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 · 第七章 著書

士不立於朝，則昌明學術，以待後之學者。而與其著書，不若訂正前人之書，為免無知妄作之嫌也。文公為程門私淑弟子，於其遺書，殆無一字不精熟，知其中頗為後人竄易，非程子之本意。乃反覆參訂，以復其真。乾道四年書成，九年，又成外書。 橫渠張子，關中大儒，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改曰《東銘》、《西銘》，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游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文公發明其義，成《西銘解義》。 濂溪周子，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世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使周子立象盡意之微指，暗而不明。文公釐正其失，作《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義》《太極圖說》二書，至晚年始出以授學者，蓋慎之至也。 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所載宋名臣言行之跡，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其始終表里之會，而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於是採取其要，撰《名臣言行錄》，蓋與《伊洛淵源錄》相表里雲。 居母氏喪，則撰家禮，以復古制。顧吾人於朱子之書，所最不可一日廢者，其《小學》《近思錄》乎。《近思錄》掇取周程張四子之言，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作後學入門之階梯，總六百二十二條。助成之者，東萊呂子也。《小學》一書，做人樣子，最為切要，自序云：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之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搜輯以為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淳熙丁未三月朝旦晦庵題。 蓋文公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修身之事，此略備焉。 司馬溫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朱子猶病其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乃別為義例，增損隱括，而成《資治通鑑綱目》。法《春秋》，寓褒貶於書法之中，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 【批評】 世之汲汲求仕者，莫不曰為欲行所學也。使其果有實學，則吾身即不用，而講學著書，亦未嘗不可以行道。觀朱子身雖在野，其學說足定一世之耳目，其遺書可正萬代之人心，吾道豈非已大行乎？今人一出學堂，即想利祿，操教科報章之學，謂即可以治天下，學堂愈多而學風愈壞，學生日多而學人日少，言之慨然。 理學始於宋，而周程張四子為之魁，朱子於周子則解其《通書》與《太極圖說》，於二程子則訂其遺書，於張子則注其《西銘》，不愧集大成者也。 《五朝名臣言行錄》十卷，《三朝名臣言行錄》十四卷，皆朱子撰。五朝為開國至英宗，三朝則英宗以後至徽宗也。朋溪李士英又撰《皇朝名臣言行續錄》八卷，《四朝名臣言行錄》二十六卷，《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十七卷。今有合刻本。 《近思錄》有江永注本，《小學》注者不一家，近通行高愈本。同治間，湘鄉羅忠節公澤南因朱子之書，撰《小學韻語》，簡明易誦，有子弟者，不可不置一本也。有蘇州書局刻本。 溫公《資治通鑑》，上起戰國，是明示人以繼春秋之後矣，而不敢於書法寓褒貶，則溫公之謙也。朱子改為綱目，與蔡季通書雲，「通鑑節本，只名綱目，取一綱舉眾目張之義。」其實綱即擬經，目即擬傳，最足正溫公之書者，於三國之帝劉黜魏是也。 士子如果不在朝廷中做官那就研究闡述學問，以等待後來的學者。與其自己寫書，不如修訂矯正前人所寫的書，以避免出現無知而任意胡為的嫌疑。朱熹對程氏敬仰而不能從學，自以為其弟子，對程氏的著書，沒有一個字不研習精熟，知道這其中有一些被後人私自篡改，不是程氏的本來意思，於是多次修訂他們的書，恢復其真實面貌。乾道四年修訂完成《程氏遺書》，乾道九年補修成《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張載是關中地區的大儒、士子們的宗師，曾經在學堂的兩個窗戶上左邊寫《砭愚》一文，右邊寫《訂頑》一文。伊川先生改稱為《東銘》、《西銘》，曾說《西銘》是明確了理學根本是一樣的但發散開來卻各有不同，拓展了以前聖賢沒有闡述的內容，和孟子的人性本善、保養元氣的觀點有同樣的效果。對隨他求學的人，一定會讓其看《大學》、《西銘》兩篇文章。朱熹闡述其中的義理編寫成《西銘解義》。 濂溪先生周敦頤作《太極圖》，明晰天理的根本，尋究世間萬物的始終，又寫了《通書》四十篇，闡述太極的內涵，語言簡練而道理博大，文章樸實而義理精微，得到了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根本宗旨，對學習的人非常有利。世人誤認為《太極圖》是整本書的結尾末節，使得周敦頤通過取法萬物形象來表達思想的精深微妙的意旨，變得晦暗不明。朱熹糾正了這種錯誤，寫了《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太極圖說》這兩本書等到朱熹晚年的時候才拿出來傳授給別人，由此可見朱熹治學謹慎到極致。 他閱讀近代的文集和記事的書，覺得記載宋代著名大臣言語行為的事跡，對社會教育很有補充作用。然而因為這些書籍出自不同人之手，沒有統一整理。既無法追究其始終表里的來龍去脈，又陷於虛偽浮誇荒誕的學說。於是選取其中的綱要，撰寫了《名臣言行錄》，這與《伊洛淵源錄》互相配合印證。 朱熹為母親守喪期間，撰寫了《家禮》，來恢復古代禮制。細數我們對於朱熹的著作之中，一天也不能荒廢的就是《小學》和《近思錄》。《近思錄》摘取周敦頤、二程、張載四家的言論，主要是關乎聖賢大道且跟平時生活密切相關的內容，作為後來學習之人入門的階梯，一共有六百二十二條。幫助他寫成此書的，是呂東萊。《小學》一書中，強調立身處世的規矩最為重要，朱熹自己作序說： 古代小學教導人灑水掃地、溝通交流、行為舉止的節度，以及愛戴親人、尊敬長輩、尊崇老師、親近朋友的道理，這都是用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一定要在孩子小的時候進行講解練習，讓孩子學習與智力一同增長，感化於善行並根植於內心，而不會產生牴觸情緒和格格不入的隱患。現在前人所做的《小學》一書全文雖然看不到了，但在不同的傳記中體現出的內容也很多，讀者往往因為固執於古今禮法制度不同而不願意學習，竟然不知道那些沒有古今差異的，也未必不能夠實行。現在搜集整理到一些內容編輯成此書，傳授給兒童，作為給老師講授之用，或許可以對風俗教育起到一點補充教育的作用吧。淳熙丁未三月朝旦，晦庵題。 朱熹把《大學》的意思充分表達出來，以使學習之人開智悟理後，又擔心失去常規沒有參照，不能找到進步的載體，於是編輯這本書，來教導幼童學者，使他們能夠扎好根基以通達其枝節，內篇一共有四章，分別叫做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有兩章，分別為嘉言和善行。修身的事，這裡基本說的比較完備了。 司馬光接受詔令編纂《資治通鑑》，完成以後又摘取其中精粹切要的內容，另行編寫目錄三十卷。晚年他不滿《資治通鑑》原書太過於詳細，目錄太過於簡練，又計劃編寫《舉要》共八十卷，以符合中正之道，可惜沒有完成。等到紹興初年，南陽胡文定開始在司馬光遺稿的基礎上，修編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其文筆更加簡約而敘事更加完備。朱熹仍然不滿其見識不強，不能夠領會原文的要旨、探及其詳細含義，於是另外撰寫闡明義理的事例，增加刪減，矯正規範，著成《資治通鑑綱目》。該書效法《春秋》寫作風格，將對人物的褒貶寄托在文章之中，文章上下橫跨一千多年歷史，亂臣賊子的所作所為都被記錄下來，無法再隱匿其惡行。 【評論】 世上熱衷於追求官職的人，無不說想要踐行自己所學到的知識。假如他們果真有真才實學，那麼即使我自己得不到任用，而去傳道講學寫書，也未嘗不能踐行大道。看朱熹雖然身在民間，但他的學說足以決定一代人的見識，留下的著作可以端正萬代人的心性，聖賢之道豈不是已經盛行起來了嗎？現在的人剛邁出學校，就想著功名利祿，拿著教科書里文章的那點知識，就說可以治理天下了，學校越多學習風氣反而越壞，學生日益增多但能踏實學習的人日益減少，說到這裡不禁讓人為之感慨啊。 理學研究開始於宋朝，周敦頤、二程、張載四位學者作為其中的魁首，對於周敦頤，朱熹解析了他寫的《通書》和《太極圖說》；對於二程，則修訂了《程氏遺書》《程氏外書》；對於張載，則註解他寫的《西銘》，朱熹不愧是理學集大成的學者。 《五朝名臣言行錄》共十卷，《三朝名臣言行錄》共十四卷，都是朱熹撰寫的。五朝為宋朝開國以來到宋英宗，三朝是從宋英宗以後到宋徽宗。朋溪人李士英（李幼武）又撰寫了《皇朝名臣言行續錄》共八卷、《四朝名臣言行錄》共二十六卷、《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共十七卷，現在有合訂本。 《近思錄》有江永註解的版本，註解《小學》的不止一家，近年通行的版本是高愈註解本。清朝同治年間，湘鄉羅忠節公（羅澤南）根據朱熹的《小學》，撰寫了《小學韻語》，簡單明了，容易朗誦，家中有上學的孩子的，不能不買一本使用。有蘇州書局翻刻的版本。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記事最早到戰國時期，明確告訴世人這本書接著《春秋》記事時代之後的，不敢在《春秋》已經記載的事情上再做褒貶，這體現出司馬光的謙虛。朱熹著書時改為《資治通鑑綱目》，在與蔡季通的書信中說「通鑑的節選版本，只取名叫做綱目，是取抓住事物的關鍵就可以帶動其他環節的意思」。實際上「綱」就好比是簡練的「經」，「目」就好比是內容豐富的「傳」，最能夠訂正司馬光這本書的，是在撰寫三國時尊奉劉備為正統而貶低魏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