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 · 第三章 出試同安

宋世取士，亦行科舉之法。文公以紹興十七年，舉建州鄉貢。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明年春，登王佐榜進士，列第五甲第九十人，准剌賜同進士出身。二十一年春，詮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學人常不勝吏事，文公則不然。在同安時，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苟利於民，雖勞無憚。廨中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以令甲所當為者大書楣間。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出入之簿，逐日點對籤押，以免吏人作弊。 同安有寇警，分守城之西北隅，循行所部，循勉慰飭，諭意吏士，士皆感奮為用。相城之隅，得隙地以為射圃，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潰去，而圃因不廢，間往射如初。觀此，則文公亦不忽武備。 宋時，主簿兼學事。文公之在同安也，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有本縣進士徐應中議論純正、王賓操履堅確，請赴學，待以賓客之禮，俾諸生有所矜式。又有柯君翰者，家居教授，常百餘人，行峻不苟，遂請為學識。又以為治而防以法制，而義理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趨而興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摩，理義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從之。 為同安諸生勸學文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兢兢尺寸之陰也。今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宋時，縣學多有藏書，以便學者借閱，即今圖書館之權輿矣。然往往虛行故事，敝刓殘脫，官不知理。文公嘗奉檄至帥府，願橅（同摹，謂就版摹印也）府中所有書以歸，俾學者得肄習焉。帥即日屬官工橅以予，歸建經史閣以藏之。蓋宋時州郡，皆有書版，即便流通，校讎精審，又足正坊本之失，意甚善也。 同安秩滿，代者不至，申建寧府狀云：「同安到任四年，省罷歸鄉，偶以親老食貧，不能待缺。」遂棄官歸，以奉親講學為急。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學宮。 【批評】 科舉以言取人，難得真才，前人論之詳矣，今已廢而不用。學校考試，雖以平日積分為主，而亦不能不棄文不論。蓋文之所尚，惟在器識，搬演科學，即能及格，又何由知其所志乎？惟言心聲，衡文巨眼，以此觀人，百不失一，觀蔡茲之取朱子，其可知也。 紹興十八年登科錄，以朱子之故，其書留傳至今。《粵雅堂叢書》中有刻本，亦猶寶佑四年登科錄之以文文山見重也。 學人不喜治事，身臨民社，往往彈琴賦詩以鳴高，搜奇躭異以為樂。譽之者且以為真名士，且以為非俗吏。吏以治民為務，既不治事，不知國家要此官何用。 學非僅空言，必驗之事而後見。既厭實事，則彼所孜孜矻矻，自以為學者，皆無用之學，程子所云玩物喪志而已。 學校但講形式，則學者亦以形式應之，形式果足以造就人才乎？必如朱子之言「理義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而後能收作人之效也。 宋代選拔官員，也是實行分科取士的辦法。紹興十七年，朱熹在建州鄉試中考取貢生。考官蔡茲對別人說：「我評卷時取中一名後生，三篇策論都是要為朝廷謀劃大事，以後必然會成為不同尋常之人。」第二年春天，中了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詔書授予他同進士出身（不是進士但是按進士出身對待）。紹興二十一年春天，朱熹再次參加選拔考試，獲得中等，被授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掌管文書的佐吏。 讀書人多數不能勝任政事，但是朱熹則不這樣。在同安縣任職時，他在崗位工作上非常勤勉，事無巨細都要親自完成，只要對百姓有利的事，即使勞心費神也不退縮。朱熹辦公的地方有一間休息的房間，他將其改名稱作高士軒，把法令要求做的事用大字寫在門楣上面。每次徵收稅賦，都要提前進行公示，收支的賬本每天進行核對簽字，避免差役從中做手腳。 同安縣有賊寇之患，他負責帶人巡守城中的西北角，深入所管轄隊伍，勉勵慰問將士，整頓軍機，士兵們都深受感動，樂為所用。他在城角找了一個地方，闢建了一小塊地作為射箭場所，朱熹帶著他的屬下每天在其中練習射箭。在此之後盜賊雖然散去，但射箭場所卻沒有被廢除，還是像往常一樣操練士兵。根據這件事，可以知道朱熹也不忽視武備。 宋朝的時候，主簿還兼任主管教育。朱熹在同安時，選拔城邑中有才華的百姓做學生弟子。同安縣的進士徐應中評論事物真誠公正，王賓操守品行堅定，朱熹就邀請他們入學，用對待賓客的禮儀對待他們，使這些學生能夠有楷模標準可以學習。還有一位柯君翰，在家中講解傳授經教，經常有一百多人求學，他品行高尚，毫不馬虎，於是朱熹請他過來擔任老師。朱熹又覺得靠規矩制度管束他們，如果所學的義理不能夠讓他們發自內心的喜歡，那麼也沒辦法讓他們知道學習的方向和自覺應用於日常行為，於是增加了修習講問的教學方法，讓這些學生相互探討切磋，用義理來豐富他們的內心，用規矩來約束他們的行為，學習的人紛紛來跟他求學。 朱熹又勸導同安的學生們要努力學習說：「學習知識就像追趕不上那樣，追趕上了又像會擔心失去一樣，這種對知識的強烈渴望是君子勤奮學習不知疲倦、珍惜利用點滴的光陰的原因。現在聽說你們早晨起來上學，還沒有到中午就都各自離開了，這哪裡是珍惜光陰的做法呢？」宋朝時，縣裡的學館多數都有藏書，從而方便學習的人借閱，即是現在所謂的圖書館的萌芽。然而學館往往沒有按照規定落實，書籍磨損殘缺脫頁了，官吏也不知道整理修繕。朱熹曾經帶著公文到帥府，請求複印（橅，同摹，刻版進行複印）帥府中所藏有的書籍並拿回去，使學生能夠有書學習。帥官當天就讓下屬將印刷的模板交給了朱熹，他回去後建設了經史閣用來收藏這些書籍模板。因為宋朝時候的州郡都有各自的印刷書版，方便在民間流通，文本校勘核對也比較精確，還能夠修正民間書坊刻印書籍的謬誤，這個主意非常好。 朱熹在同安縣任職期滿，繼任者沒有來。他向建寧府提出請示說：「我在同安縣任職已經四年，應當辭去官職回家。我因為母親年邁生活困難，不能夠等待遞補官職。」於是放棄官職回家，把侍奉親長，講授學問視為第一要務。他離開後，同安的士子思念他的教導，百姓懷念他的恩惠，共同在學宮為朱熹立祠。 【評論】 科舉靠文章選拔人才，難以獲得真正的人才，這個問題前人已經論述得很詳細了，現在科舉已經廢止不再實行。學校的考試，雖然以平時學習的積分作為主要參考依據，但也不能不完全放棄考察文章。因為文章所尊崇的是一個人的氣度格局，演算科學算式即便能夠及格，又從哪裡能知道這個人的志向呢？只有文章能反映一個人的真實內心，依靠銳利的鑑別能力來品評文章，藉此觀察一個人，一百次中無一次失誤，從蔡茲錄取朱熹這件事就可以知道了。 紹興十八年科舉的登科榜因為朱熹的緣故，榜文到現在還留存著，《粵雅堂叢書》存有翻刻的版本，這跟寶佑四年的登科錄因為文天祥狀元及第而被重視的性質是一樣的。 學者不喜歡具體的政務，雖然在基層政府供職，但往往通過彈琴賦詩來自命清高，以搜索傳說奇異的東西作樂，讚譽他們的人認為他們才是真正的名士，而且覺得他們不是落入俗套的小吏。然而官吏的職責就是治理百姓，既然不理政務，不知道國家選拔任用這樣的官員有什麼用處。 學習不僅僅是空談大論，必須通過具體實踐來檢驗才能見證所學。既然都厭惡具體事務，那麼他們勤勉不倦地學習，自認為是已經學到了知識，實際上都是沒用的學問，這就是程顥所說的玩物喪志的表現。 學校只是講授知識的表象，而學習的人也只是用表面的東西來應對，這種靠形式來傳授知識的方法真的能夠造就人才嗎？前提是必須像朱熹所說的「用義理來豐富他們的內心，用規矩來約束他們的行為」，然後才能收到培養人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