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 · 第五章 廷對

方高宗之南渡也，中原失陷，父兄羈虜，雖有張浚、韓世忠、劉錡、岳飛為之將，而信用秦檜，抑戰士之怒，不惜忍辱負恥，以與敵和。正人君子，始則力爭之而不得，則相率歸田裡，而不復立於其朝。文公之父，亦以此而去。文公壯時，既志在求學，而未暇談國家之大計，亦以朝政顛倒，尚非彈冠之時，寧沉淪於草野耳。幼學壯行之志，豈其一日忘哉。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朱子應詔上封事，略言： 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遍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訟詞藻，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中云：「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敵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顧疇咨大臣，總攬群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孑然無一毫可恃，以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 末云：「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陛下以為今日之監司，奸賊狼籍，群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政台諫之親舊賓客乎？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孝宗隆興元年，召赴行在（行在，謂臨安也，亦曰行都），辭不獲命。其年十一月，奏事垂拱殿。時宋遣王之望使金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文公將趨朝命，問延平所宜言。延平以為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而主勢孤。文公即用其說以對。第一札謂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略云： 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 第二札謂經世之務，莫大於復仇，略云：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慾之私忿也。 第三札謂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略云： 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於威強，而在於德業，其備不在於邊境，而在於朝廷，其具不在於號令，而在於紀綱。今日諫諍之用途尚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衡，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 文公之言，可為至矣。孝宗聞第一奏，顏色溫粹，酬答如響，聞第二第三奏，則默然不答。尋除武學博士，拜命而歸。 【批評】 格物致知，世以為儒生之業，一日萬幾之帝王，何暇作此迂闊之談。不知治天下者，此其本也。本之不立，雖有海軍之強如英國，陸軍之精如德國，工商之富如美國，而以雄才大略，如秦皇漢武者為之君，竭忠盡慮，如諸葛武侯者為之相，戰必勝，攻必取，如孫吳衛霍者為之將，亦不能措國家於長治久安之途者也。 三札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辭氣則又剴切矣。朱子初無意於為文，而讀其奏議，理明辭達，切至動人。學作文字者，須與於此等文求之。 朱子之諫孝宗，以講學為制治之原，復仇為經世之要，退小人、進君子，為下手之方。嗚呼，盡之矣！無論專制之朝，共和之世，未有如此而不興，不如此而不亡者也。 朱子之學，受於延平，奏對之言，亦本於延平。延平沉淪草野，避世若浼，其致君澤民之意，發於門弟子，洵文中子（隋時，王通隱居河汾，唐初宰輔如魏徵輩，皆其門人，著《文中子》）一流人物也。 宋高宗南渡的時候，中原地區淪陷，宋高宗的父親宋徽宗和哥哥宋欽宗都被俘虜，雖然有張浚、韓世忠、劉錡、岳飛擔任將領，但朝廷信任使用秦檜，壓制戰士們的喪國之怒，不惜忍受背負恥辱，和敵人議和。品行端正的人開始的時候竭力勸阻而無法實現，於是相繼回家，不再擔任朝中職務。朱熹的父親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而辭官。朱熹壯年的時候，立志於.探求學問，沒有時間談論國家大政方針，也是因為朝廷政治昏暗，還不是可以出仕的時候，所以寧願流落在民間。但他幼時勤於學習、壯年施展抱負的志向，哪一天曾忘記？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宋高宗禪位於宋孝宗。孝宗即位後，下詔尋求正直的言論諫諍，朱熹按照皇帝的詔命上呈密封奏章。簡要說明如下： 皇帝雖然沒有過失，但如何做帝王的學問不能不熟悉，朝廷政事雖然沒有疏忽，但是內修政教、外御強敵的戰略不可以不趁早制定。各種利害關係，雖然不能夠全部逐條列舉，然而根本核心的東西，卻不能夠不留心注意。陛下在修養德性的初期，親自批閱奏疏，不過是誦讀詩文章句，通過吟詠文章提高品性修養。近年來，想要尋求治國理政的核心關鍵，但卻又特別重視道家佛教的書籍，背誦經文詞藻，這不是貫穿事物本末、建立大中至正之道的要領。帝王的學問，必須先窮究事物的本原而獲得，以便透徹地認識事物的變化，使世間萬物的道理，都能存在於心中，對事物的纖細微末之處全都看得透徹，就會自然意念真誠，心地端正，而可以治理好天下的事情了。 文章中間說：「當前的方針，不外乎修明朝政，抵禦外敵，然而這個方針之所以不能及時制定，就是因為受主和言論的影響。金朝對宋朝，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雙方不可能和議，這個道理明擺著。明白按道理不能做卻偏要做，那是因為其中有利益而沒有害處。在我看來，所謂的主和，對我們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一定要這麼做？應當諮詢訪求大臣的意見，綜合考慮所有計策，分析以前失敗的緣由，而去尋找應對當前形勢的方法。堅決果斷按照公認的道理，結合利害關係的實際，封閉關隘，斷絕和約，任用賢明能幹的人才，確立國家法度，純潔士風民俗，使我們在修明朝政、抵禦外敵之外，其他的沒有絲毫可以依賴作為拖延的資本，而不敢有一點自以為安的想法。然後將軍宰相、士兵百姓，都明白陛下的志向，會更加相互激勵來為國家建功立業。幾年以後，國家上下意志堅定，氣勢飽滿，國家富足，軍隊強大，再根據我國力量的強弱，觀察敵人挑起爭端的程度，慢慢積蓄力量設法打敗他們。中原地區淪陷的土地，不回到我們國家，還能歸到哪裡去？」 文章最後說:「全國的利害，取決於百姓的快樂與否，百姓的安危憂樂，取決於地方官員是否賢明。負責監察轄區官吏的監司，是地方官員的表率，朝廷又是監司的根本所在。要讓百姓得到恰當的安排，根本之所，是在於朝廷。陛下看現在的監司，那些狼狽為奸、貪贓枉法，大規模虐待傷害百姓的人，哪個不是宰相、台諫的親戚、故舊、門客呢？他們中已失去權勢的人，已經查出他們結黨營私的實情，而罷黜了他們，但是還在當權的人，難道沒有做出這樣事的嗎？只是陛下自己不知道罷了。」 宋孝宗隆興元年，朝廷召令朱熹趕赴皇帝住所（行在，是指臨安，也叫行都），朱熹推辭拒絕前往。當年十一月，朱熹受命在垂拱殿奏事。當時宋朝派遣王之望到金朝約定和議，還沒有回來。宰相湯思退等人都主張和議，而君主寵愛的親信曾覿、龍大淵等人正掌權。朱熹將入朝赴命之前，諮詢老師李延平自己適合說什麼。李延平認為當前綱常失序，公義和利益沒有區別，所以宋朝的世道衰微，而夷狄的氣勢強盛，人們都追逐利益而不考慮忠義，皇上勢單力薄。朱熹就按李延平的意思來上奏。第一篇文章說治理國家的根本，沒有比講學更急迫的，概述如下： 陛下雖然有生而知之的秉性、超乎世人的德性，然而沒有根據事物來考究道理。因此，天下的道理，有很多還沒有認識到，無法運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因此，天下的事，有很多沒有搞明白，導致有些措施常常疑惑不定，聽言納諫的時候，難免會被欺騙蒙蔽，平定治理國家的效果因此沒有顯現出來。 第二篇文章叫做治理國事的要務，沒有比復仇更重要的了，概述如下： 欺侮君王和父母的仇恨，不共戴天。只要存有君臣父子忠孝之情的人，就會產生無法自我控制的極大痛楚的相同感情，而不是僅出於個人的私情。然而現在所應當做的，除了主戰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復仇，除了守住城池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取勝，這都是天理如此，而不是發自人慾的私怨。 第三篇文章叫做德行與功業的成敗取決於是用君子還是小人，概述如下： 抵抗防禦夷狄入侵的手段，根本不在於軍事的強盛與否，而是在於德行功業，守備關鍵不在於邊境，而在於朝廷，攻守器具不在於號令，而在於綱常秩序。如今諫言獻策的途徑仍被壅塞，佞臣小人的勢力正不斷壯大。爵位賞賜容易得到，但是懲罰卻難以落實，民眾的物力財力已經用完，但是國家的花費用度卻不知節儉，那麼德業不能算是修成了，朝廷不能算是持守正道了，綱紀不能算是樹立起來了。那些古代聖賢君王制定的夯實國家基礎、靠威力制衡夷狄的策略，都不算是周全完備。 朱熹的話，可以說是至理之言。宋孝宗聽到第一篇奏章時面色溫和，應答聲音還很洪亮，聽到第二、三篇奏章時則默默不語。不久提拔朱熹為武學博士，朱熹拜受詔命而回。 【評論】 格物致知，歷代以來都是儒生研究的內容，每天日理萬機的帝王，哪裡有時間進行如此不切實際的談論？不知道治理天下，這才是根本。根本沒有樹立起來，即使有英國那樣強大的海軍，德國那麼精銳的陸軍，美國那麼富強的工商業，有像秦始皇、漢武帝那樣的雄才大略擔任君主，有像諸葛亮那樣盡忠職守的人擔任宰相，有像孫臏、吳起、衛青、霍去病那樣戰必勝攻必取的人擔任將軍，也不能把國家引導到長治久安的道路上啊。 三篇文章所陳述的，沒有脫離密奏的意思，而同時修辭語氣又切中事理，朱熹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在文章辭藻上刻意雕琢，但讀他的奏議文章，道理清楚，語言通暢，深刻動人。學習寫文章的人，必須要達到這種文章的標準。 朱熹諫言宋孝宗，將講學作為治理國家的本源，將復仇作為治理國事的要務，將罷黜小人、擢用君子作為施政的切入點。這幾篇文章把治國的道理都闡述全了，無論是專制體制的朝代還是共和體制的國家，沒有這樣做而不興盛的，不這樣做而不滅亡的啊。 朱熹的學問，受教於李延平，此番上奏的文章，也是源於李延平。他隱居民間，逃避惡俗如同污泥濁水，但其輔佐君主、造福百姓的想法通過門人弟子而得到闡發，實在是像文中子王通（隋朝時期，王通隱居河汾。唐朝初年的輔政大臣例如魏徵等人都是他的門人，著有《文中子》一書）這樣的一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