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自傳 · 第十二章 六年流轉（1946～1952）
從1946年秋直到1952年秋，六年之中，我一直在流轉，換了六個學校，中央大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無錫第二中學、江南大學、齊魯大學、滬江大學。古詩說：「流轉無恆處，誰知吾苦艱。」辛苦是辛苦了，但是大局的不斷流轉，我自己的不斷流轉，反映了時代面貌，一點也不稀奇了。六年之中，大約也可分為兩期，1949年以前是一個時期，那時全國正在大混亂之中；之後到1952年是又一個時期，那時還沒有足夠的時間穩定下來。
1946年秋天回到南京以後，應璜、恆業都各自去了，我同君遂、秀若、惠如、承德都住到中央大學文昌橋宿舍。清於在丁家橋，相去不遠，有時也來看看我們。宿舍很大，有東、南、北三排大樓，西邊是食堂。我們住的是樓下三間，還沒有隔開，因此特別軒敞，就是朝西，有時不免有些西曬，那是管不得了。宿舍很大，各系的人都有，中文系有孫雨廷、楊晦、喬大壯，因為房子大，人雜，來往倒不多。
到了宿舍，住定下來，第一件事就是忙孩子們升學的事。經過不少周折，最後確定下來，惠如考上江寧師範，承德考上市立師範，這算是高中程度的學校。秀若考上市立師範的特科，這算是高中畢業戴上一頂帽子，學校老師們說是高等學校，其實和一般師範沒有什麼不同。只有君遂沒有著落，他是到南京找工作的，那時我的老同學鄭權伯、蔡蔭甫都在南京，總想找一處托足。不幸的是正值蔣政權裁員時期，因此更難得到棲身之所。裁員本來是個騙局，大官照樣可以添人，小官也不妨哀求，苦的是權伯、蔭甫都是中官，既不能添人，也不便哀求，因此竟是無能為力。
南京方面，多少有些頭緒，開學還早，因此我單身回到泰興，度過一段時期。大哥沒有問題了，孩子們有了工作，因此我們兄弟之間的關係轉入正常。霽澄一向和我談不來，主要是由於經濟方面有距離，經過八年抗戰，他的境況逐步蕭條，因此我們找到了共同語言。朋友們，迺寬在南京有一份工作，也見過，漸逵、健東都看到，唯有澹若卻病著，到了這年冬天就不起了。
離家八九年了，上次在家三五天，太侷促了，所以這一次飽飽地看了家庭的情況。瑞允小學畢業以後，考上初中，在她考完回來的時候，我看她很自在，大約是考取有望了，但是我很擔心，因為一切順利對於十二三歲的孩子反而有害。家務工作結束後，我和蓮舫多半是相對無言，沉浸在兩人的相互關心裡，但是沒有語言的囉唆。在人和人的關係中，語言最能傳達心靈的關切，但是在心靈互相關切的時候，語言反而是一種贅疣，沒有語言更覺得關切的親密無間。
回到南京，惠如已經住到學校去了，秀若、承德因為南京師範沒有宿舍，還住在文昌橋，君遂還在打聽工作。我有時去看迺寬，大家談談家鄉的情況。
這時山東大學校長趙太侔來了，他和伍叔儻同學，托叔儻推薦一位中文系主任。伍叔儻照例把我推薦出去。我自己估計應付複雜的人事關係實在非我所長，但是對於中文系的前途，不是沒有一些理想的，何況山東大學有一定的學術基礎，還是事有可為的。復員的時候，譚戒甫從湖南大學來信，說是他調文學院院長，希望我去接替他的中文系主任。當時我知道湖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六十以上的四人，七十以上的二人。湖南本來以革新、保守各走極端出名，人到六十、七十以上，大約是保守的居多，要我去擔當系主任，看來我是幹不了的，因此沒有同意。現在情況不同了，何況是伍叔儻的推薦，看來只有準備出一次遠門。
趙太侔和我說起，王先生也同去。不久以後，山東大學的聘書來了。我約李雁晴、徐中玉同去，同時又約了中大中文系的一位畢業生作為助教。王先生是上次從樂山同船到重慶的，他說，趙太侔約他去當教務長，我想這樣也好，工作方面有一些照應。
事情都商量定了，我有一些安排，行期也定了，可是一天晚上我突然發高燒，眼看三兩天內是走不得了。那時王先生住在丁家橋，我派孩子送信，說明我的健康情況，一時無法動身。過些時，王先生的回信來了，大意是說趙校長的知遇之恩不可辜負，希望我仍如期前往。
可能我的看法不很正確，而且做人的標準也很落後，因此我感到非常激動。我覺得到山東大學去是為了共同的事業，不是做官，因此談不上什麼知遇之恩。至於王先生，他既然是教務長，聽到我發高燒，他應當來看我，不是寫一張不冷不熱的便條可以交賬的。和這樣的教務長共事，系主任是無法搞的。因此我把聘書、路費一齊退還山東大學，決定不去了。趙太侔倒還好，把系主任的聘書寄回來，作為紀念。以後山東大學還給我保留了這個名義，不過我始終沒有去。1947年夏天，太侔和我在南京見過面，他說王先生並沒有當什麼教務長，原來這是他自己封的，沒有什麼根據。大學之大，無所不有。我真是少見多怪了。
秀若考學校時，曾經投考無錫教育學院。那時馮振心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擔任校務主任，我托他照料。雖然沒有考取，但是振心的照料是異常周到的。事後他來了一封信，希望我去無錫兼課，又說這所學校是唐蔚芝老師辦的，應當共同維持，不能讓它中途停頓。道理是正確的，作為學生，我受老師知遇比振心更早，當然談不到推卻，但是能不能兼課，必須徵求伍叔儻的同意。
伍叔儻很坦率地說：「大學教授按原則是不能兼課的，但是現在工資是固定的，物價卻在不斷上漲，要不兼課也辦不到。我自己是在外地兼課的，只要不在南京，我一切不過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就接受了振心的提議，每兩星期去無錫一次，雖然忙一些，問題不大，好在這時的大學教授，為生活所迫，都已經不像教授了。每星期除教課以外，沒有研究任務，一般人也不搞，所考慮的只是在物價飛漲中維持自己一家艱苦的存在。
從南京到無錫，每天火車是準點的，票價也便宜，因為一般物價儘管不斷飛騰，但是車、船、郵電要漲價必須由局到部，逐步申請，手續很不簡單，因此顯然遠遠落在一般物價之後。我從南京到無錫，一般都是坐二等車——現在稱為軟席——主要是借坐車的三小時，作為備課之用。
但是君遂在南京找職業的希望有如泡影。一天他和我說：「父親，妹妹們上學的事已經就緒了，我的事情依然落空，是不是我也能到無錫國專上學？」
我看到這孩子已經認識到讀書的必要，但是我還想考驗他的志願是不是堅定，因此我說：「可以的。那是一座私立學校，補考也不難，但是首先你得經我考試一下。考及格了，你去買火車票，明天我們一同去無錫。」
「怎樣考法呢？」
「拿一張一千二百字的稿紙來，給我抄《大公報》社論。要注意，不能錯一字，不能多一字，也不能少一字。」
君遂欣然地說：「這不難。」
他揀了稿紙，埋頭抄寫。
我在檢點第二天帶去無錫的雜物。驀然間回頭一看，君遂正在那裡挖補呢。我連忙說：「這不行。挖補是不容許的。」
君遂茫然地說：「那怎麼辦呢？我不去無錫了。」
我說：「也好。去不去是你自己的事，我不勉強你。」
僵持了不足半小時，我還在檢點雜物，君遂悶著。
君遂這時又問起：「我能不能重寫？」
「當然可以，」我說，「第二張寫錯了，還可以寫第三張、第四張。總之要一張隻字不錯的抄本。」
君遂的第二張錯了，重寫第三張，這一次通過了。
我隨即給錢，讓他買了兩張車票，第二天同到無錫。給振心說清楚，通過考試，正式入學。父子二人同處一室。我本來是約定每兩周去無錫一次的，因為君遂去了，我不放心，改為每周一次。這樣就成為每周三天在寧，三天在錫。準備功課多半在車廂里。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是1921年辦起來的，那時唐蔚芝老師的目力已經十分衰退了，因此交卸了上海交通大學校長的職務，在無錫學宮左側辦起了這個學校。唐老師對於八家古文，繼承了張裕釗、吳汝綸的傳統，是有獨到成就的，辦學以後吸收了當時的一些名士，因此無錫國專確有一些聲譽，但是主要的任務還是落在南洋公學的學生，如陳柱尊、馮振心身上，後來也吸收了一些國專的校友。抗戰時期，這個學校一度內遷到廣西，直到抗戰結束為止，彼時唐老師已經先回上海了。
抗戰結束，唐老師準備把無錫國專恢復起來，首先在上海辦了上海分校，以後又恢復了無錫本校。這樣一來，這個學校便有了錫校和滬校兩部分。四十年代後期正是派系活動亢進異常的時期，滬校因為是直接秉承唐老師的，準備隨時併吞錫校。上海派來的王蘧常經過振心的介紹，和我打過招呼。好在從國專兩校的關係看來，我是外人，因此樂得不管閒事，內心也不是完全沒有涇渭的，這次王蘧常來錫接管的使命，究竟沒有完成。
但是無錫本部也不是沒有派系之爭的。馮振心、歐陽先生、梁某和會計陳某是一系，這是桂系。總務主任蔣石渠、蔣庭榮、蔣子敬是一系，這是常州系。就是學生中也顯然看到廣西和常州兩幫，一切都以封建地區關係聯繫在一處。我是應振心的邀請而來的，因此在常州系的眼中，仿佛我也成為桂系了。
還有第三者，這是泰興的丁書堂，他和蔣石渠一樣，是國專第一批畢業生，現任圖書館主任。因為國專的泰興學生不少，又吸收了若干蘇北學生，所以穩穩地成為第三勢力。丁書堂的計劃是把我捧出來，在廣西派、常州派之外，成立一個派系。因此我對他是親而遠之，親他那鄉音無改的一面，遠他那合縱連橫的一面。
事實上，我對於什麼是國學就不感覺興趣。文學是文學，哲學是哲學，民俗學是民俗學，語言學是語言學，既然沒有日本學、朝鮮學、英吉利學、法蘭西學，哪來什麼中國的國學呢？我是教過「國學論著」的，現在又在「國學專修學校」教書，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是在舊社會裡還是為的吃飯，並不等於說我承認有所謂「國學」。那麼我為什麼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呢？最初是因為我托馮振心招呼秀若投考，我不能拒絕，現在是因為照應君遂讀書，我不能脫離，當時我的想法是君遂畢業以後，立即離開國專，不去為這個不能滿意的「國學」浪費自己的歲月。
在談國專內部派系鬥爭的時候，也許可以把1948年初的一幕提前說一下吧。馮振心感到蔣石渠壓迫太過。他和我說：「東潤兄，我身體不好，是油干燈盡的時候了，我想把校務主任放下來，是不是可以請你幫幫忙？」
振心是以教務主任兼任校務主任的，因此我說：「這個學校我看事情不複雜，是不是你自己努力一下？接的人不容易，哪裡去找教務主任呢？」
「教務主任由歐陽先生擔負就是了。」振心說。
這一來我看清楚振心的計劃是把實權抓在桂系手裡，由我擔任校務主任，去當常州系蔣石渠的第一炮。這才是何苦呢？
可是無錫國專還在那裡發展。無論內部怎樣人手不齊，鬥爭不息，學生還是源源而來。這個學校也確實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學店，有三年制的，五年制的，這是專門學校；也有兩年制的，是附屬的文書科。有春季始業的，也有秋季始業的，可算是來者不拒。開課以選修為主，所以各班人數不齊，程度不齊，經常有二三百學生，單憑他們所交的學費應付一切開支。
學生從哪裡來？為什麼有這許多人注意到所謂「國學」？其實是為了躲避兵役。抗戰勝利以後，中國可以從此安定了吧？然而不是的。中國的大屠殺正在開始。抗戰後期，大量的美式配備和美軍人員，沒日沒夜地從國外輸入，但是都沒有動，這些不是為了抗日戰爭，而是為了反共戰爭用的。國民黨和共產黨軍隊的關係，當時有兩句有名的語言，稱為「停停打打停停打，打打停停打打停」。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當然是「談談打打談談打，打打談談打打談」了。
這樣的關係，從抗戰後期一直拖到抗戰勝利以後，和談是外殼，備戰是內容。共產黨方面，是發動全民戰爭。國民黨雖然沒有這個號召能力，地主還鄉團是有的，而且也確實有相當的戰鬥力，但是地主永遠是少數，因此國民黨在抗日戰爭勝利、日本反動軍閥投降以後，反而毫無顧忌地大拉壯丁。拉的方法也是愈出愈奇，有時竟是深更半夜伏在溝坎里等候，偶然有麻木無知的人走過，他們從溝坎里跳出來，三個對付一個，這個壯丁到手了，嘴巴里塞上一塊手帕，送到上級機關交差。有時等候了大半夜，竟沒有行人經過，那也不妨，他們在四更天的時候衝到村莊敲門，只要有一個男人開門，保證也會把他送到招兵機關，去給蔣介石賣命。
事情的發展到了一經天黑，村上的男人都躲到高粱田裡過夜。夏天的中夜露水下來倒也涼滋滋的。朦朧一憩，天大亮了，大家見面相慶，又過了恐慌的一夜。為了躲避拉夫，不知有多少人經歷了這樣的辛苦。
但是也有一條出路，只要能證明你是大專學校學生，拉夫的人照例是不能拉的，那時國立大學的錄取是要經過千艱百難的，可是私立學校卻可以大開方便之門。所以無錫國專這樣的學校，無論它的成就如何，始終不愁沒有學生。每學期繳了六百斤大米的學費，這一學期就算進了保險柜，用不到去替蔣介石賣命了。
國專這座學校走上了這樣的一條路，可是每周我在無錫的日期只有三天，其餘就要到南京去。文昌橋宿舍里還有秀若和承德，星期天惠如是要來的，有時清於也來，不過醫學院功課重，來的次數不多。
一個星期三下午，我剛從下關匆匆趕到宿舍，孩子還沒有回家，蔣介石的一位尉級軍官到了，他一進門，一隻腳踏著板凳，掏出一支紙菸，劃火柴燃上了，給我一頓埋怨：
「我找你好多次了，都沒碰到，怎麼搞的？總算今天給找到了。」
我對於這位不速之客感到非常茫然，只好說：「我去無錫三天，今天剛剛回來。對不起得很。有什麼貴幹？」
軍官噴了一口煙，把手一揚，他說：「不談這些。替我寫一篇文章。」
我苦苦告哀地說：「我三天在南京，三天在無錫，兩邊教書，還要備課，坐在車廂里都在忙，哪有時間寫？」
「不管這些，文章總得要寫的。」
軍官的臉色很深沉，看來這次的差使是逃不了的，我也清楚光棍不吃眼前虧，和這批朋友是沒有理講的。我說：「那麼寫什麼呢？」
軍官也很茫然，但是他還得保持他的尊嚴：「你寫就是了，不管寫什麼。」
看來是無法商量，商量也沒有用處。那時我的那本《張居正大傳》剛出版，在社會上也有一些好評，因此，我說：「就寫一篇《我為什麼寫張居正大傳》行嗎？」
「可以，後天來取件。」
這樣我就打發了這位不速之客，看來他也只是奉命而來，他進門來那一股虎勢正是他受到客觀形勢逼迫的結果。
在無錫的時候，我也遇到一位不速之客，不過這次是件高興的事。夜晚十點鐘，我正在和君遂討論當天的功課，蓮舫來了，還帶來君邁。君邁只有九歲，又沒有出過門，因此非常狼狽，只有想法讓他休息一下。好在我同君遂前後房，不難安排。休息一天，我們遊覽了無錫的名勝，以後又同往南京。這一次在南京，因為孩子多，做媽媽的，總得一個一個地看過來，所以住的時候多些，君邁比在無錫活潑多了。待到蓮舫回去的時候，他總是不想走。也難怪，泰興地方太小，因此一到都市，總會把他吸引住了。這一年之中，我在無錫、南京的路上，跑的次數多，對於中大的情況，有些模糊了。在中大，有時還要跑。那時有部分學生在三牌樓，我也得去上課。從三牌樓到丁家橋有學校的交通車，這是準備上課教師坐的，抬頭一看，全部坐滿了學生，我想擠進去也沒有意思，因此還是走，生活正在給人以吃苦耐勞的鍛煉。
教師們是在受著鍛煉，其實在紙幣崩潰、物價飛騰的時候，受鍛煉的人正多著。還有一些人簡直是我們想不到的。
文昌橋的西邊，住著一位蔣政權的高級軍官，人手不多，主人是國防部作戰局局長，陸軍中將。按規定，他有兩位勤務員，一位在家打雜，還有一位在外兜賣茶葉蛋，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誰能相信一位陸軍中將竟是這樣的生活，但這是事實，他住的地方離我們不遠，可能孩子們還買過中將府上的茶葉蛋呢。
這時候，各方面正在大鬧派性。國民黨在號召著「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其實正如批評家說的：「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千奇百怪，是當時蔣政權的一個特徵。
我在無錫國專，因為地方小，人少，情形了解得比較全面。中大方面就不同了。中大校長又換人了。這時來的是吳有訓。吳有訓是學理科的，人不壞，當時所以考慮到他，主要因為他是南京高等師範、東南大學的校友，曾經長期在北方工作。當時中大教授，主要分為兩派：南高、東大、中大一派，北大、清華一派。吳有訓一來，期望他能把各派教授團結起來，但是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要團結，必須有爭取團結的崇高理想。國民黨黨內不知道分成多少派，多少系，除了為狗食盆不斷爭吵打架以外，有什麼理想？蔣政權辦不到的事情，吳有訓憑什麼辦得到？這是一點。在重慶的時候，儘管號稱中央大學，清華、北大這個系統和南高、東大、中大這個系統，但是大家都不是地里生、地里長的。清華、北大派靠了蔣政權，人數雖不夠多，南高、東大、中大派總還要讓他們一些。一邊靠政權，一邊靠人數，總還算是勢均力敵。現在到了南京，情況轉變了，但是蔣政權卻沒有看到這一點。南京是南高、東大、中大的搖籃。只要接觸到南京的土地，這一派就會產生無窮無盡的力量，不但北大、清華派立即相形見絀，而且吳有訓也完全失去了任何調和的能力。他在這個土地的氣氛中，忘卻自己的任務，也無法執行任務。
從中文系的方面看，情況也逐步顯出對於伍叔儻不利。
中文系教師原來是來自兩個不同的系，舊中文系和國文系。舊中文系人數較少，力量不足，但是自從汪辟疆交卸了主任以後，團結在胡教授周圍，人數少一些，但是更精煉，更堅決，抱做一團，成為風吹不到，雨打不散的一個堅強堡壘。到南京以後，加上了殷教授、龔教授兩位，那就成為戰鬥集體。殷教授是笑面虎，贏得各方面的好感，時時準備奮身撲擊。龔教授更是一位政治活動家，從中國到日本，從流氓到浪人，沒有他不能徘徊的餘地，沒有他不能接觸的人物。胡教授得到他們的支持，在中央大學到了南京以後，完全取得了猛虎在山的形勢。
國文系教師，除了個別的本校畢業生以外，是來自各方各系的。遠在重慶的時候，伍叔儻對於教師的布置，是儘量使每個人來自不同的系統，所以教師和系主任儘管有業務上的聯繫，但是教師和教師之間是沒有聯繫的，就是說，只有縱的聯繫，沒有橫的聯繫。孫中山領導國民黨的時候，從來沒有這樣的安排，但是蔣介石領導的時候，類似的安排便逐步地開展了。所以伍叔儻在系務工作中，儘管國文系的舊人沒有給他麻煩，可是在他進行鬥爭的時候，也很少有人給他支持。到了南京以後，各人有自己的努力方向，也很少過問伍叔儻的鬥爭，他事前是理解這一點的。在舊國文系，他不是完全沒有依靠，他依靠的是抗戰以前和抗戰初期的中大畢業生，他們時不時傳給他一些消息，也產生了一定作用。問題在於這些人既是伍叔儻的學生，也是胡教授的學生。特別在伍叔儻倒台的前後，他們把對於伍叔儻的殷勤，轉為對於胡教授的殷勤，這時真做到軒豁畢露的境地。伍叔儻的培養到這時已經是果實纍纍，而這個果實，正在那裡由著伍叔儻自己咀嚼。
從立場看，伍叔儻是一個國民黨後期產生的人物，不負責任，問題很多，是應當批判的。胡教授是學衡派，在學識方面有一些成就，在政治方面，也沒有問題，可是他左右的人問題就多了，且不能不給他一些影響。
1946年開學以後的一年，伍叔儻的工作，主要是摧毀自己的信譽。校務會議是應當由他出席的，他經常不參加，學生的作業他經常不看，甚至1947年招生的語文試題他也不知道扔到哪裡去了。對於摧毀自己，他做得愈多，吳有訓的埋怨愈深，胡教授和他手下的努力也愈積極，最後的結果是解除伍叔儻的職務，由胡教授繼任。
這個結果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舊國文系的教師從重慶以來相處五年，雖然對於伍叔儻的下台，並不感到意外，但是相處五年究竟不能沒有一些惜別的感情，因此，大家置酒話別，在舊社會這原是人之常情。伍叔儻的那幾位得意門生，在樹倒猢猻散的時候，看到這是最後一次機會，連忙走到胡教授那裡告密，不但參加話別的人有了記錄，而且每個人說話的神態都被作了縝密的匯報。
對沒有擔任過大學教師這項工作的人，可能對大學教師有各式各樣的幻想。我是在這一群人當中經歷過一番的，他們雖然形形色色，其實不是一個特殊的階級，他們正反映著他們所處的社會。他們不可能特別壞，也不可能特別好。總之這個社會各式各樣的人物，從最好的以至最壞的，形形色色，應有盡有。我們有了這樣的思想準備，那就什麼也不覺得意外了。
胡教授得到這個報告以後，立即對於參加話別的教師，除了告密者以外，全部解聘。這一年中大解聘的教師一共一十二名，在南京和上海的報紙上都有驚人的記載。
這次解聘，因為我在無錫還有一個立足之點，問題不大，但是也不是全無問題。秀若在市立師範特科畢業了，在挹江門外四所村小學教書，君道初中畢業後，考取中央大學附中高中一年級，都需要照顧，但這時我照顧不了了。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和法商學院約我在南京教書，但是不能把每周工作集中在三天以內，我無法到無錫照顧君遂，因此沒有接受。趙太侔也在南京，還是約我去山東大學，我因同樣的理由，沒有前去。對於子女，雖然我應該同樣重視，但是我總覺得主要還是應當注意到最大的孩子，大的可以做個好的榜樣，這個看法不是絕對的，但是不能不作這樣的努力。
我收拾行李，準備去無錫了，臨去的時候我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是去看吳有訓校長，見面時很客氣。
吳有訓說：「我沒想到朱先生還來看我喲。」
我說：「離開南京以前，我想還是看一下吳校長好。」
這樣我們閒聊了一些，隨後我說：「我1942年到中央大學，到今年整整五年了。中央大學學生是四年畢業的，四年之中，萬一實行退學處分，學校總得給個退學的理由。我在這五年之中做了一定的工作，今年給我解聘的處分，當然這是吳校長職權以內的事，我在一兩天內，也一定離校。希望吳校長給我一個解聘的理由。」
我的訪問完全出於吳有訓的預計以外，而我的要求，更不是他能想到的。事實上，當時的中文系教師人數雖在三十左右，但是我是一位比較負責任的教師，這是了解中文系情況的人共同知道的，因此這一問完全出於吳有訓的意外，他無法加以解答。一般人都知道，教師的去留完全由系主任作出決定，校長是無法左右的，但是聘書是由校長署名的，他也無法推卸責任。
吳有訓感到很為難，他沉吟了半晌，最後說：「理由是說不出的，但是事情由我完全負責。」
我和吳有訓的見面，說得坦白一些，是要他理解到作為大學校長，他負有一定的責任；他理解到這一點，我完全滿意。因此我再寒暄幾句，告別而去。這一年深秋，他到美國去了，回國以後，他沒有再到中央大學，大約他的所謂負責就指這一點。
還有一件事，就是和喬大壯教授的談話，我們都住在文昌橋東樓，我住底層，他住二樓，平時很少見面。見面的時候，他深深地一鞠躬，我也深深地一鞠躬，很客氣，但是也很漠然。這位喬先生寫一筆很好的董字，能畫，能作詩，尤其能填詞，詞以南宋的白石、夢窗為宗，不但講究平仄，而且講究到平上去入，陰陽開合，確實有些獨到的工夫。可是見面的時候，總是那麼深深地一鞠躬，很客氣但是也很漠然。
我已經準備離開中大了，一天晚上八九點鐘的時候，我們又遇到了，深深地一鞠躬以後，大壯和我說：「到二樓坐一下，談談，好不好？」我說：「好得很。」大壯和我慢慢走到二樓，單開間一個小房，壁上掛有三五十支大大小小的筆，一看便知道是一位書畫家的住所，陳設簡單樸素，但是井井有條。
他取來兩隻玻璃杯，注滿葡萄酒。待到傾過一杯以後，喬大壯的話匣子打開了。我們同事了兩三年，見面的次數雖然不多，總還在八九次以上。倘使把我們以前的交談加在一處，再乘三倍，大約只抵這一晚談話的一半。
我們談到中文系應當怎樣辦，談到中大的中文系，也談到伍叔儻的為人。好在我不久就離校，他是知道的，因此說話間用不到什麼顧忌。那一晚我們一直談到十一點鐘以後。臨去的時候，我們還是深深地一鞠躬。第三天他送來一副對聯，我到現在還珍藏著。
胡教授解聘了十二位教師，但是還留著伍叔儻，叔儻對人說：「為了有人可以留在系中，我帶頭留著。」話雖如此，他這樣地帶頭，也只留了一年，1948年還是解聘了。喬大壯在南京政界朋友不少，胡教授留了他，喬大壯退還聘書，胡教授還到文昌橋宿舍來挽留，不過這只是客套，雙方都明白的。1948年4月後，我在無錫接到喬大壯從台北寄來的一封信，他說他應台灣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壽裳之聘，在台灣大學教書；許壽裳被蔣介石派去的特務刺死以後，他代理系主任，但是對於事務工作很不熟習，希望我去台灣接替他的工作。我的覆信指出願意在他主持下擔任一份教學工作，至於系主任的工作，還是由他主持為是。這是我們中間唯一的一次通信。那年暑假，他從台北回到蘇州的寓所，不久以後，因為思想糾紛，在蘇州郊外投水而死。對於中國古典文學有這樣成就的人，終於以自殺結束自己的一生，這是非常可惜的。
我去無錫的時候，留在南京的是清於、秀若、惠如三個女孩和君道。臨行之前，我和君道同到四所村小學，看了一下秀若上課的情況。秀若讀書的成績是一般性的，但是在給孩子們上課的時候，卻是態度安詳，有條不紊，課堂秩序也很好。那年國慶，她到無錫來了，我很高興。我問她為什麼這時到無錫來，她說：
「四所村小學的校長岳德昭要在國慶期間在學校開什麼國民黨員大會，我不耐煩，所以到無錫來看看。」
那時的國民黨是連小學也不放過的，岳德昭大約是趁這個時候做一些宣傳鼓動的工作。秀若趁這幾天到無錫，恰是時候，因此我同君遂、秀若在惠山、錫山那一帶欣賞燦爛的秋容。對於秀若，蓮舫有些偏愛，我也有一些，我總覺得對女孩子應當多疼惜一些，特別是秀若，讀書方面雖然受到挫折，但是頭腦清楚，懂得怎樣做好工作。讀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做好工作，只要能夠做好工作，即使書本知識少一點，問題是不大的。
我的計劃是讓秀若在外邊工作三兩年，取得一些經驗，然後回到泰興。新宅雖然不太寬敞，但是把大廳和廂房連在一處，盡可以辦起一所女子初級中學。最初的時候，也許要由我擔負辦學的名義，以後就可以逐步轉移，由秀若主持學校，我在中文、外文方面教課，這一來我們就可以在私立學校的名義下，爭取一條生活道路，究竟比在公立學校慪氣強多了。這個計劃我和蓮舫談過，取得她的同意，我們確定了我們的航向。
但是我自1929年以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是在搞學術工作的。為了學術工作，我可以千辛萬苦，走到四川；我可以和親人隔離，動輒十年八年，現在可以不管了吧，當然不可以。一個人認定自己工作的大方向以後，正如前人所說的應當「為此而生，為此而死」。現在當然不能把這個終身事業放棄了，但是留在中央大學或是無錫國專，就能把學術工作搞好嗎？當然辦不到。武漢大學還是有一些書的，即使內遷以後，到了樂山，還有書可讀，那時已經有人開始把持公用書籍，但是由於武大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努力，把持書籍的風氣終於及時中斷，沒有發展到大家無書可讀的地步。中央大學的這個風氣已經很嚴重了，沙坪壩的圖書館幾於無人問津，柏溪還好一些，不過也還不夠。至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那就很可憐了，小小的一間屋，能有幾架書呢？何況其中一大半是些宋元理學、桐城文集，派不出多大用場。唐老師辦學的時候，失明已經有年了，柱尊、振心等在這方面未及做出什麼成績。所以留在學校里，無論是中大或國專，實際上已經談不到學術工作。
在蓮舫的支持下，我在武昌買了一些必要的書籍。抗戰以前每年暑假和寒假，我至少要到上海一次，買一些必要的書籍，一大半留在泰興，一小半帶在身邊。這是抗戰初期我留在武漢的三大箱書籍的由來。恰巧戴凝之在復員以後，托人把書帶到無錫，加上家中原有的書籍，看來不會比在中央大學能接觸到的書差多少，所以只要存心讀書，還不至於無書可讀。在學術工作方面，我還是有些把握的。當然，要在泰興搞這項工作，可談的人是不多的，但是在外邊我能找誰呢？中大是有一些人才的，胡教授也不能不算一個，但是中大在重慶的時候，沙坪壩只是一個水陸碼頭，回到南京中大是一座演武廳，教師、學生時不時要耍一出全武行。無錫國專呢？除了振心以外，教書的人盡有，讀書的人就不多了。在這種情況之下，能說泰興沒有搞學術工作的機會嗎？
生活是一個大問題，但是依靠蓮舫的掌握，我們總是夠吃的，而且每年多少有一些盈餘能應付意外的需要。蓮舫是辛苦的，她照料一切。宅前宅後的樹枝，河坎下的蘆葦，是我們的燃料。河邊下著魚焐子，天冷以後，魚都躲到那裡，因此一冬我們有新鮮魚可吃。沿岸是蝦籠，晚間放下，清早有蝦可吃。特別是菜圃里的菜，一年到頭，我們用不到向外間人購買，偶爾還可以接濟親友，讓大家嘗到剛出土的芋艿，成筐的蠶豆。菜圃向北，是我們的高田，種的是高粱、小麥，有時還可以種蕎麥，因為肥料多，豆餅切碎了下去，每年都獲得高產，到收穫的時候，大家都高高興興，慶祝這個季節的勝利。
1947年的寒假，是一個愉快的寒假，但是不是沒有陰影的。春節以後，孩子們正在去南京的時候，我發現秀若有些氣喘，因此勸她暫時休息幾天，一邊請醫生診斷。醫生診斷的結果是傷寒，主張多休息，一邊進行治療。幾天以後，我得去無錫了，秀若要我們在房裡晚餐，她欣然地說：「大家在一處多熱鬧。」
第二天我去無錫了，我在不斷地擔心，但是由於自己缺乏醫學常識，無從提出主張，只是每天每天地掛念。蓮舫常來信，總是說孩子瘦了，瘦是必然的事，哪有生病的人會胖起來的呢？最後得到的來信，說是醫生的診斷是腸穿孔。恰好清於在南京也得到信息，她把藥物和進行注射的血漿從南京送到無錫。第二天清晨我乘船過江，待我趕到家中的時候，秀若已經在胡言譫語，氣息奄奄了。醫生在那裡，鄰居儲珀生、我的朋友耿迺寬也在，但是孩子的情況顯然令人束手無策。
夜深了，蓮舫在天井裡焚香默禱。那一晚月亮很暗淡，微微有一些風。
「人事已盡，只有靠天保佑了。」我想。
風吹過來，香棒棒一齊燃起，看來這是一個吉兆，然而病榻上的孩子依然沒有好轉。
第二天天明以後，我們最愛的孩子終於停止了呼吸。
這和君達的死同樣是沉重的打擊，但是君達死的時候只有十一歲，是一個好孩子，可是還在萌芽時期。秀若二十二歲了，懂事，而且前途無限，現在死了，這是一個沉重的、無可挽回的損失。
堂屋前面的兩株大樹，東邊是香櫞，西邊是丁香，這時都盛開著，一串一串的雪白茂密的花，更增加了慘澹的氣氛。
蓮舫的傷心是無可慰藉的，但是我們只能在痛苦之中互相慰藉，一天一天地過去。
秀若埋在蔡家巷君達的墓地旁邊，表事完畢以後，我還得趕回無錫，因為那裡我還有工作。我不但擔任了國專的教課，同時也在無錫市第二中學兼任了一班高中二年級的語文。
這次兼課是國專的一位同事介紹的，可能是因為二中缺人，也可能因為看到我的經濟太困難了，所以調劑一下。不過我心裡有把握，在中學兼課是不妨的，我本來沒有看輕中學教師的工作，但是工作以一學期為限，因為我還要為自己保留一些時間，進行一些必要的學習。
多年沒有教中學了，這樣的經驗很不易得，同時因為即使我曾教過十二年的中等學校，那是教外文，和中國語文是不同的。
我到那裡，好像是一個難得見到的稀有動物，學生們特別感興趣。儘管我在教課中，儘量地言歸正傳，可是我不能禁止他們發問啊。中國的古詩的來源是怎樣的？漢魏詩和唐詩有什麼不同？怎樣是古詩？怎樣是律詩？有哪些作家？為什麼唐詩和宋詩又不同？我們應當怎樣學？要怎樣努力？是不是也要讀外國詩？外國詩有些什麼成就？要怎樣學？怎樣學好？諸如此類的問題，每次課後都要問，問就問吧，我的學識水平很有限，我只能就我知道的答覆一些，但是我很清楚誰要是來接這一門課，一定不會感到是一份輕鬆愉快的工作。
那時我在南京的孩子，還有清於、惠如、君道。
清於來了一封信，說是惠如又病了，情況和秀若一樣。據中大醫學院的醫生說，要注射十瓶鏈黴素，當時這樣的藥物，還得從國外進口，每兩黃金可購十瓶。
說實話，我對於鏈黴素的作用是不那麼相信的，一兩黃金的來路也真不容易，但是我很明白，要是吝惜這兩黃金，不但惠如的生命要冒一次危險，同時也會挫折清於的感情。已經損失了一個孩子，我不能再損失一個孩子。
雖然物價是以黃金計算的，但是市場買賣不能以黃金進行交換，因此我在無錫把一兩黃金換成當時蔣管區的法幣。無錫那時還只有萬元面額的紙幣，一兩黃金究竟要換多少萬，我記不清了，只記得是裝滿了整整一個大皮包。我抱著大皮包，趁火車，一到南京，立即趕到西藥鋪。
西藥鋪的生意很清淡，三位店員都沒事幹，正在閒聊，看到我來了，分頭點票子，果然一點不錯，恰恰是十瓶鏈黴素的代價。店員一邊把藥交給我，一邊卻說：「你先生這次來，倘是帶的五萬一張的票子，要輕鬆多了，我們也省好多手續。」
「是呀，這句話一點也不錯，就是無錫這地方太小了，不比南京，那裡只有成束的小面額票子，五萬的還沒見過呢。」
事情交代清楚，我趕到中大醫學院，把鏈黴素交給清於，說清即回無錫，抽便去看了伍叔儻。
雖然舊日同事多被拆散了，伍叔儻還在中大中文系，做一天是一天。那時他已蓋好一所小洋房，很精緻也很舒適。伍叔儻在沙坪壩是出名的工資到手，轉眼就空的人物，哪裡來錢蓋洋房呢？原來他是向銀行借的，那時的物價早晚不同，一個月起碼要翻三個筋斗。所以向銀行借款，無論利息多高，到期如數歸還的時候，就和白送給你差不多。問題在於向銀行借款，必須有極高的政治地位、極靈活的政治手腕。
伍叔儻的這座樓也題了一個別號，稱為暮遠樓。本來替房子題別號，這是古今中外常有的。陸放翁的書齋叫做龜巢，邵二雲的書齋號稱面水層軒，我自己的書齋稱為師友琅琊館，各有各的思想基礎。伍叔儻的這座暮遠樓，運用「日暮途遠」的字句，形容他們這些人的沒落意識，是再確切沒有了。
我到時，伍叔儻恰恰在家。他熱情招待，問我為什麼到南京。
「為孩子買藥的，想不到鏈黴素是這樣的貴重。」
「什麼價值？」
「十瓶就是黃金一兩。」我說。
「哪有這樣的道理！倒要問一問衛生局。我替你去買。」伍說。
「不用費心了，動官動府的也是麻煩。」
「我們也會去找個官兒對付他們的。」
我看到伍叔儻的樣子做得逼真，但是我也知道他決不會去做的，因此謝謝他的好意，經過一番寒暄，我們分手了。以後沒有看到他，只知道第二年他也被解聘了。解放初期，聽說到過上海，以後就不清楚了。
我沒有在南京耽擱，隨即回到無錫。惠如在中大醫學院，病情沒有好轉，以後送到泰興。清於那時在中大醫學院，只是實習生，總覺得醫師的話沒有錯的。惠如的前途是很渺茫了，沒料到最後在泰興的一個學徒出身的醫師手裡居然好轉，這裡主要在於惠如的堅強的求生意志和蓮舫的精心調理。
物價飛漲，生活煎熬，1948年上半年真是不容易度過。無錫的商店並沒有關門，但是每個人都感到苦難的壓迫。有時下午四五點鐘，店門還開著，只要聽到火車汽笛一響，立即打烊，把門板關得嚴嚴的。火車一到，上海來客像發瘋一樣，朝街市裡面狂奔，只要有一家商店沒有來得及關門，他們就邁進來，東張西望。
「先生，你要買什麼？」店員們神情不安地問著。
「唔？都要都要。」上海來的顧客說。
他們的鈔票，五萬面額的，十萬面額的，多到數不清，會把店裡的存底統統買去，有的甚至連模特兒身上的衣服也剝個精光。
一切都在洗劫之中，生活就是痛苦。可是南京正在表演一出選舉總統的喜劇。怎能不表演呢？制定「憲法」為的什麼？競選「國民大會代表」為的什麼？那時競選「國大代表」經常和棺材聯繫在一處。有的地方選舉是公開的，你愛投哪一位當代表都可以，選舉完畢，當場把選票櫃封好，送到縣政府，第二天公開計數。封是封好了，早一晚在縣政府把櫃底拆開，將選票全部換過。這一套辦法稱為「倒棺材」。南京有一位競選人往選舉場抬進一具棺材，聲稱如不當選，立即自殺，棺材就是證明。這件事當時拍成照片，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外國新聞記者還用傳真電影把照片寄回去，作為中國人熱心選舉的證明。
「國民大會代表」全部決定了，在南京開會，進行選舉大總統和副總統。大總統當然是蔣介石，但是要經過選舉的手續，還得配上司法院長居正，作為競選人。選舉的結果是蔣介石當選。
副總統的競選可熱鬧了。當時競選人有三位。第一位孫科，是蔣介石指定的，又是孫中山的兒子。第二位李宗仁，桂系領導人。第三位程潛，廣東出兵北伐時的第六軍軍長，蔣介石部下的高級將領大半是程潛的湖南同鄉。在第一輪選舉中，三位候選人都不能獲得過半數，蔣介石有的是槍炮，孫科有的是黃金、美鈔；但是李、程兩位也都有，一齊亮出了法寶，南京城裡的菜館，真熱鬧，除了半夜以後勉強能交睫以外，成日成夜地忙著。
槍炮是能起作用的，蔣介石對李宗仁，並不吝惜子彈，有時也確能解決問題，但是把槍炮拖進選舉場的事究竟是不多的，蔣介石還沒有決心開創這個先例。對付程潛，那就是困難了，支持他的人都是蔣介石的得力將領，蔣介石總不能要他們把槍炮對準自己人啊。南京城裡的菜館，即使二十四小時全天候工作，都不能解決問題。
多一次選舉，多一次膠著。三位候選人的問題始終不能解決。
最後還是由程潛出面解圍，他看到自己的選票不足三分之一，當選的希望本來就不多，在向同鄉的高級將領們面致謝忱以後，正式聲明退出競選。
競選者剩下兩位，蔣介石因為孫科的選票雖然不足二分之一，卻一直領先，看到程潛退出競選，勝利在望，特別高興。不料孫科的聲譽實在太糟了，甚至在蔣介石嚴令禁止囤積以後，他還囤積著四百萬斤大米，不問多寡，有錢就要。這樣的副總統，實在上不得台盤，於是大家一致公舉李宗仁。
孫科落選了，他倒還看得開，可是蔣介石卻氣壞了。多年以前，當李宗仁落在他手裡的時候，他本來預備結束李宗仁的生命，不料留到今朝，作為執政的夥伴，這一氣險些把他氣個半死。李宗仁多年以來久已學乖了，他想總得設法贏取蔣介石的好感。總統就職日期已經不遠了，他派人專程到上海西裝鋪定製大元帥和副元帥的軍裝，先期把大元帥的軍裝奉上蔣介石。總算好，全部賞收了。不料到總統就職那一天，李宗仁全副武裝，披著副元帥的軍服伺候著，蔣介石卻是長袍馬褂，一步一步地登上高台。那一天他們兩位這一出啞劇，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8年秋天，我在江南大學兼課，教的是文學概論。那時錢穆是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李雁晴是中文系系主任。
江南大學是一所私立大學，在太湖邊上的後塘灣，小磯山的對岸。當時很有名，主要是因為肯出高工資，吸收上海一帶各大學的優秀師資。事實上那時的大學久已不像大學，教授也不像教授，為學術而工作的沒有了，主要是為工資而工作。我也是這樣的一員。這裡只是列舉事實，沒有一點貶低的成分。
無錫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是以麵粉廠起家的，以後又辦紗廠。他們遭到綁票以後，家族四出申請，提到辦私立大學。好心的人為他們奔走，肉票贖出，大學居然辦起，有聲有色，榮家的聲望頓時突上，由榮德生的兒子榮一心主持校務。
我到江南大學那一年榮一心已經死了，由榮毅仁任江南大學主任委員，申新紗廠的一位高級職員沈位任副主任委員。這座大學有三個院，院長分別是文學院院長錢穆、工學院院長顧心一，農學院院長郭孝純。文學院有兩個系，系主任分別是中文系系主任李雁晴，外文系系主任張雲鶴，是以復旦大學教授身份兼任的。這個院和那個院，這個系和那個系，這位教授和那位教授之間都有一些摩擦。在1949年以前的國統區，這是毫不為奇的。
1948年寒假到了，我匆促地回到泰興，那時正是泰興解放的前夕，家裡到處都是蔣介石的隊伍，據說是一位許午言師長的部下，這位師長始終住在鎮江，沒有見過，他的隊伍可真散漫，滿地的傳單，滿地的便溺。他們經常去鄉間布防，戰事倒不多，一到村上，把農村的東西都作為戰利品帶上來了，肉也有雞也有，鄉間土布也有，甚至連鄉間人的二輪車、水菸袋也繳上來了。這個師的人民服務隊住在我們的廳屋裡，一天到晚抄抄寫寫的不知搞些什麼。堂屋、灶屋都有士兵住著，廂屋裡住著連長，堂屋裡的士兵們搞到豬大腸，倒了滿杯的酒，請房東參加他們的宴會，我只有忍著豬大腸的臊氣，和他們喝酒。
連長是四川人，瘦瘦的，很精靈，可是和一般四川人不同，高高的個兒，有時走到我書房裡直嘆氣。
「真背時，」他說，「軍校的同班同學當營長的，不知多少，當團長的也有，可是我到今天還是連長。」
我一邊安慰他，一邊說：「事情也說不定。今天是連長，過了十天八天，當上營長也是有的。」
連長把長腿一伸，他說：「是呀，什麼事都說不定。房東先生，你看仗還要打多少次？」
「那怎能有個數？就是打來打去，還不都是苦兄弟遭殃，有什麼打頭呢？」
「都是苦兄弟遭殃。」連長似乎很有所感觸，他苦著臉，把長腿一收縮，挺起身來，到廂屋裡去了。
約摸到了陰曆十二月半以後，一個早晨，士兵們蹦蹦跳跳地高興起來，他們準備出東門去和新四軍作戰了。看他們那快活樣子，大約認為新四軍是來擺樣子的，沒有什麼真仗好打，這次出了東門，准有些外快，因此每個士兵都露出了準備發財的臉色。我和蓮舫說：「我看他們八成要失望的。」
蓮舫沒說什麼，看來是同意的。
喇叭的聲音哇打打、哇打打地一直在號哭著，不久也停止了。
下午三四點鐘光景，一個兵士回來了，沒有了槍，軍裝也是披一片掛一片的。進得房屋，首先便去找同伴們的包袱，揀值錢的塞進自己的口袋，以後直到天黑，又來了三五個，一直沒有到全。
早些時候，廳上的人民服務隊還沉得住氣，天一黑，有些沉不住氣了，走到堂屋問蓮舫說：「前面的兩扇門哪裡去了？」
「不是你們的副師長拿去做鋪板嗎？」蓮舫說。
「拿回來。」
「是副師長拿去的，我們能拿回嗎？」
「不管是誰，我們都拿得回。在哪裡？」
「在對面茅家堂屋裡。」
人民服務隊果然有一套，大門拿回來，可是上來上去都對不上門樞。他憤憤地對蓮舫說：「怎麼搞的？對不上號呀？」
「你心慌，上反了。」
人民服務隊把門反過來，果然一對就上。他搭訕著說：「我們有的是盒子炮，什麼人都不怕。副師長、新四軍算個什麼。」
這一夜新四軍沒有攻城，許午言的部隊陸陸續續回來了，天明以後一點數，一個不少，就是槍支沒有了，衣服也是披一片掛一片的，大夥都在那裡唉聲嘆氣。原來昨天一出城走了個把鐘頭，一個新四軍也沒看到，可是農民背著釘耙鋤頭來了。他們沒辦法，繳了槍。人數太多了，打什麼？有些還鄉團，夾在士兵當中，他們還要打，大夥就罵：「打什麼？老子都不打了，你們算個什麼，也在這裡耍威風！滾吧，老子們不幹了。」
許午言手下耍筆桿的倒凶得很：巴掌大的宣傳品寫的是「許家軍，天下強，打得敵人叫爹娘」。許家軍三個字一點也不錯，天下強那就不見得，至於叫爹娘的確實有，不是敵人而是許家軍本身。他們最遺憾的是沒有看到新四軍，只看到東門外一帶的農村婦女，用大棒打許家軍的屁股。
許家軍回到泰興城，三個一堆，五個一簇。說是軍士，他們沒有武器，說是老百姓，他們身上都有一身破破爛爛骯骯髒髒的老虎皮。新四軍沒有來，沒有人管他們，他們在泰興城裡直晃。軍官們，據說還是有的，但是也披著一身破虎皮，槍把子也沒有。
國統區的後勤工作，有美國人撐腰，倒是有一招的，不過一星期，大量的新軍服和武器從鎮江發下來。許家軍又是一支隊伍了。長腿連長吃飽了泰興的蹄髈和鱖魚，依然掛著盒子炮，但是精神沒有了，只是唉聲嘆氣。就是這批許家軍，雖然穿得也還整齊，但是每個人仿佛是破了膽的皮球，一些神氣也沒有了。
春節不遠了，泰興的老百姓還在照例做扁團，蒸饅頭，只看到一排排的許家軍垂頭喪氣地走了，泰興城解放了。
廂屋南首住的楊家說：「昨天許家軍先走了，半夜還來敲門，不曉得是好是壞，沒有開，他們嘰嘰咕咕地走了。」
我們又逃脫了一次大難。
1949年的春季開學又到了。那時君遂、清於在無錫和南京，惠如在家養病，我帶著君道從泰興趕到口岸。蔣介石的軍隊退出了泰興城，卻盤踞在口岸的高港一帶。說也奇怪，雖然新四軍占領泰興城的形勢已經形成了，但是只在城的周圍駐紮，並不急於進城。高港那裡，蔣介石稱為橋頭堡。旅客要穿過橋頭堡，搭上小輪，到鎮江上岸。
這種橋頭堡倒是值得考察的。十二世紀三十年代之初，南宋和金人對立的時候，那時兩國以淮水為界，宋人的戰略是「守江必先守淮」，這是完全正確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清王朝和太平天國對立的時候，攻守的形勢完全反過來，太平天國取攻勢，清王朝取守勢，在太平天國發動進攻的過程中，雷以誠死守鹽運河的萬福橋，扼殺了人民的攻勢。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蔣介石淮海戰役大敗以後，談不到守淮了，而由於士氣不振，也談不到守鹽運河，那就守江了。可是江也得有人守，這就出現了這個新戰術，稱為橋頭堡。從武漢到長江口，三千多里水道，駐紮著二十隻左右的軍艦，大的二千多噸，小的幾百噸，大半是十九世紀後期的破船，這是守江的海軍。北岸上呢，就是這些橋頭堡。
那時長江上沒有橋，堡是什麼東西呢？我和君道一同領教過。原來在高港碼頭北邊一二里的地方挖了三五尺不到的淺溝，大約有七八條。從這條溝到那條溝，中間有路，沿溝有七八尺高的竹笆，當路的地方都有竹門，有三兩個兵把守著。這便是堡了。所謂橋頭堡，就是如此。憑著竹笆和破船，要抵擋百萬以上的解放軍，蔣介石的頭腦也就昏憒得駭人。不久以後，他下野了。蔣介石的下野與眾不同。從1927年以後，直到1949年，他下野了三四次，但是不久他就自動上台。他的下野，實際上是集中精力，考慮出路的別名。但是李宗仁真糊塗，以為蔣介石下野了，自己就自動上台，進行二次和談，準備重開一個南北對峙的局面，但是他不知道這是人民政權不許可的，也是蔣介石的反動政權不許可的，總之是利令智昏，蔣介石固然昏憒，李宗仁也不夠聰明。
我同君道到了鎮江，他去南京讀書，我自己卻到無錫。這時馮振心病了，不久就帶同家眷，仍回廣西。無錫國專由嚴伯喬和蔣石渠這兩位主持。嚴伯喬也是國專第一期畢業生，做過國民黨教育部的什麼官，蔣石渠自己讓一步，主要是希望嚴伯喬在南京想到一些辦法。他們都不明白，國專唯一的生路，是靠小地主和自耕農的子弟，進學校就是逃避拉壯丁。現在蔣介石政權完了，拉壯丁完了，國專也走上完了的道路。即使國專還有真能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為學術開闢前途的人物，也必然會因為時代的激變而感到手足無措，何況國專並不是這些人物安身立命的所在呢！
3月以後，長江北岸完全解放了，竹笆被人民燒了，溝溝坎坎填平了，長江水面上的二十幾條破爛兵艦開走了，李宗仁的和談特使也帶著滿臉灰塵回來了。和談結束，公立學校瓦解，中央大學的學生正在組織起來，準備衛校運動，以免蔣介石的部下又來一次遷校。
國專也在變動中掙扎，4月里，無錫解放了，大家準備迎接這個新的時代。不管時代是怎樣的動盪，君遂這孩子畢竟讀完了專科學校。我的子女受過高等教育的不少，但都沒有像君遂這次畢業給蓮舫和我的喜悅大。我為他寫了四條屏幅，寫的是《木芙蓉歌》，篆書，可惜是寫在蠟箋紙上，不能經久。同時我對他同班畢業的同學，每人都寫了一幅立軸，或篆或隸。我總感到一個人能夠好好讀完高等學校的課程，不但需要自己努力，還需要同學的幫助。
這一年暑假前，君遂結婚了，娶的是秦允明，無錫人，國專同班同學，也是這一年畢業。子女的婚姻，都是由他們自己決定。
秋天以後，我脫離了無錫國專，在江南大學開課，人也住到榮巷。那時江南大學的校本部在後山灣，教師宿舍分在榮巷和梅園兩處，無形之中把教師分成兩派。我這個新來的人分配在榮巷。
文學院院長錢穆在無錫解放以前跑了，兩位系主任也解聘了，因此文學院是渙散的。理學院院長顧心一是無錫人，和榮家的關係不夠密切，農學院院長郭孝純雖然是廣東人，和榮家關係好，但是在校的威信差一些。榮毅仁雖然擔負著主任委員的名義，工作卻交給沈位。
解放軍進入無錫以後，建立了以無錫為中心的蘇南行政區，和以揚州為中心的蘇北行政區並立，江蘇省一時還沒有合併。蘇南行政區以管文蔚為首，下設文教處，處長劉季平，副處長陶白。那時上海解放雖然遲到5月，但是特別市的形勢已經確定，所以蘇南文教處的管轄範圍不大，劉季平、陶白的眼光也就集中到江南大學。
江南大學的成立是榮一心的主動，榮一心氣魄大、事業心強，而且江南大學實際上費錢不多，名譽極好，因此更配合了榮一心的胃口。榮一心死了以後，由榮毅仁主持。從1949年的秋天到1950年的夏天這整整一年中，學校一直處於不安定的狀態之中。這個情況在1949年下半年已經開始，到次年春間便更加顯著了。江南大學的辦法是緊縮教師的工資，有時發三成，有時發二成。沈位擔負著副主任委員的名義，執行著校長的工作，每周自上海來三天。
1950年勞動節，蘇南文教處劉季平處長來校作報告，那時一般報告通常是五小時到六小時。劉季平也是精力飽滿，始終不懈，看到聽眾有些厭倦的時候，不免還要批評。
報告完畢，劉季平處長慷慨地提出江南大學經費短絀，這是一時的現象，要大家對於學校的前途提高信心，特別是老教師，更要感到責任重大，要加強努力，為國家培養新人才。他同時還提出：為了渡過目前的難關，由江南文教處捐贈江南大學二千折實單位，和全校師生共同維持學校。
折實單位是解放之初為了應付蔣政權遺下的經濟爛攤子而提出的一種計算方法，大約相當於一斤米、一尺龍頭細布等等五種日用物品的價值。數字雖然不大，但是已經使一般人民的生活獲得初步穩定，是應付通貨膨脹後遺症的一種措施，在中國現代經濟史里有著光輝的一頁。
蘇南文教處幹部吳鶚這時擔任江南大學物理系助教，是文教處的聯絡員，邀請江南大學教師五人赴文教處商談具體辦法。五人之中有電機系教授畢仲翰、化學系副教授楊晟，也有我。我們去的時候，由劉季平處長、陶白副處長接待。他們的態度非常誠懇熱情。我們看到的是他們對於江南大學的前途，既寄以極大的希望，同時也抱有高度的熱情。
兩位處長對於我們極其親切和藹。他們希望我們幫助黨，幫助國家，把江南大學辦好。
「從哪裡入手呢？」我們問。
「當然從對於舊江南大學進行檢討入手。」劉季平處長說。
我們回到江南大學，那時正是眾望喁喁的時候。大家都感覺到應當按照江南文教處的指示，提出檢討。
問題在於由誰提出對於江南大學進行檢討的要求。
教師們在榮巷、梅園兩處分頭討論，最後的結果是雙方一致公推我擔任這項工作。
這是一項榮譽而又艱巨的工作，為什麼落到一個新來的、不屬於任何派系的我的頭上呢？
事情拆穿了也很簡單。這項工作是榮譽的，因此兩派都不願意落在對方頭上，同時又是艱巨的，因此也不願意落在自己人頭上。因此這個工作不期然而然地落到我的頭上了。成功了，我是一個孤立的人，不可能壟斷任何好處；失敗了，我本來是一個新來的，誰也不感覺心痛。
這一切都看在我的眼中，但是既然兩派公推，我推卸不了，因此索性承擔這項工作，只要求教授會給我一個書面提綱，由我準備。
在檢討會那一天，蘇南文教處的兩位處長來了，沈位來了，全體師生來了；教授會主席宣布開會，接下來由我提出江南大學的問題，要求學校當局負責檢討。
我沒有劉季平處長那樣的才具，也沒有占據五六小時的欲望，因此在不到兩小時的時間內把問題全部提出。我說過後，也有學生繼續發言。
最後由沈位檢討。他說：「我是一個病人，渾身是病，諸位都是最好的醫師，給我指出各項症狀，我一定要好好考慮，好好治療，決不辜負諸位醫師的診斷。」
經過這次大會，江南大學起了一次突變。
教授會改組，由農學院的蔣滌舊、理學院的張澤堯和我擔任理事。三位理事互推，蔣滌舊為主席，我為文書，張為幹事。
學生會成立了，職工會也成立了，最後經過教授會的同意，成立了師生員工聯席會議，由我擔任聯席會議主席。正是程咬金到瓦崗寨，我成了江南大學的造反頭頭，但基礎是異常薄弱的。我沒有教師的支持，也沒有學生和員工的支持。
這個師生員工聯席會議存在了一個多月，7月初，突然由於部分教授的要求，教授會召開臨時會議。在那一天，好多向來不出席會議的人都來了，各式各樣的人，三山五嶽的人都來了。我到會場看出了問題，立即通知畢仲翰、諸祖耿等人，希望他們和朋友們不必出席，給教授會一個不足法定人數，散會大吉的結果。但是他們昂然地來了，法定人數已滿，準時開會，沒有經過多大的討論，以一面倒的形勢作出了退出師生員工聯席會議的決定。
這批奉命出席的人當然是奉命以拆散聯席會議為職責的。各有各的使命，在鬥爭中是毫不足怪的。問題在於畢仲翰、諸祖耿兩位。畢是以主張正義出名的，事實上他也確實主張正義，但是主張正義不等於不要策略，既然不顧策略的要求，和一些主張鬥爭的人來了，就完全有責任領導鬥爭，避免失敗，爭取勝利。但是畢仲翰來了，又不能仗義執言，領導鬥爭，具體的結果是為反對派湊足法定人數，絞死了師生員工聯席會議。對此，畢仲翰是不能推卸責任的。在鬥爭初期，諸祖耿是以足智多謀，為畢仲翰出謀策劃出名的，他出席可能是不懂策略，也可能是別有意圖，但是結果是同歸於盡。
教授會的臨時召開，蘇南文教處事前是知道的，江南大學的鬥爭是他們發動的，鬥爭發動以後，一切要求進步的教師和願意接受文教處領導的教師都不能不期待他們的指示，但是在這次鬥爭中，他們放棄領導。及至教授會臨時會議散會的時候，我在最後出場，一眼看到文教處的幹部孫東。
孫東熱切地問我：「結果怎樣？」
我說：「結果是失敗了，教授會的議決是退出師生員工聯席會議。」
「還有辦法補救嗎？」孫東問。
「補救的辦法已經不是教授會做得到的了。」我說。
在學生會和員工會議還沒有得到領導，顯示自己力量的時候，教授會是大學裡唯一的有鬥爭力的力量。因此如何抓緊教授會的領導權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決不可掉以輕心。我是沒有鬥爭經驗的，但是我對於鬥爭的重要性不是完全沒有認識。在這個環境中，我終於陷入了無所作為的境地，我是有責任的，特別由於我對於鬥爭夥伴的認識不足，失敗是必然的。對於江大事件的領導，蘇南文教處是不是有責任，這是他們應當考慮的。我現在執筆的時候，蘇南文教處久已併入江蘇教育廳了，是不是保有紀錄，我不了解。
7月是教師聘書滿期的月份，大家對於日後的工作，不能沒有掛念。畢仲翰是參加校務會議的，他說：「下學年教師的名單已經全部送到蘇南文教處，雖然沒有批出來，問題是不會有的，大家可以安心。」
教師們都在等待，畢仲翰的說法，雖然沒有完全確定，但是最後必須通過文教處，這是共同的認識。
7月30日，主任委員自上海回到無錫，31日他到蘇南文教處，和劉季平處長討論江南大學的解決辦法。
劉季平處長立即接見，陶白副處長也出席。
主任委員說：「目前江南大學已經成為僵局，解決的辦法有三條路可走。」
劉處長問：「哪三條呢？」
主任委員說：「第一條路是立即停辦。」
劉處長說：「把一所好好的大學停辦，是政策不許可的。請問第二條。」
主任委員說：「第二條路是由蘇南文教處接辦。」
劉季平處長沉吟了一下，他估計到解放初期的經濟情況，擔負不了一所大學的開支，因此說：「那麼第三條呢？」
主任委員說：「既然江南文教處不準備接辦，那麼就完全交由我辦。」
蘇南文教處接受了他的請求和早已準備好的方案。他擔任董事長，沈位擔任江南大學主任委員，畢仲翰擔任副主任委員，解聘顧心一、諸祖耿、楊晟、吳鍔和其他十幾名教師，其中當然有我。
在這一個關節上，畢仲翰比伍叔儻高出一籌，他決定退出江南大學，同時也把副主任委員的聘書退回。主任委員立即補上了朱燮元教授。
1962年我在蘇州師範學院講學，師院請我吃飯，和我說起：「你和朱燮元教授同過事，是不是要見一見。」
「他工作忙，不必煩擾他吧。」我說。
次年我在合肥講學，住在稻香村，恰好朱燮元教授也在那裡開會，知道我在那裡，臨行的時候，他特地來看了我，我只有和他寒暄，並且一直送他出門上車，揮手告別。
江南大學把教授名單送到蘇南文教處。那年文教處因為工作方面的緣故，暑假中改駐蘇州。
江南大學的部分教師到蘇州去，這一次據說劉季平有任務，陶白也有任務，不接見了，由一位程科長代見。
程科長一見如故，非常謙虛地代兩位處長道了歉。他說：「兩位處長實在忙，工作太重了，分不開身，只能由兄弟代見。」
「劉處長和陶副處長的工作重，實在不應當驚動他們兩位。我們能向程科長請教，已經非常好了。」
「諸位到蘇州來，有什麼事？」
「是這樣的，」我們說，「聽說江南大學最近又有教授名單送到文教處，是不是已經批准了？」
程科長非常爽快，他說：「是的，江南大學是有一份名單送來的，我們沒有批准，也沒有不批准。」
這是一個非常明朗的答覆，但是究竟准呢還是不准，我們心裡沒有底。
程科長雖然是江南人，但是亢爽異常，他說：「諸位的工作問題，政府是有具體指示的，一切都由我們包下來。」
我們高高興興地由蘇州回到無錫，仍然住在榮巷江南大學宿舍。
新學年開始了，接到聘書的教師夾著皮包到後山灣上課去了。我們領著半薪住在榮巷宿舍。
不久以後，蘇南文教處搬回無錫了。待到傳聞美帝國主義要幫助蔣介石反攻大陸，他們再從城內搬到蠡園附近辦公。
這批解聘教授又去文教處了。接見的換了人，文教處的工作實在忙，處長沒有空，副處長沒有空，現在科長也沒有空。不要緊，科長以下還有科員，科員之外還有幹部。好在我們也不拘，誰接見就和誰談。文教處這幾位的語調也逐步地鬆動了，他們要我們體諒文教處的為難，蘇南行政區管轄範圍只有江蘇省的一半，上海已經分出了，南京也不一定不分出，能管到幾處地方，幾處高等學校呢？困難得很，總要大家體諒。
我們十分體諒。
那時大約半個月總要去一次，有時他們也會通個信來約期會見。
有一次去的時候，接見的是一位科員，姓朱，他說：「當幹部有什麼好處？一年就是兩套衣服，還要忙這忙那，為人民服務，還顧得上自己嗎？」最後他和我說：「解放軍有一座進修學校，需要語文教師，你願意去嗎？」
時代變了，一切都有統一領導，蘇南文教處是領導文教工作的，他們提得出的，我當然接受得了。因此我決定去一下。
這一座進修學校倒不遠，在無錫市區附近。負責的軍官，三十出頭一點，見到我，留下吃中飯，熱情得很，青菜以外，還臨時炒個蛋。
他說：「朱教授能來，好極了。我們這裡只有兩班，一班是掃盲班，一班是為小學三四年級程度的戰士開的，工作不重。朱教授平時研究些什麼？」
這一點卻使我為難了，我不能說假話，也不應當說假話。那時我雖然讀過一些傳記文學作品，還沒有一定的成就，因此我只能說：「我是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
軍官說：「高明得很，我們以後再行聯繫吧。」
在我辭別的時候，軍官把我送到門外，舉手敬禮，我也很客氣地鞠躬還禮。
在江南大學領取半薪三個月以後，由於文教處的安排，繼續領薪三個月，這不是半薪了，而是四分之一。看情況，大約可能還要領取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
由於蓮舫的安排，家庭生活還可以維持。君遂結婚以後，獨立生活。惠如病好以後，勉強可以兼課，每月工資不足二百斤米，自給以外，還可以津貼家用。清於已經讀到醫學院六年級了，就要分科，她來信問我：「由於教師的指導，自己的志願，想專攻病理科，是不是同意？」我的答覆是：「一般人學醫，主要考慮到日後的待遇問題。六年畢業，希望待遇好一些，這原是人情之常。病理科可不同，不和病人直接接觸，除了固定工資以外，沒有任何收入。不過我們這個家庭本來不考慮這個問題，所以要讀病理我完全同意。」話雖如此，不久以後她就畢業，對於家庭總會有些幫助的。
10月以後，我到後山灣領取工資，回來的時候，趁著江南大學的交通船，數學系教師金教授看到我，連忙把凳子掇過去，面向著河水。我還記得上學期的後期，金教授上課，因為受到學生奚落，回到房間生氣的時候，我們還對他深表同情，沒想到現在竟是「相君之背」了。不過我知道，學校里的屠維岳正在找機會向吳蓀甫打報告，那麼金教授的態度倒是應當體諒的。
榮巷的教師雖然不過二三十位，也有一個食堂。本來我是在食堂包飯的，現在一想，何必使金教授以及其他教授為難，不招呼又不好，招呼更不好。屠維岳在此，還是由他們各保前途為妙。因此我決定退夥，自己做飯。
慚愧得很，活了五十多年，小時在父母庇護之下，大了又有炊事員服務，自己竟不知道怎樣自炊。不過我的要求不高，勉強也有個對付的辦法。第一次水少了，飯太硬；第二次水多一些，飯又太爛。到第三次以後，就可以做到不硬不爛的地步。當然，每次買米的時候，由於米的性質不同，難免還需要一些調整，不過問題不大。至於吃的菜餚，更好應付。第一天是紅燒肉；第二天買一斤青菜，青菜燴肉；第三天再買一斤麵條，湯湯水水，來一個雜燴麵。好在我不要求什麼變化，三天一輪迴，完全可以應付。
我是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但是對於中國文學的兩部經典著作，研討很不夠。《詩經》還算寫過一本《讀詩四論》，勉強應付。《楚辭》呢，我是有一些看法的，不一定正確，但是應當提出自己的看法，向學術界請教。不過這個問題太複雜，一則沒有時間搞，二則我的意見和一般看法相去太遠，提出來可能會引起無謂的糾紛。因此十多年來，一直沒有寫。現在好了，住著江南大學的宿舍，窗明几淨，不受任何干擾，更沒有開課的麻煩。文教處不免要去一下，十朝半月也說不定，不過也沒有多少需要費勁的。因此我決定把《楚辭》的問題，好好考慮一下，提出自己的看法。
為了《公羊傳》的問題，我在國專的時候，寫過一篇《公羊傳探故》，大意是說《公羊傳》的寫定，已經在戰國時代的後期，主要是要求統一，統一了就可以應付南蠻北狄的侵略，統一了就可以減輕人民的痛苦。這個看法，在春秋時代不會有的，因為那個時候，這樣的意見還不可能成熟。
現在考慮《楚辭》，首先必須知道《楚辭》寫定的時代，然後才能理解《楚辭》的思想意識。我一共寫了四篇文章：
一、《楚歌及楚辭》
二、《離騷的作者》
三、《淮南王安及其作品》
四、《離騷以外的屈賦》。
據高誘《淮南子敘》和荀悅《漢紀》的說法，《離騷》是淮南王劉安作的。王念孫的《讀書雜誌》同樣也認為這是劉安的作品。儘管多數人都認定《楚辭》是屈原和宋玉、景招這些人作的，但是我相信高誘、荀悅的主張，我相信王念孫的考證。
《離騷》所述的人物，除了豐隆、宓妃這些幻想的人物之外，其餘歷史的或傳說的人物，都是中原民族的人物，我們看不到任何楚國的先主先公，以及名公巨卿。傳說中的屈原，正如《史記·屈原傳》所言，是一個出使齊國，因此也必然接觸到中原文化的人物，他的歷舉中原人物，原在意內，但是完全抹殺楚人物，不能不說是意外。《離騷》所述的地名，除了幻想的崑崙、閬風、不周、赤水等以外，只有江、沅、湘、九嶷，這都的的確確是南方的地名。假如我們再看一下篇中所述的江離、壁芷、木蘭、宿莽、申椒、菌桂、留夷、揭車，我們會知道這些的的確確是南方的草木。所以倘使我們打破一切的依傍和傳說，我們會看到《離騷》的作者一定是一位認識中原文化而不甚了解楚文化，但是對於南方情事，相當熟悉的人物，這是一個結論，不過在打破一切的依傍和傳說的時候，我們還得十分審慎。
據《漢書·淮南王安傳》和《漢紀》《離騷賦》（漢書作傅，訛作傳）為劉安作，事在孝武帝時；據《淮南子敘》，事在孝文帝時。按孝文十六年，淮南王安年十六歲，受封；後七年，文帝崩，淮南王安二十三歲。此七年中，《史記》《漢書》皆無淮南王安入朝的記載，《淮南子敘》之言不可信，不獨《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一語，與情事不相合。武帝建元二年十月，淮南王安入朝，見《史記》：「是年十月，太尉田蚡罷。」是時在太初改歷以前，每年以十月為歲首，太尉田蚡迎淮南王至灞上，見《史記·武安侯傳》及《漢書》；若在十月以後，田蚡已罷太尉，無須出迎，所以淮南王安入朝之時為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十月，其作《離騷賦》亦當在是月，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月份。
《離騷》是《楚辭》里最重要的一篇作品，也是我國文學史中最重要作品之一，我們有必要了解作者的身份和這篇作品的創作年月。1950年秋天，我的時間主要花在這裡，到1951年1月寫定。
1950年1月，君遂的孩子邦華出世，是第三代的第一個。這時我還住在榮巷，準備隨時接受蘇南文教處的安排。
天氣已經很冷，正在大風雪的前夕，蓮舫突然自泰興來了。
她和我說：「你在這裡幹什麼？」
我泰然地說：「這是服從組織安排啊。」
「服從安排，說起來倒好聽，安排了什麼？春節到了，回家去過春節，過了節再聽安排也不遲。」
說來可笑，我在江南大學榮巷宿舍聽候半年了，再等也沒意思，因此和蓮舫一同回去。風雪來了，不久蘇南文教處又來了通知，約我談話，但是雨雪載途，無法前往，只能先去一信，約定過了春節再去。這一次春節，惠如、君道、瑞允、君邁都在。君遂在無錫，清於在南京。瑞允讀南京幼兒師範，和君道一同回家。
春節以後，北京來信，約我參加文學出版社工作，我想這樣也好，對於北京多一些親切的體會。我到無錫，依然先到文教處。
這次接見的還是那位秋天見到的程科長。
我先說明了春節前後，因為交通不便，所以沒有到文教處接洽。
程科長很藹然地說：「沒關係，原來只是節前布置，了解具體情況。」
我隨即向他請示，北京文學出版社約我去京工作，是不是可以同意？
這一問有些出乎程科長的意外，他很客氣地說：「朱教授，江蘇本來是人才輸出的地區，要到北京，好得很，好得很，我們完全同意。」
為了江南大學的問題，從1950年勞動節起，前後九個月，我和蘇南文教處打了九個月的交道，到現在，我才對於當前的情況，有了一些粗淺的體會，但是還很粗淺，很不深入。這當然是由於我學習不夠，不能理解「當前」和「以往」的關係。「當前」是對於「以往」的革命，必須把「以往」的一切完全革去，才能開闢「將來」，但是「當前」又是對於「以往」的繼續，仍然有不少「以往」的東西要繼承下來，關係是切不斷的。「抽刀斷水水更流」，怎樣切斷？怎樣繼承？是不是在切斷之中還有一些必須繼承，或是無須繼承而仍然不免有些繼承。這些問題多呢，從1949年到今天二十七年了，有些人是解決了，但是對於學習不夠的我，是沒有解決的。
從上海到北京，由於長江大橋的建成和鐵路運輸的調整，現在只需要二十四小時了，那時還要三十八九小時。到了北京以後，我住在一位同鄉那裡，隨即到中央宣傳部去接洽。文學出版社也很歡迎，但是由於他們還在創辦階段，宿舍沒有，伙房沒有，圖書更沒有，一切都處於白手起家的情況中。
經過一度接洽，我去看葉聖陶。聖陶任出版總署副署長，實際上擔任了署長的任務。在他那裡的時候，恰巧郵局轉來一封家信，附上齊魯大學文學院的聘書。事情有些兩難了：留在北京，文學出版社正處於白手起家的過程，工作不易開展；徑往濟南，又覺來信在後。我請聖陶代我出個主意。
「當然還是到濟南為是。」聖陶說。
「那麼文學出版社呢？」我問。
聖陶說：「文學出版社的事，出版總署做得一半主，問題不大。」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擺脫了文學出版社，沒有在北京逗留，徑往濟南。
齊魯大學校址在濟南，本來是一座教會大學。1949年以前，我是不會去的，現在已經由國家接管，所以就去了。學校共分三院：醫學院、理學院、文學院。這個學校以醫學院為主，理學院的工作一大半是醫預科，文學院只是不甚重要的一部分。我接的是文學院的聘書，院長張先生是以歷史系主任兼任的，因此把我留在歷史系，無論中文系主任田同濟怎樣要我在中文系開課，張先生概不同意，因此我在工作中總感覺到左支右絀。
濟南是一座山明水秀的都市，這時距其解放僅僅一年多，到處留著舊時代的殘痕。城牆還留著，但是因為曾經的戰事，彈痕累累，正在拆卸中。大明湖到處是殘枝落葉，三春天氣給人一副蕭瑟的印象。千佛山不太高，上下也很方便，可是房屋太破爛了，斷磚零瓦，完全是戰後風光。只有趵突泉還是那麼活躍，那麼清澈。城裡大街小巷，到處泉聲淙淙，使人感到清新明快。
齊魯大學是以醫學院為主的，文史書籍，實在少得可憐。不但中文書少，外文書也不多。不但齊魯大學如此，後來我到滬江大學，所見亦復如此。我的結論是「洋人不讀洋書」。這些教會大學的教授們，到中國來，一口外國話是不錯的，比中國人熟練得多，這是他們的特長，除此以外，優點就不多了。齊魯大學原來是由各國捐建的，因此每個國家都要保留一定的教授名額，每所外國教授宿舍都反映著各國的風格，外國教授宿舍區，成了各國建築的樣品展覽館。至於中國教授的宿舍，那就不同了，完全是上海式的弄堂。在這樣的學校里，要培養一個健全的中國人才，是不易想像的。1949年以後，一切都在改造中，齊魯大學也正在經歷著一定的轉變。
這個大學的校長，我只見過一面。據說是學物理的，他的專業成就我不曾領教過，但是對於掌握這座大學確有專長。校長對於各系教師的情況都了如指掌，某人和某人的關係如何，某人某日拜訪某人，談些什麼，到過什麼地方，有些什麼聯絡，無一不在校長的掌握之中。校長無疑是一個專門人才，不過以這樣的人才，不去為國家擔當更重要的工作，而把他的歲月消磨於文網之中，實在是一種委屈。
張院長也是人才，可惜的是在院內鬧鬥爭，一院只有歷史和中文兩個系，他就和中文系的田主任不團結，因此文學院的工作，也就無法開展。中文系從上海請去了三位教授，教授們的見解和主張也很有意味。一次學生們交的作文卷中用了一個韭字，教授們總覺得非加一個草頭不可，菜字蔬字都有草頭，韭字不加草頭，怎見得是菜蔬的一種呢？諸如此類問題也還不少。
在和聖陶的通信中，聖陶問我最近有些什麼著作，我說有是有的，是關於《楚辭》的四篇文章，不過論點的爭執太多，不宜發表。聖陶說給他看一下也不妨。我這就把文章寄去，不料他和當年馬文珍的辦法一樣，沒有徵求同意，交給北京《光明日報》，在3月、4月、5月連續發表了。這一次的結果和當年發表《後西征賦》不同，責任當然是我的。《後西征賦》雖然對於抗戰初期的情況有所指責，但是文章比較隱晦，蔣介石和他的那一幫人，不很理解，因此沒有受到貶斥。這一次是大大不同。
從5月到6月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自己上陣，並組織了楊樹達、沈知方兩位先生同時出馬，先後發表了五篇文章。這一次形勢很危急，經過一番考慮以後，我覺得最好是閃開一著，讓這三位撲一個空。主要原因有三點：
第一，郭院長可以號召大批人馬出陣，我始終是一個人。
第二，郭院長和他的戰友們可以全力作戰；我的主要工作是教書，要備課，要應付學生，不能專心應戰。
第三，郭院長有科學院作為後方，必要時還有北京圖書館的大宗資料，可組織支援；我除了這個殘缺不全的齊魯大學圖書館以外，找不到後勤的力量。
考慮到這三點以後，我只有閃開，不予應戰。在科學院院長和尋常教授的論爭之中，教授的不予應戰，是一件平凡的事，而在萬一應戰之後，失敗不是我的恥辱，倘使勝利了，看到對方理屈詞窮，反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1962年，郭院長在《光明日報》發表《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很推崇杜甫，他說：「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樣的好朋友，他們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雙子星座一樣，永遠並列著發出不滅的光輝。」但是1971年在他發表《李白與杜甫》的時候，情況不一樣了，李白比杜甫高明得多：「李白不拿身份，能以平等態度待人」；「杜甫的庸俗更遠遠在陶淵明之上」。雙子星座看來畢竟不是雙子星座。從1962年到1971年，短短的九年之中，郭院長的認識有了特大的進步，真不簡單，而被他罵倒的如傅庚生、蕭滌非、馮至教授等也和我一樣，採取了不應戰的態度，這證明我在1951年的不應戰是客觀形勢使知識分子採取了必須採取的態度，不是我的聰明，同樣也不是我的怯弱。
不過我還寫了兩篇文章：
一、《「帝高陽之苗裔兮」疏證》
二、《〈史記·賈誼傳〉疏證》
《離騷》首句「帝高陽之苗裔兮」，論者以為是《離騷》出於屈原之鐵證，與《史記·楚世家》首句「楚之先祖出自顓頊高陽」之語相合。但是假如認為這是《離騷》不出於淮南王安之反證，那麼我們便得認清劉氏是不是一定不出於顓頊。《史記·高祖本紀》首句「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是一句最樸素的記載，司馬遷沒有說明劉氏出於某帝某王，這是最合理的處理史料的方法。《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這是說的劉氏得氏，遠在夏代孔甲的時候。《左傳》文公十三年「士會自秦還晉，秦人歸其帑，其存者為劉氏」，這是說的劉氏得氏，一直遲到春秋的後期。劉氏得氏先後的矛盾，即從《左傳》作者而論，其實是一個無從統一的課題，但是都上溯到顓頊，因此從「帝高陽之苗裔兮」一句，我們可以得到不同的結論。
《史記·賈生傳》的作者不一定是司馬遷。最主要的問題是賈誼曾否為長沙王太傅。假如他沒有做過，那麼他曾否作《吊屈原賦》便成為問題。文帝三年長沙靖王吳著即位，這是第五世長沙王，是一位異姓王。從高祖六年齊悼惠王就位至七國之亂為止，這時期中，異姓王朝的丞相及一般官吏由本國自行任命，同姓王朝的一般官吏，由本國自行任命，唯有丞相由中央王朝任命。《史記·賈生傳》所載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事，恰恰在這階段中，從原則講，當時的中央王朝對於異姓王朝的任何官員，是沒有任命權的，所以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經過1951年的一次論爭，我的這兩篇文章不準備發表，但是這不是說問題已經解決了。我的《楚辭探故》先後六篇，和郭沫若院長等的五篇都保存著，可能對於後人有一些用處，即使這十一篇文章都被忘卻了，後人也會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
1951年6月初，徐中玉從上海來信，約我擔任上海滬江大學中文系教授。我在齊魯大學擔任歷史系教授，實在不是我的本願，因此接受了滬江大學的聘書。臨行的時候，校長一再挽留，其實齊魯大學合併到山東大學已成定局，他的挽留與否，已經不成問題。
我在山東的時候，清於參加抗美援朝。我們的家庭，三哥為了辛亥革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是最值得紀念的。我自己只是一個平凡的教師，現在看到子女參加抗美援朝，實在是值得慶幸的。她這一次在濟南換車，約好在車站見面。我到車站去了，不意為車站人員所誤，因此沒有見到。
秋天以後，我到上海滬江大學工作，感到有不少便利。第一，這是南方，生活習慣沒有什麼不便。第二，這是中文系，和齊魯大學很不相同。第三，徐中玉是熟人，系主任朱維之，人也平和，可以共事。不過這所大學和齊魯大學一樣，原來也是教會大學。新近接管的學校不免還有些殘餘的教會作風，不像一所正式的中國大學。圖書館的中國書實在少得可憐，在我向他們借閱的時候，圖書館館員甚至說出滬江大學的中文書籍向不出借的話來，我聽了實在感到非常意外，我想即使在外國，圖書館的中文書，也還不至於受到這樣的歧視。
這時是在上海解放之初，因此學校里還受到派系的統治。主要的當然是教會派了，以理學院院長和總務長這兩位為首，校務主任也是屬於這一派的。他們都是教徒，過去當然是接受洋人統治的。
中文系系主任朱維之是一個老好人，但似乎太老好了，拿不出多大主張。不過他對於同系的人沒有任何猜忌，任何排擠，在我所遇到的中文系主任中，應當說是最好共事的。但是在他手裡，中文系很難有所發展，這不僅是他所處的環境所決定，也是他的天性所決定了的。
徐中玉是中山大學的研究生，他是搞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李雁晴曾經給他介紹過，我在重慶時，他和我通過幾次信，後來趙太侔約我到山東大學主持中文系的時候，我曾約雁晴和他同去。我雖沒有去成，雁晴和中玉都去了，現在中玉約我到滬江大學，還是由於那時的關係。在滬江大學，中玉代表了一種新生的力量，但是正如一切宗教史所告訴我們的一樣，新生力量一旦出現，保守力量立即團結成為堅強的集體，新生力量則往往四分五裂，不能取代保守力量，卻以各個新生力量的互相戛擊而存在。中玉就是這樣存在的。在學校里他是圖書館館長，在系裡他是最有發言權的人物，他的決定都通過維之而得到實現。
中文系的施蟄存，年齡雖然只有四十開外，但是在文壇久已有名，他因提倡《莊子》《文選》而受到魯迅的痛擊。他在擁蔣反蔣之間以提倡第三種人為努力方向。
還有一位是余上沅，他是學戲劇的，對於戲劇演出舞台導演有比較成熟的認識，擔任過戲劇學校的校長。他的整個生活都是戲劇化的。
滬江大學中文系一共有六位教授，除上述諸位和我以外，還有一位是章靳以。這是一位小說作家，原在復旦大學，後調任滬江大學教務長兼中文系教授，他在系內，地位更加突出，但是因為業務上的成就，和地位不能適應，反而有些束手束腳。滬江大學的舊人，對於外來的新人是不夠融洽的；而外來諸人中，最突出的如章靳以、徐中玉和副主任委員蔡尚思三人，相互之間又不能融洽相處，因此這個學校正在面臨轉變的命運。
我到滬江大學兩三個月以後，蓮舫帶同惠如從泰興來看我了，我們在上海盤桓幾天，沒有什麼可記的。可記的是那年她辦的縫紉組。蓮舫是一位幹才，但是處於家庭婦女的地位，沒有機會發揮自己的能力。1951年春天，口岸的陳道謹、張達泉來了，她們也是家庭婦女，計劃在泰興城裡辦一個縫紉組，但是沒有一個領導人，打不開局面。她們找李煦春，李是我在靖江小學的領班生，和我關係很好，這時擔任副縣長，正管著教育事業。煦春提出蓮舫，認為她是本城人，有辦法。恰巧蓮舫自己也想做事，為社會貢獻一些力量，三方湊合，因此辦成了縫紉組，招收一些沒有工作的青年婦女。除語文、算術這些基本知識以外，分為兩班，一班授裁剪，一班授縫紉。沒有地址，她們租了房子，兼供食宿；沒有縫紉機，由蓮舫給她們墊錢代購，學生每人一架，一邊學習一邊工作，即以工作所得，自行購領。當然這三位主導思想不同，陳、張兩位是想藉此作為自己的職業，蓮舫是想以縫紉組為基礎，日後發展為女子職業學校。從今天看，蓮舫的想法是太天真了，但是在當時國家還沒有辦技術學校或職業培訓班之類，那麼辦理這個縫紉組，以待日後國家的接管，這樣的想法是可取的，也是可以實現的。
這個縫紉組第一班畢業的時候，照樣舉行畢業典禮，發給證書，儀式還很隆重，畢業生有些在城內服裝公司，有些回鄉，每人都找到適當的工作，一切都在正常發展。
開始舉辦第二期教學，並籌備第三期招生的時候，出現了阻力。阻力來自本城成衣工人，他們認為縫紉組成立以後，勢必影響他們的生活，因此找到陳、張兩位女教師，陳、張把責任推給蓮舫，成衣工人認定蓮舫參加縫紉班的工作，完全是由於陳、張的鼓動，因此把責任擱在她們身上。蓮舫認為，每人做一套人民裝，泰興人口一百萬，即使不算婦女，男子便得做五十萬套人民裝不要說，一個縫紉組的成立不會影響成衣工人的生活。即使十個縫紉組成立，也影響不了。何況縫紉組的發展前途，做衣服只是一件事，還有其他各項工作，以及外地的定製工作。日子長了，工作多了，決不會影響成衣工人。但是這些長遠的看法，蓮舫和我都明白，陳道謹、張達泉還不明白。
成衣工人把問題提到李副縣長面前，煦春因為事關工人生計，主張立即停辦。他和陳道謹、張達泉說通了，又和蓮舫說，並且說明縫紉組停辦以後，由他負責給蓮舫在泰興中學安排一個職員的位置。蓮舫看清楚問題所在，她對煦春說：「當初在李副縣長吩咐以後，主辦縫紉組，本來不是為個人的生活。現在既然李副縣長主張停辦，個人的生活不勞副縣長費心了。」
縫紉組停辦了，蓮舫得了空，因此能到上海來。
在蓮舫主持工作的過程中，我是極力支持的。因為她能力比我強，我沒有提過什麼意見；在她需要我幫助時，無論是怎樣的瑣碎，我決不吝惜自己的力量。現在這一場打算結束了，我們只當是一場幻夢，去了就算了，也不因此而惋惜。
蓮舫去了以後，我在滬江大學的工作一切照舊，寒假中我照例回到泰興度過春節。
1952年開始了，我趕緊回到上海。
一切工作都為了院系調整。在院系調整以前，第一步是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完全是必要的。教師們是從舊社會來的，思想面貌都是舊社會的，和新社會不適應，不經過改造怎能適應新社會的需要呢？要改造思想，第一是轉變立場。但是在1952年我還沒有這樣的認識。
在那年之初，院系調整的藍圖久已製成，但是還沒有宣布，所宣布的是思想改造。第一步是樹立典型，先在復旦大學進行工作。
典型確定了，一共三位，復旦中文系教授劉大傑，經濟系教授夏炎德和數學系教授李銳夫。夏、李二人所言平平，劉大傑的報告精彩極了。大傑在復旦授中國文學史，所作《中國文學發展史》頗有名，是一位能言善辯的名人，在抗戰以前提倡公安派文學得名。
這一年，劉大傑走遍了上海各個高等學校，敘述了他自己思想改造的經過。特別是他談到上海賭窟中的生活，如何進行輪盤賭博，如何有各式各樣的招待，菸酒和招待女郎。聽他的報告，好比讀到《楚辭》里的《招魂》和《大招》。我們所想到的是抗戰期間有的人士生活的腐化、墮落、無恥和沒有出路。中國經過全面抗戰八年的痛苦，又經了內戰的痛苦，而新中國的成立，則象徵著鳳凰涅槃，從毀滅中得到新生。
這三位教授的報告是啟發性的，以後就是滬江大學教師們進行改造。當時成立了思想改造指揮部，以滬江大學的余日宣為總指揮，復旦大學的黨委副書記王零為副總指揮，當然，一切領導工作都由副總指揮負責。指揮是一種軍事體制，思想改造原來有一些作戰的意義。
此後便是分組進行了。上課教學是由教師主持的，思想改造是由學生主持的。當時認為學生年輕，受社會薰染不多，因此由學生主持思想改造比較合適。經過二十多年以來的事實教育，大家看到這樣的假定不一定完全正確，因為學生和教師同樣來自舊社會，同樣受到舊社會的薰染。
教師的學習是分系進行的。中文系教授六人，助教二人，成為一組，另有學生一二人參加。在這個組織中，因為學生是輪流來的，實際上不可能成為正式的主持者，領導權落在助教劉某某身上。
這位助教新畢業，二十齣外，說話流暢，確實是一位幹才。
在交代主導思想中，每個人都得深思冥想，追想哪一種思想是主導思想，有時想了好多，經過大家討論，覺得還不是主導的，於是再進一步深思冥想，所得的是不是主導的，還有待於大家的幫助。這一番工作沒有身歷其境的人是不會知道的。狄更斯的小說《大衛·科波菲爾》里的斯特朗博士踽踽獨行，追求英語每個詞的詞根，其苦未必有加於此。每個人都做了斯特朗博士，每個人都在窮搜自己的思想根源。
為了更好地找出思想根源，首先必得交代自己的罪過，這在當時稱為「丟掉包袱，輕裝前進」。
在我們這一組，應當說是余先生的問題最多了。政治問題、私生活問題、作風問題一切都糾纏在一處。余先生是機靈的，把這些問題全部交代了，而且由於他在戲劇表演方面有過具體實踐，他搞得那麼有聲有色、生動活潑，他經過三天把問題交代清楚以後，居然成為學習的榜樣，成為小組中的獅子，成為交代之王。從領導到成員，沒有一個人不感到目瞪口呆，認為這樣的交代是不可多得的。
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章教務長的辦法又不同，他帶著小本本，到小組每個成員那裡，請求對他提出意見。
待到你把意見提了，他還是苦苦請求，直到你把肚腸角落的意見都提得乾乾淨淨，沒得再說了，然後他把每個成員的意見集中起來，歸納消化，組織成為自己的交代。小組學習時，他這番交代，能使每個人都感到滿足，感到更無意見可提，輕鬆爽利地通過了。徐中玉在中文系是一員名將了，維之、上沅、蟄存和我本來是東西南北，毫不相關的人物，他不是系主任，但是他能把大家團結在一處，不能不算是一個能人。總的印象是章靳以的交代，沒有意見可提；徐中玉的交代，大家意見很多。中玉最後只能垂頭喪氣，慨嘆一聲：「我太老實了，吃了別人的大虧。」
交代問題時，問題愈多愈好，雞毛蒜皮的問題，政治方面的問題，只要交代，一概不予追究，但是必須交代，不交代是不行的。我的苦惱是沒有什麼可交代。貪污吧，我沒有經手公款；腐化吧，倘使我稍有問題，我相信即使遠在四川，蓮舫也會不顧一切趕到四川的；至於反黨叛國吧，我不是共產黨員，談不到反黨，我遠在四川，也沒有叛國的可能。困難呀！真是困難，我只有窮搜。最後找到了，我在泰興時，耿迺寬因為經營米店，向我借了二百萬元（舊幣）資本，後來按照一分四厘的利率，連本帶利還了我。這算是違犯了當時私人不能貸款的規定，作為貪污交代了，並且訂明賠償日期，講在下月發放工資時照扣。
問題交代了，心裡感到輕鬆。這時中文系學生的頭頭來了一封信，大意是說，一個人年齡愈大，問題愈多，希望我把問題交代出來，由大家幫助解決。我看到「年齡愈大問題愈多」的提法，感到非常激動，覺得這是一個機械的提法。我想我今年固然不小了，明年還要大，年齡愈來愈大，問題必然愈來愈多，那還要改造什麼？後面這幾句，我是說出來了。我說的時候，經濟系教授丁先生和施蟄存都在座。丁先生在經濟系小組會上也提到。他並沒有造謠。
問題張揚開了，中玉問我，我把情況告訴他。後來我在小組上也提到。中玉據實向王零反映。這一次王零卻謹慎，調閱經濟系小組紀錄，發現丁先生雖然多事，話卻沒有傳錯。問題解決了，我對於某些人卻不能不存有戒心。大學教授只是社會的成員，不能單獨成為一個階級，社會上各式各樣的人物，不能不反映到大學中來，這只是一種社會現象，一點也不稀奇。
交代問題以後，我還在苦心搜索我的指導思想，但是總抓不住要點。我和斯特朗博士一樣，都在苦苦地向下面追求，其實這是很大的錯誤。經過指揮部成員的個別幫助，原來是超政治、超階級。在各個小組交代問題，互相追問，有的造謠生事，有的垂頭喪氣，有的踏著人頭前進的過程中，指揮部其實久已做好分門別類的工作。小組的討論、紀錄、攻擊、反駁，一切的一切，只是對於指揮部提供核實訂正的資料。平心而論，無論滬江大學思想改造指揮部最後的評價如何，我認為大體上是做得比較穩妥的，沒有發生打架的事，自殺的事。這倒不是領導滬江大學思想改造者的特長，而是他們已在復旦大學進行過工作，取得經驗的緣故。領導革命是一份艱苦的工作，沒有經驗是不行的，但是全憑經驗也不行，因為共產主義社會以前，沒有共產主義社會，所以無法獲得共產主義社會的經驗，只能逐步前進，逐步探索，從一個點出發，然後全面鋪開，善於取得經驗，推廣經驗，這裡需要大量細微工作。要穩妥，要細緻，尤其要有堅強的領導。
滬江大學的思想改造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這還是很初步的，要在漫長的歲月中，不斷深化，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
思想改造的第一階段告了結束，大家都考慮到了院系調整，分配工作的問題。復旦大學是華東重點學校，一般的估計是要求高，鬥爭劇烈，因此都不希望調進復旦。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許傑和中玉熟識，他常來滬江大學，大家都還認識，他提出要求，希望中文系全部調往華東師大。我覺得調華東師大也好，不可能的話，調到揚州師範學院也可以，因為揚州離泰興九十里，長途汽車兩小時可以直達。但是一切都由華東局領導考慮，誰也不能提出主觀要求，因此大家都在等著。這一年各校開學很遲，一時也無從著急。
從1949年解放以來，到1952年秋季已經三年了，政局逐步穩定。1951年中國人民銀行存款利息每月百分之一點八，如不要求保本保值，那還可以增加一半，這是說年息高達百分之三十二點四，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但是在蔣政權那樣一個物價飛漲的爛攤子上，不大量吸收存款，就無法維持幣值。這一著非常有效，到1952年以後，存款利率已經降到百分之十，物價大體保持穩定。
在國家稅收方面，那時火車、輪船票價一律附加百分之三，稱為保險費，其實是一種交通稅。這個規定到1952年以後，也逐步取消了。
由於一般人對於政治的興趣不斷提高，各黨各派也開始活躍了。各黨各派的成立，有一些是在抗戰後期的，例如中國民主同盟、民主社會黨。中國青年黨成立更早。抗戰結束的時候，逐步形成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對立。民主同盟是共產黨的戰友，民主社會黨和青年黨則完全蛻化為國民黨的附庸。青年黨的頭子曾琦參加國民黨的政府，作為國府委員，他那「一入朝堂雙淚垂」的詩句，成為文壇嗤笑的話柄，只有民主同盟作為黨外的戰友堅定地跟共產黨走。
1949年以後，民主社會黨和青年黨都完了，國民黨左派作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而存在，其他有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民主促進會、民主建國會、台灣民主同盟，這許多黨派都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存在的。當然，在解放之初，這裡面是有一些人希望藉此作為政治資本，爭取個人地位的。
一天，中玉和我說：「民主同盟滬江支部提出請你參加民盟，已經取得共產黨同意了，你自己的看法怎樣？」
整個政治形勢已經起了極大的變化，要像以前那樣置身於政治之外是不可能的，要加入共產黨，那是最理想的了，但是自己的政治認識太差，條件不夠。一般的民主黨派吧，實在有一些是魚龍混雜，我也不願意參加。民主同盟在抗戰後期對於國家和革命是有一定貢獻的，但是當前的領導人也有不足之處，在川漢鐵路的問題上，張瀾有些事情還沒有搞清楚；羅隆基在西南聯大時期名聲很不好，因此我很猶豫，把這些問題都和中玉談了。
中玉說：「現在一切都由共產黨領導，個人的問題不大。」
於是我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主要是把它作為政治補習學校，自己沒有什麼政治抱負，也不想爭取什麼政治前途。
1952年8月間，君遂添了兩個女孩，是孿生，大家都很高興，取名邦蔚、邦薇。蓮舫從泰興送去了乳母，免得允明過於辛苦。這時在家的子女是惠如、君邁，瑞允在南京讀幼兒師範，君道在哈爾濱讀工業大學。君道考取之初讀化工科，中間攻讀礦冶，不久又由礦冶轉入建築，都是響應學校的號召。清於在朝鮮前線。
時代在激變，一切都在發展變化之中。我在滬江大學，這時大家都很清楚這所大學就要停辦了，但是滬江大學停辦以後，我們到哪裡去，誰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