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自傳 · 第十一章 中央大學前四年（1942～1946）
1939年1月11日，我到達樂山武漢大學，1942年8月，離開樂山，乘船前往重慶，同船的有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李海晨，物理系教授王恆守，他們曾到峨眉遊覽，這次帶著愉快的心情回去了。
我在臨去的時候有這樣的兩首詩：
有感
萬里西來幾斷腸，一生人海兩茫茫，自甘蠖屈同秦贅，不道鳳衰啁楚狂。披髮只今多拓落，褰衣何處太荒唐，風和帆飽檣烏動，剩與嘉州伴夕陽。
舊館
舊館荒殘長綠苔，斷雲剩雨滿林隈，清愁淒切誰雕管，小飲朦朧謾玉杯。頰暈憶曾烘畫暖，妝新只許斗花開，可憐攜手同游地，蠟燭無情淚作堆。
《舊館》這一首確實是有些哀感了，但是這樣的哀感是完全出於意內的。我這一生很少調換工作崗位，在武漢大學前後十三年，確實是很長的了。這十三年對於我是一種教育，一種培養。武漢大學的同事們對我幫助最大的有三位：第一位是聞一多，第二位是老同學陳通伯，第三位是劉賾。由於他們的幫助，我從一個尋常的中學教師成為多方面發展的大學中文系教授，我應當特別感謝劉賾，要是沒有他的壓力，我對於那部《說文解字》可能只是一覽而過，不求甚解，但是正因為要理解他的專長，我對這部書，不能不有所體會。關於傳記文學提起我注意的是劉賾，促成我努力工作、把傳記文學作為自己終身事業的還是他。
十三年的辛勤終於結束了，我的航路正指向重慶，要在中央大學找一個臨時的棲身之所。
1938年我離開泰興的時候，蓮舫和我對於抗戰的前途是有不同看法的。她認定在一兩年之內抗戰就會結束，我認為抗戰會長期抗下去，十年八年都說不定。蓮舫的估計很可能實現，但是幸而沒有實現，中國才從血泊中重行站起來，終於經過一次堅決的鬥爭，成為世界上一個強大的國家。
蔣介石在武漢的時候，看到南京喪失，他暴怒、狂躁，甚至拍桌子，打板凳，這是事實，但是這是一手，他還有另一手。他正在尋求機會和反動的日本軍閥談判。這一次談判如若成功了，那麼就不是何應欽所訂的「何梅協定」，把淞滬作為雙方都不駐兵的地區；更不是胡適所說的把北京作為文化城，雙方都遠遠退出，而是把中國的心臟所在，甚至更大的地區都送給日本豺狼了。但是豺狼並不滿足，無論希特勒派來的大使陶德曼如何斡旋，反動的日本軍閥宣稱不以蔣介石為和談對手。這才迫使蔣介石走上繼續抗戰的道路。歷史不會同樣重演，但是歷史會部分重演。《大金吊伐錄》恰恰給我們上了這樣的一課。金人攻陷開封以後，他們號稱不以趙姓為和談對手，於是張邦昌出來了，而趙家的九大王趙構卻跑出去，一邊逃跑一邊抵抗，同時一邊乞憐。這一次歷史重演了，汪精衛做了張邦昌，蔣介石卻做了昏德公、重昏侯和九大王，一身而三任焉。歷史是重演了，然而不是同樣重演的。
蔣介石在武昌，不是沒有做過一些工作的。他槍斃了破壞抗戰的韓復榘，嚇死了借病避戰的劉湘。這兩位大將的死亡，對於當時的將領是產生影響的。台兒莊的勝利，替中國爭回一些面子。但是問題還是有的。南京放棄了，廣州放棄了，從保定退卻，一直跑過了黃河，敵人還在數百里以外，長沙已經是一片焦土了，這應該由誰負責？然而蔣介石不問了。是不是來一個諸葛亮揮淚斬馬謖，自貶三等，降稱右將軍呢？沒有，蔣介石沒有讀過《斬馬謖》，也不會表演。從1938年到1942年，戰爭是在繼續著多但是在不斷地失敗中。黃河以北、津浦線以東，湖北、湖南、廣東、廣西、福建、浙江的大城市都喪失了，但是抗戰還在繼續，現在所爭的不是大城市而是各縣各鄉，準備積小勝為大勝，終於扼死這頭軍國主義豺狼。
1939年，由於法幣在西南大面積攤開，幣值不但沒有低落，反而略有回升。這是一個假象。1940年以後，情形開始不妙了。最初的傳說是：劉湘老婆因為劉湘之死，大量囤積糧食，準備拖垮經濟大局，為劉湘報仇。這是一種傳說，無論劉湘生前怎樣拚命搜刮，但是要憑封建剝削，拖垮現代的經濟結構，這是不可能的。主要還是龐大的軍隊開支，不是這萎縮的地區所能勝任的。何況還有蔣介石的令親宋子文、孔祥熙這兩位經濟專家，他們盤踞著財政部，不愁不把中國的膏血完全吸盡。那時四大銀行都有無限制的紙幣發行權，蔣介石的中央銀行、宋子文的中國銀行、孔祥熙的交通銀行、陳果夫和陳立夫的農民銀行，他們都在日夜趕印紙幣，面額也在不斷擴大，一元、五元、十元，進而是五十元一百元，抗戰結束以後更加是天文數字，不可勝計了。四大家族不斷用紙幣吸收物資，物價也就不斷飛騰。1940年如此，以後更是飛速前進。
1940年，重慶的參政院開會，蔣介石出席，參政員都到會了。
張申府提出通貨膨脹的問題。
蔣介石說：「有些膨脹，但還不是惡性膨脹。」
張申府說：「是呀，即使是通貨膨脹，還沒有惡到滿街都是鈔票，人人可撿，或是天空掉下鈔票打破腦袋的地步。」
蔣介石說：「抗戰時期，總得大家埋頭苦幹呀。」
張申府說：「這是完全正確的，就是我也從來沒有想到仰頭樂干，一向都是埋頭苦幹的，但是苦總要有一個一定的限制。」
就是這樣的在嬉皮笑臉中，把通貨膨脹問題討論了。
苦的是孔祥熙，他長期當財政部部長，當時一般輿論都認定他貪污。據說，當時財政部的小官僚堅決否認這句話。這是很自然的。他擔任財政部部長不止一次，就職的那個月，普遍發雙薪，作為開門見喜，臨去的那個月，又是普遍的發了雙薪，作為臨別紀念。他的印刷機正在日夜不休地為他製造財富，至於封建社會的落後方式，直接貪污，孔祥熙才真沒有想到呢。
由於通貨飛速膨脹，大學教師的生活完全改樣了。最初是教授們唯恐房價太低，後來他們的住屋越過越緊縮了。有的索性跑到對河，揀著無主的山邊田角搭起草房來住。雖然還不夠滾地龍那樣的普羅（Poor的音譯），然而這批布爾喬亞只能是「茅茨不翦」了。
在樂山還聽到這樣的一個消息。
一次中央銀行招考練習生，銀行職員對著一個一個的報考者進行口試的時候，忽然瞧到三位中年知識分子，把履歷表打開一看，原來是中央大學的三位教授。職員不勝詫異地問道：「三位先生來是幹什麼的？」
三位教授齊聲道：「是來報考的。」
「啊呀，教授先生來報考練習生，太意外了，究竟為的啥子？」
「那還不是為的銀行里的衣服費、烤火費、鞋襪費，甚至跑警報還有警報費。銀行練習生的待遇比大學教授待遇強多了。」
這個消息，後來我到中央大學曾經仔細問過，據說並不確實。不過銀行練習生的待遇比大學教授強得多，這是事實，因此樂山還流行著這樣的一首神童詩：
天子重銀行，待遇特彆強，萬般皆上品，餓死讀書郎。
其實這也靠不住。銀行的待遇特彆強是確實的，但是挨餓的人可多了。凌叔華到過重慶，回樂山時買了汽車票，看到一位少將由於買不起車票，只能在車塵滾滾中垂頭步行。重慶還有一位科員，夫婦在跑警報時，帶著自裹的粽子。回來後，因為沒有吃完，擱在門口出賣，居然利市三倍，全部售完。後來這位科員官也不做了，索性夫婦合作，在門口搞了一個熟食小鋪。
一般的工作人員是沒有米貼的，總算照顧知識分子，連著家屬，每人津貼白米二斗。我到重慶時，重慶大學的朱森教授，因為在中央大學兼課，兩校都領了米貼，這件事給教育部知道了，給他一頓狠狠的批評。不久朱森死了。在追悼會上，教育部長陳立夫也得到批評，認作是為了二斗白米，逼死一位教授。
我這次到中央大學是由於該校農學院教授朱健人和外文系教授徐仲年向國文系主任伍叔儻推薦。徐仲年和通伯是表兄弟，這次是由通伯的弟弟次仲促成的；健人和我一家，因此我到重慶的時候，先到沙坪壩找到了健人。那時他父親迂生也在重慶，是族長兄，見面時很關切，對我有不少幫助。
那時中央大學分為兩部，一年級新生全在柏溪，二年級以上的除醫學院借住成都華西大學以外，全部在沙坪壩。沙坪壩雖然在重慶郊外，但是交通便利，來往雜沓，人手特別混亂，歷史系的繆鳳林稱之為「水陸碼頭」，倒是千真萬確的。茅盾的《腐蝕》就以沙坪壩為背景。柏溪在嘉陵江上游，三十里的路程，除了木船和滑竿以外，沒有其他交通工具，因此來往人少，也比較安靜。我因為兩邊有課，但是柏溪課多，所以常住柏溪，每周去沙坪壩一次。
抗戰以前，中央大學在高等院校中的地位是一般性的。抗戰初期西南聯合大學由於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的聯立，聲譽遠出各校之上。可是到了1942年，中國對外的出路只剩了一條滇緬路，而後來英國人又封鎖了滇緬路，昆明的情況反而更加危急。知識分子集中到重慶，中央大學的地位，不期然而然地高起來，組織龐大，人員也特別複雜；共有文、法、理、工、農、醫、師範七個學院，四十多個系，還附帶一個牙科學校。學校的組織，上層是校長和教務、訓導、總務三長，院長是空的，實權完全在四十幾位系主任手裡，每位系主任都握有進退教師的大權，因此這個學校成為四十幾個土司的聯合衙門。
當時的文學院有中文系，系主任汪辟疆；師範學院有國文系，系主任伍叔儻。中文系人才較多，重心是汪辟疆和胡教授兩人，他們都是南京高等師範、東南大學的舊人，汪的名士習氣較重，胡開通一些，但是對人較忮刻，因此情緒對立，中文系也不易進展。師範學院是新辦的，國文系只有伍叔儻、羅雨亭兩人，伍是國民黨健將朱家驊的連襟，本人是一個黨混子，自己認為懂得政治，羅雨亭是羅家倫介紹的，因此伍叔儻疑心他是派來監視自己行動的，同時又認為他的文采不足，多少有些輕視，不過因為系內只此兩人，不願再把矛盾激化。
1942年春初，在校務會議上，汪辟疆的名士脾氣又發了，他說：「大一國文這個課，實在沒有意思。中文系管不了，我也不想管。」
伍叔儻一眼看清這是上門的買賣，隨即說道：「既然中文系不管大一國文，這個責任，我們國文系是責無旁貸的了。」
這一年秋天國文系本身添辦了四年級，共有四個班級，外加各院各系的大一國文，一共幾十個班級，每位教師擔任三班課，共計增添教師一二十人，師範學院國文系的教師添了不少，突然成為大系，聲名遠出中文系之上。在這裡可以看到黨混子的手腕切切實實地遠在斗方名士之上。
從此以後，國文系的教師超過中文系了。在沙坪壩的先後有孫鷹若、徐英、楊晦、喬大壯；在柏溪的除我以外有羅雨亭、孫雨廷、衛仲蕃、魏興南、魏建猷、王仲犖、吳組緗、管雄、陳行素這一批人。伍叔儻是一位有名的斗將，他在學校中能夠獨立作戰，並不要求教師們助威；教師們也樂得有這樣的系主任，明知他不過是一位黨混子，只要他對於教師們不加妨害，由他自己混去。
國文系的學生是不是知道他是黨混子？知道的，但是抗戰中的學生，大多數是隻身在外，無依無靠，沒有考取的只望考取，一經考取，可以不費分文吃到三頓飽飯，只要畢業以後，系主任代他找到工作，那時即使系主任是文盲，也不愁無人崇拜。人們已經到了生存的邊緣地帶時，是沒有選擇的。
伍叔儻每學期總有兩三次從沙坪壩趕到柏溪。他看到國文系學生總要殷勤接待，噓寒問暖，有時問他們愛讀些什麼書，有什麼作品。學生有的把自己的作品給主任看，伍叔儻總是說在柏溪一時也不能細閱，要帶到沙坪壩仔細看，看看他們日後適宜於怎樣的工作。這些作品後來我在沙坪壩伍叔儻的房裡看到，久已塵封累載，估計始終沒有經過什麼人的閱讀。
伍叔儻的一手絕招是他的《後漢書》。他看到學生的時候，總是要他們讀《後漢書》。他把這部作品吹得神乎其神，好像讀了《後漢書》以後，什麼都能解決。我是讀過《史記》的，因此也就把《後漢書》仔細讀了一下。讀過以後，才知道完全不是這樣。范曄作書的時候，關於後漢的各種不同史書還存在，這些他都可以參考。他並沒有發現新材料，甚至在引用前人作品的時候，有時還不免有些脫誤。但是這都無損於《後漢書》的價值。他的目的是要說明在後漢時代，除了光武、明帝、章帝這幾位君主以外，有些皇帝是昏君，有些是孩子，有些自己不能執政，由著太后、外戚或是宦官執政，這個朝代的存在，主要不是由於君主的英明，而是由於「仁人君子」的努力。這些人有些是大臣，固然可以提供他們的才能；有些只是小官，甚至連小官也不是，同樣也可以主持清議，維持國家的存在。假如聯繫了作者范曄的時代，我們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他的政治主張。一系列東晉皇帝不是庸才就是白痴，這些人是沒有希望的，而代替東晉的劉裕，出身於流氓無產階級，他從出賣他的上級劉牢之開始，以後北伐南燕、後秦，確實打了幾個勝仗，但是勝利是建築在人民的血泊之上的。為了趕回建業，爭奪帝位，他可以拋棄整個關中和自己的十萬部下。帝位到手了，傳給兒子了，但是他的那流氓無產者的思想和行為，也傳給他的子孫，每個繼承者總得把自己的兄弟一個一個地殺盡滅絕，而後傳給自己的兒子，再由他們重演這血腥的屠殺。皇家帝室既然是一批血腥的屠戶和犬豕，那麼誰來維持這個苦難的社會呢？范曄這就想起自己所屬的大地主階級，他稱這些人為「志士仁人」。他在《陳蕃傳》里說：
桓錄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范曄當然有他的局限，他所希望的只是他出身的那個大地主階級，他相信只有這個階級的人出來，才能撐起這個國家。這部《後漢書》就是他的階級意識的表現。後來他在政治上有一系列的活動，而這時的最大的屠戶終於把他殺了，其實殺人的沒有錯，被殺的也沒有錯，這只是鬥爭的表現形式。
我把《後漢書》仔細讀過，才明白伍叔儻的盛稱《後漢書》的文采，並沒有理解這部書，真正做到了古人所說的買櫝還珠。他所看到的是裝潢美麗的外殼，但他並沒有理解這部作品的精神面貌，他也不可能理解。這一切我都沒有說破，只是把我自己的見解，寫了一部《後漢書考索》，這部書已經探討到作者的思想意識，比《史記考索》進了一步。
伍叔儻對於我們的要求，只是把課教好。我的課是一年級的大一國文、《毛詩》和三年級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他本來要我開文學史，我看到這會擠去羅雨亭的課程，因此沒有同意。雨亭是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的，問我為什麼開文學批評史呢？我說：要是不開，那就很少可開的課了。一般地講，我和國文系的教師相處得很好。
那時的中央大學，由於院系繁多，組織龐大，因此到處出現了無人過問，無人負責的現象。可能這是由於我們的老傳統，大家都有些不親細務，因此亂七八糟，貪污蒙蔽也就習以為常了。即如我們吃的米，一直是由沙坪壩發來的。從沙坪壩上船，逆水行舟，三十里的路程要分作兩天走，當夜在磁器口上游住夜。住夜的時候，就會有人挑去十石八石。一船的米少去十石八石不是件小事，但是不要緊，嘉陵江里有的是江水，如法炮製，第二天下午船到柏溪，大斛小斗，一量還是這些，並沒有什麼欠缺，可是米是燙手的，日久了還要粘結成塊。我們吃的米，是沙子、石子、穀子、癟子、稗子，有名的五子俱全，但是無人過問。
有趣的是有一次校長顧孟余換了，那時柏溪的教師食堂里，一夜之間來一個大動亂。第二天大家看到標語：「我們的顧校長勞苦功高。」「我們為顧校長而歡呼。」最妙的還有一張是發動教師的：「教授們啊，你們拿了這麼多的工資，為什麼不起來挽留顧校長啊！」這一張最滑稽。我是接了顧孟余的聘書的，但是我來是為國家教書，不是替顧孟余捧場的，因此只有置之不理。看來一般教師也都置之不理。大約這些標語是顧孟余在柏溪安排的親信乾的，但是並不頂用。
在重慶政府里，顧孟餘一向是作為汪精衛的嫡系存在的，汪精衛投敵了，他並沒有投敵，於是就在羅家倫出國，擔任駐印大使以後，由他擔任中大校長。這幾年來，他總算沒有失業。但是這幾年來，他的能力，由於惰性作用也就所存無幾了。他的下台，正是一種物理現象，可是由於他的下台，問題來了：誰來當中大校長？
蔣介石看到這一點，由於種種原因，在抗戰後期中央大學的地位提高了，學生多，教師多，四十幾個系把中大推到高教界的前列。他想抓到了中央大學就抓到了中國的知識分子。抗戰以前的蔡元培不是那樣嗎？抓到北京大學，就抓到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己是抓到中國的軍隊了，但是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沒有把握。因此顧孟餘下台的時候，他有些猶豫。
教育部長陳立夫看到這種情況，就說：「中央大學的情況很複雜，為了把這個學校好好整頓一下，立夫顧不得勞累，是不是可以由立夫兼任，讓主席可以把旺盛的精力主持國家大事，應付更重大的需要。」
這時林森久已死了，蔣介石正赤膊上陣，擔任了國民政府主席，因此陳立夫有這一番話。聽到陳立夫自告奮勇，蔣介石手按在桌子上說：「且慢，大家好好考慮一下。」
陳立夫是聰明的，他不再堅持了。最後的決定是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央大學校長，日常事務，另設教育長，由朱經農主持。
朱經農是學教育的，教育學主要是搞中小學的，對於怎樣主持一個大學校，鼓舞大家在學術方面的努力，其實並不內行，不過在蔣介石校長的領導下，大學本來與鼓舞學術無關，最大的要求，只是如何應付現實，以免出現意外局面。就這一點已經很不容易，何況蔣介石對於大學生的要求，只是滿腦子的灑掃應對，而這套灑掃應對的功夫，不要說抗戰中的大學生對此不感興趣，朱經農教育長也是滿肚皮的嘀咕。
一天，朱經農教育長接到電話，說是校長要來視察學校了。仲秋天氣，炎威還沒有消除，教育長帶著教務、訓導、總務三位首長，光著腦袋，遠遠地在松林坡下面伺候。聽著聽著，遠遠地來了一陣喇叭的嘶嚎，知道校長的汽車要到了，大家屏著氣，目不轉睛地伺候著。一部先行的汽車停下以後，過了令人窒息的幾分鐘，校長的汽車到了。教育長光著腦袋帶著三位首長，彎腰低頭走上去，然後仰起掛著笑容的面孔，鄭重地說：
「校長辛苦了，歡迎歡迎。」
蔣介石知道這是學校，究竟和衙門不一樣，因此也還和氣，只是說：「沒啥，沒啥。」他把手一揚，「請吧！」
朱經農和手下三位首長領路，後面簇擁著一批副官、侍衛之類，一路走上松林坡，不料斜刺里衝上一位學生，腳上一雙草鞋，啪嗒啪嗒地打著石子路。
蔣介石看到這雙草鞋，實在不成體統，氣得臉色發青，但是很懂得容忍，沒有發作。只是對著這學生說：「幹什麼穿草鞋，這是什麼樣子？」
青年人想不到草鞋犯了諱，正要發作。朱經農一副調解的架勢，說：「這是校長。」
不說猶可，一說到校長，青年人的話來了：「校長，請你替我計算一下。我從家鄉，千里迢迢的投到重慶，無親無友，雖說考上了中央大學，按月領到貸金，要繳飯費，買書，買筆墨紙張，算一下，錢已經用完了，談不上買皮鞋，布鞋也不想了，個把月不剪髮，買了這雙草鞋，還要靠它爬上爬下。松林坡的碎石又多，我正愁草鞋破了，沒錢重買一雙。校長，請你替我算一下，以後怎麼辦？」
蔣介石的臉色更難看了，沒有答話，教育長出來打圓場，他說：「這問題提出也好，校長會考慮的。」
朱經農領路，蔣介石上了松林坡，正在向右轉，不料又衝出一位青年，上身罩著一件汗背心，短褲，赤腳、草鞋。滿臉都是汗，背心和短褲都濕透了，還在往外沁。蔣校長滿肚皮不舒服，吆喝著：「站住站住。」
這位青年頭也不回，一徑走了。蔣校長氣得直哆嗦。
朱教育長連忙說：「這是教師。」
蔣校長說：「啊，這是教師！教師怎麼搞成這樣子！」
教務長開口說：「他們是在那裡打球，這一位打完了去休息的。」
蔣介石向前一看，果然還有一些人在打籃球，這才平了氣，只和朱經農說：「不看了，今天我還有事，再見吧！」
朱經農巴不得這一聲，一下心定了，還沒有出什麼大事。他和教務長們把蔣校長送下山坡，看他上了汽車，這才抹一下滿臉的汗：今天過了一關。
一個星期以後，我在柏溪接到教育長辦公室的通知：「逕啟者：頃接電諭，定於某日下午二時，召集全體師生員工，在校本部大禮堂，由校長訓話，務祈準時出席為荷！」下邊還蓋著教育長辦公室的公章。
我教了二十多年的書，還沒有聽過校長對教師訓話的事，這倒是新聞。要是以政府主席的身份訓話，當官的不聽也得去聽，可是校長訓教師，那只能由愛聽的人去了。好在各人自由行動，並不排隊，落得在柏溪聽結果。
那天晚上，只聽得學生們三三兩兩地回來。一位女生尖聲尖氣地嚷著：「今天校長可把大家罵苦了，說是先生不像先生，學生不像學生。」
罵就由他罵吧，最後的結果他自己會好好地回味。
第二年的暑假到了，要舉行畢業儀式。朱經農恭恭敬敬地給蔣介石一封呈文，請求蒞校參加，發給畢業證書。
在大學裡，這是一個盛典。在蔣介石，這也是一個機會。從他手裡接過畢業證書的學生，這才是真正的及門弟子，日後酌量重用，當然感恩戴德。
那一次沒有通知柏溪分校，因此沒有人去參加這個盛會。
校本部參加這個典禮的人倒不少，學校負責人都到齊了。
經過一番儀式之後，蔣介石長衫馬褂，直挺挺地站在那裡準備發畢業證書了。
教務長呈上一疊畢業證書，朱教育長揀著第一張按著姓名直嚷。
蔣校長正在準備哈腰發給證件。
全場寂然，沒有一個人起立，也沒有一個人作聲。
大家你看著我，我看著你，蔣介石的發青的臉對著迎面的掛鍾，掛鍾也對著蔣介石，悠悠然地踢嗒踢嗒。
一位懂事的青年站起來道：「某人因事沒有到場，是不是可以由我代領？」
朱教育長看到蔣校長的臉色鬆了一下，連忙說：「可以可以。」
蔣介石把畢業證書交給這位學生，他準備好的那一番訓誡高論只得留給第二位了。可是第二位依然沒有到場，還是由另一位代領。
這個情況重演了四五遍，太乏味了。蔣介石挺一挺身，說：「走吧。」
朱教育長連忙吩咐教務長留下，代發畢業證書，一邊向蔣介石說：「會議廳里四百多位教師還在那裡候著，歡迎校長訓話，準備著茶點，是不是可以請校長到會議廳？」
蔣介石正下不了台，一想到會議廳和教師們見見面，也好，因此略微點一下頭。
朱教育長高高興興地在前引路，想到會議室這四百份茶點，是由重慶西菜館精心準備的，只要教師們客氣一些，今天這一場沒趣，是可以挽回的。他領著蔣介石傍著山路向前，得力的工作人員早已一溜煙地跑向會議室。
重慶的天氣，下午比較煩熱，好在蔣校長帶兵久了，倒也不太為難。教育長的嘴巴又甜，訓導長也能湊趣，信步走來，不知不覺地已到了會議廳。
廳門打開，迎面來的約莫四五十位，都是精練爽利，間或也有三兩個頭童齒豁，原來都是臨時拉來的職員。蔣介石朝裡面一看，半個教師也沒有，有的是排得整整齊齊的條桌，蓋著雪白的檯布，四百份點心，還有牛奶咖啡送來一陣陣的香味。
朱教育長這時才大驚失色，訓導長和總務長也慌了手腳。蔣介石血紅的眼珠瞪著侍從武官：「幹什麼，還不趕快叫汽車開上來！」
一陣喇叭聲送走了蔣校長，朱經農和那兩位首長瞪大了眼睛直嘆氣，職員們正在估計如何分配這四百份精製的茶點。
蔣介石的工作多呢，干不幹校長，他是不會失業的，朱經農倒需要重新安排，一邊調教育次長顧毓琇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中大的這些幹部又有一番調動。
這是蔣介石出任大學校長的經過。他對於蔡元培始終有些不平，蔡元培也始終以國民黨左派的面目出現，沒有和蔣介石合作。
以前我沒有到過中大，但在中大還是有個別熟人的。健人和我是一家，不必多提。沙坪壩註冊組的史價人，是南通中學的校長，這時也在中大，有些老邁了，不過還在堅持工作。柏溪分校的註冊組還有一位劉斌，是武漢大學的老同事，別後重逢，有時也談談珞珈山的情況。
最難得的是張士一先生。我在南洋公學附中讀書時，張先生以助教的身份教過我，到柏溪以後，聽說他住在附近，我連忙去拜訪。張老師頭髮已經雪白了，但是精神非常充沛，看到我這三十多年以前的學生，也還記得，高興得很。那時張老師在沙坪壩任課，因為圖安靜，所以住到柏溪。有時也談到沙坪壩外文系同事，大半是他的學生，不過不夠親近，不免也有一些牢騷。這也難怪，各校有各校的風氣，並不稀奇。
此外還見到宗白華和顧頡剛，他們都是五四運動以後出名的，現在也在中大開課。宗白華勤學得很，他住的地方離柏溪很遠，來的時候，背著一麻袋書交還圖書館，去的時候，又背著一麻袋書回去。確實是一個勤學而又遵守圖書館規定，自己讀書而又不妨礙別人讀書的好榜樣。
顧頡剛本來也是能讀書的，但是現在卻有些熱心政治了，特別是熱心在重慶政府做官。這就無形地給自己抹黑。那時重慶正鬧著獻九鼎，教育部的官兒們想起顧頡剛以前做過大禹是一條蟲的考證，儘管後來他曾經自己糾正這個假定，但是官兒們不肯放過玩弄他的機會，指名要他做一篇《九鼎頌》，顧頡剛沒法，只有照做，還得努力恭維大禹一番，這才滿足了官兒們的偏好。
那時成都的一位商人囤積了一大批白報紙，做了囤積又怕損名，於是就開了一爿中西書店，要出一套中國古代作品小叢書。他們要顧頡剛主持，這位先生要出名，可是又沒工夫搞，這就邀我和他合作。他的人頭熟，由他出面組稿，我的雜務少，由我在家審稿。事情拖了一年多，最後還是商人的眼光敏銳，他們看清楚出版的利息，遠遠不如囤積，因此這批小叢書沒有出到幾本就結束了。
到了中大以後，我開始發現中大的風氣究竟和武大完全不同。當然這只是指兩校的一些頭面人物，和群眾的關係不大。不但這個大學和那個大學的群眾基本上是相差無幾的，甚至這個地區和那個地區的群眾基本上也相差無幾。所不同的是頭面人物。武大的頭面人物是一批自命的金德孟，中大的頭面人物好像是不一樣。打架，拍桌子，這是武的，造謠言，盯梢，這是文的，總之是赤膊上陣。中大甚至有人頂著「四凶」的頭銜出門，這樣的坦率，有時就坦率得特別可愛。
歷史系的繆教授就當真了不起，到過陝西一次，回來就到處賣弄怎樣在西安講學。有人問他是不是給胡宗南的軍官們講，他眼睛一瞪，揮著蒲扇一樣的大手，說：「我是給高級將官講，至於一般軍官們那是夠不上聽講的。」繆教授也愛讀書，把圖書館的書借出，堆滿了三間屋，由他慢慢地讀，這一世讀不完還有來世。文學院中文系胡教授名聲更大，他是赫赫有名的學衡派領袖，雖然魯迅給他加上了「學且不知，衡於何有」的碑銘，但是他畢竟是「東南」的人望。國文系的丁山教授來了，要開龜甲文的課，這個消息給胡教授知道了，他立刻用文學研究室的名義把圖書館全部有關龜甲文的書借個精光；丁山只有對著圖書館的空書架白瞪眼。
社會學系主任孫教授調任師範學院院長，院長是比系主任升了一級，可是沒有實權，實權都在系主任的手裡，他帶著一肚皮牢騷去當院長了。可是數理系的一位主任調任理學院院長的時候，坦然地再三叮嚀新任的系主任說：「記清了，在我不當院長的時候，這個主任，我還是要當的。」大家把浩然巾扯開，這樣的生活也有特別的風趣。
這都是些頭面人物的行徑，等而下之的就更不等閒了。體育系的一位蔡先生，名字沒有人提起，一般都稱為老英雄。老英雄的課不多，又用不著看什麼書，一天到晚牽著一頭山羊東逛到西，西逛到東。他正在計算著這頭山羊長大以後，體重如何，能為他掙多少錢，可是一個不注意，老山羊沒有了。老英雄這一驚大大的出乎意外，一筆即將到手的巨款，憑空伸出一隻手搶走了。這個時候他所想到的不是單槓雙槓、長跑短跑，而是即將到手卻被攫去的巨款。怎麼得了，老英雄汗如雨下，沒有辦法。且慢，他坐下來，慢慢地回想一下。最後，他想到總務組的老吳，匆匆地跨進辦公室，一把拖住了老吳：
「老吳，山羊沒有了，怎麼辦？」
「啊喲，老英雄的辦法多著呢！找我有什麼用？」老吳嬉皮笑臉地說。
「不是這樣，人家急都急死了，你還要開心。憑著你老吳還愁沒辦法？我們老弟兄總得幫個大忙。」
這位事務員是肯幫忙的。他的眼睛眨了幾眨，最後說：「老英雄，不要著急，急壞了白白丟去英雄的聲名，有什麼用？一切且看今晚。」
這一晚老吳派工友找到附近的一位老韓。就在電燈的陰影下，他拍著桌子問道：「是你把山羊偷去了，現在給我交出來。」
「啥子山羊，」老韓說，「我不知道。」
「管你知道不知道，就是要把山羊交出來。不交出來，你自己想想看。」
「想有啥用處？就是不知道山羊哪裡去了。」老韓說。
「也好，你不肯說，是吧？不交山羊，我得在你身上找出來。」
老吳的眼睛珠一霎，三三兩兩的打手出來了，木棍竹片都有，窮漢身上吃了三五十下。
但是他委實沒有偷老英雄的山羊，打是打不出山羊來的。他沒偷也就無從賠起，要賠也不知道怎樣的賠法。飯都沒有吃，淨是吃地瓜，拿什麼賠？他有老婆孩子，可是怕拖累，也沒有人敢來。事務組在冷僻的角落裡，人打壞了，誰也沒聽見。這一晚老吳確實是個活閻王，竟把老韓活活打死了。
老吳不是沒有擔心，第二天他跑了。沙坪壩和柏溪是一家，調沙坪壩同樣是工作，老韓死了，老英雄重新買了一隻小羊，我到柏溪的時候，他依然拖著山羊東逛西逛，只不過山羊小了一些。
老韓死了，但是地方上並沒發生大問題，因為柏溪是黃九老爺的天下，只要黃九老爺不作聲，什麼問題都沒有。
這位黃九老爺倒不是本地人，是從北方來的，可是他的來頭大，是袍哥當中的老輩分了。那時還是四十年代初期，人們口頭上一般都說到三位一體，一次一位當地人談到黃九老爺，這位先生大拇指一舉，說：「啊喲，人家是袍、土、革，三位一體。」原來這黃九老爺是袍哥、土匪，再沾上國民黨，是這樣的三位一體。中央大學到四川以後，正想在柏溪建立分校，黃九就把自己的一個山頭連同莊房讓出，這就是分校的辦公室。你想在辦公室打死人，黃九老爺說什麼呢？
黃九從北方來的時候，一條光棍漢，現在田有了，地有了，還有果園。他有老婆、小老婆，有賬房、勤務、打手。從柏溪到磁器口，他有木船，來來往往的人都得坐這條船，就是說，他給你便利，你也得給他交通稅。在這十里之內，他的話就是法律，現在勾結上中央大學，這就無形之中，給了他一種法律的保障。在這附近，打死人不償命的事，還不止一次。那時的法律，不是保障被打的，而是保證打人的權利。
中央大學是一種點綴，是點綴這個腐朽的社會。而這個社會的上層建築，正在為這個即將埋葬的社會做一些美容工作。由於中大比武大更接近這個沒落的中央，因此它的反映也就更具實感，更窮形盡致。本質上是一樣，表現手法是有差別的。
老吳是一個範例，但不是唯一的範例。後來在柏溪還看到一位事務員因為侵吞燃料費而夤夜逃跑；又看到一位事務主任和事務員因為分贓不勻，互相扯皮，其結果是雙方撤退，搞得分校主任連帶辭職。這位主任倒是江蘇的一位有名的師範學校校長，在江蘇的時候，這些校長在南京爭經費，號稱督軍團，沒想到最後到柏溪卻栽了一個筋斗。
國文系在柏溪還是有些成績的。羅雨亭的努力是有名的，吳組緗寫作能力特彆強，他曾經做過馮玉祥的秘書，故事也多，馮玉祥的那本《我的生活》，其實是組緗寫的。王仲犖年輕，但是對於唐六禮很花了一些功夫。魏建猷是搞歷史的，做過顧頡剛的私人秘書。管雄是黃季剛的再傳弟子，和伍叔儻同鄉。
伍叔儻極端自信，同時又相信自己的耳目。他了解到柏溪國文系的教師們對他不構成威脅時，因此也就放手，大家工作就更自在一些。我在教書中，沒有什麼困難，教本系一年級國文時尤其感到很自在。發作文卷子的時候，經常註明時間，約學生到宿舍里和他們暢談，把作品的優點和缺點和他們談了，這樣好的可以寫得更好，差的也可以寫得好起來。有許多話可以面談，但是以不批出為妥，因為一經批出，同學們都看到，好的不免心滿意足，差的就要垂頭喪氣，對於各方都沒有好處。
大約是1943年，那時盛傳王世傑要擔任中大校長了，伍叔儻一見我就說：「朱先生來得正好，聽說王世傑要來了，我想還是你擔任系主任的好。」
「你不是搞得很好嗎？大家都處得很好，為什麼談到這事呢？」我說。
「好是好的，但是我和王世傑搞不來，他從東門進，我從西門出，所以我這主任是搞不下去的。你在武大多年了，和王世傑總有一些關係，還是你來好。」
事實上，柏溪的國文系新生全部是我教的，關係一直很好；有些已經到沙坪壩，看到也還熟悉。本系教師一大半在柏溪，問題不大，因此我也無法推出，不過這一次是虛聲。不久以後，卻有一個實在的推薦。武大內部形勢又變了，這一次是在王世傑的推動下，王星拱調任中山大學校長，由周鯁先出任武大校長。在武大，這是一個極大的變化。王星拱辛辛苦苦培植起來的淮軍，現在垮了，還得由湘軍掌握武大的大權。中山大學在廣東的聲譽當然在武大以上，但是王星拱這一去，一切都凌空，還得重新布置，是不是搞得出一個局面，沒有把握。王星拱路過重慶的時候，對於伍叔儻這樣的政客兼教授，是不能不來往的。
伍叔儻問我：「我推薦你到中山大學擔任系主任，行嗎？」
當時我在中大已經有了一些地位，心想一則去了以後，伍叔儻可以安心，二則一去便可以為國文系的學生開闢一條出路，這正是伍叔儻日夜企望的事，因此就答應了，不過我也明知王星拱口頭必然接受，事實上是另外一件事。
一切都如我所預料，我所沒有料到的，是王星拱到了中山大學以後，不久就去世了。平心講，王星拱在武大的一切，一大半是由一些人搞對立的結果，以致武大初上軌道，隨即形成內部鬥爭，學校受了最大的影響，這是值得惋惜的。
1943年冬天，中大也發生了一些小小的曲折。文學院有中文系，師範學院有國文系，這兩系的分別在哪裡誰也說不上來，說也感到彆扭。因此，秋天以後，兩系合併的呼聲喊出來了。合併就合併吧，教書總得要教師，因此大家倒也篤定。問題是由誰當系主任呢？汪辟疆資格老，人緣也不錯，但是伍叔儻有政治背景，國文系實力強。問題存在好久了，決定還是沒有。最後還是汪辟疆的名士風度決定一切。他不干，伍叔儻擔任了系主任，國文系取消，全部教師都作為中文系教師。
問題是解決了，但是實質上並沒有解決。原來的中文系主任本來有兩派，汪辟疆的一派是倒了，胡先生的一派還在，人數少，但是很精練，鬥爭能力強。還有一件，他們是南京高等師範、東南大學的嫡系。這一著在汪辟疆擔任系主任的時候，沒有作用，因為汪也是這一系的，可是汪辟疆一去，胡先生頂著這塊招牌，號召南高、東大的全部校友，作為支援，進行一次派系的決鬥。
事實上，當時的中央大學教師，除了一些雜牌隊伍以外，基本上分為兩大派：一派是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來的，這是當權派，但是人數究竟不多；一派是南京高等師範、東南大學來的，這是基層派，人數龐大，而且因為一向受到壓抑，團結緊，報復性特彆強，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隊伍。胡先生的資格特別老，他是兩江師範、南京高等師範的前身畢業的。
不過伍叔儻並沒有畏懼，他能斗，他是北京大學畢業的，又是朱家驊的連襟，這些都是他的鬥爭資本。但是他最後卻失敗在戰略上。他拉攏了一些學生，他的本錢完全靠他為學生介紹工作的能力，失敗也就在這方面。學生畢業了，有了工作，得為自己的工作努力，為自己的前途鬥爭，對於母校，對於母校的系主任，他們管不到，何況伍叔儻在學術方面，並沒有任何成就呢。
至於原來國文系的教師，我們是來工作的，不是來為私人鬥爭的。伍叔儻一向沒有把我們作為他的鬥士，因此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安排自己的工作，這是伍叔儻的一件好處，但是在鬥爭中很不得力，最後在伍叔儻失敗以後，落得一個各找出路，卷堂大散。這一切都是後話。
我除了教課以外，主要精力還是安排在傳記文學方面。我的那部《讀詩四論》是1940年出版的，那時幣值不斷貶低，出版商的原則是把稿費的結算儘量推遲，所以我到中大以後，雖然也和出版商聯繫，待到那天從郵政局領回稿費的時候，到合作社買了兩雙線襪。重慶政府的行政院有一個出版委員會，曾經給作家們一封信，問及稿費的情況，要大家提供辦法，以便保護作家的利益。當然這是裝模作樣，沒有一些誠意的。我的答覆是：「最好作家不再撰述，以免耗損自己的精力，有煩出版商。」
話雖如此，我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中國文學批評述論》《史記考索》《張居正大傳》正在由開明書店陸續出版。開明究竟開明一些，不像商務印書館那樣把精力集中在商務方面。
張居正是一位實行家，他奪取政權，主要是為了掌握政權，使垂盡的明王朝延長了七十年。他整頓內政，抵抗外侮，打擊了一些貪官污吏、刁生劣監，在某些方面維護了人民的利益，安定了這個垂危的國家。我認為這本書對於當時是有一定程度的貢獻的。
《張居正大傳》脫稿之後，我考慮到怎樣把人的思想從固有的框框中解放出來。從宋代起，人的思想束縛在客觀唯心派的框框之中。人們想像的不是自己所見的是非，而是孔子孟子所見的是非，特別是所謂聖經賢傳的是非。一個問題來了，人們考慮的不是怎樣認識問題、解決問題，而是孔子孟子怎樣認識這問題、解決這問題的。這就是說不是以自己所見的是非而是以孔子孟子、聖經賢傳所見的是非來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這就造成了宋、明的一再亡國，元、清的一再壓迫。這個根子完全是由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所播種、所培植的。
這就使我聯想到明代的王守仁。王守仁出來了，反對朱熹的那一套客觀唯心主義。他提倡良知良能，提倡良心，認為只要不去昧沒自己的良心，良心自然會告訴他什麼是是，什麼是非，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他要的是良心所見的是非，而不是孔子孟子、聖經賢傳所見的是非。日本明治時代的維新，主要是得力於陽明學說。其實明代末年認為洪水猛獸的李贄的《童心說》，也是從王守仁的良心派生的。這就使我考慮到要寫《王守仁大傳》。
但是正和我寫《張居正大傳》一樣，我手中掌握的資料還很不夠，連這部《王文成公全書》，我還得向繆教授轉借。承他的大力協助，從借滿三間房屋的資料中揀出來借給我，並且講清只能借看一月，期滿之後，必須繳還。就在這樣苛刻的條件下，我進行校集材料，編排整理，終於寫出我那部《王守仁大傳》。
王守仁是主觀唯心的，但是在反對客觀唯心論方面，不能說沒有一定成就，這樣的理論為他的事業創造了條件。宸濠之變，從本質上講，和燕王棣之變沒有顯著的差別。但是燕王棣成功了，鞏固了中央政權，而宸濠以失敗而告終，他的叛亂，只是搞地方割據，破壞統一，製造分裂，因而平宸濠之變就是鞏固中央集權，是值得推崇的。廣西的瑤、僮之變，是搞民族分裂，破壞統一，因而也是錯誤的。平瑤、僮之變同樣也是鞏固中央集權，是值得推崇的。這就是說，在十六世紀，王守仁的學術，以及由此學術而形成的他的事業，是這樣的。
歷史是歷史，不是現代，地主階級的主觀唯心論只是明代地主階級的主觀唯心論，這樣的理論是和現代不適應的。要是在今天，再把地主階級的人物及其理論重行拿出來，這是極大的錯誤。時代不同了，我們不能把過去的時代強加給現在。這部《王守仁大傳》是在抗戰勝利前夕完成的，那時的出版家，即使如開明書店那樣的開明，也沒有承擔出版這部著作的經濟力量。有人曾為正中書局向我徵求這部作品，我因為知道正中書局的後台是陳立夫，不願意和他們打交道，所以沒有同意。
1944年的春天，我們為通貨的不斷膨脹而感到生活艱苦。柏溪中大分校的教職員除了單獨生活者以外，參加教職員伙食堂的，大約有十桌人。1942年我初到的時候，每天還經常有十斤肉，到這時只剩得不足二斤了。物價不斷上漲，工資不斷低落，生活來源主要依靠一些米貼。由沙坪壩運來的米更壞了，不但五子俱全，而且五子很多了。這些米賣給當地的富裕農民。買的人並不討厭質量太低，他們說：「這種米我們自己並不想吃，是買去餵豬的。」這個結論是生物系的一個教師告訴我的。他很生氣，我好像也無所謂，因為我在新港船上曾經看到要求旅客給豬讓坐，在那批輪船流氓的眼光里，人比豬還不如，現在總算是平等吧，那也就不生氣了。
中國抗戰的形勢是不妙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局卻逐步好轉了。在湛江陷落以後，中國對外的通道只剩了一條滇緬公路。一切物資武器都靠這一條路。英國政府對於我們是同情的，所以路雖只剩一條，希望並沒有斷絕。可是反動日本軍閥是看到這一點的，他們對於英帝國主義的認識比我們高明得多。大英帝國主義是文明的、高超的、富有同情心而且能夠支援被壓迫的國家的。不錯，但是這是假象。我們正在以這個帝國主義的假象安慰自己的時候，反動的日本軍閥便要他們自己剝開畫皮，讓我們認識認識這個文明高超的國家究竟是什麼東西。反動的日本軍閥向大英帝國主義提出抗議，要他們立即封鎖滇緬線。那時的中國人是多麼緊張。北方的八路軍早已理解到這一點，他們的供應完全取自於反動的日本軍閥，只要反動的日本軍閥存在一天，他們這一邊便不愁沒有供應。沒有槍炮，從敵人手裡奪取槍炮，沒有給養，從敵人手裡奪取給養。這一點是重慶政府所不能理解的。所以滇緬路一經截斷，不但反動的日本軍閥坐待我們的死亡，就是我們的戰友，也準備拍手稱快，和日本的反動軍閥共進雞尾酒，慶祝勝利。我想到戰爭結束的時候，大英帝國的邱吉爾（現譯丘吉爾）首相和中國的蔣介石大元帥在開羅會議以後的玉照，實在不勝慨然。我看到的真正陸稿薦、張小泉和老牌金德孟，眼下這種情形只能給我一些憑弔的感想。
反動的日本軍閥並不以封鎖滇緬線為滿足，他們轟炸香港，轟炸新加坡，再進一步轟炸緬甸，英國無力抵抗，還虧得這個被他們出賣的中國軍隊，出國支援，多少打了幾次勝仗。記得那時成都的一家報紙發表了一張英雄射日圖的漫畫，這位英雄一邊跨馬逃跑，一邊還用唐·吉訶德（現譯堂·吉訶德）的姿態對準太陽射了一箭。
但是1944年上半年確實是一個苦撐待變的時代。苦的是人民，重慶的大人物並不苦，他們正在巴西購買咖啡園、甘蔗園，準備下半世的及時行樂，享受人世的幸福，也準備坐到耶和華的椅子旁邊，共進糖果。有時報上還發表在日本飛賊轟炸的時候，大元帥的轎車在上清寺幫同疏散人民的美德。真是活見鬼，大元帥不去發動飛機進行阻擊，即使從早到晚這部轎車不停運轉，能疏散幾許人民呢！報刊歌頌總也有個歌頌的道理，總不能像地府小鬼在閻王放屁的時候，高喊一聲「恭維大王，宏宣寶屁」吧。
戰爭確實是很艱苦的。教師們只感到生活的艱苦，人民的艱苦可多啦。通貨膨脹，物價飛騰這是一件，人民還有一層拉壯丁的苦難，這是重慶政府的管轄區域特有的。我初到樂山時所看到的乞丐沒有了，爬在地下背上水船的也不多了。他們是作為壯丁拉去了，或是得到一些代價替人當壯丁去了。我在《後西征賦》所說的「衣不蔽體之壯，年及中男之丁」的情形更普遍了。押送壯丁的下級軍官不把人當人，因此也不把自己當人。這些不能算人的兩腳動物，有時押送二三百壯丁的行程，到重慶時只剩不到一百人，有些是得錢賣放了，有些是中途脫逃了，也有一些竟是生死莫卜了。因此，到1944年的春天，人力也感到非常緊張。
當時的一般估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勝利有望了，問題是重慶政府是不是能夠支持到那一天。所以這是一場長距離賽跑，是世界大戰先結局呢，還是重慶政府先結局？我們的估計是如若重慶政府不把全力應付戰爭而還是在那裡蠅營狗苟，雞爭鵝鬥，那麼這場賽跑，很可能是重慶政府先到達終點。
這個估計，在重慶的知識分子中很普遍，但是我沒有告訴蓮舫。儘管那時的郵件還能七曲八折地找到一條到達的道路，不過並不穩定，一個月到的也有，三個月到的也有。信件是通的，寫得也很詳細。雖然我從來沒有做過出通信集賺取稿費的幻夢，但是每次總是七八頁，每頁三四百字，對於自己的生活寫了不少，可是對於抗戰的前途，我是不應當說，也是不敢說的。一位家庭婦女帶著七個孩子在淪陷區苦撐，我沒有權利再使她喪失信心了。
現在家信來了，清於從泰興出發，準備在到達重慶以後升學。
這是一個倔強的女孩子，在泰興讀完高級中學以後，恰好邵漸逵的女兒瑞珠要到重慶貓兒石探望她的丈夫，順便在那裡找一個工作。和她們結伴同行的還有馮鴻翔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小狗子，此外還有帶路的人。從泰興出來的時候，路費不多，賣去了一些家具，才能上路。那時漸逵在馬甸辦小學，因此就在馬甸停了一晚，蓮舫一直送到這裡，第二天才回城。這所學校也不簡單，白天是小學，受偽政權領導；夜晚是師範學校，受新四軍領導。因此馬甸這個地區，雖然離城不到二十里，情形很複雜。好在漸逵人頭熟，各方面都吃得開，泰興城裡的偽政權，在蔡鑫元的指使下，一方面鞏固自己的勢力，儘量抓錢抓兵，但是也抱定過得去的宗旨，只要能過得去，他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去過分深究。
由於蔣介石的叛變革命，1941年新四軍在安徽遭到伏擊，受到很大的損失，但是從陰沙、小河過江的餘部，一經登上了長江的北岸，立即得到很大的發展。泰興是一個人平均不足一畝地的窮地區，地主和高利貸主的剝削特別嚴重，蔓延的柴草遍地皆是，只等待火種的播散，因此新四軍到達後，立即取得了有利的形勢，發展速度遠遠超過在皖南的時候。
地方的政權掌握在偽軍手裡，但是偽軍的武力，僅僅足以把自己封鎖在縣城和附近的幾個據點，確實一些說，偽軍把自己孤立起來了。日本兵也有一些，但是不多，他們把自己封鎖在城東北的佘將軍廟，這是據點中的據點，孤立中的孤立。他們有武器，有給養，但是他們實際上怕群眾，也怕偽軍。他們知道，只要偽軍把槍口掉轉，他們就沒有存身的餘地。
泰興城外廣大地區，接受蔣介石命令的隊伍中有姚緒東縣長，也有張公任旅長，姚緒東是接受韓德勤省政府主席命令的，張公任就不那麼聽話了。新四軍從江邊向姜堰、海安開拔的時候，張公任讓開一條路，因此對於革命有一些貢獻。地方武裝之中的朱驥，比張公任更進步，是接受革命指揮的，他和張公任有聯繫，同時也有鬥爭。經過抗戰的艱苦，泰興人得到鍛煉，一切都在變化之中。邵鴻逵的辦學，日夜不同，正是這個特殊環境之中的特殊表現。
馬甸分別以後，蓮舫回城，清於和馮鴻翔、邵瑞珠五六人由南京到達蚌埠，這一路還不難。以後由蚌埠經過十字河再向商丘，雖然也有汽車，但是每晚息宿的時候，就不是那麼安定了。一路有偽軍、有敵人，所好有熟人帶路，他是沿途都有聯繫的，在敵人和偽軍盤查時都有暗號。宿店不供應伙食，一切都得到街頭去買，所好清於還是一個孩子，有時帶小狗子出去，倒也沒有太多的盤問。
進入商丘，這裡已經脫離偽區了。火車是擁擠一些，也不太整齊，總算是有了現代化的交通工具，雖然車行不太順利，居然到達西安。從西安開往重慶，有直達汽車，買到車票以後，路上即使有一些煎熬，總算是到達重慶了。我是在接到清於來信以後，從柏溪進城接她的，其時瑞珠已經去貓兒石，馮鴻翔不久也到水利工程處去報到了。水利工程處的負責人是鄭權伯，我在泰興的同班同學，以後見面的機會也不少。
清於到來，使我對於家鄉的情況理解更多了。特別是對於家庭。家庭的很多情況是信上沒有提到的，因此更感到親切。蓮舫知道我在重慶也不寬裕，而由重慶托人兌匯到泰興，按照當時偽政權的規定，是兩元算一元，兌率方面，已經打了對摺，而且由於郵路不便，有時經過耽誤，更要受到不必要的煎熬。好在恆泰和已經倒了，分到一些腳貨，零星出售，也可以貼補家用。
蘇家巷東首的六間屋已經抵出了，可以維持一些時候，新宅西首的十間廂屋出租給一位常先生，原來說明每間房租一元，在出租的時候，可以買到二十斤米，但是物價正在飛騰上漲，最後一元錢只能買到一盒火柴。蓮舫和常先生商議是否可以改約，常先生堅持不同意，結果只能由他出宅，另行招租，按每間每月米租一斗。租房用米價折算，這倒是由蓮舫開始的，這位常先生後來在上海同濟大學任教，人也不錯，就是太精明了一些。
廳屋也出租了，房客郭明復，如皋人，這時是蔡鑫元的參謀長。當然他的住進是由於蔡鑫元的指定，我們並沒有主張，這位郭參謀長也特別，雖然也是動刀動槍，有時還和老婆耍脾氣，可是他和重慶政府有聯繫，這一點誰也不清楚，直到蔡鑫元垮台前夕，他才離開泰興，到南京去工作。及至蔣介石失敗了，他又跟到台灣，經歷過十多年，擔任過炮兵師長。
在這七八年之中，蓮舫生過一次嚴重的瘟病，她準備萬一不起的時候，把灶屋偏門改作棺材，就近埋葬。這事她在信中沒有提過，主要是為了不要擾亂在外人的心境。由此可見，相去數千里，相隔七八年，各種艱難困苦的情況，都是可能發生的。
清於來的時候，還帶著一罐蟹油，大約五百克光景。這是蓮舫對我的一份深情厚誼；孩子從泰興到重慶，一路捧在手裡。以後我們在柏溪附近的一家小飯館，經常熬了又熬，直吃了一兩個月。
孩子來了，安排也並不難，我的房間小，不足十平方米光景，因此決定白天在我房裡補習功課，晚間借住在女生管理員傅教官那裡。她在泰興讀的高中，是戴為旉辦的。為旉是地主家庭出身，大少爺作風是嚴重的，但是正如他在上海拒絕擔任光明染織廠的人事科科長所表現的那樣，他是不甘心當亡國奴的。所以回到泰興不久，就辦起了一所高級中學，那時滬光中學已經搬到鄉間去了，城裡不少初中畢業生升學無門，這所高級中學完全適應時代的需要。為旉自己開課，也請了一些城裡優秀的中學教師，所以這所高中雖然只掛著泰興高中補習班的招牌，也得到江蘇省教育廳的承認。我和為旉雖然是先後同學，關係並不密切，在上海共處七八天，才有深切的了解。我到四川以後，許多事，都承他的照應。
馮鴻翔本來也是那所補習班的教師，對於清於的功課比較了解，在重慶見面時和我談了，不過我對於她的升學並不擔心，因為我一向認為人的天資和成績關係不大，只要有刻苦鑽研的決心，什麼攔路的障礙都可以克服。所以我們雖然住在那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間裡，倒也悠閒自得。
但是我們確也窮得緊張萬分。1938年我來四川的時候，路經上海，花了大洋五角，買了一隻熱水瓶。這水瓶倒也經用，從樂山到柏溪，一路還是用它，可是一天不知怎樣瓶膽炸破了，這可是一件天大的災難。買一隻吧，重慶市上盡有，每隻大洋五千元；我看過多次，總是下不了決心去買。但是每晚讀書，做工作，寫作，總不能不喝一口熱水吧？怎麼辦？
從樂山來的時候，我的工資是每月三百二十五元，落地升一級，是三百五十元，以後每年晉級，現是四百元了，但是幣值很有限，我們的生活，主要依靠米貼。不久以後，重慶政府對於米貼也有了限制，不問一家人口多少，一概以六口為限。這個規定我們也擁護，不是這樣，要是像楊森將軍，子女可以編成一個排，人民要有多大的負擔。憑了我的工資和最高限制的米貼，儘管我用錢謹慎，我的銀行存款不超過六千元，總不能全部支出購置一個熱水瓶吧。
不過天無絕人之路，憑著我的一雙笨手，居然找到開水。那時柏溪分校有一部發電機，自己負責每晚的照明，可是電燈也實在暗淡。青年教師的腦子特別靈，有一位助教，索性房裡裝上三盞，讀書有燈，躺在木製沙發里有燈，睡在床上也有燈，一律換上低電壓電燈泡，照得如同白晝。這原是他的自由，學校不管，旁人只有待著。我買了一隻小油燈，這一來是電燈與油燈共照，老法與新法媲美，倒也別有風致。
熱水瓶沒有了，我用竹枝搭了一個小竹架，擱在油燈上面，竹架上安一把小茶壺。不要說油燈的火力小，有時居然把茶壺裡的水燒開了，夜深人靜的時候，喝上一口熱茶，讀書和工作渾身是勁。這才認識到老法與新法，有時確實是可以共榮共存、並行不悖的。
清於到來以後不久，抗戰情況發生突變。河南的湯恩伯將軍，是蔣介石的得意人物，在河南支持了好幾年，雖然給河南的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水、旱、蝗、湯，是並傳不朽的四大害，到了這時突然垮了。反動的日本軍閥打通了從北京到廣西這一條路。套著抓腦殼小帽，留著仁丹鬍子，戴著黑框眼鏡的兩腳狼從北京，從武漢，從廣州開向廣西。這事在重慶引起了一陣特大震動。我根據我所有的一點粗淺的歷史和地理知識，總覺得貴州的地形比廣西要高得多，中國歷史上從貴州打進廣西的例子盡有，但是從廣西打進貴州的例子沒有讀過。因此感到日本軍隊不可能從廣西打進來，心裡比較踏實。
然而這是妄想。反動的日本軍閥從廣西撲過來了，他們打過柳州，打過金城江，打過獨山，情勢非常險惡。譚戒甫本來在城固西北大學的，後來調到貴陽師範學院，現在也到重慶了，總算設法安插下來了，仍在一所高等學校教書，但是貴陽確實很緊張。本來國民黨動輒把人分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的。我腦子笨，大約屬於不知不覺的一類，最多只能算是後知後覺，重慶的那些先知先覺的女士們、先生們早已在那裡打算了。大人物準備把機關搬到蘭州，到那裡去苦撐待變。小人物也有一條路，叫做參加青年軍，一參加青年軍就可以乘大型運輸機飛到國外，打不打仗是另一回事，且把自己的那個七斤半保穩了。
中央大學這個龐大的機構，不考慮是否搬往蘭州，當然教師們也談不上參加青年軍。怎麼辦？
國文系第一屆畢業生鄭文畢業以後，在中文系當助教，是資中人。他主張在必要的時候，先去資中。他和我說：「去資中吧，到那裡我吃什麼，保證你們也吃什麼。」
我的工作還待做，自己不想去，問清於：「你是不是且到資中去避一避？」
清於很堅決地說：「父親在哪我在哪，父親到哪我到哪，一個人是不去的。」
還有我那位同鄉呢，他是當事務員的，他也來約我同走。
我說：「走也不好，可是我的儲蓄一共只有六千元，走也走不遠。」
陳先生說道：「不會吧，教授手上只有六千元，才夠買得一袋麵粉。」
我把銀行存單給他看，他無精打采地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必勝，這是無疑的，但是究竟我們能不能待到勝利出現，這還是個疑問。反動的日本軍閥也看到這一點。他們加快速度奔向終點，要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前拿下中國。這是一場生死搏鬥的賽跑。國家的生命、人民大眾的生命、清於和我的生命都將取決於這場賽跑。
我無言地瞪著清於，我想這個十八歲的孩子千辛萬苦地從泰興來到重慶，想不到是來四川送死。好吧，讓我們父女兩個在距家七千里的荒山里同死吧，在死的那一分鐘也還有個伴侶。
那時的天空真緊張。黑夜、清晨、白晝、黃昏都有大批大批的載重運輸機從重慶往南飛。大批大批的軍隊調上前線。
獨山失守以後，反動的日本軍閥的前哨已經開向貴陽。貴陽城守是嚴密的，但是貴陽郊外已經有人放火，為日本反動軍閥賣命，先在這個腹心重鎮進行擾亂。
軍隊由後方調上前線，但是調上前線是不是撐得住？軍隊是不少，但是不少的軍隊到底能打多久？獨山也有軍隊，獨山完了；柳州、金城江軍隊更多，柳州、金城江早完了。河南的軍隊幾十萬，經不起幾個回合，全部完了。現在大批的兩腳狼從獨山開向貴陽，那些大型載重運輸機載來的新兵，是不是能夠撐一下？沒把握。
但是反動的日本軍閥的前哨兵終於從都勻向獨山的道路上撤退了。
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據譚戒甫從貴州朋友那裡得到的消息是這樣的，沒有經過核實，是不是確實如此，不敢保證。
反動的日本軍閥軍隊從廣西開過來，大批大批的敗兵在前邊跑。正在停下來喘口氣，準備燒飯的時候，日本兵又來了，沒辦法，只好餓著肚子跑。第三次才停下來支起鍋子生火的當兒，日本兵又來了。這時正在去都勻的路上。
一位中國士兵吼起來：「老子三頓飯沒有吃，和你拼了吧！」
他架起機關槍，噼噼啪啪一陣打，誰知道這些日本的前哨也一樣是爺娘生的，經不起這陣機關槍的掃射，他們向後退了。這一退打破了中國人對於日本人的迷信，原來武士道也是怕死的。中國軍隊往前趕，終於把日本軍隊打到獨山，在黔桂邊界上重行恢復相持的形勢。
川陝公路的交通是不便的，寶雞到天水的鐵路通車了，但是慢得像一條帶病的黃牛，在大轉彎的地方，有時乘客還可以下車散步，舒展舒展麻痹的筋骨。何況日本人還正在向後轉呢！重慶撤退到蘭州的機構，決定不再撤了，有的正在回來。青年軍也不吃香了，緬甸的叢林究竟不如嘉陵江畔的青山綠水。重慶政府的官兒們還在原來的衙門裡閒聊，一切恢復到抗戰末期的正常情況。
1944年的暑假過了，大學準備辦理招生考試，清於的複習工作有了一些眉目，準備投考了。
那時的大學招生考試真不簡單，這才道道地地是一個鍛煉人的場合。
大學還沒有實行統一招生制度。考生便得準備一所一所大學考過來，究竟要考幾所學校，自己沒有數，大規矩是考到錄取為止，或是考到每所大學都考完，終於不取為止。要投考的第一道難關是報名，這也看各校的情況而有所不同。有的學校院系不多，名氣不大，事情還好辦。像中央大學這樣的學校就不簡單了，每年招生二三千，投考的在一萬以上，因此，報名就是一件大事。清於那次報名，儘管我是本校教師，竟是無法應付，最後還靠幾位同鄉幫忙，總算把名報上了。除了中大醫學院以外，還在上海醫學院、江蘇醫學院這兩所內遷的學校報了名。
報名結束，我同清於回到柏溪分校靜待考期來臨，生活雖然不怎樣富裕，大體還算得安定。
一般的考生就苦了。帶有帳子的，在校園裡隨便找塊空地掛起來，過著吉卜賽人的生活，靜待考期到來。沒有帳子的也有辦法。附近的茶館特別多，泡一壺茶便可以在竹躺椅上躺一夜。伙食也不難，附近有麵店，有大餅，花些錢，一樣可以充飢。如此三日兩，兩日三，把每個考生折磨得面黃肌瘦，腰駝背彎，這才東倒西歪地走進考場。在重慶的時期，中央大學的考場裡，折磨死三兩個學生，並不是少有的事。
青年人為什麼甘心受這樣的折磨呢？因為當時的國統區，包括重慶和其他地區，很少有就業機會。工人中失業的比就業的還要多，商店不景氣，光是裁人。機關里雖然也嚷著裁人，但裁的是沒有私人關係的，有私人關係的照樣進，但是這些面黃肌瘦的學生有什麼門路呢？剩下的一條路是考大學，考取了不問好壞總可以吃四年飯，即使是五子俱全吧，總比沒飯吃好得多，何況多少不等還有貸金，貼補貼補鞋襪，也是好的。是不是考大學一定要中學畢業證書呢？是要的，但也不是沒有辦法。只要認識一位中學校長，或是認識一位和中學校長有關係的人，這種證書也不是那麼困難。四年畢業以後，只要系主任有神通，工作總有辦法，最不濟做一名中學教師還是有資格的。這就是為什麼在抗戰中，大學還是那樣興時。
但是那時投考大學的學生，是要經過一些折磨的。除了特定的系科以外，每位考生都要考五門課，只要一門課的成績是零，那麼無論其他四門課成績如何，這位考生的錄取希望就算沒有了。這就是說，閱卷的時候，任何一位閱卷教師對於這位考生的命運，都毫無例外地起了法定性的作用，他在一剎那間所作出的決定沒有進行上訴的餘地。
我在武大的時候，就看到類似情況。樂山地區比較偏僻，敵機轟炸的機會不多，但不是沒有，膽小的教師住得很遠。一位歷史系教授住在辜李壩，離城十多里，但是他膽子小，無論如何，必須在一天之內把三四千份試卷看完。這位教授能吃苦，不怕疲勞，啃著乾糧進行閱卷，每小時要看三百份卷子。差不多十二秒鐘要看一本，誰能擔保他不犯錯誤呢！
中大的中文系和國文系對立時，兩系共同看卷，伍叔儻看到中文系的一位助教，把一疊三五十份試卷連續批著一分、零分的時候，他看著看著，沒有提出意見的餘地，同時也不願分擔這個埋沒人才的責任，便約齊了國文系的教師全部退出，不再參加這份閱卷勞動。
其實國文系的教師也好不了多少。一次我在史價人那裡坐著。他問我：「你們系裡有一位姓某的教師吧？」
「有的。」我說。價人是一位老實人，六十多歲了，精力還飽滿，他說，「就是這一位，手中拿著大筆頭，在入學試卷上老是批著一分、零分。」說到這裡他的臉漲得通紅，嚷著：「他是什麼了不起，我要到教育部去告他，憑什麼打這麼些零分。」
價人是註冊組的老職員，是有權利進入閱卷場所的，他說的話不會假，不過這類義憤填膺的言辭說過以後很容易平息下來，沒有人到教育部去控訴，某先生看卷子的事一直繼續到離開中央大學為止。
對於閱卷者的恐懼心情，從考卷的附件中也表現出來。
一位女生在卷子的後面畫著一個俯伏在地上的女生形象，嘴巴里透著一口氣，上面寫著：「老師，你可憐可憐這個女孩子吧。」還有一份更露骨了，在卷子裡附上一張面額不小的現鈔。
這不是謠言而是事實，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考生們是以怎樣緊張的心情應付這些無情的考試的。
清於應付了三場考試。第一次是上海醫學院，由於心理緊張，忽視了一道無關緊要的試題，考了一個備取。第二次是中大，因為還沒有發榜，抽便先去考江蘇醫學院，這是第三次。她心情很安定。上午考過以後，吃過飯還伏在案上打盹，下午再考。這次是正取了，她回到柏溪等候中大揭曉。
中大的揭曉卻很別致，考取了，但不是取的醫學院而是取的牙科學校。是怎麼回事呢？我很不理解，就向張士一老師請教。
張老師很氣憤，他說：「哪有這樣的事。要是成績不行，不取是可以的，既然錄取了，就得按考生的志願分配。你老和顧毓琇校長面談，他總得和我商量，會有辦法的。」
事實正是如此，張老師這時候任教務長，顧毓琇的工作，主要依靠張老師支持，辦法一定會找到的。
我去找顧毓琇，把事情說清楚。
「但是已經取在牙科學校，事情是挽回不了的。」顧毓琇說。
「取在那個學校是中大的事，可是清於填的志願是中大醫學院，既然錄取，是不是應當照顧到投考志願？」我說。
「這樣吧，讓我和教務長共同考慮，兩天以後給你答覆。」
兩天以後我去了，顧校長提出的辦法是在醫學院試讀，第二學期開學以後補行入學考試，考試及格作為正式生，隨班升級；不及格就取消試讀資格。在這個條件之下，再經過一次入學考試，一切問題都解決。
那時大學教學法完全是填鴨式的，特別是醫學院，第一年在柏溪，每周上課四十八小時，上課下課，整天沒有分秒的間隙。學生在對付不了的時候，索性不上課，教師也沒有辦法。
一天，清於來和我說：「一年級的英文實在上不下去，教師整個鐘頭讀著『a red house』，還得用四川腔調翻成中文慢聲慢氣地說『一——座——紅——顏——色——的——房——子』。聽課的只剩兩人了。」
我說：「唔，只剩兩人，可是你千萬走不得。你是教師的子女，這位英文教師認識你的。你不給他留面子，他和學校一說，就沒意思了。」
「可是聽不下去呀！」
「聽不下去不要緊，你每天八小時課，也實在累，趁這堂英文課，打個瞌睡，長長精神，多麼好！」
學期將近結束時，我問清於英文書讀到哪裡。
她搖搖頭，完全不知道。
顯然她在執行我的計劃，把這座紅顏色的房子作為休息室。可是她還擔心學期考試怎樣辦。
我說：「不要緊的。現在只剩你和另外一位同學給他繃場面，要是再給你不及格，他總不會一個人唱獨角戲吧？」
果然不錯，學期考試結束後，清於的英文成績居然也是優秀。
這樣的事情多著呢。我的前任，一位國文系教師講授《毛詩》，一篇《秦風·無衣》，全篇不過六十字，這位教師居然講了一學期，他把書本高高地捧起，正在口角流沫，大聲朗誦的時候，學生一個一個地跑了，最後只剩這位教師帶著書本一齊走出教室。
我的房間雖然不到十平方米，但是也得安置一張床、一張書桌。清於到了，我用方凳把箱子墊高，又是一張簡易桌。父女二人各得一張。
清於還是一個孩子呢，有時把我的書桌占了，我提出意見。
清於說：「書桌，一定是你的嗎？只要你問它一聲，它承認了，我就讓給你。」
可是書桌沒有學會說話，這一次清於勝利了。
冬天的時候天冷，我有時會把兩腳盤起，打個座。可是伸腳的時候，鞋子沒有了。
我問清於：「鞋子哪裡去了，你看見嗎？」
「看見的，我知道在哪裡，可是你得拿錢來贖。」
那時我用的是懷表，表沒有了，那是件大事。因為我和格立弗一樣，懷表是我的神明，每做一件事都得和它商量一下。
我問清於：「懷表哪裡去了，你看見嗎？」
「看見的，我知道在哪裡，可是你也得拿錢來贖。」
贖表贖鞋的事，每星期總會有的，要贖花錢也不多，只是父女一同下山，在小店裡買回一包花生米，這樣消磨一些剩餘時間。
醫學院一年級的功課也實在重。一本昆蟲學記下了三百多種昆蟲，要交代漢文名、英文名和拉丁文名。人體的若干骨骼，特別是每個脊椎骨，每根肋骨都得交代漢文名、英文名和拉丁文名。孩子苦讀到深夜，也記不了這許多，忽然靈機一動，要我陪她記憶。母親不在身邊了，一切要求都會向父親提出。我只有也去啃這個昆蟲和那個昆蟲，這根骨節和那根骨節的三種雅號了，特別是拉丁文的大號實在難記。當時我曾想起，要是醫學院教一些拉丁文，少談紅顏色的房子，也許有用得多。到今天清於對於昆蟲和骨骼的雅號想來還記得。我只記得一位草履蟲，至於它的另外兩種雅號，和其他各式各樣的雅號都統統忘記了。這位昆蟲學教師陳義教授，我記得很清楚，矮矮的個子，扁扁的臉，篤實、誠懇，確實是一位做學術工作的人。聽說他因為老是講蚯蚓，曾經有人要他吃過蚯蚓。事後他和人說：「蚯蚓的味道我嘗過，是甜的。」
醫學院的教師有些人實在不好講。據說一年級生住柏溪，每班一百人。二年級住成都華西壩，那裡只有五十張床位，因此不管好壞，至少要削去五十名，這才是道道地地的削足適履。一位化學教授甚至說：「考試就得出偏題難題，不削去五十名，醫學院院長要說我不負責任。」
為了搞解剖，學生得自己買解剖刀、解剖剪刀和鯽魚、兔子。為了刀和剪刀，我和清於跑過沙坪壩；為了鯽魚，我們跑過李家場，遠是不遠，不過七八里，鯽魚買到一條，連頭帶尾不足六寸。最麻煩的是兔子。買到一隻，新鮮活跳的，清於尋來青草，就養在我房裡，她的同學也有兩隻，為了讓兔子有伴，三隻兔子都圈在我床下。倘是有人願意，不妨也在床下養三隻，那時他就會知道做父親的對於子女要負多大的責任。
正當我和清於在這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間內掙扎的時候，世界大局變了。
十年以來，反動的日本軍閥奪取了我國的東北地區，建立了偽滿洲政權，以後建立了華北的偽政權、南京偽政權，攫奪了南洋群島、中南半島，最後炸毀了美國太平洋艦隊，這一切都是它的赫赫戰果。日本吞下了一個定時炸彈不夠，還要吞第二、第三、第七、八、九個。現在終於爆裂了。東北的鳩山死了，華北的龜田死了，薩摩亞的日本婦女被迫頂著自己的嬰兒投海了，大批大批的隊伍在太行山集體自殺了，神風隊的飛行武士一去不復返了。
1945年8月15日，傳來了日本政府向中國投降的消息。四位校警手持火槍在草坪上對著天空啪、啪、啪開了三排槍。報紙的號外正從重慶散到這裡。東北淪陷十多年了，從長江上來也八九年了，總算熬到底了，熬出了頭，中國勝利了。
這是怎麼樣的一種勝利呢？當時的中國報紙稱為「慘勝」。勝利是勝利了，但是畢竟只是慘勝。
歷史上有不少慘勝的教訓。殷紂王百戰百勝，但是最後落得一個頭懸太白之旗。項羽勝利了，分封十八王，自號霸王，是王中之王，最後落得個身敗烏江，五侯分屍。拿破崙打了一世勝仗，最後從莫斯科撤退，經過兩次流放，死於聖赫勒那島。近代的大不列顛，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都勝利了，最後成為西歐聯盟的第三個國家。勝利是可喜的，但是勝利的現實多半是慘勝，僅次於徹底失敗而已。
中日戰爭的結果是一次痛苦的勝利。中國從一個衰弱的國家淪為帝國主義者的一條無關痛癢的尾巴。蔣大總統、大元帥無論多大，只是赫爾利、馬歇爾、司徒雷登的應聲蟲。軍隊是有的，還有犀利的武器，這是蔣介石的秘密武器，主要是留著殺中國人的，不是用來對外的。蔣大元帥據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最高指揮官，但是最高指揮官還得隨時接受上級赫爾利、馬歇爾的指示。
不談世界大事，就談復員這件事也就夠重慶政府苦思焦慮的。抗戰八九年了，從輪船來的、火車來的、木船來的、騎馬來的、跨滑竿來的、走來的，這一切都集中在重慶及其周圍地區，少說也有上百萬人。這些人都要回去，回武漢，回南京，回上海，回蘇、杭、閩、廣，交通工具在哪裡？不說工廠和機關，單是這一百萬人要運輸多少日、多少月、多少年！就是這個起碼的問題，也就夠當時的重慶政府苦思焦慮了。
但是當時重慶政府苦思焦慮的還不是這個問題。問題是怎樣發財，讓誰發財？因為從重慶回上海，早一天早發財，遲一天遲發財，再遲不發財。於是個人和個人爭，機關和機關爭，機關里的個人又和機關里的個人爭。這便成為「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事實如此，這是從人生經驗中得到的教訓。
汪精衛在南京的時候，他定的兌換率是重慶法幣二元合南京偽幣一元。在漢奸區域裡，漢奸的身價是高一倍的，這也並不稀奇。現在日本投降了，漢奸完蛋了，南京偽幣當然要跟漢奸一齊倒台。怎樣倒法？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且加上一百倍。這是說，重慶法幣一元合南京偽幣二百元。乍一看，確實是大快人心。例如說我在重慶危急時，手中有儲蓄六千元，可買麵粉一袋又十分之二。現在可換南京偽幣一百二十萬元。如若南京的麵粉也是五千元一袋，那就可買二百四十袋，可以吃好多年了。
不過汪精衛是聰明的，他死了以後，周佛海也聰明，他們早已把南京政府的偽幣搞得一塌糊塗了。泰興蔡鑫元部下的漢奸部隊稱為十九師，十九師的發餉，南京是不管的，他們發下偽幣銅模正反各一套，蔡鑫元愛印多少就印多少。這是說偽幣的發行權已經下放到每個漢奸小頭目，因此南京偽幣的價值逐日暴跌。二百四十袋的麵粉只是一場噩夢。不過，從重慶到下江，早一天好一天，這是鐵的事實。
重慶各機關都派人坐飛機先到上海，主持接收工作。這張飛機票就是發財票，接收大員又稱劫收大員。1949年以後，在某大學的貪污展覽會上，我曾看到一位劫收大員的金條豁朗朗的一大堆，不知道有多少，金黃燦爛，真是大半世眼睛裡從未看過的。謝謝這位大員的努力，我的眼界開了許許多多。倘使金條不是為了掠奪人民財富而僅是為了開人眼界而存在，金條是值得歌頌的，劫收大員也是值得歌頌的。
在重慶各機關各學校為了爭取劫收大員名額而鬥爭的時候，學校總還是要辦的。清於的醫學院一年級讀完了，9月後去成都華西壩讀二年級，我在嘉陵江邊目送她的木船上駛，老遠老遠，不過我很清楚，最多不過一年以後，我們是會見面的。
在柏溪的人大家都很焦急。雖然時間已經遲了，劫收大員的工作早已結束，沒有什麼人在懷念這項優異的差使，可是焦急還是焦急的。
最有意思的是中文系的孫副教授。他眼光遠，手腳快。他想能得早日回去，好多東西是帶不回的，因此，把暫時用不到的破棉襖、爛被絮一道賣了，一身以外無長物，只待順風下水船。10月了，11月了，船票還是沒有輪上，身體有些支持不住了。他還有老婆，有老丈母，只有省吃儉用，再把棉襖被絮逐一買回來，但是更破了，更爛了，而且價值更高了。
我是沒有辦法早回去的，只在那裡坐等，中央大學不會留在重慶，中文系教師更不會單獨留下，所以我並不著急。但是我的家鄉親友們，特別是那些平時往來不多的親友們著急了。他們好心好意地對蓮舫說：「東潤哪天回來？還沒有回來嗎？聽說在四川娶了人，孩子都不止一個了。」實際上類似這樣的事是有的，譚先生一到樂山就娶了人，中大分校的教務主任蔡先生也娶了人。不過蓮舫對我的信任，正和我對蓮舫的信任一樣。要是我在四川生了病，她得了信就會來；倘使娶了人，那她來的時候，日本造的機關槍也攔不住的。聽到這些親友的忠告時，她只是淡淡地說：「不要緊的，前不久清於還在重慶，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等了十個月，到1946年6月里終於接到通知。這次是部分中文系和其他系的學生復員，帶隊的是我，還配備兩位助手，一位是文書楊先生，一位是庶務方先生，都是中文系教師。
船期決定以後，我們先搬到沙坪壩準備上船。中央大學是有不少當權的精明朋友的，他們看定了南京地方經過幾次兵燹，家具是一定非常缺乏的，好在重慶的木料多，家具也不貴，因此準備攜帶大宗家具上船。船的噸位有限，規定每人只准帶行李二十公斤，超重的一概不得上船。經過八年全面抗戰，不說破棉襖爛被絮，書總有一些吧，除了個別人以外，誰能沒有百八十本書呢？怎樣拋棄呢？幸虧系辦公室出來解圍，二十公斤以外的物件，一律作為系有財產交運。在這個赤膊上陣的環境裡，就有一些事出意外的辦法。
上船以後分配艙位的責任，完全落在帶隊的身上。說干就得干，沒有推卻的權利。方先生雖然和我不熟，也是頂著困難上。學生不分系別，一概都住大艙。教師便不同了，有家眷的給予房艙兩個鋪位，其餘都住統艙；沒有家眷的一概住統艙。統艙鋪位也有分別，上層的要爬上爬下，是麻煩一些，下層的方便多了。我是單身，手腳也還便捷，因此住上層，看來應當沒有問題了。
中文系的徐教授已經在房艙里有了兩個鋪位，統艙里有一個上鋪。他總覺得孩子們爬上爬下麻煩，要求我調一個鋪位。
我說：「爬上爬下是麻煩，可我也是住上鋪，調也調不出什麼好鋪位來。」
楊先生也幫著他說，我提到工作中的困難。
「是呀，」楊先生說，「要是沒有辦好，我們就提意見，總得幫助你辦好。」
「那麼由大家幫同辦理，不是更好些嗎？」我說。
「不是的。大家只是提意見，由你辦。辦不好就再提，直到辦好為止。」
楊先生的意見真多，就是自己不干。他是文書，可是始終在房艙里提意見。看來他的學習是有成就的，就是不干。是不是他在學習方面還有一些局限性，我不清楚，我也沒有和他說。我總覺得自己幹得了，不想拖累別人，不過我對於方先生給我的幫助是十分感激的。
那時船上人數是固定的，每人每天的伙食費都由中大按人數交給華強輪船。學生經過多年鍛煉，不再是「穆瓜」了。他們計算一下，總覺得華強船上的伙房剝削太厲害，侵吞達到一半以上。
那時從重慶開出的輪船，照例夜晚停航，早晨七八點鐘開行，因此夜晚比較安靜，天又熱，我老早地睡了。
大約八點鐘以後，一位中文系學生來了。
「朱先生，船上怕要出事了。同學們對於伙房意見很大，現在正要開會。」
我想開會也好，總不能要他們不開會，因此我對這位學生說：「好吧，同學們要開會就開會，要是有什麼緊急事情不妨喊我。」
半個鐘頭以後，這位同學又來了，氣急敗壞地說：「不得了！同學們開會，把船上的買辦都找來了。大司務沒找到，正在找呢，大家準備把他拋下江。」
情況緊急得很，看來學生們的意見也提得差不多了。再拖延下去，出些意外問題也說不定。我想現在是時候了，決定自己就去。楊先生、徐先生的意見多，可是嘴巴能幹，肩膀有限，因此不去麻煩他們，有意見以後再提吧。至於方先生，他也累，讓他多休息些也是應該的。
學生開會的地點在船艄甲板上，經常稱為煙篷，地方寬敞，又透風，西陵峽的月色正從江面上透過來。
我到甲板上的時候，除了幾個人正在耳語以外，一般都不作聲。我一眼看到買辦——這是船上的管理員，那時依著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習慣，經常是這樣稱呼的——就靠著他坐下。
我說：「大司務呢？」
買辦說：「沒有來。這裡派人去找他。」
但是大司務沒有來。我說：「請派人再去找一下，靠著我坐，沒問題。」
大司務終於來了，戰戰兢兢地靠著我坐。
我說：「大夥對伙食是有意見的，我也有。但是我看還是把問題攤開來，大家洗洗手。」我對著買辦說：「你看怎麼樣？」
買辦說：「把問題攤開來，大家搞清楚，是一個辦法。」
我說：「中大師生和家屬搭夥的一共三百一十五人，每人每日由學校擔負二十元，是六千三百元。是不是這樣？」
「是的。」買辦說。
「伙房用的水是不費錢的。柴火、司務們的工資、米和油鹽醬醋，還有大司務的利潤……」
大司務兩手一伸，他說：「我是不要利潤的。」
我說：「伙房的家私你要交出一定成本的。還有，你有老婆孩子，總不能吃西北風吧，因此利潤是應得的。我們的同學在這裡，大夥一計算，按天數扣除。六千三百元把這些應當扣除的去掉，其餘的交給同學，由他們推舉採購員，每天清早上岸買副食品，那時多買多吃，少買少吃。大家看一下，這辦法是不是用得？」
同學們同意了，買辦和大司務同意了。大家合算以後，從萬縣起，每天清早，由同學們上岸買菜。每天吃的有雞有鴨，有魚有肉。最後結算時每人還分了十隻油炮蛋，作為伙食尾子。
從這一次的經驗看，問題是存在的；青年人眼光敏銳，急於解決問題，要是不及時解決，那時大家一發急，便要崩潰，說不定大司務要吃眼前虧。解決了，大家都有好處。當然，不是所有問題都解決了。即如船上的買辦，大夥有了決心的時候，他出面做好人，也在那裡責備大司務，其實大司務日常所得的好處，一大半要孝敬買辦，不然他也保不牢這位置。現在既然全部拿出來，大家不去挑剔買辦，我也樂得推麻胡。
華強船下水開得快，不久快到夔門了。買辦前來找我，再三叮嚀，千萬不能亂動，江水是無情的，只要大家一動，船身一側，那時一切都完了。我把這話傳給學生，要大家注意，不要亂動。
但是夔門景象的吸引力太大了。甚至遠遠在元謀人以前，四川盆地像裏海、鹹海一樣，是一片內陸大海，由於地殼震動，從萬山之中，找到了一條出路，這就是夔門。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一座石門，砰豗翻滾的波濤從這裡像脫弦的神箭一樣，直射出去。要不看，能不看嗎？老杜說：「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這時的篙師，是船上掌舵的船長，一眼不眨地直視著前面的漩渦；歌笑者是中大的青年人，他們指這指那，一些心事也沒有，兩句杜詩指懷著不同的心情的人物。我也捨不得夔門，但是我更捨不得這些蹦蹦跳跳的青年。我只有橫身攔住上下的斜梯，誰也不能亂動。事後買辦告訴我，那天船長的熱汗濕透了一層一層的襯衣，但是我沒有把我襯衣濕透的事告訴買辦。
過了沙市，到達武漢。為了上下貨物，華強輪停了一整天，我順便去武漢大學看看老朋友和寄在武漢的三隻大木箱。
暑假中，來的人都散了，有些人還在樂山，沒有來，我只看到工學院教授趙師梅，這時是訓導長，在人手不全的時候，他在武漢擔當了一些更重要的工作。
趙師梅是一個天真而誠懇的朋友，他一看見我，非常高興，只是說：留下吧，不要去中大，十三年的老同事了，在武大不是更好嗎？朋友多，人頭熟，去中大幹什麼？
這樣的熱情，這樣的語言，加之我知道趙師梅是一個熱情而天真的人物，我能說什麼呢？但是想到劉主任對我的排擠，我能留下嗎？
周校長不在場，他到南京去了，在場的是他的夫人，別號大公夫人。抗戰以前，周先生是有名的幕後人物，別號西園寺公座，這位夫人當然是大公夫人。先生倒還平和，可是這位夫人是一位將種，滿臉威嚴，不要說先生，就是一般教師，看到以後沒有不毛髮悚然的。
周先生是長沙的一位勞動人民的兒子，從小聰明，那時還在辛亥革命以前，一位巡防軍黃統領就非常賞識他，竟把女兒許給周先生，這就是大公夫人了。武昌起義以後，接下便是長沙起義，黃統領的地位本來不低，終於以一死報答了愛新覺羅的深恩厚澤。可是周先生早已獲得了留英的官費，終於一步步地成為武漢大學的校長。
武大的這些夫人們一向有名，她們對於武漢大學那種重視女權的風氣，程度不同地都做出了貢獻。最有名的是四位，至於王世傑和淮軍領導人王星拱、湘軍領導人皮宗石的夫人們都不在其列，因為她們都是夫唱婦隨，落後於時代了。
這四位夫人我都認識，卻不一定都很熟悉。
一位是陳通伯夫人凌叔華，寫得一手瘦金體的寸楷，她寫一些隨筆和小說之類，這完全是五四時代培養出來的女性。
第二位是楊端六教授的夫人袁昌英教授，這也是一位作家，同樣是五四運動中培養起來的，因此也常有那個時代許多有名女性的特點。人是熱情誠懇的，她的特點是在抗戰勝利以後，參加了國大代表的競選運動。
以上兩位和周夫人應當說是屬於湘軍系統。不過湘軍、淮軍經常都指男人，對夫人們是不能適用的。第三位是方夫人葉女士。這一位圓圓臉，要是不知道她的姓名簡直會認為她是陳璧君的妹妹。
第四位便是這位大公夫人了。
這四位夫人確實對於武漢大學做出了貢獻。一般人都說武漢大學特別尊重女權，這四位都有一定的功勞。中文系的一位講師在北大讀書的時候，是一位苦學生，全靠一位嫠婦接濟，腕上的金釧化為新時代的束修。這位先生畢業了，那時還在五四以後不久，《古史辨》上的幾篇文章，贏得了講師的聘書。不久以後講師病了，住醫院，結識了一位護士，這才看清楚那位嫠婦是衰老了，頭髮白了，皮膚也鬆弛了。人生的前途是這樣註定的吧！他要努力，為自己爭取新鮮而光明的前途。他最後決定在武漢結婚，為了鄭重起見，恭而敬之的請王星拱校長到場證婚。
這件事給這些夫人們知道了。那時恰好這位講師的朋友、人壽保險公司經理羅北辰在武漢，她們便託詞要搞人壽保險，請這位講師來和羅經理接洽一下。講師高高興興地舞動著拐棍來了。一進了方家客廳，葉女士拖過一把藤椅把門封住，幾位夫人，還有她們的夥伴們把這位講師罵得個狗血噴頭。講師說也說不清，逃又逃不了，連忙和凌叔華說：「陳太太，你是搞文學的，對於家庭的複雜、人生的苦難，是深有體會的。我這一點內心的困惑，在你的作品裡是有所理解的，你是體諒我的了。」
凌叔華是在高樓深院長大的，這時顧不得了，連忙說：「呸，誰會體諒你，你是蹂躪女性的惡棍，今天大家教訓教訓你，真是活該。」
經過這次教訓，講師解聘了；不過同時他也離婚了，回到北京，找到新聘書，也找到新伴侶，戴金釧的舊交扔下了，連打針的新友也顧不上。北京有的是活潑的姑娘，文章已經做到第三篇了。
我到珞珈山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看看十多年的工作地點，和我寄頓那裡的三箱書，現在都看到了，而且也看到一些以前認識的舊人，一切目的都達到了，因此我離開武大，回到船上，兩天以後，到達南京。
南京的中央大學以前沒有去過。現在看到學校的布置：農學院、醫學院，都分配在三牌樓，文學院和其他各院在丁家橋。丁家橋的分配也複雜，部分教師的宿舍，在文昌橋，我是指定在文昌橋的，因為除了隨身所帶的旅行箱外，其他沒有到達，我想趁著這個機會先回泰興一次。
那天到家的時候是在下午，天氣很熱，我從鳳凰天迤東，一路向前，蓮舫正坐在靠門的方桌旁邊，是她看見我的。孩子們都來了，君遂、秀若、惠如，還有瑞允。都長高了，比八年前高多了。最小的君邁，我離家的時候還不到兩個月呢，現在九歲了，躲在桌子下邊，還是瑞允把他拖了出來。清於呢，她是從成都復員的，早十天先到家，可是恰值二次解放，屋上槍彈飛過的聲音像冰雹一樣，所以早兩天又走了。她住在丁家橋校內，我們沒有看到。
正在這時猛不防屋後梧桐樹上跳下一個孩子，很茁壯，十四五歲，個兒不太高，原來是君道。
君道說：「父親到家，是我第一個看到的。」這孩子最愛動，不是爬樹，就是泅水。初中的課還能對付，可是功課一完，他就去活動，老是讓蓮舫牽腸掛肚的，不過問題不大，蓮舫對他總有些偏愛。
四個女兒，清於已經去南京了，剩下三個，恰好高中、初中、小學各有一個畢業的。秀若最活潑，什麼事都有一個計較；惠如是笨一點，但是家務事挺能幹。剩下的是瑞允，這是一個最小的女兒，可是下面又有一個君邁，她算不得最小的孩子，因此支配她的人多，憐惜她的人少，有些怯生。
君遂呢，是最大的男孩子，因此蓮舫和我對他的要求總覺是太高了。要求高是一件好事，可以促人上進，但是要求太高便不容易滿足，其結果不是促成上進而是形成一種壓力，會使一個孩子在無形之中，對於自己喪失了一定的信心。
孩子們都看到了，那時我們的住宅應當說是在一個比較完整的時期。廂屋裡雖然住了常家——不是原來的常先生——可是只有母女二人，母親是一位老孀婦，愛伺候花花草草的，所以收拾得非常整潔，令人有一些塵外之想，女兒也大了，因為伺候一位衰年的母親，所以沒有訂婚，年齡大了，家務搞得很安靜。
我們住的是五間廳屋，五間堂屋。東邊還有灶屋，一切都是有條有理。我到的時候恰在大伏天裡，因為廳屋和堂屋全部打開，空氣對流，感到特別涼爽。中國的舊式住宅確實有它的獨到之處，後來住的人家多了，東一割，西一割，空氣不能暢通，人又嘈雜，這樣的住宅便完全不適用了。
1945年敵人投降之後，直到1949年為止，泰興縣城曾經三次大戰。第一次是在1945年反動日本軍閥向中國投降的前後，第二次在1946年，第三次在1949年春初，那一次我恰恰在泰興。
泰興的蔡鑫元偽軍盤踞在城的時候，說也奇怪，一支游擊隊的領導竟會急速墮落，終於成了偽軍。但是這樣的人不止一個，《沙家浜》的胡傳魁正是這樣的人物。蔡鑫元逐步成為司令、師長；他的手下旅長、團長、參謀長都是全的。此外還有清客，有篾片，這些是文官。文官的作用特別大，他們能為他找女人，辦學校，搜字畫，搶古董。這樣就給蔡鑫元修飾打扮，完全不是一個蔡家巷農民的樣子了。
8月15日，敵軍對中國投降了，日本軍隊從泰興鄉間收回，龜縮在佘將軍廟的軍營里，泰興城的守城工作，完全交由蔡鑫元自己負責。蔡鑫元不是完全沒有準備的。他的準備是把他橫取濫奪的金條、首飾全部熔化，裝在不大的箱子裡，由新夫人陸舜卿帶出，送到上海，順便就住在上海，待蔡鑫元退到上海的時候，共享晚年清福。泰興雖然不大富庶，但是翻箱倒籠，最後還是能夠供養這位師長和師長太太的。不幸的是師長沒有來得及退到上海，師長太太看看一個婦道人家掌握著偌大的家業，究竟撐不下去，最後只得改嫁，在港澳一帶奔波，做了一段時期的華僑，最後還回到泰興，經過改造，參加勞動，結束了這一段紙醉金迷的漢奸生活。
蔡鑫元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到泰興城裡，吩咐他們上城死守，他自己卻在公館裡把幾張八仙桌拼起，嚴嚴地蓋上三層棉被，以防流彈。他在八仙桌下安排了鴉片鋪，呼哧呼哧地抽個不停，長足了精神，同時卻吩咐大廚房把成擔的酸湯麵挑到城上慰勞守城的偽軍。偽軍雖然掛著偽字頭銜，人是真的，他們也知道酸湯麵填不了空肚皮。可能他們不知道，鴉片煙是什麼好東西，想來蔡鑫元總不會一個人躲在桌下吃壞東西的。他們的心境是亂的，蔡鑫元的這一番布置更把他們的心一條條地撕碎。
人民的軍隊在郊外，人數不多，槍支也少，子彈更不充足，但是人民的力量是強大的。夜晚了，螢火蟲正在城外的草叢裡一霎一霎地照亮著渾濁的泥水，媽媽們的聲音喊起來了。
「乖乖，下來吧。下了城牆，打開城門，跟媽媽回去吧！你當和平軍，是為了躲公糧的，不是為蔡鑫元拚命的。強盜們在那裡抽鴉片，吃什麼酸湯麵？跟媽媽回去。媽媽給你攤一鍋薄燒餅。炒燒餅也有。乖乖，下來吧。」
大批的媽媽們，這個喊完，那個再喊。東邊喊完，西邊再喊。
蔡鑫元的軍隊動搖了，薄燒餅、炒燒餅究竟比酸湯麵好呢。他們下來了，不偽了，城門打開，大批大批的人民軍進城了，蔡公館的鐵門擋不住人民群眾的壓力。蔡鑫元要逃也來不及了。人民把蔡鑫元的手腳捆住，一邊把他擁上包車，一邊有人在後面敲著大鑼。鑼聲響處，蔡鑫元在包車上按照命令直嚷：
「大家看呀，蔡鑫元今天現原身了。」
他這一次直嚷也真不簡單，泰興城的四條大街，從東門到西門，從南門到北門，都給他嚷遍了，在全城都認識了他的原形以後，他終於在一粒槍彈之下，結束了一生。
地方行政由張孝箴、敬夫兩兄弟主持，財政由劉伯厚主持。在伯厚出來的時候，背後有一位駝著一張板凳，板凳上是一塊木板，是抗戰貨幣的版型，隨地可印，稱為抗幣。數字太大的時候，由伯厚隨時簽名計數，稱為抗條。抗幣、抗條都作為通貨而存在，但是幣值卻在不斷變化。
在偽軍肅清以後，由伯厚嫂出面，主持群眾聯歡會，地點在公共體育場，正在分碗篩茶，分散花生的時候，有人和伯厚嫂耳語幾句，伯厚嫂說：知道了。她一面張羅，一面收拾，終於結束了聯歡，場上的人也紛紛退出。原來蔣介石的部下已經進城，泰興城第一次的解放工作至此結束。在三天的當中，泰興城換了三次的旗幟，但是除了殲滅了一些漢奸以外，沒有流血。
第二次的大戰在1946年的夏天，這一次確實經過狠狠的血戰。流彈四射，我們家的檐溝到處洞穿，幾乎和篩子一樣。守城的是蔣介石部劉光宇的一團人，攻城的是新四軍的一個支隊。劉光宇是湖南人，後來在長沙起義中得到表揚，但是在1946年死心塌地為蔣介石效忠。他的司令部在慶雲寺，在新四軍破城之後，他把軍隊集中到慶雲寺，在新四軍從四面八方逼過來以後，終於依著山門作最後決戰。慶雲寺是一座大寺，左邊是一條支溝，前邊是雜樹叢生的開闊地帶，右邊是紅袍街，後邊是寺腳堰，深雖不深，卻有六七丈開闊，因此主要是由前面進攻。
慶雲寺的前邊和右邊是戰壕，但是新四軍的進攻不是戰壕擋得住的。喇叭聲，喊殺聲，震天動地。劉光宇不是蔡鑫元，他是能和新四軍打幾個回合的。右邊住戶太多了，攻勢展不開，因此火力集中在前面。山門口，鮮血濺滿一地。革命的戰士們和反革命軍隊的血流滿了一地。但是劉光宇的部下還在死拼，還在一寸一寸地掙扎。劉光宇打電話給他的上級楊旅長，楊旅長在宣家堡，也在死拼，派不出軍隊支援，要他堅持，堅持就是勝利。看看到中午了，伙房的軍士，從寺腳堰的南岸下去取水，恰恰給對河架在周家屋上的機槍手看準，一梭子打過去，伙房的軍士死了。再去一個，再死。直到第七個才算把水挑上來，洗菜，淘米，做飯。飯熟了，正在準備分發到戰地上，但是軍士已經不多了。新四軍越打越猛，他們準備徹底掃蕩劉光宇的部下。劉光宇看看自己的部下，剩不到一二百人，但是新四軍從南面，從西面，從東面而來的越來越多，打是打不贏了。他準備集中殘部，唱歌集體自殺，轟轟烈烈地戰死。
正在劉部開始集中的時候，烏都都，烏都都，新四軍軍中響起了集中退卻的軍號。蜂擁而前的軍隊突然排成整整齊齊的隊伍，轉過身，背著長槍，一個不遺地退卻了。這完全出乎劉光宇的意料。
經過二十幾小時的苦戰，劉光宇眼睜睜地看到新四軍的撤退。要追，他自己很明白，憑著他的百把個斷胳臂、折大腿的兵士是辦不到的了。這一鬆氣，有的索性躺在地下，連吃飯的精力都不夠了。劉光宇帶過多年的隊伍，這樣的打法倒沒見過。沒奈何，他只有把躺著的兵士喊起來，大家吃飯，飯後再重新安排。
這一次是新四軍軍史中有名的北撤，為了追求更大的勝利，他們扔下了即將到手的泰興城，北上了。劉光宇得到這個機會，重新整頓他的軍隊，準備下一次戰爭。我到家的那天，正是第二次戰爭以後的第三天，城裡的堡壘依然存在。由於劉部已經調出，慶雲寺剩得一片荒涼，戰壕里也有些殘餘的經卷，這倒是和尚們在清朝末年從北京請回的佛經大字本，每頁六行，全部是蝴蝶裝，是值得揀起作為紀念的，因為無人主持，也就無從申請，只有由它躺在戰壕里飽受風吹霜打，日曬雨淋了。
地方暫時安定了，我和大哥及親友們見過面以後，接下來便準備孩子們的事了。君道、瑞允、君邁還小，留在泰興讀書。君遂要找工作，秀若、惠如要升學。此外還有霽澄的長孫承德、蓮舫的遠房兄弟應璜、達泉表兄的孩子恆業都要到南京去。我的任務是帶他們到南京，特別對於升學的孩子要考慮一系列連帶的問題，所以雖然經過了八九年的闊別，在家不到四五天，就帶著一群人到南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