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自傳 · 第十四章 復旦大學（二）（1957～1966）
1957年2月8日上午，中文系助理杜月村來了，他說中文系學生有信到系，請求方令孺教授停開文學專題討論。方令孺清新的短文我是看到的，但是她授課的方式有些別致。進了教室以後，她經常把這天要討論的課題寫在黑板上，掇著一張杌子坐著，學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位完了，再是一位，如此者一位……一位……直到下堂，方教授不作總結，不提出本人的論斷，只在黑板上寫出下次討論的題目。真是無為而治。方教授下堂了，直待下次上課。學生震懾於教授的令譽，不敢提意見，只得請求停開。我代理文學教研組工作，只能和杜月村說：「考慮考慮。」
這時還在五九、六九中間，天黑得早，晚飯以後，天氣更加寒冷了，蓮舫因為血壓偏高，八時以後先睡，邦薇也睡了，我還在讀書。窗外的雪花一片一片地飄起，一片一片地更密，雪片慢慢地把門外的小徑遮沒了，寒氣透進窗欞，氣溫在下降，可是我還在讀書。
不久，門外小徑傳來一陣沉重而清脆的腳步聲，門響了。我開門一看，連忙道：
「啊喲，是郭先生，還有老杜、老蔡，快進來，房間裡暖和一些。」
來人是系主任郭紹虞，助理杜月村，還有中文系黨支部代理書記蔡傳廉——滬江大學學生，併入復旦後畢業的。
系領導和系黨幹部雪夜來訪，意味著發生了什麼重要事故，我很有些懸慮。
經過一番躊躇，杜月村說：「郭先生決定了，方先生的課暫停，由郭先生開中國文學批評史。」
我說：「好得很，由郭先生開中國文學批評史，再好沒有了。」
室內寂然，空氣顯得很嚴肅。
郭紹虞發言，他說：「我向學校申請，解除中國文學系系主任職務，並且請求由朱先生接手，學校已經同意了。這個……這個由朱先生接手最好。」
我沒有接話，看著杜月村和蔡傳廉。
杜月村說：「中國文學系系主任的工作看來嚴肅，實際並不繁重，事情由老蔡和我共同負責，朱先生指導指導就可以了。」
事情說得很輕鬆，我看著蔡傳廉。
蔡傳廉是我在滬江大學教的學生，到復旦又教過，他和月村一樣，是誠懇的，他們都是黨員，說話是要向黨負責的。
蔡說：「是這樣的，有好多事老杜和我是可以負責的。」
在黨所主持的大學裡，工作的原則是黨指向哪裡就到哪裡，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事後我雖然知道確實有人討價還價，而且依然得到黨的重視，但是我當時沒有這樣的想法，即使二十年後的今日，也沒有這樣的想法。
2月8日的雪夜，我只是說：「我是部門工會主席，代理中國文學教研組主任，有了兩副擔子，實在太重，經不起再壓上系主任的擔子了。」
杜月村和蔡傳廉說：「是重了些，可以考慮解除教研組主任的職務，由同志們分擔。」
我們談著談著，夜深了，雪更深了，他們終於告別，踏著滿地瓊瑤，離開了第二宿舍。
第二宿舍的結構，主要是一間正房，前半書齋，後半臥室，因此我們三人的談話，蓮舫聽到了一些。她是很敏感的，總覺得不應當擔任系主任的工作，擔任以後，只有壞處，沒有好處。這一點我是理解的，但是對黨不能討價還價的道理，她是不能理解的，和她說也無濟於事，好在我們一向是互相尊重，盡力互助，不相牽制的，因此問題不大。
2月14日陳望道校長來，約定由我擔任中國文學系系主任。2月20日由校方正式具文：郭紹虞呈請辭職，准予辭職，由朱東潤任中國文學系系主任。
郭紹虞這次辭職是被動的，系的情況已經到了要求「大民主」的邊緣，不能再維持了。按照中文系教師的情況講，劉大傑是最適宜於擔任系主任的。之前他擔任過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有行政經驗，也有行政才能，在學識方面，他勝任有餘，但是現在他病了，患了腸癌，剪去了二尺腸子，生命還沒有保證，當然談不上擔任系主任的工作。除了大傑，其次是吳文祺，「文化大革命」以後，文祺曾經透露陳望道請他擔任系主任，他辭去了。14日陳望道來的時候，我說：「何不請吳文祺？」陳說：「郭紹虞因病辭職，吳文祺也有病。一個有病的去了，換上一個有病的，有什麼意思呢？」這樣一來，中文系的擔子當然是落到我的肩上了。
從1952年院系調整以來，經過四五年的時間，系的工作是越來越重了，但是思想改造已經五年了，五年的時間意味著思想的逐步改進，但是同時也不可能不意味著舊病復發。鄭權中教授說我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我哪裡能以諸葛亮自比呢！但是鄭權中的言論完全指出我內心的痛苦。
是不是我能夠期待老教師當中對我有任何支援呢？不能，這件事我是完全清楚的。老教師是舊社會過來的，經過院系調整，思想改造，那些呼朋引類，吃喝玩樂的教授們沒有了，各霸山頭，形成割據局面的教授們即使還有，也不多了；但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教授們則比比皆是，好好先生到處皆有，他們決不希望敗事，但是他們也決不願多事。
可以指望副教授和講師、助教有一些幫助。但是數量也不多，鮑正鵠正在埃及講學，杜月村、胡裕樹有一定能力，也能給我支持，但是年資尚輕，力量不大，所以我既然同意挑起中文系的擔子，就必須認定主要由我挑起，然後再期待有人來支持。
那時我自信有這份力量。從1929年到這時，我在大學二十八年，擔任中文系教授二十五年，雖然沒有擔任過中文系系主任，但是貴陽師範學院、西北聯合大學、湖南大學、山東大學中文系都和我接洽過，山東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的聘書還在我篋中。舊時代的大學中文系，我可以作為教授而存在，但是我沒有擔任系主任，因為教授是教師，是賓師，系主任是職員，是屬員，這裡有一定區別。新時代不同了，我應當盡我力所能及，貢獻我的力量，每個人都是國家的主人，用不到計較賓師、屬員的區別。
我認為我的經驗、我的能力都能夠勝任中國文學系系主任，因此我接受了這個任務，但是這個任務的艱巨性我是理解的。舊時代的中文系幾乎是一個低能系。稍為有些才具的，外文、數理成績較優的都到理科和外文系去了，聞一多在武漢大學添辦哲學、教育系的主要原因就是為了減輕一部分壓力。新時代也沒有好多少。一次我坐在復旦大學校車裡，一位數學系助教和陳建功說：「某某先生的女兒考試老是不及格，怎麼辦？」
陳建功說：「像她這樣的糊塗腦袋只配讀中文系，本來不應當到數學系來。」
這是什麼話！那時我坐在車中不便說什麼。不久以後，陳建功調去浙江大學擔任副校長。陳建功數學很好，但是並不保證他的腦袋不糊塗。我在武漢大學的時候，王星拱校長是讀物理的，寫過一本《科學方法論》，但是他自認為懂得中文系，因為他能做平平仄仄的七言絕句。中文系的工作僅僅是七言絕句嗎？這也是一個糊塗想法。
中文系究竟應該辦成什麼樣？這需要重新考慮。懂得七言絕句，不等於把中文系辦好了；不懂七言絕句，更不等於把中文系辦好。簡單說一句，中文系必須重新辦起。我們必須使學生理解過去的中國，更要使學生理解將來的中國。我們要懂得中國固有的成就，同時也必須懂得外國所有的成就。我們要從各方面吸取養料，滋養自己，豐富自己，為新中國的文學開闢新天地，使新中國的文學對於世界人類有所貢獻。因此，中國文學系必須重新辦起。
這樣的工作要消耗多大力量？除了三兩個比較年輕的人以外，我還能指望誰支援呢？但是老一輩的教師是不能忽視的。他能理解平平仄仄、「初哉首基」是花了一番工夫的，而平平仄仄、「初哉首基」對於現代文學、現代語文的發展，也是有一定的幫助的。我不能忽視他們，但是也不能依靠他們，甚至還要照顧他們，因為我既然擔當了系主任，對於他們的生活和待遇，都負有必要的責任。
我有過寫日記的習慣，雖然現在久已放棄這個不適當的習慣，以前所記的日記，也大部分喪失了，但是檢查我這些殘存的日記時，我真不能理解我有怎樣的精力，除了讀書教課以外，每天還能應付這麼多賓客，幹這麼多的行政工作！不能遺忘的是我把其他的一切，甚至和子女的信札來往，都交付給蓮舫，這是為了我而犧牲一切，甚至雖反對我擔任中文系系主任工作卻埋頭苦幹地支持我、幫助我的伴侶。
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工作是重要的，中文系必須從頭做起，必須以北京大學中文係為目標而趕上它，在可能的時候超過它。我抱定這個目標，因此努力也就有了方向。復旦大學的教師那時主要分屬於兩個組：文學教研組、語言教研組。語言教研組的力量是不足的，內部的紛爭更妨礙了教研組的前進。反右運動以後，樂嗣炳退出了，補進了李雁晴。雁晴是我的朋友，是在徵得吳文祺和張世祿兩位同意之後補進的，但是這個組和現代語言的研究脫了節，一時無法補上。文學教研組人力是足的，和北京大學一個比一個，並不遜色。這組的領導劉大傑病了，住在華山醫院，我擔任了系主任的工作，因此必須物色繼任的人選。我請杜月村和蔣天樞接洽，他的答覆是要我自兼。我既然擔任全系的工作，就必須對於全系有個平衡，因此自兼是不行的，其結果只能以趙景深代理教研組主任。所以在我擔任中文系系主任之初，主要的支柱是語言組主任吳文祺教授和文學教研組代理主任趙景深教授。
兩位教研組主任是怎樣支持我的呢？那時系的工作會議每周一次。趙主任住在市區，路太遠，不能專程來校；吳主任住在第九宿舍，來的次數也不宜太多，因此他們的課程必須有一次安排在星期六第三節，以便在第四節開工作會議。這就是說最多只能開四十五分鐘了，但是還有問題，第三節下課，有些學生還要質詢，教師也必須休息，所以第四節開始的時候還不能開會，不到半小時，趙主任要趕汽車回市區，吳主任也要搭校內汽車回第九宿舍。其他的一切都由我承擔。
不久以後，吳文祺教授說：「工作太重，教研組請另行派人吧！」
我知道他不準備合作了，就問：「那麼派誰呢？」
吳文祺說：「還是濮之珍好。」
濮之珍是青年講師，口齒清楚，講課有一定條理，這是優點，但安排在教研組的領導位置上，組內糾紛無法解決，因此把這個問題擱下來，幸而吳主任並沒有追問下去。
是不是我的思想完全轉變了呢？
沒有。從表面看，是轉變了；從內心看，完全沒有。內心方面沒有轉變，就是實際沒有轉變。
我推崇劉大傑教授的敏捷，有見識，但是我和他的私人關係原來不很密切。這時他病情嚴重，由於職務的關係，我經常去看他，也不時交換一些對於人事的看法。來往多了，甚至形於夢寐。
1957年3月29日，召集教師學習會，張世祿教授說：「最好由中文系作出安排，每人指定一課，對於教學和研究都有好處。」話是說得不錯的，但行得通嗎？
那一晚我夢到劉大傑教授。
我和他說：「劉先生，系主任的事，最好還是由你干。」
劉大傑坦白地說：「我不會再做這樣的傻事了。」
說話的人不是劉大傑教授而是我自己，是我的內心，是我的潛意識。我的潛意識明明知道擔任系主任是件傻事，但是我的意識卻不承認這一點。我的意識和潛意識在作戰，我的意識戰勝了。我決定不顧一切，吃大苦、耐大勞，甚至受到當面和背後的打擊，只要我把復旦大學中文系推進一步，我就獲得了最大的報酬。
這時郭紹虞先生自告奮勇開中國文學批評史。郭先生的開課也真隆重，他點鮑正鵠副教授、王運熙講師作為助教。單是這一項已經不是尋常的行徑了。方令孺教授是在不發一言的情況下主持文學專題研究的，現在也掛著鋼筆，捧著筆記本來聽講了。郭先生和系辦公室講，要安排最大的教室。聽講的人多嘛，不安排大教室怎麼行呢？不但教室要大，而且還要安排座椅，安排擴音器。這一切都照辦，系行政是為教學服務的，我雖然沒有經歷過這樣大的場面，但是職責所在，我必定全力以赴。何況我在武漢大學曾經看過胡適、羅家倫的大場面。
但是儘管我盡了最大努力，問題還是來了。
那時學校規定系主任必須聽全系教師的課，這樣才能了解教學進行的情況。我聽了一些教師的課。
5月8日，郭紹虞因事到二舍，經過一些必要的談話，我說：「學校規定要聽課，是不是哪一天由郭先生帶一下頭，到郭先生課上聽一下。」
郭先生態度很客氣，他說：「可以可以，聽課以後要提出批評意見的。」
我說：「不敢不敢。」這天的交涉很順利。
第二天變卦了。
郭先生問我：「是不是都要聽？」
我說：「學校規定是如此的，但是中文系教師多，本學期打算先聽十位，已經聽過五位了。是不是接下來就聽郭先生的。」
郭先生的臉色由白轉青，由青轉紅，他說：「如若都聽，當然帶頭，如若不能全聽，那就不必聽了。」當時我不便繼續和郭先生談論這個問題，但是我也從此不再聽其他教師的課了。我雖然讀書不多，但是我還記得「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兩句。要是拒絕的就不聽，不拒絕的還得聽，那就是說學校的一切規定，我的一切工作只是對付弱者，我自問還沒有落到這個地步。
為了郭先生拒絕聽課的事，我在民主同盟小組會上受到批評，蘇步青副校長和談家楨主任還對我進行過幫助。批評也罷，幫助也罷，即使我還不至當面拒絕，我的衷心是相信應當以平等待人，沒有人可以超出學校規定之外的。
5月5日是星期日，我約鄭東啟、陸雲章、韓章同三位老同學來家便飯，星期日是休息日，邀客便飯，本是平常的事，不料4日傍晚得到學校的邀請，到錦江飯店開會。錦江是上海第一流的飯店，那天到會的一共一百多人，校長陳望道，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楊西光，副校長蘇步青三位坐在主席位置上，雪白的檯布顯得莊嚴肅穆，陳校長宣布開會，然後黨委書記楊西光發言，他強調權力必須下放，不能由校長和黨委會大權獨攬，他的理由很多，但是最後落實到必須下放，下放到每個系，下放到教授會。蘇副校長把兩隻手一兜，更具體地形容下放的姿態。他說：「完全下放，一點也不保留。」
這時便有好幾位教授發表意見。可生物系主任談家楨一開口，便有人當頭一喝：「你這是官僚主義。」他主張必須由教授治校，不讓官僚主義有冒頭的機會。
談家楨不是弱者，但是大帽子壓下來，也只有閉口無言。
形勢很緊迫了，好在宗旨已經明白地交代了，暫時休會。
半小時以後，重新開會。
我代表中文系發言。我說：「1949年以前，清華大學是教授治校，中央大學教授會的權力也確實不小。但是教授會的大權握在多數教授手裡，不等於握在全體教授手裡。理科的教授多，文科的教授少，這就是說，理科的發言權大，文科的發言權小，其結果是理科得到盡情發展，而文科卻遠遠落在後面。校長和黨委會掌握大權的時候，他們必須考慮到整個大學的發展，而不是一個系，或一個部分的發展，所以能從全校觀點考慮問題。我希望校長和黨委會鄭重地想一想。」
這是一個不同於當時流行的觀點。
大家靜了下來，不發言了。陳望道校長張了一眼，又問：「大家的意見怎樣？」
歷史系的田汝康教授站起來，他同意我的觀點，他說：「我是清華畢業的。清華的教授治校，我是有所體會的。清華的發展，實際是在文科受到壓抑的情況之下發展的。發展的是理科，文科沒有得到必要支持。因此，我同意重行考慮。」
總算我的意見得到支援，會場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
經過一些發言，時間已經過了十一點半，主席宣布休會，下午交換意見。
我因為家裡還有客人，請假退席。黨委副書記王零招呼校車送回，同坐的有李振麟副教授。
那天晚上，我寫出書面意見，並提及權力下放，必須等到系組織健全，有了準備以後；要是在系組織人手不夠，經驗不夠的時候，把學校大權輕易下放，那時必然造成許多危害。我充分闡述具體情況。第二天一早遞到校長室。
中國共產黨正在整風，上海市黨委正在號召各界人士幫助黨整風。在友誼電影院開了整風大會，各方面的人物都在幫黨整風的號召下，對於領導、對於黨提出各種意見。提意見是受歡迎的，有從左的方面提的，也有從右的方面提的，因此提意見也正暴露了自己。這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人都得經過一番考驗。
6月20日，復旦大學的民主同盟支部委員會開會了，我是支部委員，因此到場。那天是談家楨主持的。到會的人雖然不多，但是情勢很緊張。
談家楨不表態，主要由潘先生髮言。潘是圖書館館長，對於整黨整風很積極，會上有一些委員是贊同的，但是也有人不贊同。崔明奇在那裡打瞌睡，一言不發。
潘先生說：「上海市黨委號召整黨整風，我們有責任把這個工作挑起來。看來教師們不夠積極，我們必須到學生宿舍去，到工友中間去，把火放起來，幫助黨。」
我說：「幫助黨是應當的，為什麼要放火呢？」
潘說：「上海市市長柯慶施同志不是號召大家放火嗎？要發動群眾，放起火來，才能更好地幫助黨。」
「是的」，我說，「上海共產黨是有這樣的號召。但是上海市委有這樣的力量，能發也能收。我們有這樣的力量嗎？要是能發而不能收，到處放火，一哄而起，又沒有收拾的力量，那時造成不可估計的惡果，誰負責？」
「放火嗎，」崔明奇用力在桌上大拍一下，「放火的事我是不乾的。」
就是這一拍把大家驚醒了，到會的支部委員，沒有一個願意擔負放火的責任。潘先生不發言了，談家楨不發言了，到會的兩位女同志也不發言了。復旦民盟支委會在這個關鍵時刻剎住了。
但是民盟市委會並沒有剎住，市委會主席沈某某還想鼓動群眾向前，他派市委會的一個幹事到復旦來鼓動群眾。這位幹事到二舍來找我，那天我不在家，他和崔明奇說：「要幫助黨整風。不要怕，有什麼問題，民盟市委會主任委員完全支持大家。」
我回家後，崔明奇告訴我，在談到沈某某的支持時，我們都覺得好笑，不知道在民盟市委會發生問題時，還有誰支持沈某某。
就在7月里，情況大變。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了，民主同盟上海市委會也開始反右了，由沈某某自任總指揮，到各處做報告。那時陳望道正在北京參加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會議。不久沈某某被定為右派，他那個總指揮的工作也停止了。
9月間，中文系四年級學生畢業了，由系幹部按照上級分配的名額進行分配。這一年的分配方案幾乎全部是當中等學校語文教師，上海名額只有一兩名，其餘都在外地。上海的畢業生是不願意到外地去的，何況是當中學語文教師。他們知道語文教師是辛苦的，不願當，我雖然沒有當過中學語文教師，但是中學外語教師當過十二年，也在中學裡兼過語文課，知道這工作不簡單，要付出很大的艱苦勞動，但是我從來沒有感到委屈，因為我知道我能力有限，能當好中學教師，已經不簡單。我從來沒有期望到大學教書，或到任何研究機關擔任科學研究工作，這固然是由於我的無能，同時也可能由於舊時代的影響，沒有必要的社會關係，也就鼓動不起向上爬的欲望。現在不同了，一進了綜合性大學，就認為只有進科學研究機關，才能滿足自己的期望，至少也要到大學裡當一名助教，至於中學教師，那不妨由師範學院或師範大學的學生去，與自己是無關的。
這個時期中文系學生出了不少大字報，有的直接攻擊中文系培養目標不明確，有的說系主任不負責任，但是這些都沒有把心底要說的話說出來。有一張特別引人注目，說是綜合性大學的中國文學系應當停辦，把全系師生合併到師範大學或師範學院去。這一張提得很明確，也揭示了學生的內心世界。
思想改造是一項艱苦的工作，黨外要改造，黨內也要改造；教師要改造，學生也要改造。我們很難相信應當由什麼人改造什麼人的主張。當然在發動思想改造的時候，存在著依靠誰的問題，但是依靠誰並不等於說這些人已經改造好了，不再需要改造了。大家都要努力，大家都要改造。
在這次畢業分配中，由於上海的名額特別少，因此，競爭特別劇烈。我和經手分配的幹部劉姿娟說：「這次分配時，我要求把女生朱翼華留在上海，希望特別注意。」
朱翼華，上海人，這時已經四十歲了，她父親是資本家，生母是姨太太。她沒有受過中等學校教育，和一位醫師結了婚。後來她努力自修，以家庭婦女的資格考進復旦大學，這需要很大的毅力。入學以後，曾因成績不及格留過級，但是她並不灰心，依然艱苦攻讀。她畢業的這一年，她的第一個孩子已經在南京大學畢業了。
我和劉姿娟說：「你看，朱翼華的學習需要多大努力。這樣的艱苦攻讀，不但在中文系，就是在全校也輕易找不出第二位。我們還不應當照顧她的家庭困難，讓她留在上海嗎？」
當然，這時中文系畢業生中還有人提出需要照顧，要求留在上海，不過朱翼華的情況突出，終於留下了。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家庭婦女中有不少人通過自己的努力，爭取自己的前途。她曾經下放農村接受鍛煉，以後的情形，我不很了解了。
在教師中，趙宋慶副教授的工作受到了一些挫折。教研組把他安排在歷史系擔任中國文學史的教學，這門課我也教過，歷史系學生對於中國文學的理解，雖然不會比中文系學生強，但是對於史的觀念比中文系學生強多了，所以這門課並不難教。問題出在趙先生的儀態上。他那一年只理一次的鬚髮，和大半年不換的夾袍都能引起學生的注意，思想一集中，他的聲音就聽而不聞了。我也去聽過課，三排以前還聽得清楚，三排以後便很模糊。趙先生又很博學，有時興之所至，可以把周易乾坤八卦講一個小時。乾坤八卦很影響了周代的文學作品，也影響了後代的生活，講一些是不妨的，講多了，其他教材便無法安排。這一點歷史系主任譚其驤也和我說過。
我說：「問題是存在的，我們也確實感到問題嚴重，但是學期中間換人有困難，是不是可以到學期結束時解決？」
譚其驤同意了，但是不久歷史系又出了一張大字報，大意是說：「趙老師學問淵博，教課認真，個別同學希望撤換，我們是不能同意的。」這張大字報是一粒定心丸，我想問題是不那麼困難了，可是一天教務處長嚴志弦又找上門，還是趙先生那件事。
「問題不是解決了嗎？」我說，「歷史系的大字報說是他們不能同意撤換。」
嚴志弦是化學系教授，住在二舍，平時和我很接近。他說：「不是這樣的。這張大字報是由黨內指定一些學生寫出，為趙先生的下台安排退步的。調換的問題還是要由中文系考慮。」
那時劉季高教授正在擔任外文系中國文學史，因此決定由歷史系和外文系合班上課，趙先生以健康的關係暫時停止講授。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對趙先生的健康情況也確實有些影響，以後他住到第四人民醫院，終於回到鎮江。事實上，我們如若能更進一步注意到趙先生的生活細節，使他振作起來，多搞一些資料工作，對於中文系來說還是有用的人才。
郭紹虞教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似乎也不那麼驚人了。他通知系裡，撤去擴音器。他說對著擴音器講話很吃力，還是拆去好一些。事實上聽課的人既然逐漸減少，安排擴音器也無用，不過他的課還是開著。方令孺教授雖然還很好學，但是夾著筆記聽課的興趣也逐漸衰退了。正好圖書館長潘先生已經劃為右派，學校任命郭紹虞為圖書館館長。學校的安排確實是經過一番苦心考慮的。
自從我擔任中文系系主任以後，蓮舫一直不願意，但是我們中間的關係，原則上是互不干涉。我擔任中文系的工作總會使她擔心，她認為不如專心教課好，工作少，也少擔風險，少得罪人。這些道理我是知道的，我並不羨慕什麼，但是我總感到工作是需要人做的。蓮舫有心臟病，血壓也偏高，有時高壓高至二百出外，低壓也在一百以上。那時國產的藥物還不多，只能用印度制的利血平，把血壓降下來。
事實上，蓮舫是太辛苦了。1957年8月以後，清於和她的丈夫到北京協和醫院進修。她把邦荃、邦萱送來，兩個孩子才一歲六個月，一切照應撫育的事都落到蓮舫身上，雖然在這一段時間，我們不得不雇用兩個保姆，但是主要的負擔還在蓮舫。邦薇不過五歲，也需要照應。孩子多了，也有好處，有時孩子們一道玩，大的唱，小的爬，這也是天倫之樂。
3月末，又煽起了一場厚今薄古的運動。本來厚古薄今，是社會的絆腳石，特別是中文系，這個系厚古的風氣太厲害了，一所大學經常有十多個系，常常出現九個系向前看，一個系向後看的現象，這是反常的，不應當存在的，但是在厚今薄古這個原則沒有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前，這種現象是必然存在的。我在抗戰後期曾經提出這個問題，但是孤掌難鳴，沒有造成聲勢。現在好了，大家認識有所提高，厚古薄今的理論不再抬頭了，不過厚古薄今的想法一時還不易剷除。
我是主張厚今薄古的，但是薄古不等於廢古，歷史不能割斷，廢古便割斷歷史了。中國的有些學者們是厚古的，但是在他們的思想里，古其實並沒有得到重視。我們對於古代的歷史、古代的文字、古代的學術源流都很清楚嗎？不見得。中國的周口店猿人是抗戰前發現的，這是很古了，是四十萬年以前的遺物了。但是1976年發現了元謀人，把史前時期更向前推進了一百萬年。我們能說這是錯誤嗎？不能。古人類學有了進步，其他各方面也有待於探討，不過這個工作用不到使用大量的人力，更談不到把主要人力傾注於這一方面。
4月間的「除四害」運動是一件大事。「四害」是蚊子、蒼蠅、老鼠和麻雀。前三項是大害，大家都清楚，不僅今年要除，以後還要除。問題在於麻雀。這一年對於麻雀是一個不幸的年頭。在全國範圍內，決定要對麻雀進攻。上海市定於1958年4月27日殲滅麻雀。翻屋瓦，掏雀卵，這還是次要的，主要的在於滅雀。那年全市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放鳥槍，打彈弓，鳴爆竹，敲大鑼，乒桌球，乒桌球，欽欽匡，欽欽匡，震動了一天，麻雀飛來飛去，到處都是威脅，都是死亡。打死的雖然不多，但是飛行不輟，力竭而死的是絕大多數。上海《解放日報》總結這天的成績，是「多數麻雀，吐血而亡」。
麻雀當然不可能一下死完，還有殘餘，還能滋長。1959年又發動了一場攻勢，這一次成績很好，麻雀減少了許多。照這樣的大規模進行，麻雀大有滅種之勢了。我還從泰興家裡帶來了一面銅鑼，準備在下一次會戰中貢獻一份微薄的力量。可是到1960年情況變了，報上又有專家發表文章，據說在五穀登場的季節，麻雀確實要啄食一些糧食，但是平時啄去大量害蟲，對於莊稼還是有益的，功大於過，所以麻雀不但不能算是害蟲，應當算是益鳥。既然是益鳥，那就不能算是四害之一，更用不到敲鑼打鼓，嚇得麻雀不能安身了。
1958年是「大躍進」的一年，在這一年，各式各樣的躍進思想都冒了尖，而且一經提出，可以立刻實行的立刻實行，不能立刻實行的也作為必須推行的而存在。
對於中文系的課程，有兩張大字報是值得提出的。
中文系文學教研組的重點課是文學史，經常分為四段。（一）三代兩漢，（二）隋唐五代，（三）宋、元、明、清，（四）現代。這裡實際上存在幾個問題：
1．六朝文學實際上是一個重要階段。這個時期，駢體文的應用方面擴大了，聲調對偶更符合漢語言的特點，這是不能抹殺的。
2．大量的民間詩歌出現了，更能表現人民的思想感情。
3．大量的傳記文，包括道家和佛家的傳記，都突出地發表了，但是文學史家注意得還不夠。
4．描寫山水的散文出來了，但是文學史家的認識還停留在字句方面，沒有掌握內在的精神。
這裡的問題是很多的，但是在教學中，有時把這一部分附在兩漢後面，有時套在隋唐前面，實際上是兩不管。這是很大的缺憾。
第一段的三代兩漢，三代是虛，兩漢是實，關鍵所在只有四百年；第二段隋唐五代總共三百八十年，還不足四百年，可是第三段從公元960年開始到1911年，將近一千年。這樣的劃分是榮古虐今，是沒有意義的。問題在於主編文學史者只知道有散文和唐詩，不知道宋以後的宋四六、宋詩、宋詞、宋話本、元雜劇、明清小說、明清傳奇的重要性。所以學生的大字報，指出兩漢、唐五代和宋元明清各為一段，分配不當，這是完全正確的。
其次，漢語史的教學始終沒有達到史的要求。北京大學的王力教授發表了一部作品，其實還不能體現史的精神。復旦大學更落在北京大學之後，連那部不很高明的《漢語史稿》也沒有。學生的大字報指出現代漢語、古代漢語、漢語史當依文學史例，上下貫通。這一條意見實在是高明的。我們應當以能夠有這樣的大字報而自豪。可惜的是，我們始終沒有寫出一部比較高明的漢語史講義，甚至對於漢語的發展變化也沒有一個史的概念。從那張大字報到現在，二十年了，復旦大學有一個語言研究所，我們還要等多少年呢？
但是年輕人究竟年輕，他們不可能沒有一些看不清楚的所在。一次討論《西廂記》的時候，我指出《董西廂》的鶯鶯，為了救護一家的性命，甚至提出願意犧牲自己，保全家庭，這裡還有一些封建禮教的觀念。在討論中，一位助教甚至面紅耳赤地說：「《西廂記》是反封建的，哪能還有封建的觀念！」他自己以為是完全正確了，其實在封建社會裡，人不可能完全不受封建社會的影響。這是事實。這位年輕同志的看法，是從觀念出發的，實際上是唯心的。
從各方面掃除思想障礙以後，到6月初，形勢已經成熟，這就攤開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宣傳。中文系師生進入市區發動這一次的運動，吹的、唱的都有。這方面的工作，趙景深教授做得最多，他沉著地唱著「一張一張又一張」。在山陰路口，在友誼電影院的側翼都能聽到他那深沉熟練的音調。
師生們乘火車到黃渡參加農村勞動，打開窗戶向農民學習的時機到了。以前也曾到過寶山縣葑溪鄉進行勞動，但是人數不多，時間也不長；即使有時間稍長的，也不過一二人，很不普遍，很不深入，這一次到黃渡，情況不同了。美中不足的是參加體力勞動的還是青年教師和學生居多，老年教師的工作只到巡迴慰問為止。
到8月初，「大躍進」一直提到教師面前了，8月5日晚間，全系在教學大樓最大的教室開會，到會的學生、青年教師、老教師都有。一切壓力都壓到老教師頭上，特別是趙景深、吳文祺兩位教研組主任和我的頭上。鑼鼓、呼嘯都有，拍手、拍手；歡呼、歡呼；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來。
吳文祺很積極，他要在一年內把講義全行寫過，還要寫書。拍手，歡呼；拍手，歡呼！
趙景深更積極，他要在一年內看一百二十萬字的稿子。真不簡單，是一百二十萬啊。拍手，歡呼！
於是大家提出了，還有系主任，拍手，拍手，拍手！
我有什麼說的？講義我年年在寫，開新課要寫，第二次開課還得重寫。寫講義對於我不是新鮮事，對於群眾也不能使他們滿足。看一百二十萬字的稿子並不難，《解放日報》的主編，每天總得看幾萬字的稿子，何況是一年！問題在於不是每個人都有稿子看的。沒有辦法，最後我說：準備寫一本《陸游傳》。
「多少字？」
「大約十多萬字。」我說。
十多萬和一百二十萬差得太遠了，不能滿足群眾的要求。拍手，拍手；高呼，高呼。
我沒有辦法了。我知道群眾是通情達理的，但是在情緒高昂的時候，還來不及冷靜下來考慮。
拍手，拍手；高呼，高呼。
我說：我還可以寫一本《陸游研究》。
「多少字？」
「大約也十多萬字。」我說。
兩個十多萬算是三十萬了，是不少了，但是比一百二十萬字還差得遠，不能滿足群眾的要求。拍手，拍手；高呼，高呼。
群眾激動了，不能不滿足群眾的要求，何況我是系主任，凡事都得帶個頭，我只有把最後一口氣都拼上。我說：「在這兩本書以外，我還準備寫一本《陸游選集》。」
「多少字？」
「二十萬字。」
我和賭場裡的賭棍，交易所里的投機商人一樣，把最後的賭本都拼上了。中文系總支書記李慶雲也在場，他雖然不搞學術，但是他懂得寫書和看稿子不同，懂得寫書和說空話不同，懂得把我留著對於中文系工作有利，帶頭鼓掌歡呼。
拍手，拍手；歡呼，歡呼！
我在這一場賭博中通過了。
但是我還要教書，還要搞行政工作，一些都沒有因為要寫書而放鬆。我實在沒有時間了，只有起得更早，睡得更晚，家庭的一切事情都由蓮舫去應付，騰出一些時間來為這三本書而拚命。這樣應付是不是可以了呢？還不是。
8月18日，上海市成立了萬人工商檢查團。檢查團的目標是督促上海市工商業的「大躍進」，要參加勞動，要調查，要匯報，要總結。檢查團的工作時間稱為六進六出，就是說上午六時進廠，下午六時出廠，晚飯以後，必要時還得開會。加上從復旦到市區的來往時間在內，每天十四小時，排得滿滿的。從8月中旬到12月底，我是全部參加的。當然，這一學期是無從開課了，但是系裡或校里有什麼重要的活動，我還得參加。到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時間的寶貴，每一分鐘都有它的特定的價值，我決不輕易放過。
《陸游選集》還不難，但是我必須把陸游的詩、詞、散文都讀過，選過，還要加以注釋。由於我對於陸游的生活有一些認識，因此我的理解可能與別人有所不同。
《書憤》那首詩在陸游集裡是有名的，歷來選家都把這一首作為壓卷之作，「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一聯，讀者都作為詞藻看，但是這兩句都是實指。樓船句指隆興二年陸游四十歲在鎮江任內所見；鐵馬句指乾道八年陸游四十八歲在南鄭軍中所見。這兩句實指，充分表達了作者胸中的感慨。
陸游的詞比詩更難讀，因為在原集中詩是編年的，我們可以就此窺見作者的思想感情；詞是編調不編年的，所以難讀，必須推求作詞的年代和地點，才可以對於作者有所理解。我認為詞是配合音樂的歌曲，但是除了配合音樂以外，同樣也透露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秋波媚·秋到邊城角聲哀》一首，是乾道八年七月陸游在南鄭所作，那時四川宣撫使司正計劃收復長安，因此下半闋的「多情誰似南山月，特地暮雲開，灞橋煙柳，曲江池館，正待人來」，跳動地傳達了作者喜悅的心情。又如《清商怨·江頭日暮痛飲》一首，自來選家都沒有注意到，我指出這是乾道八年十一月，陸游自南鄭調往成都途中作的。這年春間陸游自夔州赴南鄭，十一月自南鄭調成都，詞言「乍雪」，知是十一月向外。上半闋點出這一日葭萌驛中的淒涼情況，下半闋暗中提示當日南樓同枕，綠雲繚繞，海誓山盟，恩情款洽，可是現在消息來了，恩斷義絕，不堪回首。這裡用詩的比法，是一首非常沉痛的作品。但是一般選家很少注意到這兩首詞，這是因為他們不了解陸游生活的緣故。
《陸游研究》這本書，共十七篇，在這裡我想特殊提出《陸游和韓侂胄》這一篇。
陸游晚年和韓侂胄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宋史·陸游傳》甚至把這一點作為陸游的污點而提出。我指出從紹熙五年（1194）直至開禧三年（1207）共十四年之久，韓侂胄是南宋最有權力的政界人物。他的出現，不僅影響了國內政治，同樣也影響了南宋和金的關係，發生了規模相當大的戰爭。韓侂胄出現之初，陸游在政治立場上，和他是有距離的，但是不久以後，他們逐步接近了。陸游對於侂胄的同情，甚至影響到時人——包括陸游的朋友在內——對於陸游的看法。侂胄一經失敗，陸游活著的時候，受到政治當局的貶斥，死去以後，受到史家的譏評。這些他都沒有放在意中。即在他垂死以前的詩篇內，他還是堅持他的主張，沒有任何退卻的表示。為了要理解陸游，我們必須首先理解他和韓侂胄的關係。
韓侂胄斥逐趙汝愚，壓迫朱熹，是無可諱飾的。統治階級內部的傾軋，是一種生死存亡的鬥爭，韓侂胄的政敵動輒上書乞斬韓侂胄，當然韓侂胄對於他們也談不到寬恕。可是到了嘉泰元年（1201），開始號召一致對外，準備北伐。自此以後，一般士大夫和韓侂胄合作，而且都曾在戰時體制中擔負重要任務。韓侂胄已經了解到組織內部力量的重要，而當時的一般士大夫也了解到強敵當前，必須放棄私人恩怨，團結一致，並力對外。陸游是士大夫隊伍中的一員，韓侂胄的轉變，不容他不感到欣慰，因此在被召入都的時候，他也就不會拒絕。陸游接近韓侂胄，是無可諱言的，我們必須認識陸游是以怎樣的身份接近韓侂胄，因此我們必須首先了解韓侂胄的轉變，以及開禧北伐失敗的原因，然後才能正確認識陸游的為人。
《陸游傳》是這三部書中的最後一本。我在序里指出要理解陸游，必須抓三個關鍵：隆興二年他在鎮江的工作，乾道八年他在南鄭的工作和開禧二年他對於韓侂胄北伐所取的政治態度。可是要理解這三個關鍵，還存在一定的困難。陸游在鎮江和南鄭的工作，我們所能掌握的史料很有限，不易全面理解。韓侂胄發動北伐，當時的議論已經不一，及至失敗以後，一般人都認為他是專權誤國，《宋史》甚至把他列入《奸臣傳》。是不是如此呢？最初，陸游和侂胄是有距離的，後來他們逐步接近了，直到侂胄被殺以後，陸游始終沒有放棄他的立場。他們是在什麼基礎上接近的？陸游的立場是什麼？這些問題必須搞清楚，我們才能對於陸游獲得比較正確的認識。
從1958年秋天開始到1959年秋季開學為止，在這短短的一年之中，我在正常工作和工商檢查團工作之外，居然能寫出這三本書，自己感到幾乎不可理解，但是居然寫出來了。我還記得在《陸游傳》將近結束時，復旦大學組織教師游黃山，他們約我同去。黃山是我們神往的名勝，但是離開學已經不遠，《陸游傳》還有一部分沒有寫完，我決心放棄這個機會，留下來寫書。可是鮑正鵠來了。
他說：「黨委會要我前來約朱先生同去，要是你不能去，那我也去不成了。」
這還有什麼辦法呢？
我去了黃山，始終留在黃山賓館，遙望著天都峰的壯麗，但是沒有上去，為的是保留精力，到回校以後，趕快結束《陸游傳》，迎接新學年。
這三本書後來都交給中華書局，在1960年和1962年先後出版。日本京都的《中國文學報》發表過兩篇長篇評介的文章，但是在國內卻沒有引起多大注意。
1958年中文系古典文學組教師王運熙參加共產黨了，事前他也曾約我同時申請。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鮑正鵠入黨的時候，我自顧已經六十多歲，在執行退休條例的時候，隨時可以退休，因此感覺得即使受到共產黨的培養，能為黨出力的年月已經不多了。「大躍進」時，上午開會，下午開會，晚間開會，及至九時散會，我已經筋疲力盡了，但是黨員還得準備第四次的會議，自顧實在沒有這樣的精力。因此除了始終準備為黨努力工作以外，沒有考慮到爭取入黨。認為我的年齡和精力已經使我不能考慮到這一點了。
8月間，工商檢查團成立了，因為參加這項工作的人多，稱為萬人檢查團，不過始終沒有開過集體大會，所以究竟是不是一萬人，那就不得而知。中文系參加檢查的，有胡文淑、劉季高和我。我們都屬於虹口區檢查團，活動的範圍，在花園路、寶山路和寶興路一帶。最初去了一些化工廠，但是後來卻集中到玻璃廠。我們的工作最初是檢查，但是後來集中到了煉鋼的宣傳鼓動工作。
要進入先進國家的行列，首先要注意到國家的鋼產量。1958年中國鋼產量的指標是一千二百萬噸，其中的一百二十萬噸要由上海完成，根據上海當時的煉鋼設備，要完成這個數字是有困難的，因此不得不把煉鋼的任務下放到一般工廠，甚至機關、學校，甚至里弄。每天晚上，全市街頭巷口都是煉鋼爐，火光照紅了天空。
在大煉鋼鐵的呼聲中，每個人都得出動。宋慶齡這時已經六十以外了，她也圍著圍裙，在她的後院參加煉鋼，這是在報刊上可以看到的。煉鋼需要生鐵，鐵錠不易得，沒有鐵錠，廢鐵也可以。為了爭取鋼材，有時甚至把里弄的鐵門，窗上的鐵窗也撬下來一齊投入。這個情況是全國性的，不僅是上海。
泰興也是一樣。地方小，從古以來沒有煉過鋼鐵，但是也必得煉鋼，這就必得到六合去運鐵礦石，到淮北去運煤，在北門外砌了高爐，首先煉鐵。沒有鼓風機，就用風箱。拉呀拉的，終於也出了鐵，有時礦石脫了節，那也不妨，只要看到鐵窗，不問是哪一家的都可以卸下來，投進高爐。爐台需要石灰，石灰運不上，脫了節，怎麼辦？只要號召一聲，不問哪裡的階沿石，都可以抬來，大火一鍛煉，還不是石灰嗎？到處都在動，都在奔波，石灰有了，煤有了，鐵有了，鋼也有了。上海的一百二十萬噸是這樣來的，全國的一千二百萬噸也是這樣來的。
這一年秋天，我們在為著上海的一百二十萬噸而奔波。在我接觸到的這些工廠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海昌玻璃廠和明藝玻璃廠。這兩個廠的規模較小，人數不多，因此都交給我們負責，我對兩廠的情形也比較熟悉。
海昌玻璃廠是日本人辦的，抗戰勝利以後，日本人撤退了，這個廠剩下一個爛攤子，沒有訂貨，工資也付不出。但是工人們團結起來，共同支持，共同生活。沒有熱料，他們就做玻璃瓶、玻璃杯子。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他們有的人去販賣蔬菜，熬過這一段最艱苦的生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們這才真正找到出路，但是還有一個很大的困難，日本技師撤退了，玻璃下料的配方，日本技師是保密的，他們從壁縫中看到，但是每次所見的是差不多，可又不是完全一樣。他們發現了這個情況，但是又無從向日本技師請問。他們只有把氣候的寒暖和濕度的高低結合起來。最後他們得出結論，配方是和溫度、濕度有關的。所以日本技師撤退以後，他們並不感到困難。一切工作都由黨員陳鴻川帶頭，他團結了全廠工人，始終堅持到上海解放，在這以後，有了人民政府和共產黨的領導，海昌玻璃廠的工作蒸蒸日上了。
我到海昌去的時候，因為只有我一個人，所以一切我都得包下來。首先我自己擔負起文書的工作，這一方面工人同志是不夠熟悉的，因此我的到來恰恰符合他們的需要，他們也覺得有不少事可以和我商議。由於年齡的限制，我操作的時間是不多的，但是我經常到車間去，經常和工人同志們交談，我熟悉了海昌廠的過去，也熟悉了海昌廠的現在。我看到他們如何生產玻璃管和安瓿，也看到他們如何用反射爐生產鋼鐵。
明藝玻璃廠的規模比海昌廠略小一些，是私人經營的小廠。私方廠長是泰州人，姓王，這時已經靠邊了。主持工作的是劉鑒秋，青年工人，本廠學徒出身，也是泰州人。泰州、泰興是鄰縣，因此我們以同鄉的身份相互接近了。我一到廠，和在海昌廠一樣，就成了明藝廠的文書，實際也還兼上了劉鑒秋的私人秘書。
那時我按照檢查團的規定，六進六出，當然我不會喊苦，但是劉鑒秋和其他領導人都帶著棉被到廠，必要的時候打一個盹，其餘的時間都在工作，那就不是八小時、十二小時，而是十六小時或更多了。
玻璃廠工人的辛苦，和一般工人一樣，秋天的燥熱儘管使人汗流浹背，但是他們要在大爐旁邊幹活，汗水從背心裡大滴大滴地沁出，但是還要堅持下去。這是多麼的艱苦。
明藝廠也在搞煉鋼，事情真不簡單。工人不夠，科室人員全部撲上去。最後一方耐火磚使上了，再從斷的碎的當中揀可以使用的也使上去。最後終於出鋼了。當然，日後批評起來，這也不夠，那也不夠，但是當時要求的是一百二十萬噸，各行各業都得出力，沒有任何例外，反射爐確實很簡單，有一個口出鋼的，也有兩個口出鋼的，只要能出鋼的就都使上。
我在海昌、明藝兩廠的任務是檢查，但是我的具體工作是學習，學習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學習工人階級的辛勤勞動。
這一年的「大躍進」是多方面的，知識分子要躍進，工人要躍進，農民也要躍進。農民的躍進，主要是擴大耕種面積，合理密植。在人口密度已經很高的地方擴大耕種面，必須要遇到遷葬深埋的問題。8月間蓮舫從上海回到泰興，主要是為了這件事。她和大哥的女兒超然到泰興的張立家盪和小陳莊、戴家莊，把我的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的墳地都一律深埋了。蔡家莊的祖母和君達、秀若的墳，也托李家橋楊家經手深埋妥帖，這才回到上海。
在回來的途中，船還沒有到達黃田港，她看到船員正和一位農村孕婦吵著。船員要孕婦下船，孕婦不肯下去。
「下船，趕快下船，船上是沒有接生設備的，生產了，有問題誰負責？」船員說。
孕婦說：「上了岸我又不認識路，叫我到哪裡去？」
船員去賬房報告。蓮舫了解到情況，和孕婦說：「下了船找不到醫院，那可怎麼辦？千萬不要下去。生產我是有經驗的，不要怕，總會有辦法的。」
船員回來了，但是孕婦堅持不下船。正在爭執中間，蓮舫說：「外邊有風，到我房裡去。二等艙，沒有風，比較安全。再從廣播裡喊一下，總會有醫療人員來。」
這方法辦通了，來了一位內科醫師，再由蓮舫配合，孕婦生產了，一個胖胖的小男孩，母親很安慰。事後了解到，這位孕婦的丈夫在上海工廠，本來約好早日來滬生產的，因為自己要侍候莊稼，到這天才能動身，現在母子平安，完全脫險。
蓮舫一邊招呼產婦吃些東西，一邊收拾，這一晚平安過去了。但是第二天又一個問題來了。產婦知道她丈夫所在的工廠，但是不認識路，那可也是困難。
「不要緊的，」蓮舫說，「我的孩子君邁在交通大學讀書，他會來接我的。由他先送你母子二人去工廠，我自己回復旦就是了。」
輪船靠岸的時候，君邁來了，恰巧孩子的父親也來了，問題完全解決。
蓮舫回到復旦以後，我們搬家，從二舍到一舍六號，寬敞多了。在我們還沒有完全布置就緒以前，學校提出了在各舍辦理公共食堂的要求。一舍二舍總共只有五六十戶，因此在四號樓下合併辦一個食堂。地方雖小，也有食堂，有廚房。那時動員各舍的婦女參加，一舍食堂里有湯淑、柴啟民、朱佩芳、蓮舫和李雁晴的媳婦曹菊馨。五位家庭婦女，加上幾位廚師，真有些人浮於事。不過這是一陣風，風過以後，廚師之外只剩蓮舫和曹菊馨二人。蓮舫的工作真忙，一早就要上班，要收菜，登賬，稱斤撥兩地忙一個早晨。以後就是開飯。賣飯票，髮菜，事情雖然不多，但是因為一舍住有校領導的家屬，蓮舫是板凳桌子一樣高，不管是誰，總得按照順序進行。這就不免得罪人。
1959年1月4日，我的檢查團工作告一段落，食堂的新年工作也結束了，因此我們帶同邦薇到泰興去，看看家鄉的情況。
我們看到耿迺寬、邵漸逵、李煦春等幾位老朋友，也看到麗生大哥和蓮舫的大哥鄒霽澄。和大哥的見面，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因為這年的夏天，他就去世了。見面的時候，感情很融洽。大哥談起泰興初辦食堂時，在東門大街，路遠，又在雨後，摔了一跤，因此病了兩個月。這一年泰興辦浴室，把全城和城郊的浴室集中起來，辦在縣前街，規模之大，超過上海任何一家浴室，但是人們就浴時經常要走二三里，就不免辛苦了。
漸逵和我談起：「泰興準備編輯縣誌，是不是可以回來一年，主持這項工作？」
我說：「家鄉的事，每個人都得出一分力量，但是我能否回泰，首先要得到復旦大學的同意。」
「那不難，」漸逵說，「副縣長張答山和復旦方面有聯繫。」
關於回泰主編縣誌的事就這樣約定了，由泰興和復旦接洽，後來沒有結果。
我們也提到泰興地方圖書館的事，我總覺得泰興人口一百多萬，抵到阿爾巴尼亞的三分之二，但是沒有一個圖書館，不能不算是一件憾事，因此提出除了保留三間小廳以外，願意把南宅的全部獻給地方。這是我第一次考慮到泰興地方圖書館的事。
郭紹虞教授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權威，教了兩年，到1959年6月間有些興致闌珊了。我因為沒有聽課，也摸不清情況。6月16日，古典文學教研組秘書王運熙和我說，要我開這門課。我為了聽課的事，得罪了郭教授，犯不著再得罪他一次，因此只說待和郭教授商量通了以後再談。7月13日，在系辦公室遇到王運熙，他又一次提出，我又一次婉謝。王運熙把問題向中文系黨總支部匯報。14日李慶雲再向我提出，並且說明如若郭紹虞教授有什麼意見，總支會在黨內開展批評。從這一年起，我在黨的指示之下，開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為止。我授課的時候，方令孺教授久已離校，本來無須什麼教授隨班聽課。我也沒有提出要什麼大教室，或是擴音喇叭之類。對於一個尋常的教書人，這些聲勢是不相宜的。不過我還是教下去，沒有使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課成為泡影，我對於郭紹虞教授畢竟是抱歉的。倘使他平心考慮一下，責任在李慶雲、王運熙身上，並不在我。
這一年上海中華書局因為要搞《新辭海》，又把一部分責任落到復旦中文系。《辭海》原是中華書局出的一部辭書，抗戰以前是比較適用的。抗戰以後，有一部分不適用了，現在要重編。重編本來不是一件困難的事，難在中華書局編輯所的班底已經散了，一時找不到代替的人。中華書局的舒新城和上海市黨委會的宣傳部一商議，把工作攤到各個研究所和大學各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承擔的是古代文學家小傳、文學作品和總集的評價等。這樣的分攤工作，原是合情合理的，問題在於我們原有的工作已經很重，現在是更加重了。這便不利於工作的開展。從《新辭海》到《辭海未定稿》的最後完成，中間經歷了很長的周折，恰恰證明了古人所說「欲速則不達」這句話。
中華書局的楊先生是負責催稿的，無形中成為我身後的一條鞭子。
我們的思想，這是說中文系教師和我的思想，是有些保守，我們總認為我們的主要工作是教學，其次才是《辭海》。
楊先生很急躁，他說：「什麼主要，什麼其次？上海市黨委會不是說同樣都是需要的嗎！」
話是這樣說過的，但是我們的人力很有限，課是不能不教的，系的工作是不能不做的。坦白地說，我們是把《辭海》放在次要位置上的。
《辭海》編訂計劃里本來說可以運用學校教師和社會力量。趙景深和上海的一些社會人士較為熟悉。那時譚正璧等正在家裡，沒有具體工作，這是社會力量了，趙景深把一部分工作轉移給譚正璧。王欣夫一看這辦法很好，也把一部分工作移出去。我把條目和六個月的完成日期計算一下，估計每天可以完成一條。我想把文學家的作品，很粗率地瀏覽一下，然後動手。當然這完全是一種拚命作風，和兩軍作戰時，最後把警衛營也調上前線一樣。那時我剛六十多一些，拼一拼大約也不至於對健康有太大的妨礙。
這個計劃剛剛決定，楊先生來了，說：「我們中華書局在躍進會上鄭重表示，要把原定半年內完成的計劃，再提前兩個月完成。請朱先生幫幫忙，在中文系和教師們談一下。」
事情是要和古典文學組主任趙景深、秘書王運熙商量的，但是我很為難，怎樣商議呢？不過也有辦法，趙先生已經有社會力量支持了，王運熙年齡不到四十，挺一下也過去了，困難在我自己。
猛不防楊先生又來了，說話也更急促。他說：「我們又躍進了，這次是把四個月的計劃再提前一個月。」
我想：「你們躍進儘管躍進，怎麼沒有和我們說一聲就把我們也帶上去呢？」不過我沒有表示異議，只是擬定自己的計劃。
本來打算無論別集或總集，每天粗看一遍，寫出一條辭目，這本是一種幻想。一天看一遍，這本來是幾乎不可能的，總要思考，要前後聯想一下吧，要和別的作家和總集比較一下吧，一天能有幾個小時可以使用？我本來的想法就是不切合實際的，現在還要躍進，那就要拼也無法拼了。於是一切都移交給「社會力量」。
我始終相信一切工作要經過審慎協商才能作出決定的。一經決定，便應當共同努力，爭取貫徹。但是這一次的《辭海》工作只有布置，沒有協商，不顧客觀情況，採取強迫命令的形式，其結果必然是少慢差費，這是不足取的。
1960年2月，我接受了一項使我大開眼界的任務，這就是參加上海市參加西北建設職工慰問團。1949年以後，上海市的部分職工陸續西行，參加西北省區的建設。時間久了，他們懷念上海，部分職工不免思想動搖。因此經過西北省區和上海市的協商，組成慰問團。這個組織的規模可不小，在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領導下，參加的有商業局副局長、大中學校教師、工人、家庭婦女、電影演員和京劇、越劇、滬劇、淮劇、雜技、曲藝界各類人物。為了照顧團員的健康，有醫師和護士；為了日後擴大影響，還有隨行的電影攝影技師，總共一百六十多人，是一個大型代表團。校黨委徐常泰叫我參加，最初說是為時兩周，其後說是一個半月，結果是三個月二十天。事後考慮，我們這次要經過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四個省區，一百一十日的時間是完全必要的。
我生長在東南，到過西南，但是除了北京和山東以外，沒有去過北方，所以這次遠行，對我是富有教育意義的，我不僅看到了廣大的西北地區，而且了解了許多自己一向沒有了解的事物。當然，所謂西北，只是一般性的說法，其實如陝西、寧夏和甘肅的武威、蘭州，地理位置偏東，嚴格說，不能稱為西北。
2月14日晚間，大雪飛揚，君邁送我到華僑飯店集合，次日凌晨登車，路過豫西一帶，我第一次看到窯洞。在舊戲裡聽到過寒窯，就是不理解這是什麼樣的場所。窯是製造磚瓦盆缶的地方，怎麼會寒呢？到這裡才理解。那時正在修建三門峽水庫，大家一路預計到那時潼關一帶的地形要起多大的變化，從西安到洛陽，水產的供應要如何豐富。車中談得很熱鬧。
火車在西安停了一下，當地黨政兩界要人和慰問團面訂了訪問的日期，然後開車直到蘭州，住在蘭州飯店。蘭州市的市區很特別，仿佛是一條很長的絲帶，從東到西，只是漫長的大道，所好我們住在市中心，出門有汽車，並不感到路遠，作為一般市民，我想他們大約也很少跋涉道途，瀏覽全市市容的。
我們初到的時候，圍觀的孩子們可真不少，遠遠地聽得人問：「來的是什麼人？」
孩子們說：「來的是一車一車的『阿拉』。」
原來我們的名稱就叫「阿拉」，這名詞可真新鮮。
我們對於中國語言史的認識還很不夠，否則對於「阿拉」的名稱，真要掉下不少眼淚。「阿拉」是寧波方言暢行上海以後的成績，松江人自稱「阿奴」，稱人為「汝奴」，第三人稱則為「渠奴」。這種語言是一個民族受到他民族壓迫時代的語言。好在人的記憶力是不強的，因此我們就算一車的「阿拉」，並不感到什麼壓迫。
蘭州飯店的招待完全出人意料，早餐的豐富已經驚人，中餐、晚餐都是取的宴會形式。晚餐以後經常是演出，招待當地的上海職工。上海本來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地方，上海職工欣賞的戲劇是多種多樣的，因此慰問團的演出有京劇、淮劇、滬劇、越劇。我記得第一晚的京劇演出是《武松殺嫂》。
事後當地的評論是戲雖演得不錯，可是初到蘭州舞台上就出現了武大郎、潘金蓮、王婆三具屍骸，未免有些掃興。這個評論是正確的。以後演出的有《櫃中緣》這一類喜劇。
經常上演的越劇是《打金枝》《挑女婿》《盤夫索夫》這一類，我特別欣賞的是《盤夫索夫》里主角自稱「南京揚州人」一句，因為這樣的語言，反映了作者理解到明代揚州府由南直隸領導的行政制度，可見這個劇本是很古老的。
淮劇人手特別少，因此上台的劇本不多，記得有一場《賣馬》。
滬劇演員固然也不多，但是表演的《十三陵水庫》卻接觸到當前現實，特別富於教育意義，這是它的優越性。
除了各劇種以外，有鄧文慶的魔術和袁一靈的說唱。鄧文慶談到曾和蘇聯的雜技團同台表演，他說：「我們表演以後，蘇聯人總得問一聲『這是怎麼搞的，關鍵在哪裡？』可是他們演了一套魔術以後，要是你問他，他說『這是國家秘密。』」鄧文慶慨嘆道：「老大哥的友誼是這樣的。」中蘇關係中斷，雖然已經是勢所必至，但是在人民中間還沒有公布。鄧文慶的言論正是從親身經驗中體會出來的。
在蘭州我們到過煉油廠，也到過蘭州大學和西北民族學院，那兩所學校里都有復旦大學的舊人。
我們乘火車到過蘭州以西的武威、酒泉。沿路都看到長城，城已經隳廢了，有些地方只是一堵土牆。長城有時說是秦代造的，其實秦代的長城始終沒有連成一條直線，見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蘭州、武威、酒泉，直至嘉峪關，到漢代才內屬，在始皇的時候，只為西北少數民族所盤踞，這座長城有什麼意義呢？長城的建築實際完成於明代，不過為了避免長城這個勞民傷財的名稱，當時稱為邊牆，這見於《明史》。中國的首都在北京，因此北京之東如山海關、薊縣；北京之西如宣化、大同一帶，都保護得較好。西北一帶，那裡經過不斷的風沙摧殘，已經漸就圮毀了。
酒泉有酒泉鋼鐵公司，自稱是中國四大鋼鐵基地之一，那時正在興建中。我們也參加了建築工作，但是電影拍好，工作告畢，不無美中不足之感。從酒泉向西，我們到了嘉峪關，建築雄偉，完全體現了中國的偉大和勞動人民的智慧。關前幾十丈以外樹立了「天下雄關」的六丈大碑，真是非常壯觀。關內是四丈高、兩丈開闊的邊牆，還保存得很完整。
我們到過嘉峪關附近的玉門。玉門地方不大，以出產石油著名。在大慶、大港油田都還沒有發現的時候，玉門油礦成為大眾注目的所在。我們看到油管出油的情況。那裡的技術人員也有從南方去的。
從玉門到敦煌，中間經過安西，安西西門外有兩丈高的沙丘，把門堵住，西北風沙之害，是可以想見的。我們在安西沒有停，直到敦煌，住在城外的招待所，夜晚房裡都有炭火，有服務員隨時收拾，地方招待之殷，中宵寒威之烈，都可從此看到。第二天午飯時，主人享以西瓜，瓜中的冰粒，入口清脆，正反映著當地的情況。
從招待所到敦煌石室，汽車約三十分鐘可達。敦煌石室，是中國藝術界的寶庫，正是每個搞文學藝術的人夢寐以求的地方，我們居然到達，在紀念冊上題了名，這是值得慶幸的。石室的聲名，是在清朝末年由帝國主義分子首先播揚的，法國的伯希和，英國的斯泰因，都在那裡盜竊過，解放以後，人民政府定為文化重點，進行保護，由藝術家常書鴻主持其事，這是一個重要措施。
對於敦煌石室的理解，應當分為三項：（一）石窟，（二）塑像，（三）壁畫。
石窟大約是三立方米左右，在第十世紀之末，由於兵火戰亂，當地的主持者倉促地加以封閉的。一堵牆把通道封起，外塗石灰，經歷九百年，誰也沒有注意，漸漸地被遺忘了。清末的時候，一位小道士看到石灰剝落，不斷淘挖，這才發現了石窟。十世紀以前的斷簡殘篇，零縑碎布，都成為今日的奇珍。這是非常寶貴的，同時實際上也是非常簡單的。倘使把我們任何一個人的書室，封起了一千年，待到三十世紀打開一看，這間書室里的斷硯剩墨，敗筆破書，同樣也會成為奇寶的。
塑像的一部分，由於清末的王道士用帝國主義分子給予的銀錢進行修理，因此被毀了，但是大部分還保存著本來面目。我們可以看到北魏和隋唐藝人的高度發展的藝術作品。佛像、金剛、飛天、魔鬼都是那麼生動，這是世界難得的珍品。中國石雕的發展可能遲了一些，但是塑像的藝術是早已成熟的，在世界上有著獨特的地位。塑像的缺點是保存不易，但是石窟卻提供了最好的條件。
部分壁畫是被盜竊了，但是絕大部分都保存得很完好。由於古代畫師有時會把一幅壁畫塗粉重繪，因此揭開一層壁畫以後，可能發現更美的創作，但是不可避免地也會發現拙劣的作品。壁畫中如太子飼虎、張義潮出巡之類，都是長篇故事的連載，是連環圖畫的卓越的初祖，是非常可貴的。
第八世紀以後，敦煌是亞歐交通要道，到第十世紀末年，更是漢族和吐蕃族連續作戰的所在。這裡是文化交流的聖地，也是兵火連天的魔窟。我們幸運地留下了這座藝術寶庫，而我這樣一個不理解藝術的人居然能到此瞻仰，實在是極大的幸福。
由敦煌向西，到達紅柳園，這是我們西去的極邊。那時鐵道已經進入吐魯番，但是我們只到達紅柳，這可能是因為我們這次的活動範圍以紅柳為界，也可能因為當時南方的職工，很少到達新疆。在紅柳我有一首詩：
發紅柳
穆公霸西戎，闢地號千里，滅國十有二，不知誰名氏。史遷極群書，惜未讀《秦記》，遂令霸王業，茫茫未可紀。悠然感余懷，披衣中夜起。
事實上，在隴右建國，有必要向關外發展，沒有關外，便沒有後方，對於作戰是不利的，而且關外土地遼闊，人口不多，對於發展既有很大的可能性，又沒有人事的阻礙，這正是割據勢力必然注意的所在，不但秦穆公如此，第四世紀的前涼張氏、後涼呂氏也是如此，可惜的是記載不夠完備。
從紅柳回來，我們再到蘭州。過了幾天，我們又去西寧。
西寧在政治上是重要的，但是在經濟上是一個後進區域。湟水經過這裡，流入黃河，冬春之際涓涓細流，只是一條小水，到了夏秋之後，便是滔滔滾滾的大河了。西寧有一所冶煉廠，據說是「大躍進」以後的新生事物，古來沒有冶煉事業。不過對於這個說法，我還不能十分相信，因為唐代的吐蕃是一個實力強大的國家，沒有冶煉工業，不可能支持這樣的大國。在西寧我做了幾首詩：
祁連
君不見祁連之峰高極天，鐵軌縱橫雪海邊，昔人於此揮白刃，今人高爐裊青煙。河西五郡壯天下，嘉峪雄關誰能跨，瓜沙西望春入眼，明駝千里健於馬。書生白屋獨磊砢，報國孰與時賢多，願假太平好歲月，更向清時獻凱歌。
青海行
我來驅車青海頭，舉首回顧空悠悠，古來殺氣赤浮面，今日長歌聲滿樓。喀喇崑崙之峻坂，穆魯烏蘇之長流，察爾罕之鹽晶，柴達木之汽油。窮山絕壑，斷崟荒陬，茫茫禹跡無人問，萬古不聞斧與耰。磓空鑿險從今始，天開地闊鬼神愁，三百萬人同奮勉，躍進不覺春復秋。身行萬里終無補，對此今人懷百憂，何當畚鍤入山去，盡掃荊榛從子游。
從西寧出發，不久就到湟中，這裡的塔爾寺是喇嘛教聖地，雖然達賴喇嘛已經叛逃印度，但是塔爾寺還是保存完好。黃色的寺壁，精銅的殿瓦，都在耀目的日光下爭輝。七間一排的大樓，保存著喇嘛教的經典。這裡必然有若干古代印度和青藏高原的文化寶藏，在我們揭開語言的幕布以後，會發現無窮無盡的瑰寶。目前已經有不少文化人進入拉薩，讓我在這裡預祝他們在語言方面的成就，對祖國的文化事業有所貢獻。
近代的喇嘛教是一種原始形式的宗教，在喇嘛寺里看到滿壁都畫著骷髏，到處是死馬的殘骸，凶神惡煞的塑像。也有歡喜佛，一個頭頂鐵盔的裸體武士摟著一位輕盈的少女。
從西寧出發，經過日月山，我們開車直到江西溝，這是青海湖濱的一個地區。有造船廠，是1949年以後辦起的，工人中有不少浙江人。據說他們初到的時候，由於兄弟民族沒有吃魚的習慣，因此青海湖濱充滿了鰉魚，一天可以釣得百把斤，就是現在，解凍以後，每天還可釣三五十斤。當然這是1960年的說法，後來不可能再如此了。有詩兩首：
發西寧
小住西寧又間關，候人指點戒躋攀，千岩谷料牛羊地，萬古雲封日月山。野燒初回農事作，驛亭漸近道途閒，驅馳未盡平生意，不恤驚回鬢已斑。
過到唐河見青海
青海茫茫遙無際，白雲璀皚入天地，雲夢胸沖吞八九，山川重疊嗟何有。我來正值二月天，黃雲塞空衰草連，江西溝頭遙相屬，鏤冰作宮瓊作屋。大魚穹龜各徘徊，波濤演漾走風雷，百零八水注青海，翻騰猶覺隱隱在。一朝解凍起東風，長渠傾海瀉碧空，嗚呼長渠傾海瀉碧空，億萬千人歌年豐。
日月山是一座高山，在唐朝和吐蕃的戰爭里，這裡是當時作戰的要衝。到唐河一般都寫作倒淌河。水無倒淌之理，我想這裡是古代的交通要道，可能只是「到唐」訛變。青海近代多稱為青海湖，這是近代人的眼光，古代只稱為青海，一望無際，波濤浩渺，正見到古今人眼界的不同。冬天以後，湖水盡凍，沿岸高起六七尺，真是一種奇觀，是出乎我的想像以外的。
到唐河有一座旅舍，這是新生事物，可以住宿一二百人，寬大整潔，為旅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再向南便是共和縣，有一座招待所，也很寬大。我們在這裡耽擱幾天，還到過羚羊峽，據說曾經有羚羊從此跳過黃河，其實這只是誇大的說法，這裡雖是黃河上游，水面還有二三里寬，羚羊是跳不過的。
從共和縣回到西寧，因為我們的一分隊已經去德令哈、大柴旦、冷湖，所以在這裡等候他們。在青海博物館裡，我們看到一具木乃伊，大約是古代的戰士，黃黃的面龐，全副武裝，箭袋裡的弓箭還很完整。由於我在考古方面沒有什麼基礎，不能斷定是哪一朝的，但是看到這位戰士，也想起古代沙場的辛苦。
在西寧我設法覓到一本《漢藏會話手冊》，後來帶回交給中文系資料室。還有《格薩爾王子傳》的譯本，在西寧是聽到的，但是沒有找到，這是古代吐蕃族的一部史詩，所好後來由人民出版社印行了第一分冊。
我在西寧有一首小詩：
湟水東南日夜流，料應無夢到滄州，西寧三月春如海，莫為輕陰便倚樓。
這首小詩我自己很珍惜，因為很切合西北職工的心境，也把這次慰問團的使命結合進去。
一分隊回到西寧以後，我們又同時出發，仍回到蘭州。再由蘭州出發，前往寧夏。寧夏本來是甘肅的一個專區，境內回族集中，因此改為回族自治區。我們全團先到銀川，後來仍分兩隊，一分隊去石咀山，二分隊去固原、六盤山。由蘭州到寧夏，中間經過沙漠地帶，流沙有時會把鐵軌覆蓋，造成行車事故，因此沿途必須造林，鐵軌兩側還要種草，由蔓草保護鐵軌。
寧夏的行政中心是銀川，這裡是塞上的水網地區，古代西夏的建國，主要還是得力於水網地區的支持，沒有工農業，特別是農業的發展，是不可能支持一個強大的國家的。銀川四圍，水道縱橫，一般人稱為「塞上江南」，不是沒有原因的。水網地區，適宜種稻，產量高，可以養活更多的人民，勞動強度也高，可以給人民以鍛煉。西夏在宋、遼、金的夾縫中成長、壯大，雖然地區較小，武力較差，但是始終和先遼後金，以及北宋、南宋成為鼎立的形勢，這和地區的富庶還是有關的。
寧夏之北有承天塔，我去過，一直到最高一層，在承塵上看到留下的西夏文記載。真慚愧，我是不認識的。一個中國人，不認識中國境內所使用的語言文字，這是很大的恥辱。我想，自今以後的青年一定會比我們有更大的造就，能夠根據他們關於語言文字的認識，寫下更好的記錄。
在銀川我們訪問了一些學校和當地解放前的軍械廠的工人。工人們不願為反動派製造屠殺人民的子彈，反動的司令官甚至給他們帶上腳鐐，還要他們堅持生產子彈和炸藥。鬥爭是如何的激烈！現在反動派沒有了，人民回到當家作主的時代。軍火工業是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為人民的和平生活而生產必要的工業品。
這裡我們又分組了，除了開向石咀子的部分同志以外，我們開車向中寧，一路看到高高的白楊樹。西北的白楊樹和江浙的白楊不同，江浙的白楊龐大，樹不甚高，樹葉很稠，風吹著發出蕭蕭的聲音，所以六朝詩人有「白楊何蕭蕭」的悲慨。寧夏的白楊高而不大，直挺挺地高到六七丈，但是很少丫枝，而且每根丫枝很短，最多不過三五尺。杜甫的那句「雨打秦樹直」的「直」字，必須到過西北，才能理解它的意境。中國詩人的體物之妙，必須身歷其境，親切理解，才能領略。
由中寧向南，經過吳忠市，是一個不太繁華的區轄市，最近聽說已經取消了。市黨委在一家飯店招待我們，規模不大，但是招待非常殷切，使人很受感動。由吳忠市向南是固原縣，這裡引人注意的是固原城的結構。明代的九邊是抵抗北方韃靼人的侵略的。西邊的三鎮是陝西、甘肅、固原，而以固原為重點。有外城、內城，以提督衙門為重鎮中的重鎮。我總懷疑清人對於明代的記載是太不重視了，可能由於當時的統治者有偏見，唯恐關於明代的敘述會引起人民的故國之思，因此把許多應當有的敘述都簡略了，這實在是一種政治錯誤。
固原以南，到了涇源，這已經是寧夏的極南了。這裡的縣委送給我一片六盤山上的魚化石，是很難得的。回到上海以後，我把這片化石通過孫女邦薇轉送復旦小學，希望他們能好好保存，這對於講授古代地殼的形成和古生物，是有用處的。
靈武的青銅峽發電站是一項艱巨工程。這裡為黃河開闢了新的渠道，通流以後，在故渠安裝了雄偉的發電設備。我們到的時候，新渠的水道已經通流，故渠的安裝工程正在進行之中。人們在艱辛地然而熱情地勞動著。
在寧夏我作了四首小詩：
銀川承天塔
承天一塔獨巍然，屈指於今九百年，北鄙風雲塵漠漠，中原文物草芊芊。蒙荒萬里歸新畫，青史千秋入暮煙，興廢無端成感慨，振衣直上到層顛。
中寧中衛道中
塞上江南二月天，雨行楊柳起春煙，中寧中衛媚嫵甚，一路杏花紅欲然。
吳忠市
一曲離歌可奈何，臨歧握手幾摩挲，多情最是吳忠酒，不教淚花浸眼波。
賀蘭山
秦川隴水任追攀，盛日盤旋不等閒，莫道書生真跋扈，只今踏破賀蘭山。
慰問團終於離開了蘭州，完成了四進四出的任務。上車以後，民族學院中文系徐教授登車道別。這是武漢大學舊人，我們闊別了二十餘年，沒想到在蘭州見面。這位教授曾經喚起了我對於傳記文學的熱情，對於他我會感到無限的感慨。
車輪飛馳，不久我們到了西安。這裡是古代的長安，中國文化的滋長地帶。長安城外的杜陵、韋曲和曲江的風物在唐代詩歌里占了多大的地位，現在都荒蕪了，但是對於人類卻做出更大的貢獻。因為在唐代只是統治階級游賞玩樂的地點，現在卻提供了推廣農業生產的基地。不僅如此，西安附近的山坡，也都是青一片、黃一片的，是油菜和小麥間種的場所，要養活千百萬的人民。
長安
索米長安亦偶然，誰教月費大官錢，杜陵韋曲皆陳跡，虛費人間負郭田。
秦嶺
秦嶺巴山幾萬重，遍開笑靨迎春風，穠桃艷李都相識，一路菜花間白紅。
西安是一個新興工業都市，但是我們抑制不了嚮往延安的心情，因此只能留待回來再看，汽車一直開往革命的聖地。
北行，北行，終於在一個春陰霂霂的傍晚，看到了寶塔山的陰影。霎時寶塔山放光了，一盞、十盞、百千盞照耀著前來的遠人。延安人是熱情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跳著笑著，撐著雨傘舞著，把我們一直送到招待所。
第二天早晨天晴了，陽光照滿著大地。我們看到成排成排的窯洞，是抗日軍政大學，是魯迅藝術學院，這一切都吸引著我們的視線。
我們到了棗園，到了楊家嶺。這裡是毛澤東主席指導革命的聖地，毛主席的房間，也是一個窯洞，一切都按著當日的情況布置。這和一般窯洞相同，洞前安排了紙窗，洞頂也刷白了，給人一個新鮮整潔的印象。陳設很簡單，一張木板床，一張辦公桌，一把木座椅，還有一把木躺椅，這是全部家具。床後有一個洞口，由這裡可以通向朱總司令的辦公室，以便在反動派進行轟炸的時候，暫時避一下。
延安的簡單樸素到處都可以看到。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會場也簡單極了。場地面積和小型中等學校的禮堂差不多，坐的只是一排一排的木條凳，但是在這裡卻響徹了革命的呼聲。多少革命將領在這裡接受了革命的號召，回到前線，和敵人作出不可調和的鬥爭，終於打倒了反動派。
在陳列館裡還看到紡紗的紡車。當時的革命領導者都用這樣原始的工具紡紗，用紗織布，配合了南泥灣的強勞動，終於達到了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要求。
復旦大學黨委書記陳傳綱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培養的，他曾說起當時的生活情況。他說初到延安的時候，午飯是玉米飯，外加一碗鹹湯，飄著三兩片薄薄的土豆片。鹹湯一喝就完了，飯也吃不下，餓得肚皮直叫喚。
一位朋友和他說：「這樣不行啊。」
陳傳綱問：「怎樣才行？」
朋友說：「吃飯有吃飯的秘訣。」
陳：「吃飯還有什麼秘訣？」
朋友：「確實有的。開飯的時候，憑著肚皮的餓勁，三扒兩咽，第一碗下去了。這時千萬不要吃菜。到第二碗的時候，這三兩片土豆正是下飯的美味。第三碗來了，還剩得一些湯湯水水，朝飯碗一澆，一齊下肚。吃飯就是這樣的吃法。」
陳傳綱經過這樣的指導，居然也是三碗玉米飯，吃足以後，更鼓起為解放事業貢獻自己一分力量的幹勁。
延安是革命的聖地，我們必須理解革命精神是在吃大苦耐大勞之中培養出來的。不知道這一條，就是到過延安也是枉然的。
在延安我還購得窯洞的模型，我把它帶回來，交給長孫邦華，希望他從這裡受到教育。
從延安回來的那一天，是清早動身的，經過鄜縣，地方很荒僻。杜甫的《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雖然沒有提到鄜州的景色，但是荒僻的情況，躍然紙上，正可看到那裡的風光。
鄜縣以南是黃陵縣。汽車駕駛員需要休息，因此飯後我同上海市第十七中學副校長韋定一一道去看了黃帝陵墓，一丈八九尺的大碑，由郭沫若題了飛揚的草書，我覺得和黃帝祠前題的新魏體一樣，書法不妨有此一格，但在這古代的陵墓前面，不夠嚴肅。要是能用篆書，那會給人一種莊嚴肅穆的感覺。黃陵前後是千百棵松柏，大可合抱，非常莊嚴。祠內的柏樹也很高大，上面有一排排的木癭。據說這是漢武帝在塞上耀兵以後，回來掛甲的所在，因此稱為掛甲樹。當然這是齊東野人之談，並不可信。
由黃陵南行，經過露天煤礦，汽車中途拋錨，因此到達銅川市的時候，已經在七點以後，晚飯、祝酒，待到一切儀注奉行完畢，已經九點。
主人說：「大家休息一下，去看戲吧。」
「不早了，是不是可以免了？」客人說。
「那怎行！一位名演員病了，服了藥，還在那裡候著呢。總不能使他失望吧！」
大家振作精神，同到劇場，觀看名演員的演出。待到謝幕握手以後，早已過了午夜。我們還得趕到咸陽，乘火車東去。到站的時候，已經深夜兩點，連忙登車休息。這一天從早晨起身，至此已經十二小時開外，這才明白，出差旅行，有時必須支出最大的精力。
我們到達西安了。首先去訪問紡織工廠。工廠總是辛勤勞動的場所，但是這裡的紡織廠，廠房四周，布置得和公園一樣，鮮花爭艷，實在令人心曠神怡。慰問團的老工人楊老伯，家庭婦女許義慧、越劇演員張金鳳和女工一道拍了照，以後又印在搪瓷茶盤上，作為紀念。
在西安，我們訪問過半坡村。這裡就新石器時代的居民點，辦起了博物館。那時布置還未就緒，我們是先睹為快了。居民的住所有圓形和方形的兩種，食品有糧食、牛、豬和魚，用具有一般的工具和捕魚的網，縫紉的針。針是用魚骨做的。住所附近還有墓地。骸骨的埋葬有兩種，有屈肢葬，也有直肢葬。每方墓地有時是一具屍骸，有時兩具或三具。兩具三具的都是同性，沒有異性的。
據說西安附近還發現一座封建主的墓穴，除了封建主以外，還有大臣、奴僕和馬。一位大臣驚惶失措地伏在馬腹下，大約是他聽到墓穴即將封閉，因此躲在馬腹下面，爭取喘氣的機會吧。當時這個墓穴還沒有進行整理，因此沒有展出。不過就從這裡也可看到古代社會的殘酷。
5月1日，我們參加西安的遊園會，慰問團的工作也以遊園作為結束了。在公園的動物苑的一角，我們看到欄中的乳虎垂頭喪氣地待在那裡。據管理人員說，這隻乳虎，正和一隻小犬同時出生。管理員把乳虎和小犬養在一處。這兩隻小動物一道遊戲，一道生活，將近一年了，相處得很好。一天乳虎在激動中，猛撲過去，小犬當即死了，也被吃了。乳虎從此便整日地待著，不知道怎樣把心情安定下來。
虎是會把狗吞噬的，這是動物的本性。要把這個本性扭轉過來，是不可能的。問題不在於乳虎而在於人。管理員不理會這一點，想扭轉虎的本性。扭轉也不妨試一下，但是被犧牲的是犬而不是人。人的企圖是好的，其結果卻把犬犧牲了，可能他還得繼續把犬犧牲下去。犬被犧牲了，虎也懊喪，人還得繼續試驗，繼續失敗。
我們也到過大慈恩寺，瞻仰過大雁塔。大慈恩寺是唐代以來有名的寺院，現在看來比唐代的規模縮小多了。現代的慈恩寺是容不下玄奘法師的徒眾和他譯經的工作的。大雁塔的結構和現代的一般寺塔不同，可能還保留著原樣。雁塔題名是唐人有名的故事，但是在現存的雁塔里卻看不到題名。
慰問團的工作結束了，5月4日我們乘車自西安東歸，6日上午十時三十分車抵上海北站，歡迎的人很多，蓮舫也在其內，我和大家握手道別後，和蓮舫同回復旦。
不久，復旦大學的群英會開始，我也參加了。但是在給獎的時候，我感到在躍進中我去西北，沒有盡到自己的力量，因此在總支同意下，推鮑正鵠領獎。在自己沒有盡到努力的時候，還要獲得榮譽，這是不合適的。
6月下旬，上海政治協商會議通知，自6月24日起在文化俱樂部參加知識分子座談會，到會的有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知識分子。7月9日由各組推定王惟中、譚其驤、曹亨聞、戚叔含在大會發言。這一次的會期，有時稱為神仙會，大意是說敞開思想，無拘無束的意思。主持者為上海市黨委會的陳丕顯。陳丕顯在會上說到一封信，信中大意是對於肉食分配有所不滿。陳丕顯說：「原定每人每月供應四兩，本擬有所增加，既然來信指摘，那就不準備增加了。」
三年困難時期開始了，生活上當然有些緊張，不過上海得到中央的重視和各地的支援，因此還是比較好的。不久以後，我參加了文化俱樂部，這裡對於高級知識分子還是有一定照顧的。知識分子是這時常用的分門別類的名詞，我自知學問很有限，夠不上這個名義，更談不到是不是高級。不過既然有了這拿名稱，「物以類別，人以群分」，我也只能接受了。
8月初，上海各校部分教師赴廬山休養，復旦大學也分配得有名額，中文系的蔣天樞、鮑正鵠和我都在其中。1日下午乘江平輪由上海出發，3日在九江上岸，當晚即上廬山，住第二工人休養處。次日在俱樂部看戲，表演者都是十一二歲的孩子，所演的有《楊八姐》《活捉史文恭》和《拾玉鐲》。《拾玉鐲》是不是壞戲，這裡不談，但是在孩子的心苗中，下了這樣的種子，促進他們的早熟，不能不算是壞戲，我們也談到要給領導去信，申述我們的認識，不過這封信到底沒有寫。
在俱樂部我們還看到空中飛人和口技，大約都是初學，還沒有達到成熟的階段。
我們遊覽過不少的地方，到過仙人洞、花徑，也看到雲海。
8月10日下山，乘火車到南昌。游廬山有小詩一首：
游廬山
八月匡廬徹骨涼，愧將赤手答虛皇，江山秀麗人才美，海市層峰各擅場。
南昌是歷史上有名的地方，1927年的南昌起義，在革命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這裡我們看到八一紀念館、賀龍軍長指揮部，軍官教導處，特別是革命紀念館。我們在那裡看到統計數字，在1927年以後的大革命中，僅江西省就有烈士二十餘萬人，而在戰爭中被反動派屠殺的人民，為數遠過於此，江西不小的一部分成了無人區。革命的艱苦，從統計數字里可以清楚地看到。
1960年上半年我花費在各項活動中的時間有：
一、2月14日～5月6日西北慰問團八十二日
二、5月14日～5月18日上海市群英會五日
三、6月24日～7月13日知識界座談會二十日
四、8月1日～8月15日廬山休養十五日
五、8月22日～9月1日新《辭海》審查會十一日
共一百三十三日。
半年之中，費去這許多時間，在讀書和教學方面我還能有多少時間呢？這是一件非常令入惋惜的事，但是我是無從拒絕的。
1960年秋初，君邁畢業了，不久被派到錦西造船廠工作。這是我最小的一個孩子。待到君邁畢業，子女教育的事告一段落。到這時期，從君遂到瑞允的婚事都已經定實了；君道的婚事在次年也完成，都是他們自己作主的。君邁也訂婚了，對方是我在南洋公學時的同學鄭東啟兄之女須彌。須彌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這一年中國和蘇聯的關係由於蘇聯背信棄義，撤回全部專家而決裂，因此錦西造船廠完全停工。在君邁到達的時候，一切都已停頓。
這一年秋季，由於黨總支的安排，我在中文系授傳記文學。但是由於中國經常都把傳記和史傳混同，真正的傳記文學作品不多，而國外作品，又因為語言文字的隔閡，在學生中還沒有得到普遍的認識，因此授課的時候，有不少困難無從克服，我自己總感到不能滿意。
1960年10月30日，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會召集各校擔任系務工作的成員在文化俱樂部開會，由陳望道主持。望道本來是老黨員，中間脫黨，1957年重新入黨，這件事沒有公布，所以還是以民盟市委會主席的名義召集開會。會中宣布系主任有職有權有責，當然這是在黨的指示下宣布的。1949年以來，各校教學的責任，無形中已經集中到系，這是由於廢除文學院、理學院這些院一級的制度而產生的結果。但是集中到系不等於集中到系主任，因為除了主任以外還有黨系支部或總支部，因此支部書記或總支書記和系主任的職權無從明確劃分。系主任認為自己職責所在，不當放棄，但是無法與支部或總支抗衡；支部或總支認為黨是領導一切的，可是對於業務又不太熟悉。因此形成雙方要管、雙方不能儘管的局面。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我的辦法是多管業務，不大過問師生的政治思想，但是又招致政治和業務分家的指摘。問題發生了，但是無法解決。在這次會上，陳望道秉承了上海市黨委的指示，提出系主任有職有權有責。後來復旦大學黨委會書記陳傳綱從另一個角度提出這樣的指示，他要求系總支要在系的工作中對於系主任一推、二讓、三幫助，這是說要在系的工作中，對系主任儘量推讓，在系主任執行任務遇到困難時儘量幫助。陳傳綱是對復旦系總支說的，同樣的語言，估計其他各校的黨委會書記也會說的。
是不是這樣的從兩個方面反覆說明就把問題完全解決呢？當然沒有。因為在系裡開展工作時，即使按照當時的指示執行，系主任總是處於受批評的地位，系總支總是處於批評的地位。被批評者難於和批評者抗衡，因此系主任永遠處於被動，陳望道的三個短語，其實只落實了「有責」二字。
1960年秋天，系總支書記李慶雲在系內宣布晉級問題。以前各校一般是按年晉級的，但是那時的工作沒有保障，法幣沒有保證，晉級不晉級，有時只是一句無足重輕的空言。現在完全不同了。1955年進行評級，實際是按照各人原有的工資和級別配合起來。1956年進行定級，這就把級別確定了。那次中文系的定級是一級郭紹虞，二級吳文祺、劉大傑，三級蔣天樞、趙景深、張世祿和我，四級鄭權中等。這次的定級當然會遇到若干或大或小的問題，但是級是初步定下了。1960年考慮到升級問題，首先由系總支宣布教授概不升級，在副教授、講師、助教中考慮，或升級或不升級。這一個問題從這年8月中拖延下來。
在一次討論中，李慶雲宣布我由三級晉升二級。
升級當然會影響到工資，但是到這一年，工資略多略少對我影響不大，因為《左傳選》《陸游傳》陸續出版，《張居正大傳》《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陸續重印，給我相當的稿費，因此升級與否，在個人收入方面影響不大。同時我也理解到中國社會並不考慮教授的級別，一級教授和六級教授的社會地位沒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升級與否，和社會影響也沒有必要的聯繫。我並不是一個淡泊的人，但是升級與否，既然與個人收入、社會影響關係不大，因此在1960年我的看法比1956年的那樣的關切是有所不同了。我所考慮的是我個人的升級會不會影響我在系內的工作。
我和李慶雲說：「關於我的升級，是不是可以不必考慮？因為我個人的升級可能對於系的工作有些影響。」
李慶雲說：「朱先生從系的工作考慮問題原來不錯，但是對於應否升級，黨是有一定的考慮的。」
經過這一次對話，我的升級在全系確定了。這一年決定升級的連同副教授、講師、助教共計二十人左右，後來考慮到國家收支平衡，縮小升級面，最後確定為我和王永生二人，我由三級教授進為二級教授，王永生由助教進為講師。
坦白地說，我對於1956年的定級是有意見的，我對於郭、吳、劉三位雖然不敢菲薄，但是我也不菲薄自己。一級教授代表國家的學術水平，我自己不敢設想，對人也不輕易設想。像北京大學中文系一級教授比復旦大學中文系要多得多，人選是否得當，影響國家的聲譽，這是我們應當考慮的。至於復旦大學在這一年，單獨地把我提升一級，當時我確實認為這是對於我的工作態度和工作成就的認識，但是我還應當更加努力。
蓮舫在食堂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清晨上班，中間雖然回家休息，但是每餐結賬，總要直到夜深人靜以後。我的工資是足以應付家庭開支，因此她甘心付出沒有代價的勞動，但是復旦工會負責人曾經說過，待工作滿了一年以後，參加食堂工作者不問有無工資，一概發給工作證，她不能不希望這一點鼓勵。蘇步青教授的愛人松山米子也有同樣的想法，但是她們沒有估計到說話的人，話一說完隨即忘去，竟是畫餅充飢。
由於供應緊張，物價飛騰。豬肉供應不上了，黑市有；魚、蛋供應不上了，黑市也有；蔬菜供應不上了，黑市還是有，但是物價高起了一倍、五倍，甚至十倍，公家的食堂照例是不到黑市購買的，因此供應差了，更差了。廚師們還在努力掙扎，三兩條茄子他們可以做成油爆茄子、金錢茄子、西紅柿汁茄子。名目很好聽，口味也好，就是分量少一些，筷子撥過三兩次，茄子沒有了，只有飯。就是飯也不易，不知道是哪一座倉角里陳年古代的陳米，吃了也真乏味。能吃到飯還是好的，有時竟是番薯干，陳的，又霉了，既硬又苦。在三年困難時期里，每個人都得忍耐、堅持，懷著必勝的心理，期待局勢好轉。
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食堂里只能供應鹹菜湯了，但是對於就餐的蘇聯研究生米沙還是供應肉食。就餐的教授們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位陳教授捧著鹹菜湯到廚房就餐，以免貽笑外人；一位黃先生捧著鹹菜湯和米沙對坐，高談闊論。這位米沙在復旦哲學系進修中國哲學，後來在上海蘇聯領事館服務，看來他在讀書以外一定還有其他任務。他的妻子娜嘉也住在復旦，是在紡織學院讀書的，她很急躁，看到精瘦的豬肉便要發火，有時拿著從蘇聯帶來的罐頭，滿裝著膘肥脂壯的豬肉給廚師看，她說：「你看，蘇聯的豬肉多好，食堂供應的肉食應當這樣。」廚師們不是文盲，他們看到這是中國出口的罐頭，只有把悶氣咽下去。
上海市對於教師還是特別照顧的，有一段時期，每人每月供應黃豆一斤。為此我們買了小磨，把黃豆浸水，磨了再磨，我們有了豆漿，也有豆腐，是蓮舫手制的。因為沒有經驗，點鹵不很得法，但是究竟有營養價值。上海高等教育局還租了船，到海里打魚，分發到校。學校的辦公室是按時上班的，星期六下午海魚送來了，雖然不多，也還新鮮，可是事務組下班了，沒有人分發，星期天休假，到星期一分發到系，有些魚頭也斷了，氣味也不對頭，我是系主任，當然只能把缺頭爛尾的海魚留給自己。
食堂很難維持了，但是誰也不願意擔負破壞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罪名。怎麼辦呢？好在教師們的工資還不差，每家留一兩人在食堂掛個名，把全份工資撲到市場，供應家屬。這樣一來教師們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家屬走的不完全是社會主義道路。到食堂領飯菜的人不多了，還要食堂幹什麼。最後，學校負責同志帶頭退夥，食堂入伙的人更少了，終於合併為一個中灶食堂，蓮舫也解除了一項艱苦的義務勞動，這時是1960年的冬天。
1961年1月，我參加了一項社會活動。在上海中國畫院的帶頭下，籌備書法研究會。通過會員一百〇七人。4月8日正式成立，沈尹默為主任委員，郭紹虞、潘伯鷹為副主任委員，我也是委員之一。沈尹默在抗戰以前已經很有名了，帖學方面確實功夫很深，所作徑寸行書，優入能品，但是由於高度近視，一二尺以外不能辨人。他說，他的寫字完全憑肌肉運動，自己看不清楚。對於垂暮的藝術家，我們只能捨短取長，不能以他的榜書斷他的優劣了。郭紹虞寫的館閣體，是承平時代的翰林字。潘伯鷹也是一位帖學家，但是眼界很高，有氣魄，就六十年代的作品而論，比沈尹默高出一籌，所著《中國書法概論》，雖然在某些觀點上我與他意見不同，但是確實是一本有實用價值的作品。除了這三位以外，如陳文無的鐵線篆，顧廷龍的金文，都可稱為名家，其餘都是所謂我輩之作。周谷城在民主黨派中很活躍，因此書法研究會也拉他入會，作品大約和南京的胡光煒類似而不如其成熟。最有意味的是華東局書記魏文伯，這一位以詩書自稱。文藝會堂成立後把他的作品「實事求是」四字高高懸起。他曾把他的詩給劉大傑看，大傑說：「你的作品太好了，唐人中也少有，將來的文學史中一定少不得的。」及至魏文伯去後，大傑和人說：「魏文伯的作品真是不通。」大傑的文筆是光彩奪目的，詩要差一些，但是對於魏文伯的評論，即使不夠含蓄，還是有所認識的。
對於書法，我一向認為必須自篆書入手，尤其推重二李，要從二李之中求變化。這是我在1961年的看法。近年依然認為如此，到於二李，特別推重李斯的《琅琊刻石》、李陽冰的《滑台新驛記》。《嶧山刻石》《會稽刻石》都是假的，只可作為初學入門之用。《城隍廟碑》《謙卦刻石》是真的，但是或板滯，或取巧，皆不能學。最近我特別愛重李邕的《雲麾捋軍李思訓碑》和孫過庭的《書譜》，尤其是《書譜》，真令人百讀不厭。我從筆畫以外更感到章法的重要，篆隸的凝重遠過真草，但只能看到個體的字法和整個的篇法，輕易摸不到章法，《李思訓碑》的章法可以看到一些，但是還不如《書譜》。在看到珂羅版《書譜》以後，對於章法才能有一些具體的認識。我在今天只能達到這個境界，在1961年那就更不行了。書法研究會徵求作品的時候，我寫了四條篆書屏子，曾在上海和北京展出，據說也到過日本。
1961年2月19日，在上海延安西路文藝會堂召開了一次大會，到會的是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師範學院三校文科教師，黑壓壓地坐了一大群人，但是並沒有提及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會。我們久已習慣於這樣形式的會場，知道總是一件性質很重要的集合，大家坐在那裡，有些人在切切地交談。
不久以後，劉大傑引著一位將近六十歲的精幹人進來了，個兒不高，但是走路沉著，蹬蹬地上了講壇。大傑說：「這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同志，到上海來和大家見見面，交換一些關於大學文科教材的意見。」
周揚這個名字並不生疏，在報上常見到，但是我和他並沒有接觸過，因此很願意看到這樣的人物，特別在文科教材方面，當時我們正感到十分棘手。上課沒有教材，那是不行的，怎麼辦？是不是自己編？但是把握不大，每個人的知識面究竟是不廣的，不可能接觸到各方面需要的教材，因此在講授中，經常是有些講到了，有些沒有講到，姑不論是掛一漏萬，或是掛萬漏一。同時，還有這樣的問題，這個學校講授的論點和那個學校講授的論點相同嗎？或是僅僅類似，或是截然相反，都是疑問。抗戰以前各校中文系都有中國文學史這門課，大家都很清楚，但是什麼是文學？什麼是文學史？文學史的重點在哪裡？都是問題。武漢大學劉教授有過一句名言，「白話不是文學」，藍田師範學院的錢基博教授寫的那部《現代中國文學史》，把一切白話的和近代語體的作品都排除在文學以外。在講授中間，抗戰以前任何一所大學的中文系沒有把中國文學史授到近代，大半是到唐代為止，最特別的是授到王逸注的那部《楚辭》為止。兩千數百年以來的文學史到哪裡去了，這不能不算是稀奇。教師上課了，但是發不出教材。為什麼？為的是口說無憑，講錯了日後可以抵賴。編寫以後再印出來，那時由誰負責？教授和走方郎中是基本上沒有區別了，這才是當代奇聞。有的教授印出講義了，十頁八頁，甚至三頁兩頁，這都是可以具體舉例的。即使編好排好，還有印刷問題。我在武漢大學就遇到一次。那時年輕膽大，居然把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從古代到清末，編成一套，準備在教學上應用。但是講義的手稿，不能沒有塗改，塗改的時候，正文塗去了，旁邊的標點符號當然作廢，本來不成問題，但是排字房照排了，校對先生也沒有更正，居然有一行是、，，：，。，？，。等，這一來可以送到保健科，作為我神經病發作的鐵證。總而言之，在舊大學裡，教材方面有各式各樣的問題，進入新社會，必須加以解決。因此這個下午的大會，我們雖然事前沒有準備，但是一經提出，各人有各人的體會，各人有各人的經驗。問題在於如何解決。
周揚在這方面是有準備的。他把問題向大家全部攤出來，指出全國高等學校的文科教材都得編出來，以便有一套統一教材在全國推行。這一點在那天是沒有異議的。其次他指出全國高等學校的重點在北京和上海兩處，因此編寫教材的責任應當落在兩地院校教師身上，由其他各地的教師加以協助，這一點確實是有些分量了，但是由於符合客觀情況，大家都沒有異議。這時，劉大傑把上海院校應當編寫的教材和主編人的名單交給周揚，再由周揚逐一宣讀。
在他讀到《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主編人朱東潤這一項的時候，我的心頓時冰涼了。有什麼辦法呢？拒絕吧，當然不可以，在我以前沒有一個人拒絕過；承擔吧，這一副重擔我是擔負不了的。那時我只有按照泰興人的歇後語，「烏龜墊床腳，硬撐」這一著了。我立起來，徐徐說：「我代表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古典文學教研組接受這個任務。」這是說以集體的名義接受了。
1958年，我接受了中文系全體會議壓下來的負擔，一年內完成了寫作五十萬字的任務，這一著是僥倖完成了，但是現在擔子更重，更難於完成。我的氣是透不過來了。我也清楚地知道有些擔子沒有那麼重，是容易處理的，但是事情不容許我挑選。五十萬字是重了，但是寫不寫陸游，我自己做得主的，可是現在我是做不了主的。「歷代作品」說起來很輕鬆，我讀過嗎？讀過一些，也許是萬分之一、千分之一，很難說是百分之一。讀也沒有讀過，還要注釋和校訂，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日，一日只有二十四小時。我既不能把我的能力任意擴大，我也不能把時間無限延長。那麼怎樣辦？
周揚還在那裡安慰這些主編人，他說：「事情並不難，只要把各校現有講義徵集在一處，約略地看一看，排一排，就可以發出付印，只是時間要快，最好在一個月到兩個月內完成，發給出版機構排印，今年秋天就可以印好。那不是很好嗎？」
到會的各校教師這時顯然地分出了兩檔。一檔是不負主編任務的教師。這一檔很自在，也很積極，大家異口同聲地稱道中央決定英明，統一教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們也贊成儘快編訂，儘快印出。可是還有一檔的心情卻是非常沉重。我屬於後面這一檔。
我認識到中央決定的英明和統一教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我不理解為什麼我應當擔負主編的任務。我不能流露出不自在和不積極的內心思想，然而我的內心思想並不因為我的沒有流露而不存在。
怎麼辦呢？我束手無策。但是周揚指出了進行的步驟。他約定不久以後，大家到北京開會，共同討論。
楊西光這時已由復旦大學黨委書記調任上海市黨委會文教衛生部長了。4月8日，他率領上海市高等院校部分文科教師到北京開會。參加領導工作的還有市委會宣傳部副部長俞銘璜，如皋人，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畢業，做過揚州專區地委書記，參加過解放戰爭，最近從南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的位置上調到上海。他和我是鄰縣人，唐老師的學生，而且在中文系也擔任過工作，因此和我有許多相同之處，是談得來的。
我們到京那天，正是中日桌球決賽的時候。我們在北京車站聽到廣播中國榮獲單打決賽和團體決賽第一名。八時以後，輝煌的電燈照耀著雄偉的車站，勝利的消息振奮了每個人力爭上遊的雄心。努力，努力，勝利就在眼前，從上海帶來的沉重心情，一霎間煙消雲散。
我們在京，先是住在北京飯店，待到搬到民族飯店時，會議已經將近結束了。在京所遇的朋友有葉聖陶，同會的有蕭滌非、夏承燾、郭影秋、劉綬松、游國恩、季鎮淮、王瑤、林庚、王力、丁聲樹、高名凱、魏建功、王季思等人。因為是在北京開會，北京大學到會的人最多，教授來了，有時講師來，助教也來，好在會員沒有一定的限制，為了擴大影響，來的人特別多，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全體開會的時候，經常由周揚任主席，中文系教師開會則由南京大學校長郭影秋任主席。
第一次座談會是周揚主持的。這一位確實是談笑風生，精力充沛，但是也不免有些趾高氣揚。
哲學系的馮友蘭也在場，一部四五寸長的長須，給人一些嚴肅正經的印象，但是閃閃有光的眼神，反而把這印象打亂了。
周揚望著馮友蘭說：「聽說你的《中國哲學史》已經寫得差不多了，是不是？」
馮友蘭一本正經地說：「已經寫好了。」
馮友蘭之前一直是搞唯心主義哲學的，為了趕時代，現在正搞唯物主義哲學，不過這一點大家都明白。
周揚打了一個哈哈，說：「馮老的唯物主義觀點的哲學史是最好的了。我看是不是照樣還寫一部唯心主義觀點的哲學史，相輔而行，也很不錯。」
馮友蘭的臉上有些難堪，但是到底很老練，一霎工夫以後又轉得十分沉著。學哲學的人到底是有涵養的。
周揚頓時把話題轉到中國文學史的古今比例上來。
中國文學史的古今比例是抗戰以前就存在的，現在也並沒有解決。按照文學史的分段而論，古今比例是三比一。「大躍進」中這個比例發生動搖，無數大字報對於古典文學進行了沉重的攻擊，其結果搞成了一比一。這樣一來是平衡了。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中國的歷史也實在長，砍又砍不斷，而對於古代漢語的研究又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教古典文學的老師們實際上既要教古代文學，同時又要教古代漢語，自己既沒有搞清楚，偏偏要挑這「一身而二任焉」的重擔，這就必然走上「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這條走不通的死路。大躍進使大家解放了思想，但是解放了思想並不等於搞清了思想。思想沒有搞清，只覺得古典文學的艱苦。這時還沒有取消古典文學的勇氣，於是想到這推翻古今比例的辦法。三比一的比例推翻了，改成了一比一。思想沒有搞清，古代漢語的研究在語言研究室的炕房裡細火緩蒸，始終不能出籠，教時愈少，問題愈是不能解決。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的教師們在那裡不斷呻吟，最後喊出了要把古今比例改為二比一。這次中文系提出的方案，原來是決定改為二比一。胡裕樹副主任算盤特別熟，踢踢躂躂，按照二比一的比例把學時、方案都搞清楚了，大功告成，交給印刷廠，用道林紙把全部方案打出來，胡裕樹副主任的健康情況不是最好的，他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氣，準備到黑甜鄉去休息了。但是4月里的一陣北風，把楊西光部長的頭腦吹醒了。側頭一想，不對，還有問題，他床頭有電話，連忙把胡裕樹喊起來。
「喂喂，哪一位？」胡裕樹說。
「是我，是我。」這聲音很低，很沉著，也很有力。
胡裕樹的疲勞沒有了，連忙說：「是部長，有什麼吩咐？」
「是這樣的，我想二比一還不對。」
胡裕樹一陣猶豫，他知道早先的辛苦都泡湯了，還得掙扎，還得敲算盤，一切的苦勞、疲勞都得從頭來過。他很深沉地問道：「那怎麼辦？是不是要改成三比一？」
「慢一點，讓我考慮一下。」
4月初的深夜，寒氣從第四宿舍的傳達室的門縫裡透過來。微微的一陣北風，胡裕樹感到沁骨的春寒，但是他不便催促。
「喂喂，老胡，我想是作為二點五比一吧。這樣要是決定是二吧，我們本來是二，要是決定是三，那時我們和三也差不多。你快點去計算吧，明天晚上一定要搞好。」
「一定，一定。」
胡裕樹副主任回到房裡，顧不得休息，又在那裡打算盤了。中國文學史的古今比例，最後確定是二點五比一。這個決定我這個系主任一點也不知道，不是胡裕樹沒有通知我，而是時間太緊迫，他來不及通知我，所以直到在北京飯店的客廳開座談會的時候，我還認為復旦大學的方案是二比一。事實上，周揚的心情，楊西光也在那裡揣摩。周揚只是覺得二比一不妥當。一比一已經改為二比一了，還不妥，那要怎樣呢？楊西光想出一個二點五比一，那時腳踏兩條船，雖然有些擔心，只要腳拔得快，總是不會踏空的。我卻糊裡糊塗的一直到坐在北京飯店的客廳里還認為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方案是二比一。方案我沒有看過，是放在楊西光的皮包裡帶來的，現在擱在周揚面前。
周揚把北京大學中文系和復旦大學中文系兩份方案比了一下，他說：「北大的方案是二比一，復旦的方案是三比一。啊，翦老，你看古今的比例是哪一個好些？」
「翦老」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翦伯贊，留著兩撇八字鬍子，他轉過那精靈的眼睛，對著周揚說：「我看，古今比例最好是四比一。」
周揚會意地微微笑一下，把一雙手壓在北大和復旦的兩份方案上，他說：「我看，這樣好了，古今比例就決定是三比一。」
事情就是這樣地決定了。我只知道復旦方案是二比一，就是楊西光，即使他那天也到場，也不會想到他提出的方案是三比一。那天晚間，楊西光在他房間裡召集復旦教師談談座談會的經過。他淡然地說一聲：「是三比一呀。」這一次的高等院校教材會議，出席的是高等院校的教師和系行政負責人員，因此他沒有出席座談會，但是他掌握情況，了解一切。是不是他和周揚還有會外的聯繫，我不清楚。不久，他因病進醫院了。
座談會以後是分組開會，中文系的會是由郭影秋主持的。會後再分小組，古典文學小組由我主持。這個小組的重點問題是《歷代文學作品選》。是按照文學作品的不同樣式分類編訂呢，還是按照時代的先後分期編訂？北京大學的教師們主張分類，但是北京以外的各校主張分期。於是就這個問題展開了辯論。北京大學就在當地，人多，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誰都可以到場申述理由。帶頭的是游國恩教授，光禿禿的腦袋，顯得很機靈，但是不多講話。他主要在後台，調兵遣將。我看到他不由得想起武漢大學教師宿舍東樓下棋的情況，他很敏銳，很沉著，但是每當丟炮丟車的時候，不免要鼓譟。事隔三十年，游教授更深沉了，鼓譟的情況不多，但是調遣時更激動，更著急，他手下的人也真多，每人的觀點雖然不很一致，但是主要的一點是要在教材中顯示出詩歌、散文、詞、曲各種各樣的特點，讓讀者理解各類作品的作法。事後北大的林庚教授和我說起：「北大中文系的同人意見也不一致，不過在會場上不便提出。」
北京以外的各校教師，山東大學的蕭滌非教授，杭州大學的夏承燾教授，中山大學的王季思教授，武漢大學的劉綬松教授和我共是五人，我們的意見很一致。我們認為《歷代文學作品選》必須顯示歷代文學的風貌。詩歌、散文、詞、曲是不同的，但是同一時代的作品，必然有同一情調的風貌。我們讀任何時代的作品，主要在於了解這個時代的風貌，而不是模擬這個時代的作法。這次來京的五個人，代表五所不同的大學，但是意見很一致。我們的人不多，但是主張很統一，很堅決，也下定決心決不屈服。
我主持古典文學小組的會場。首先由兩方提出不同的觀點。提出以後，先由北京大學的教師們提出理由。游國恩教授處在督導的地位，由他的同事們一個一個地申述理由。一天、一天，又是一天。我等待了四五天，待到北京大學的教師們意見全部申述完畢，沒話再說以後，這才代表北京以外五所大學中文系對於北京大學提出的意見逐一駁回，然後再把我們共同的意見具體地、毫不游移地，但是宛轉而鄭重地在兩個下午全部提出來，仿佛是在東樓和游國恩教授又下了一盤棋，但是心境卻完全不一樣。在武大時還年輕，總想為了取得個人的勝利而下棋。現在是三十年以後了，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共同的事業，不是為了取得勝利而是為了鄭重地申述自己的理由。
小組會的主要任務是讓不同方面提出觀點，闡明觀點，小組會不是提付表決的地方，最後還是在座談會上用協商的方式作出決定。
座談會仍由周揚主持，那次在匯報情況時我提出小組會上兩種不同的意見，北大中文系主張分類編訂，山東大學、杭州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和復旦大學中文系主張分期編訂。我把兩種不同的主張約略地陳述一下，同時也指出小組會上無法統一的情況。周揚的思維很靈敏，他看到雙方主張無法統一，也不考慮把任何主張強加於人，只是說：「這很好辦，把古典文學作品選出兩套。一套是分類的，稱為詩歌作品選、散文作品選之類，由北京大學主持。一套是分代的，稱為《歷代文學作品選》，由復旦大學主持。」事情就是這樣決定了。由此也影響到中文系教學計劃的編訂。大體雖然一致，但是教時上多少有些不同，因此教學計劃也有兩套。
在這次的分歧當中，北京大學中文系可能有些思想的偏差，沒有估計到其他大學也在茁壯成長，同樣地發展向前。不同的看法、主張，正是理所當然的事，要憑藉任何特殊的條件取得壓倒一切的成果是無濟於事的。游國恩教授是我的老同事了，是一個肯讀書，有一些成績的教師，從另一方面看，劉綬松教授雖然主要是搞現代文學的，但是能接受合理的意見，王季思教授的思想是開展的，至於夏承燾教授的開朗，蕭滌非教授的堅定，都是使得我們的主張取得成就的必要條件。
開會以外，我們活動不多，也不能遠去。因此我們只看到北京的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故宮、中山公園、北海、頤和園、東安市場。事實上，每天上午、下午，甚至晚間常時有會，因此安排不出較長的活動時間。
中央文化部為我們安排了一次宴會，那是在人民大會堂，主持人是茅盾部長。另外安排了一次首長接見，那時陸定一、周揚都還沒有打倒，接見的是陸定一、康生、周揚三位。陸定一是矮胖子，滿口無錫話，埋怨青年們動輒要說「根本的、根本的」，他說：「啥格是根本啦，解決啥格問題！」康生是頎長的，和王季思談一些《西廂記》的校對問題，話鋒一轉，面對著大家，他說：「問題都得自己看清楚，我在雲南大學和學生談到《水滸傳》，他們一味地把李逵、武松、魯智深都說成英雄。好了，在江州劫法場，李逵把看眾，老的少的，挨個兒殺過去，這是什麼英雄？武松衝上鴛鴦樓，殺死張都監是對的，可是連養娘也殺了，這是窮苦的小姑娘，在人家當使女，為什麼要殺她？李忠、周通好意請魯智深上桃花山吃酒，吃酒也罷了，為什麼在沒有人注意的時候，把銀酒壺踹扁了。掖在懷裡，滾下山去，這是哪一號的英雄？當時雲南大學的學生不同意，我說：很好，我們來辯論，不能把這樣的行為說成是英雄行為吧。」
這次接見時，陸定一坐在當中，上手康生，下手周揚。我們在座的都是老教師，沒有中青年。因此談話之中沒有框框的限制。
在京的朋友中葉聖陶來過一次。本來我應當去看他的，因為沒有空，所以約他到北京飯店談了一個小時，他是教育部副部長，但是我們只是作為老同事，暢談了一切。
因為我們的會太多，所以規定了大家不能到外邊赴會，也不容許外人到北京飯店找我們開會。《光明日報》《文學遺產》主編人陳翔鶴請夏承燾、蕭滌非和我吃了一頓烤鴨。比較特別的是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
何其芳年齡六十左右，矮矮的，有些虛胖。他這時正在主編《文學研究》，為了拉稿，趁我們下午休息的時候在北京飯店開了一個茶會，被邀的人不多，大約是三五位。何其芳說話聲音很沉，很鄭重。大意是要我們幫忙，為《文學研究》寫稿。
我面對何其芳所長，也是很客氣，既不答應寫稿，也不說不寫稿。一切都是很謙虛，很緩和。我還記得很清楚，在我發表《楚辭探故》，遭到郭沫若院長痛擊的時候，何其芳所長也出來幫腔，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帶了我一筆，說是「譁眾取寵」。一般人都認定《離騷》是屈原所作，我居然提出不同意見，根據荀悅《漢紀》和王念孫《讀書雜誌》，說《離騷》也有可能是淮南王安做的，這不是「譁眾」是什麼？「取寵」即不見得，因為郭沫若院長和楊樹達、沈知方兩位都給我以駁斥，特別是郭院長辛辣的筆鋒，更使我無法招架，那麼何其芳所長對我的評語，不是有一半落空了嗎？好在何所長的一頓茶點非常客氣，我也非常客氣，他在那裡殷勤囑咐，我也表示感謝，如此而已。對《文學研究》，我始終未寫一字，這樣既不「譁眾」，更談不上「取寵」，和何其芳所長相喻於無形。
4月27日回滬，到家以後，給北京大學季鎮淮一信。他要為龔自珍作傳，問我應當注意些什麼，因此詳細地和他談了。我對於傳記文學也是一知半解，但是遇到願意在這方面工作的人，我是應當盡力幫助的。
我在篆書隸書方面稍為知道一些，但是對於行草知道得還很膚淺，這一天得空，我把黃山谷大書的《幽蘭賦》懸到壁間，仔細地欣賞，確實得益不淺。
勞動節那天，我到豫園遊覽了一個下午，給邦薇買了些玩具，回家的時候已經很遲了，蓮舫正在做飯。我們的晚飯還沒有吃完，學校派了小汽車把我接去，同車的有物理系周同慶教授、歷史系譚其驤教授，他們都從市區剛回來，現在一道擠在小汽車裡，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譚其驤說話一向爽直，他說：「晚飯都沒有吃，現在一道趕出來，八成是什麼首長要接見吧！」
周同慶和我同時說：「你估計是誰？」
「那可不一定。也許是朱德委員長。不過也可能是周恩來總理。」
汽車真快，從南京路往西一直不停。
「到哪裡去呢？」我們不很理解，只看著汽車從茂名路斜過去，直到錦江飯店。
上海市黨委石西民正站在客廳門口和我們招呼。
我們說明了因為下午到市區去了，回校很遲。
石西民沒有多話。一大群人正由客廳出來，包括周谷城教授、劉大傑教授在內。後面的一位高一些，很魁偉，態度很嚴肅，也很從容，旁邊圍了三五位侍從，都是便衣，大家正朝小舞台走去，石西民邀我們一同去。燈光不太耀眼，毛澤東主席坐在第三排，旁邊是一些侍從，我們坐在後面。
台上演出開始了，很嚴肅，沒有歡呼，沒有鼓掌。
演出者都是戲劇學校的學生，有些只是孩子。這一晚演出的有《文昭關》《譚記兒》《擋馬》《曹母罵洪》。
二三小時以後，戲結束了，毛主席起身，大家一同起身。毛主席在侍從中間，緩步走出池座。大家也紛紛退出，汽車來了，我們回校。
5月3日，上海《解放日報》給我掛了一次電話。
「你的詩作好了吧？」
「什麼詩呀？」我說。
「勞動節你被光榮地接見，想來總有詩的，我們派人來取底稿。」
「也好，那麼你們明天一早來吧。」
我這才明白中文系就是專門做詩詞歌賦的，特別是擔任了系主任，就得逢時過節，經常來個「賦詩一首」。群眾的認識如此，真是沒有辦法。我不反對作詩，更不反對擔任系主任工作的人也偶然做一兩首，但是逢時過節，點景課題我實在感到才具不夠。沒奈何，作了一首七古。
勞動節晚會主席親臨座談敬賦一首
盡觀明燈耀白晝，節日狂歡歌聲奏，漫天薄海盡開顏，六億人民千萬壽。陽春有腳看朝暾，廣座唯覺笑語溫，諄誨殷勤屢回顧，呼吸直達天安門。我亦江湖望顏色，趑趄欲進嗟無力，誰知飽償平生願，撫膺踴躍生羽翼。繁弦急管起春風，送暖流光舉世同，擊電驅車各歸去，明朝還賦《東方紅》。
這首詩在5月6日用原稿製版，在《解放日報》登出。蓮舫手抄留在日記上，現在是從她的日記中錄下的。十五年了，多少人物已經由時代中消失了，但是日記還在，我還在，是不是可以多保留些時，誰也不知道。時代的洪流正在吞噬著一切。
《歷代文學作品選》這部教材是一件大事，但是怎樣把這部書編出來，沒有一個具體的辦法。2月間周揚在上海的時候，原說要在一兩個月編成，但是幾百萬字的大書，不是小孩的糖人可以一吹就成了的。4月下旬回來，只談了一個計劃，已經兩個月了。一個字也沒有寫出。王季思教授在北京飯店座談會上還說起「舉一反三」，這句話在座談會一致通過。怎樣的「反三」呢？就是要在講授所及的古代作品以外另加三倍，以便學生自己領會，這個提議是正確的，但是王季思不參加編注工作，不理解這就需要支付三倍的勞動。我自己總覺得編注要一條一條地考慮，字要一個一個地寫，「舉一反三」很對，很合理，但是要加三倍地動力，那就不簡單。在「大躍進」當中，要我在一年除了教書、工作和搞工廠檢查以外，還寫五十萬字，有時搞得我鼻血直流。現在是不是要重演了？我的思想一時還不易搞通。
由於上海市委宣傳部和高等教育部的支援，我們首先在錦江飯店召集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學院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師商量，怎樣搞這項工作。這時是王運熙幫了我一個大忙。
他說：「這樣一部大書單憑復旦大學的力量是不能在短期中搞出來的，不如約同師大、師院協作，好在他們的人都在這裡，可以共同商量。」
這是很大的啟發，我立即找師大中文系系主任趙善詒、師院中文系系主任覃瑛商量。
趙、覃兩位態度非常好，他們表示了高度的合作精神，但是要求由復旦帶頭。我們協商的結果，是由三校分擔，復旦第一段，師院第二段，師大第三段。師大提出由於趙景深教授對於小說戲曲比較熟悉，因此在編第三段的時候，要趙景深幫忙。這一點我完全同意。
這時已經是1961年6月，大家看清楚這一年的秋天是來不及了，因此決定由復旦先搞，1962年出版，其次是師院，1963、1964年出版，師大在1965年出版。
8月中旬我回泰興一次。當時聽說家鄉人口久已經超過一百萬，中小學生二十二萬五千餘人，人口稠密，文教事業發展，都迫切需要相應的措施，但是領導方面還沒有注意到。這次回去，來回不過一周，因為要編教材，我趕緊返滬。
編寫教材首先要求確定篇目。事情非常急迫，但是9月上旬教育部要我到京開會，商量研究生工作，在北京耽擱了一星期。中旬路過南京，這時清於正在南京軍區總醫院工作，因此我在總院進行一次體檢。9月下旬在滬討論《作品選》目錄，到會的成員是華東師大、上海師院、復旦三校中文系部分教師和上海高教局、上海中華書局部分工作人員。在這樣的會上，我得到的印象是每一位到會成員都感覺到既然有這一篇，為什麼沒有那一篇，其結果是開會次數愈多，篇目的數字愈大，經過大會以後，主持人又不便徑行刪除。因此開會的結果常常是增加了工作分量，教材增加了篇幅，給讀者增加負擔。
由於系內工作繁重，這時人員也增加了，除了辦公室主任由張君炎擔任外，兩位副系主任也作了一定的分工。杜月村副主任主管教學和日常事務，胡裕樹副主任主管師資培養和科研。人員多了，但是我的工作並沒有減輕，主要力量都撲到教材編寫工作上。
1962年的秋天是三年困難時期的最後一年，也是最嚴重的一年。我的棉皮鞋壞了，蓮舫和我同至南京路一家鞋店。蓮舫看到一雙氈鞋，她想：「皮鞋壞了，沒奈何，將就買雙氈鞋也可以。」我們進去，挑了一雙合適的，在最後付錢的時候，店員說：「你們的用品卡在哪裡？」
我取出用品卡，店員說：「這是郊區的，上海市不供應。」
我很為難，只得心平氣和地請教：「要怎樣才供應？」
店員說：「要市區的用品卡。」
蓮舫知道我第二天要到市區開會，因此她說：「我們明天下午來，請你們保留一下。」
第二天的上午要到科學會堂討論中華書局八年規劃。我想通知上約好便飯，因此和蓮舫約定下午二時在一家親戚那裡見面。
這次會議進行得很順利，眼看已經過了十一點半，這時上海出版局的領導人說：「時間不早了，我有一點小小的建議。」
這話說得很和平，也很有理由，雖然是在困難時期，肚皮特別鬧得利害，大家只是靜靜地聽。
領導同志說：「我還有一點小小的意見。」
就是小小的意見吧。大致這位同志是吃飽了飯來的，他這小小意見又談了二十分鐘。肚皮真不聽話，還有和蓮舫的約會呢。
「這裡還有兩層。」
肚皮餓到聽不下去了，好在這是對中華書局說的，我可以不管，只是念叨蓮舫是否已經到了親戚家。可是這位又有一條小小的意見，我只能忍耐著。下午一點以後，總算結束了，大家到飯店吃飯。服務員是不理會什麼大大小小的意見的，早把餐具收拾起來了，沒奈何，只好重行安排。從飯店到天潼路要換兩部車子，無論如何，飯後再去是趕不上了，好在我從小有挨餓的經驗，空著肚皮，到親戚那裡，正好兩點。
蓮舫和我趕到鞋店，鞋店服務員很守信用，看到借來的市區用品卡，點點頭，我們把氈鞋買回來了。
上海市高教局對於我們是異常關心的。他們知道我們營養不夠，送魚上門，又怕我們工作人員的服務精神改造不了，決定在這一年除夕請高校教師吃午飯，事前關照大家都去，連同家屬也去。
那時我在滬的家屬只有蓮舫和邦薇，邦薇還小，剛剛九歲，聽到高教局招待吃飯，很高興，一路快快活活地去了。到得科學會堂只看到樓上樓下，黑壓壓的一屋子，人山人海。大約高等學校多，教師多，家屬更多。座上已經是滿滿的，還有人擁進，完全出乎高教局的預料以外。臨時宣布不問家屬多少，飯盡吃，菜是每位教師只有一份。究竟是高等學校的教師，秩序很好，可是人口多的，七口八口只是一盆大塊魚，也實在有些緊張。
除了這次招待以外，我們還經常可到文化俱樂部吃飯，那裡是每人每月十五張餐券，飯盡吃，也免費，菜是每券一盆，比外間便宜多了，外加一道湯。孩子的注意力和大人是不同的。邦薇看到一位座客一連吃了十碗大米飯。文化不文化的關係不大，在困難時期里，人的飯量是大的。
1月18日，杜月村、胡裕樹兩位副系主任來了，大家共同商量，總覺得中文系學生應當讀一些書。那時各校都在忙著開書目，中文系有的是專家，王欣夫教授的目錄學，李雁晴教授的《必讀書目》都是有名的，因此復旦大學中文系開的書目不少，不過那些不一定是必讀的。我們商量了一下，認為六部書是必讀的：《詩經》《楚辭》《史記》《文選》《文心雕龍》《杜詩》。當然，這是指的專業書籍，在政治學習方面另有全校性的布置。
我在篆書、隸書、行楷方面有了一些認識，這時才在三項以外，開始學習草書，每天把四體書都要學一遍，這是我的課外活動。在篆書方面，研究生周啟成送我一幅裱過的《袁安碑》，確實是初印的精品。本來從秦碑到《天發神讖》《國山碑》，中間脫了一大截，雖然有《少室刻石》《開母刻石》，但是已經模糊了，我所看到的只是剪貼本，看不到原刻的真跡。《袁安碑》雖然只是第二世紀末年的作品，確實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這塊碑石是前清末年出土的，碑中有四個洞，是古代繫著犧牲品的遺蹟，碑的最初作用，在這裡都能看到。這一塊碑，在1966年喪失了，據說後來又經找到，為國家收購。希望能夠好好地保存，作為古代文獻的證物。
這一年3月16日，市委劉述周同志在上海市委大禮堂召集上海市高等學校全體教師開會，宣布此後知識分子都作為知識分子，不再使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字樣，也不再用改造的名義。這是共產黨政策的體現。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基礎，和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一樣，在三年困難時期中，為國家的前途而努力。
蘇州的江蘇師範學院約我到蘇州市為該校學生講《文心雕龍》，我在徵得學校同意以後，和蓮舫同去，邦薇寄在同事家裡，沒有去。在蘇州我們到過靈岩、鄧尉、天平，也到過拙政園、獅子林、留園、西園。蘇州是一座山明水秀的都市，雖然以前去過，但還是值得留戀的。在江蘇師範學院講學的時候，聽眾七百人。遇到錢仲聯，他是無錫國專早期畢業生，在詩文方面都有些成就。江南大學的朱燮元教授也在這裡。師範學院招待我們吃飯的時候，他們談起朱燮元教授在這裡，是不是也約他來？我說：「朱教授工作忙，不驚動吧。」因此免去了一次麻煩，但是第二年我們在合肥還是見面了。
在蘇州時，蘇州的中等學校教師知道了，通過張錚的關係，也約去講了一次，主要是講的陸游。張錚也是國專畢業，這時正在蘇州鐵路中學教書。
我們在蘇州住的是蘇州飯店，很舒適，一切都足見主人的殷勤。3月18日抵蘇，21日回滬。臨行時，蘇州師範學院贈送雞蛋二十枚，在困難時期，這是一份非常珍貴的重禮。
4月，陳翔鶴從北京來了，我到國際飯店去看他，便中也看了夏承燾。在我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的時候，郭紹虞教授也在編寫《中國歷代文論選》。他約了夏承燾、錢仲聯和劉大傑共同工作，地點就在上海的高級飯店之一國際飯店，僅僅房租一項，就花費了一兩萬元。他的氣魄比我要大多了。
這時中文系總支書記又換人了。來者是徐震。原任書記李慶雲調往化學系，化學系人多情況複雜，調用一個老幹部是很合適的。徐震是知識分子家庭出身，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精明強幹，但是無形之中和系辦公室是對立的，我們之間仿佛隔了一堵牆，他和我始終沒有親切交談過，我在中文系擔任系主任工作時，所遇到的支部書記和總支書記或代理書記，如章培恆、蔡傳廉、張君炎是本系的畢業生，相見之時總還有一些見面之情，李慶雲不同了，但是他出身工農，對於知識分子是有一定的重視的。徐震自己也是知識分子，因此對於知識分子覺得也不過如此，而他卻是知識分子加共產黨員。
我早已參加上海作家協會了。5月份作家協會開會，被推為理事。其實上海作家協會共有理事六十七人，我只是六十七人之一，始終沒有開過會，理事和不理事，其實沒有什麼不同。這時又參加文化代表大會，我被推為代表。文化代表共二百二十二人，我是二百二十二人之一，看來代表不代表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同。時代變了，代表多了，理事多了，委員多了。也許有人會因此而頭腦發脹，我因為已經年過六十，對於這些頭銜的興趣正在衰退，沒有，固然不去追求；有了，也不感到興奮。
6月間君道、君邁回滬探親，這時要去北京，鄭須彌也同去，他們約蓮舫同去。雖然我沒有去，但是蓮舫由孩子們陪同前往。瞻仰首都名勝，也是完全合適的。兩個星期以後，蓮舫自京南回，我到車站去接，看來她對於這次的行程是滿意的。
8月7日，我參加中文系的新生錄取工作。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舊社會，錄取是一件簡單的事，各門卷子看畢，由註冊組計算分數，按照得分多寡，決定是否錄取。1949年以後，情況不同了，要考慮到考生的出身成分、政治表現，因此這項工作，主要由黨委會負責。1962年的情況又有所不同。中文系參加這項工作的有黨員二人，徐震，杜月村；黨外二人，吳文祺和我。事前由文教衛生部部長楊西光和高教局局長指示。
楊西光說：「今年的錄取工作，主要按成績計算，成績夠上錄取規定而不錄取的，要提出來由我決定。」
這一次是完全按照成績決定的，只有一人因為他的父親曾因反革命關係到印度領事館請求政治避難，不予錄取。對於這一點，楊西光沒有意見。錄取方法的變動，正見到政治措施的不同。在這以前，對於工農子弟和復員軍人都有優先錄取的規定，從這年起知識分子已經摘去資產階級的帽子，因此大學錄取新生的措施，不加區別完全符合政治要求。政治情況有所變動以後，錄取措施也就隨之而變，原是理所當然的。
這一年從5月上旬起到6月上旬止，我又吃了一次「夾沙糕」，這一次時間更長，工作更重，但是事情比較簡單，1961年秋後，《作品選》的目錄已經確定，樣版通過，第一段的作品，由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組教師和其他教師分別承擔校訂注釋的工作。我和其他教師一樣，也擔任一部分。共同的認識是由月底交稿，由我前後通讀，分別訂正。6月底交中華書局排印，秋季開學前出書。這是一部九十九萬餘字的大書，要在兩個月的業餘時間內通讀，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是我無法推辭，只有把這份工作承擔下來。
但是「夾沙糕」來了。
教師們都認為任務太重，請求把時間推遲一些。我自己也擔任教學工作，看到教師們的工作實在太重，接受了他們的意見，把交稿的時間推遲了二十天。
中華書局也認為任務太重，要排版、初校、二校、三校、搞出清樣以後還要送宣傳部審定，以後才能付印、裝訂、分送發行部門。兩個月是萬萬不能完成的。我在文明書局擔任過校對，對於出版工作的艱苦性是有所理解的。何況中華書局的要求只是提前一個月呢？因此也同意了中華書局的意見，把發稿的時間提前二十天。
二十天是約定了，交稿的教師們推遲三五天，我有什麼理由責怪他們？排印發行的中華書局早三五天就來催稿，我也無法拒絕。兩方一夾，我對這方「夾沙糕」就難以應付了。這樣的艱苦性，蓮舫是清楚的，她一個人擔負了所有家務，讓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這部《歷代文學作品選》上。孩子們都不在身邊，只有邦薇，十歲的孩子是不懂得什麼的。
用不足四十天的時間通讀這部大書並分別改定，今天想起當時居然擔負起這樣繁重的工作，我自己還感到毛骨悚然。但是這塊「夾沙糕」，我不能不含辛茹苦地吞下去。有什麼辦法呢！我只有向睡眠爭取時間，五點鐘以前起身，十一點以後才睡，除了到校上課、辦公以外，把全部時間撲上去，顧不得吃飯。有什麼咽什麼，咽完了還是干。1966年有位老教授對我進行批評，認為我的工作沒有做好。
「是的，」我說，「是沒有做好，可是先生應當知道我沒有足夠的時間。」
這位先生的態度很嚴肅，他說：「只要是黨交給你的工作，就是不睡覺也得好好地干。」
我除了承認自己工作沒有做好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呢？事實上，這位先生不理解三天兩天不睡覺可以辦到的，要是一兩個月不睡覺，大約是沒有人可以辦到的。
《作品選》的上編第一冊、第二冊都在1962年秋季出版，中編由師範學院主編，第一冊在1963年，第二冊在1964年分別出版，分量和上編相等。唯有下編直至1965年秋季方始編好，那時已經接近「文化大革命」，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趙善詒主張暫緩出版，徵得我的同意，終於沒有出版。
中編出版以後，系裡有人和我說：「中編和下編本來可以由我校單獨進行，用不到去找華東師大和上海師院的。」
「是呀，本來用不到去麻煩他們的。」我說。
但是我心中很明白，倘使不是由其他兩校的幫忙，我們的工作不知道到哪天才能結束。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社對於出版的作品是要付稿費的。這是當時的一種制度，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周揚特別規定編訂教材的稿費一半歸主編人所有，這便把主編人和一般編注人對立起來，在執行中往往造成不愉快的事情。從另一個方面講，對於主編人，不免有收買的嫌疑，這是不易接受的。王運熙作為古典文學教研組秘書和我商談時，我說：「作為編注工作的成員論，我帶頭接受我這一份，因為不如此，其他的同志不便接受。但是作為主編論，我不準備接受，因為我的工資已高，不應當接受。」
王運熙說：「既是如此，我把朱先生的意見向總支提出。」
經過十一二日的往復，終於以全部稿費的四分之一作為主編的酬勞。其後關於中編的主編工作，因為我出的力較少，只接受了不足六分之一的稿酬。
9月13日，由於教育部召集開會，我赴北京，這次住在金魚胡同和平賓館，討論研究生培養方法，古典組共三人，除我以外，還有北京大學林庚教授、山東大學馮沅君教授。
林庚教授上次見過，精明開朗，很有一些像復旦的劉大傑教授，但是年齡較輕，因此也顯得更活躍。馮沅君教授六十開外了，是陸侃如教授的夫人。侃如我在南通第七中學教過，聰明幹練，但是不夠沉著，沅君卻完全不同。她也是五四運動時期培養的人物，但是比一般五四時期的人物顯得更沉著、更老練。態度和藹，但主張非常堅定，沒有絲毫讓步，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我認為她是一位堅強的女外交家。
我們討論的是如何培養中文系古典文學史研究生的問題。
假如我在上次開會討論如何編訂《歷代文學作品選》的問題上是勝利者的話，這次在討論如何培養研究生問題上是完全、徹底的失敗。
問題不僅在於馮沅君教授的堅定和林庚教授的有力支持，而在於我對於培養研究生的看法和他們兩位，甚至和一般大學中文系教授有一大段距離，不能為他們所接受。
我堅定地認為中文系的學生不能只知道中國文學和語言，同時還應知道外國文學和語言。我們學習外國文學和語言不僅是為了了解外國，而是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學和語言。我們從學習方法和學習目的等方面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和幫助。當然，這樣的學習方法要支付更大的努力和更長的時間，但是不如此我們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文學和語言，做出更多更大的成績。
就學習書法作一個比擬，我們總想在行草方面做出一定的成績，而平常日用也必然是以行草為主，但是學習書法，必須由篆隸入手。學習篆隸的目的不是為了篆隸而是為了行草。除了吳昌碩一派以外，學篆書的沒有不追求平正的。學隸書的如伊秉綬、鄧完白也沒有不追求厚重的。既能平正厚重，那麼在行草方面一經落筆必然是平穩妥帖的，不求工而自工。從另一方面講，沒有篆隸的工力，只知道為行草而行草，那時必然走上橫斜欹側的道路，從書法藝術看，是不足為法的。
把問題縮回來，討論研究生學習中國文學史問題，馮沅君教授的主張是讀第一段的只要讀第一段，不必讀第二段、第三段。我的主張是讀第一段的以第一段為主、兼學別樣。
我認為讀任何一段的，不知道上一段就不知道這一段文學史的來源；不知道下一段也就不知道下一段文學史的發展。搞文學史研究的人完全有必要知道文學的來龍去脈，要把任何一段放在整個的歷史中看。沒有比較便看不出問題，看不出繼承和發展。看不出繼承和發展，便不能完成研究文學史的任務。
馮教授認為認識繼承和發展是研究整個文學史的任務，不是研究任何一段文學史的任務。
我們的認識都提出來了，也進行過辯論。一切取決於林庚教授。林庚教授支持馮沅君，我的主張以二對一的結果失敗了。事實上這並不意外。假如我以同樣的問題提到復旦大學中文系，或是古典文學組來討論，我也很可能得到同樣的結果。但是真理不一定在多數人的手裡。
1962年10月，蓮舫和我抽空回泰興，這一次在泰興十日，住招待所。曾到城南新宅去過一次，大體尚稱完好。
同族近房兄弟，在我出生的那一年總共二十人，到這一年除我以外只剩下幼卿哥，已經臥床不起，不久以後也去世了。李家的表兄們全部去世了。蓮舫的哥哥鄒霽澄去世了。死亡的不斷死亡，但是新生的繼續新生，而且更矯健，更能幹。泰興縣的人口久已超過一百萬了，因此主持縣政的領導班子也更充實，更強大。縣黨委有正副書記共六人，縣政府有正副縣長四人，這和1949年以前完全不同了。
由於凌副縣長的邀請，我在泰興中學作了一次報告，統共提出了三個問題：
（一）從這一年大學統一招生考試中看中學語文教學，
（二）中學教師進修問題，
（三）提高問題。
這一次由於縣政府事前通知，因此近城各校，各鄉來城聽講的不少。由於我自己認識不足，不能給他們以較大的幫助，我是很感抱歉的。事後凌縣長約我在1963年暑期回鄉，為中等學校教師的提高做一些工作。儘管自己知道才力不夠，但是能為家鄉盡力，還是願意的，一切仍待泰興和復旦大學協商。
《歷代文學作品選》上編兩冊出版以後，我的工作減輕了，因此注意到宋代作家梅堯臣，一般文學史家經常把他和歐陽修並舉，稱為歐梅，其實這是皮相，多少還受到論資排輩的影響。歐陽修官至參知政事，梅堯臣只是都官郎中，因此歐陽修跨上了一步，其實梅長於歐陽五歲，是第一個開闢宋詩道路的前輩。他的詩作充滿了熱烈的情感，愛妻，愛子女，尤其愛這個受到欺凌的國家。他有熱烈的愛，也有熱烈的憎。他憎恨一切欺侮人、凌慢人的人，尤其是憎恨那欺凌中原的遼和西夏。他研討戰爭，願意為抵抗西夏而走到戰爭的第一線。這一切都沒有在文學史中得到很好的闡述。我反覆讀過他的《宛陵集》，發現這部作品編次凌亂，是理解梅堯臣的第一塊絆腳石，因此決心把這部書好好地讀一下。
由於顧易生的幫助，我看到夏敬觀的《梅堯臣詩選》。這位夏先生是清末的名士，他第一個指出梅堯臣集的編次失當，同時又說從史實探討，梅堯臣集可以重新編訂。這是一個很大的啟發。所惋惜的是夏先生始終沒有把這部梅堯臣集重新編訂，但是他能提出這一點是很不簡單的。
我從小讀過歐陽修的《梅堯臣詩集序》，但是讀的時候卻很疏忽，沒有看出這篇文章前後是兩截。上面剛剛說過：「予友梅聖俞……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這是說梅堯臣還活著，但是下面又說「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那是說他已經死了，死時是五十加十五，那是說六十五歲。事實是梅堯臣字聖俞，生於咸平五年（1002），死於嘉祐五年（1060），年五十九歲，歐陽修這篇文章是不正確的。
不但如此，他那篇《梅聖俞墓志銘》說：「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也是不正確的。因為梅堯臣對於當時的政局，對於呂夷簡、范仲淹這些政治地位極高的人，都是很不滿意的，笑謔也有，罵譏更多，說是「用以為歡」，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歐陽修是梅堯臣最親密的朋友，相處三十餘年，中間沒有一些私人的怨隙，為什麼他會一再發出這些錯誤言論？在記載年歲的方面，可能只是一時疏忽；但是敘述感憤方面，不能不說是有意掩飾。主要的原因是呂、范兩家的後人呂公著、范純仁這些人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歐陽修不能不為堯臣的後人有所顧忌。這就是說，我們在讀到一篇作品的時候，不能不顧及當時的客觀形勢。
我循著夏敬觀所給的指示，聯繫到十一世紀六十年代以前的時勢，對於梅堯臣集有了一些初步的體會，這就使我一邊仔細探討梅堯臣集、《宋史》，和同時代的一些詩文集及其他著作，一邊又通過安徽師範學院的梅運生和宣城江士凡先生聯繫，看到《宣城縣誌》和《梅氏宗譜》。這些工作都是1963年做的。
《宣城縣誌》對我的幫助不大，《梅氏宗譜》卻從另一方面給我啟示。梅堯臣在作品裡一再指出他父親兄弟二人，長為梅讓，次為梅詢。梅讓沒有做官，他的弟弟梅詢卻做到翰林學士。堯臣小時就在叔父任上長大的，因為梅詢是老二，所以堯臣詩中稱為「仲父」，有時按照慣例，稱為「叔父」，又因梅詢是最小的，稱為「季父」。其實「仲父」「叔父」「季父」就是一個人。《梅氏宗譜》卻在梅讓、梅詢之外，添出一個梅誼。這完全是捏造，是許多家譜常有的病態。這真是盡信書不如無書了。
梅堯臣的作品稱為《宛陵文集》，改稱《宛陵集》，共六十卷，編次非常混亂。夏敬觀在《梅堯臣詩導言》里說到這部書「既不分體，又非編年」，編他詩集的人，實是「粗疏草率」，這是正確的，但是他說「不難依照年譜，用編年體載」，這就把張師曾所作的《宛陵先生年譜》提得太高了。張氏所作年譜其實也還是粗疏草率，沒有把宋朝的時代和堯臣所作的詩文核對，求得其內在聯繫，因此價值不大。
梅堯臣的集子，宋代就有若干不同的版本，國內都沒有傳下來。傳下來的都是出於紹興十年六十卷本。這個本子應當算是比較完備的，但是其混亂的情況也非常突出。這個本子失傳了，傳下來的是嘉定十六年殘宋本，就是這個殘本，國內也久無知者，直至1928年張元濟到日本，看到內野皎亭家藏本，1940年影印本出，始為廣大讀者所知。
我在這年根據各種本子和史實，作了一幅《宛陵文集分卷編年表》，把某年作品見於某卷作為一個表，自信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工作，雖然很簡單，但是就全集編年得出的一個簡單而明確的表，對於讀《宛陵文集》是有些幫助的。
做完這步工作以後，我開始寫《梅堯臣傳》。這是4月1日的事，至10月23日脫稿，前後共二百零四日。
10月28日，開始寫《梅堯臣詩選》，因為我已經掌握了梅堯臣的歷史事實，這一部注釋進行得比較順利。
早在6月13日我在文化俱樂部吃飯的時候，遇到呂貞白先生，他是江西人，張季直的學生，早年曾住南通，現任上海中華書局編輯。他和我都在南通多年，因此一見如故，談得很投合。呂先生說，他曾從夏敬觀授業，夏有《梅宛陵集校注》，這正是我所企望的。呂先生有過錄本，承他之情，把這部書借給我，我從7月10日起開始過錄夏注。夏注未出版，原書已失，目前共有兩部過錄本，一部是呂先生的，一部是我的。呂先生對我說：「夏先生這部注本，自己沒有認為定稿，他準備如果有人為梅堯臣集作注，儘管引用，不必留夏注之名。」當然這是夏先生的美德，認為「文章是公器」。後來我作《梅堯臣集編年校注》的時候，卻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認為要了解作者及其作品，主要必須把他的作品編年，然後始能了解他和時代的關係。梅堯臣的作品，從1030年起至1059年止，前後共三十年，因此我破除了原集六十卷的舊例，定為三十卷，每年一卷。這樣做當然是有一些困難的，有時少些，有時很多，這就顧不得了。其次，夏先生的注本已經定稿，即使他有不必留名的遺言，但是後人不能以此作為攘奪的根據，因此仍存夏注之名，我自己只作了編年補註的工作。這一件工作是浩大的，我從1963年起至1965年完工。工作是辛苦的，但是在工作完成以後，總感覺到一些安慰。
復旦大學黨委會書記陳傳綱對我說過，從1962年秋季至1963年夏季，我可得到一年休假，但是關於指導研究生的任務還是要繼續的。這就是說實際上是半休，這個辦法我也同意，因為指導研究生的工作，中途換人，確實有困難。時間有了，自己的工作還是要做，校外也有人打主意。安徽大學要我到合肥去一個月，經過折衝，最後定為半個月。安徽大學本來約定由火車去，那時恰好俞銘璜在此，他為我一計算，乘火車去，要在蚌埠換車，歷時久，花費也多，不如乘飛機。因此我在5月15日去，30日回家，恰恰是半個月。
在合肥看到一些舊朋友，如師範學院的張滌華、衛仲蕃、梅運生，安徽大學的周懷衡、冒效魯、李用存；也看到一些新朋友，如安徽大學的馬至嘉。滌華，武大畢業；仲蕃，中大教師；運生曾在復旦進修；周、冒兩位原來是復旦教師，因支援外校而去合肥的；用存復旦畢業，曾經作為助教留校，也是調往合肥的。
這次在安徽大學兩個星期，講了兩個問題：（一）陸游的道路，（二）傳記文學的發展。應當是講梅堯臣的，但是梅堯臣集還沒有好好整理，因此沒有講。這裡看清楚自己下的功夫太少，膽子也不大，因此束縛了手腳。
合肥是一座新城市，布置的規模很大，一時不及銜接，因此居民感到有些不便。安徽大學也有合作社，但是不出售糧食，教師們必須到十里外去買米，又沒有交通車，只有自己背著走，確實做到了「負米晚為身」。從那時到現在已經十多年了，情況一定會起變化，可能要好得多。
在這段時間裡，瑞允因為臨產，在上海三個月。她帶來了邦蘇，才三四歲，活潑得很。後來在八五醫院，生了邦艽，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孩。瑞允的婆婆也來上海，這年春天家中是很熱鬧的。
我的業餘時間，主要是搞書法。雖然在抗戰中和解放初期，由於生活不安定，不免有些斷斷續續的情況，但是大體上是堅持下來了。在篆隸方面多少有些認識，但是在行草方面還是很生疏。在合肥期間曾到博物館，看到鄧石如的隸書大屏八幅，四體書四幅，真感到無限欽服。7月22日夜裡夢到鄧石如，長須，態度和藹，我連忙把自己寫的字請石如指教。他批閱了一些，然後提出「中鋒平鋪，萬毫齊力」八個字，再三為我指教，又提筆寫了一些。他寫的行書和草書，筆筆中鋒，是輕易不能看到的。
當然夢只是一種幻覺，鄧石如不可能因為我向學熱切而出現。但是由於我專心向學，在夢中幻出一位鄧石如來還是可能的。行書草書不難於飄逸而難於沉著，這個看法平時我是有一些覺悟，因此夢中出現了鄧石如，他為我提出這八個字，完全不是意外。這不是鄧石如教我，而是我的潛意識在那裡給我自己指導。所以鄧石如的入夢是一種幻覺，而八個字的指導，卻是切實的認識。
君邁的工作問題，一直懸在那裡。到這年8月里調回上海，這才算落實。孩子不是自己的私有財產，本來沒有理由希望他在身邊，但是期望他好好地在自己所學的專業方面，為國家盡些力所能及的力量，這也是人情之常。
這一年9月間發生了中文系學生李元祥和俞汝捷打架的事，此事於學校和系之間，系黨總支和系主任之間，以及系主任和系委會之間的關係，提出了一系列問題。
大學生在學年齡正是成熟時期，因此男女學生之間發生一些問題原是不足為奇的。問題在於如何解決。有一些解決得不好，但是也有一些解決得比較好一些。
在我擔任系主任一兩年以後，一次我到系辦公室，一位女生正在找我，看來是有什麼事需要商量的。
見到我以後，這位女生顯得很沉靜，但是又很有決心地說：「我是來請系主任給我辦轉學手續的。」
從我的職務講，學生要求轉學，很可能是對於系有什麼不滿了，但是我不便表示，只是和她同到我的接待室，說著：「可以可以。你準備到哪校去？」
「我想到山東師範學院去。」她說。
我說：「可以考慮。山東師範學院中文系系主任田同濟和我是老同事，問題不大。復旦中文系的成績也很有限，請求轉學完全可以。不過我想請你考慮一下，是不是一定要去，因為我知道那邊比我們好不了多少。你考慮好了，如若一定要去，我明天就給你具函。」
「好的，我明天來。」
第二天這位女生又來了，神色好像安定一些，因為她知道我同意她轉學。
「怎麼樣？是不是還要轉學？」
「是這樣的。」她說。
「那就轉學吧，不過我們是綜合性大學，只能轉綜合性大學，要轉師範學院是有困難的。我們再考慮一下。你是哪裡人？」
「天津人。」
「那就好辦。天津有南開大學，也是綜合性大學，那裡的系主任李荷林和我雖然不熟，但是相互了解的；還有朱維之教授，和我是老同事。向那邊轉，這事情容易辦。」
這位女生說：「我家在上海，因此不想到天津；有些中學同學在山東師範學院，所以想到那裡去。」
「辦得通的你不想去，辦不通的你偏想去，這可有些困難了。」我很從容地說。
這位女生也看到事情的困難，最後她下定了狠心，和我說：「我老實告訴你吧。」
看到她有了決心，我準備好好地考慮她的問題。她說得很鄭重，但是並不緊張，因為她理解到我有責任幫她辦理。
事情是這樣的，她是青年團團幹部，經常在團部工作，在共同工作之中，她看到了一位男生，很能幹也很積極。日子久了，不免想到將來的問題。她向這位男生表示願意日後作為終身伴侶。不意這位男生不但沒有接受她的好意，反而把事情張揚開來，搞得不但男生而且女生都把這件事作為新聞，因而沸沸揚揚，說長道短，以至於她不得不考慮轉學。
我說：「這位男同學的思想實在太不開展了。情感的表示是雙方同具的自由，並沒有哪方可以自由表示，哪方只許接受或拒絕而不能表示的規定。這是一種偏見，我們有責任把這種偏見共同推翻，沒有任何理由向它屈服。錯誤的是這位男同學而不是你；由於他的錯誤而自己申請轉學，這是屈服的另一種表現。不要理會他，勇敢一些，我們需要的是堅強而不是屈服。你回去再考慮一下，我們明天見面的時候作最後決定。」
這位女生去了，第三天我們又見面了，她的態度很堅定，想來又經過一番艱苦的思想鬥爭。我迎面問了一聲：「怎麼樣？」
她說：「不要求轉學了。」又加上一句，「倘使我再要求轉學，請系主任當面批評我。」
這說明了她經過一番艱苦的思想鬥爭，決定不向社會偏見屈服，取得勝利了。真是一位堅強的女性。兩年以後，她畢業了，安排到四川大學擔任助教。
這一次由於這位女生的堅強，由於工作沒有受到干擾，我們取得了合理的結果。但是1963年出現的事件，結果卻完全不同。
這一年秋季，由於黨委書記陳傳綱的偏執，開學以後，校長室布告欄內，只見到這個學生或是那個學生除名的公告。個別學生有時確實不能不除名，但是除名的事正反映著學校教育的失敗，只能把學生推給社會了事。這是失敗的表示，不負責任的表示，是不可取的。陳傳綱這個人爽直、開朗，不陰險，這是他的優點，但是有時太過自信，考慮不夠周到。
9月25日我到系裡的時候，處理日常工作的副系主任杜月村給我看了一系列文件，問我怎樣辦。
事情是這樣的。三年級男生李元祥和一位女生關係很好，可是另一位男生俞汝捷插上一手。他設法接近這位女生。女生總是愛照相和畫像的，他找了一位親戚給她畫像，配了鏡框奉上，還做了若干詞，當然是香艷的了，題為《縈夢樓詞抄》，自稱「縈夢樓詞人」。在失望的時候，不是「縈夢」而是「焚夢」了。這些縈夢、焚夢的詞藻，雖然酸得可笑，卻是不斷地送出，惹起這位女生的注意。這可急壞了李元祥。李元祥和俞汝捷同到人民公園，把自己和這位女生的關係說清了，希望俞汝捷不再干擾，俞汝捷完全理解，也答應不再糾纏，可是回校以後，他那些歪詞繼續不斷地送到女生手裡。怎樣辦呢？二十齣外的青年人找出了一條直接解決的辦法。
李元祥和俞汝捷說：「我們好好地談一下。」
「好吧，我們談談。」
他們一前一後，直走到學校西南角無人來往的地方。李元祥把眼鏡除了，他說：「今天是柳湘蓮痛打薛蟠的時候，我們要武力解決了。」
在這方面，俞汝捷是弱者，挨了揍，不過李元祥也不準備吃人命官司，揍了，但是傷不很重。
這一切俞汝捷都向學校報告了，班幹事也做了調查，情形符合，那本《縈夢樓詞抄》也繳到了。
在我到系的時候，杜月村把一切都告訴我，問我怎樣辦。
年輕人嘛，遇到這樣的事，打架並不意外，當然在學校整頓風紀的時候，碰到釘子上也免不了一些挫折。我和杜月村說：「李元祥動手打人是不好的，但是青年總還是可以教育的，是不是可以不必立即開除，給予嚴厲處分，留校察看一年？」
杜月村說：「我也是這樣想的。」
事情是這樣決定了。我請他把書面意見送校長室，並附上「由校長決定處理」的字樣，給他們最後決定的主動權。
兩天以後，杜月村和我說：「校長室的意見還是立即開除，但是要由系通過系委會作出決定。」
這是說陳傳綱已經決定非開除不可了，但是要通過系務委員會作出決定，排除系主任的主張。
系務委員會是解放以後的一種新型措施，其目的是要全系人員對於系的工作共同負責。系主任、副主任、總支書記、教研組主任、部門工會主席和教師代表都是委員。第一次召開系務委員會的時候是1958年秋季，那時我正在工商檢查團進行工作，因此對於教師代表的人選沒有提出任何主張，但是返校以後我發現教師代表有問題：（一）文學教研組的人偏多，不能代表語言教研組的意見；（二）老教師偏多，不能代表中、青年教師的意見。我希望運用中、青年要求前進的力量，把系的工作大踏步向前推動。一切工作不前進就得落後，而一切落後的東西都要為前進的大勢所拋棄，終於徹底失敗。1962年改選的時候，我和當時的系總支書記李慶雲談清楚，李慶雲向校黨委反映了，其結果是一切不動，因此系務委員會開會的時候，有些人始終不發言，有些人則連眼皮也閉上，估計也不會聽到什麼，因此是不見不聞。
這一次為了李元祥的事件開會，是一個關鍵時刻了。全部系務委員都在系總支辦公室開會，由我任主席。
我把李元祥的事件對系務委員會作了詳盡的介紹，我也介紹了系主任辦公室和校長辦公室的主張，最後我請全體委員鄭重考慮：一則沒有完全盡到我們的努力就把可以挽救的學生推出校門，這是不負責任；二則從社會認識看，一位受到開除處分的大學生遠遠不如一位中學畢業生。因此我的主張是給予嚴肅處分，察看一年。
總支書記徐震發言了，他堅定地認為從整頓校風起見，非給李元祥以開除處分，不足以警誡後人。
兩個不同的建議先後提出。我問：「是不是還有第三種建議？」
沒有。
我說：「按照開會的慣例，後建議的先表決。贊成立即開除的請舉手。」
除我以外，全部同意立即開除。
大家都同意了。
杜月村副系主任也同意了。
我把第一個建議再付表決：「贊成給予嚴肅處分，察看一年的請舉手。」
除我以外，沒有一人舉手。
我總結說：「贊成立即開除的以絕大多數通過。」
陳傳綱書記的指示，在總支書記的現場參加下通過，李元祥的開除處分立即執行。事後陳傳綱曾經說及執行的經過情況：「開除處分宣布以後，李元祥和他的父母來了，那位女生也來了。李元祥在我家裡哭呀鬧呀，他說：『我的心痛苦極了！』不知道我也會哭呀鬧呀，我也會說：『我的心痛苦極了，國家花了這許多錢，培養了一個不能完成學業的學生，這是多大的損失！』他的父母還要去找陳望道校長，我和他們所在的單位通了電話，由他們的單位去做工作。要是他們當真去攔陳望道校長的汽車，我是可以妨礙首長執行任務的名義處理他們的。」
在我所見到的這些校領導之內，陳傳綱是比較坦率的，但是他這樣的自以為是，在他給我的印象上打了一個問號。
據說李元祥要找我，後來沒有來，可能他知道我無能為力，也可能認為我已經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沒有成功。他和俞汝捷我都沒見過。後來我在長興島勞動時，看到那位女生，很清秀，不太高，在李元祥出事的時候，承認是他的未婚妻，這是一位勇敢的女性。被開除以後，李元祥進工廠當學徒。工廠內遷，他隨同到四川。這位女生畢業後，也在四川找到工作。他們之間雖然經過一些意外的周折，但是最後還是美滿的。
這次開除事件發生五六年以後，我遇到他們的一位同班同學，問起同學中的看法，她說：「當時同學們都認為處分太嚴厲一些。」事情是過去了，我總算沒有做錯。
這段時間裡，我還是在業餘時間搞我的《梅堯臣詩選》。這一年日本人在友誼展覽館展出了他們的工業品。在日本的出版部門裡，也陳列著梅堯臣詩的選本。我們的鄰國，也注意到梅堯臣，這使我很高興，但不知道這部書的選家是不是也是從梅堯臣一生的發展來認識他的作品。從那時到現在十多年了，我的這部選本還沒有出版，這件事我並不擔心，因為我已經盡了我的努力，至於能否出版，那是出版社的責任。正和在書法方面的努力一樣，在篆隸行草方面，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眼看著日本的豐道春海在上海搞出大規模的書法展覽，我並不羨慕，更談不上懊惱。
7月中間，我又一次參加了統一招生的閱卷工作。
從1954年起這一年為止，除1963年我休假以外，每年都要參加閱卷，1958年後，我擔負著上海方面語文試卷的領導工作。最初幾年困難不大，因為名為領導，實際上分在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學院和復旦大學三處閱卷，我只管得復旦一處，工作量不大。1964年情況不同了，為了統一工作起見，集中在華東師大，卷子共有五萬多份。閱卷的人員總共三百多人，除了三校中文系教師以外，還抽調了一百多位中學教師，因此面更大，人員也比較龐雜。事實上，在處理閱卷的工作方面，中等學校教師比我們更熟練，更能掌握尺寸，實際上更合適。大學教師有些是從中學調升的，有些是在本校擔任寫作教學工作的，這些人對於閱卷有經驗，但是這些人是少數。多數人或是年齡太大了，久已忘卻了閱卷的經驗；或是做一些寫作教學以外的工作，沒有閱卷經驗。因此，每次閱卷以前，我們總得務虛，儘量掃除思想障礙。這次閱卷，調來了中學教師，必須依靠他們，信賴他們，樹立他們的威信，掃除他們中個別人員的自卑感。
這次考卷之多，閱卷人員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集中在華東師範大學，樓上樓下共分三十多組，每組十二人或十三人，有一位年輕的組長。事前說明組長的責任，做一些領卷收卷，檢查點數的工作，在解決問題方面，主要還是依靠有經驗的教師。樓上樓下各有一個攤子，檢查工作和答覆疑難，每處三人，上下共六人，三座高等學校各出二人。最後的責任都由我承擔。
在這次工作中，使我感到吃力的是復旦大學的兩位副系主任和寫作組組長都因為擔負黨內的重要工作而不能到場，這就使得領導力量大大地削弱。我只有臨時指定許寶華、濮之珍兩位擔負一攤攤的工作。好在他們見解快，肯負責任，因此這次閱卷工作還能順利完成。
為了做好工作，後勤很重要，不注意到這一點，工作是做不好的。在這方面，因為工作地點在華東師範大學，這一切都由他們主持，而且主持得很好。五萬多份卷子是一件大事，多了一份或是少了一份，都會影響工作的成果，在這方面，大家都是兢兢業業的。
伙食方面，師大作了極大努力，三百多閱卷人員，數字並不太大，但是除了語文試卷以外，在師大閱卷的還有其他多門課的試卷，這一切都得考慮。
其次就是休息問題，師大為我們準備了十多個房間，但是只有二十張鋪位，數字也許不太大，可臨時要找二十張床鋪是不容易的。我們有三十多位小組長，開會的時間請他們每組推定一位。由於我們在分組時不是按照年齡分組的，因此這組年齡最長的到另一組只算是小弟弟，而且二十張鋪位也無法供應三十多組推定的成員。因此由領導小組就這三十多位中發給二十張臥鋪券。為了免除糾紛起見，我自己躺在地板上，好在我的年齡是大家知道的。我躺地板，就不可能有人堅持要鋪位了。
閱卷都是在大暑中進行的，這一年特別熱，樓上樓下兩間敞廳雖是寬大，坐著三百六十人，而且還要不斷地爭執，討論，在意見相持不下的時候，我這位大組長奔走樓上樓下，照料，共同解決，汗不斷地沁出，滿身是汗，熱氣蒸發出來，更提高室內的氣溫。三百六十人就是三百六十隻蒸氣鍋，工作干不下去了，但是還得限時限刻地幹下去。好在上海究竟是上海，解決的辦法多，五尺高的大冰塊，用大木盆盛著，樓上樓下各安上五六塊。實在熱得受不了的時候，走到冰塊旁邊，看那半透明的立體逐漸消失，成為點滴的冰水，聚集在木盆里，一縷涼意，會從心底泛起。
試題都是從北京發來的，我們直到開始閱卷時方才看到，偏題怪題是有的。即如這次出的由文言譯成白話一題，出自古人筆記，敘述利用燈光擴大字跡的經過，雖然沒有艱深的字句，但是完全超越了考生的經驗範圍，因此不但考生捉摸不易，甚至小組長也難於掌握，作了不少說明才能使閱卷人員統一認識。
作文方面也有一些麻煩。一篇文字，敘述作者的生活經歷，他在抗日戰爭中和敵人作過出生入死的血戰，以後又參加解放戰爭，南征北戰，終於摧毀了人民的敵人；現在放下武器，準備向科學進軍，為人民為革命作出更大的貢獻。文筆固然暢達，生活也是異常豐富。閱卷者高興極了，送交小組長，小組長也十分嘆賞，再向上推薦。主持攤頭的人員一考慮，作者的年齡起碼在四十以上，似乎有些意外，連忙接通電話，請上級檢查。結果作者只是十七八歲的青年，全篇都是虛構，是事前請人代擬，臨時抄來的。其結果是不予錄取。
還有一篇是切實符合學生生活的，文字乾淨利索，也看不出什麼疵病，小組裡一致同意給了八十分。第二天還是這一組，又遇到一篇和這篇差不多，閱卷人員一商量，這篇文章並不壞，但是和上一篇太類似了，是不是互抄的，拿不定主意，想了幾分鐘，給他一個及格分數。再過幾天，旁座一組又碰到一篇，還是同一的格局，大體類似的語言。大家為了謹慎起見，給了五十分。五十分也不妨，但是同樣一篇是給的八十分，要把這五萬卷子重新翻過，劃一處理，時間和人力都不許可。總的結果是同樣的文字，無論怎樣的事前討論，統一認識，結果有八十分、六十分、五十分的差異，但是竟無從追問了。事後一位中學教師談起，每次臨考之前，教師都得給畢業班提供一二十篇範文，大家讀熟了，臨時抄上，這是考生作文有時雷同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們沒有參加這項工作的人所不理解的。高教部為了堵塞漏洞起見，有時不得不出偏題怪題，這是去一弊又生一弊的結果。
看了十一二天的試卷，最後覺得手麻腳麻，難於堅持了，最後的點數工作只能由師範大學偏勞，師範學院和復旦大學的教師都先行退出。次年校中宣布老教師無須參加，因此這年復旦的工作我交給胡裕樹，整個工作由師範大學領導。1966年以後，情形完全變了。
這一年各地進行房產改革，解決住房問題。解放以前，住房問題由人民自行解決。我在結婚以前，經過三年的儲蓄，勉強找到了一所住房。以後搬過七次家，最後把將近二十年的儲蓄，辛辛苦苦地購置磚瓦木石，建成南門新宅，當然是由於工資較高，所以有此成果。解放以後，住房問題更加迫切。幹部多了，人口多了，但是工資拉平了，建築材料也緊張了，住房就必然不足。解決的辦法是房屋較多的人，將多餘的房屋獻給國家。1955年蓮舫帶同邦薇來滬的時候，已經獻出了蘇家巷口的六間，但我們還有餘屋，現在由於有獻屋政策的規定，8月18日，蓮舫和我同回泰興。
進城以後，我們住在招待所，看到耿迺寬、儲珀生這些朋友。看到財政局局長和泰興鎮鎮長。最後的決定是保留堂屋五間和灶屋兩間。當然日後子女要全部回到泰興，這一點房屋是不夠的，但是估計他們不可能全部回去。所以我們把廳屋五間和廂屋十間獻給地方，我們能在解決住房問題上盡一些力量，這是值得慶幸的。
這是我這八十年中最後一次回到泰興，是不是以後還可再去，由於我的年齡已高，自己沒有把握。
蓮舫和我在城裡散步時看到戴凝之的住宅已經由公家接收，作為泰興公園辦公廳，整理一新，這是值得高興的。迺寬很健康，我們談到早年同學時的情況。他約定次年來滬。
1964年12月，我基本上結束了《梅堯臣集編年校注》的工作，以後只是一些覆核的工作。
梅堯臣這位宋詩的開山祖師，我寫了三部書，工作告竣以後，我便得考慮下一步。這不是出版的問題，因為出版工作是國家安排了別人負責的，我只管寫作，即使寫成以後不能出版，最多不過費了一些紙張，究竟不算太大的浪費。
我是搞傳記文學的，現在要寫誰的傳記？
是杜甫？這是一位論定的作家，關於他的材料也盡多，但是寫杜甫傳卻有困難，一則馮至寫的《杜甫傳》出版不久，雖然簡短一些，論述也還精練，因此一時不想寫杜甫。
這時我想到宋代的蘇軾和明代的陳子龍。
陳子龍是明末愛國詩人，不但詩作得好，文章也好，而且在異民族入侵的時候，在極為艱苦的情況下，他起兵反抗，最終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位詩人是值得為他寫傳的，困難在於一般讀者對他的認識很不夠。梅堯臣還有人理解，一般人還知道有這個詩人。陳子龍就不同了，大家不一定知道。
那麼是不是寫蘇軾呢？我想試一試。在這以後的一年裡，我仔細讀了蘇軾的作品，我讀過《宋史》關於北宋後期的全部記載，我把與他同時代人的作品也全部讀過。我甚至開始了編定年次的工作。但是我終於發現我無法全部理解他的政治態度和生活作風。他的一生是那麼的優遊自在，行雲流水；而我對於人生執著異常，我這一生固然無法享受優遊自在的生活，也沒有行雲流水的消閒。這不是說我對或是蘇軾錯，而是說我無法真正地了解他。傳主和作者至少要有一些共同的認識而後才能深入，才能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當然不可能完全，因為完全相同的兩個人正和兩件完全相同的事物一樣，在這個世界是不存在的。我寫過《張居正大傳》，這不是說我就是張居正，因為那樣只是精神病患者的語言，但是張居正的以身作則，他的堅持貫徹是不可能不引起我的共鳴的。從這一點深入，我可以理解張居正；可是對於蘇軾，我從哪一點理解他呢？因此大半年的準備，終於因為摸不准這一點而放棄。
1965年勞動節前後，耿迺寬兄和茅聘儒到上海來了。迺寬因為我在這一年秋天七十歲，所以先期到上海來看看，聘儒的女兒在上海工作，便道同來。他們還抽空去杭州一次。在上海的時候，迺寬住在我這裡，聘儒住到順昌路女兒家中。我們到過西郊公園，到過人民公園，到過豫園。上海的遊覽地方本不多，這就算是都看到了。
我和迺寬兄談起，決定把南門新宅全部獻給地方，作為泰興圖書館的館址。
「是不是在圖書館上留一個紀念的名字？」迺寬兄問。
「不必了，為了個人的紀念，留下也沒有意思。」我說。
「好極了，回去以後，一定和泰興文教當局談一下。」
迺寬兄回去以後，和泰興的文教當局談過，他們認為沒有辦理地方圖書館的必要，因此擱下了。以後聽說有人陸續住進，我也開始認識到具體的情況。
1965年我右臂疼痛，一共拖了半年。這樣的疼痛在1953年有過，那是左臂，也拖了將近半年，中間求醫服藥，沒有成效，因為是左臂，究竟不很關切，後來居然好了。這一次是右臂，和生活、工作關係更密切了。寫字，不行；生活，需要蓮舫照顧；上課是要寫幾個字的，用左臂撐著寫。一切都感到不便。不便的問題不大，但是痛苦是痛苦極了。有人說服藥酒，服了藥酒還是痛。有人說到上海中醫門診部去看，去了也沒用。又有人說，還是推拿好。在門診部，由兩位有名的醫師推拿，還沒有見效。
上海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周煦良兄是很熱心的，他說：「針灸有效。我推薦針灸研究所黃所長，那是保證有效的。」
這位所長很熱心，我去了兩個月，依然無效。一次為我看病的吳醫師，看了直皺眉。他說：「你來了兩個月，一些進步沒有，我們真感到難受。」他一邊對著書，量著尺寸，對準穴位，但是依然無效。
我感到每一位醫師的親切，但治療依然無效。醫師很著急，蓮舫也很著急。我也很著急，但是卻有一種幻想，右臂不能高舉，不能屈伸，可能只是一種現象，會自然痊癒的。這樣的想法也許不一定正確。
幻想是不現實的，但是誰能說幻想一定沒有實現的日期？在各方面都感到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六個月以後，我的右臂居然逐步好轉了，能向後扭轉，兩隻手能在背後接觸了；能高舉了，伸出兩隻手起初還有些高低，以後逐步逐步地接近了，差不多了。最後終於是兩手並列了。
最後我認識到，人到中年以後，這樣的現象並不是個別的，手不能屈伸還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只要多多注意，多多設法保護，還是可以自然痊癒的。這個經驗，後來我和許多朋友談過，他們聽了我的話，很多人是這樣痊癒的。
這一年，蓮舫的健康也有問題，血壓總是高，低壓一百以上，高壓直到二百以上或是二百左右。後來還是用羚羊角粉使血壓偏高現象有所減輕。有時身上發現了紅點點，又得去找醫師找治療的方法。好在清於經常在上海，有個商量；她不在上海的時候，我們去找她的同學伍祖馨醫師。
個人的事是小事，健康的事是小事，國家的事才是大事。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運動，是觸及每個人的神經的大事，這件事在1964年10月里已經有一些透露。
10月25日，陳望道校長來訪，同來的有哲學系的全增嘏教授、新聞系的曹亨聞教授。陳望道是作為上海民主同盟的負責人來的，全、曹兩位也是民盟成員。
陳望道說及此後我們需要努力參加思想改造運動。他又說及夏衍、茅盾、田漢都在北京受到深刻批判。最後他還提及復旦歷史系的周予同教授的經學，和五四運動以來的認識有所扞格，也是要受到批判的。
1965年7月21日，杜月村從北京開會回來，他在我家談起北京各大學半工半讀的制度已經推動，但是北京大學還沒有動。我校原來計劃在校實行半工半讀，但是校內工廠只有師傅二人，徒工七人，憑這一點基礎，要招呼每班學生五六十人，當然是辦不到的，因此計劃和上海市建築公司和機械廠聯繫，這樣才能搞好半工半讀制度。9月4日，系總支書記徐震和新生談起半工半讀的計劃，他的主張是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共勞動四天半，星期五下午政治學習，星期六學習外文，進行寫作及學術討論。這也是一個計劃，勞動時間確實長了，但是星期六要學外文，這樣的每周一次，外文是不可能學習好的。寫什麼？討論什麼？實際上是搞不好的，但是當時並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但是大學的任務不僅在於半工半讀。3月1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廣場召集各高等學校討論「四清」的事，在農村搞「四清」，特別是清理階級隊伍，這是一件大事，在沒有足夠的幹部時，發動高等學校學生參加。中文系的學生參加了，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同時也對於農村生活有一定的認識。
一切都在摸索中。大學生要勞動，要深入農村，到1966年2月，一個計劃出現了，一般認為大學文科不能辦在都市裡，應當辦在鄉間。這個計劃是決定了，不提交討論。當然，這是不適宜於討論的，因為復旦大學本來是辦在郊區的，初辦的時候，除了二把手的小車以外，什麼交通工具也沒有。1966年有了柏油馬路，有了附近的五角場鎮，有了電車和汽車，一切都在發展著。誰能保證1966年的鄉村不會發展成為一個近郊的市鎮呢？到時是不是要重新來過呢？大學是不是能為一般人民服務，是不是從一般人民中吸取啟發，和這座學校的是不是辦在鄉間沒有固定的關係。這是從後來的放棄鄉間校舍，仍回原址得到證明的。但是在當時不容討論。
經過勘定新校址和一些必要準備以後，復旦大學中文系決定辦在青浦縣朱家角的三灣。除了老教師和研究生以外，三月中一概搬去。新建了一座風雨操場，其餘借用民房，也蓋了一些草屋。這地方我作為系主任，也去看過。「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全體師生都從鄉間回來，以後不曾再去，可能現在大家都忘了。
但是1965、1966年之間，除了這些火熱的運動以外，還有一條清涼道路。
7月22日晚間，天氣很悶熱，校黨委在工會召集老教師開了西瓜會。大家都到了。那時科學院長郭沫若對於蘭亭的考證正在發表，他不但否定了《蘭亭集序》的藝術價值，而且否定了《蘭亭集序》這篇作品。他用很多證據證明王羲之沒有寫這篇作品。郭院長在考證方面有獨到之處，但是不容許別人懷疑他的觀點。這就有些不夠恕道了。在那晚西瓜會上，儘管大家知道我們所看到的各種各樣的《蘭亭集序》，都出於唐人的摹本，但是沒有任何人否定《蘭亭集序》是王羲之的作品。不久以後，影印的馮承素的摹本出版了，以後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三人的摹本也出版了，但是我還是愛好馮承素的摹本。
11月28日，在市人委大禮堂聽外交部部長陳毅的報告。陳外長在南昌起義失敗中參加革命戰爭，以後領導新四軍、第三野戰軍作戰，為黨為國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勳，這時他任外交部部長。在越南人民和美帝國主義作戰中，中國是站在越南一邊的，美帝國主義正在威脅著要把戰火延燒到中國。陳外長的報告是長的，那天講了四五個小時，他的熱情像火一樣燃燒到每個人的心頭。
陳外長說：「美帝國主義威脅著要把戰火燃燒到中國，好得很，你打呀，我在這裡等候你多年了，頭髮都等白了。你打嗎，我們可以較量一下。」陳外長又說，「有人說我這樣的叫嚷不策略。是不是這樣的？不是，策略得很。我在這裡報告的，都向黨中央請示過，策略得很。」
1965年12月初是我的第七十個生辰。那一天蓮舫和我同到南翔古漪園去了一天。南翔是一個清潔衛生搞得極好的所在，在這樣的地方消磨一天確實是富有意義的。暖烘烘的太陽、白色的菊花、辛勤的勞動人民，一切都給人一種新鮮的意味。
我還記得1958年「大躍進」，當時提倡由學生搜集資料，自編教材。有時三年級的教材，都等候一年級學生來編撰，當時認為這樣做是最合適的，最富有教育意義的。到1959年認為不對了，這才發動了1961年全國性的教材編寫運動。不到五年，又認為不行了，這時提出來要由五年級學生重編中國文學史。是不是對於1961年教材改編的否定呢？革命在進行著，螺旋式的進行，回過頭來，但是卻前進了一步。是不是一切都要按照螺旋式進行呢？可能也不一定，槍桿子裡的來複線是按照螺旋性前進的，但是誰看到槍彈也是按照螺旋式前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