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自傳 · 第十三章 復旦大學（一）（1952～1957）
1952年10月下旬，滬江大學中文系教師的分配方案發表了：章靳以調上海作家協會，維之調北京，後改天津南開大學，中玉、蟄存調華東師範大學。余上沅和我調復旦大學。兩位助教：盛某某調科學院，劉某某調復旦大學。在分配方案發表之初，維之因為工作沒有確定，不免有些懊喪，中玉、蟄存是如心所願；上沅和我因為復旦已經形成華東重點大學，有些擔心，但是事情既經確定，當然也就隨遇而安了。
復旦大學的成立是在二十世紀的初年，那時復旦大學的部分師生，對於該校領導中的法國傳教士有所不滿，因此脫離出來，所以這座大學的前身，是有一段反對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政策的光榮歷史的，但是這事久已過去了。民國成立以後直至抗戰初期，復旦只是上海若干私立大學之一，不特別落後，但也不特別先進，在反對軍閥和蔣介石的統治中曾經貢獻了一定的力量。
抗戰開始，復旦大學內遷。從這時期開始，表現出一定的民族氣節，和其他私立大學的託庇公共租界，有所不同。復旦大學的地位提高了，但是一經入川，不久就受到國民黨CC派的控制，在四川只能維持生存而已，雖然也是公立大學，但是在公立大學之中，並沒有做出特殊成績。
1949年以後，情況完全兩樣了。在政治方面，北京是全國的中心；在經濟方面，上海依然是重點。人民政府的措施，使得復旦大學逐步取得重點學校的地位。上海的各大學有所分工，而每個領域都突飛猛進，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第一、第二醫學院都是。復旦大學是作為重點的綜合性大學而存在的。
所謂綜合性大學，相當於以前文學院、理學院的複合體。復旦大學有文科七系、理科四系；從學生人數看，理科的人數遠過於文科。文科七系之中，在順序上，一般都自中文系開始，所以中文系無形之中占據了文科的首要地位。當然，在學術上，中文系的成就在文科方面並不突出。
1952年的院系調整，無疑加強了各重點大學，使它們取得領導地位。當時考慮的重點，無疑是從師資力量方面入手。
復旦大學中文系師資在抗戰以前人數不多。入川以後，一邊培養本系的高才生，一邊吸收校外的力量。復員以後，又連續吸收暨南大學、同濟大學的師資，人數已經擴大了，但是還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經過院系調整，中文系吸收了大同大學、南京大學、聖約翰大學、光華大學、震旦大學和滬江大學的師資。從政治要求看，當時的教授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員，但是從學術成就看，儘管一般教師沒有特殊成就，但是華東方面，已經很少有能和復旦中文系比擬的。當然這很不夠，還有許多空白，還有許多缺點，但是這是進步中的缺點，不夠的可以提高，實在不行的甚至可以調做別項工作。
但是最大的問題不在於此。問題在於大家都是從舊社會來的。從舊社會來的人必然會帶來舊社會的各式各樣的病態，不經過改造便不能適應新時代的需要。1952年的十個月，大家都經過了思想改造，復旦大學原來的教師，思想改造也許要早些，但是早得也很有限。五六十歲的人了，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從舊社會來的，假使我們認為在十個月中可以改造過來，那就太天真了。
誰來改造我們？有的人是準備就緒，躍躍欲試了。但是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多少人認為青年人可以擔負改造的工作，但是青年不是永遠年青的，二十開外的人轉瞬就是三十四十了，青年的精力衰退了，依然是問題重重，那時不是還要改造嗎？許多擔負改造工作的人不是自己也有問題嗎？這是後來發現的，在未發現以前，他是沒有問題的，這樣的人能改造好別人嗎？
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之中，派系觀點特別嚴重。舊社會的中文系是派系鬥爭的場所，這是無可懷疑的。一經進入新社會，即使社會制度完全變了，在大學工作的只是一般工作人員。一張工作證可以保障人的一生衣食，不需要聘書了，不需要每年每學期為聘書而擔心了。但是一切都有惰性，聘書沒有了，不等於為聘書而產生的擔心就沒有了。我在武漢大學後期，聘書是照發的，但是系主任的擠壓、刁難，使我時時感到非及時離職不可。所以儘管大家都有了工作證，不等於每個人都可以安心工作。還有核心小組，還有這派那派。你不屬於核心小組麼？不屬於這派那派嗎？很好，你自己努力吧，看看你是不是可以通過時代的難關。
所以最好的系主任，應當在系內打破一切派系，使大家安心工作，了解到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為人民服務，就可以做人民所需要的人。工作證是給我們的一個工作目標、一個奮鬥目標，不是給我們開的吃飯門票。
就是這樣還不夠。中國文學、中國語言的探討，說句老實話，還沒有闖出一條科學的道路。舊時代的文人，做和韻詩，甚至做對聯，做詩鐘，有些大學教授認為這是他們的絕技，這是不可思議的奇談。在語言探討方面，只知道方塊字，有的還有不少錯誤，不理解漢民族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關係，更不理解中國語言和外國語言的關係。這樣的人，在中國文學和中國語言方面能做出什麼成績呢？
新中國的中國文學系就負有這樣的使命。我們的使命和我們的成就之間，有多大距離？想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期待著怎樣的領導，系主任，領導我們共同努力，共同奮鬥，洗刷自己身上原有的污泥濁水，認清自己的努力方向，為了我們共同的事業，在中國文學、中國語言學方面做出一定努力，在華東帶一個頭；在全國，和兄弟學校的中文系共同前進，以期不致辜負我們的時代和使命。
我是帶著這樣的願望來到復旦大學的。
但是現實和理想總有一定距離的。理想可以不受客觀條件的限制，現實不能不受到這種限制。要打破客觀條件的限制，不能不憑主觀努力，但是主觀努力談何容易。一個人或極少數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必須帶動大家共同努力。可是這更不容易，何況還有不少勢力、惰性勢力引導大家走回頭路呢？
復旦大學中文系最初是有派別的，有所謂公館派和文摘派。公館派是指一些常在校長公館走動的，文摘派是指在《文摘》這家刊物活動的，這是抗戰前後的事了，但是這個傳統不能不傳下來。公館是永遠存在的，學校總有一定的負責人，在這位負責人周圍經常活動的人，不能不帶有公館派的嫌疑。《文摘》久已停刊了，然而文摘派的人還在。不過1952年我到復旦的時候，這種兩派對立的形式是沒有了。除了極少數以外，新來復旦的教授都想獨善其身，不參與任何派系活動。
我到復旦以後，主要是站在不介入的立場。是不是有小圈子，有核心組織，我不清楚，我也不打聽，我只想做好工作，不參加任何鬥爭。有時不免有些人要來，談上大半天，我最初也還唯唯諾諾，時間長了，我感覺唯諾也是一種負擔，於是只有洗耳恭聽。
解放後，每人都有一定的工作崗位，永遠不愁失業，這是社會主義的優良傳統，但是不能正確理解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人，經常發生一種工作不工作都一樣的思想，同樣地領工資，那就索性不工作。社會主義的制度反而保障了部分人的怠工，遊手好閒，故作高論，說長道短。這實在是不幸。
在1952年以後的數年中主要問題在於學習蘇聯。
那時史達林還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還沒有當權。當時人談到蘇聯，經常蹺起大拇指，尊稱一聲「老大哥」。現在的工業展覽館，當時正在開始建築，落成以後，稱為「中蘇友好大廈」，正門是中國人和蘇聯人熱烈擁抱的銅像，銅像上邊的題字是「中蘇牢不可破的友誼萬歲」。時代變了，蘇聯走上修正主義、霸權主義的邪道，因此兩國的關係也就變了。
1952年10月以後，到了復旦，我們首先就要討論課程設置的問題。雖然那時的中文系只有一、二年級，但是要討論整個布局。第一道難關是設置幾個專業、幾個專門化的問題。什麼叫專業，什麼叫專門化，我們不懂，以前沒有接觸過，怎麼能懂？經過多方解釋，勉強懂了，那麼就算是一個專業，中國語言文學專業；兩個專門化，中國文學專門化和中國語言專門化。至於課程呢，大家討論總數多少學時，每星期多少學時，方案定了。但是還得討論，這確是築室道謀了，但是不能怪，一切都在變革之中，誰也拿不出一定的主張來。只有討論，經過討論然後試行，試行以後再總結經驗，重行討論，重行規定，變革之中，這個過程是不能免的。
為了學習蘇聯，推進新的計劃，這時就要學習俄語。學習俄語幾乎成了風氣，學英語久已不時髦了。當時我們的大敵是美帝國主義，雖然朝鮮戰事不久就結束了，但是中美關係很緊張，學英語當然不好，只有學俄語。學校為教師開辦俄語學習班，我也參加。但是沒有學好。俄語的學習資料，供應不上，系裡的工作也重，實在應付不了，擠不出時間，其結果是把俄語擠掉了。系裡學好的人也不多。
當時為了學習蘇聯，還搞出一套六節一貫制。原來學校安排課程，一般是上午四節，下午四節，下午四節經常是一、二兩節上課，三、四兩節安排政治學習和體育活動。從上午到下午第二節總共六節，當中可能也有空白，這樣的情況本來是在所難免的。現在的辦法是把六節全部排到上午，把下午空出來作為政治學習和體育活動的時間，主要是為了政治學習。政治學習的時間得到保證了，問題在於上午的六節課怎樣排法。原先從八時上課，五十分鐘以後，休息十分鐘再上第二課。現在變了，上午七時上課，每節上課四十五分鐘，休息五分鐘，再上第二課。根據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經驗，全面推廣，第一年就完全實行了。教務處還有說明：舊時上課要點名，點名有什麼用處？取消了，抓抓緊，四十五分鐘，完全可以抵過原來的五十分鐘。點名的用處是不大，同時也可以免去點名時可能發生的麻煩。這個辦法推廣開了。
但是另一個問題出現了，大學不比中學，學生可以永遠在同一間教室上課。每上一節課，幾乎就要換一個教室，從這個教室到那個教室，有時相去三二百公尺，而且人總是人，從七時到十二時不能沒有喘息的時間。因此在這課間五分鐘寶貴的時間裡，只看到學生列著長隊拚命奔跑。跑呀跑呀，剛剛跑到教室，書包還沒有打開，教師已經在開講了。怎麼辦，只有拚命趕，抄筆記，耳朵聽了，有時手又不聽使喚，記不下來。
還有呢。七時上課，六時多一些就得吃早飯，兩碗稀湯薄粥，不到十時，久已化作烏有。買點心，不但要花錢，而且沒地方，也沒時間去買，頭腦昏昏地，只聽得教師在那裡斷斷續續地講。講什麼？不知道，肚皮里一陣陣痙攣，頭昏眼花，怎麼辦？看看教師，倒是挺精神的。沒什麼稀奇？誰知道他什麼時間起身？而且他最多只講兩小時，吃得又好，不比大食堂。
但是蘇聯是推行六時一貫制的。
學生實在受不了，也想問問教務處，教務處的先生們，早晨喝的牛奶，吃的干點，他們根本不知道大食堂的兩碗薄粥。他們只知道蘇聯的經驗、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經驗。經驗是寶貴的，你說什麼？
我的孩子君道是哈工大的學生，暑假回家路過上海。
我問：「哈工大是執行六時一貫制的嗎？」
「是的。」君道說。
我對哈工大的教學情況不理解，也沒有問，只問：「你們早晨吃什麼？」
君道多少有些感到問題太平凡了，但是既然父親問了，只好老實說：「吃乾飯。」
到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六時一貫制的基礎是一頓乾飯，不是兩碗稀飯，但是教務處的先生們，所根據的指示，只是蘇聯經驗，這裡沒有提到乾飯、稀飯的問題，他沒有想到也難怪。我心裡所想到的是中國的一句老話「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本是什麼？是吃的東西。但是我沒有和教務處談，因為教務處處長是輕易接觸不到的，至於教務處的職員，即使我告訴他們，他們被我說服，也輕易不能向處長提，提了也不聽。蘇聯經驗里沒有下級可以向上級提意見這一條。
這一條可詛咒的蘇聯經驗推行了將近兩年，實在搞不下去了，才改為上午五節，下午一節，這算是改了，還沒有改全。推行一年，實在行不去了，仍舊回到上午四節課的辦法。但是還留一個小尾巴，本來每節上課五十分鐘，學蘇聯改為四十五分鐘，不點名。這算是紀念也實在是值得紀念的。
在授課方面，當然更要學習蘇聯。那時中文系主任是郭紹虞，但是郭先生主張雖多，卻不輕易假手於人，平時卻不大過問，過問的是劉大傑。這位劉先生有才幹，為郭先生做了很多事，但既不是代理主任，也不是副主任。倘使用一個歷史上有過的名詞，我想也許可以稱為都點檢。劉先生再三吩咐我們，說是按照蘇聯經驗，上課的時候，凡是沒有成為定論的見地，一概不能提出。既然是學習蘇聯了，當然按照蘇聯經驗辦事，一切都有老本本，說得直率一點，這也是本本主義。1949年以前，我們東奔走，西奔走，為了餬口，教授不像教授；1949年以後，想不到又來一個本本主義，我們東抄抄，西抄抄，為了餬口，教授也不很像教授。
我到復旦以後，第一學期分配的兩門課程，一門是為外國文學系開的中國文學史，還有一門是配合劉大傑教授的中國文學史的作品選讀。一次授《詩經·採薇》。這一課不難，好在有本本可據，第一是《毛傳》《鄭箋》，第二是朱熹的《詩集傳》，這都是公認的本本。至於什麼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當然不敢問津。我已經由於讀到王先謙的《漢書補註》，追求《離騷傳》的問題吃過大虧，現在更加有都點檢可證，不能把未經公認的見地搬進教室。
不料我按照本本講過《採薇》以後，一位學生驀地站起來發問。
他說：「按照講授，『一月三捷』是打了三次勝仗，但是上文說『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啟居，狁之故』。下文又說『豈不日戒？狁孔棘』，『我心中傷悲，莫知我哀』。一點勝利的氣氛也沒有，那怎能說是打了三次勝仗呢？」
這位學生瘦瘦的個子，戴了深度近視眼鏡，說話的時候，多少帶些口吃，但是還不算口吃。說完以後，他好像是完成了項任務似的，安詳地坐下去了。
問題提出來了，也提得很好，全班同學沒想到會提出這樣一個擊中要害的問題，大家一考慮，實在沒有勝利的氣氛。一雙雙眼睛都瞪起來向著講壇上的我。
老實講，我覺得這個問題提得好，提得使我理解到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中還有追求真相，幾句空言搪塞矇混不過去的人。在這裡授課也就不枉了。
我說：這個問題提得很好。以前《毛傳》說：「一月之中，三月勝功，謂侵也、伐也、勝也。」這是很肯定地說是三次勝利。朱熹對於這樣的勝利，覺得不十分可靠，因此說得宛轉一些，說是「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這樣一來從肯定的語氣說成是假定的語氣，比《毛傳》靈活一些，但是和全篇的氣氛還是不能合拍。這都是公認的看法。我自己也有看法，但是這樣的看法沒有正式提出來，當然不能算是定論。既然問到這裡，我不妨提出來，作為參考意見。這裡「一月三捷」的「捷」字，據我看，只是一個假借字，本字應當是「寁」。《說文》：「寁，居之速也。」用現代話講，是搬家搬得很急。「一月三捷」實際是「一月三寁」，也就是說一月之內，接連換了三次據點。在周宣王和狁的戰爭里，一月之內接連換了三次據點，連同上下文的那種氣氛看，這三次據點的轉移，很可能是由於戰事不利，迅速向後退卻的緣故。那麼為什麼自古以來的注家都說成三次勝利呢？一則作品用了假借字，很容易把人引入迷途；二則周宣王已成為「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的偶像，那就不能不說成三次勝利，只有朱熹用著假定的語氣，說得比較靈活一些，但是也不過靈活一些而已。
最後我還鄭重地指出這是我的看法，不能作為定論，只是因為提出疑問，所以作為參考，希望大家好好地考慮。提出這一問題的是章培恆，後來我在系內擔負行政工作的時候，曾經對他加以著重推薦，至今仍是中文系一位得力的教師。
在教學方面，蘇聯經驗固然造成一定危害，但是在考試方面的危害，那就要更加十倍顯著。1949年以前，大學裡也有考試，除了中大醫學院堅持一門不及格就要留級以外，一般都要兩門或三門不及格，才給留級的處分。考試通常都要指定範圍，試題也有選擇的餘地，經常是五題答三題，或四題答三題。所以一般地講，及格升級是一件尋常的事。那時經常是「前門高，後門低，中間一路笑嘻嘻」。前門是高的，因為投考的人多，容量有限，所以不得不高；但是沒有錄取的學生東家不要西家要，照樣可以升學。
1949年以後，情形不同了，有了統一招生的制度，學生可以不必東跑西跑，這是一個優點。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一次不取，沒有第二次，只可等待第二年了。入學以後，由於學習蘇聯期終考試，便是一道難關。經常有二十道複習題，這二十道題概括了全學期的課程，涓滴不遺。臨考時候，逐一面試。我還記得到復旦以後的第一次期終考試：五十人的大教室，教師坐在角落裡，四邊空空如也，一位學生進來，按照二十張題簽抽取一條，那就得滔滔地把答案背出來。行了嗎？沒有。教師還可以追問，經常是問兩條，名為是在試題的範圍以內，那就要看教師的認識了。考試完畢，共同商量評分。這是極民主的了，但是學生事前得到指示，不得爭論分數。事實上爭論也沒有用，因為決定權在教師手裡。經過一場考試，儘管時在嚴冬，學生常常搞得汗流浹背，走出教室，不管是三分五分——那時百分制廢除了，用的是蘇聯搬來的五分制——學生總是如釋重負。
這是說的一班大學生，1956年以後，實行副博士研究生制度，這也是從老大哥那裡抄來的，雖然第一班沒有來得及畢業，在1958年已經作為助教使用，但是以後繼續舉行，副博士這條官銜卻取消了。我手上舉行過一次，按照規定，敬謹舉行。那一次的嚴肅情況，我想不會比封建時代秋天大審差多少。事前要做畢業論文，這並不稀奇，大學生畢業要繳論文，何況研究生。出奇的是答辯。那時的規定是考試委員三人，其中一人是指導教師，一人是本系教授，一人是校外專家。三位委員，每人一張公案，都是上座，旁邊一座是研究生，下面是本系聽眾，教師不一定都來，同學是一大群，多半是吸取經驗，以供日後參考。時間到了，考試委員就座，研究生就座，情況真緊張。每一位委員都有追問的責任，這種責任也就是他的權利，問呀問呀，問得研究生滿面通紅。特別是校外專家，提不出問題，還算什麼專家？於是也就必然地要問呀問呀。我學習很不夠，因為是指導教師，所以也就濫竽充數，是一位考試委員，在其他兩位委員發問，得到明確答覆以後，就匆匆地發了幾個問題，匆匆地進行總結，不僅這兩位研究生如釋重負，我也同樣地如釋重負。下午二時開始進行，看看太陽已經逐步西下。研究生的學識如何，由於我的地位，不便夸許，但是他們的健康情況，居然經得起如此的折磨，也就可以推重了。
不僅如此，除了考試以外，平時也要查問。蘇聯是如此的，學蘇聯就得按照蘇聯的規矩辦事。在每次上課之初都得就上次講授所得對學生查問一下。據說這是為了鞏固學習，完全是必要的。這個辦法，我在中等學校教課時，是經常用的；後來到大學教書，總覺得一則自己要爭取時間，把自己學到的一點淺薄的知識，向學生交代出來，二則也覺得大學生讀書是對自己負責的事，教師用不到過分追求。當然這是由於我的躲懶，我的不負責任；但是我總覺得古人所說的「優而游之，使自求之」，不是沒有一定的道理。柳宗元在《桐葉封弟辨》中說「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是有他的見地的。但是在學蘇聯的指導原則上，這樣做是不行了。我只有按照規定，在上課之初，用十分鐘時間，向學生提問，要求解答。進行過一段時期，覺得是符合要求了。不料一次上課，一位學生站起來說：「這樣做法不行。」我覺得這是完全按規定辦事，沒有什麼不行的，但是不能這樣說，要虛心吸取群眾的意見。
我問：「怎樣還是不行啊？」
學生說：「老師的做法是先提名，後提問。提到名的人是有所警惕了，沒有提到名的人便放鬆了警惕。應當是先提問，讓每個人都警惕一下，然後再提名，那就可以收到鼓勵大眾的實效了。」
這個辦法果然奏效，每次上課，如臨戰場，問題一發，人人警戒。但是我總是粗心，有時順口一滑，先提名後提問的老毛病發作了，只得自怨自艾，決心下次不犯錯誤，但是犯錯誤的機會實在太多，學生們也認為不可救藥，這個先提問後提名的高論也就不再提出了。封建社會的中國婦女經常受到纏足穿耳的痛苦，而對於天真爛漫的小女孩懷著一片好心，執行纏足穿耳的任務的也常常是婦女。這件事實是值得考慮的。
不僅要折磨學生、研究生，教師對於教師，也不放鬆。1957年我擔任系主任以後，也常遇到這類問題。但是我懶，像父親躲債一樣，總是向後推。那時已有副系主任了，還不止一位，負責規章制度的副系主任和我說了，這一次很嚴重，臉色從焦急中透露一絲笑容：
「助教同志和新任講師已經由我考試過了。」
「好、好，」我說，「是應當考試的，費心得很。」
這位的臉繃緊了：「但是一般講師和新任副教授的考試工作要請主任今天執行一下。」
我使出從前逃學的辦法，說：「好、好，能不能推遲一下？」
副主任鄭重地說：「都已經通知了，就在上午。」
沒有辦法再推，我只有慷慨執行了，因此說：「好吧，就考試吧。」
試場安排在會議室里，講師們和新任副教授們都坐在那裡等待著。他們不清楚是筆試還是口試，當然我也不清楚。
沒辦法，我只有從容就位了，但是和副系主任談過以後，我心裡已經有一個譜了。我說：「同志們，按規定，助教同志、講師同志和新任副教授同志這學期都得經過一次考試。考什麼呢？我想諸位各有專長，精心研討，很難用同一的問題進行測驗。我想能不能各人把這一學期學習的經過和研討的心得敘述一下，作為考試？倘使諸位同意的話，就從我開始，請求諸位指教。」
這個考試方法完全出於副系主任的意料，但是因為沒有明文規定考試方式，也就不可能違反考試方式。這樣我總算完成了一項任務，也解除了一般講師和新任副教授的一種威脅。這項考試後來又取消了，直待「文化大革命」後期才對老教師舉行了一次考試。那是後話。
1954年，舉行了一次科學報告會，各系都有，中文系也有。劉大傑那時擔任文學教研組主任，提出要我作報告。作為教授，這是推辭不得的，我講的是《水滸人名考》。《水滸》這部小說是盛行於明代，以後通過李贄和清代金人瑞的評價，《水滸》的讀者更廣泛了。解放以後，聶紺弩到興化，探訪施耐庵的故鄉，還看到墓碑。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施耐庵這個人究竟有沒有，並不是墓碑所能解決的。我看到的家譜雖不多，但是誰能相信家譜完全是可信的？泰山上的石碑，寫得明明白白：「孔子小天下處。」是在這裡嗎？這些姑且不問，我這篇報告，完全根據歷史記載，討論《水滸》的英雄。我提出一些問題：
為什麼敘述農民起義的《水滸》，撇開了應當敘述而且資料盡可供敘述的史斌、張榮，而敘述和宋江或梁山泊沒有聯繫的民族鬥爭英雄，這是一個無從解答的問題。我們只能說，從宋江受招安，到梁山好漢的姓名綽號固定下來，中間經過的時間太長了，整個創作過程經過幾個世紀，因此書中的角色有的會走失了，而本來與故事無關的角色又會闖進來。即在南宋亡國以後這一段不長的時期，我們還看到李橫走失，和公孫勝、林沖闖進；那麼從招安以後到南宋亡國以前的一百五十三年之中，可能走失了不少農民起義的勇士，而闖進了不少民族鬥爭的英雄。
為什麼有些人會從《水滸》敘述中走失而另一部分人會闖進《水滸》敘述呢？這就決定於《水滸》敘述的性質以及《水滸》敘述所存在的時代。《水滸》敘述不是革命理論，不是革命同志在地下工作中政治學習的文件，而是「說話人」在廣大群眾中，甚至在最高統治者面前的「說話」，這裡可能有鄭重的講談，但是不可避免地多少帶些文娛的意味，因此不可能過分強調農民暴動的意義，而且在統治者的直接監視之下，甚至革命也不宜過分暴露。同時我們還得知道，南宋是受異民族殘暴壓迫的時代。皇帝隨時準備向異民族投降，出賣國家，官吏之中除了少數例外，所關心的只是個人的名位和生活享受，什麼力量能夠維持這一百五十三年的偏安局面，什麼力量能夠抵抗敵人向南推進的壓力，又是什麼力量能夠在敵人內部發動對敵人的進攻？無疑的，這是人民的力量。在對敵作戰中，我們必須表揚每一個鬥爭的勇士，鼓勵他作出更進一步的努力，同樣地也給一般人民以良好的模範，發動廣大的潛在的力量。咸淳年間（1265～1274）王六大夫說《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我們雖然看不到王六大夫的話本，但是可以想像到《復華篇》和《中興名將傳》的內容，這些敘述是基於時代的要求，同樣地也完成了時代對於這些敘述的要求。
《水滸》的敘述不能脫離時代而孤立，《水滸》的「說話人」也會受到時代的感染。同樣，倘使他不能敘述時代鬥爭的英雄，很可能喪失廣大聽眾，從而影響他的生活，這就註定了這些民族鬥爭中的英雄會採取不同姿態，闖進《水滸》的敘述。
在這次報告裡，我根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中興小史》《揮塵錄》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報告幸而沒有得到什麼呵責；而在報告以後，又沒有正式發表，因此僥倖避免了無謂的風波。
是什麼東西在後面支持我冒許多不必要的風險，作許多不合時宜的結論呢？有時我想到王充「疾虛妄」的精神。王充在《論衡·自紀篇》說：
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眾耳？眾心非而不從，故喪點其偽而存定其真。如當從眾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
兩千年以前王充能做到的，兩千年以後我們不應當學習嗎？但是即使學到王充，王充又得到了什麼？虛妄可疾，但是虛妄是不斷存在的，有人甚至會說「謊言說了一萬遍便成為真理」，那又怎樣理解呢？杜甫說：「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傾向太陽的人，無可奈何地是傾向太陽的。
1957年，我又在復旦大學的科學報告會上，作過一次有關宋話本研究的報告。為了把科學報告的工作連在一處，我想把這篇報告的結論附在這裡。
我們從具體的宋話本看，在反映時代和人民的願望與要求方面，我們能說話本落在南宋後期一般的詩、詞、古文後面嗎？話本的形式當然和詩、詞、古文不同，但是我們不能以詩的形式來要求詞，不能以詞的形式來要求古文，那麼即使話本的形式和詩、詞、古文不同，我們只能就話本特有的形式來衡量話本，我們要看它是不是能夠暢達話本的內容，在話本的說唱中是不是能夠訴說聽眾的情感，同時給予聽眾以教育。在那個時代里，詩人、詞人一般地還把自己關在書齋里創作，他們不習慣於走到群眾中去，把自己的作品，提供在廣大的群眾面前，因此從效果看，比之詩、詞、古文，話本獲得一定的優勢，這是話本的作用所決定的。
從話本的發展看，在南宋後期，即使話本的出現，比較地還不算長，但是已經很豐富了。在話本的創作上，已經到了分出派別的時候。我們看到比較樸素的敘述，例如《金虜海陵王荒淫》；我們看到雄直壯闊的作品，例如《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同樣地也看到細緻深刻的作品，例如《楊思溫燕山遇故人》。話本作者分出派別，正看到話本的創作，已經到了成熟的時候。
在對於宋話本作出估價的時候，我們的缺憾是對於話本作家的認識不夠。周密《武林舊事》，吳自牧《夢粱錄》都給我們一些記載，但是這些記載只是作者的姓名，我們知道有這些作家，有這些作品，但是我們不能知道哪一位有哪些作品。研究宋話本所遇的困難，比研究宋、元雜劇所遇的困難更多更大，而且輕易不能克服的。單從這一點講，也就必然要影響對於宋話本的認識。
是不是因為作者無可考就可以從而否定或降低作品的價值呢？《詩》三百篇的作者，我們能夠指出幾人呢？《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的作者是誰，這是無人能夠解答的問題，更不必談《隴上歌》和《木蘭詩》了。古樂府的作者無可考，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或降低古樂府的價值。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因為宋話本的作者無可考，就從而否定或降低宋話本的價值。在宋話本的價值得到更好的認識以後，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必然會得到提高。
《水滸人名考》《宋話本研究》都沒有出版，也沒有寫成文章在報刊發表，一則我自己的研究結果還沒有成熟，二則有鑒於上次《楚辭探故》的發表，使我受到無情打擊，因此也不願意發表了。我始終感到前人對於古典文學的研究實在太模糊了，很少深入，很少追問，只是師師相傳。古典不是因為古老而得到人的崇敬，只是不斷地蒙上了歷史的灰塵，使人愈來愈難摸索本來的真相，這實在是負責研究工作者必須考慮的問題。倘使負責領導研究工作的人，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反而盡力於扼殺研究事業，我只有為之長嘆，跼蹐不安而已。使我終於跼蹐不安者是誰呢？
但是我還是發表了一本作品，這是我的《左傳選》。
1954年5月，上海中華書局準備出一套古典文學參考用書，由郭紹虞、劉大傑主持。5月8日在上海吃飯，到場者十多人。那天就席之前，大傑要我擔任《史記選》，並且說明作為研究任務。作為任務也好，不作任務也好，我並不想推辭。飯後開單列名，顧頡剛說：「我擔任《史記選》。」
頡剛一向是搞歷史的，他自告奮勇也好，我樂得退後一步。
大傑對我說：「那麼請朱先生擔任《左傳選》，好不好？」
大傑是一個八面玲瓏，長於應付的人，說得很輕鬆，很自然，使人感到不能推辭，因此我同意了。在三四個月以後交稿。至於頡剛的那本《史記選》，到今天二十二年了，「物換星移幾度秋」，大概他在承擔任務的時候，根本沒有想到要做。蘇州山清水秀，培養了風度蘊藉的姿態，不像長江北岸，那樣地侷促褊側，小廉曲謹。
關於《左傳》我提出兩個問題：
一、《左傳》的性質及書名；
二、《左傳》的作者及其時代。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的「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這是說這本書的原名是《左氏春秋》，作者是左丘明，作品是和《魯春秋》並行的歷史記載。但是卻沒有肯定這只是《魯春秋》的解釋。
清姚鼐《左傳補註序》指出「余考其書於魏氏事跡造飾尤甚，竊以為吳起為之者蓋尤多」。這個主張，有人還不能同意，但是從三個方面看來，我們不妨認為這是戰國初期魏人的作品：
（一）《左傳》關於魏事的敘述特多，有誇張，有歌頌。
（二）《左傳》所引對於禍福的預言，幾乎無一不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都是從後傅合，這是正確的。哀公九年作者稱「趙氏其世有亂乎」。趙氏大亂七次，至前347年始定。
（三）《左傳》所記秦事，自前627年殽之戰以後，即逐漸減少，甚至對於穆公遂霸西戎如何獲得霸權，也沒有應備的記錄。因此《左傳》成書在魏開始強大，趙內亂未定，和秦與東方諸國隔絕的時期，我們可以假定為公元前四世紀初期。
《左傳》成書的年代確定了，我們可以從此認清《左傳》的思想價值。《左傳》作者顯然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很深，他本身也是儒家，因此在《左傳》里看到不少孔子的主張。當然，作者只是初期的儒家，他的見地還沒有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這和後來孟子是有所不同的。……綜合《左傳》作者在記載中透露出來的思想，我們可以說，這裡有進步的思想，也有保守落後的思想，同時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進步的思想是主要的。
最後我提出《左傳》在由《左氏春秋》轉手為《春秋左氏傳》的時候，插入了解經的語句，這是不是劉歆一人的工作，姑且不管，但是有時因為插入經解，以致上下語氣不連貫，這是明顯的事實，有的選本索性把經解刪去，文義更覺流暢。《左傳選》這本書對於解經的語句，另用仿宋字排印，一面保存本來的面目，同時也表示有所區別。
《左傳選》只花費了我三四個月的時間，在當時卻是一本暢銷書，《光明日報》有一篇很好的介紹。但是後來也有人指出這個選本的敘言還是一家之說，很不全面。這個批評很正確，我接受。問題在於我這個人就很不全面。怎樣才能全面呢？《鏡花緣》的君子國里的人是很全面的，可惜又有浩然巾遮住了半個臉。
這本書的前言雖然無法確切指出這是吳起的作品，但是從作者所處的魏國、所生的時期和所有的思想看，很可能是吳起，這和科學院郭沫若院長在《青銅器時代》這本書所作的宏論是符合的，儘管由於我沒有掌握應有的資料，不能那樣地指名道姓，因此《左傳選》沒有得到譴責。
我初到復旦中文系的時候，只是一位尋常的教師。不久以後，中文系的教師分組了。郭紹虞主任提出由劉大傑、余上沅、張世祿三位分任古代文學、現代文學和中國語言三組的組長。劉大傑沒有問題，可是外間對於余上沅、張世祿兩位意見很大。上沅是一個機靈的人，立即申請卸職，郭紹虞指定古代和現代合併為文學組，由劉大傑任組長。這件工作由大傑擔任是勝任愉快的。
但是不久以後，大傑發現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兩部分工作特別重，自己又是忙人，他提出文學組分為兩個小組，由我和賈植芳分任小組長，這是我參加教學行政工作的初步。古典文學組劉大傑、蔣天樞、王欣夫、趙景深、趙宋慶這幾位雖然對於小組工作的幫助不多，但是問題不大，工作可以說是正常地進行。
1954年後，大學也辦工會，各系都要成立部門工會。一天正在開會，籌備部門工會的時候，大傑一眼看見我到了，連忙和我說：「現在各系要成立部門工會，我想推薦你當工會主席。」
我說：「我對工會工作是個外行，還是另請高明吧。」
大傑說：「不是這樣說的，說外行大家都是外行，誰是內行呢？系裡對你都很好，要是你不干，麻煩就多了。」
大傑確實是都點檢，事情說清了，開會的時候，由他代紹虞發言，大家一致通過。成立部門工會，由我擔任部門工會主席，另推秘書和幹事各一人。
部門工會的事不多，主要是由於教授們對工會認識不足，所以我們只能做一些承上啟下的工作，打不開什麼局面。但是在調解人事糾紛方面，卻做了不少工作，如語言組的人事糾紛，某教授的家庭糾紛之類，消耗了不少精力。
劉大傑和我在人事問題上關係是很好的，但是在教學問題上，思想距離卻很大。他主教中國文學史，他出版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也得到一般教師的稱許，但不是沒有問題。例如論及唐代文學，他分出唐代的詩歌、唐代的散文等項，在敘述李白、杜甫時，問題還不大，敘到韓愈，問題就來了，詩歌里有他，散文里也有他。這還是唐代，一到宋代，問題更複雜。一個蘇軾，詩歌里有，散文里還有，詞里繼續有，一個人要分三次出場，每次都得交代他的時代、出身和特色。這樣的文學史編寫方法，我稱為分類合編。分類合編的缺點是重疊反覆，費時費力。我主張按時推進，在每一段時代里敘述某個作家，把他的詩、詞、散文、駢文一齊交代清楚。這樣的做法可以省事省力，避免重複。但是這樣的教法，以前沒有，這樣的寫法，以前也沒有。我在教宋元文學史的時候，是按照這個辦法做的，也得到一些合理的反應。
文學教研組開會的時候，我把這個辦法提出來，因為這是前人沒有做過的，所以沒有通過。當然我和劉大傑是有爭論的，但是這是為的教學，不是為的意氣，所以並沒有影響私人的關係。一次失敗，第二年再提出，再失敗。文學史的寫定，其實只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但是已經取得了公眾的認可，一時不能打破，我有些灰心了。偶然和中文系黨支部副書記蔡傳廉談起，傳廉是我教過的學生，他支持我並且鼓勵我：「二次失敗沒關係，還可以再提。」
很好，我決心再提。這次準備更充分了。我把中國文學史的段落割清，並且每章列出標題，提出按時推進的要求，避免重複，避免煩冗。在討論中，經過一定的修改，竟然通過了，作為以後進行教學時的綱領。這一次劉大傑也在座，在擺事實講道理的過程中，大家沒有傷了和氣。
古典文學組的成員還有王欣夫、蔣天樞兩位，這兩位是主張乾嘉學派的。王先生是蘇州人，在目錄學方面有特長。所見的版本書比較多，也能指出其中的長短。天樞對於古書的研讀雖然不免有些固執，但是他所固執的往往有獨到之處，這樣的固執有時也的確可取。所以這兩位在系裡是不可沒有的力量。倘使得到很好的配合，對於綜合性大學的中文系是有貢獻的。
古典文學組的趙景深先生是有一段很長的歷史的。他出生在二十世紀初年，這時僅僅五十齣外，已經有過很多的經歷，曾經翻譯過外國詩歌，遭到魯迅的指責，不過在二十世紀前三十年，受到魯迅指責的人很多，經過指責而改進，依然不失為學者。趙先生的特長是古典戲劇，手中掌握的這類的舊籍，大小不等，大約在一萬冊左右，所以在這方面是有特長的。
還有一位趙宋慶先生，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第一期畢業生，現在是副教授。這位趙先生的博學是全系所沒有的。真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醫卜星相，中外古今，無所不知，然而是一屋的古錢，散漫滿地，沒有找到一根串索，因此不能成為行列。這位先生的生活作風也是夠特別的。剪髮是每年一次。一件夾袍，從8月上身，直到第二年的5月，又沒有罩衫，因此油光水滑，幾於可以照人，不過是灰黑色的，照來也不十分清楚。他的床鋪也特別，把床架扔了，一副床板，用四塊磚墊著，這樣他便於抽書閱讀，隨讀隨扔，書籍夾滿了菸灰，一讀起來也是一片茫然。不過這位趙先生胸中是涇渭分明的，為人處世，一些也不苟且，對人厚道，輕易不下褒貶，也輕易不和人接近。趙先生上課可特別了，聲音很低很輕，在第三、四排的學生已經很難聽到一些脈絡，坐在後面的學生，只能睜大眼睛看看他那向不浣濯的道袍了。一般人有時稱他為茅山道士。
除了以上幾位以外，還有二劉，彥青和季高。一位是泰州人，一位和趙宋慶一樣是鎮江人。二劉是從大同大學調來的，不久以後，彥青調復旦附中，現在退休了。季高調交大附中，再調復旦，以後又調安徽大學，再回復旦大學。
現代組的鮑正鵠是真正精明強幹的。他讀過無錫國專、戲劇學校和復旦大學，是在陳子展當系主任的時候畢業的。奇怪的是鮑正鵠衣冠楚楚，偏偏能和不修邊幅的趙宋慶接近。
語言組教授有吳文祺、張世祿、樂嗣炳、鄭權中。吳、張兩位是浙派，都是十分精明的人，在古代音韻方面，都有一定成就。鄭權中是老資格了，他的工力偏在訓詁方面，對於《爾雅》《方言》比較熟悉。
中文系也有兩位女教授，一位是方令孺，桐城人，一位是胡文淑，安慶人。胡文淑家是安慶著名的大醬園莊，產品推銷到新加坡、菲律賓一帶，有國際聲望。方家是桐城大族，方令孺是安慶陳翰林的媳婦，本人又出過國，喝過洋水，氣魄也就大一些。方教授是五四運動時期成長的，那時成名的女作家文字流暢，意境清遠是共同的，方教授也屬於這一派。在復旦的資格是老的。胡副教授的為人處世，氣魄是闊大的，寫作的能力也不弱。
在講師、助教之中，不少的人正在培養之中，他們也逐步地顯出自己的才能。我在以後還會提出。
大約是在1955年前後，民主黨派有一次交心運動，交心就把心交給共產黨，表示全心全意竭誠合作，民主黨派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接受領導，以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為目標的。這次交心運動中，從外灘排起，列了長隊，一直到延安東路共產黨市委會。交心的過程，經常是由兩個人領隊，抬著一張大紙板，中間寫一個十分巨大的心字，有的是畫個心臟，也還十分得體，有的把心臟塗得鮮紅，這符合實際，但是有的卻畫得更精彩了，一道一道的花紋，一種一種的顏色，把心畫得光怪陸離，似心非心，這就未免過分重視形式，反而不像是忠誠老實的心了。
此後又有反胡風運動。胡風是個作家，他的文字佶屈聱牙。解放之初，我也曾經讀過他的論文學作品的文章，感到無法看懂，也只能擱置了。
蓮舫在1952年來過復旦，1953、1954年都來過。1955年以後，我們決定在復旦安家了，住在第四宿舍，最初是A區6號，以後是D區36號樓下。
1954年夏間，我到過南京，那時清於在南京軍區總醫院工作，我去是為了檢查身體。那年長江下游大水，醫院裡到處都是水，院子裡搭上了跳板。
檢查以後，我回到泰興，從天星橋進城，一路都得踹水，南門新宅初建的時候，我看到右鄰茅家牆上舊時大水留下的水漬，因此吸取了教訓，把地基墊得比那道水漬高上五寸。因此新宅本身幸而免去了水淹，但是門外的道路和宅北的田地完全變成了水網。乍一看，新宅竟似一葉扁舟浮蕩在湖泊之上。
泰興是一個濱江的小縣，倘使僅僅是長江發生大水，其實還不至於發生水災，因為靠江近，上游的水來了，很快就會沿著江溜，沖入大海。可是倘使江水大至的時候，恰恰遇到大潮，問題就嚴重了，因為潮勢頂住，江水沒有去路，勢必造成水災。就是這樣，只要淮水不從大運河和鹽運河灌下來，水災還不至於十分嚴重。1954年的大水，是三方並漲，江水下來了，高潮把江水頂住，已經沒有辦法了，而高郵、興化、鹽城、泰縣的水又不斷南下，這時泰興城就成為湖底了。
這一年泰興的大水，固然是天災，但是有一半是出於人為。由於確保興化、海安一帶的糧倉，這才堵塞高郵東流的堤壩，讓大水向南橫流入江，泰縣、泰興大水橫流，這是水災主要的原因。這一點泰興人是認識到的，但是也認識到確保糧倉的重要意義，兩泰區域的人民，沒有一句怨言。
水退以後，路出現了，路邊的低田裡，尺把長的大魚幾於俯拾即是，這也是從來沒有的。這一年，蓮舫還是在上海、泰興之間常川往來，直到1955年這才定居上海。邦薇四歲，也一同來了。君邁在泰興讀高級中學，一時還沒有來。在我們決定遷出的時候，把宅後的三畝地和南門大街的六間房屋全部獻給地方。我們已經遷出了。新宅的二十五間房屋，除了保留堂屋五間，灶屋三間，安置書籍家具以外，其餘的由泰興糧食公司承租。糧食公司遷出以後，轉租泰興報社，及至報社停業，由地方幹部住進。
在1954年到1957年之間，三個女兒的婚事都有了定局。惠如和蘇北地方法院的學習法官泰縣汪彝鼎訂婚，在1954年之前，儀式都還隆重。訂婚以後，她到揚州梅花嶺小學教書，以後轉到南京，那時彝鼎任南京地方法院法官，因此在南京結婚了。長女清於在朝鮮戰爭中，評為三等功，事後仍回南京軍區總醫院任職。她和總院外科醫師安徽含山人金崇厚訂婚以後，不久也結婚了。幼女瑞允尚小，在南京幼兒師範畢業以後，在南京上新河幼兒院任教，不久也和上海交通大學學生楊春元訂婚，訂婚的儀式在復旦大學宿舍，雖然很簡單，但是很親切。
1956年春節之前，因為清於臨產，蓮舫到南京去照應，這一次又是孿生女嬰，取名邦荃、邦萱。和邦蔚、邦薇，我家到這時已經有四個孫女了，都是女嬰，特別得到蓮舫的寵愛，我也喜歡她們。
此時我家從四舍遷到二舍27號，房間寬大一些，宅前還有一方空地，可以種花木。那時二舍住家不多，比較安靜，右鄰崔明奇先生，數學系教授，這位先生特別愛栽花木，每遇一家遷來的新戶，照例奉送花木兩株，幾年一過，把第二宿舍搞成了一所別致的花園。三四月間，看花的人絡繹不絕。崔先生去世以後，二舍住戶更多，但是花木卻少了。
1955年暑假前後，郭紹虞病了，到太湖療養院休養，學校指定劉大傑代理系主任職務。大傑一見我，就說：「郭先生去休養了，系裡的事大家共同擔負，希望多多幫助。」我和大傑的關係雖然不深，但是相信他是一位可以共事的人，頭腦清楚，能接受不同意見，因此也樂於共事。
一天我在課後到辦公室，大傑一見把我拉到他的房間裡，他說：「朱先生，你看怎樣辦？」
三年級學生洪某某一篇討論《詩經》的論文，送給指導教師蔣天樞，蔣先生看到文章很不中意，因此提起朱筆，把一篇文章塗抹得全無是處。洪某某不服，把塗抹過的論文和蔣天樞的批語一齊送到辦公室，請求解決。
大傑問我怎麼辦？
我說：「這事不難，但是不能由教研組討論，一討論就僵了。乾嘉學派是推崇《毛傳》《鄭箋》和朱熹《詩集傳》的，你、我和陳子展是相信三家詩的。把相信三家詩的論文交乾嘉學派，大筆塗抹原在意中。不過你、我都在教課，和天樞常見面，我看不如讓洪某某重新謄過，送給陳子展評閱。子展不開課，指導一篇論文，不會拒絕。這樣做，洪某某的問題解決了，子展和天樞平素不見面，也不會發生問題。你看怎樣？」
劉大傑接受這個意見，這個滿手荊棘的問題沒有損害一個人。
那時每年除夕，學校舉行聚餐。1955年歲暮，聚集在第三宿舍的大飯廳，各歸各系，郭紹虞也到了，正在談著在無錫療養的經過，同人也為他的健康恢復而高興。這時各單位的負責人開始祝酒，校長、黨委書記、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教務處、總務處，都在祝酒，眼看要輪到中文系了。劉大傑拚命推郭紹虞登台祝酒，大家總覺得紹虞初回，立即要他離座祝酒，未免有些過急，但是大傑還是拚命推，紹虞也就不再客氣了，直接登台致祝詞。
1956年6月初，蓮舫因為暑假已經不遠，惦念君邁，帶著邦薇回去了。她去的時候，約好學期結束，同在泰興見面。經過考試，買好船票，我準備回家了，上午十時劉大傑到二舍來了，約我同到郭家吃中飯。
「啊呀，船票買好了，下午就要上船，郭先生家的中飯，請代為謝謝吧。」我說。
大傑問：「什麼時候開船？」
我說：「這倒是在夜間，不過早些上船好一些。」
「那更不用著急了，我們去吧，和郭先生談談。」
這樣大傑和我同到郭家，紹虞住在一舍15號，相去不遠，幾分鐘內就到。那天的午餐很不錯，郭先生蘇州人，一切都很精緻，餐具就不同，一式的江西細瓷，捧到手裡就是一件藝術品，和泰興人的粗疏狂野完全兩樣。品過陽羨細茶以後，然後用酒，三人淺斟細酌。
紹虞說：「劉先生就要在這幾天去北京開會了。」
「是吧？」我說。
「就是要去，」大傑說，「教育部要開會討論大學課程設置的事。討論的事多呢，可能要兩個月。正為著這件事和郭先生商議。」
「是呀，系裡的事多，劉先生又不能不去。我們正在討論文學教研組應當怎樣安排。」
大傑接著說：「我和郭先生考慮，請朱先生暫行代理文學教研組的工作，時間並不長，多則三個月。中間隔著一個暑假，其實不過一個多月。」
紹虞說：「一個多月，尤其是開學之初，事情並不多。」
他們兩位一再指出名為兩三個月，其實只有一個月多一點，何況開學工作，已經有了布置。
我說：「話雖如此，可是船票已買，下午就得上船。請你們兩位另行考慮吧。」
大傑說：「上船還是上船。教研組的事不多，郭先生和我先行布置著。」
當天下午，我上了船。第二天到達，好在蓮舫先行到家，整理就緒，安心過了一個暑假。秋後我們帶同邦薇仍回復旦第二宿舍。
劉大傑久已去北京了，學校正在準備開學，由陳望道校長召集各系主任和教研組主任開會討論秋天開學布置，我是以中文系文學教研組主任的名義被召的。我已經上了虎背，要下也無從下了。會上，陳校長宣布了秋天的開學方案。散會的時候，說明由各系主任當晚召集教研組主任商定匯報。
那時中文系語言教研組主任已經改由吳文祺擔任了。我和吳文祺在下午七時同到郭家，好在我們住得很近，我在二舍，吳文祺就在一舍，用不到幾步就到了。
郭紹虞把中文系開學方案擬好了，正要我們共同商量。
我發現這個方案和學校的方案不同。學校方案指明各教研組所設課程由教研組主任負責安排，郭先生的方案是由系主任負責安排。我和吳文祺一商量，只能把這一點向郭先生提出。
紹虞沒想到我們會把這一點向他提出，他很圓通，當即說：「那麼完全按照學校的規定改過。」
大傑脫身了，方案改定了，但是整個系的工作依然和前些時一樣，一點沒有改進，學生依然在系辦公室的樓上下，東跑到西，西跑到東，找不到一位系負責人。我的論斷是抓得緊做得松。
一位中年教師慨然地說：「這樣下去，中文系的學生，不鬧成全體遊行，喊叫大民主，那才有鬼呢。」
劉大傑從北京回來以後，因為腸癌，動過手術，躺在華山醫院裡。這個代理三個月的期限，再不能提出了。得空的時候，我還到華山醫院進行探視，但是沒有談到，也不應當談到文學教研組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