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自傳 · 第十章 武漢大學後四年（1939～1942）
1938年12月23日我離開上海，這個萬惡的淵藪，雖然還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但是日本反動軍閥已經籠罩著這個地區，漢奸政權自稱大道政府，懸掛著一面太極旗。黃浦江里的大小船隻，除了個別例外，懸的不是膏藥旗就是太極旗，看了以後真是傷心慘目。
和為旉分別後，船上遇到西南聯合大學學生朱正，中途經過汕頭，這裡新近遭到敵人的轟炸，登岸以後，只看到一片瓦礫。船泊香港時，遙望著廣州這個中國革命的搖籃，這時已經陷落了，無論那裡的余漢謀怎樣吹噓這裡有的是馬其諾防線、興登堡戰陣，但是畢竟經不起日本反動軍閥的一擊，余將軍早已不知哪裡去了。
那時從香港買票到海防，手續很簡單，因此不久以後，我就到達越南的海口，從此再乘火車，到達河內。在河內曾到玉山寺去遊覽，壁上貼著東法都護的揭示，大約是法國漢學家門徒的手筆，他們稱越南為東法，總督為都護，確實是有些古色古香，我們輕易看不到的。從河內乘火車，經過河口進入雲南。河口的一條界河，寬不過二三十丈，過了河又回到祖國。路程不長，時間也很短，過了界河，仿佛重行回到人間。祖國祖國，在多難的時期，經過淪陷區和外國，我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
昆明是四時皆春的好地方，我到的那一天，恰恰是1938年的除夕。和朱正分別以後，我吃過晚飯，在堆棧休息一下。堆棧是雲南人對於旅館的稱呼，大約是因為來往客商在此堆貨的緣故。休息以後到汽車站買票，打算買2日或3日的票，車站工作人員說久已賣完了，l日的還有，我就買了元旦的汽車票，直放貴陽，因此沒能看到昆明市容，辜負了這個有名的勝地。
從昆明到貴陽，中間要經過平彝、安順，第三天下午才到貴陽，同行的有中央大學學生三人，我們很自然地結成伴侶。昆明還有些春意，到箇舊已經下雪，貴陽更是雨雪紛紛了。堆棧里更簡單，除了床架以外，被褥油火，一概自備，所好這幾位學生有些旅途經驗，否則真不易應付。貴陽這時是交通要道，汽車票更緊張，最後只有買了票，乘裝汽油的車子直開重慶。路過婁山關的時候，汽車在山路上左盤右繞，因為經過雨雪，路滑難行，司機控制不靈，幾乎滑到山谷里，差一點報銷，幸虧路邊一塊大石攔路，這才重行上了軌道。經過遵義、松坎，我們到達海棠溪的時候已經天黑。匆匆過了江，在大梁子找到旅館，這天是1939年1月8日。
打聽一下，從重慶到樂山，有汽車直達，2月、3月的票還可設法，要買1月份的票那可萬難了。那時我還年輕，倒也不過分著急。聽說王世傑調任參政院秘書長，便中看他一下，他消息靈通，對於前方的情形並不隔膜，因此談得很暢快。他問起：
「你知道吳稚老的地址嗎？」
我說：「不知道。」
他為我開了地址，所好相去不遠，一下就找到，是一家舊式的房子，小三間，還有一個地下室。
座談以後，不久警報響了。他領我到地下室，坐在一段木料上面。
我談了一下淪陷區的情況，對於抗日戰爭的前途感到很茫然。
吳稚暉說：「日本的問題很簡單，早晚要結束的，倒是國共合作的前途不能樂觀。」
這樣的提法真使我大吃一驚，聯想到路經貴州的時候，那裡已經有人發動游擊隊，更覺得這方面確實有問題。
一切事態的發展都有一定的關係，但是由於我一向對於政治關心不夠，所以都不清楚。我總以為抗戰是當時中國的頭等大事，是超過一切的大事。為了抗戰的要求，為了共同努力於大後方的事業，我離開家鄉，離開老母、妻子和小兒小女，隻身獨行，走到七千里以外。現在說是中日的問題很簡單，那我這樣的奔走，又是為的什麼？
那時正是汪精衛從重慶出走以後，我想汪既然是國民黨副總裁，據說要和蔣介石合作抗日，這時出走為的什麼？我提出這個問題以後，吳說：
「那還不是由於陳果夫、陳立夫這兩弟兄的排擠，汪精衛看到無法和蔣介石這位總裁合作，這才走的。」
汪精衛和蔣介石合不來，這原不是意外。孫中山在日，左右兩位高參，胡漢民和汪精衛就合不來，所以孫中山一死，他們就分了家。汪精衛和胡漢民合作不來，也就註定和蔣介石合作不來。現在分手，由滇越路出走，這件事我在昆明就聽說過，不過沒有想到他會走到東京，干出賣國投敵的勾當。
汪精衛走了，只要國共雙方精誠合作，那時一個人出走，倒也無關大局。但是為什麼國共合作的前途未可樂觀呢？
各種問題攪亂我的心緒。
樂山的汽車票既然難買，我也就不著急；在重慶街上亂逛。我信步走去，抬頭一看，是民航公司。進門問起，原來從重慶到樂山，水上飛機已經通航。我問了一聲，11日開航，票價一百二十元。我身邊恰恰剩有一百多元，隨即買了去樂山的飛機票。
11、12兩日，連日大霧，13日開航抵達樂山的時候，是下午一點鐘。
我知道戴凝之住在果腹商店，隨即去找他。七千里以外遇到這位老同事，大家都很高興。凝之招待我吃過晚飯，隨後和我談起：果腹這地方太偏僻，不方便，要找一個合適的所在。凝之這人本來有些古怪的，我拗不過他，隨即由他領到城中心的安居旅館住下。許熙生、陳祖源都在那裡，陳祖源全家都來了，熙生只是單身。
我在安居旅館包了長期的房間，伙食就包在玉堂街的一家飯店，每月十二元，中晚兩頓，價錢不算貴。
第二天到學校報到，那時武漢大學就辦在文廟裡，中間的大殿是圖書館，兩廡是教室。校長室、教務長室及其他辦公室在後面。各院辦公室在鐘鼓樓，好在那時助教不多，勉強可以安排。
在武漢的時候，湘軍、淮軍的鬥爭在暗地進行，進入四川，一切都表面化了。淮軍的領袖是校長王撫五，湘軍的領袖是教務長周鯁生，他們都是從北京大學來的，但是到了現在，老兵新傳，各有各的天下了。在北京的時候，大家都維持著紳士架子。紳士，是英語的漢義譯，和中國古代搢笏垂紳的原意沒有多大關係。在北京他們大多住在東吉祥胡同，所以有人稱他們為「吉祥君子」。君子們把紳士的英語音譯為「金德孟」，既然是「金德」，而且又「孟」，當然總有些望之儼然的。可是也有人把它譯為「尖頭鰻」，那就不夠高雅了，「尖頭」已經不可，何況還是「鰻」呢？
但是到了樂山，金德的光輝已經黯然失色。紳士們的頭，不期然而然地尖起來了，而且大有鰻氣！
那時淮軍的地盤主要在鼓樓街、半壁街，湘軍的地盤在玉堂街、丁東街。當然這是指的將士們的所在，主帥是深居簡出的。凝之兄替我考慮的住處在府街安居旅館，可算是既不偏東，又不偏西，既不太左，又不太右的地方。他確實是煞費苦心的。
當時大學師資隊伍中，校長是一級，教務長、院長是二級，系主任是三級，教授、講師是四級。助教是由系主任指揮的，不成為單獨的一級。王撫五的策略是儘量拉攏系主任，周鯁生的策略是鞏固院長級，但是經常處於劣勢，特別是在文學院這方面。陳通伯由於平時把持文學院，得罪了中文、外文、教育這三系的主任劉、方、高三位。高翰這位福建人更策略些，儘管對通伯很不滿，但是沒有表面化，劉、方兩位就把浩然巾揭開了。在武漢的時候還不顯眼，現在就完全不同，教授、講師們平時的怨氣經過系主任的挑撥，一齊向陳通伯撲來。
就在這時，中文系來了兩位教授，一位是葉聖陶，一位是高晉生，都是陳通伯推薦的。高晉生來了，劉主任知道他的教師和自己是同學，因此攻擊得不那麼露骨。葉聖陶可苦了，不是什麼大學畢業，和劉主任的祖師爺章太炎、黃季剛都沒有關係，而且曾經寫過幾本白話小說，這就成為他的罪狀。劉先生不是有句名言嗎？白話不算是文學，因此聖陶的作品便成為他的包袱。
劉主任的得意門生朱某某留系當助教，這時正派上用場。聖陶上課的時候，朱隨班聽課。在大學裡，這本是常事，聖陶也沒有注意。事實上，這樣的事，什麼人也不會注意的，可是助教是奉了系主任之命來的，他總得做出一些成績。在中國大學裡，教師們對於自己的語言，一向是注意不夠的，聖陶的蘇州腔，也不免有些期期艾艾，這一切都被助教逐字逐句錄下來，每周向系主任匯報。每周每月，積少成多，劉主任手中的材料已經夠了，他把材料上串下連，終於造成了聖陶不通的罪名。劉先生還好，那位王校長的貴同鄉、中文系教授徐先生更是如獲至寶，到處為聖陶的不通，進行義務宣傳。
一天，中央研究院的徐中舒路過樂山。他是搞文史的，劉賾請他吃飯，同席的人不多，是劉先生、徐先生兩位。他們又把聖陶取笑一番。
徐中舒說：「不說了，葉先生還有幾本著作，究竟是有一番成績的。」
把著作算作成績，兩位劉先生和徐先生都有些不安了，還是劉主任開口：「那也不一定。有些人的著作只是沒有出版，其實還是有的。要是把白話小說也當作成績，問題就完全不同了。徐先生，你看怎麼樣？」
徐中舒本來是局外人，犯不上攪進武大的漩渦，但是也不能不把自己的看法端出來。他說：「話是不錯的，不過我怕三二十年以後，大家知道有葉聖陶，可是有些人的名字誰也不知道。」
正在中文系幾位教授搞內部鬥爭的時候，通伯提出邀我回校，王校長不便拒絕，深刻地加上必須在1月15日以前到校的限制。偏偏我這個七千里以外的懵懂漢，不知其中奧妙，居然來了；而且在汽車票如此難買的時候，居然搭水上飛機到了。王校長如法炮製的閉門羹，無法端出，實在是出於他的意外。事後工學院的丁教授問我是哪一天到的，我說是13日。
丁教授「唔唔」的兩聲，又問：「是不是星期五？」
我說：「是呀。」
丁教授搖著頭又「唔唔」的兩聲。這第二次的「唔唔」使我很犯疑了。不錯，我也吃過麵包，大約我吃的是粗製濫造的麵包，遠遠不如丁教授吃的精緻，所以對於麵包的精緻奧妙，完全不能理解，可是從事後看，丁教授的搖頭唔唔，確實有先見之明。懵懂人是應當吃虧的，懵懂人不吃，那些虧有誰吃？豈不是暴殄天物？
1939年四川的物價很便宜，因此學校的工資是按六折發的，即使如此，大家總感到生活很安定。重慶的官方報紙，把功勞掛在重慶政府的名下，甚至提出別的國家，在戰爭中，特別是發行不兌換紙幣的國家，一般都物價飛騰，唯有中國，不但不飛騰而且還在下跌，可見國民政府領導有方，財政措施基礎鞏固。
當時物價便宜是事實，但是和重慶政府、財政部沒有關係。抗戰以前，紙幣只流行在長江中下游，及至戰事爆發，南京政府搬到重慶，紙幣在大面積的西南地區全部攤開，廣泛流行，所以一時的現象不是紙幣價值低落而是堅挺，甚至有時因為便於攜帶的關係，不但不比硬通貨跌價而是比硬通貨吃香。表面的現象常常有深刻的原因，倘若我們把這一層忽略了，就不但會搞錯因果關係甚至還會為日後的大量膨脹鋪好平坦的道路。既往的覆轍，正好為日後車輛的運行提出炯鑒。
物價低落，為當時的生活提出若干便利條件。1939年春初，在岷江和大渡河兩岸，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甚至數萬人在那裡淘金。每人淘到的很有限，但是這有限的金沙，只要能夠換到一兩斤米，總是有人在那裡淘、淘、淘。這個現象到1940年便沒有了，因為每天淘到的金沙已經換不到這些米，米是有人囤積了。
戰爭在繼續，國民黨的大官們也在拚命地做囤積的生意，樂山是出白蠟的地方，儘管是在抗戰，但是發國難財的軍政大員並沒有忘去發財的機會。山西的閻錫山就曾派人到樂山來調查，後來聽說每年只有一兩百萬元的出入，因此沒有進行收購。上海儲蓄銀行看上了木材囤積的生意，派人經營，從樂山的瞻峨門直到蘇稽，一路都是上海銀行的木材。一切都為日後的幣值暴跌準備了條件。
人民的生活依然是苦的。無論物價怎樣低落，沒有飯吃，沒有工作的人還是很多。我在飯店包飯，吃飯的時候，店門外面照例立著三五個乞丐，他們不是不想進來，由於服務員的吆喝，只在外邊立著，飢火的煎熬使他們難於立待，但是除了立待，他們不能跨進店門一步。及至我碗筷放下，他們像箭一樣地奔進來，把殘羹剩餚一傾而空。他們是我們的兄弟，是什麼社會制度使他們如此呢？
你說他們是無業游民吧，但是有業的又如何呢？樂山是岷江沿途的一個碼頭，每天來往的船隻是數不清的。下水船沒有問題，上水船便全靠人力牽挽。看來每個碼頭都有千百人專門做這項牽挽工作。一隻大船便得有五六十人或是更多人牽挽。中間一根大纜直徑大約有兩三寸，這是必須由彪形大漢負責的，此外每個人都帶上丈二、八尺的小纜，只要向大纜上一扣，就可以向前牽拽，事後照樣計算工資。他們不是直立著前進，而是把手放下，兩手兩腳同時在沙灘上爬行。腳上有草鞋或麻鞋，對於爬行是有訓練的。手是比不上了，但是每隻手中都帶有三五寸長的小木棍，在沙灘上一節一節的插著，移動起來，並不弱於兩腳；人的行進的姿勢，就和四足動物差不多了。纜有纜頭，他有時坐在大纜上面，手執一兩丈長的長鞭，豁喇喇一聲，宛然是北方趕大車的老把式，所不同的是他趕的是人，不是騾馬。這群牽纜人之中，有壯年，也有老年，最慘痛的是還有五六歲的孩子。我看到這群孩子，在別的孩子還嘻嘻哈哈蝴蝶一樣地在幼兒園跟著阿姨們唱歌跳舞的時候，已經來到天府之國的水邊，過這種牛馬不如的生活。我的眼淚是不多的，但是在樂山城外，岷江江邊不斷地流下來。人類的艱難是天給造成的，還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我不禁要質問。
在我們家鄉，舊時代男女有分工，下田是男人的工作，女人照例是不下田的。樂山這地方的男女分工特別。在繡花廠工作的是男人，男人把一切輕活、乾淨活都做了，勞動婦女便做背柴火的粗活。抗戰期間，樂山四圍有的是山，山上都有杉木，有時直徑五六寸的小樹，也砍下來，鋸斷劈開，作為柴火。樂山城裡就有十多家木行，每家都有長期使用的搬運工，供應住戶的需要。這些搬運工都是婦女。在飢一頓飽一頓的生活中，既要擔負生男育女、燒茶煮飯的責任，還要趕早帶晚，做這類勞累痛苦的工作，這就把婦女們折磨得骨瘦如柴，面色青綠。我還記得住在樂山嘉樂門外的時候，有一天放警報，敵機要來了，我看到鄰居一位木工的妻子，抱著一個瘦骨嶙峋的小女孩斜對著太陽，她和我說：「朱老師，警報來了。」
我說：「是警報，你為什麼不趕快掩護起來？」
「不用了，」這位婦女說，「你看我和孩子還有幾天活的？上次送柴火給你們摔了一跤，真抱歉。」
勞動婦女由於營養不足而摔跤，這是社會問題，是我們應當為此感到社會問題的嚴重，那還有什麼道歉的。不久以後，她死了，孩子也死了。這位木工為她釘了棺木，連孩子也埋進，不久木工也搬走了。
在樂山一般居民生活緊張的時候，武漢大學搬來了。當地居民稱之為「中央人」。這批中央人的工資雖然打了六折，但是生活水平遠遠高過一般人民。中央人找房子，租金五十元。他們問：「怎麼這樣貴的？」
「一年五十元，那還貴麼？」本地人說。
「我還當是每月五十元呢？是太便宜了。」
這一下房租就開始漲了。
由於內部鬥爭的需要，武漢大學這批中央人不斷地大規模請客，聯絡聲勢。他們到菜館裡要最豪華的酒席。
「每席什麼價錢？」
菜館掌柜口氣放大一些：「是十二元。」
「是十二元一席嗎？太便宜了。好好的掌握一下，要十六元的。」
菜館連忙漲價，物價又提高了。
樂山人對於這批中央人實在感到不順眼，他們內部的消息是：這批中央人，武漢大學的教授，男的月薪一千元，女的月薪八百元。職員呢，工資多少沒有提到，可是不問是哪一個部門的，到了外邊，一概稱為校長。校長一共有幾十位。樂山人還說：「自從武漢大學到了樂山，上海銀行也來了。本來麼，大家的錢多了，沒法使，這就由中央開了銀行，為他們找方便。」至於上海銀行只是資本家的營生，當地人是很少過問的。
這樣的情形其實也難怪，既不是當地人無知，也不是外來人奢侈。事實上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生活準則，一向是相安無事的，現在把外來人搞來了，生活準則不同了，大家都感到不習慣。還有，當地的生產和當地的消耗，經過長期的互相協調，久已適應了，現在突然來了不少外來人，生產和消耗，來不及適應，物價勢必出現不可預測的波動，外地人有時還要責怪本地商人刁難，但是本地居戶只感到外來人的壓迫。中國歷史上多次的主客之爭，有不少可以從這裡透出一些消息。第二、第三世紀以來，四川多次提出了流民問題，很可能癥結就在這裡。
我到樂山的時候，武大的文學院還是由通伯作主，他和我談起，新生的語文成績太差，需要另開補習班，每班五十人，作為兩班。這是一件苦差事，當然由我頂一班，還有一班由聖陶擔負，這就為我和聖陶的關係打下了基礎。
不知道是不是靈機一動，心血來潮，通伯要為中文系開六朝文這一課，時間是一年以後，工作派在我的名下。我這個人一向是笨乾的，想起自己對於六朝文下的功夫不夠，特別對駢文，知道得太少。我很清楚在這個內部不夠團結的時候，要把工作推出去，白白添了文學院長和中文系主任的糾紛，所以也就承擔下來了，我有的是精力和時間，推諉也沒意思，因此就承擔下來了。
我想六朝文的重點在於賦，特別是大賦，把這一關打通了，問題可以解決一大半。庾子山的《哀江南賦》是賦家的絕唱，必須有他的胸襟和他的處境，才能達到他的地步，這不是我所能希冀的。潘安仁的《西征賦》，敘述入關的經過，這一條路還平坦，因此我決定把我這一次從家鄉到樂山的經過，用賦的形式加以敘述，一則是給自己一種鍛煉，同時也可以更親切地理解作賦的方式。我的《後西征賦》就是這樣寫成的。
這篇賦長約五千字，在古賦中也可算是長篇了。寫好以後，只給很少幾位看到。那時武大圖書館職員馬文珍先生看到了，頗為欣賞，就給上海的一家雜誌社寄去，居然刊出。大家知道，上海的雜誌對於辭賦不可能很內行，因此筆畫凌亂，標點訛誤，都是意中之事。這裡錄出重慶和航空的兩部分。
美哉城乎！巴子於斯建國，李斯之所經營；右大江而左涪萬，故奇險而崇閎；真武縉雲之高標，佛圖陽關之崢嶸；太平儲奇之旁達，都郵蒼坪之精英。別有地稱曾崖，寺名上清，建崇號於國府，卜一戰於橫庚。昔寇氣之逼南都也，乃率眾而西遷，譬黃鵠之高舉，覽天地之方圓；心游乎八表，機發乎九天，將遠蹠而高掌，故一覽而得全。驅庸蜀羌髳之眾，用微廬彭濮之賢；方謀新而舍舊，物有愛而必捐。夫臨危則側席求才，圖治則發憤自勵，彼往哲之成規，非所望於當世，若乃金張許史之擅權，音鳳恭顯之得勢，豐亨豫大之專佞，心腹腎腸之便嬖，持論則宇宙未宏，挾隙則秋毫匪細，臨大江而長嘆，吾屬其將安儕？
亦有椎埋發邱之雄，吹簫屠狗之丑，報睚眥於偶語，伺消息於杯酒，以殺戮為耕作，或嘆息於畎畝，繄掩目而捕爵，咸結舌而箝口，譬九四之自王，聚二五而成偶，黃雀之捕螳螂，禍於何而不有？赴邦家之急難，揚祖宗之威靈，光國則責在匹士，苟免則邦有常經，然而用君之意，齊之以刑，衣不蔽骭之壯，年及中男之丁；若無罪而就死地，宣王為之涕零，生何恩而殺何辜，李華所不忍聽！
若夫燕喜之儔，鴻漸之族，退食自公，天錫百祿，蒙茸狐裘，厭飫粱肉；論事則自具肺腸，御冬則我有旨畜；人囂囂而難知，理翳翳而愈伏，天道之不敢言，孰剝極而能復？別有院號參政，職在風義，過天閽而叩關，謁納言而投刺，方欲陳民生之多艱，邦家之憔悴，不無獻納之言，寧有出位之思？彼方褒如充耳，我則愧而入地，始知夏蟲之不能語冰，肉食之未可與議。
在敘述重慶的這一部分，我把當時的政權和人民所受的痛苦都寫到了。拉壯丁已經成為普遍的艱難，但是壯丁其實並不壯，當時稱為瘦丁。「報睚眥於偶語，伺消息於杯酒」，這在1939年還剛剛開始，以後特務橫行，禍變更烈，寫這篇賦時，還沒有到那樣的地步，但是國家政治，完全利用這批地痞、流氓，盯梢、告密，實在不成其為國家。參政院自有它的地位，當時雖然不是民意機構，但是總算是表達民意的渠道。從我和王世傑的談話中，我對參政院有了一定的認識，這是借著表達民意的招牌，實際窒息民意的場合。
關於飛行的敘述，古代有過，但是不夠具體，李汝珍的《鏡花緣》講到一些，當然還是虛構，魯迅提出奇肱國飛車運糧的故事，但是主要在於諷刺那時北京的一批自封的學者，都和這篇賦里所說的不一樣。我說的是重慶到樂山的水上飛機，當然那時我不可能看到什麼圖104、三叉戟、波音式，我只能就我所看到的留下一些蹤跡。
於是翱翔徘徊，從容天半；駕飛機而西行，望萬象之瀰漫；初斂翼而低昂，忽奮迅而泮渙；摩埃壒於九霄，摘星斗於天漢；山蜂擁而群飛，川倒流而相亂；過瀘敘而一窺，曾不知其畔岸。峰迴路轉，雲樹糾，歲暮而沙渚盡寒，水落而亂州競出，其上則有離堆之天險，三江之浡潏，巨岷演衍而逶迤，濛沫吞吐而橫溢，凌雲左峙而幽深，二峨右抱而屼崒；回吾軫於西州，挹征塵而若失。
從這一段里，可以看清這一次的飛行是由重慶向上，倘使是由樂山下航，敘述當然是完全不同。
馬先生把這篇文章寄到上海發表，並沒有徵求我的同意，但是既經發表，也就無可奈何。最初我還擔心要是給重慶政府的人看到，官司有得吃的，經過幾個月以後，才發現這種擔心完全多餘。不能說重慶政府的人都看不懂，但是他們正忙於內部火併，升官發財，對於這一類駢四儷六，抑揚掩露的文字，他們是不耐煩理會的。
為了準備開六朝文這一課，我是費了一些氣力的，但是一年以後，武漢大學的情勢變了，六朝文不開了，我的準備工作，只留下《後西征賦》這個痕跡。劉先生作為中文系主任，掌握著排課的大權，他要我開《史記》這一課。好吧，《史記》就《史記》。在編寫講義以前，我寫出了《史記考索》這一本書。
1939年，我和陳通伯同游峨眉山。峨眉山在峨眉縣，是樂山縣的鄰縣，相去不遠。那時的交通工具是滑竿。這是兩根毛竹紮好的擔架，中間一個竹篼，墊上棉被，躺上去倒也舒服。那時四川、雲南、貴州三省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滑竿，抬滑竿的人，少說也在十萬以上，他們都是單身漢，沒有家，可是走到任何一縣都有相識的女人，生命就是這樣的消耗了，待到老了，病了，生活也就結束了。他們為舊社會勞動，也終於為舊社會所拋棄。人生的道路，就是這樣的消耗，而澌滅。
從樂山出發，不久就到蘇稽，再下一站就是峨眉縣，縣城不大，比樂山差多了。在這裡停了一晚，第二天上山。峨眉山號稱高六十里，大約這是就往來的道路計算在內，其實海拔只有三千公尺，高雖是高，可是遠遠不到六十里。上山要走三天，下山快些也要走兩天，主要是為了遊客可以到寺廟裡休息。寺廟現在當然是沒有了，但是那時卻盡多，主要是為旅遊服務的。僧人是有的，但是他們的工作，主要是招待來賓，有時甚至可以上鍋炒菜，提供方便。
我們上山的時候，在牛心石、洗象池各休息了一晚。洗象池的僧人說起一件故事。一位遊客看到來往的猴子很多，捕獲了一隻。這一下不得了，滿山的猴子都來了，大殿上、休息室里、房間裡都是猴子。它們把窗欞搖撼得震天響。遊客看看情況不對，央請僧人出來調解，把小猴子放了，同時挑來兩擔苞谷，分給大眾。猴子們看到小猴回來，各自揀了一些苞谷，這才歡歡喜喜地散去。
從洗象池向上，直到山頂，這時是下午二點。靠近山頂，已經沒有大樹，都是六七尺的小樹，看來到了三千公尺左右，是不會長成大樹的。峨眉山頂三件奇觀：（一）佛光，（二）佛燈，（三）雪山；這三件我們當天都看到了。據說蘇雪林上山的時候，待了一個星期，因為陰雨，什麼都沒有看到。
佛光最引人注意，但是要看到佛光，有兩個條件：（一）上午必須小雨，雨後水蒸氣騰上，成為山谷間的雲霧。沒雨不行，但雨太大也不行。（二）下午必須放晴。陽光把人影倒射到雲霧裡，那時你看到自己的影子放得特別大，四邊罩上幾道不同色彩的光圈。這就是佛光。峨眉山有三個頂峰，相去各二三里，稱為金頂、千佛頂、萬佛頂。我們在三處都看到自己的影子，這一下午是很有意義的。
其次是佛燈。夜晚的燈光，忽明忽昧，忽聚忽散，忽多忽少。這個我們也都看到。其實這是遠山的燈火，因為山峰和山峰中間，隔著濃淡聚散的陣雲，雲動盪不定，也就形成燈火的動盪不定。看來非常神奇，其實一點神奇也沒有。
最後是雪山。白天是看不到的，必須在下半夜起來，趁著夜色已散，晨光未動的時候，可以看到遙遠的瓦屋山、二郎山，雪色皚皚，矗立在半空里。不但這兩座山，四望都是雪山，遠近高低完全不同。天色可是冷得很，在盛夏的清晨必須著了棉衣，最好把棉被也披在身上。
山頂空氣稀薄，寒威逼人，因此飯燒不熟，房間裡還得經常燃著炭火，所以第二天的上午我們就下山了。中間路過一個山洞，進去看了一看，大約有兩三里深，高的所在約莫有三四丈，洞的盡頭還有三四個小洞，高約三四尺，已經堵塞。很可能還有很長一段，但是看不到了。
出洞看見猴子，大約三四十隻，不多。正在那裡跳跳蹦蹦，看到人並不畏懼。在我們給予食品的時候，照例是老的在前，小的在後。這不是什麼猴子的禮節，而是老的兇悍有力，所以小猴只能遠遠讓開，必待老的吃飽，它們才敢按次擠進。
從山頂下來，到了牛心石，通伯因為武大的形勢已經輸定了，湘軍敗退，只保住法學院，所以他就無心下來。我是一個無關大局的人，覺得下來也好，因此分手。我步行到峨眉縣，當天下午，看到空中有三五十架飛機。飛機去後，峨眉縣城發出警報，這才知道是敵機。峨眉縣沒有被炸，可是在我剛到蘇稽，已經聽說樂山被炸了。
這一次炸得真慘，樂山縣城的中心幾乎全部炸完了，武大還好，總算倖免，教師們沒有傷亡，學生宿舍被炸，學生死了幾位，其中一位是泰興人李其昌，經濟系學生，死於龍神祠學生宿舍。事後我為他權厝於護國寺，改葬於城北桐梓林，並為他作了墓志銘，寫好刻石。
安居旅館也被炸了，雖然損失不大，但是已經不能住了。陳祖源帶同家眷住到城外十多里的鄉村。我因為學校大局已定，用不到再顧慮，因此住到半壁街陳通伯那裡。生活比較安定些，用不到每天再去飯館。
樂山城裡的損失可大了，整條整條的大街被炸毀了，火還在燃燒。由於城內沒有河水，也很少水井，平時都得沿著岷江、大渡河爬上爬下幾十級才能搞到一挑水，這時更來不及了，只能由它燃燒。滿城焦枯的臭味長達半個多月。有人炸死了，有人燒死了，也有人跳在廚房裡的水池裡，本來是想暫延性命的，可是房子燒了，水池的水也沸滾了，人就被沸水煮死了。
葉聖陶住在商務書館的堆棧里，是棧房的最後一進，堂屋有後門，本來可以進出的，可是由於新添地板，門被堵死了，看看前面已經著火，逃是逃不出了。總算天無絕人之路，一位學體育的孩子，拚命把後門掇開，全家沿著牆根逃出，還得不時仰望著天空，唯恐日寇的飛賊，進行無情掃射。
經過樂山的一場轟炸，武大秋季開學的日期更推遲了。由於校長和各系系主任直接聯繫，文學院長的職權完全架空了，通伯沒有工作可干，自己要開的課本來是教熟了的，樂得出去看看。他約我同去，因此再次出遊。四川的名勝，本來是「峨眉天下雄，青城天下幽，劍門天下壯，三峽天下奇」。我們這次準備去看青城山。從樂山縣出發，首先要到成都，那時汽車票還好買，所以到成都沒有困難。
成都是個好地方，位於盆地中心，地勢平坦，不像重慶、樂山那樣，出門就是高高低低的。1939年夏天，物價非常便宜。吳抄手的雞湯抄手，四毛錢一碗。我們到一家飯鋪吃中飯，一碗紅燒肉，一大碗牛肉湯，出門的時候，只付出八毛五分。遊玩的地方城內有少城公園，城外有丞相祠堂、惠陵、草堂寺、青羊宮和萬里橋。環城的錦江，更是粼粼碧水，使人想起兩千年以來的史跡。
從成都到青城，首先要經過灌縣，我們在灌縣招待所，正準備第二天上山，可是次日上午，消息到了，說是蔣介石要游青城，山路攔斷，不能上去。沒奈何，我們就去看離堆，看都江堰。離堆是自然現象，岷江到這裡分為內江外江，儘管風景秀麗，但是還看不到人力的偉大。都江堰可真是了不起，每年把內江堵塞，先修外江；外江修好，再修內江。這就保證了水流暢通，灌溉順利。成都平原幾十縣的農作物全靠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兩千數百年以前，我們就有這樣偉大的創造發明，這是何等的光榮；兩千數百年以來，我們能把前人的勞動成果繼續不斷地發揚光大，這也是值得自豪的。
在招待所的第二天，我們得到通知，蔣介石不來了，山路暢通，我們隨即準備進山。一路看到民佚二百多名，馱著大澡盆、洗面架、鐵床、梳妝檯、衣櫥、紅木桌椅、沙發和其他等，從青城山一路下來，我們這才感到要人的顯赫，僅僅到青城山一趟，就要浪費這樣大的人力，何況這還是抗戰時期。重慶的大員們不是成天嚷著節約救國嗎？他們原來是這樣節約的，那就無怪這個國家越救越難救了。
我們進入青城山上清宮，門外石壁「天下第五洞天」，每字都在一丈以外，雄偉非凡。進入山門，在客座休息，當晚就看神燈，大約和峨眉山佛燈差不多，但是不如峨眉的生動。第二天看試劍石，據說是張道陵開山的時候，妖魔和他比賽，被張道陵砍了一劍，妖魔借土遁走了。試劍石確實很壯麗，三五丈高的石壁，中間劈開，罅地不過數寸，這當然是原來的自然現象，與張道陵毫無關係。
臨行的時候，老道把我們送到門外，非常恭敬。
我看到「天下第五洞天」這幾個大字，向老道請教道：「青城這樣的名勝，算是第五，請教第一到第四是哪些地方，日後也可以去瞻仰。」
「啊」，老道說，「小道在這座荒山，應酬太多，對於那些名山，可也荒疏了。」
我真懊悔，不應當輕易發問，引起老道的不安。
從成都回樂山，我們包了一條大船，飽覽岷江山色。一路下行，在眉州的地界息宿，我們上岸飽看了中岩的勝跡，三蘇祠供的是蘇洵和他的兒子軾、轍兩位，地方卻是荒僻得很，再下就是青溪縣，李白的詩：「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青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青溪就是這個青溪，三峽指這裡的犂頭、背峨、平羌，三峽和夔州以下的巫峽、西陵峽、瞿塘峽無關，否則過了三峽，那時回看重慶，還在半空，只能向上，哪能向下呢？
回到樂山，我們仍到半壁街住著。
在這裡等待我的是不斷的噩耗。
蓮舫和大哥都來信，說母親去世了。我從泰興出發的時候，母親的健康是不夠好的，但是總以為老年人經過各式各樣的煎熬，衰年有病，是常有的現象，但是想不到我出門以後，母親就去世了，這是不可挽回的痛苦。在大哥對我的壓迫中，母親總是在可能的範圍內給我回護，全面回護是不可能的。我每次回到蘇家巷老宅時，我和母親見面有人監視，因此母子見面，有時竟是相對無言，這是何等痛苦，但是我相信母親對於最小的孩子，總是偏愛的，何況我的二哥、三哥久已去世呢。
大哥的心境很難理解。他是兄弟四人中最長的一位，父親去世後，他首先自動地取得家長的身份，這是他和三哥矛盾的根源，及至我自國外回家，他那年四十歲，立即自動離職，不再工作了，把母親和他這一房的生活，完全作為我的負擔。他的責任，他的兒子的就業，他向本君哥買屋，這一切都自動地安排在我的頭上。不僅如此，他總是指出我對於他的虧待，及至我托常健東或其他朋友向他探問，然後才能得到一個頭緒。因此從我回國以後到這時的二十餘年中，生活是在痛苦中度過的，但是我不能專門追求痛苦，我只能以加倍的工作，求得痛苦的忘卻。
母親去世，大哥對我提出的要求是立即回泰，料理喪事。這樣的要求，在平時是對的，但是這時是戰時，從泰興來四川已經千辛萬苦，可是經過中間一段時期，交通更阻塞了，怎樣回去？回去以後又怎樣再來？何況這時的泰興已經起了非常的變化。
敵人的橋頭堡原在靖江，他們不時也派小隊到泰興，這主要是窺測情況，問題不大。自從汪精衛在南京建立偽組織以後，情況不同了，敵人要把勢力向北深入，第一步必須進入泰興。泰興的游擊隊蔡鑫元這時起了最大的作用。游擊隊和偽軍是對立的，但是個別的游擊隊和偽軍之間是沒有一道萬里長城的。胡傳魁和蔡鑫元是一對孿生弟兄。蔡鑫元投敵以後，敵人來了。蓮舫聽到消息，首先把孩子們送到鄉間，廂屋裡的嚴先生一家也去了。蓮舫把大門堵塞，獨自守在家裡，她從灶屋的窗子裡看到敵人從城牆上爬進來了。城裡沒有抵抗，但是敵人的進攻還是慎重的，他們從東南涉水直逼到大門口。
大門敲打不開，他們便捶打灶屋朝南的偏門。正在偏門岌岌欲倒的時候，蓮舫把門開了，自己躲在門後。她數了一數，一共五十七名。敵人進入正屋以後，她逃到大路西邊的楊家，楊家的人已經散了，她貼在牆上，看見敵人正從屋後出來，就重新數一下，「一、二……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七名敵人退出以後，她飛快跑回來，把門窗重新關好，度過了一重艱險。女人女人！女人不是荏弱的，不是哭哭啼啼，而是身心堅定，能應付艱危，安定局勢的。我總感覺我對於婦女的估計是始終不夠的。一年以前堅定地勸我入川的是蓮舫，一年以後，堅定地應付險惡環境的還是蓮舫。
泰興已經淪陷，蓮舫和我不是沒有作過最壞的打算，因此不問時局和家庭的變化，我是堅定不回泰興的。
由於母親去世，大哥向蓮舫提出，要在三年之內，每月貼出上供費二十元。給母親上供，這是家鄉的風俗，但是並沒有必須在大哥家上供的規定。蓮舫看到不如數給錢，問題不會解決，因此二話不說，如數承擔。大哥看到在泰興沒有油水可榨，好在地區雖然淪陷，郵件還是輾轉可通，因此向我提出一篇賬目，要我立即答覆。
這篇賬目確實是煞費苦心的，大哥不是說要我貼他若干的費用，而是用長長的三十二行的信紙，提出我欠他的數字，某項某項，欠錢若干，總共是三千餘元。事實上我雖然恭任大學教師，月薪六折支付，還要應付自己的生活，無法考慮從來沒有欠下的賬目，因此只能不作答覆。七年以後，抗戰結束，次年還家的時候，兄弟見面，大哥沒有提到這件賬目的問題。大約那時他的孩子已經工作，生活可以應付，無須再行處理這些沒有根據的賬目了。
武漢大學的內部鬥爭也逐步明朗了。法學院方面，由於這裡是湘軍的老營，一時還沒有動。學生方面對於「中執委」的分裂，都瞭然了，但是校長王星拱還要闢謠，他說他和教務長周鯁生是團結的，沒有意見的，並且當著學生代表的面演了一出親愛團結的喜劇，兩人一再拉手，表示不可分裂的友誼。學生們經過這幾年的鍛煉，看了這一齣喜劇，很明白這是怎樣的一回事。
文學院的垮台，已經是肯定了。陳通伯最多只能保住一個歷史系，其餘的中文、外文、教育三系，由於系主任和校長王星拱直接聯繫，院長的職權便完全擱起來。我是中文系教師，劉主任、劉先生、徐先生是系主任的一幫，葉聖陶、高晉生是通伯的一幫，蘇雪林這位女教師，從她的師友關係看，應當說是通伯的一幫，但是她是安徽人，所以劉主任看在淮軍的分上，沒有給她難堪。問題在於我，我和淮軍、湘軍本來都相熟，和通伯是同學，但是在珞珈山的時候，由於淮軍炙手可熱，我和通伯遠了一些，反而和無所屬的陳祖源、許熙生等比較接近，那時劉主任也故意拉攏我，免得和通伯生疏了。所以初到樂山，我總以為雙方都是熟人，有意進行調停，但是由於王星拱準備搞清一色的淮軍，劉、方這兩位系主任都堅定起來，更沒有調和的餘地，因此我只有按照形勢要求，退出這場無意識的爭吵。
但是劉主任已經把我安排在通伯一邊，中文系的形勢，除了蘇雪林以外成為三對三的情況。然而力量是不均衡的，有王星拱撐腰，劉主任又拉進來兩位教授，一位姓黃，一位姓徐，都算是劉主任的支柱。還有一位從中大來的助教李某某，作為講師請來。人手全了，開始進行排擠。對葉聖陶是給他排了三班大學一年級國文。
聖陶是和平的，但是也感到三班國文有些吃不消，他向劉主任提出了。他說：「新來的黃先生、徐先生為什麼不排三班國文呢？」
劉主任在珞珈山的時候謙虛、謹慎，現在覺得這完全是不必要的了。他把眼睛睜大，高聲說：「這哪能比呀？人家是專家。」
這一場氣惱，聖陶只有憋在肚皮里。
對付高晉生，是在學生那裡散布說晉生「都是在那裡考證什麼古字和什麼相通，世上哪有這樣的通法！」
對我的辦法又有所不同。我在珞珈山開中國文學批評史已經五年多了，現在他主張把這門課改為選修，這樣就可以鼓勵學生不選，造成空白。在武漢，學生沒有必要完全服從系主任的吩咐；到了樂山便不同了，畢業生的工作，完全依靠系主任的推薦，所以系主任無形中主宰著一切。
我的答覆是要麼不開，要開就得依舊是必修。最後由於徐教授的建議，改開《史記》。雖然有必要好好學習起來，劉主任的策略除了督促我更好地準備新課以外，沒有達到排擠的目的。
但是這一年秋天卻出了一件事，終於扯破了表面的和平共處。
那時大一學生入學半個學期以後要經過一次甄別考試。劉主任出了下面一個題目：
試將下列作品譯為恆言：
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義於中，服和於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韋兮考古齊同。亂曰：韋之申申。佩於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
這位主任先生總算是博學的，不知怎樣給他找到柳宗元這篇《佩韋賦》，這已經不簡單了，特別是他那個「恆言」，可真使我們莫名其妙。
中文系教師都去監場的，可是在學生問我們什麼是「恆言」，是文言，還是白話？我們都回答不上來。坦白講，這一次出了我們的洋相。
不久以後，學校通知我們到校看卷。我到文廟後，正在那裡琢磨橫匾上的「賢關」二字，儘管每筆都寫得很好，但是整個看來，非常的不相稱。我想到前人所說的計白當黑這一句，大約因為「關」字寫得散開一些，沒有把四圍的一圈地位留下來，結果是覺得「關」字太大，和「賢」字拉不平，這就造成姿態的不平衡。
正在這時候，聖陶、晉生都來了，三個人一道走，才進得正門，警報響了，我們隨即退出。那時聖陶新搬到竹公溪對河，我們都去了。剛好篩過茶，聖陶怫然道：「什麼恆言！這個卷子我們不看了。」
不看就不看，總得給學校去個信，大意是說「恆言二字，不解所指，未便參加閱卷」。這封信是由聖陶大嫂謄清的。聖陶隨即署名，接下來是晉生，最後由我簽名。
聖陶笑著對我說：「你客氣，把名字簽得最後，王星拱接信的時候，會和劉先生估計，認為是你發動的。」
這樣的估計是入情入理的，但是三個人共同簽字，每人都準備負全責，說是我發動也不妨事的。
那時我已從半壁街搬出來，住在聖陶的對河，水淺的時候，踏著河床亂石就可以過去的。
竹公溪是樂山城北的一條小溪，從綿竹鋪下來，匯合了江公堰的堰水，再向東南流，到張公堰的口外，傾入岷江。這是長江支流中的支流，河口有六七丈寬，上面很窄，有時只有一兩丈光景。冬季水涸的時候，只有尺把深，水清見底，但是到了夏天，白崖一帶的山水衝來，可以漲到兩丈以外，兩旁的低田，有時浸到水裡，於是浩浩蕩蕩，成為一片巨浸，水也混濁到發紅，這是山溪的本色，不過在平時總還是靜靜地流過，只有夜深以後，或許在一兩里內，你會聽到張公橋下面的水聲。
聖陶住在竹公溪右邊，我住在左邊，是當地陳姓的別院，由經濟系的鐘兆璿租下來，分給歷史系的陶音、法律系的李浩培和我同住。經濟系的一位講師彭迪先也在這裡包伙，因此平時是很熱鬧的。
我住的那一間特別暗淡，下午以後，光線就很不夠了，可是工作很多，不免要堅持下去。記得一次大雨以後，牆壁上破了一塊，這種情況，在我們家鄉不多，在四川也許因為經常雨澤滂沱，倒是常有的。這一堵破壁有時迎來了陽光，反而有利於工作。老子說：「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物或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一切的事物，都在發展變化之中，我們的看法便得要靈活一些。
助教朱某某到西北大學去了，中文系出了助教一缺，那時本系畢業生周大璞，河南固始人，正在樂山盤桓，沒有工作。這是一位老實人，我把情況和通伯提出，那時他的文學院長職務還沒有解除，因此向校方提出，劉主任沒有異議，這一來系內解除了朱某某的搬弄，沒有添出新的枝節，確是一件好事。在以後的歲月中，周大璞對於武漢大學中文系卻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葉聖陶是在1938年來校的，那年因為他在9月份到校，所以這一個年度，校中只給了十一個月工資。現在他準備離校了，和校中結算，提出這個月的工資問題。王星拱在覆信中說是9月份到校，只能由9月起支薪，並且鄭重地說起：「不能以公帑為饋物也。」語氣著實嚴重。聖陶非常氣憤，一邊放棄要求，一邊提出質問，大意是說一般教師都是8月份學年度開始領薪，9月份開課，為什麼對他有這樣不同的待遇。他把信稿給我看過，我提出補充二句：「不獨不望先生以公帑為饋物，並望先生之不以公帑為饋物也。」聖陶看了大為高興，隨即補上，這就清脆地給王星拱以一個教訓。
事實上，在1949年前的機關里，以公帑為饋物，是常見的事。在腐敗的官僚機構中，固然是毫不足怪，在這些自命的「金德孟」中，也隨時如此。某先生出國，已經在武漢大學領取一份官費，浙江建設廳再給一份官費，這是「以公帑為饋物」。某某到西北大學，由助教而給與講師的聘書；某先生來武漢大學，由講師冒稱副教授，隨即由王星拱發給教授聘書，這也是「以公帑為饋物」。還有那號稱清廉的顧某某，在交通部部長任內，指定平漢鐵路局按月撥款四千元給武漢大學作為材料檢驗費，武大當即作為專款保存。其後顧某某下台，以兩袖清風為理由，向武大提取五萬元。什麼「不以公帑為饋物」，什麼「金德孟」，我在武漢大學都親身領教過的。
不久以後，聖陶辭職了，由四川教育廳廳長郭有守安排了語文視察員的名義前去成都。晉生也辭職了，去三台東北大學中文系擔任教學工作。他們兩位去了以後，也給我安排了外語視察員和東北大學中文系教授的工作。對於朋友們的好意我是感激的，但是我一時不想離開。
1939年來武大的時候，我是準備好好地工作的，不料遇到的不是工作而是鬥爭。鬥爭就鬥爭吧。這雖然不是我的要求，但是我也無法拒絕。鬥爭要有一個鬥爭的架勢。泰興人有句話：「打死不離戰場。」才交手三五回合，就趕緊退卻，給人看腳板底，當然這與外國商標的「金德孟」無關，但是這種國貨的君子之風，也實在窩囊得令人發笑。鬥爭就是要扎硬寨，打死仗，固然在必要的時候，不妨作一定的退卻，但是退卻是為了爭取最後的勝利而不是逃跑，更談不上把戰場交給共同作戰的朋友，而自己跑到太平的角落裡自命清高。真想不到我把妻室和七個子女留在淪陷區，走到七千里外的武大中文系獨力作戰，對付這高高在上的「金德孟」王星拱校長，和劉系主任。命運是註定了，沒有必要退卻時，我是不會退卻的。
但是我還有個家呢，那裡有我的妻室和我的七個子女。在南通的時候，我在每學期的中間都要回去一次。在武漢的時候，因為路程太遠，談不上在學期中間回去，但是每學期最長不過十八九個星期，我在書架上貼著一幅登樓圖，上樓九級，中間停頓一下，下樓還是九級。雖然對於工作，對於讀書，不容許有任何放鬆，但是我在每周每周的進行中，總要看一看登樓圖，九周一過，已經上樓，再過九周，就是溫暖的家庭、親愛的人了。一周一周的過去，我是如何的盼望。但是現在不同了，雖然郵件還能輾轉到達，很少失落，但是有時二十天來一次，有時三個月來一次，望穿雙眸，依然是「斷腸人在天涯」。
是不是可以回去呢？可以的，從樂山到成都，從成都到西安，以後經過洛陽、開封、商丘、十字河，還是可以乘津浦路火車的。但是也許有人可以，我不能。因為我那位老同學，在梧州省立第二中學同事，我這次入川時還在上海見面的陳柱尊已經由南京偽中央大學的文學院長進為校長了。他對於我是了解的。那時由十字河向東，只要一上火車，敵偽的特務沒有不了解的，萬一我到下關車站，不愁陳柱尊不會來找我，那時我能接受他的聘書，到偽中央大學去教書嗎？父母生我的時候，不是準備我去當漢奸的；三哥在南京為革命殺頭的時候，不是為我這小弟弟作出這個榜樣的；即使我的大哥，無論他對於兄弟曾經進行好的和不好的種種不同的處理時，也沒有給我這樣的範例。無論如何，只要敵人和漢奸在南京和泰興，我是不會回家的。一年、兩年、三年，甚至更長更遠的時間，我一定要堅持下去，也一定能堅持下去。
但是我不能不懷念我這個家庭。平時作詩，這時也作詩；平時不填詞，這時偶然也填幾闋。這裡錄存幾闋：
浣溪紗
小字紅箋望更賒，誰憐飄泊又天涯，薄寒輕袂一些些。還是贏來河滿字，可曾閏得海棠花，朝來山館雨風斜。
阮郎歸
十年萬事海茫茫，天涯神久傷，蕭條兩鬢欲成霜，秋來漏更長。數落葉，倚迴廊，月明正繞牆，引杯那得不思量，風光最斷腸。
減字木蘭花
歸心漸懶，憔悴情懷天不管，無限淒涼，紫陌春風日夜長。小園依舊，獨對寒香鐙影瘦，最是江聲，流盡年華白髮生。
踏莎行
短睡瞢騰，輕寒倚側，歸心欲度春無力，別時容易說明年，可憐一路邯鄲直。水閣重臨，山樓小立，飛鴻盡處望難極，斜陽頗奈又黃昏，夢魂不到華胥國。
清平樂
倩憐密愛，往事分明在，一寸芳心愁欲碎，記得那人眉黛。柳梢小蒂春融，梅花淺蕊香紅，莫遣夜闌鐙永，輕寒濕透簾櫳。
在這時期中，西南聯大的羅常培來了，他為西南師範學院約人。貴陽師範學院約我去當系主任。譚戒甫也從西北大學來信，談起他自己要南來，希望我去接他的系主任職務。但是武大中文系的情況未定，我想在這裡多耽擱幾天，見識見識。
1940年秋天，那位專家徐教授好久還沒有專課，恰好重慶教育部的新章，大學中文系可開傳記研究這一課。傳記研究是什麼東西呢，可恨那位南關祭酒許慎先生在那本萬寶全書《說文解字》里沒有明白交代，這可苦了我們這位《說文解字》專家。翻翻別的書吧，可是劉主任是不讀那些歪門邪道的。但是劉主任畢竟是有才學的，想起傳記必然是什麼古文之類，於是搬動這位專家徐教授開傳記研究這一課，而且為了慎重起見，在傳記研究下面註明本年度開韓柳文。這就是說這一年是韓柳，以後是歐蘇，是王曾，總而言之，都是傳記，由徐教授以專家身份包下來。
有什麼辦法呢？抗戰時期的大後方是無奇不有的，而專讀《說文解字》的劉主任居然想到古文八家，作為傳記研究來開課，已經很不容易了。《官場現形記》第四十二回說：「瞿太太廣有才情，於是拿別條來比擬。」這原是興國州的故事，好在那裡離劉主任的家鄉廣濟不遠，流風餘韻，宛然猶在，這也算是「拿來比擬」吧！
但是經過這一次的事故，我對於傳記文學卻感到一種愛好，從那時到現在，將近四十年了，我的業餘時間都花在這裡。不但是業餘，有時竟把傳記文學作為正業。我的遺憾是我讀的外國傳記著作不多，沒有能夠充分吸收他們的寫作經驗；同時我的寫作能力也很差，沒有能夠寫出較高水平的作品。
在這次決定以前，我曾經對於《詩經》、對於《史記》、對於中國文學批評史下過一些功夫，現在看來這方面的成就很有限，因此都放棄了，把全部精力轉移到傳記文學研究方面。中國的二十四史里是有不少的列傳，但是那是史傳，每一篇傳的寫作無論怎樣高明，都是為說明這部史書服務的，不是獨立的傳記。文學作家所作的傳記不少，但都是短篇作品，即使長到宋人所作的行狀，也不過幾萬字，寫了人物，但是沒有交代時代背景，脫離了時代的人物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此無論韓柳歐蘇王曾和近代的任何作家，所作的傳、行狀、墓志銘，其實際只是速寫，不是傳記。
這就迫使我不能不沉下心來仔細研讀西方作家的作品，從羅馬的勃路泰哲到英國的斯塔雷奇、法國的莫洛亞。莫洛亞的一本傳記文學理論，是我所見的唯一的理論書，但是武大圖書館只能借出一個月，而不斷學習是完全必要的。我沒有打字機，因此我連讀帶譯，在一個月內，把這部理論掌握了。經過刻苦鑽研，我才認識到在西洋文學裡，一位重要的傳主，可能有十萬字乃至一二百萬字的傳記，除了他的一生以外，還得把他的時代，他的精神面貌，乃至他的親友仇敵全部交出，烘托出這樣的人物。在讀書方面，我決心絲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
讀了外國的作品，不能不知道中國的作品。我早年曾經瀏覽過二十四史的史傳，對文人的作品，多少也有些認識。我連道家的什麼內傳、外傳，佛家的《高僧傳》《續高僧傳》《宋高僧傳》也不敢放過，最後寫成了《中國傳記文學之發展》這本書，主要敘述中國古代的作品。
我自己對於這部敘述很不滿意，因為對於漢魏六朝的敘述太簡略了。事實上沒有足夠的材料，敘述也就必然地簡略。這樣我就開始了輯佚的工作。我從《漢書注》《後漢書注》《三國志注》《文選注》以及類似的畸零瑣碎的著作里搜求古代傳記的殘篇斷簡。有時只是幾個字、十幾個字，有時多至幾萬字。我利用這些材料和道家、佛家的材料寫成一部《八代傳記文學敘論》。記得1941年夏季的一天，我在吾廬里正在抄集的時候，空襲警報來了，是夏天，身上著的白衣服不宜於跑警報，只好伏在窗下。兇惡的敵人在附近轟炸以後，揚長而去。我從窗下爬起來，依舊抄錄《惠遠傳》，作為這部作品的附錄。
外國的作品和古代的作品是讀過一些了，但是這不能作為我在傳記文學方面的成就。外國人不是中國人，古代的中國人也不是現代的中國人。作為現代的中國人，必須自己能寫出一部有閱讀價值的中國人的傳記。寫誰呢？最好是寫現代人，但是有困難。首先，時代距離太近，是非沒有定論。這還不要緊，我寫的東西，主要由我自己負責，有定論固好，沒有定論也不妨，即使我的結論錯了，把這部作品扔到垃圾堆里，也不過是舉手之勞。真正的問題不在這裡。最大的困難在於資料不夠。公開的材料不夠詳細，私家的撰述也不盡可靠。國外的大人物常有保存來往信札和當年報刊的習慣，中國的大人物對於這樣的習慣還有待於養成。即使有了一些材料，家屬又視同祖傳奇珍，輕易不能外傳，更談不到容許無名少姓的人參加這份工作。所以，要搞傳記，依然不能不從古人中著手。這是一種缺陷，但是這種缺陷，不經過較長的時期是不可能克服的。
但是寫古人，也有很大問題。古人是過去了，過去的史實，倘使和現代完全沒有關係，那麼就沒有任何現實意義，而一切沒有現實意義的作品，時代是不需要的。所以這裡的難關是既沒有敘述現代人物的條件，同時又必須具有現實意義。
不僅如此，即使我們考慮到歷史人物，而這個人物的生活，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倘使這是一般讀者熟見習聞的，那麼即使我們辛勤敘述，意義也不大。為什麼？因為你的作品沒有特定價值，所以也就不能具有存在的理由。在沒有動手以前，問題一大堆，這些都必須加以考慮，然後才能進行工作。
經過仔細考慮以後，我決定寫《張居正傳》。我想到的寫法是從來沒有的，而且準備寫二十萬字，所涉的方面多，範圍大；依據古代既有《法顯傳》，又有《法顯大傳》的範例，定名為《張居正大傳》。大傳的名稱，有些人看了很不習慣，但是沒有辦法，只能由它去了。一切事物的出現，都要經過由不習慣而習慣的過程，這原是不足為奇的。
假使我們對於明代的故事有一定認識的話，我們會看到從開國以來，到世宗後期，這個朝代已經是無可救藥，危在旦夕了。內部是統治階級腐朽沒落，人民起義的呼聲載道，外部是韃靼破關入侵，首都北京不斷地遭到包圍。在這種情況之下，出路在哪裡？要麼是推翻當時的王朝，要麼是刷新政治。推翻王朝當然是直接的，但是並不能徹底，因為在農民的階級意識沒有得到根本改造以前，舊王朝覆沒了，新王朝還會走那個王朝的老路，統治階級的人物換了，但是統治階級並沒有得到改造，何況韃靼大軍正在居庸關外，他們的思想意識久已沉浸在《元秘史》的敘述里，夢想中原是他們的世襲領地，朱元璋是一個叛變的「蠻大人」，只要包圍北京，把這個首都拿下來，小小的中原依然可以由他們蹂躪，那時把中原改為牧場也好，把劉、王、張、李、趙五姓全部殺盡也好。由新興階級出來改造舊中國，這一條路是徹底的，可是沒有新興階級的出現，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這個新興階級是幻想，是不可能產生的。
那麼只有刷新政治這一條路是走得通的，但是要談刷新政治，便得和殘暴昏庸的皇帝斗，和貪污腐朽的官僚機構斗，和魚肉鄉里的刁生劣監斗。這是唯一的道路，也是艱苦的道路。張居正走的是這一條道路。從我們今天看，這是很不徹底的，很難持久的，但是當時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十年，這短短的十年之間，皇帝只是一個聽話的孩子，即使他具有殘暴和昏庸這明代君主的兩種特性，還不可能暴露出來；對付貪污腐朽的官僚，張居正有他的考成法；至於刁生劣監，這是一個範圍廣泛的問題，但是張居正一則嚴格控制學校生員人數，肅清他們的來源，二則拆毀書院，禁止講學，斷絕他們結黨營惑的基地。當然他的工作不細緻、不徹底，但是他的成就是不能否定的。明王朝久已是岌岌可危，亡在旦夕了，經過他的整頓，明王朝的統治，居然延續了七十年，這是帶有偏見的歷史家也不能否定的。
但是我手中掌握的資料還很不夠。抗戰時期的大學圖書館，本來書籍就不多，何況高拱的《高忠襄集》館中沒有，談遷的《國榷》還沒有出版。不過我從任戇忱那裡得到教訓，要待材料收集完畢，再行撰述，那麼不但撰述完成遙遙無期，就連撰述的開始，也無從估計了。
我住在竹公溪的吾廬，平時除了上課以外，難得到校，因此難得過問學校的情況，不過也不是全無所知。
由於教師的居住問題一時不易解決，武大王星拱校長決定建築一些教師宿舍，不過他卻明定了一個條件，理工學院的教師宿舍，由學校負責，文法學院教師的宿舍，一概自理。這是一種非常特別的條件。大約因為他自己原來是理學院教授，所以有此規定，否則不可能提出這樣荒謬的主張。
文學院院長陳通伯辭職了，王星拱看到劉、方這兩位系主任反對陳通伯的活動太露骨了，決定由教育系主任高先生擔任院長。高先生興沖沖地到差了，看到我的時候，他說：「一切照舊，一切照舊，朱先生可以安心工作。」他的好話我領情了，但是事情出乎他的意外，方主任的夫人是位說得出做得出的幹將，她揚言道：「反對陳通伯是中文、外文兩系的功勞，高某隻不過是在旁邊湊湊熱鬧，現在文學院長給了他，那不行。」這一位大嫂能說能行，高先生是聰明的，好在他的路道多，不久就辭職了。
我從泰興來，到這時1942年，時間已經不短了。劉主任在珞珈山時和我還是有些來往的，沒想到入川以後，他反對陳通伯，把我也帶上了。帶上就帶上吧，經過兩年半時間，他的本領我都領教過了，特別是他那拿手的兩套：「恆言」和傳記文學這兩件，他的功夫可算是十足了。正是吳季札所說的「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因此我感覺對於武大，沒有更多的留戀。同時自己對於傳記文學也產生了更大的興趣，留在武大，也沒有多大的用處。
正在此時，我接到中央大學的聘書。本來由於重慶政府教育部的規定，教授滿了十年，可以提出研究課題，申請休假。我的研究傳記文學的課題，是久經通過的，恰好接到中央大學的聘書，我便向王星拱校長提出。王星拱和我說：「朱先生的研究課題是在武大提的，現在去中央大學，部中另有規定，朱先生是知道的。」
「知道的，」我說，「到中央大學去了，不會在武大領取工資的。」
我從南通師範去武大時，當月也沒有領取工資。這原是做人的立身之道。