問,只要認真細緻地閱讀他寫的《四書集注》《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就能夠詳盡地了解了。其他的文集語錄,一共有數百卷之多,人們不可能全都有,即便是有也不可能全部讀完,不像是四部子書到處都能得到。
朱熹解說《詩經》,因為孔子說過「鄭聲淫」,《禮記》中有「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等文字,就認為鄭國、衛國的詩全部都是描寫男子淫亂女子私奔的詩,卻不知道這裡說的是指鄭衛的音樂,而不是指鄭衛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